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三軍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楊、一師二團政治部主任張給司令部的報告》中說：
三團不集合還好，一集合馬上隊員看看三團衣服整齊，就引起很大的動搖。
隊員有說“三團是縣委親兒子，二團是外來的”，當然這是可笑的話。
抗聯與八路軍、新四軍的諸多不同，是服裝從未統一過，連一個軍也難得清一色。這支部隊能打仗，繳獲多，這次繳獲一批黑布，就統一做成黑色的。更多的時候，是什麼顏色都有。當然也有軍裝，繳獲鬼子、偽軍的，還有偽警察的警服。
“窮漢子，你別歡，打春還有40天。”這是筆者家鄉遼東地區的民諺，說的是立春後還有40天好冷，而在北滿那就是兩個月也不止了。
“太陽冒嘴，凍死小鬼”，是說太陽剛出來時最冷，把鬼都凍死了。今天東北人說天冷，是“賊冷賊冷的”，當年則是“嘎嘎冷”、“嘎巴嘎巴冷”這樣的象聲詞——大地、冰面、樹幹凍裂了，“嘎嘎”響，“嘎巴嘎巴”直響。
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南北大炕，老兩口，中兩口，小兩口，現代人想像那多不方便呀？卻有它的道理。你把它間隔成幾個小屋子，炕頭的房間挺熱，炕梢那頭就凍得受不了了。洞房花燭夜，東北好像沒有“聽房”習俗。且不說冬天趴在窗外會挨凍，有錢人家高牆大院進不去，就是夏天窮人家又能聽到什麼？同樣，滿族男人像女人一樣穿大襟衣服，是因為大襟衣服保暖。冬天要紮條帶子，扎前把棉襖使勁抿緊，就撅出一塊，成了“撅腚襖”。而無論滿漢男女，也無論冬夏棉單，那褲腰都挺高挺肥的，特別是棉褲。抓住褲腰往前一拽，然後向左或向右一抿，褲帶就扎上了，叫“抿襠褲”。沒有褲鼻兒，也沒什麼前開門、旁開門，褲衩、襯褲、襯衣什麼的，對普通大眾則是奢侈品。並非綁腿的腿帶兒，是必不可少的，在褲腳上紮兩圈。 “撅腚襖”，“抿襠褲”，不看頭腳，前後左右，女人沒了形，男女都一樣，暖和就行。
如今遼中、遼東、遼南，特別是城市，且不說棉鞋、棉帽，連棉衣、棉褲也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氣候變暖是個原因，關鍵是從家門到上汽車再到單位，也就幾十米、幾百米的距離，而當年是離開家門就被風雪圍裹著。冬天進山的獵戶和在山里討各種營生的人，除了“撅腚襖”、“抿襠褲”和狗皮帽子、烏拉外，必備的是老羊皮襖、皮套袖和皮褲筒子（又稱套褲），腰後再綁塊叫“屁擋”的狍子皮，或狗皮——每到冬天，抗聯官兵最羨慕的就是這一套裝備了。
1937年，3軍、6軍用黃波羅樹皮或柞樹皮熬的水，把白布染成黃了吧唧的顏色，做成軍裝。儘管深淺不一，淋了雨把黃種人染的更黃了，而且著裝的仍是所屬的部分部隊，卻算多少有點兒軍裝的味道了。
不過，後來可有點兒統一的味道了。從南滿到北滿，官兵大都穿著繳獲的鬼子、偽軍的服裝，遠遠望去就像日偽“討伐隊”。
1937年（無月日），《抗聯第二軍和第五軍政治軍事情況的材料》中，開篇即道：
二軍的隊員養成刻苦耐勞儉樸的風氣。可是隊員的愛美好修飾，無論經濟怎樣困難，總是穿得很整潔，愛惜武器，保護槍械是無可比擬的。第五軍的隊員們愛惜武器、美好、整潔，不僅是上級領導教育影響的，主要的由於隊員們以二軍為榜樣，自動地去模仿，就等於二軍的隊員對於軍事學習和軍隊的生活管理等等從五軍隊員表現上去自動學習時一樣。
2軍朝鮮（族）人較多，朝鮮族服飾好白色。一個酷愛白色的民族，是不可能不整潔的。可當時，從2軍到同樣“美好、整潔”的5軍，以及其他各軍官兵，已經成了什麼樣子呀！
