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叫頭遍，我的太爺爺就醒了。穿戴整齊，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抽袋煙，然後把那隻乒乓球大小的黃銅煙袋鍋子，在腳側的門墩上吧吧吧敲幾下——這就是俺家的“起床號”。
天色還暗，太爺爺會披衣出去，先給兩頭牛添點草料，然後就在那遼東大山里親手開創的那個莊稼院裡巡視。這是他一天中難得的閒暇，一顆心也進入遐想，就像那熱炕頭上的夢一樣令人陶醉。天色還早，會被那個夢牽著，坐在房檐下滴水的石階上，摸黑搓一陣麻繩。天色差不多了，煙袋鍋子在窗台上發出的聲響，就把一屋子的鼾聲打息了。
南北大炕，中間各有個挺大的長條櫃隔斷。南面炕頭是太爺爺、太奶奶，領著一幫利手利腳的孫子、孫女，隔著長條櫃是爺爺、奶奶的“房間”，北炕則由二爺爺和二奶奶、老爺爺和老奶奶各佔一半。沒有天棚的棚頂上，稍探出炕沿搭著四根桿子，通常是染成紅色的寬大的家織粗布，像窗簾、幕布似的從桿子上垂落到炕沿下。東北人叫“幔子”，結婚了就要“掛幔子”。白天拉開，晚上拉上，把各個“房間”封閉起來。
聽到“起床號”，幔子裡動作起來。待到拉開幔子，下地出院，一行人身後就升起第一縷炊煙。
無論地頭，還是蠶場，到了那兒，剛巧就是能看得見乾活的時光。
有時隊伍中會少個人，太爺爺就回頭去找。那人困哪，迷迷糊糊絆個跟頭，或是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就倒下了，呼呼大睡。太爺爺照屁股踢幾腳，說沒出息的貨，睡到啥時是個頭？人這輩子覺還有睡夠的時候嗎？
20世紀50年代，高玉寶的小說《半夜雞叫》差不多家喻戶曉時，被踢得最多的我的老爺爺，說你太爺爺除了沒學雞叫外，跟“週扒皮”也差不多少。
每月農曆十五前後，特別是“三春不如一秋忙”的季節，我的祖輩幾乎就跟著太陽、月亮連軸轉了。
我不知道在那東邊道的碾子溝大山里，我的祖輩種了多少地，放了多少蠶，伐了多少樹，又栽了多少樹，卻知道三個挺漂亮的奶奶是怎麼嫁到我們家的。如今農村姑娘再醜再窮，也不愁找不到婆家，那時就更不成問題了，因為那時東北女人特別少。太爺爺再三跟媒人解釋，說別看俺家的糞堆和柴火垛大，“眼時”（眼下、現在）實實在在是沒幾個錢。媒人幾乎異口同聲：你們這家人這麼能幹，那糞堆、柴火垛明個就是金山、銀山。
鬍子也瞄住了我家那大糞堆、大柴火垛，認定這家人有錢。
具體時間說不准了，反正是在把那“礦山鬼”的日本汽車當做“妖物”打了一頓之後。
高粱曬紅米了，那天下雨，一家人憋在家裡，傍晚時鬍子來了。
老爺爺說，看到十來個，有桿快槍，其餘都是老洋砲。咱家也有老洋砲，下地干活的人，差不多一人一桿。放蠶，“雀”（那時東北人管“鳥”叫“qiao”）吃蠶，用來轟雀的。鬍子穿著蓑衣，在咱家“障子”（籬笆）外的樹棵子裡探頭探腦，喊著讓今“下晚”（晚上）把1000元錢送到什麼地方，不然就要“砸窯”了。你太爺和你爺爺跟他們講了不少好話。俺尋思呀，那時咱家使大勁能有個百八十元吧，可這幫王八羔子能信嗎？兩下里就“支巴”（其意一為支撐，二為交手打起來）上了。
