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8月8日，《中共滿洲省委巡視員伯陽關於檢查磐石縣委工作情況的報告》中說：日滿“在農村以及城市按家按戶照象，不論大小每人三毛照象費，每家寫戶口，每戶有三毛，有二毛”。
撫順平頂山“照相”已經過去快一年了，機關槍也好，照相機也罷，“照相”一說並非空言虛語。至於戶籍和身份證制度，鬼子何時動的念頭及最早實施地區，筆者說不准確，能夠叫準的是在歸屯結束地區，這項工作也結束了。而在此前後緊鑼密鼓地進行著的，還有一些與之配套的系列工程。
學生時代看電影，打仗的，特別是打鬼子，基本都是表現關內八年抗戰的故事片。鬼子將村子包圍，把老百姓驅趕到一處，追問誰是八路軍、共產黨，見誰可疑，就拉出來。就有大娘（嫂）站出來，說他是俺兒子（俺男人）。鬼子不信，通常是看手，看那手上的趼子，求證是扛槍的，還是種地的。
生活中的情形，在東北也是一樣。但是，1938年後，這一招就不靈了。他是你的兒子（丈夫），他有“證明書”嗎？戶口冊上有這個人嗎？更不用說還有指紋登記了。
1939年10月野副“大討伐”前，偽通化省的通化、輯安、長白、濛江、撫松，偽吉林省的樺甸、磐石、敦化、蛟河，偽間島省的和龍、汪清、安圖、延吉等縣，八歲至五十五歲的男人，有五十多萬按了指紋。而在“大討伐”期間，因抗拒採綴指紋，或被認為指紋不符遭逮捕的，達八萬餘人。
與“匪民分離”同步的，是經濟封鎖。
糧食除限量配給外，每次頂多只配給半個月的，有時只給三天份。這樣，抗聯即便攻破部落，也得不到多少糧食。上山打柴，下地干活，不准帶午飯。 1938年8月，莊稼正在灌漿，通化、濛江、輯安等縣，就強迫老百姓收割，快打快藏，放到安全地帶統一保管，派兵守護。食鹽、火柴、布匹、鞋帽等等，除按人口配給外，還經常搜查商家店鋪，看你是否多賣了，有無違禁品。
1940年4月，魏拯民寫給中央代表的報告中說：
為禁止我軍必需物資的買賣，在我軍活動地區附近大小城鎮，禁止了所有物資的販賣，而實行專賣，每日只允許三小時的買賣，對每個購東西的人還用盡各種複雜的手續加以限制。若想買一斤鹽和一雙水襪比登天還難，而且還採取抬高物價或向食品放毒的辦法。
再就是對被俘人員和所謂的“歸順匪”，日寇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
1933年6月，《關東軍司令部關於治安維持之一般指導方針》中說：“在剿匪的同時，要用宣傳及政治工作善導思想，並給以生業，安定民心，以期貫徹王道政治。”應該說政策是明確的，有的也這麼做了，比如第13章中寫到的“黃炮”，就將其“善導”，利用其進攻游擊區、根據地。但這只能視作具體執行政策的人的個別行為。總體上，對於投降的各種反日武裝，尤其是山林隊的頭頭，基本都是“嚴重處分”。有的地區連一般的“歸順匪”也不放過，甚至民“匪”不分，就是一個“殺”字。
“九一八”事變，東北軍不抵抗，之後又打敗40餘萬義勇軍，這時的日寇狂妄至極，不知道更棘手的戰鬥還在後頭。他們不把中國人當人，沒把潛入山林的各色武裝放在眼裡，今天降了、明天反了的山林隊，在他們眼裡更是沒有任何價值。結果是想降的也不敢了，只有跟他們打下去。而鬼子也不能不明白，要想打贏這種人生地不熟的游擊戰爭，他們是不能不利用“歸順匪”的，於是就有了“利用匪”和“溫情工作”一說。