“撅腚襖”和“抿襠褲”，在林子裡轉上個把月，那棉花早開包沒形了。鬼子那軍裝確實結實，軍官黃呢子，士兵是小帆布，厚實得沉甸甸的，可用不上一個冬天，全成了破衣爛衫。衣襟、袖口、褲腿刮得絲絲縷縷的，連褲襠也刮爛了，其他不易刮壞處，露營時則被火星子燒得窟窿眼子。一場雨淋成落湯雞，算是洗臉洗澡了。女人天性，有點兒空兒，會去河邊洗洗涮涮。秋風起後，男女都一樣。用老人們的話講，那手像老鴰爪子似的，臉都是鍋鐵色，頭髮披到肩膀了，都“擀氈”（像氈子一樣板結在一起）了。什麼理髮剃頭呀，越長越好，等於多頂帽子，暖和呀！ 1940年後陸續退往蘇聯，怕帶過去傳染病，過界後都脫得一絲不掛，衣服燒了，洗個澡，再見面，你是誰呀？認不出來了。
不斷有媒體報導，湖北省神農架發現野人。有關方面多次組織科考隊實地調研，一無所獲。而從1938年開始的四年多里，“不吃人飯，不拉人屎，不走人道，沒人味了”的東北抗聯官兵，除了扛槍打鬼子，那模樣和生存狀態，與野人有多大區別？
有資料說，當年東北的中南部，每年無霜期平均為150天，北滿只有125天。今天的黑龍江，也是雪花飄半年。這樣說比較抽象、概念，最冷時究竟能冷到什麼樣子？老人們說，那時沒有天氣預報，那時天比現在冷，現在估摸著，零下30多攝氏度是常事，臘月零下40多攝氏度不算啥。 “頭九不算九，二九凍死狗，三九四九石頭裂口”。石頭怎麼凍裂口不知道，你瞅著小鳥飛著飛著就掉下來了，夜靜樹凍得咔吧咔吧響，冰面、地上凍裂的口子能別斷馬腿。
有房子住時省衣服，鬼子軍裝穿一冬沒問題，普通棉衣穿爛了，天也快暖了。待到天大房子地大炕，森林是故鄉，普通棉衣有時兩件也挺不過一個冬天了。
吃糧拿命換，穿衣也一樣。
秋冬季作戰，敵屍被扒得光溜溜的。
秋風起，雪花飄，官兵還身著單衣，當領導的就滿嘴燎泡了。
沒有棉衣，就熬不過這個冬天，隊伍就會垮掉。
服裝我代為想辦法，實在無著，進攻某地，以武力扒老百姓衣服，更換，窮的給大煙土換，富的沒收。
這是1936年11月16日，×××（筆者將姓名隱去，下同）給×××信中的文字。而這時距從1938年開始的更嚴酷的冬天，還有兩年。
1937年11月14日，《柴世榮、關書範關於敵情及我軍狀況等問題致周保中、宋一夫的信》中說：
所謂抗日軍的時令病不斷的複發，軍本部直轄部隊三團教導團還沒有發生這一時令病，但在南方部隊二軍五軍三團一團，叛徒拐槍逃跑真是不一而足，自然是教育不夠，是複發時疫病一重大因素，但一味是駐不著房子，打小休蹲山亦是促成這一病之動因，除非達到紅軍戰士徹底覺悟程度亦許會消滅這一缺點。
抗聯老人說冬天是個漢奸，不光因為天氣寒冷，老天爺“叛變”了，連土地爺也“投敵”了。大雪改變了景觀和地勢，山里清湯林子，平原一覽無餘，哪兒都難藏人，一動就留下痕跡。春夏秋三季，河流到處阻礙敵人，草甸子、沼澤地根本進不去。而今，大地冰凍如鐵，敵人的汽車、爬犁撒著歡兒到處跑。
前面說過，擊垮義勇軍的，不光是日寇，還有老天爺。
特別是一些山林隊，或是山林隊改編的隊伍，樹葉一落，“時令病”就來了，覺得沒別的路了。真投降的，假投降的，有的則插槍散伙了，說是待來年春暖花開聚攏起來再乾。
1937年1月17日，《王潤成給中央代表團的報告》中說：
這些隊伍的投降，與以前不同。在以前投降，大半都是領袖分子用各種各樣的方法欺騙下層群眾投降，而這次則是因衣、食、住等問題無法解決，群眾動擺，領袖又想不出辦法。舉例說吧，史旅的安團、劉營他們投降，是在三五年十二月與三六年一月前後，這時候討伐隊早已撤退了，可是沒有棉衣穿沒有房子住，一去征收給養就得打仗，並且無處去弄。為了這件事劉營長在密營裡哭了三天，最後宣布誰能幹，誰就領導這些人幹，我實在是沒有辦法了。
離休前為國防科工委副主任的彭施魯老將軍，筆者採訪時八十三歲，白髮濃眉，目光有神，思維敏捷，談吐文雅，學者風度。
他1916年生於河南省武陟縣一地主家庭，先後就讀河南焦作中學和北平弘達中學，1934年入團，1935年入黨，並於同年與在焦作中學的同班同學王靜敏一起被派往東北。