這是一場殊死抵抗。太爺爺和三個爺爺趴在炕上，四桿老洋砲架在窗台上，咣咣朝外噴著鐵砂。太奶奶和三個奶奶，趴在炕沿下給空槍裝砂裝藥。開頭難免手腳哆嗦，可誰都明白這是保衛家園和性命，包括保衛像我這樣還需要十來年才能來到這個世界的人。裝填、射擊，屋子裡流水作業，外面的鬍子就慘了。水天水地的，火藥潮了，大都打不響。那桿挺嚇人的步槍只響了兩槍，可能沒子彈了，或者捨不得打，結果火力還沒我家的猛。
別打了，鬍子跑了。從溝口趕來救援的鄉親們不知喊了多少遍，第一次據槍向人射擊的莊稼人，才停止了不知重複了多少遍的裝填、射擊的動作。
到碾子溝老張家“砸窯”，叫人家打跑了。這話傳出去，還怎麼在江湖上混呀？都知道這回惹禍了，這幫鬍子非得糾合更多的鬍子來報復不可，卻誰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三個爺爺每天晚上輪流值班放哨，白天去溝口堡子打探消息，堡子裡也常來人問詢、聯絡，約定放槍為號，互相支援。這樣過了半個來月，瀰漫在溝里溝外那刺鼻的火藥味兒，逐漸就覺得淡了，況且大忙季節也到了。
這天晚上，一幫人黑燈瞎火收工回來，剛進院子就被槍口對上了。值班做飯的二奶奶和一幫孩子，被綁在炕上，嘴裡堵著棉花套子。
鬍子綁走了老爺爺，扔下一句話：拿一萬元去贖票，差一個子兒也不行。
老爺爺跟我說過，鬍子是想把咱家當家的綁走，你太爺是當家的，俺們哥三個急了，都說自己是當家的。有兒子，就不能讓老子遭這份罪。你爺爺是莊稼院的全把勢，千兒八百的也難找出第二個，就是死倔死倔的，愛“拔犟眼子”（認死理，不會變通），那不是乾吃虧嗎？你二爺爺一輩子爛眼咕瞎的，照鏡子看不清自己個眉眼，身板也不行，讓鬍子折騰幾天，再著急上火，小命都沒了。要說心眼兒活，能說會道，見什麼人說什麼話，咱們老張家還得數俺。
老爺爺說，當晚向東走出20來里地，第二天又奔出20多里，到個叫黃家滴台的堡子。十幾戶人家，鬍子大隊在那兒，一百來號人，鬧鬧哄哄的，殺豬燉雞，還摟人家娘兒們。
“秧子房”（關押人質的地方——編者註）設在山腳下一家獨門獨院的倉房裡，算我的老爺爺共是十六個“秧子”（人質），年紀大的六十來歲，小的十多歲，四個人反綁成一串，坐在地上。吃飯時解開綁繩，幾個鬍子端槍看著，吃完了再綁上。兩瓦盆高粱米飯，或是大子，上面放幾個咸蘿蔔疙瘩。飯大都是餿的，蒼蠅哄哄的，有時連咸蘿蔔疙瘩也沒有。人家也說得明白：就這玩意兒，愛吃不歹。想吃香的、喝辣的，趁早拿錢贖票。
老爺爺說，最受不了的是“熬鷹”。
好多“秧子”的手都讓繩子磨爛了，有幾個還少隻耳朵，老爺爺明白那是讓鬍子割掉，給肉票家里送去了。怎麼也搞不懂的，雞蛋或雞蛋黃大小的，那“秧子”頭上怎麼都是些包呀？這樣想著，困了，倚著牆根迷迷糊糊不知過了多長時間，突然腦袋疼得像炸開了似的，淚水一下子就出來了。睜開眼睛，那個看押他們的矮壯的鬍子，拎著一桿兩尺多長的煙袋，走到對面一個正打瞌睡的小孩跟前，小榔頭似的煙袋鍋子，照腦袋又是一下子。
老爺爺說，鬍子不讓“秧子”睡覺，看誰打盹了，就用煙袋鍋子鑿你，叫“熬鷹”。那人都熬得沒骨頭、沒魂兒了，成一堆肉了。俺讓他們生生熬了兩天半，要再熬上兩天，叫俺跑也跑不動了。
不讓睡覺，就想家、想事。用老爺爺的話講，是翻來覆去把下輩子的事都想了個遍。