1937年（無月日），《×××關於我軍與敵在三道關作戰情形致×××等的信》中說：
日寇對捕去隊員（趙發）百般巧誘溫存，不加虐待，此亦敵人另一陰狠花招也。
《康德六年（1939年——筆者）度通化省秋冬季肅正討伐計劃》中說：“特別是關於歸順匪的逆用問題，要慎重研究。要在匪團的內訌與破壞上多下工夫。”地方工作班進行的歸順工作，“要加強力量，多想辦法，積極配合武力討伐，做好稱之為'溫情工作'的此項工作”。
所謂“溫情工作”、“利用匪”，即不再像過去那樣動輒“嚴重處分”，而是用軟刀子殺人。
利用叛徒提供情報，熟悉地形和抗日軍的活動規律，由他們帶隊做嚮導，或者組織專門隊伍，進行跟踪、襲擊。有的還被派回來，在內部進行策反。從王鳳閣等義勇軍的失敗，到抗聯最終不得不退往蘇聯，這都是個重要因素。
日寇稱之為“謀略討伐”。
偽滿各省縣都設有宣撫委員會，下設數量不等的常設、非常設的宣撫班，由日偽官吏組成，有時也抽一些國高學生參加。這是個人員、任務比較龐雜的組織，隨“滿洲國”各個時期的工作重點進行宣撫，核心是宣傳“王道政治”、“王道樂土”。平時坐汽車、大車走街串村，每到一地，尋個人多熱鬧的地方，拿著鐵皮筒喇叭進行演講，什麼“日滿親善”、“支持聖戰”、“鐵打的滿洲國”等等。要歸屯了，就口口聲聲都是“集團部落”的好處了。有時還放映電影，電影裡的日本人和滿洲人相親相愛，“集團部落”的老百姓多麼幸福。
有隨軍宣撫班，日偽軍“討伐”，佔領游擊區、根據地，即進去宣撫。房倒屋塌，百姓在廢墟上啼號，就宣傳這都是胡匪的罪孽，皇軍把他們打垮了，大傢伙兒就能過上安生日子，建設“王道樂土”了。歸屯“洗大溝”，家園在烈火中化作焦土，也說要把賬記到胡匪頭上，搬去“集團部落”就好了。
宣撫班也不光耍嘴皮子，因為偽軍政部最高顧問佐佐木到一說過：“不與物資工作配合的宣撫工作，是不能收到太大效果的。”誰家揭不開鍋了，給點兒高粱米。大冬天，一家人只有一套出門的棉衣，就給套棉衣。睡在潮氣騰騰的光板炕上的，給領炕席。病得起不來炕的，給幾片藥。那嘴皮子當然是不會閒著的，先問你“滿洲國”好不好哇，然後大講一番“王道樂土”，說大傢伙兒可不能忘了“康德皇帝”的恩德啊。
大體從1937年開始，宣撫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極力鼓吹“王道政治”，對抗日武裝進行策反勸降。
除了宣撫班及一些類似的敵偽組織外，槍砲聲中，日偽軍也在進行著這種“謀略討伐”。以往那些世世代代靠山吃山，在山林裡討生活的形形色色的人，如今許多都是揣著進山許可證的心懷叵測的角色。飛機掠過，樹上積雪紛紛撒落，有時花花綠綠的傳單也飄然而下。
在前面引用的魏拯民寫給中央代表的報告中，有這樣一個自然段：
現在敵人所使用的思想戰，宣傳戰的方法及其內容是：“在目前國際形勢起了很大變化，蘇聯內部紊亂，中國已成立新政府，國共已分裂，東北抗日聯軍已瓦解……”等等謊話。企圖在我軍隊員與乾部思想上引起悲觀失望，用來以瓦解我軍，並宣傳日軍強大無比，有掌握全世界的實力，現號召歸順，更利用少數投降的叛徒來紊亂我軍幹部及隊員家屬親朋等進行引誘勸說投降工作，或用很少經費大大地動員無知的群眾，在各處進行勸降活動。甚至用物資女人來引誘我們隊內落後分子脫離革命，他們抓住隊內生活的困難與性的問題，為企圖收買我們派遣到各地去工作的小部隊同志，如敵曾指派漂亮的妓女（十八九歲）以性交作引誘，或把男女性交的相片散佈到我們活動的區域內，誘惑我軍的青年戰士投降；或經常向我隊內寄送已投降者單身相片，用做勸誘隊內同志投降的材料。更利用我們交通網斷絕而不能進行聯絡的弱點，派工作員到我們各個部隊中，製造：“某某部隊已投降”等謠言，動搖軍心。