負責送他們去東北的交通員叫李義臣，山東人，在東北待過多年。三十多歲，中下個頭，寬肩闊背，一張臉上方下圓，濃眉大眼，話少，好像不會笑。他的“身份”是個那時常見的江湖賣藝人，彭施魯和王靜敏是他的“徒弟”。出發前約定，沿途兩個人盡量少說話，一切由“師傅”應付。
從北平坐火車到山海關，過去叫出關，這回是“出國”——那邊是“滿洲國”了。
“出國”自然麻煩，買張火車票，這證那件的，恨不能把你祖宗八代翻個底朝天。 3個人找個小客棧住一夜，第二天早飯後背著行李卷邁動“11號”上路了。
荒山野嶺，鄉間小路，晚上就在老鄉家吃住。第三天傍晚，山岡上跑下幾個人，喊著讓他們站住。兩個學生不明白怎麼回事兒，傻呆呆地站在那兒。李義臣大喊：鬍子，是劫道兒的鬍子，快跑！眼看著跑不動了，李義臣拼命追上一輛馬車，跟車老闆商量，讓兩個學生爬上去，馬狂奔，人狂喘。
到了綏中縣城，火車票就買好了。到長春後，又換乘去哈爾濱的火車，再坐長途汽車去方正。方正縣就屬“匪區”了，買票時盤查你去方正什麼地方，找誰、幹什麼，還要把姓名寫在車票上。
彭施魯原名王鵬華，王靜敏原名王永谷。在北平動身前，李義臣說這不像東北莊稼人的名字，得改了。彭施魯說我叫“王長庚”吧，李義臣說行。王靜敏說我連姓也改了，叫“張永順”。李義臣說叫“長順”吧，“長庚”、“長順”，聽著更像師兄弟。一路坐車有偽警察盤問，住店來查夜，讓你把隨身那點東西抖摟一遍。改名換姓不說，還不能堂堂正正通過“天下第一關”，走荒山野嶺繞太遠。這回就要到“匪區”，參加自己的隊伍了，兩個熱血書生激動不已，就出了點兒差錯。
下車時，那車門一邊一個偽警察，李義臣拿著車票走在頭里，盤問過了。問到一路上都叫“張長順”的王靜敏姓什麼，就說個“姓王”。彭施魯心頭一緊，聽到王靜敏又回答“俺叫王長庚”，一顆心落了地，明白自己又得改名換姓，叫“張長順”了。
而筆者執意將彭施魯放到這一章裡介紹，是因為他這個抗聯有太多與眾不同的第一。
出關第一夜，在老鄉家裡，他這個中原人第一次領教了東北的熱炕頭，烙得翻來覆去睡不著。而在那冰天雪地中露營的日子裡，他最大的願望，就是抗戰勝利後找個熱炕頭，美美地睡上一覺。
到哈爾濱已過元旦，吐口痰，立刻在冰滑的地上凍成冰砣，就立刻想到那個“撒尿得拿根棍子敲”的傳言。而這時他並不明白這滴水成冰的嚴寒，對他和東北抗聯將意味著什麼。
到4軍時，正是“凍掉下巴”的臘七臘八前後。在密營裡，他見到剛繳獲的凍得鉛球、鐵蛋樣的橘子，更讓他驚異、咂舌的是，非但沒放進熱水里化，反倒放在冷水里冰。約莫半個小時後，那橘子表面就結了層比銅錢還厚的冰，把冰敲碎，橘子就變得軟軟的了。官兵告訴他，要是放進熱水里，橘子就爛了。人凍傷也一樣，不能用火烤，而要用雪搓，把傷處皮膚搓紅了，血流通了，就沒問題了。
4軍新兵彭施魯，一切從頭起步。騎馬、射擊不用說了，吃飯、拉屎也得學。行軍時，包米麵大餅子要貼身揣著，不然就成鐵餅了，一口幾道牙印。有道是“小孩的屁股大醬缸”，天多冷，凍不壞。大人的屁股也挺抗凍，可生殖器呢？零下40多攝氏度，一會兒就危險了。要等到快憋不住時，趕緊蹲下，速戰速決。
看他凍得鼻涕拉碴的樣兒，大家都挺可憐這個關里來的洋學生。有的勸他去做地方工作，有的說他是“兔子尾巴——長不了”。
天大房子地大炕，多少土生土長的東北人，受不了冰天雪地中的飢寒交迫，有的離隊回家了，有的叛變投敵了。而來自中原大地的熱血男兒，就在這東北的大煙泡中，用戰鬥迎接勝利。
六十三年後，老人說他能在東北抗戰十年，首先要感謝“抗聯第一寶——烏拉”。
鞋底、鞋面是一整塊牛皮，鞋面上有一凸起的半圓形的褶，鞋口釘著一圈鼻扣兒。先把一塊挺大挺厚的布，叫“烏拉腰”，沿鞋口墊放進去，再把烏拉草絮進去，然後把裹好裹腳布的腳伸進去，就開始系烏拉帶。烏拉帶是根長兩米左右、筷子粗細的麻繩，從鼻扣兒中穿過，係緊前先把褲腿抿緊，再用烏拉腰把褲腿裹住。那烏拉腰高及膝下，烏拉帶一直綁上去，連綁腿都有了。
