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一夫，別名宋效賢、宋祥，1911年生於山東省萊蕪縣，十七歲闖關東，畢業於哈爾濱東省補習學校。 “九一八”事變後參加義勇軍，1933年入黨，歷任寧安團委書記、穆棱縣委書記、道北特委書記、5軍政治部主任、吉東省委書記、2路軍政治部主任。
1932年秋，宋一夫、胡仁和張鎮華，來到穆棱縣八面通狍子溝，就是李范五的家鄉。一看就是知書達理的3個年輕人，熱情和氣，還能吃苦，幫老鄉割地、打場，只吃飯不要工錢，挺受歡迎。時間長了，相處熟了，就開始宣傳抗日救國。
穆棱游擊隊是1933年2月成立的，隊長宋一夫，政治指導員胡仁，副指導員張鎮華。開頭只有21個隊員，這年夏天擴大到150多人，成為後來5軍重要的骨干隊伍之一。
一個叛徒，一般來說，對於他叛變之前的正面的東西，人們是不大願意提及的。堪稱東北黨和抗聯中職務最高的叛徒，宋一夫在這方面，似乎也真沒什麼可談的。而他的出生時間則告訴我們，在吉東、南滿、北滿3個省委的歷任書記中，他的年紀是最小的。就是在穆棱游擊隊，幾位主要領導中，也是如此。同樣有點兒不可思議的，是本該讓人想到“年輕有為”的吉東黨和抗聯的這位重要領導人，據說卻是能力平平，連他自己也這麼認為。
1936年4月26日，《老宋（宋一夫——筆者）給代表團的信》中說：“現在負此重要責任（指5軍政治部主任——筆者）在力量上太不勝任”，“代表團定想辦法解決我的問題為要。最好在5軍派遣隊內派一最得力的干部領導才好，千萬不要疏忽”。
1937年（無月）5日，這時他好像剛被任命為吉東省委書記，又在一封信中說：“我的歷史及工作方面諒同志詳細，我本是一個無計劃無領導能力的一個人，現在負這兩重大責任實有力所不及，在我本意更不欲作這種有其名而不能擔其責工作，目前正處於戰事緊急關頭，一切問題更須具有果斷解決，最低限度重大責任者，要有政治基礎，若不，在執行工作上恐有莫大防（妨）害。我是為了我黨前途鞏固和路線重大計，希在開吉東省黨會議上要詳細的來解（決）我的問題才好！若不這樣，恐在我前途工作上有危險性。”
難說是真情，還是假意，我們知道的是作為叛徒的能力和殺傷力，卻是很大的。
日本戰犯、偽滿警務總局特務處特務科長坂田義政等人寫的《偽滿警察罪惡史》中有這樣的文字：
他（指哈爾濱特務科的“優秀特務”泉屋利吉——筆者）所使用的最得力的密偵是宋一夫。宋一夫曾經是第二路軍第五軍周保中部隊的政治部主任，1941年（應為1938年——筆者）在五常縣同警察討伐隊交戰中負傷，因傷情嚴重而脫離部隊，潛入哈爾濱市內，躲在買賣街的情婦家中養傷，被特務泉屋發現。宋一夫在泉屋的威脅和利誘下終於叛變，成為泉屋的密探，被任用為警察官。 1941年末，宋一夫接受泉屋的指示，接觸哈爾濱工業大學學生中的國民黨員，同長春工業大學內的組織取得了聯繫，負責在哈爾濱召開偽裝的黨的擴大聯席會議工作。同年12月30日，終於在哈爾濱召開了由警察偽裝的黨的擴大聯席會議，將到該地集合的20餘名學生黨員全部逮捕，一網打盡，揭開了所謂的“一二·三○”國民黨第一次逮捕的序幕。
1943年，宋一夫又接受泉屋的指令，接近東興縣委韓某等4人，發現了由張瑞濤組織並領導的在巴彥、木蘭、東興縣內成立的抗日聯軍第三路軍抗日救國會組織，1943年3月15日逮捕了420名愛國者，將其中的265人投入監獄、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
