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靖宇犧牲，1路軍的擔子自然就落在了魏拯民的肩上。
魏拯民中等個頭，瘦瘦的，臉稍長，白淨面皮上有幾個不易察覺的淺皮麻子。除了鼻樑上多副近視鏡外，手裡還少不了根棍子，以便支撐那羸弱的身子。說話不緊不慢，極有條理，文質彬彬，又挺風趣，金日成說他像個教授。
1909年，魏拯民生於山西省屯留縣農家，1926年在太原省立一中讀書時入團，第二年入黨，因參加學生運動被開除。 1928年考入北平私立弘達學院，因家貧經常每天只吃一個三合面的窩頭，到了還是因沒錢而輟學。他的很嚴重的胃病，就是這時落下的。 1930年考入河南安陽軍事幹部學校，公費待遇，這回不用花錢了，卻因胃痛有時難以出操，而被視為不適於從軍，被軍校除名。
很快將會寫到，單憑身體這一條，他就不適於投身軍旅，尤其不能置身於東北抗聯這樣一支隊伍中。魏民生、魏鋤耕、李新良、張達、馮昆、馮康等等，像他這種職業，是不能沒有許多化名的。不知道原名關有維的魏拯民，為什麼用了“為拯民”這樣的諧音，只知道為錢所困，只能因錢擇校的熱血青年，為救國救民是沒有選擇、義無反顧的。
1932年春，黨組織派他到東北，先後任哈爾濱道外區委書記、市委書記。 1934年童長榮犧牲後，被派去東滿任特委書記、2軍政委。東滿、南滿兩個特委合併為南滿省委後，為省委書記兼1路軍副總司令、政治部主任，並一直擔任2軍政委。而在王德泰犧牲後，2軍的軍政擔子就都在他的肩上了。
對東滿危害最大的反“民生團”鬥爭，就是在他到任後開始剎車並最終止息的。
“集團部落”潛藏著的巨大危害，他是最早看得透亮的人之一。
與多病的文弱書生形象渾然不同的，是他的強悍、大氣和務實。東滿作為南滿與吉東、北滿的結合部，他一直致力於四大游擊區的戰略呼應、配合，並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取得了相當的成果。而且，理應被視為武裝鬥爭的門外漢，對游擊戰彷彿有種天生的悟性。
為打通與1軍的聯繫，擴大游擊區，1936年4月，魏拯民率軍部和1師、2師南下撫松、濛江、長白、臨江等縣。進入敦化縣境，被敵發現，即以一部佯攻大蒲柴河鎮，將縣城出援之敵誘至寒蔥嶺，一場漂亮的伏擊戰，斃傷敵400餘人。
打下一座縣城，政治、經濟、軍事利好多多，卻也絕非易事，許多時候想都不用想。 1937年9月25日夜，魏拯民指揮部隊，出其不意，攻其不備，首先割斷電話線，然後摸掉哨兵，一舉突入輝南縣城，拂曉時分順利撤出。別的不說，越冬物資置辦全了。
同年（無月日），《抗聯第二軍和第五軍政治軍事情況的材料》中說：
第二軍政治委員魏拯民是一位忠誠篤實很有毅力，富有一切能力，久經鬥爭的革命家。
身上揣著朝鮮語讀本，有空就讀，向身邊同志請教，練習對話。像他這種職務，又戴副眼鏡，即便不端架子，也易使士兵感到敬畏，甚至格格不入。他卻能讓大家把自己的所思所想，都向他傾倒。他是首長，關鍵還是個病人，打仗繳獲到什麼“好嚼裹兒”，給他送來些，他再送給傷員病號。即便是在一塊乾糧的價值，絕對高於今天同等重量的黃金的日子，倘若有那麼塊乾糧，有老人說他也會與大家一道分享。
聽說魏拯民犧牲，官兵失聲慟哭。
1940年春安圖縣兩江口戰鬥中，一個士兵腿部負傷掉隊，被魏拯民發現。這個自己拄根棍子走上一陣子都要站那兒大口喘上一陣子的病人，連背帶拖，硬是把傷員弄回了15公里多遠的密營。
對於1路軍來說，這是個從未有過的凶險、危殆的時刻。
程斌叛變後，東邊道西部幾縣黨組織和殘餘部隊，不約而同地東進。這一刻，楊靖宇一路不斷分兵誘敵的部隊、被打散的部隊，以及各地密營的後方機關的小部隊，正在撤離濛江，陸續北上。途中不斷與敵遭遇，犧牲、被俘、失散。一是到處都是敵人，很難躲避；二是必須弄吃的，就得見人，就可能碰上“趙廷喜”，敵人就來追打。而在途中和在濛江失散的，找不到部隊，也不知道“甩”的地點，再犧牲、被俘、失散。一些人就在當地，或者回家，或者投親靠友，遠走他鄉，隱姓埋名，潛居下來。