打記事起，從我爹和爺爺輩人口中聽到的那些話，後來常會讓我想到革命現代京劇《紅燈記》中的“痛說革命家史”，只是毫無“革命”可言，而是“正經”、“本分”、“老實”這樣的主題詞。 “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咱老張家是正經人家”，那論據是從山東到東北，從沒有人犯過什麼事。如果爺爺輩中有人活到今天，還會說從你太爺爺到俺的重孫子，六代人中沒有叫公安局、派出所找去的。他們評價一個人，也往往是“人家是正經人家”，“這人不是正經人”。正經的標準，不僅是勤勞，還得有規矩。笑不露齒，是專對女人的。坐在炕上要“盤腿四坐”，坐在哪兒也不能蹺二郎腿，不能挓挲腿，男人如此，女人加個“更”字。吃飯不能說話，吃菜要夾自己這邊的，不能可盤子扒拉，男人要狼吞虎咽，女人要細嚼慢嚥。大人說話，小孩不要插言。來客人了，是長輩要向之鞠躬（叫“施個禮”），再根據大人的介紹稱呼一聲。這種教育貫穿於日常生活的所有言行，是“正經人家”“正經人”的重要內容。我的三個奶奶、我媽和十幾個嬸嬸、姑父，太爺爺和爺爺們的選擇標準，某種意義上不是看其人，而是看其家，是不是“正經人家”。而“正經人家”就是懂規矩，沒有非分之想，憑力氣乾活過日子的人家。實際上，在老爺爺被綁票時，那個有著方圓幾十里少見的大糞堆、大柴火垛的家，已經眼看著就要發家了。
所以，我的祖輩都認定是鬍子毀了我們的家，毀了我們家的發家夢。
在挨了第一煙袋鍋子後，老爺爺就瞄準了門口靠牆倚著的一副犁杖。頭天晚上想了不少法子，一串四個人也沒坐到那兒，第二天晚上機會來了。約莫半夜時分，窗台上的野豬油燈不時發出嗞啦聲，老爺爺把反綁著雙手的比筷子粗點的幾圈繩子，不動聲色地在那鏵子上磨斷了，幾截斷繩和兩個繩頭緊緊攥在手裡，就說：“俺要'拉'（大便）。”
“秧子”要撒尿，鬍子嫌麻煩，有時就讓你往褲襠裡撒，這大便就不能不理了。
一串四個人，連拖帶拽地出了院子。那個矮壯的鬍子拎支土造手槍，罵罵咧咧地上來要給老爺爺解褲帶，老爺爺一撒手就跑了。鬍子喊著“滑（跑）了”，“滑了”，那支破手槍沒拎起來就響了，正打在自己的腳麵上。
老爺爺說，槍一響，俺尋思完了，可還知道“完了”，不就是還沒完嗎？俺就“掙命地抓山撓崗”（掙命即拼命，抓山即爬山，撓崗即奔山梁）了。不能順溝里堡子跑，鬍子大隊在那兒。對面山就是咱家的方向，鑽山里槍打不著，也不好抓俺。臨離家時，你老奶奶給換雙新鞋，不知什麼時候跑丟一隻，石子、樹茬子扎得血漬糊拉的，也不覺疼。雞沒叫頭遍就跑回去了。若是再有40裡還能跑，可一看到家就熊了，跑不動了。
跑出十多里了，還聽到後面有追喊聲。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錯覺。明晃晃的月亮地裡，路邊突然躥出一隻大黃狗。老爺爺說，俺嚇得頭髮梢子都豎起來了，那若是把俺撲倒了，或是叫起來，不就完了嗎？那狗沒撲，也沒叫，還衝俺擺擺尾巴。老天爺保佑呀！見到個山神廟，俺趴那兒就磕頭呀。又見個土地廟，咣咣咣又是三個響頭，再跑，恨不能把腳後跟都跑到前邊去。
太爺爺兩夜沒合眼，也不巡視、搓麻繩了，就坐在窗外台階上吧嗒吧嗒抽煙。可能是心靈感應，聽到溝口傳來的漸近的腳步聲，起身道“老邦子”（老疙瘩、小兒子）回來了，大步迎了上去。