還有比叛徒更可怕的敵人嗎？
1939年2月1日，《中共吉東省委執行部關於叛徒宋一夫、關書範、曲成山等事件的通告》中，說宋一夫：
一九三八年八月在第二、四、五軍部隊聯合遠征的途中，在中東鐵路南一面坡附近宿營中，籍詞巡查步哨，趁機潛逃。臨逃以前將所帶重要文件、圖書、自來得手槍遺留給本部。臨逃時拐去公款一千二百元，小手槍一支，並誘同本部隨從副官王樹生（宋的同鄉）一同潛逃。
比宋一夫小兩歲的關書範，寧安縣人，曾任吉東局團委書記，5軍1師政治部主任、師長，5軍黨委書記。 2路軍西征失利，宋一夫逃跑，關書範率一師餘部返回刁翎地區後，以“假投降”為名，與日寇三道通工作班接洽。這個之前也曾審訊、判處投敵叛變分子死刑的人，被以同樣的罪名處死。
有人拿程斌與關書範比較，都是中學畢業，都是主力軍的主力師長，都有很強的工作能力，都曾受到器重和信賴。不過，關書範似乎更側重於政治方面。此人思想活躍，樂於也敢於發表見解，點子也多，來得也快。有人說他是5軍的才子。
6軍21師參謀長韓鐵漢，名叫鐵漢，卻是個軟蛋。但他沒叛變前，不能說是軟蛋。程斌也曾被評價為“對黨忠誠”。關書范成為叛徒不久前，還被認為“足為革命模範”。宋一夫叛逃前一個多月，還被視為“黨中央所注重的純潔幹部，故有重要委託”。而其在西征途中，還表示“願以最後一滴血來執行黨所賦予的重大任務”。
日本鬼子說宋一夫，“因傷勢嚴重而脫離部隊”，有老人說他只是腿上負了輕傷。沿途那麼多關卡盤查，他能和副官到得了哈爾濱，說明只能是後者。他把重要文件、圖書和匣子槍都留下了，只帶走1200元錢和防身小手槍，這時好像還未想投敵叛變。但他臨陣脫逃，說明他思想動搖，感到抗戰勝利無望了。
1938年後的叛徒迭出，都離不開當時環境的大背景。
10月4日，即宋一夫叛變兩個多月後，《崔石泉、鄭魯岩給周保中、宋一夫的信》中說：
自日本法西斯強盜更進一步的實行其歸屯併戶毒辣政策以後，的確增加我們更多的困難，因為沒處吃沒處住，有些失掉民族自信心的分子，就有了動搖的表現，日寇的奸細也就趁機鼓動，因此在舊曆三月間就有一師二團一連的叛變，逃亡江東，三師七團三連有四個弟兄叛變當小線，在舊曆四月初旬二團受了日寇奸細劉龍海的挑撥，把副官長張文青、科長金鐸、隊員李浩順三個同志用斧子砍了，帶領全團投降義順號。其中有六個同志帶槍跑回來了，警衛連前後叛變的共有八個，其中三個當小線，三個投降，兩個踪跡不明。正月間一團有三個叛變投降了，地方工作叛變投降的一個，叛變未遂被查出處死的五個，二師先後叛變的有五團（好勝）九人，七團（佔一）全團，八團（孟嘗君）二十多人，四團六人，六團（三江）全團叛變又繳回來了。
1939年6月15日，《中共北滿省委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
從去年五月到今年五月這一年中間，隊伍重要損失，並不是作戰中受損失那麼多，而是多部分都叛變逃跑的。
三軍二師五十餘名在藍志源叛變下（省執委）（二師師長），暗殺二師最有歷史的同志二十餘名過後，投到方正。
去年九軍零零碎碎投敵共二百餘名，十一軍投敵大概能有四分之三的比例。
1939年3月24日，周保中在日記中寫道：
不但平素革命軍隊基礎不穩的部隊大批叛降日賊，即較鞏固的中心軍隊亦起動搖，因日賊廣泛利用叛徒而動搖乃益見擴大，以致發生上級幹部重心領導幹部都起始動搖逃亡者。