零下40多攝氏度趴在雪地裡，繳獲的鬼子的大頭鞋，個把小時就凍得貓抓狗咬似的。穿烏拉什麼事沒有，又輕快，綁上草繩子走冰雪道還不滑——不然，怎麼算得“抗聯第一寶”呀。
只是在人類的鞋類中，這烏拉卻是穿起來最費事的，快手也得半袋煙的工夫。其中最重要的環節，是烏拉草一定要絮得均勻，展開一個窩兒，那腳伸進去可舒服了。彭施魯個把小時也難搞利索，這兒薄了，那兒厚了，厚了硌腳，薄了凍腳。看人家烏拉帶還在腿上打個十字花，走出十幾里還是原樣兒，他的一會兒就掉褲子似的堆到腳脖子上了。
如今新兵入伍，首先是練隊列。抗聯沒有這一說。而彭施魯參加抗聯的第一課，是學習穿烏拉——他必須首先學會怎樣做個東北人。
老人說，毛主席問他的衛兵李銀橋，手重要，還是腳重要，李銀橋說手重要。毛主席說不對，沒有腳就不能走路，不能走路就不能革命。走路靠腳，腳靠鞋，東北冬天是烏拉。在東北，腿腳最多的不是槍傷，而是凍傷。腳是最容易凍傷的部位之一，多少人都是腳凍壞了呀。你意志再堅強，抗戰再堅決，腳凍壞了，那人就廢了。
白雪鋪滿大地，山中深及尺，掛滿茂密參天之林木，野獸絕跡，鴉雀無聲，靜寂寒冽，宛若資本主義世界垂亡追悼之序幕。游擊爭戰，最惡此景，抗日救國戰士，猶著單一水鞋，日夜出沒於寇賊倭奴之封鎖線，其困苦頗甚。寧安軍本部新移林口，諸缺準備，而日賊不斷出擾，以此深為焦慮。
這是周保中1936年11月11日日記中的一個自然段。
老人們說，歸屯前“討伐”再緊，白天蹲山，晚上下山也能找個屯子睡覺。歸屯後不行了，就是“天大房子地大炕”了。抗聯進入艱苦時期的最重要的標誌，就是露營了。
山里宿營，山溝背風，自然暖和，發生戰鬥，地形不利。山頂地勢好，風大，冷不說，那火也刮得東倒西伏，還易被敵人發現。通常是在山腰選個平坦處，周圍山上山下布上崗哨，有敵情首先搶占制高點。部署妥當，大家就忙活起來“打火堆”，就是鋸樹，砍柴火，弄堆火取暖，準備過夜。
1938年後，“打火堆”幾乎成了每天的必修課，任何一支部隊都不能不隨身攜帶斧鋸，特別是鋸，甚至比槍還重要。是那種兩頭窄、中間寬的“大肚子鋸”，又叫“快馬子”，一人來長，兩人合用。選那種一人來粗，或者再細點的樹鋸，太粗了搬不動，太細了不抗燒。無論粗細，一個暴馬子，一個刺松，這兩種樹不要，燒起來噼劈啪啪火星子四濺，燒人燒衣服。鋸倒了，再截成一截一截的，大的兩人抬，小的一人扛，或拖到睡覺的地場。把雪盡量清除，底下一層擺好，上面一層十字交叉放著，再一層也一樣。一人來粗的木頭，每層4根，擺放3層，能燒一夜。木頭細了，就得加量。
這都是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經驗之談。開頭不懂，弄幾根木頭堆那兒，下半夜就燒光了。或者鋸些“站桿子樹”，就是死了、乾了還沒倒的樹，倒是好燒，也不抗燒。幾根乾木夾在中間做引柴，大都為濕木，這樣打成的火堆抗燒，還有意外收穫。那濕木燒起來兩頭噝噝響著冒白沫子，涼了形成黃糊糊的結晶，北滿叫“木鹼”，吉東叫“樹膠”，有沒有、有什麼營養價值不知道，做“飯”時放鍋裡黏糊糊的，口感挺好。
鍋呀搪瓷盆子呀，或者鬼子的鋼盔、豬腰子飯盒什麼的，在火焰上方支架著，咕嘟得差不多了，管它糧食，還是樹皮，熱乎乎的弄一肚子，就在那火堆旁睡覺。
有狗皮、狍子皮什麼的鋪上，沒有就弄些樹枝子。從頭到腳係緊了、捂嚴了，每人都有個背篼子，枕著。槍放在身旁，或者也枕著。敵人偷襲，聽到槍響，順手抓槍，就地滾到大樹底下，趴那兒，或站起來隱在樹後射擊。
人少，那人就順著火堆睡。人多，就把腳對著火堆，呈輻射狀圍一圈，那人一個個都弓成對蝦似的，使勁兒朝一塊兒擠。當然也自覺不自覺地往火堆上靠，靠得太近就危險了，有的就燒死了。有的沒燒著，第二天早晨一碰，身子都硬了。
抗聯管露營叫“打小宿”。 1938年前，是偶爾打次小宿，1938年後就是常態了，應該叫“打大宿”了。用一些老人的話講，那時要住回房子，反倒成了“打小宿”。