長島玉次郎，不曉得這小子多大年紀、什麼模樣，只知道他1936年4月“進入”中國，先後任本溪湖憲兵分遣隊軍曹，山城鎮、通化憲兵分隊工作班長、曹長。別看只是個小小的憲兵曹長，論對1軍、1路軍的殺傷力，卻堪稱重量級人物。不然，野副“大討伐”期間，小小的長島工作班，就不會隸屬野副“討伐”司令部，並為關東軍司令部直轄了。自然，這小子也不會關里關外地跑去北平、石家莊、濟南等地，介紹長島工作班“謀略討伐”的經驗，並作具體指導了。
“滿洲國”的許多組織、團體叫“班”，像指紋班、宣撫班，宣撫班還有電影班、施醫班，班中有班。宣撫班為地方人員，一般沒有武裝，這長島工作班和後面章節中將要寫到的特別搜查班（簡稱“特蒐班”）就不同了。比如長島工作班，通常有十幾個日偽憲兵和偽警察，另有因時因地數量不等的變節分子，其工作就是蒐集情報，招降納叛，向抗日武裝派遣奸細，搞暗殺，在抗聯與其他抗日武裝間製造矛盾衝突，千方百計地從抗日隊伍內部尋求縫隙，進行打擊。人員不足，就強迫老百姓出探。為防止受騙，讓出探的人在山里什麼地方扒塊樹皮帶回去，第二天再派人去核對，對不上即遭毒打、關押。
長島工作班成立不久，即誘捕了“老長青”、“四海山”等抗日軍90餘人。
前面寫過，楊靖宇率1軍獨立師挺進東邊道後，聯合一些山林隊成立“東北抗日聯合軍總指揮部”，“老長青”隋長青為副總指揮。兩年多來，日偽不斷“討伐”，這些隊伍損失很大，歸屯後處境越發艱難。長島派人勸降，隋長青沒理睬，“趙參謀長”趙明思骨頭軟了。趙明思曾在聯合軍總指揮部任外交委員，與隋長青私交很好。長島設計，讓趙明思派人請隋長青到他的駐地，有要事相商。接著，又以同樣手段，不費一槍一彈，將“四海山”抓獲。
與此同時，長島工作班還盯住了柳河中心縣委。長島化裝成苦力，到縣委駐地吳家溝的鐵路工地，探尋縣委活動的蛛絲馬跡，並於1937年2月將縣委書記馮劍英等人抓獲。
需要交代一筆的是，同年春天，由偽山城鎮警務統治委員會決議，報經偽奉天警務統治委員會批准，將隋長青、“四海山”和柳河縣委組織部長郭喜明等共112人，分兩批全部殺害，連為招降立下大功的趙明思也未放過。
長島勸降時，許諾保障生命安全。他認為這樣殺人，對今後的誘降不利。只是一個曹長，人微言輕，更何況這是多少年的老規矩了。但他還是向奉天憲兵隊長和關東軍參謀長交涉，說明利害，並使他們認識到不能再這樣殺下去了。
馮劍英被捕後叛變，縣委和所屬黨組織被破壞，20多人被捕。南滿省委在桓仁縣牛毛溝的一個秘密據點，也被長島工作班偷襲，許多文件落入敵手。接著，1軍軍需部長兼1師政治部主任胡國臣、1軍政治部主任兼參謀長安昌勳，相繼被捕叛變了。
像安昌勳、胡國臣、馮劍英這樣的叛徒，那腦子裡有多少敵人迫不及待想要得到的東西啊？
一個大隊，一個聯隊，其實就是出動一個旅團，在那東邊道的大山里，也難以取得一個小曹長率領的小工作班的這種戰果。
而長島工作班“謀略討伐”的最大戰果，是策反了1軍1師師長兼政委程斌。