而下層戰鬥員之動搖叛降，猶如湍急之水勢下流難返。
曹曙焰老人說：
軍部有個秘書叫趙伯華，那時都叫副官。我原來的名字叫“曹文官”，他說不好，我給你改個名字怎麼樣？那時我非常尊敬他，認為他有學問，就說行呀。他在雪地上寫了個“曙”和“焰”字，說“曙”就是天剛亮的時候，人們常用“曙光在前”形容勝利在望。就像咱們抗日救國，現在正是冬天，把日本子趕走了，春天就來了。 “焰”呢，就是火焰、烈焰。抗日戰士的決心、意志，要像烈焰熊熊，燒掉困難，燒死敵人，迎接勝利的曙光。
1939年冬天，這個趙副官跑了。是投敵叛變了，還是跑哪兒迷起來了，我不知道。反正那冷啊餓呀，他是沒扛住。
這年冬天，我和團部一個唐副官，叫唐玉崑，在樺川縣南山里籌糧。山里有炭窯、木營，跟他們講抗日救國，說我們是先遣隊，大部隊在後頭。我們倆沒帶錢，先給他們打欠條，弄個百來斤，背出幾里地，找個地方插起來。唐副官認為用不著背那麼遠，說過幾次，我也沒起疑。又說咱們別弄糧了，募捐要錢多省事呀。這下子我什麼都明白了，那時金子也不能當飯吃呀，這不是想撈錢走人嗎？
我看他一眼，這一眼看壞了。那之後不管幹什麼、去哪兒，他非讓我走在前面不可，等於撕破臉皮了，就差沒把槍拔出來了。開頭真是提心吊膽呀。一天24小時，吃飯，睡覺，拉屎，撒尿，背糧，累得趴雪窩子裡喘的工夫，誰想整死誰，那是隨時隨地的事兒。
晚上籌糧，白天睡覺。聽他打呼了，我動一下，他扑棱爬起來，就去摸槍。我假裝翻個身，就能感覺到他坐那兒發楞。有時把目光迎上去，四目相對，他就避開了。他心虛。這樣幾次後，我就不大管他了。也是真乏真困。那時那人生呀死的，也不像現在看得這麼重。那時再不想死的人，也難免想到活著遭罪，死了享福。
不過，如果那次籌糧的錢帶在我身上，今天咱爺倆能不能嘮上這嗑兒，可就兩說著了。我和他肯定得見血，起碼死一個。那時掌管經費的人，一定是非常堅定、可靠的人。稍微不堅定，見財起意，讓錢弄活心了，帶錢就跑了。
半個來月，連隊來了，團政委姜信泰也來了。我們倆都向他匯報了，一件事就听到兩樣話。姜政委肯定更信我的，可那時那人讓叛徒鬧得沒底了，連省委書記都叛變了，誰還敢給誰打保票呀？我看他的意思，是觀察幾天再說，這樣也對。
背糧時，背篼和長槍放在山坡雪地上。天快亮了，發現唐副官沒了。姜政委叫聲不好，連長王慶雲也跟著往那兒跑。兩個人的背篼都被翻過了，40多兩大煙土和兩塊金條沒了——唐副官早就盯上了。
七七事變後，偽軍譁變出現一個小高潮。其中較大的一支，是駐依蘭飄湯河的偽29團，團長姓赫，通稱“赫團”。 9月10日拂曉，將鬼子教官、指導官全部處死，祭旗誓師抗日。
赫團是5軍策反的。這個團的中下層軍官希望加入9軍，看中的是李華堂帶兵有方和軍事才能。團長赫奎武與謝文東是故交，私人關係極密切，結果被編為8軍7師，赫奎武為8軍副軍長兼7師師長。
東北有些鬍子帶有家族性質，像筆者家鄉的黃鍚山，就堪稱“家族綹子”。而在抗聯的11個軍中，家族色彩最濃的是8軍，軍部人員多為謝氏家族成員、親戚、親信，謝文東的干兒子也不止一個關文吉。這麼多人參加抗聯，當然是謝家的光榮，卻也帶來弊端。一些人利用這種關係，不服管束，謝文東再“護犢子”，只要為了8軍的利益，人情大於王法，這些人也就有恃無恐。 8軍與友軍的糾紛、摩擦，或多或少都與此有關。一些山林隊樂於投靠8軍，也不無這種因素，得意這一口。