1940年4月8日，曹亞範在濛江縣龍泉鎮西翁圈被叛徒殺害後，1方面軍的境況亦如上述。
與此同步的，就是1940年4月（無日）《魏拯民同志給中共代表團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中說的：“一般幹部中在思想上、行動上，已發生了或大或小的變化，動搖、悲觀、失望等現象。”
魏拯民是3月在樺甸縣頭道溜河得知楊靖宇犧牲的消息的。追悼會後，即主持召開南滿省委和1路軍幹部會議，史稱第二次頭道溜河會議。決定警衛旅和2、3兩個方面軍主力出擊長圖線以北，在穆棱、五常、寧安、汪清等地分散游擊，同時加強政治工作，努力改善官兵生活條件。並決定從部隊抽調一批幹部，恢復、開闢地方工作，重點是延吉、樺甸、磐石地區。還決定派總部秘書陳秀明去蘇聯，希望通過蘇聯的幫助，恢復與黨中央的聯繫。
魏拯民在《報告》中說：
自一九三七年以後，這些地方黨組織，都先後遭到破壞，其主要原因是：由於叛徒等的告密，與該地的工作人員被捕或被害等所造成的。從被破壞後，大部分地區工作沒有恢復，這主要是有輕視地方工作的思想，所以在被破壞之後，即未派人進行恢復工作；同時也不培養有關這方面的干部，持著放之任之的態度，然而，在各地方尚保持著秘密同志個人關係的存在。
魏拯民明白，眼下已不是當初建立、發展黨組織的那種環境了。遍地的“集團部落”使地方工作千難萬險，絕非一時半會兒就能見到成效。但是，抗聯要生存，要戰鬥，就離不開人民，地方工作就必須千方百計去開拓，否則只能坐以待斃。
這時，敵人的“討伐”重點已經開始從東邊道轉向延吉、吉林地區。 9月底，野副昌德的“討伐”司令部也推進至延吉，準備進行秋冬季“大討伐”。在此期間，韓仁和率領的警衛旅，金日成率領的2方面軍，陳翰章率領的3方面軍，在老天爺和土地爺的協助下，四處出擊，均取得相當成績——留待後敘。
魏拯民把應該想到和能夠做到的，都想到了、做到了。
就算能把古今中外的名將都請來，也無力回天了。
應該是1940年8月吧，魏拯民指示：“年老體衰者、其他對革命工作有妨礙者向蘇聯疏散。”
從10月下旬開始，在飄飛的初雪中，2方面軍和3方面軍餘部，踏著滿山落葉陸續過境撤入蘇聯。
魏拯民給中共代表團的《報告》，開篇是這樣子的：
敬愛的同志：
在正式報告我南滿黨與第一路軍的各種問題之前，先陳述一下我們幾年來的感想。
自一九三五年七次代表大會（指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筆者）以後，在一九三五年秋季，在哈爾濱接到王明同志的著作《為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奮鬥》小冊子以後，就完全斷絕了中央與北滿的關係，因而也就得不到中央的具體指示與中央發行的文件與通訊，即對一般群眾所發行的書籍報紙等亦見不著跡影。同時，狡猾的日賊還從四面進攻我們。一切的工作，都是幼稚的。我們有如在大海中失去了舵手的小舟，有如雙目失明的孩提，東碰西撞，不知所從。當目前偉大的革命浪潮洶湧澎湃之際，我們卻似入於銅牆鐵壁中，四面不通消息，長期悶在鼓中，總聽不到各處革命凱歌之聲。
這封有年有月無日的信，應該是在第二次頭道溜河會議前後寫的，應該是由陳秀明送去蘇聯，交給中共代表團的——這是頭道溜河會議的重要決定之一。
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封信的節錄，是從日文翻譯過來的。據說，陳秀明下落不明，共產國際方面也未見到這封信——這位被仙人洞老人親切地稱為“八個爪”的原桓興縣委書記，兇多吉少應是無疑的了。
