1938年1月中旬，即趙尚志從佛山越過黑龍江進入蘇聯半個多月後，周保中從饒河越過烏蘇里江，在蘇聯的比肯待了34天。
軍事的、政治的，急需解決的問題一大堆，來一趟“階級祖國”容易嗎？只是與趙尚志“應邀”不同，周保中只能通過蘇聯遠東紅軍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取得聯繫，結果雖然與趙尚志不同，卻也是萬萬不曾想到的。
2月21日，《春山給周保中同志的信》中說：
此地組織已取消，以後再不要派人來，新的關係將由國內方面來建立，在未建起新關係前，你們應獨立工作。
就是說，在東北黨和抗聯被“集團部落”擠壓逼進山林，魚兒沒了水、瓜兒斷了秧般與群眾斷了關係的同時，與中央的關係也斷了。
什麼叫絕境？
許多老人說，那時我們不知道與中央失去了聯繫，也不知道程斌、宋一夫這些人叛變了。我們是戰士、基層幹部，讓我們知道這些，會影響軍心士氣。不斷有人凍死、餓死、戰死，還沒有兵員補充，眼瞅著隊伍越來越小，我們只能從這種切身的經歷中，感受當時的形勢和抗聯的處境。
周保中什麼都知道、明白，而且應該是最早知道的。
目前我們的中心任務是要動搖日賊後方……須極力搜求敵人的弱點，利用我們的優點，以適當的兵力，加上最大決心和勇敢活動，給敵人以部分的嚴重打擊。
我們必須以真正革命為民族存亡發揮氣節而向困難猛衝。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放鬆中心任務——繼續牽制日賊主力軍作戰而加緊其後方的破壞與擾亂，迅速完成奉吉聯軍的聯繫而直接聯繫到已經徵進入熱河境的內地向關外的挺進軍第八路軍游擊軍。必須死死的絆住日賊的手腳，不但使它依靠滿洲根據地進攻內地發生後方側面的困難。在日賊對蘇聯進攻挑戰亦發生障礙。
以上分別為3月26日、9月4日，《周保中關於游擊運動的策略等問題給石泉、魯岩兩負責同志的信》、《周保中給張壽籛、金策及北滿臨時省委負責同志的信》中的文字。
同年5月，毛澤東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說：“東三省的游擊戰爭，在全國抗戰未起以前當然不發生配合問題，但在抗戰起來以後，配合的意義就明顯地表現出來了。那裡的游擊隊多打死一個敵兵，多消耗一個敵彈，多箝制一個敵兵使之不能入關南下，就算對整個抗戰增加了一份力量。至其給予整個敵軍敵國以精神上的不利影響，給予整個我軍和人民精神上的良好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而在這裡，周保中則用了兩個字：“絆住”——“必須死死的絆住日賊的手腳”。
按照關東軍的三年“肅正”計劃，三江“特別大討伐”應在1938年進行。七七事變前後，北滿、吉東抗聯各軍集聚松花江下游的三江地區，即前面說過的“聯軍猬集下江”。關東軍抓住這個機會，“特別大討伐”遂提前於事變當月開始，準備將對手聚殲於三江地區。
與3個月前結束的所謂東邊道“獨立大討伐”不同，這次關東軍又赤膊上陣，由第4師團充當主力，師團長就是後來太平洋戰爭中臭名昭著、號稱“馬來之虎”的山下奉文。剛在東邊道“討伐”有功的偽第1軍管區司令官“於大頭”於琛澂，被急急調任偽第3軍管區司令官兼偽三江省省長。而在幕後策劃、操控的，則是關東軍參謀長、後來的日本首相、東京審判中按抽籤順序第二個走上絞刑台的頭號甲級戰犯東條英機。