程斌個頭不高，瞅著清瘦，實際挺結實，膚色白，臉稍長，冷眼看像個書生。話語不多，有點兒尖聲尖氣，有人說是公鴨嗓子，卻是果決，說一不二。
他1911年生於吉林省伊通縣一地主家庭，中學畢業正趕上“九一八”事變，未能繼續求學。鄰縣磐石革命、反日鬧得紅火，苦悶在家的程斌，一腔熱血，參加反日會，年底入黨。磐石游擊隊成立時為小隊長，之後歷任1軍獨立師政治保安連指導員，柳河游擊大隊政治部主任，1師政治部主任、副師長、師長兼政委。
1935年5月，程斌率1師300多人，從寬甸天橋溝奔桓仁高儉地途中，消滅日軍7人，俘偽軍70人，繳獲長短槍70多支。
6月，程斌指揮部分部隊，在本溪縣大青溝與敵激戰，斃日軍7人，傷1人，俘偽軍70餘人，繳獲步槍70餘支。
這都是他任師政治部主任時的事。
8月28日，韓浩犧牲，追悼會上，程斌被任命為師長。之後，伏擊偽奉天騎兵教導團，幾次痛打邵本良的“大尾巴隊”，1師是戰場主力，程斌自然參戰。而他指揮的大小幾十仗，其中有許多好仗，卻難以拿出一個能夠體現他的戰術思想、風格的戰例，比較詳細地進行描述、分析。道理很簡單，他後來成了叛徒，這方面的東西就難以留存下來。即便如“摩天嶺大捷”，任何人都不難想見，那仗打不打、怎樣打，只有他才能決斷，卻無從著筆。
從他投降後供述的游擊戰術〔“埋伏”、“偽裝戰法”、“逆襲”、“誘敵戰鬥法”、“反沖鋒（反突擊）”、“擾亂敵人”、“奇襲”——挺詳細的7條〕看，是頗有心得的。
作為1軍主力，1師兩年多沒有參謀長，由胡國臣兼任的政治部主任，其本質角色還是1軍的軍需部長，長期在地方為部隊籌集糧彈補給。在近三年時間裡，基本就是師長兼政委程斌拳打腳踢。這在1軍及除去統戰性質的聯軍的抗聯各軍中，幾乎是絕無僅有的。從中不難想到他的能力、分量，以及楊靖宇對他的信賴。
1師主要活動在桓仁、興京、寬甸、本溪、鳳城幾縣，所到之處發動群眾，組織反日會，有的還建立了政權，使1師如魚得水，兵強馬壯。執行統戰政策也好，當地大小山林隊，都配合1師作戰。
有老人說，程斌關心部下，挺有人情味。官兵中當地人越來越多，部隊住到哪裡，程斌會到各家看望，大爺、大娘、大叔、大嬸地叫著，視家庭條件及本人表現、職務，給予20元、30元錢。既為救濟，也是感謝子弟參軍，抗日救國。
1936年7月26日，《小洛關於南滿情形的報告》中說：
第一師長程司令——中國人，勇敢善戰，有長足進步。他的歷史我不很詳知，可是知道一般同志對他批評均好，按我估計他各方面不在三軍的劉海濤以下。對黨忠實。
就是這樣一個人，竟然投降叛變，而且成了抗聯的死敵，一隻窮凶極惡的瘋狗。
1937年1月，長島工作班跟踪1師主力來到本溪，駐在鹼廠鎮。收降了胡國臣、安昌勳後，兩個人積極為長島出謀劃策。長島將收降的抗聯和山林隊幾十人，編為“長島工作班別動大隊”，由胡國臣為隊長，隨工作班一起活動，不斷向1師官兵發出勸降信。
這時，南滿省委癱瘓，各地黨組織均遭破壞，1師與軍部也失去聯繫，被“集團部落”擠壓，只能在本溪縣的和尚帽子大山里活動。山里修了警備道，日偽軍事、謀略“討伐”，不時發生戰鬥。程斌曾率隊東進桓仁，試圖找到在那里活動的幾支游擊隊，並與軍部取得聯繫。樹葉開門，無遮無攔，敵人追擊堵截，只得返回。
往返途中，敵人的傳單很多，都是勸降的。有些是以叛徒的名義寫的信，說只要放下武器歸順“滿洲國”，就保障生命安全。有個“吳瘸子”，原是楊靖宇的警衛員，說他歸順後，披紅花，赴宴喝酒，還幫他娶了媳婦，洞房花燭夜多麼美好。有的說這支部隊“歸順”了，那支部隊“歸順”了，還說楊靖宇也“歸順”了，不但不殺他，還讓他當了多大的官。