“一枝動，百枝搖。”無論日本鬼子聽沒聽過這句東北俗語，也是深知個中道理的。在七七事變的大背景下，他們不會容忍赫團的這種行為，引發多米諾效應。 10月1日，調集數千日偽軍“討伐”牡丹江沿岸，搗毀5軍、8軍、9軍後方基地，進攻赫團，並先後出動16架飛機轟炸、掃射。 8軍撤到方正縣五影山2師密營，被圍半個月後斷糧，加上官兵尚穿單衣，飢寒交迫，赫團動搖。日寇趁熱打鐵，派出依蘭、佳木斯商會和地方豪紳與赫奎武聯繫，許諾只要回去，不但不計前仇，還要提升他為少將旅長。 10月30日，赫奎武帶親信20餘人下山了。
一進一出，這場鬧劇只上演了50天，赫奎武算個什麼東西且不說了，對8軍的影響則是災難性的。
許多山寨、密營被毀，越冬糧食、衣物被掠走，這個冬天怎麼過呀？更可怕的還是心理上的影響。眼瞅著赫團出來、回去，什麼事兒沒有，赫團長還要升官了，8軍各部陸續開始出現逃亡、叛降。
與此同時，日寇也加大了對謝文東和8軍的誘降力度。
偽依蘭地區警備司令部顧問部附、僱員、工作班員白土五郎，認為土龍山暴動後，農民之所以跟著謝文東抗日，是因為暴動時打死了飯塚朝吾大佐，“消除他們的恐懼心理，是進行誘降工作的要害和條件”。於是，日偽大肆宣傳老百姓是好人，是受了謝文東和共產黨的欺騙、脅迫，只要棄戈歸農，既往不咎，仍為良民。就是說，“匪首”謝文東是被剔除在外的，不能成為良民，等待他的只能是“嚴重處分”。
這種分化瓦解謀略，也收到一定效果。但是，逐漸地鬼子也不能不明白，對“匪首”只是一味嚴懲不貸，只能使其死拼到底，“匪團”也難以潰滅。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誘降當然也一樣。
1936年2月25日，白土五郎與“開拓之父”東宮鐵男“謀議”，決定以“一九三七年春節為期，向謝文東部隊內派出兩名工作員，直接與謝文東會面交涉”，並擬定“誘降條件”：“（一）歸順後在一定時期內，在工作員當中由對方指明兩人為人質留在謝文東部隊內。（二）對歸順者絕對不殺。（三）歸順部隊得保有自衛性武器，充作自衛團。（四）歸順者中有希望歸農者，保證使之實現。”
白土要駝腰子金礦局長與謝文東聯繫，約定在半截河子會面。結果東宮、白土等人的熱臉，連謝文東的涼屁股也沒貼上。
土龍山暴動後，謝氏家族幾十口子，除上隊抗戰的外，紛紛東逃西散。謝文東的母親、兒媳、女兒、孫子，逃到勃利縣利民屯，改名換姓隱居，被人告密被捕。謝文東聞訊，失聲痛哭，部下亦為之垂淚。後來二兒子在三道通養病時，又被日軍抓去殺害。
程斌為了母親不顧一切，謝文東是包括老母親的三代人被抓為人質，家破人亡。周保中曾說“謝文東堅決不投降”，那是確有依據的。
人質牌不好使，鬼子乾脆把人放了，以期軟化謝文東。同時把誘降重點轉向8軍的收編隊，並連連得手。就在這時，赫團譁變又叛變的鬧劇開場了。
打死飯塚大佐，鬼子瘋狂報復，血洗12個村屯，殺戮百姓1100多人。對謝文東先是首惡必辦，一味往死裡逼，繼而又極力誘降，把飯弄夾生了。赫奎武率團譁變，殺死的雖然不是大佐級鬼子，卻使幾個鬼子成了死鬼。可這次鬼子採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忍了，鬼了，鬼得甚至矯枉過正了。不過他們也確實知道哪多哪少了——有時迂迴，越遠，越是捷徑。