1937年是非同尋常的，這一年是東北抗聯發展的鼎盛時期，又爆發了七七事變，開始了被抗聯稱為“中日大戰”的全面抗戰。正是游擊戰得心應手的季節，鬼子全然不顧老天爺、土地爺的態度，一反常態地開始了“大討伐”。為了配合7月的陰謀，它必須全力以赴，盡快安定“滿洲國”這個後方。而其一直緊鑼密鼓實施著的“集團部落”建設，這時也大體完備。
在此期間，北滿臨時省委曾與吉東省委會商，認為“不突破封鎖線，則想維持舊活動區域，則謂不可能。活路只有一條，是突破敵人封鎖線”。決定聯軍主力必須脫離三江地區，實行戰略轉移，分頭西征。具體方向北滿部隊是黑嫩平原海倫一帶，吉東部隊是五常、舒蘭地區。
2路軍西征部隊，是1938年4月開始集中的，主力為4軍和5軍1師、2師，還有8軍吳團和王蔭武的救世軍，另有2軍5師。部隊散在各地，集結不是易事。更有8軍吳團不聽招呼，始終未動。
原計劃步兵、騎兵分東西兩路，因集結時鑼齊鼓不齊，不得以改為步騎混合，讓人想到一年半前的1軍3師西征。原定南下寧安的一路，沿途都是“集團部落”，難以籌措給養，又不斷被敵追堵，遂決定集中兵力西進五常。
從一開始就變數多多，而且其間難見臨機處置的果斷、靈活和創造性。
西征途中具有決定性意義、可稱之為“拐點”的一仗，是7月12日攻打葦河縣樓山鎮。
樓山鎮是中東路南側的一個木材集散地，駐守一個偽軍守備中隊，一個白俄鐵路守備中隊。之前，西征部隊穿越150多公里的荒無人煙的原始森林，敵人已經摸不著這支隊伍的去向了。有人認為前面就是拉林河，過河就是五常縣境，咱們應該乘敵人還未覺察的機會迅速西進，與10軍會師。有人認為咱們一路都是打著吃，現在人沒吃的，槍也沒有多少吃的了，打下樓山鎮什麼都有了。 10軍是個小軍，咱們一下子去這麼多人馬，吃穿彈藥都是個問題。
兩難中，還是選擇了打。敵人毫無防備，很快就打下來了。
700多人突然出現在樓山鎮，敵人以為是3軍主力打回來了，哈東六縣之敵幾乎傾巢出動，西征部隊陷入重圍。
突圍沒說的，問題是突圍後怎麼辦。柴世榮認為敵人肯定會在拉林河部署重兵，西進已經無望，應趁包圍圈尚未形成之際，迅速東歸。宋一夫、李延平認為五常已近在咫尺，應繼續西進，與10軍會師。結果誰也說服不了誰，就出現了抗聯史上罕見的一幕：宋一夫、李延平率4軍主力和5軍2師繼續西進，關書範率5軍1師南去中東路，準備與2軍5師會合後再行西進，柴世榮率5軍教導團和救世軍東返刁翎。
攻守進退，一支軍隊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統一號令和行動，結果卻是各吹各的號，各走各的道。亂套的原因多多，其中之一，是缺個一言九鼎的能服眾的權威人物。
樓山鎮一仗後，在敵重壓下的這種變故，顯然不只是軍事見解的不同所致，難說這種變故怎樣打擊、動搖了宋一夫的信心、信念、信仰，也難說齊心協力西進，就一定會成功。應該肯定的是，這種打擊對西進是相當致命的。待到這個對意見分歧有最後決定權，卻壓不住陣腳的人臨陣脫逃，就是最後的一擊了，而且是一種全方位的打擊。
柴世榮率領的東返部隊，途中被敵打散，回到下江時僅剩幾十人。關書範只帶回20餘人。繼續西進的4軍，李延平、王光宇相繼犧牲，部隊喪失殆盡。
2路軍西征失敗，無疑使吉東局勢雪上加霜。