彭施魯老人說，有部電影，抗聯在雪地露宿，蓋床被子。睡覺嘛，當然得有被子了，編導這麼想的，觀眾也看不出毛病，我們就笑了，說哪來的被子呀。那時一般有件大衣，那時叫“大氅”，個別人有條同樣燒得窟窿眼子的毯子，打幾仗也丟了沒了。那時一年四季就在山里滾，這山那山，這縣那縣，肚裡沒食，扛支槍都打晃，再弄床被子，潮了濕了，多沉？當然不排除某支部隊打一仗，得床被子，蓋幾次，但在本質上是不真實的。你採訪這麼多人了，誰蓋過被子？
老人說，山里有廢棄的炭窯，碰上一個，那就是天堂了。
老人們都說，開頭真受不了。挨火堆躺著，這邊衣服烤煳了，那邊身子透心涼。腳衝火堆的，你瞅吧，那人幾乎都是一個姿勢。兩手插在胯襠裡，身子使勁朝前“勾勾”（弓、彎）著，恨不能把腦袋也插進胯襠裡。睡不著，凍醒了，就坐起來烤火，再不就蹦跳一陣子。飛禽走獸還有個窩呀洞呀的，咱這是算哪一類呀？還叫人嗎？可這人哪，也真是種適應性動物。待到成了“野人”，老百姓說是“見鬼了”，那覺也睡得挺香了，覺得抗聯就應該這樣打小宿了。過去新兵上隊，說當抗聯打仗、吃苦，你怕不怕呀？這回就問：露營、打小宿，你受得了嗎？
朔風怒吼，大雪飛揚，
徵馬踟躕，冷氣侵人夜難眠。
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後寒。
壯士們，精誠奮發橫掃嫩江原！
偉志兮，何能消滅！
全民族，各階級，
團結起，奪回我河山！
提起抗聯，人們就會想到出自抗聯人之手的《露營之歌》，是太自然了。
各軍大都有過帳篷，有繳獲的，有自製的。楊靖宇還親自設計過帳篷。 “梳篦戰術”，“壁蝨戰術”，野副“大討伐”，三江“特別大討伐”，有時一天幾仗，連最寶貝的機槍都插起來了，那帳篷也就可想而知了。
老人都說，不管天多冷，有火就行。
《露營之歌》，一年四季分四段，哪一季都離不開火。春天是“圍火齊團結，普照滿天紅”，夏天是“煙火沖天起，蚊吮血透衫”，秋天是“草枯金風急，霜晨火不燃”，冬天是“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後寒”。
無論天多熱，晚上山里也涼，雨後還有潮氣，沒火烘烤著，也凍不壞人，卻能坐病。蚊子、小咬一團一團的，還有瞎虻，沒煙火熏著也不行。無論什麼季節，火還能嚇阻野獸。
老人們都說，那時人抗造，可再抗造也是人哪！胃病，腰腿痛，夜盲，爛襠，誰都難免，輕重而已。最要命的是抽筋，胳膊腿都抽，那人抽得嗷嗷叫，快勾勾成一團了。如今踢足球抽筋是累的，我們那時累呀餓呀潮呀，什麼都有了。也像足球運動員那樣，扳起腿抻巴抻巴，更重要的是用火烤。特別是冬天，幹什麼也離不開火，沒火就完了。敵人來了，背著架著抬著跑。跑著跑著，覺得不大對勁了，一看，那人就不行了。
曹曙焰老人說，有個牛奇中，脖子本來就長，外號“長脖子老等”（一種長脖長腿的鳥，學名“蒼鷺”）。 1940年夏在虎林一個草甸子裡，一覺醒來，他說你看我是咋的了？大家嚇了一跳，那脖子突然長出來一截，一尺多長了。我們幾個人給他搓呀揉呀按的，那能管用嗎？問他疼不疼，他說不疼。不疼也不行了，除了睡覺，總得一隻手托著下巴，不然就支不住腦袋，說不定歪到哪邊兒去了。那種不是人活的日子，什麼稀奇古怪的病都有。到蘇聯後我還見到他了，還用手托著個下巴，這人後來不知到哪兒去了、怎麼樣了。
“打火堆”當然也會引來敵人。有敵情，春夏秋沒火也能將就，起碼凍不死，冬天就難了。有時“討伐隊”就在附近，就去偷襲它，打仗可以御寒。有時一堆傷員，打不了，就尋個比較隱蔽的地方弄堆火，同時加強警戒。因為沒有火，那人那一夜也完蛋了。飢與寒不同，人餓幾天不會死，而凍死、凍傷，常常就是不知不覺間的一會兒工夫。
1939年1月21日，《中共北滿臨時省委給高禹民的指示信》，開篇即是：