就算這封信送到了蘇聯，又有什麼用？王明、康生早夾著皮包走人了，誰還管東北抗聯？
許多老人說，今天幾號了，星期幾呀，那時沒這個，也用不著這個。清明栽土豆，穀雨種大田，那時莊稼人掛念的是節氣，種莊稼不能誤了節氣呀。參加抗聯了，一年裡印象最深的日子，一個是看到樹枝鼓苞了，高興啊，抗聯的好日子要來了。再一個是樹葉落了，天氣涼了，老天爺變臉了，愁啊，這一冬怎麼熬呀？什么生日、年節呀，沒了，連大年三十都不知什麼時候就過去了。有人問現在是民國多少年了，有人就說多少年了咋的，你還能包頓餃子，給大傢伙兒過個年哪。新兵會問現在是“康德”多少年了，有人就罵：去他媽的“康德”！
1936年3月16日，在延安出版的第263期《紅色中華》，在一篇介紹東北抗聯的文章中，竟將赫赫有名的趙尚志，寫成“鄭尚志”。同年5月12日的《下江抗日救國青年團的新任務》中，則說“滿洲游擊隊中有名的女將李紅光（現在十八歲）”。不排除抗聯和早期游擊隊中，有叫李紅光的女性，可這“有名的女將李紅光”卻是誰呀？有名的、連在延安的毛澤東都知道的李紅光，只有前面已經寫過的、一年前犧牲的1軍1師師長兼政委李紅光。
把“趙尚志”寫成“鄭尚志”，問題不大。東北四大游擊區難以通聯，信息隔絕，可以自己想辦法。可與中央失去聯繫，對於這支原本就難以支撐、一直在奮力支撐著的隊伍，意味著的卻是什麼？
周保中屢次派人進關找黨中央，連人也沒了踪影。派人去蘇聯，欲通過共產國際與中央聯繫，也是一樣。 1938年1月16日，周保中從7軍饒河駐地出發，越過烏蘇里江，在蘇聯比肯滯留一個多月，除了得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已經回國外，仍是一無所獲。
1月31日，周保中在給海參崴“丁山”轉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的信中說：
代表團負責同志們！東北斗爭環境是異常嚴重，黨組織內有極大危機，我此來是非常不容易，並且絕無可能久於滯留。在你們重視抗日民族革命戰爭，重視東北黨七年來血的鬥爭和今後的前途，你們負有領導重責。過去一年以至二年，你們對東北實際上是放棄了領導，造成今日許多嚴重危機，那麼，現在是再不能“漠視無睹”，貽誤革命發展的前途。
2月20日，《周保中給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中共中央代表團的信》中，措辭嚴厲地寫道：
最後堅決的向你們堅決提出嚴重抗議的意見，你們若再放棄對東北黨嚴重時期的領導，而不迅速答复我們的要求，我們吉東黨首先將要向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控告主席團和中代，我們將要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控告中共代表團。
而早在一年前的3月31日，《中共吉東省委書記宋一夫、五軍黨委書記周保中給中共中央代表團的信》中，已明確批評指出：
中央代表團同志若再“放任”，實際上就是棄置。
控告王明、康生瀆職、不作為，將抗聯“棄置”！
撤銷滿洲省委，致使群龍無首，內部紛爭。更加惡劣、不可思議的，回國前竟然未置一辭，對浴血奮戰的東北抗聯漠視無睹，棄之冰天雪地。
1939年10月12日，《馮仲雲給中共中央的工作報告》中說：
我們站在布爾希維克的自我批評立場，向中央提出批評。中央三四年來與東北黨，尤其是北滿黨沒有聯繫，使黨內各種問題不能及時的在政治上、組織上解決，使工作受到無限損失，是錯誤的。我們認為中央某些同志應該負著錯誤責任。