1939年3月31日，在吉東省委擴大會議上，周保中說：
“我應該在什麼時候？或什麼地方才犧牲的？”在幾千年的歷史演變中，在全世界翻騰中，目前就是中國人上歷史考場的時候。我們不要為日本帝國主義法西斯壓迫屈服，而把“中國人”三字在榜上考掉了，“名落孫山”榜上榜下沒有中國人三字，而成為亡國奴的鐵印。現在不但是歷史的考試中國人“誰有中國人的人格”，而且是歷史的考試中國共產黨員“誰是真的列寧主義信徒——布爾塞維克！”
就不能不想到前面已經提及的那首《抗戰與寧死不屈》中的詩句：“倒懸不解三千萬，田橫壯儿五百條！”
1路軍除了楊靖宇外，還有魏拯民、金日成。 3路軍除趙尚志外就更多了，張壽籛、金策、馮仲雲、許亨植等等。 2路軍除了總指揮兼政委周保中外，還有誰？有當年文件說謝文東是副總指揮，其實是不是也就那麼回事兒，像那個黨員一樣當不得真的。
一個2路軍已經夠他拳打腳踢的了，更不用說還有北滿與吉東的誤會與分歧了，後來北滿又搞起“反傾向鬥爭”，有人又求助於他了。
而在沒了“南楊北趙”後，“吉東周”支撐著的可就不僅是吉東了。
西征部隊出動，2路軍留在下江的部隊，即按總部指示積極開展活動，配合、掩護西征。
5軍3師政治部主任季青，率8團從寶清向駝腰子金礦進發。
季青，1911年生於依蘭，1932年在北平朝陽大學讀書時入黨，曾任依蘭縣委宣傳部部長、5軍團政委、軍政委。抗聯退到蘇聯後，任教導旅政治副營長，肅反中被判刑、流放，1955年回國，離休前為黑龍江省人大副秘書長。
位於依蘭、樺川、勃利三縣交界地區的駝腰子金礦，有幾百人的偽礦警隊，隊長是外號“楊拽子”的退伍偽軍官。每星期從長春飛來架飛機，送來錢，載走金子。能搞掉這架飛機最好了，可機場戒備森嚴，對飛機這東西什麼脾性也不曉得，難以下手。
輕車熟路的第一仗，是在大青溝通往駝腰子的路上伏擊給金礦運給養的車隊，槍一響押車的敵人就跑了。只有三馬車吃穿用物，官兵們覺得不過癮，日偽當局可不這麼看。這齣金子的地方，大小也是“滿洲國”的一個錢袋子，出事兒還了得嗎？依樺勃三縣敵人立即趕來“討伐”。季青帶著8團迎著敵人轉移，看著敵人乘車的、步行的，一隊隊從山下過去，官兵們都說主任這一招儿挺靈。
3師交通員在山里救了個快餓死的人，一口天津腔。日本人在天津招了800多勞工，悶罐車拉到虎林縣黑咀子打山洞，吃“滿洲饅頭”，幹牛馬活，已經死了200多人，逃出來的，人生地不熟，有的又被抓回去了，有的在山里迷路餓死了，或者被野獸吃了。
當時，季青並不知道什麼“東方馬其諾”，但他知道鬼子在虎林中蘇邊境地區搞軍事工程，而且還不是一般的工程，選擇這種地方動手，影響自然非同尋常。
8月下旬，季青擬定了作戰計劃，召集5軍9團和7軍補充團的連以上乾部開會，決定抽調30多精干人員組成突擊隊，9團團長劉學悅為隊長。 15人為警衛組，到位後展開警戒，撤出時隨後掩護。 10人為營救組，分頭進入工棚宣傳，引導工人撤離。 5人為突擊組，負責砸開倉庫，營救組即帶工人扛東西，能扛多少扛多少。
一切都像預想的一樣。
近400勞工，幾乎都上隊了。舉目無親，回天津那麼容易？想不收留都難。
季青讓補充團先挑，隨便挑。補充團只挑了幾個年輕力壯的，9團一下子擴大3倍多。這在1938年後，簡直就是奇蹟了。回寶清在山里見到人，一聽都是天津腔，就說這麼多關里人呀，關里出兵了？