4月上旬，敵人覓得踪跡，調集千餘兵力，從小市、賽馬集、鹼廠三個方向，直奔和尚帽子。小市方向的一路，讓當地老百姓出探，老百姓進山就成了1師的探子。程斌問明敵情，再次表演他的軍事技藝，將這一路敵人誘進大青溝，激戰3小時，打死3個鬼子、5個偽軍，給俘虜的40多偽軍每人發5塊錢，讓他們回家。
但是，無論什麼樣的勝仗，也不可能改變1師孤軍、困軍的命運。應該說，程斌對此是非常清楚的，這時也是相當堅定的。證據之一，是3團團長侯俊山說這抗日沒指望了，俺弟弟在奉天城做工，咱們降了去找他吧。程斌當即召集會議，決定將其處決。
這是6月中旬向東轉移途中的事。這時節鶯飛草長，抗聯一年一度的好日子到了，乘機東進，理應視為尋找軍部，堅持抗戰，而不是到鹼廠向長島工作班投降——結果卻正是這樣。
眼看著對手扛過一個漫長的冬季，招降的難度自然是大了，長島玉次郎這位“謀略”專家也抓耳撓腮了。這時，叛徒胡國臣、安昌勳又獻一計，說程斌這人是個孝子，把他媽抓來，就能逼他就範。
6月29日，程斌率師部和保安連進至鹼廠孫李溝時，被敵發現。長島工作班和配屬他的黑崎游擊隊，另有鹼廠偽警察署的日偽警察，約200人，將其包圍。
敵我兵力為3∶1，而保安連從人員到裝備都是1師精銳，彈藥也行。堅持到晚上，瞅准機會，猛打猛衝，衝出去鑽進林子就沒影了。對於程斌來說，這種仗並不陌生，也不難打。
敵人去伊通縣逮捕了程斌的母親，又到公主嶺逮捕了程斌的哥哥，弄來鹼廠。有人說程斌是幾天前從傳單中得知這一切的，有人說是29日被圍當天知道的。無論如何，也無論程斌內心深處經歷了什麼樣的思想鬥爭，今天已知的事實是，當他確認母親落入敵手，他的抉擇將決定母親的命運時，他的思想就崩潰了。
長島曾兩次派程斌的哥哥程恩上山勸降。據說，第一次程斌嘴還挺硬，說自古忠孝不能兩全，讓哥哥回去，別再說了。第二次程恩劈頭就問：你到底是要反日，還是要媽？程斌這回挺痛快：要媽。
另一個與處決侯俊山截然相反的事實，是兩次見哥哥之間，程斌招來3團政委李茨蘇和保安連政委李向前，說自古忠孝難兩全，你們看這事該怎麼辦。兩位政委說這事擱誰身上也難受，那也只能是“忠”了。程斌乘其不備，拔槍打死李茨蘇，李向前帶傷跑走。
據說，下山路上，程斌大罵胡國臣，說你小子讓日本子抓俺媽，把俺坑了、毀了，你不是人，缺八輩子德，不得好死。
張喜林，興京縣平頂山人，1937年冬參加1軍，1940年初隊伍潰散，下山投降。 “文化大革命”中，開他的批鬥會，問他是不是漢奸，他說是。又問是不是叛徒，他說是。
其實，投降後，偽警察署讓他寫個“悔過書”，他託人寫了交上去了，就拉倒了。偽警察署沒問他什麼，問他也說不出什麼。剛參軍時是8號戰士，下山投降時是4號。全連最多時50多人，最後就剩幾個了，大都陸續犧牲了。而犧牲、沒犧牲的，除了號和外號，頂多就知道個姓。要讓他講打鬼子的故事，那倒挺多。參軍打鬼子前是個農民，寫了“悔過書”後還是個農民，直到離開這個世界也是個農民。
再問他為什麼當了“漢奸”、“叛徒”，他說俺實在遭不起那份罪了。