關於東北黨和抗聯最終不得不退往蘇聯，當年和今天都能共識的原因之一，就是與中央失去聯繫，斷線的風箏似的，孤軍奮戰。
而日本人認為“南滿省委崩潰之原因”，“中共是否無此餘力，或是否由於對在滿黨之前途缺乏信心而坐視不救，即或併不明顯，但對南滿省委之窘境未予任何救援對策，從××（全光——筆者）之供述亦可明了，從而可認為此乃崩潰之第一原因”。
周保中給海參崴“丁山”轉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的信中，提出10個要求解決的“緊迫”問題。魏拯民的《報告》，也提出了“對中央的最低限度要求”，共4項，分別為“幹部問題”、“文件問題”、“物質方面”和“將來交通聯絡問題”。
幹部問題（軍事、地方、技術等各方面）：
南滿省委第一路軍，自一九三五年以來與中央以及哈爾濱省委斷絕了聯絡關係以後，上級機關並未補充一個乾部，一年一年的高級幹部（有工作能力的干部）以及其他優秀的干部不斷的損失，雖然由較有能力的隊員與黨員中提拔補充，但由於長期多次的戰鬥犧牲，目前暫存的已為數極少了。如今後仍然不能由上級機關得到補充的話，就很難執行一路軍的各種重要工作與完成黨軍的任務了。關於對乾部所要求的具體條件，都要托去者代為轉達。因此，希充分研究後，為南滿與第一路軍將來整個發展和開闢工作上考慮一下，乃是我們非常盼望的。
我們要求的干部是：高級軍政幹部五人（但必須是能擔當一路軍總司令與南滿省委工作者），地方工作幹部二十人（有縣區委能力者），中級軍政幹部十人（能擔當師長以上的職責者），技術人才（製造炸藥，使用無線電，製造防毒面具者）各二、三名，希即派來。
1933年11月24日，《中共滿洲省委何成湘關於最近滿洲工作報告》中說：
幹部的恐慌是滿洲黨組織上一個嚴重的現象，因為乾部的極端缺乏，障礙了整個工作的發展。
關於乾部問題的解決，一方面還須要中央的幫助〔這裡附帶批評到中央，中央一月指示信嚴重指出如何幫助滿洲的干部，但實際上數月未（應為“來”——筆者）一個人也沒有派去，中央實際沒有執行自己的決定——自然幹部的十分困難，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關於滿洲具體須要中央派的人，俟討論滿洲工作時提出〕；另一方面，當然要省委自己加緊幹部的訓練（學生已陸續派了人去，訓練班已部分的開始）。
前面說過，那時連許多不識字的士兵都會說的一句導師名言，就是斯大林的“幹部決定一切”。從滿洲省委到各地方黨和武裝，一直都在千方百計地培養、提拔幹部。 1933年1月7日，在滿洲省委給磐石中心縣委及游擊隊的指示信中，要求“在開展游擊運動的基礎上進行一個入黨的號召，為增加五倍黨員而鬥爭”。 1934年5月5日，《中共磐石中心縣委給人民革命軍黨部的第二次指示信》中，要求在“紅五月當中，為發展一倍黨員而鬥爭”，“要師、團、連提拔三個以上乾部”。吉東特委和4軍、5軍，“建立教導班（或教導隊）”，“選拔的學員要聰明、積極，有民族覺悟，識字最好，不識字的優秀分子也行。教材要簡單明了，合乎目前實際工作的急切需要”。 “要大膽的提拔，不要條件提得很高，尤其是對於老隊員，他們打日本好幾年有堅決犧牲心，經過我們領導很久，有相當的政治軍事的經驗，更應大量的提拔之。”
實際上，抗聯各軍的師以上乾部，幾乎都是在斗爭中培養、提拔起來的。
只是無論怎樣突擊提干，“提拔的、培養的、教育的，趕不上犧牲的多”。
以第二次頭道溜河會議參加者為例，魏拯民、全光、徐哲、韓仁和、陳秀明、金廣學、金柏山、黃海峰，共計八人。除金廣學、金柏山被派到地方工作，筆者查不到下落外，全光叛變，陳秀明失踪，倖存者僅1路軍軍醫處長徐哲一人。