三江“特別大討伐”的特點，一是時間長，不分季節連軸轉，一股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勁頭；二是招降納叛，進行“謀略討伐”，像1938年3月，利用湯原縣委兩個叛徒提供的線索，逮捕360多名黨員和抗日群眾，北滿、吉東兩省委所屬7個縣的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三是像野副“大討伐”一樣，分區包圍，“匪民分離”，把抗聯擠壓進山林，然後“踩踏”、“梳篦”，窮搜山林，不能打死，也把你餓死、凍死。
偽三江省有十多個縣，鬼子4師團也未全部調來，當然需要大量偽軍了，其中還有陸續調來的幾個團的偽興安軍。
王雲慶老人說，興安軍是騎兵，清一色馬刀馬槍蒙古馬，馬好騎術也好，正兒八經的騎兵。 7軍也有騎兵，少數算得上騎兵，多數是像我這樣的，今天有馬是騎兵，明天馬沒了就是步兵。那馬大都是拉車種地的馬，七長八短，有鞍子沒鞍子的，三八槍、連珠槍也不是騎馬打仗的家甚，反正就是騎著，斷糧了還是活給養。興安軍見了我們這樣的騎兵就笑，我們就跑，一跑就吃虧。人家人多馬也快，你能跑過他嗎？後來就不跑了，打。騎兵目標大，好打。咱們下馬就靈快了，他們沒馬就完蛋了，打倒幾匹就往回跑了。
單立志老人說，1938年冬天，在寶清縣柳條溝，5軍3師和我們7軍3師，一個師把住一道山梁，派個騎兵排把興安軍一個連引進溝裡，100來號人馬全打那兒了，一半當了俘虜。打掃戰場，有幾個戰士把俘虜按在雪地上扒褲子，拿著刀，說把這幫畜生劁了，俘虜殺豬似的叫喚。我趕緊制止，師團領導也跑過來，命令把俘虜放了。
老人說，興安軍野蠻，抓住抗聯就殺，用馬刀砍腦袋，還糟蹋婦女，還問你還殺不殺韃子了。老百姓聽說興安軍來了，大冬天女的抱著吃奶的孩子往山里跑。日本鬼子挑撥離間，製造民族矛盾、仇恨，一些鄂倫春人被收買、欺騙、利用，也打抗聯。幫助抗聯的也不少，抗聯也有鄂倫春和蒙古族人。跟俘虜講明白，放回去就替咱們宣傳了，說抗聯不是鬍子，人家是打日本子的。再和興安軍打仗，就跟過去不大一樣了。
曹曙焰老人說，寶清縣賈六屯有個鄭百家長，原來跟咱們挺好，歸屯後不行了。有人局勢變了，翻臉不認人，這個人心裡還向著咱們，就是膽小。地下關係找到他，軟硬兼施，他答應給弄幾擔包米。 “圍子”不大，對上暗號，連長帶幾個人先進去摸摸情況，我帶人在壕溝外等著。那天晚上，我總覺得不對勁兒，約莫半袋煙工夫也進去了。鄭百家長院門半開著，黑燈瞎火，什麼動靜也沒有。原來連長他們走錯了地方，也多虧走錯了地方，敵人已經把鄭百家長一家人看了起來，張網等上了。周圍都是槍口，敵人想等我們都進去再開火，不然早把我打成篩子了。這時外邊有腳步聲，是連長他們找過來了。我轉身想把他們迎回去，剛出院門槍響了，連長他們一下子倒下倆，包括連長。我大喊撤、快撤，一支匣子槍封住院門，掩護他們架著傷員往外跑，外邊的人也衝進來接應。槍聲炒豆似的，子彈悠兒悠兒地在耳邊飛。我的公文包，什麼時候一甩悠的工夫，穿了3個眼兒。前後不過十來分鐘，死上十幾回、幾十回都夠了，硬是沒傷著。好在“圍子”門叫咱們控制了。我那匹馬被打死了。一個任班長喊著指導員、指導員，我上去抓住馬鐙子，他伸手拽我上馬，一顆子彈從左後肩鑽進去，從右肩胛骨上邊鑽出來，把我撂倒了。他下馬拉我，我把公文包摘給他，讓他快走。敵人已經衝出“圍子”門了，我還有滿滿一槽子子彈，一個長射把敵人打趴下，看那人影又要爬起來，再一個點射把他們按那兒。子彈打光了，我連滾帶爬鑽進樹棵子裡，還真就躲過去了。