他說，今天才下頭場雪，還不到最冷的時候，今晚你們誰試試？不用進山里，就在這院子待到天亮，嚐嚐什麼滋味？現在這人襯衣、褲衩什麼的，俺那時就是空筒子棉衣、棉褲，有時有件大衣，也都燒得窟窿眼子的。那時那“天頭”（天氣）比現在冷啊，大雪沒膝齊襠，林子里風像狼嚎似的，俺就這樣扛了將近4個冬天。更不用說常常幾天見不到糧食，啃樹皮，扒雪窩子底下的山里紅，餓得前腔貼後腔了。那時呀，不是死，就是降，“當間”（中間）的沒有。俺不敢說俺有多少功勞，俺敢說俺不怕死。槍子打身上，眼睛一閉，那不就享福了嗎？俺是實在遭不起那罪了，那實在不是人遭的罪呀！
許多抗聯老人說，抽大煙的，遊手好閒的，嬌生慣養的，也不能說就是不行，反正夠戧。剛反正的偽軍，好吃好住當客待，一些人還是覺得苦得受不了。那時對知識分子有偏見，原因之一，是覺得他們不能吃苦。當抗聯，抗到底，那可不是腦瓜一熱就行的事。有的人能吃苦，打仗很勇敢，可打了這麼多年，這日本子還這麼強大，就覺得這抗戰沒個頭了，悲觀失望了，這種人也難抗到底。
有老人說，敵人投撒的宣傳品中有春宮畫，還把女人的小衣服掛在樹上，挑逗、誘惑你。俺沒結婚，連女人的手還沒碰，不懂男女事。那時窮人外衣都不夠穿，誰家女人還穿小衣服呀？有人明白，一說，俺嚇一跳，心裡尋思，這日本子怎麼什麼損招都使呀？那時冰天雪地露營，淨弄些樹皮什麼的糊弄肚子，哪有心思尋思這種事呀？可有人尋思呀。尋思這事容易動搖，“亂婚”，怕受處分就跑。管錢的意志不堅定，拐錢跑了，通常是尋個地方迷起來過日子了。犯別的錯誤逃跑的，投敵叛變的就多了。
胡國臣和安昌勳就是貪生怕死了。
胡國臣和安昌勳是經過激烈抵抗後，負傷被俘的。馮劍英也是一樣，而且上大掛，灌涼水，坐老虎凳，裝在麻袋裡摔，被施盡酷刑，堅不招供，堪稱威武不屈的硬漢。鬼子就說馮先生是大大的英雄，皇軍大大地佩服，以禮相待，給他和妻子具恩惠（柳河縣委婦女部長，雙腳凍傷後被捕）安排個很闊氣的住處，好吃好喝，並給療傷。傷好後，長島又陪夫婦二人去瀋陽“觀光”，馮劍英就變成了另一個人，把所知道的一切都講了。
提起叛徒想到“貪生怕死”，漢奸就是“賣國求榮”，大體沒錯，但這世界也是千種色彩、萬般形狀的。不排除有的漢奸就認為中國的統治者腐敗無能，日本人能幫助中國富強，當然也不排除這種信念的破滅。馮劍英在酷刑下威武不屈，應該有種信仰的力量，信仰的崩潰也是變節的重要原因。投降、叛變的原因林林總總，後面還將寫到，許多人是像張喜林那樣實在遭不起那罪了。
程斌投降時，東北抗聯正從春暖花開季節步入嚴冬。生於富人家，沒吃過苦，可他抗戰也快8個年頭了。說他怕死？胡國臣等人“歸順”時，正值日寇對“歸順匪”殺與利用的分界點上。別看眼下蹦得挺歡，誰知道油水榨乾後，那把骨頭會不會被扔進狼狗圈裡？
“海樂子”朱海樂舉旗抗日時，為表明義無反顧，又擔心日寇報復家人，竟然把妻子殺了，實在匪夷所思，恐怖至極。可在忠與孝、國與家之間，多少人已經作了可歌可泣的選擇呀？
楊效康十九歲參軍，已經有了兒子。木盂子偽警察署把他妻子和大舅哥抓起來，讓岳父上山找他。在吊死鬼溝，他聽見岳父喊他的名字，剛要答應，看見岳父後面的樹棵子裡有偽警察。敵人又讓妻子抱著孩子上山找。楊效康把僅有的幾元錢掏給妻子，又脫下身上的夾襖給她披上，說你能等俺就等俺，實在過不下去就再找戶人家吧。
楊太和的妻子在山里找了幾天，一雙小腳都腫了，哭哭啼啼地勸他回家。楊太和強忍住淚，那話跟楊效康一般無二。