東北抗聯培養幹部的另一個途徑，是派去蘇聯學習、深造。在這方面，比之關內黨和紅軍，東北黨和抗聯可謂“近水樓台先得月”了。特別是吉東、北滿，過江就是。而且派過去的學員，又非各軍教導隊和趙尚誌任校長的政軍幹校學員可比，堪稱優中選優的重點培養對象。像李延平和陳榮久，學習歸來就當軍長。
讓人莫名其妙又惱火的是，許多人一去不回，轉道新疆去了延安，七七事變後陸續出現在關內戰場了。
1936年2月20日，《中共東滿省委魏拯民等給中共中央、國際代表團王明、康生的信》中說：
黨組織及各種工作之發展與建立基礎，唯一條件在於乾部補充。希望中央國際代表團，把吉東黨、東滿黨、南滿黨前後所派遣去學習之男女學生完全照數派回來，以便分配工作，黨組織問題人才能有實際援助，最低限度的對目前有幫助。
這被希望“照數派回來”的學員是150多人，另有包括北滿在內派去匯報工作、聯繫各種事宜，同樣被屢次要求派回來的人員，約有200人。那麼，派回來多少？ 1937年（無月日）《論東北抗日聯軍游擊運動之發展與中共共產黨在東北之工作（秘密報告）》中說，“從一九三二年至現在派回東北二十七人”。
他們是東北黨和抗聯的中堅、骨幹，是被滿懷熱望派去的，盼望他們學成歸來，領兵作戰。去時是個士兵，回來起碼也能擔任連長、指導員，就別說師團級幹部了。如果東滿、南滿派去的那些人都能回來，他們中的許多人可能出現在第二次頭道溜河會議上，那樣魏拯民重整旗鼓，會更有信心。當然，能像徐哲那樣倖存的也是極少數。
1937年6月24日，《五A·K給“化兄”即轉駐“際遇”表兄信》中說：
幾年來東北派送的學生總有一百人以上，當在緊急關頭鬥爭艱苦的滿洲，必須把這些學生已畢業的、未畢業的完全派回來，尤其是要把那些因必要“逗留兵”“逃兵”，如××（或化名，或姓名，共7人，筆者均給隱去），還有相當多指不出名字，養病好了的，都得一律派送回來，我們堅決抗議，按整個革命×××（原文如此——筆者），在滿洲時鬥爭條件，把非滿洲的工作同志派到滿洲來是最合適而必要的。若把為滿洲準備的干部“避難”分配到其他處所去極不應該的，這是忽視和實際上放棄滿洲的緊急鬥爭的表示。
楊靖宇、趙一曼、周保中等等，還有歷屆的滿洲省委班子，都是從關內派來的。沒有這些人，很難撐起東北黨和抗聯。但是，這都不屬中央曾經許諾的幫助東北的干部之內。薄弱的基礎，巨大的犧牲，東北是太需要決定一切的干部了，怎麼還能把東北派去學習的干部，再派往其他地區呢？今天，我們對那些貧困地區，不是也有許多優惠政策嗎？
“這是忽視和實際上放棄滿洲的緊急鬥爭的表示”——周保中在說這話時，是不是已經感覺到了什麼？
東北是個無底洞，代價太大，取勝無望，那就把有限的力量，投放到比較有實際意義的戰場上去。
沒有資料說明，王明是不是這樣想的，共產國際又是怎樣評估、結論東北戰場的。我們看到的是客觀存在的事實。那就是王明、康生連咳都未咳一聲就走了，蒙在鼓裡的東北黨和抗聯，還在不斷地請示、報告，希望他們給予這樣那樣的幫助，和破解疊印在這一切之上的那些問號。
王明果真是疏忽大意，行色匆匆，忘了對東北黨和抗聯的工作作一番指示、交代？起草了“1·26”指示信和《八一宣言》的人，會是這等水平、智商？這符合常理嗎？會不會另有什麼隱情？顯然是受益者的日本鬼子，會不會攪和其間，扮演了什麼角色？
方方面面，東北抗聯有太多的未解、難解之謎。
無論如何，這些無愧于黑土地的我們的先人，這一刻都是被“棄置”在這片冰天雪地的黑土地上了。
一方面是傷亡之巨、幹部極度缺乏，另一方面是越來越多的傷病殘廢人員無法安置。
1936年2月20日，魏拯民等人給王明、康生的信中說：
“九一八”事變近五年來，因游擊鬥爭而受到身體殘廢，孤兒寡母，有年紀極老的，有嬰孩，究中中國人尚易於想法安插，可是近來也受到很多限制。特別是高麗民族部分的最有忠勇和犧牲的同志和關係家屬，現在殘廢的亟待安置的有五人以上。孤兒、寡婦、老人、嬰孩，在大森林垂危待斃，啼飢號寒待收容救濟者總數五十人以上。軍隊用盡辦法未嘗不可以顧慮，可是牽制了整個的游擊活動，一遇敵人封鎖進攻，其危險仍然不能免除。在各方估計之下，只有請求中央設法取得國際救濟機關的同意，務必加援助於我們，允許我們的請求，收容那些傷殘廢人及孤兒寡婦。