王雲慶老人說，1938年夏天，在虎林縣五甲，我跟指導員魏風關籌糧，叫警察狗子堵在個窩棚裡。機關槍架在樹棵子裡，也就20來米遠。他說你衝，我掩護，我說你衝，我掩護。他急眼了，說小屁孩，你敢抗拒命令？兩顆手榴彈，他那顆響了，我那顆也出手了。我衝出來了，他沒出來。他要把那顆手榴彈給自己留著，也不一定能死呀？
老人說，吉東管打仗叫“活動活動”，北滿叫“搞影響”。那時不“活動”不行，沒“影響”不說，也沒吃的。那時打仗，差不多都跟糧食有關。飯在鍋裡咕嘟咕嘟冒熱氣兒，那個香啊，可吃著吃著，淚水就下來了。
1937年3月，通（化）輯（安）鐵路通化至老嶺段開始動工。通輯鐵路修好後，北接吉（林）海（龍）鐵路，南連縱貫朝鮮半島的平壤至滿舖的鐵路，這樣除了安（東）奉（天）鐵路外，就有了第二條從東北經朝鮮到日本的通道，“滿洲國”與日本自然就綁得更緊了。
1938年3月13日黃昏，楊靖宇指揮1軍500多人，分頭襲擊老嶺隧道西口工地和十一道溝發電所和十二道溝供應倉庫。事前派官兵扮勞工混入工地，打響後一起動手，擔任警戒的日偽軍招架不住，逃進隧道。此戰斃傷俘敵10餘人，除將糧食、彈藥運走外，有關工程設施、設備、材料大都焚毀，停工兩個多月。
6月19日夜，楊靖宇指揮1軍教導隊和2師一部，依然兵分三路，同時襲擊通輯鐵路的陽岔工程分區等多處工地，斃傷俘敵近百人，焚毀各種設施、設備、材料，使敵直接損失達20萬日元，哀嘆“6月19日是通輯線建設史上用血染紅的最悲慘的日子”。
24日夜，又襲擊了土口子隧道工程。
據偽軍政部顧問部1936年編印的《滿洲共產匪の研究》統計，哈爾濱鐵路局管內鐵路，1935年前9個月間，被“襲擊車站、列車、汽車”15次，“阻礙運營、破壞線路設備”49次，“工作人員的死傷被綁架”24次，“和其他合計”126次，差不多兩天即被襲擊一次。
以上主要發生在（哈爾）濱綏（芬河）、拉（法）（哈爾）濱兩條鐵路線，主要為3軍哈東時期所為。而從成高子顛覆軍列開始，鐵路就是重點襲擊目標之一，抗聯各軍師團少有沒襲擊過鐵路的，有的則將其視為家常便飯，成了拿手好戲。
關東憲兵司令部編的《滿洲共產抗日運動概況》中說，1940年，2軍總部警衛隊30人，在代理政委姜信泰（原文說是“隊長姜信一”）率領下，“（1）八月十八日第一次炸毀圖佳線（圖們—佳木斯）鐵橋（虎林—佛嶺間鐵橋）。（2）八月二十五日炸毀圖佳線鐵橋（追分—彌榮間）。（3）九月二十九日第三次炸毀圖佳線鐵路（追分—彌榮間），專門指向破壞鐵路”。
在本書敘述的那個時代，鐵路除了軍事價值，是經濟、交通命脈外，還是信息傳播渠道，非常敏感的政治神經。今天這兒橋樑炸了，明天那兒鐵軌扒了，或者火車、車站、守備隊被襲擊，三更半夜，電話鈴動不動就催命般響起來，而且這消息順著鐵道線傳得又快又遠。
“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兵力不斷增加，年底達3個師團。 1932年翻番為6個師團，1933年至1936年保持5個師團，1937年7個，1938年9個，1939年11個，1940年12個。 1941年夏“關特演”期間，兵力達70多萬，號稱百萬。此外，還有獨立守備隊、國境守備隊，以及其他兵種部隊。