遠地送來親愛的戰友們飢餓的呻吟，寒凍的顫聲，熱情在我們周身澎湃。同志們堅毅清癯的瘦影在我們腦海中閃動。我們是朝夕關懷著你們，翹望興安峰巒，可見巍嶺絕壁嚴肅的儀容！白雪與寒風爭厲！這真是像徵著偉大事業的時期，我們緊握著拳頭，誓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去與飢餓寒凍，去與萬惡日寇拼殺！不達勝利誓不休！
同年4月19日，《高禹民關於下江部隊情況給省委負責同志的信》中說：
親愛的同志們！我們闖過一九三八年的寒冬及一九三七（九）年的冷春，戰士均伸開疲倦之體，露出高興的精神。
用單立志老人的話講，是：背陰坡的雪殼子擎不住人了，陽坡的雪化了，心裡就覺得有底了，那人就算活過來了，又能跟鬼子乾一年了。
1934年夏，紅25軍在皖西北打下太湖城，繳獲甚豐，官兵每人分得一把雨傘，大家樂壞了，說一把雨傘一間房呀。
南方紅軍最難熬的是雨季，那天像漏了似的，行軍作戰，苦不堪言。
東北抗聯沒留下一個建制連隊。抗戰勝利後的解放戰爭中，東北野戰軍12個主力縱隊和特種兵、獨立師，或多或少，大都有當年的抗聯官兵，進關、南下，打到兩湖兩廣。有老人說，到那地場一看哪，打游擊太好了，四季都是綠的，凍不著，餓不著。
紅軍兩萬五千里長征，最苦的莫過於爬雪山、過草地了，可比之抗聯呢？紅軍爬雪山用了多長時間？抗聯是多少年？而草地，即被抗聯老人稱之為“漂筏甸子”的沼澤地，後面將會寫到，敵人重兵“討伐”時，就往草地裡去，因為敵人不敢進、進不去。
參加了長征的陸定一說過：“在1931年'九一八'到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前後14年中，東北抗日聯軍的犧牲奮鬥，最為慘烈。”
1932年11月19日，多門師團侵占黑龍江省城齊齊哈爾。夜間強行軍，氣溫驟降，6000人凍傷，佔全師團的1/3。
才11月中旬，氣溫再低，能低到哪裡去？零下20多攝氏度夠了吧？
五味川純平在《戰爭和人》中，談到日軍如何穿防寒裝：先在棉毛衫外穿上軍襯衣和軍襯褲（法蘭絨制），再穿上軍褲（呢絨的），外套（毛織）和防寒大衣（厚羊毛製成的皮大衣）。然後再穿上防寒皮套褲，膝蓋以下打上防寒綁腿。腳上穿棉軍襪，再穿上防寒靴。手上戴毛手套和防寒大手套，頭上戴防寒帽，帽子裡的毛線頭巾把整個頭包起來。臉部遮上防鼻，這是為了保護易受凍的鼻子。全部穿戴好後，露在外面的只有兩隻眼睛。
這是在中蘇邊境線上巡邏的日軍裝束，抗聯沒少與這類鬼子打交道。即便南滿日軍的防寒裝，與抗聯也不可同日而語。敵人是傾“滿洲國”之力保障供給，抗聯一切都靠自己解決，而且，他們沒有飢餓之虞。
即便如此，日軍也不斷有凍死、凍傷的，更不用說被抗聯拖來拖去，在大山里麻達山了。
據說，當年日本鬼子看到《露營之歌》，也表示欽佩。
1941年12月2日，《抗聯三路軍九支隊官兵履歷表》中，林玉金，三十九歲，1939年2月入伍到6軍3師保安連，擔任過中隊長、排長，“負傷次數及輕重”欄中“無”，“特徵”欄中為“足指皆無，左小指有凍傷”。
1939年（無月日），《張壽籛關於部隊的活動情況及經費使用問題給金策的信》中說，“三月初二夜”，“王繼周同志（前十一軍二旅主任，五軍派來的）以下六名凍死”。
1940年2月24日，《團結給海山同志信》中說：
在去年嚴冬之際敵情緊張時期，衣履不佳，飲食不周，除不得已送過江（蘇維埃聯邦負責同志費心代為收容救濟）百名外，在兩個月過程中加因為傷病飢餓，奇寒而死的四十餘名。
那時在東北，一場寒流過後，無家可歸者成為街頭死倒，平淡無奇。莊稼人的手，若不皴裂開一道道口子，那就不像個莊稼人了。 “六個爪”、“王禿瓜子”、“李壞手”、“一隻耳”，是男人而被稱為“×小腳”，殘廢了，這才算得上凍傷的。而各地游擊隊從成立之日起，這類外號就不斷地取代著一些人的名字。