4月10日，周保中在給王明、康生的信中，也提出了同樣的希望、要求。
王明、康生是怎樣答复，即指示的：
去年東滿黨特委和五軍黨委破壞了中央代表團的指示，曾利用派學生之特點，除派學生來外，曾派了四批較殘廢者、病者、受傷者、老弱少者，內中並有很多韓人，引起懷疑者，根據代表團指示，這些人未接受。
再一次通知東滿特委及二、五軍黨委，絕對禁止派病人、受傷者、殘廢、老少等來蘇聯，否則，停止一切黨的和政治的聯繫。
周保中等人，無論怎樣“站在布爾希維克的自我批評立場上”，提出“批評”、“抗議”、“控告”，也無論王明、康生聽沒聽到，都無濟於事。而王明、康生那嚴厲到家的，也最可怕的“否則，停止一切黨的和政治的聯繫”，可是一句頂一萬句的。
不知魏拯民、周保中當時是何感想，今天讀來不也令人毛骨悚然嗎？
前面說過，1軍成立之初，即制定了《人民革命軍士兵優待條例》。後來各軍也都有了類似條例。古今中外，對於軍隊的戰死、傷殘者及其家屬，沒有一個國家不給予撫卹、優待的。美國至今仍在不惜重金，搜尋其在二戰中的失踪者遺骸。
而對於抗聯這樣一支衣食、槍彈都靠自己籌措，繳獲的重機槍、火砲都不得不埋藏起來的武裝，再讓他們拖著一群傷病殘和烈士的老少遺屬，那游擊戰還怎麼打？那些“在大森林裡垂危待斃，啼飢號寒”的人們，滿懷熱望奔“階級祖國”而來，千辛萬苦地過界或未過界就被拒絕接收驅趕回來，又會怎樣啼飢號寒？那些還在拿槍戰鬥的人，聽著看著這一切，那軍心士氣又會怎麼樣？
從東北抗聯官兵仰首期盼的那邊，不時傳遞過來的信息之一，就是“棄置”——你們自己折騰去吧！
1936年春梨樹甸子伏擊戰後，打掃戰場，發現4個灰色鐵皮箱子，掂掂，挺沉。這是什麼“好賀兒”呀？有人說是餅乾，有人說是罐頭，用刺刀撬開一看，都知道是機器了，什麼機器呀？大家大眼瞪小眼。有人向楊靖宇報告，楊靖宇立即想到是電台，趕緊派一個排抬了回來。楊靖宇給大家講這電台的用處，一個個又都聽得大眼瞪小眼。
或多或少，各軍幾乎都繳獲過電台。老人們都說，開頭那可真是當做寶貝呀，有大功率電台，完全可以和延安聯繫。可有家甚沒人才，寶貝就成了廢物，後來都藏在山里了。北滿辦電信學校，培養通信人才，可是沒有密碼，不還是廢物嗎？
還得靠人。吉東派進關內的人最多，或者像過界去蘇聯一樣，“一去杳如黃鶴”，或者垂頭喪氣回來。就算找到了，空口無憑，能認你嗎？
1940年6月，2路軍總部巡視員彭施魯，隨2支隊1大隊在饒河縣大旗桿活動時，見到個人，三十來歲，中等個頭，說話不緊不慢，挺穩當的，說他叫王鵬，是黨中央派來的。
近六十年後，彭施魯老人說，聽到這話，嚇了一跳，你是中央派來的？驚喜呀，馬上又懷疑。從哪兒來，怎麼來的，來幹什麼，有什麼能證明你的身份？沒有，但說的不像是假的。真的假的，這事都怠慢不得，趕緊派人送到支隊政治部主任王效明那兒，談話後又轉送總部。周保中又跟他詳談，認為可信，是中央派來的。
1941年3月10日，《王效明給王新林的信——報告與王鵬談話記錄》中說，王鵬原名彭森年，是7軍的，1936年夏派去蘇聯學習，後隨康生回國。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由延安經王明（統一戰線部部長）及楊興（中央宣傳部部長）的派遣，叫他到東北來找第七軍的關係，同時要第七軍派一個忠實可靠的同志作為代表隨他到延安，參加中共七中全會。其他各軍都有交通員。和他一同由延安出發的是往第一軍去的李義廣。”由魯南黨委一區宣傳部長林護佳率領，坐汽車到西安，又坐火車到澠池，再步行到垣曲。到太行山八路軍總部後，隨115師代師長陳光率領的先遣部隊，經冀南到魯西北、泰西、魯南。在魯南等交通，耽誤5個月。到龍口辦個偽滿的勞工證，坐船到大連，坐火車到哈爾濱，再坐船到饒河。從延安出發時無任何證件，到魯南後有了，巴掌大張紙，蓋個山東分局書記朱瑞的印章，縫在左邊衣領裡。饒河是邊境地區，又有抗聯活動，對旅客搜查特別嚴，王鵬下船前把這唯一的身份證毀掉了。