當年和今天，都有人談到東北抗聯牽制了關東軍多少兵力。
據關東軍參謀部統計，1936年，僅日軍“討伐”作戰即達1890餘次。如果每次出動按10至50人計算，配以大量偽軍，這是個什麼數字？這一年並無“大討伐”，10月在東邊道開始的，又是所謂的“獨立大討伐”。就是說，這一年關東軍的作戰次數、出動兵力，不是最多的。
每年直接、間接用於“討伐”的兵力是多少？野副“大討伐”，三江“特別大討伐”，直接、間接投入兵力又是多少？抗聯各個時期牽制的關東軍兵力，是不是應該這樣計算？像抗聯究竟消滅了多少鬼子一樣，今天我們要把這些數字搞得比較清楚，是不是很難，甚至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盡力避免孤注一擲和避免根本瓦解條件下，繼續和日賊拼鬥，始終不讓日賊安枕席，或多或少總是能夠盡其破壞牽制與擾害日賊，使之不能順利無阻的侵略我內地。
1938年11月2日，《周保中關於滿洲黨的工作情況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報告信》中的這段話，應該說是比較貼切地道出了東北抗聯在中國抗戰，乃至在這場人類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作用。
抗聯沒有、也不可能組織發動大規模的戰役，就是表演拿手好戲游擊戰。十幾個人一夥，幾十個人一隊，偷襲、伏擊，神出鬼沒，遍地開花。有時也集中幾百上千兵力攻打縣城，打完了再化整為零，到處出擊。這種戰法難得一時的轟動效應，卻能以數量積累質量，不斷消耗侵略者的兵力、財力，“不讓日賊安枕席”。
“必須死死的絆住日賊的手腳”，實際並未絆住，也不可能絆住。關東軍最終並未北進蘇聯，那也不是抗聯絆住的。抗聯沒有這樣的實力，但它確實一直在絆著日賊的手腳。七七事變前在絆著，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在絆著，那之後也在絆著。
關東軍的“治安第一主義”持續了近10年光景，就是最實際最有力的證明。
就算最後把抗聯逼入蘇聯的、“寧使農村破產也要把匪民分離工作貫徹到底”的“集團部落”，又耗費了日偽當局多少財力、物力，又是一種怎樣的牽絆？
1938年12月2日，《周保中為爭取一九三九年抗戰勝利給依、方地區戰士信》中說：
南滿第一路軍的活躍和發展，突破日賊遼東遼西的進攻，而與我國軍第八路軍游擊軍及挺進軍（馬占山部）取得直接連（聯）絡。
12月24日，《柴世榮、關書範給周保中的信》中說：
自戰爭開始以來，日軍開到中國者三百八十萬，死傷將近三百萬，主要戰艦航空母艦二隻被擊沉。日軍損（失）最嚴重者，首先即是今年五月徐州大戰二月有餘，中國軍退怯（卻）水淹徐州城，日軍三十萬皆為魚食無一生還。其次九江之戰，日軍死傷又不下三十萬。最驚天動地剝（博）得外人欽佩者，即最近漢口大戰，日軍六十萬皆成炸彈地雷之骨灰，漢口被日軍佔領僅數日，宣（旋）又被中國軍奪回。
又云第八路軍前方部隊已到熱河××廟。意大利徐州之戰曾參加十五萬援助日軍，被中國軍活捉甚多。十數月來戰爭，中國精銳國防軍並未參戰。現在已下總動員命令，全國各路軍開始反攻，精銳部隊已開始動員。