1934年8月4日，哈爾濱日本憲兵闖進趙尚志家，將父親抓走。 《濱江日報》首先報導了這個消息，接著《趙父告不孝子趙尚誌及其弟兄書》，就被飛機大量撒到哈東游擊區。看到“現在父身患重病，神誌皆亂，命在旦夕”，趙尚志就給官兵講古人“從其治命，不以亂命”的典故，說明和父親早就料到可能有這一天，約定信中若有“亂命”二字，即是言不由衷，不可聽信。又道：為國盡忠是俺爹的意願，為國盡忠就是給爹盡孝了。
程斌則是為了母親，什麼都不要了。
1933年秋，柳河縣委在日偽“討伐”中受到嚴重破壞，楊靖宇派磐石縣委委員馮劍英來柳河任書記，重組縣委。此人很有活動能力，第二年春天，黨員發展到60餘人，反日會員1000餘人。 1935年7月，通化中心縣委被破壞，柳河縣委升級為中心縣委，隸屬南滿特委領導。
上級特委、下級縣委及基層黨組織、各級反日會，還有轄區內的抗聯隊伍和其他反日武裝，一個中心縣委書記知道的機密是太多了。
胡國臣、安昌勳等人被俘，南滿省委被破壞，與馮劍英的叛變有直接關係。
前面寫到湯原出個叛徒，中心縣委即被破壞。那叛徒李元珍只是個普通團員，被捕的中心縣委領導寧死不屈，堅不吐口，那線索就斷了，敵人的下一步就沒了路數。而馮劍英、胡國臣、安昌勳在東邊道幾縣黨和抗日武裝中，則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們組成了一條叛徒鏈。每個叛徒都掌管一方天地，上下左右、枝枝蔓蔓一個情報網。
再加上個程斌，軍隊和地方，全了。
6月29日，被程斌裹挾下山投降的是60人。程斌又派人上山通知1師其他部隊投降，3團、6團又有部分人員下山。總計投降115人，攜平射砲1門、機槍5挺、自動步槍2支、步槍82支、手槍72支、子彈6000餘發。
師長兼政委而被稱為司令，是因為游擊區、根據地有地方武裝，還有許多統戰的山林隊。程斌叛變，1師瓦解，主力垮了，這些隊伍沒了主心骨，有的散了，有的降了，剩下的也勢單力薄，沒什麼戰鬥力了。
桓興縣委也不存在了。李明山組織有關人員，在第一時間向東轉移，找1路軍主力上隊去了。明擺著的，留下來只能是白給。
桓仁、興京、寬甸、本溪、鳳城幾縣的黨組織、根據地，都是在1師的威力和幫助下建立的。各地密營分佈，糧食、槍械、彈藥儲藏地，以及交通線和地下情報、聯絡點等等，都在程斌心頭裝著。更不用說這隻狗又用他輕車熟路的游擊戰術，領著敵人追打抗聯了。
筆者採訪到的1軍老人，都說歸屯把抗聯歸糟了，程斌叛變把楊司令叛毀了。
馮劍英叛變後，被留在長島工作班，名為翻譯，實是高參。一天，楊靖宇得知他帶幾個人在桓仁馬架子活動，立即讓王傳聖帶路，連夜趕到那裡。這小子對抗聯威脅太大，必須除掉他。將村子包圍，逐屋搜查，把他的槍、文件包、衣服和鞋都找到了。分明沒走多遠，就是沒人。搜查幾遍，也沒找到。
程斌叛變後，楊靖宇曾給他寫信，說明叛國投敵不會有好下場，希望他迷途知返。
程斌欺騙官兵，說咱們是假投降，糊弄日本子，弄足給養再上山。下山時，長島工作班讓程斌走在前面，程斌不干，非要走在後面不可。雙方都是荷槍實彈，麻稈打狼——兩頭害怕。而為了取得主子的信任，程斌就變成了一隻瘋狗。
關於這只瘋狗在東邊道的惡行，下一章就會寫到。
1941年夏，程斌調任偽熱河省警政大隊長，與冀東八路軍作戰。日本投降後投靠國民黨，先後為東北行轅直屬第3縱隊副司令、71軍某師少將副師長、53軍少將參議。瀋陽解放前夕，這個“孝子”帶母親和妻兒逃往北平匿居。北平解放後，混入華北軍區後勤部軍械處當科員，1951年春鎮壓反革命時被逮捕處決。