秋風起，在抓緊整治“時令病”的同時，防凍傷教育也提上議事日程。這時凍傷主要發生在行軍、作戰期間，特別是打伏擊時。土生土長的都有一套防寒經驗，對於像彭施魯這樣的，開頭就得特別關照些。同時上身的棉衣，你的比別人破爛，就得說明理由。偶爾打次小宿，濺上火星子燒些窟窿眼子，或是抽煙不小心燒了一塊，就要受到批評。再燒，就會受處罰，通常是罰站、打軍棍。
1938年前，冬棉夏單，各軍基本都能做到。那也有凍死的，不多。之後就越來越多了，也不罰站、打軍棍了——都成“野人”了，罰誰呀？
離休前為哈爾濱工業大學副總務長的李桂林老人，黑龍江省肇州縣人，1940年8月參加3路軍12支隊36大隊，沒有任何過渡，離開家門，上隊就開始“打火堆”。
飄第一場冬雪那天，李桂林有些不舒服，也是太累了，聽到“打火堆”三個字，就趴那一層薄雪的地上不想動彈了。大隊長景芳，細高個，一臉黑胡碴子，一隻胳膊負傷鋸掉了，一隻獨臂將李桂林薅起來，吼著讓他去弄樹枝子舖“床”，“不然就處罰你”。
1997年筆者採訪時，老人七十三歲，平頭白髮，個頭少說1.70米以上。他參軍時還不滿十五歲，長得也小，沒支三八大蓋高。雖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那也是孩子呀！
老人說，當乾部操心受累呀。天還不大冷時，睡覺前要烤烏拉，先烤一隻，烤好了穿上再脫另一隻，主要是烤烏拉草。有的烤著烤著，身子一歪睡著了，就得趕緊把他弄醒，給他幾巴掌。大家都睡了，有的迷迷糊糊往火堆前湊乎，當領導的就要把他拽回來。一般個把小時就凍醒了，沒醒的，就得看看怎麼回事。一眼沒看到，就可能出事。有個田富，10個手指頭都凍掉了，後來凍死了。
王鈞老人說，1939年10月下旬，我們12團的朱連長，帶個戰士馬萬海跑交通，去訥河縣梁家窖送信。晚上“打火堆”，馬萬海燒得就剩個腦袋，朱連長兩隻腳燒沒了。他爬了兩天兩夜，把信送到了，幾天后也犧牲了。
離休前為伊春市人大副主任的高玉林，與李桂林同歲，同年參加12支隊，兩人家相隔不到兩公里。像李桂林一樣，張口就是實事。
老人說，有一回做夢，說做的大米乾飯和豬肉燉粉條子，那個香呀。迷迷糊糊爬起來，就去火堆上抓，一隻手燒得“糊巴爛啃”（形容燒得焦煳破爛的樣子）的，現在還這麼多疤。
老人說，火也怕凍呀，你看那火苗是藍色的，現在估摸著那氣溫就得零下40多攝氏度了，就得格外小心了，當領導的就不敢合眼了。最可怕的是秋末冬初、冬末春初那種雨夾雪天氣，衣服濕透了，“打火堆”也不能脫下來烤，不凍死凍傷，八成也得病了。好人都難活，肚裡沒食，連餓帶凍，還有個好嗎？
1軍3師西征碰上的就是這種天氣，不知造成多少非戰鬥減員。筆者見到的資料，都沒提及這個問題。而本節前面引用的“王繼周同志以下六名凍死”，就是雨雪紛紛所致。文件中還說“據說再延馳（遲）一小時的淫雨，就要凍死全隊的三分之二”。
李桂林老人說，大興安嶺的冬天，不下雪的時候不多，那雪齊腰深，過胯深，沒膝蓋算淺的。踩雪殼子走，一下沒擎住，咔嚓掉下去。爬不上去，就用槍托砸雪殼子，在雪裡往前拱，拱出的雪道像工事、戰壕似的。有時一腳懸空，又掉進坑洼溝裡。溝多深，雪多深，在底下扒雪，像老鼠掏洞似的往前爬、拱。拱不出去，沒人拉扯，那就完了。
彭施魯老人說，行軍中最容易凍傷臉和鼻子，休息時是手腳。先是疼，用東北人的話講，是“凍得像貓咬似的”。像貓咬似的不怕，貓不咬了就是凍傷了，沒知覺了。剛凍傷時皮膚發白，那是血管喪失功能，趕緊用雪搓能搓過來，等到發黑就不行了。過度疲勞和體溫降低，會影響人的思維判斷力，覺得不疼了，沒事了，幹部就得經常喊幾嗓子，提醒大家互相瞅著點。晚上行軍更得提高警惕，特別要盯住那幾個體質差的人，派人重點照顧，不時清點人數。餓呀累呀掉隊了，困得一頭栽雪窩子裡睡著了，一會兒就凍僵了。肚裡沒食，那人特別不抗凍，生命特別脆弱，說不行就不行了。
老人都說，其他季節，餓了就睡覺，睡著就不餓了，有的再沒醒來。冬天無論多餓多累，沒打火堆不能睡覺，睡著了十有八九得完蛋，不死也殘廢了。