1939年1月21日，《高禹民關於工作和生產事給陳芳均同志信》中說：
關內戰爭我偉大的中華民族節節勝利，山東沂州已被我軍奪回，廣東困住日賊十三萬，武漢是空城，雙方對持（峙），日賊未敢進入，中國戰費已有充足準備，能夠和日賊作戰二十年之用，日賊財政之不足，經濟恐慌，煤油鋼鐵缺乏而使他困難日益加深，向美國第二次借款遭受拒絕，二百五十萬兵力在關內不能互相救援，所以現在日賊請求國聯要和中國講和，但我國教（叫）他賠款，因賠款困難故不能不勉強執（支）持，××告訴我們，我們能執（支）持過四個（月）後便不怕了。
同年12月15日，《金策關於督戰及建立騎兵給張蘭生、週庶範的指示信》中說：
國內抗戰大約開展，最近戰情河南河中戰區較比激烈，奪回四十多城市，消滅日軍十七八萬，獲得武器無數。現在中國兵工廠能造十五分鐘一架飛機和二十分鐘一輛車的能力，該兵工廠都在第八路軍管理之下。
金策、周保中的消息，不知源自何處。柴世榮、關書範信中所言，出自“最近由關內回來一人名叫王德平，前李杜屬下舊軍官”之口。高禹民所談的，則是“××地交通”帶回來的，並急不可耐地寫信告知陳芳均等人，陳芳均等人再給別人寫信，再口口相傳。
魏拯民給中央代表團的報告中說：“四面不通消息，長期悶在鼓中，總聽不到革命凱歌之聲。”
而這裡，冰天雪地、飢寒交迫中，卻是“凱歌之聲”不斷。
有2路軍老人說，“張鼓峰事件”，“諾門罕事件”，對我們鼓舞很大。當時傳得厲害，說關東軍在張鼓峰死了多少人，有說幾萬的，有說十幾萬的，越傳越多，都說蘇聯紅軍就要打過來了。中日大戰打起來了，蘇日大戰再打，這小日本子還有個好嗎？上級領導講，咱們要加緊活動，配合、迎接蘇聯紅軍。這還有什麼說的，就盼著這個時候了，肯定使出吃奶的勁頭配合了。結果，蘇聯紅軍沒過來，倒是我們過去了。過去了，才知道2路軍西征早就失敗了。那時不能講這類不好的消息，聽到的都是遠方的好消息，真的假的，真真假假的，有鼻子有眼的，聽著高興、來勁呀。
老人都說，和中央斷了聯繫，見個老百姓都難，那人都傻了、“苶了”（本意是疲倦，這裡即呆了，傻了）、成野人了，除了打鬼子還知道什麼呀？
周保中1936年8月19日日記中說，“得掌大之殘破新聞《盛京時報》”，如獲至寶。 1939年9月11日，在給張鎮華的信中，要他“盡一切辦法，得到敵方最近新聞報紙以及相當消息材料”。
難說一些“凱歌之聲”從何而來。在與世隔絕般的東亞一隅孤軍奮戰的抗連官兵，那種對“凱歌之聲”的渴求，並為之流血犧牲，是一點兒也不虛妄的。
就算有的從一開始就是有意製造的，比之同時期大批趙尚志的“反傾向鬥爭”，是可同日而語的嗎？
而“××告訴我們，我們能執（支）持過四個（月）後便不怕了”，當然是算計過了，有根據的：1月中旬正是寒冬臘月，再過4個月即春暖花開，抗聯的好日子就到來了，起碼凍不死了，也有野菜吃了。
曹曙焰老人說，我1938年當指導員，王慶雲是連長，我們倆一直幹到1941年退入蘇聯。他個不高，跟我差不多，沒我壯。他參軍前好像是個獵戶，反正是個山林通，當戰士、班長，行軍打仗從來當尖兵，一直在基層幹。在我知道的抗聯中，他身上的傷疤是最多的。最讓我們這些人受不了的，是他有癲癇病，那時叫“羊角風”，每個月都得犯兩三回。有時行軍，有時我們倆正談工作，一下子就倒了，手腳都抽得硬了，幾個人都按不住，嘴丫子冒沫子。有時舌頭咬壞了，冒血沫子。我抱著他淌眼淚，戰士們也都眼淚吧嗒的。