趙明山老人說：
程斌叛變頭一年冬天，年根了，俺們連在撫松縣活動。那天下晚，在山溝裡找個背風的地場，20來個人攏上3堆火，剛要睡覺，山上哨兵呼哧帶喘跑來報告，說有情況。連長喊起隊，俺們就抓山上崗了。幾里外有個“圍子”，乒乒乓乓打槍，肯定是咱的人和敵人打上了，那就得往那兒奔哪。有人說不對，是放炮。仔細聽看，是鞭炮聲，還有二踢腳。有人就說今兒個是什麼日子呀，尋思一陣子，有人說今個是大年三十呀。
當時連里還有20來斤包米，10來斤黃豆，那可都是金豆子呀，不到萬不得已不能動的。連長告訴炊事員，都弄它幾斤，包米煮了，黃豆炒了，過年。又指揮俺們把火堆攏大點，圍坐一圈，說今下晚吃“好嚼裹兒”，大傢伙兒“講古”、唱歌，誰有什麼本事都拿出來，樂樂呵呵地守夜、過年。
有沒有指導員記不准了，可能沒有了，犧牲了。有兩個團里幹部，什麼幹部不知道，俺們都叫他們“副官”。部隊打散了，幾個連、團湊一起的。那時這種隊伍挺多，連長帶著就叫個連，團長帶著就叫個團。
雞叫頭遍了，開始抓人，兩個副官帶著幾個人，扯著領子就從火堆旁拽走了。拽走幾個。一個6號戰士，通化人，比俺小幾歲，參加抓人了，後來告訴俺，都弄到下邊溝里山坡上“背小樹”了。
“背小樹”，就是用繩子或榆樹條子，把人捆在樹上。榆樹枝條柔軟，不易折斷。通常是捆三道，腿上、腰間和脖子。捆好了，把根棍子插到脖子上的繩子或榆樹條子裡，擰上幾圈，那人就沒氣了。再朝肚子上踹兩腳，聽到放個屁，那人就算徹底死了。
把那幾個人抓走，俺就知道沒別的，肯定是叛徒。可證據呢？每天在一塊，俺怎一點兒也沒看出來呀？ 6號戰士說，那兩個副官看誰坐那兒抱個槍悶頭睡覺，腦袋“跌勾跌勾的”（一點一點的），不唱歌，也不“聽古”，就是叛徒。有的不唱歌，坐那兒愣神，也是，一指就讓抓人。副官說，睡覺的是思想動搖了，愣神的是想家了，想家就可能逃跑，逃跑就可能讓敵人抓去，讓敵人抓去就可能投降、叛變。
俺听得頭髮梢子都豎了起來。過年了，你說那人能不想家嗎？有的人就那性子，天生不愛熱鬧，都下半夜了，坐那火堆旁能不犯困嗎？俺這人愛唱愛鬧，一到那種場合就特別來精神，不然是不是也得“背小樹”了？
（讀到這裡，讀者可能會像筆者剛採訪時一樣，感到毛骨悚然了：怎麼能是這樣子呀？——再讀幾章就能理解、明白了。）
唉，不能說了，反正打程斌叛變就“起叛徒”了。今天說這幫投降了，明天說那伙叛變了，有的是敵人造謠，可那叛徒起得也真邪乎，叫人提心吊膽。那時當乾部操心哪，行軍、宿營得常查人數，少一個，怎麼回事兒？立刻緊張起來。拉屎撒尿也得盯著點，從尿道跑了呢？那人累呀，可能倒那兒、坐那兒睡著了，大冬天你把他忘了，那人可能就交代那兒了。這事過去也不是沒有，可這工夫就不能不往投敵、叛變上想。連程斌那樣的大官都叛變了，你敢給誰打保票？光想不行，得立馬改變行動計劃，重新“甩地點”（事先約定的部隊打散了，或分頭行動後的集合點），麻溜轉移。慢了，敵人可能碼著腳踪就攆來了。你“埋溜子”（把腳印埋起來）也不行，日本子有狼狗，會聞味兒。
過去連里搞教育，說想投降當叛徒，日本子也殺你、不留你。這話一點兒不假，桓仁“填大江”死多少人呀？新賓的“蘭白線”，鬍子頭，女的，可有名了，讓日本子抓去扔狼狗圈裡了。這回連程斌這樣的都不殺了，還給個官當，一些人的心眼兒就活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