沒有任何老人、資料提及還有像王鵬這樣的人，曾到過別的軍。就是說，從延安派出來的11個交通員，只王鵬1人完成了任務。
關內一路，王鵬基本是由地方黨和八路軍“保駕護航”過來的，這樣安全係數大，卻身不由己，耽擱時間。按照地下工作經驗，11個人不可能同時出發，走同一條線路。漫長的戰線、敵占區，會有多少艱難險阻？就算他們都安全地出關了，回到了自己曾經戰鬥過的地方，還能找到自己的老部隊嗎？比如去1軍的李義廣，還有去8軍、9軍、10軍、11軍的，那不是比登天還難嗎？
從饒河過界，與駐海參崴有關部門聯繫，來回半個月夠了。算上過界後被拘留、審查，再去莫斯科找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也就兩個來月。而王鵬從延安到饒河，用時一年出頭。別說內容，就算形式，這種聯繫，又有什麼實際意義？
對於東北抗聯來說，延安實在是太遙遠了。
有人說算上陳秀明，魏拯民先後派兩個人帶著文件過界去蘇聯與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聯繫。有人說是派出去4個人。據說只有一個人到了蘇聯。
沒有疑問的是，直到生命的最後幾天，他還在給中央寫報告，並讓他的警衛員好好保管，不可遺失。
因我的心髒病發作不能多寫。
這是《魏拯民給周保中並轉五軍黨委、吉東省委的信》中，寫於篇末“此致軍安”後面的一句話，然後是“魏拯民書一九三六、十二、二十七日”。接著，好像是休息了一會兒，覺得好點兒了，又提筆寫道“又及：敵人'討伐'策略有相當的轉變”——寫了140餘字，說明敵人的策略有了什麼樣的轉變，我們應該如何應對。
當這個胃囊裡也是樹皮，不久人世，犧牲後又被敵人從墓裡扒出來，割下頭顱掛在樺甸縣城頭示眾的病人，在密營裡用快凍僵的手寫著報告的時候，王明是不是在延安的什麼地方跳舞呢？
扒下榆樹皮，或是松樹皮，連撕帶削地把緊貼樹幹的那層嫩皮弄下來，切巴切巴放進鍋裡，一會兒就咕嘟咕嘟翻滾起來。倘是一鍋松樹皮，空氣中就瀰漫著一股刺鼻的松節油味兒。
密營周圍的樹幹，沒皮的越來越多，白花花的與雪野融為一色。
這裡是樺甸縣夾皮溝東部、牡丹嶺西麓的二道河子密營，大山腹地，林海深處。 1940年深秋第一場冬雪飄落時，魏拯民就被疾病擊倒了，是用擔架抬到這裡來的。不到10個人，頭幾個月還有包米粒子吃。那煮的、炒的包米粒子，只能像金豆子樣一個個往嘴里數，這樹皮粥可就可著肚子隨便造了。棒小伙子的胃都受不了，就別說魏拯民的老胃病了。不過，最終致他於死地的，還是心髒病。
他說，總覺得心頭像有塊石頭，堵得慌。
童長榮二十七歲犧牲，比前任特委書記小兩歲的魏拯民，這年是二十八歲，生命原本正如朝陽般光芒四射。他需要個有房子、有床、有飯吃的地方，治療休養一段時間。而且他有機會去到這樣一個地方。如果說陳秀明過界，是為軍情所迫，清湯林子不便行動，那他可以等到青枝綠葉的季節。一春一夏，他一直拄根棍子，隨軍指揮作戰。可在那樣的季節，在那完全可能明白自己熬不過接下來的漫長冬季的時刻，頂著完全清楚可能會是什麼後果的政治風險、壓力，他下令讓那些傷病殘弱者過界去蘇聯了。
南滿省委書記、1路軍副總司令，弱不禁風而又頂天立地，溫文爾雅而又強悍——那種強悍的溫情、人道和人性。
在那個最後的大雪飄飄的季節，疾病纏身的魏拯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只要能拿起筆來，就回顧、總結南滿省委和1路軍的戰鬥歷程和經驗教訓。