曹曙焰老人說，1940年1月，我在樺川縣南山里籌糧，2路軍2支隊政委姜信泰讓我去寶清送封信。我和個朝鮮族機槍手金萬義，等走到寶清和富錦交界處的山里，一下子傻眼了。山坡上十來個人，坐著的，蹲著的，躺著的不多，都凍死了。那穿戴，那頭髮，一看就是咱們的人。四處“撒目”（巡視），前面一個窪兜里又有幾個，周圍這一個、那一個的，還有一些。好多人那大腿和肚子，都叫野獸啃了、掏了。
老人說，像我這樣活下來的，誰沒見過凍死、餓死的戰友呀？可哪見過一下子凍死這麼多呀？就我所知，1938年後凍死、餓死的，比戰死的多。
老人說他第一次見到凍死的人，是1936年秋天。他和連長王慶雲率連到山外籌糧，買下老百姓地裡的莊稼，掰包米棒子，割穀穗、高粱頭，往山里背。乾了幾天變天了，雨夾雪，半夜回到密營，發現少了團部的孫副官，曹曙焰立即帶兩個人回去找。雨雪停了，北風像狼似的號叫，不知摔了多少跟頭，在林子邊找到了。孫副官坐在麻袋上，衣服鎧甲似的，身子朝前弓著，兩隻手向前挓挲著，像在烤火，眼睛眯縫著，笑呵呵的。
曹曙焰老人說，我樂壞了，以為這人還活著。喊他不應，上前一抱，嚇一大跳，硬邦邦的。後來明白了，凍死的人和戰死的不一樣，突然中彈犧牲，那表情差不多瞬間就凝固了。凍死的人是笑面，笑模悠悠的。人臨死時會有一種幸福感，覺得這個世界挺溫暖。那凍死的人是不是要加個“更”字？我還見過敞著懷的，熱得受不了了似的。
王鈞老人說，1938年，我們12團在通北拉拉屯籌糧後進山，離山還有幾里路時，司務長劉殿福和班長韓九發凍死了。劉殿福抱著個塔頭墩子當火盆，舌頭都硬了，呼啦、呼啦“半語”（說話說不囫圇、完整）了，讓我們先走，他烤熱乎了再攆隊伍。我們給他搓呀揉呀，做人工呼吸，怎麼也沒救過來。
李在德老人說，凍死的人挺安詳，剛凍死時臉上還有些微紅。
許多老人談到凍死的人的臉上的笑容。
1940年初，2路軍2支隊向虎林轉移，有個叫王福實的兵掉隊了，曹曙焰回去找，見他趴在雪窩子裡一動不動。曹曙焰脫下手悶子試試，還有氣。先是背，背不動了，就在沒膝深的雪地上拖，拖不動了，就坐那兒喘。王福實說，指導員，你別管俺了，俺活不了了。一會兒說你給俺一槍吧，一會又說你把俺勒死吧。
曹曙焰老人說，那時有碗熱乎乎的子粥，他吃了就能走。他說得沒錯，他活不了了，誰也不能救他。但是，你不能走，只要他還有一口氣，你就要陪著你的戰友。這是個原則問題。然後給他弄座雪墳。
許多老人談到雪墳。
單立志老人說，戰場上，只要條件允許，烈士遺體是一定要背下來掩埋的，不能讓敵人糟蹋。中國人講入土為安。環境好時，買口棺材，或是用白布包裹好了埋了。要深埋，那坑怎麼也得挖下去兩米才行，不然狼呀什麼的聞到味兒，能扒拱出來。 1938年後就難了。用刺刀摳，拿手扒，弄出個能放進去人的坑，幾個人也得喘上幾氣，用上半天工夫。有時找個坑洼處埋了。冬天冰天凍地的，那坑就更難刨了。有樹洞最好了，放進去，能搬動的石頭弄幾塊堵住洞口，搬不動就弄些雪蓋上。敵人跟腚攆你，火化暴露目標，燒個人得多長時間？沒別的法子，能做到的就是雪墳了。
老人嘆口氣：抗聯沒留下幾座墳哪。
彭施魯老人說，《國際歌》第一句是“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第一句是“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什麼是“飢寒交迫的奴隸”？什麼是“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那時不知道《義勇軍進行曲》會成為國歌，可在那大山里，在雪墳前，我們就唱著這樣的歌。有時連唱歌的勁兒都沒了，用手捧起一座座雪墳，那心頭也是這樣的旋律。
老人問我：你說，什麼叫“抗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