太爺爺當機立斷，像個將軍發布命令：房子、土地、蠶場和正待收穫的莊稼、柞蠶都不要了，只帶點能夠隨身帶的東西，每人再揣上兩個大餅子，馬上走人。
走了幾天，來到了我們這一代的出生地——安奉鐵路的中點站、本溪縣草河口鎮。
本溪縣城小市鎮有個閔家街，我的岳父家就住在那裡。他說是他太爺爺那輩的三個人，從山東濟南府一個叫“小雲南”的地方挑擔過來的，還背著兩個骨灰匣子，把爹媽爺奶的骨灰也帶來了，慢慢地就有了一條閔家街。
2001年八十五歲去世的我的老丈人，一輩子莊稼人，說他這輩子就是書沒念夠。當時小市是個百來戶人家的堡子，有所小學校，他考試沒有第二的時候，從來都是第一。念到第四年時，“九一八”事變了，世道亂了，學校黃了，就回家種地了。
那天嘮到這裡時，一位人稱“二黃毛”的岳父兒時的玩伴來了，插話道：長義（岳父的名字）呀，若不是趕上“滿洲國”，你可不是現在的你了。
岳父的父親，即我的岳祖父，民間叫爺丈人，人稱“閔大扁擔”。春天種完地了，上山挖藥材，夏天到太子河上放排。待到秋天莊稼上場了，挑著一副裝滿瓦盆的挑筐，喊著“瓦盆換豬毛換皮子啦”走了。本溪、桓仁、通化、柳河、清原、撫順等地一路吆喝，扁擔每天顫悠百八十里。瓦罐換光了，用錢收購。那獸是幾月份打的，住在陽坡，還是陰坡，從毛皮上一眼就能看出來。主要還是換（收）豬毛。上凍了，莊稼院陸續殺年豬，豬毛多。晚上在小店或人家住下，用熱水把豬毛洗了，把根部帶出的那點白肉和毛上的蟣子擼掉，豬毛、猪鬃分開，根對根，梢對梢，擀麵杖粗細一把把捆好，放到炕席下烘乾。第二天早晨起來，再10把一捆捆成大捆。覺得分量差不多了，抄近道吆喝到奉天城賣了，再到周邊各縣吆喝轉悠。通常是正月快了時賣出最後一批貨，在奉天城順便買些小百貨，到家差不多都賣完了。
一個秋天尾巴，加上多半個冬天，能掙300多元，頂個好長工扛一年大活。
“九一八”事變後，農民兼自由職業者“閔大扁擔”歇業了。那世道誰還敢掙這錢呀？不要命了？
不是岳祖父不愛土地，而是土地不鍾情於他。一家20多口，只有十幾畝地，光憑土裡刨食養得活嗎？待到歸屯後，山邊溝裡的地不讓種了，就剩幾畝地了。
岳父給小市日本守備隊大院打過井，給“礦山鬼”這山那溝地刨坑挖溝。岳父實在，不會藏奸耍滑，那話說得跟我爹一樣：“幹活掙錢，就得對得起那錢。”一次累了站那歇會兒，讓個“礦山鬼”看見了，上來就是一耳光子。岳父火了，鐵鍬就舉起來了。 1.80米以上的個頭，年輕力壯，那一鍬掄下去，兩條命也沒了。一個年紀大的“礦山鬼”把岳父攔腰抱住，大聲呵斥那個“礦山鬼”，說你看他身上這些汗水，還有那把鍬。同時發的鐵鍬，岳父那把磨損得最厲害。那個“礦山鬼”伸出大拇指，說你的大大的好，當天還給岳父加錢了。
掙到錢吃飽飯，沒活干就沒指望了。岳父一咬牙，奔北滿富錦縣臥虎力小河沿一個叔伯姐姐家了。
都說北大荒到哪兒都能刨出幾垧地，叔伯姐姐說這年頭誰還有這心思呀，“扛年頭”（當長工、扛大活）掙倆現錢吧。