那時戰友犧牲了，也沒多少眼淚了。除了行軍時把他抬著外，什麼辦法也沒有，只能眼睜睜瞅著。上級早就要調他做地方工作，他不去，嫌乾地方工作不過癮。我勸他到師部團部去，那時沒有“坐機關”一說，好賴也比當連長帶兵輕鬆點。他跟我瞪眼睛，說我什麼時候耽誤打仗了，也真是，戰場上他從未犯過病。可這病纏人傷身哪，抽一次，那骨頭好像都抽軟了。打仗繳獲了“好嚼裹兒”，我想給他留點兒補補身子，那眼睛瞪得比牛眼還大，像我抱他孩子下枯井了似的。這人沒文化，不會講大道理，就是乾，打鬼子堅決性的。
郝鳳武老人說，1940年冬，我的排長林貞玉掉冰窟窿裡了。老百姓抓魚鑿的冰窟窿，剛結層薄冰，還有江面上沒凍結實的清溝，掉下去沒淹死，弄上來就是一身冰甲。命保住了，手腳就剩幾個手指頭了。腳指頭爛沒了，骨頭白花花的，他拿個破鉗子夾得咔嚓咔嚓的，夾下一塊罵聲“娘了個×的”。山東人，倔，別看就剩幾根手指頭了，那槍擺弄得利索，打得也準。就是行軍遭罪了。冰天雪地的，正常人都跟頭把勢的，他那腳沒了腳指頭，就剩兩片扁乎肉了，小腳女人都趕不上呀，那也沒耽誤行軍打仗。這人活下來了，“文化大革命”前在哈爾濱膠合板廠當副廠長，省勞模。我們那時候叫他“林禿爪子”，後來廠子裡的人叫他“林小腳”、“林老太太”。
老人說：抗聯女兵沒小腳，男的“小腳”的太多了。
老人問我：你說，什麼叫“特殊材料製成的人”？
王雲慶老人說，單立志的弟弟叫單有志，我給團長當警衛員，他給政委當警衛員。一槍打在肩膀上，是個炸子，肩膀頭打爛了，當時就沒氣了。有人說埋了吧，政委“劉哈鼻子”說死了也抬回去，半道上又喘氣了。那也就是多遭幾天罪吧，好人都快凍餓死了。他說給我補一槍吧，“劉哈鼻子”餵他黃豆粒大塊大煙土。誰能想到，這人真就活過來了，你說什麼叫奇蹟？還有這哥倆都活下來了，這不也是奇蹟嗎？
單立志老人說，我們一塊兒參軍的9個人，3個受不了那苦，跑了，3個犧牲了。一個侯玉林，露營時被偷襲，在火堆旁犧牲的。一個姜明禮，小部隊籌糧，讓叛徒勒死了。還有個於明禮，負傷被俘，寧死不屈。這3個人都是黨員、班長，都是1939年犧牲的。那年冬天我沒穿上棉衣棉褲，有件鬼子大衣，燒得窟窿眼子魚網似的。山里野獸，未等下雪，也得趕緊換身皮毛呀。現在想起來，也弄不明白那人是怎麼活過來的。單有志殘廢了，另一個李忠義也是槍傷、凍傷，一身傷疤裡撿條命。
彭施魯老人說，李義臣帶著我和王靜敏闖關東，到了通河游擊區，老百姓聽說關里來人了，就傳說關里出兵了，一看怎麼就來倆人呀？從義勇軍到抗聯，都期望關內出兵。聽聞那些“關內大捷”，歡欣鼓舞，就覺得這回該出兵了吧，可聽多了，也就明白遠水不解近渴，還得自己靠自己。而自己能靠什麼呢？只能是一種決心與信念，像周保中說的是中國人上歷史考場的時候，絕不能把“中國人”三個字考掉了。
單立志老人說，我1936年入黨時，縣委書記徐鳳山跟我談話，用磕磕巴巴的漢話告訴我，當個黨員，為了黨的利益，黨組織叫你去死，也不能有二話。當時聽了，我心裡還咯噔一下子。 1938年後，戰死的，凍死的，餓死的，就尋思下一個該輪到我了吧。有傷亡，無補充，等到最後一個人也倒下去了，這支隊伍就算完成使命了。活著幹，死了算，那時死呀活呀的算個啥呀，反正有口氣就不能讓小鬼子消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