最後的時刻，官兵們圍著他們欽敬的骨瘦如柴的副總司令，看他望著那支他早已拿不動的匣子槍和那些文件，意思是都交給你們了。
壯士魏拯民！
吃過松樹皮粥的老人說，那東西吃上一回，再吃什麼都是股松樹油子味兒。
聞著就不想吃，那也得吃呀，餓呀。吃幾口又不想吃了。
魏拯民就給大家講故事。說是一年大旱，顆粒無收，老百姓都吃野菜、樹皮。一個老頭抓了個蛤蟆，這可是“好嚼裹兒”呀，就做了一鍋野菜蛤蟆湯，一家人吃得這個香呀，有人說這肚子要撐兩半了。那也沒吃夠呀，有人又去刮鍋底那點兒剩湯，卻看見那隻蛤蟆蹲在鍋台上，直沖他鼓眼睛呢。
再講他親身經歷的故事。
1935年夏，魏拯民去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又住了幾個月院後回來，先到寧安向縣委傳達七大會議精神，然後回東滿。路過延吉縣老頭溝，被兩個偽警察盯上了，盤查一陣，要把他帶去警察署。
魏拯民說，我那包裡好多七大文件，這要是去了警察署，一翻，不是全完了嗎？我這身板能跑過他們嗎？再給我一槍，那不也是個完嗎？這麼想著，就去兜里掏錢。總共就50塊錢，心裡尋思夠不夠呀，這輩子也沒幹過這事呀，就把那錢塞到個年紀大點兒的狗子手裡，說俺個小窮教書的也沒什麼可孝敬的東西，這倆錢請兩位長官喝壺酒吧。這心裡尋思，要是不行，就搶槍。那槍要是拿在手裡，抽冷一下子，興許能搶下一支來。可這倆小子根本沒把我放在眼裡，槍都挎在身上，要搶還得替他們去槍套裡掏槍，你說這事麻不麻煩？那也只能這麼著了。哪知道這兩個小子那才痛快呢，拿了錢，屁也沒放，走了。
魏拯民說，他們走了，我也走吧。再一尋思，摸摸腦袋，這賬不對勁呀？日本子懸賞，楊總司令的腦袋是1萬元，我就50元哪？這不是太虧了嗎？
大家哈哈大笑。後來打熊被熊咬死的警衛排長黃正海，當時說副總司令，什麼時候咱們去找找這倆小子，讓他們看看你是誰，嚇出他屎來。
“我們有如在大海中失去了舵手的小舟”，“總聽不到各處革命凱歌之聲”，那是怎樣地讓他望眼欲穿？在“對中央的最低限度要求”中，他希望派來會使用電台、炸藥的技術人員，還“要求兩架高射機關槍”。因為這次反“討伐”，敵機太猖狂了，必須教訓教訓它。而在眼前飢寒交迫的現實中，這種從心裡流出來的樂觀、向上、團結、友愛，則無時不在感染著身邊的每一個人。
一說是1941年1月20日，一說是同年3月8日，還說是農曆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二道河子密營周圍被扒去和沒被扒去樹皮的老林子，在北風中呼嘯著。密營裡，官兵們圍趴在他們欽敬的首長逐漸冷去的遺體上，號啕大哭。
楊總司令的犧牲，是我們長白山區根據地人民和第一路軍的無可補償的損失。他為革命事業艱苦卓絕地奮鬥了一生。他的全部生活是黨的生活，他沒有個人生活。我們一路軍的全體幹部戰士不要忘記楊總司令是被日本帝國主義強盜殺害的，這一筆血海深仇，我們一定要讓敵人用血來償還！同志們，革命的戰士們！抬起頭，挺起胸，握緊槍，為東北和全國人民報仇，為楊總司令報仇！
靖宇同志生前沒有完成的事業要由我們來完成。到革命勝利的那一天，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無愧于心地在靖宇同志墓前說：楊靖宇同志，我們在你之後，做了我們應該做的事！
我們莊嚴宣誓：為了祖國人民，為了楊總司令，我們第一路軍全體戰士，緊密團結，堅決繼承楊靖宇的事業，踏著烈士的血跡，繼續奮戰，克服一切困難，一定把鬼子趕出去！
這是1940年3月15日，魏拯民在1路軍官兵追悼楊靖宇大會上的講話。
還用說什麼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