岳父說，正是鏟頭遍地的時候，日頭還沒露臉就下地了。咱這地方那地一疙瘩一塊，一塊地轉個“迷溜”（圈子）就鏟完了。那地場那壟長呀，短的也有2裡。幾十號人排開，打頭的站當間，大人“拿”（鏟）4條壟，“半拉子”拿兩條。幹這活俺服過誰呀？可頭幾天吃奶的勁都使出來了，也只能搶到前20來名。那打頭的鏟到地頭，坐那兒一袋煙抽完了，有的才鏟了一半。日頭一竿子多高時，膠皮軲轆大馬車送飯來了。白花花、暄騰騰的大饅頭，用茓子茓了好幾圈，像座銀山。菜是豆腐燉海帶，每人都能撈著幾塊肉，還有鹹鴨蛋，管夠。送晌午飯時，管賬的也來了，拿著錢匣子。幹活的都是“跑腿子”，初來乍到沒幹過的，那是越慢越累，常有人受不了，不干了，就給發半天工錢。一天一結賬，晚飯後發錢。新來的幾個人，俺掙得最多，1元2角。那時在小市堡子，一天有1元錢，那日子就美上天了。
乾了幾天后，就在東家和打頭的都覺得岳父是個打頭的料，岳父到處託人捎信讓一家人都過來時，形勢變了。用岳父的話講，是“起便衣隊了”。
岳父和當地人管包括抗聯在內的各種抗日武裝叫“便衣隊”，說有的便衣隊不禍害老百姓，有的就像鬍子，就是鬍子。今天便衣隊走了，明天鬼子、偽軍、警察來了，後來還有被當地人稱做“蒙古馬隊”的興安軍。岳父說警察隊進屋就讓烙餅燉小雞，“蒙古馬隊”最能糟蹋娘兒們，聽說有的叫鬍子抓去了，把卵子割了。
秋收大忙幹活的多了，200來人。伙食更好了，一天四頓飯，三頓地裡吃，月亮地裡也乾。令岳父驚異又釋然的，是東家每天派20多個砲手，荷槍實彈，四周警戒。東家養了50多看家護院的，另一半留在家裡了，那邊更得防鬍子呀。
一天晚上快收工時，槍響了。岳父愣了一下，拔腳跟著大夥往附近高粱地跑。乒乒乓乓打了一袋煙工夫，鬍子撤了，第二天干活的就少了一半左右。
東家是個六十來歲的老頭，戴禮帽，拄文明棍，站在那個四角有炮樓的大院裡，給扛活的講話。他說，不是俺不樂意留你們，是這世道逼的。每個人加一個月工錢，昨天來的也一個子兒不少，你們投親靠友自討方便吧，俺們一家子也要進城去了。俺要有回來那天，大傢伙兒不嫌棄俺，還來找俺，俺不會虧了老少爺們儿。
岳父也要回本溪老家了，這才發現“證明書”沒了。
岳父說，從小市走到本溪，坐火車到哈爾濱，又坐船到富錦，再走到臥虎力，那“證明書”少說讓警察看過20次。俺把它紙包紙裹的就怕丟了，結果越精心越怕丟還真丟了。沒這東西你別說回家，在這地場沒保人，也會把你當“浮浪”抓起來。什麼東西丟了，這東西也不能丟呀。你姑和姑父兩口子急得呀，第二天早晨就一嘴泡。
光急也沒用，再辦個證吧。岳父寫個《“證明書”丟失說明和請求書》，姑姑又找了兩家人作保，按了指印，交給甲長，再由甲長送到警察署。都知道警察署是乾什麼的，岳父身上共是50多元，把個整數都交給甲長送上去了。
岳父尋思不能幹閒著，還得找活干掙點錢——活來了，歸屯了。
歸到永安屯，那兒原來有幾十戶，兩家擠一家，等來年春天再建房。挖壕、架鐵絲網、修圍牆、建炮樓，這些安保設施都得在大雪封地前建完。起五更、爬半夜地白乾，有時直直腰，警察那馬棒就沒頭沒腦地打上了。
甲長姓李，跟姑姑家有點兒什麼偏親，人也實在，說現在恨不能抓人幹活，還能把你個現成的大活人放走了？等歸完屯消停了，“證明書”就能下來了。結果還是沒影兒，去警察署問幾次，都說現在是非常時期，得嚴格審查。李甲長也糊塗了。論行情，辦個證50元足夠了，用不著再“勒大脖子”（揩油、索賄）了，那還有什麼理由呀？
這天下午，姑姑顛著一雙裹過又放了的半大腳跑回來，拿著一張去富錦縣城的“行路證”。說是李甲長有個磕頭大哥在縣城開飯店，看看他是不是認識什麼“接洽”（有能耐）的人，能夠幫上忙。