作為謝文東的親信，1師師長秦秀權是1938年秋天投降的。在此前後，3師師長王自孚、4師師長尤連生、5師師長董憲章、6師師長趙慶珍，以及許多團長，陸續投降、叛變。他們當然不是光杆儿一人投敵的，餘部大都潰散。
“集團部落”使8軍陷於飢寒交迫。倘若鬼子仍是首惡必辦，往死裡逼，從謝文東到這些師長、團長，也只有死拼到底。可赫團出來回去像走平道似的，赫奎武居然還要提升滿金一個豆的少將旅長了，8軍就決堤洪水般地起叛徒了。
謝文東的干兒子、2師師長關文吉，這個在下江聯軍中鬧糾紛、搞摩擦的急先鋒，撐到1939年1月才投降。可他一出手，就帶“討伐隊”端了8軍家屬區的密營，造成謝文東母親、兒媳等4人死亡。原以為“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殊不知有了日本人這新爹，謝文東這乾爹就入另冊了。
出來回去50天，赫奎武當然不是小孩子過家家，卻是做夢也難想到這也能成升官之道。他應該明了鬼子的用意，這官也就當得讓他心驚肉跳，也就越發要把尾巴搖出朵花來。先是在“討伐”中不遺餘力，後來受命專門從事招降謝文東，更是使出渾身解數。他收買了謝文東的警衛營長姜永茂，在兩個人的唱和、督促、護送下，3月19日，謝文東帶20多人，到依蘭土城子向日軍投降。
不久，躲在五道河子山里的副軍長滕松柏，飢餓難耐，也下山投降了。
8軍土崩瓦解。
除了沒有像赫團那樣一進一出，被好一通攪和外，9軍的境況與8軍大同小異。
在1937年7月開始的三江“特別大討伐”中，三江地區抗聯各軍雖然給敵以打擊，頹勢卻是不可能扭轉的。就在8軍的全部7個師長陸續投降、叛變之際，9軍參謀長洪喜波和1師師長郭成，也相繼叛變。 1師垮了，2師被郭鐵堅帶去西征，3師師長張學忠在戰鬥中失踪，李華堂身邊只剩個空架子的軍部。依蘭縣日本特務機關利用各種關係與李華堂聯繫，勸其歸順。李華堂在依東難以立足，率部潛入深山。
需要交代一筆的是，大批趙尚志的“反傾向”鬥爭，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進行的。一方面是一批批官兵戰死、凍餓而死，為了生存、戰鬥“吃了陣亡戰士的可敬愛的肉體”，逃亡、叛變“有如湍急之水勢下流難返”，一方面則是北滿黨和軍隊20多名高級幹部成了“傾向分子”，被開除黨籍、撤職。
前面說過，李華堂對趙尚志十分敬重，對北滿黨大批趙尚志不滿，對北滿臨時省委撤銷李熙山的9軍政治部主任不滿，對北滿不與他商量，即決定9軍2師西征不滿。難說這種不滿對他後來的結局有多大影響，他現在是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謝文東與李華堂的不同，不僅在於8軍屬2路軍序列，謝文東又入黨了，還在於他對派去8軍的政工人員，從一開始就懷有戒心。周保中告訴他政治部主任的職責是什麼，告誡他“務必排除家庭的、封建的、人情主義的、以舊軍隊團防警察的工作方式”。只是這種“工作方式”原本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排除的，更不用說還不想排除了，8軍也就問題多多，按住葫蘆起來瓢。也虧了周保中了，也只有周保中了，換個人怕是早焦頭爛額了。
關文吉是去勸降藤松柏時被打死的。關文吉是謝文東最信任的人，聞知後大哭一場。苦辣酸澀，那淚水應該包括了所有類似的味道吧？可哭有啥用？之前倘若像周保中對待關書範那樣，處理一個，8軍的師長、團長會那樣一窩蜂地叛降嗎？究其根本，還不是你謝文東有那意思，早晚的事兒嗎？