李甲長的磕頭大哥四十多歲，山東人，個子比岳父還高，挺爽快，說這事差不離，有個警尉補是俺的磕頭弟兄，俺這就去找他。
兩間房子大小的店面，中間擺放四張桌子，周圍各自一圈長條凳，高粱米飯，酸菜、土豆燉粉條是主菜，喝酒的有碟煮鹽豆，是那種最普通的大眾飯店。桌旁差不多都坐滿了人，吵兒巴火的，都是山東腔，一看就是“跑腿子”。有幾個喝多了，唱起來，大家都跟著唱。
唱的都是“跑腿子”歌。
六十多年後，我的老岳父告訴我，那時不叫“唱歌”，叫“唱唱”，那唱多去了。有個唱，三段，頭一句都是“跑腿子，在外頭”，唱出門都是苦，難活才走的，家裡沒人管，在外多麼難，父母高堂難盡孝，老婆生個兒子像前街的張貨郎。還有個“跑腿子三不歸”，一是沒掙到錢沒臉歸，二是下煤窯砸斷腿不能歸，歸去誰養活？三是什麼忘了。還唱頭一年往南望，兩眼淚汪汪，第二年往南望，看見家里人燒香，第三年就不望了，客死他鄉了。不知道什麼人編的，也不知道歌名，也沒人教，反正“跑腿子”聽上幾遍就會唱。
還唱“跑腿子沒有'證明書'，沒有'證明書'就成'黑人'了，沒錢想回家活個命也活不成了”，還讓“各位聽者聽仔細，下輩子當牛做馬也別闖關東”。
岳父問我：警察署不給我和那些“跑腿子”辦證，是不是小鬼子知道這些人回去就不回來了，明年這地場的地就沒人種了？你寫抗聯，研究“滿洲國”，你說是不是這麼個理兒？
店主人回來了，說他的磕頭弟兄到南邊去招警察了，明個頭半晌能回來。見岳父那眼巴巴的樣子，又道：老弟，別上火，李甲長托俺的事，俺頭拱地也得辦。他要不給辦，俺“削”（打、揍）他。
一夜沒合眼，店主看著岳父那兔子似的眼睛，嘆口氣，給他幾元錢，讓去集上挑膘厚的肉割一塊。
雪後初霽，大地兩尺來厚的積雪又加高了半尺左右，路邊的房屋就愈加顯得低矮。如今富錦屬佳木斯地區，當年則是“小小的佳木斯，大大的富錦縣”，為周邊各縣的糧食集散地，又是哈爾濱工業品的轉售中心。岳父春天走北荒路過這裡時，還算熱鬧。小商販、攤床、飯館、估衣舖的伙計，可著嗓子叫喊“熱乎切糕”、“噴香的大子粥”、“老豆腐熱乎啦”。吹糖人的，賣棉花糖的，拉洋片的，點痦子的，剃頭的，算卦的，隨處可見的是“縫窮”的女人，針線笸籮放在身邊，縫補衣服、襪子什麼的，沒攬到活的在納鞋底。如今叫做“勞動力市場”的“工夫市”，拿著錛刨斧鋸的木匠，拿著瓦刀的瓦匠，還有拄根扁擔，或是拿著別的什麼家甚的打零工的。大量的拿著鋤頭等農具的“跑腿子”，大都被人僱走了。這工夫工夫市是不會有人的。可快過小年了，正常世道應該滿街筒子擠擠匝匝都是置辦年貨的人，鞭炮也早送來年味了，那大小商舖進進出出的也沒幾個人影了。
拎塊肉往回走，迎面過來輛膠皮軲轆馬車，車上坐著個“白帽子”。岳父有心，怕警察，又不能不看，就覺得有些眼熟。雪光，陽光，逆光刺眼，怕認錯了，手打眼簾再看，沒錯，就仗著膽子叫了一聲：是金永學嗎？
金永學是小市人，比岳父大幾歲，從小就認識，到北大荒有些年頭了，沒想到在這裡遇上了，更沒想到他正是小飯店主人要找的那個磕過頭的警尉補。
聽岳父講罷，金永學掏出張名片，把凍得不下水的鋼筆放嘴裡哈了好大一氣，在上面寫了兩行字，讓岳父交給永安屯一個姓顧的警察。又說，小市那個樣子，你回去怎麼活呀？富錦正在招警察，警察待遇高，咱不傷天害理，跟著混碗飯還不行嗎？