謝文東投降後，擔任偽勃利縣協和會會長，在縣城開配給店，又帶勃利縣勤勞奉仕大隊到雞西城子河煤礦出勞工。日本投降後，這個所謂的“民族派”，又成了國民黨的香餑餑，被委任為恐怕連他自己都覺得離譜的第15集團軍上將總司令，1946年11月20日被東北民主聯軍抓獲，公審後處決。
李華堂是1939年7月中旬，在方正縣大羅勒密被日偽“討伐隊”包圍被俘的。之後，在佳木斯經營豆腐坊、旅館和三江公寓，充當日偽特務據點經理。後來也像謝文東一樣，成了什麼東北挺進軍第1集團軍上將總司令，下場也跟謝文東一樣。
據說，公審謝文東時，他說俺老謝當年也打過日本子。
沒錯，日寇曾懸賞1萬元取你和李華堂的項上人頭，《八一宣言》稱你們為民族英雄，可後來你們幹什麼了？跟誰穿上連襠褲了？
謝文東投降後，隨偽三江省軍事顧問北部邦雄少佐去到長春，向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和偽總理大臣張景惠表示謝罪。李華堂被俘後，先是在佳木斯待了幾天，然後被送往長春“滿洲國”治安部，在那裡變節的。
以上只是從民族英雄淪為民族敗類的大略經過，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並沒受到拷打、虐待，而是恰恰相反。酒肉滿招待，出入有車，據說還睡上了暄乎乎的沙發床。到長春後，“禮遇”更隆重，飯桌上更豐盛，還有許多像沙發床一樣從未見識、想都不曾想到的人世間的享樂。
洋樓、洋車、洋灰馬路，閃爍的霓虹燈變幻著洋與不洋的招牌字號。穿著貂皮、貂絨大衣，戴著水獺帽子的男男女女，酒樓飯店門開處呼擁出來的霧氣、香氣，應該讓謝文東想起冰天雪地的山林歲月。至於戲匣子裡李香蘭（三口淑子）唱的《支那之夜》、《夜來香》、《何日君再來》等等，還有街頭電影海報上的女人大腿，“姦老奤”也好，“姦老謝”也罷，會不會有一種恍若隔世的感覺？
據說，謝文東是“吃小鍋”（吃小灶）的，李華堂有所不同，與部下差不多。不知道那小鍋是否有斷頓，不得不吃樹皮、野菜的時候，被俘與投降肯定不是一個概念。李華堂是準備到松花江北與聯軍總部取得聯繫途中被俘的。 2月初攻打方正縣山元木場，他的腿受過傷。奔江北途中，也不斷與敵交戰，最多一天交戰3次。沒人說倘若敵人跟他來硬的，他就會堅貞不屈，但他確實是在鬼子的軟刀子下屈膝的。
在有了“不吃人飯，不拉人屎，不走人道，沒人味了”的經歷後，有人會坦然面對一切，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砍頭只當風吹帽。有人正好相反，一旦恢復人的生活，嚐到人的滋味兒，就不顧一切地沒了人味兒，不走人道了。
1940年12月14日，《張中孚馬克正給張壽籛馮仲雲等的報告》中說：
曹姓者（名忘記了）年齡在十七八歲，七軍周啟昌部下的，我知道他的過去生活，在出發前向支隊長請假，經過說服又不請假了，及到圍子後，自己問道百姓們，回哈爾濱能行不？地方可能藏其不？正遇著一個走狗家，還說：一切都可以的，他便找周政委請假，當時周末允並急令隨隊返回。主要是因為他在政治上已動搖，解放他一定被敵捕去暴露一切秘密，看法（原文如此——筆者）處以死刑。
李桂林老人說，1941年秋，我們從平原回到大青山東南的大森林裡，那裡有幾間木刻楞房子，是3路軍總部所在地。住下沒幾天，有個五十多歲的老兵，請假回家。領導讓×××（老人是說出了姓名的——筆者隱去）和我，還有個叫“山東劉”的戰士，帶著這個老兵，到山邊找地方關係，把他交給地方組織。轉了三天沒找到，回來後他還是要回家，領導再三做工作，怎麼說也不行，堅決性的。第二次又帶他轉了幾天，還是沒找到。第三次走出沒多遠，×××就把槍給他支上了，說把他勒上。山東劉把他在樹上綁了幾道，拿根小木棍，在樹後插進勒在脖子上的那道繩子裡，兩手一絞，那人肚子就鼓起來了。 ×××下令：李桂林，你踹他兩腳。我不知道踹哪兒，他說踹肚子，快踹，別讓他遭罪。我踹了兩腳，那人腦袋就耷拉下來了。
老人說，當時我這個心驚肉跳呀，過後再一想，有什麼辦法？那時是不能回家的，想家就是動搖，就可能叛變。你不想叛變，被敵人抓去了，敵人甚麼招儿都使，抗不住了呢？總部、密營不全暴露了嗎？
筆者採訪到的抗聯老人，幾乎都說出了這樣的話，或表達了這樣的意思：你不能用通常的戰爭觀理解那場戰爭，更不能用和平年代人們的目光來打量抗聯——非常環境，非常手段，沒有可比性。
李桂林老人說，參加抗聯就沒脫過衣服睡覺，那蝨子生的呀，夠不著撓的地方就往樹上蹭，身上撓蹭得沒多少好地方了。最難好的是腿，長出“嘎巴”（痂）撓掉了，雪殼子踩塌了擼掉了，血呀膿的再長“嘎巴”長肉芽，長肉芽時“刺撓”（癢）得鑽心，就撓。許亨植是3路軍總參謀長，這人有辦法，說劉鐵石，你給李桂林舀兩碗米，讓他回家吧。這不是要勒死我嗎？我知道他是嚇唬我，那也嚇一跳呀。他說你不回家也行，找兩個保人，再不許撓腿。我就讓劉鐵石和張祥給我擔保，再怎麼“刺撓”也不敢撓了，慢慢就好了。
王傳聖老人在回憶錄中說，軍部機槍連有個姓孫的機槍手，睡覺說夢話，要上山當鬍子，“背小樹”了。
叢茂山老人說，1938年冬，在寬甸石灰街，有個班幾個人要回家，都“背小樹”了。
曹曙焰老人說，1938年春4軍主力西征，留下我們連在寶清縣大葉子溝設立下江留守處。彭施魯是主任。有3個兵，一個姓方，一個姓於，都是班長，還有個鄭東保，過去表現一直都不錯，這回受不了了，合計要把主任、連長和我打死，然後下山。有個班長楊玉清，跟方班長是老鄉，姓方的就拉他入夥。這楊玉清堅決，假裝同意，把話套出來，向我報告了。我和連長報告彭施魯，彭施魯又請示季青、王效明，把3個人“背小樹”了。
老人說，1940年初，楊玉清也跑了，沒帶槍，不是投敵，就是回家。這時我們連編到2路軍總部直屬隊了，領導命令我帶人去追，無論如何也要抓住處死。追了兩天，在一個炭窯追上了，腿腳凍壞了，不然也追不上。他認燒炭的老頭乾爹，藏在個炭窯裡。伸下棍子拽上來，我說小楊呀，你糊塗呀。他說我也後悔了，沒有後悔藥呀。他又說：指導員，你別難心，勒吧，利索點，別讓我遭罪。
老人慨嘆，楊玉清救過我的命，我這樣做還叫人嗎？現在這人會怎麼看這事？可你能怎麼辦？這不光是命令，還是個原則，換了誰，都一樣。
1軍獨立師挺進東邊道前，有病的，年老體弱的，有家屬不想走、不便行軍的，都動員他們留下，找地方關係。程斌叛變後，1軍撤離東邊道西部幾縣時，也是這樣。 “小孩隊”有些小孩非要跟走不可，楊靖宇稱他們為“小同胞”，親自動員他們離隊。
1938年1月5日，《中共吉東省下江特別委員會擴大會議決議案》中說：
對開除的隊員給以相當的津貼和居留地點，他（使）被開除的隊員不致放浪於各處地方民家，或為敵人被捕或投降等弊。