岳父動了當警察的念頭，是緣於對那張名片和那上面總共不到30個字的不信任。這天大地大、千難萬難的事兒，你弄這麼張小紙片寫上兩行字，就行了？在交給姓顧的警察一個星期後，就拿到了“證明書”，實實在在嚐到了它的神奇功力時，仍難相信這是真的。活了八十五歲的我的農民岳父，對官場中的明道暗道機關訣竅，無論有多少耳聞，都是難以思議的。
岳父說，歸屯前，有個挎小槍的便衣隊大官，常住在姑姑家，這支隊伍不打不罵，頂多讓老百姓給遛遛馬。這個大官挺喜歡岳父，動員他上隊，岳父就動心了。姑姑死活不同意，說“槍子不認人哪”。這回岳父又想當警察，姑姑更是氣得哼兒哈兒的：窮死不下道！你若去當“白帽子”，俺就不認你這個弟弟！
我的祖輩認定碾子溝的那個家，和那個眼看就要實現的發家夢，是毀於鬍子。而我能認定的是，如果岳父參加了極可能是抗聯的便衣隊，或是當了偽警察，或是那一鍬掄向了那個“礦山鬼”，我的妻子兒女就不會是今天的樣子了。
前面寫過湯原縣太平川偽自衛團長張傳福率團起義，這裡要說的是東寧縣老黑山二道溝的屯長張傳福。
張傳福老家山東省日照縣，1916年十五歲隨父闖關東，在東寧縣三岔口鎮當腳夫，父子倆春來秋去成了“跑腿子”。 1928年全家人都來了，在小烏蛇溝定居，開荒種地。
1939年集甲並村，小烏蛇溝和幾個屯子，被指定到二道溝建“集團部落”。頭一批小烏蛇溝十來戶剛搬到這裡，敵人又變卦了，說二道溝不適於建“集團部落”，又讓搬家。張傳福覺得這個地方挺好，跑去老黑山村公所，說當官的放個屁，老百姓跑來跑去，這不是熊人、折騰人嗎？俺們不走了，就在那裡住了。村公所自知理虧，就說反正十來戶不行，至少得二十戶才能建部落。村公所已通知別的屯不許往二道溝搬了，認為張傳福根本湊不夠二十戶，沒想到張傳福很快動員了十多戶，而且都是日照人。
無論關里人闖關東，還是南滿人走北荒，大都是奔熟人的。一個人到了什麼地方，捎信說這地場挺好、養人，親戚朋友就一幫幫奔來了。 “山東屯”、“天津班”、“湖南營”這些地名，都是有來歷的。天津人嘴巴子厲害，能說會道，糊弄小鬼子。山東人多，仗義，抱團，不聽邪，鬼子漢奸就有些發怵。
二道溝距老黑山不到10公里，一條二道溝河沿溝底咆哮而下，不算多麼偏遠，卻是山大溝深，進出極不方便，也就顯得遠離塵世。這裡林木參天，之前沒有人家，只在溝裡片底子有個“木幫”（林場、伐木隊）。幾個季節性“跑腿子”，與狍子、野豬、老虎、黑瞎子為伴，在溝裡伐木、放排。那時二道溝河水大，木排順流而下，可一直放到今天的綏芬河市。
日偽覺得二道溝不適合建“集團部落”，抗聯看中二道溝也就順理成章了。
現居老黑山鎮的李為奎老人，是最早見到抗聯的二道溝人。
老人說，俺們家歸屯到二道溝後，俺就到溝裡“木幫”幹活了，在“木幫”掙錢多。年根底了，一天晚上回家，走到馬鹿窯子南溝，月亮地里站著幾個人，招手讓俺過去。都穿著日本子衣裳，家甚挺硬兩大件，三八大蓋和匣子槍。日本子沒有匣子槍呀？他們說你別害怕，俺們是抗聯，打日本子的，給俺講了一氣。問屯子裡有沒有日本子、“滿”軍，屯長叫什麼名字，這人怎麼樣，俺都說了。一個大鬍子、挎小槍的官，後來知道他是5軍軍長柴世榮，讓俺去報告屯長。張傳福連宿大夜就上來了，以後就是他跟抗聯聯繫了。買東西，送情報，送糧食，二道溝家家戶戶都給抗聯送糧食。冬天送得少，樹葉關門就多起來，柴軍長、季（青）書記、金日成常帶人在溝里活動。