對被開除的人尚如此，至於請假回家的，除了帶足路費外，有時還要視家庭狀況，給予適當的錢物補助。
1934年12月19日，《中共磐石中心縣委南滿黨第一次代表大會記錄》中說：
反對叛徒、奸細逃跑，立即檢查肅清動搖悲觀分子，驅逐這些反革命分子滾出黨，宣布他的政治生命的死刑。
1938年前，基本是比較正常的。沒人想到插根筷子也會發芽的黑土地會餓死人，沒人想到會在冰天雪地中的山林中露營，也就沒人想到連回家、想家也要被“背小樹”——都是環境逼出來的。
有老人說，冬天“背小樹”，有時還要把衣服扒下來。不用槍打，一是槍聲可能引來敵人，二是節省子彈，那衣服也不能浪費了呀！
老人說，那以後，他就見不得一絲不掛的人了，想想都頭暈。洞房花燭夜，也沒有花燭，一輩子沒見過妻子的裸體。
成為危險問題之五軍三師八團範司務長景順、藤排長風、隊員焦風林、婦女曲等五名開除離隊，給以退伍證及遣散金，並嚴囑半月內不許向東南寶清方向行走。
行半日途程，開除之範司務長等追踪行進，不遵預囑將範、藤、焦三名處死，婦孺曲、管兩名暫時留候到相當地點後，即遣走。
時刻注意部隊內及後方住址中或行動中之人員，避免一切受敵人截擊埋伏狙襲及捕擄之危險，對於可疑慮之工作人員及動搖分子務勿姑息。
用特別手段懲治叛徒。
反奸細鬥爭是我黨目前最重要的任務。
如有新入隊的人，必須不動聲色地細心檢查，多方面查考。特別是有敵人偵探疑問的分子，更要注意採取堅決辦法。
在1938年後的各軍文件中，這類文字是不鮮見的。
曹曙焰老人說，那時連里搞教育，就是講實話。我說我出來四五年了，連長比我還多一年，家裡怎麼樣了，誰不想回去看看？看一眼也行呀，可你能回去嗎？日本子搞“十家連坐”，你家幾口人、姓名、年齡都在敵人手裡掌握著，少口人，哪去了，多口人，哪來的，什麼人？這不是給敵人送去了嗎？又給家裡添多大“羅亂”（麻煩、災難）？就算投靠親友，你沒“證明書”，不還是一樣嗎？這樣講，挺管用，程斌、宋一夫叛變後就不大行了。這時就講一年中有最冷的時候，一天裡也有最冷的時候，現在就是最冷的時候，咱們咬緊牙，挺過去，趕走日本子，就能享福了。說是說，更重要的是做好樣子。那時，師長、團長、政委堅決，這個師、團就不會有大問題，一個連就是連長、指導員了。連長王慶雲這人是堅決性的。他說，凍死迎風站，餓死不塌腰，死過多少回了，還在乎這最後一回呀。
老人說，現在想來，那時睡覺，哪一覺都可能長眠不醒。肚裡沒食有傷病，那人特別不抗凍，說死就死了。睡著了往火邊湊，或者一陣風刮來，燒死了。被敵人摸火堆打死了，想叛變的往往也選這時候動手，打死你他好立功呀，人心隔肚皮。多老的老兵，知根知底，也有抗不住開小差、投敵的，新上隊的就更不好說了。地方組織垮了，山里干各種營生的人，好多都是特務、暗探，你怎麼知道他是不是敵人派進來的奸細？趙尚志犧牲，就是吃的這虧。
日本投降後，八路軍、新四軍闖關東，那人南腔北調，罵人的話也千奇百怪：“狗壓的”、“娘賣×的”、“娘了個×的”，等等。
抗聯張口就來的是：“媽個巴子，你個叛徒！”
“媽個巴子”不難理解，可這“你個叛徒”，就讓人莫名其妙、摸不著頭腦了。仗沒打好，或者犯了別的什麼錯誤，何來“你個叛徒”呀？根本就不搭界呀。
原來抗聯最恨的就是叛徒了，氣憤得無以復加、難以形容時，就把東北特色的“媽個巴子”和“你個叛徒”弄一塊兒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