如今仍住在二道溝的高元亮老人說，誰去送，送多少，送到哪，誰帶隊，都是張傳福通知、組織，都是晚上送。開頭走卡子門，看門的是自衛團，就是俺們這些人。後來有警察隊了，就翻圍牆。圍牆兩丈來高，歸屯時修的，外邊還挖的溝，先過去幾個人，再把糧食遞過去。馬鹿窯子密營10多里遠，片底子密營40來里，都是山路，又是夜道，還要過幾趟河。冬天好走，順河道就上去了。河邊結冰碴時最遭罪，河水“扎”（音ｚｈa，意同“砭”）骨頭，上岸走出幾里地，身上出汗了，那腿腳還像兩根木頭似的。
去馬鹿窯子有段200來米的小道，一人來寬，一邊緊貼懸崖，一邊是100來米的深澗，下邊是二道溝河。送過糧的老人都說，日本子進山“討伐”，豁上繞遠，白天也不敢走。要不是給抗聯送糧，屯子里許多人也不敢走，瞅著都眼暈。翻牆時大氣兒不敢出，到這兒唱歌自己都聽不見，那河水像有幾十頭老牛在吼，人像在水面上漂。黑燈瞎火，一手抓牢樹枝子，一步步小心翼翼往上挪。背上糧袋子50來斤，有時風大，一個勁兒往下墜。一腳踏空，或是一把沒抓住，那人下去了，連水泡都濺不出來。
已經搬到老黑山的時德正老人說，開頭把糧食送到馬鹿窯子“木幫”，“木幫”的馬老兩、王老兩和王希文是抗聯，再由他們送去密營，後來俺們也能去密營了。一次在馬鹿窯子見到金日成，都落雪了，還穿雙露腳指頭的膠鞋。俺就把俺那雙八成新的膠鞋跟他換了，穿上試試，還挺合適。
1940年12月，由5軍政委兼道南特委書記季青寫的《抗聯第五（應為“第二”——筆者）路軍南部活動記錄》中說：
一年來有密切關係之二道溝屯子及紅石砬子、滿天星各處散種地的農戶，徵發約近三十石給養，我們決定此地作最後的根據地，徵發完畢向中東路北試探活動。
這年10月初，張傳福從片底子密營抱回個孩子。
7月16日，5軍軍部副官方政隆的妻子張靜秋，在片底子密營生個女孩。 8月，方政隆在寧安縣泉眼河戰鬥中犧牲。樹葉開門，快落雪了，密營人員奉命轉移。張傳福說孩子給俺抱回去吧，陳編的媳婦沒“開懷”（生育），兩口子心眼兒好使，錯不了。
敵人早就懷疑二道溝“通匪”，這回不知怎麼聽說陳編家收養個孩子，派特務來探風摸底。張傳福早有交代，大家都說是去老黑山的路上撿的。特務張世恩原是救國軍，與“木幫”的管賬先生尹洪昇挺好，說要給他在縣城找個工作。兩個人走到萬寶灣一片柳樹棵子，張世恩把槍掏出來了。這時尹洪昇嘴還挺硬，弄到老黑山日本憲兵隊一頓打，就全招了。
憲兵隊先抓走張傳福，之後又分三批抓走20多人，二道溝的青壯年男人被抓走一多半。
高元亮老人說，張傳福關單間，俺們這些人都是一屋子幾個。那牆半尺多厚，手指頭粗的棍子夾兩層，糊上黃泥。張傳福用筷子摳個縫，告訴俺們不要亂咬，就說是屯長讓幹的，不干不行，都往他身上推。一屋傳一屋，一批傳一批，用現在的話講叫“統一口徑”。
第三批第一個受審的是高元亮。
帶進屋，一個翻譯就問“鬍子”進屯子幾次，有多少人。高元亮說黑燈瞎火的，也不讓走動，就知道俺家有兩個人。又問誰讓你們給“鬍子”送糧，都送哪去了，“鬍子”的密營在什麼地方。高元亮說屯長讓送的，想了想又加上個尹洪昇，其實這小子哪管得著這事呀？接著說都是送到半道就回來了，“鬍子”不讓俺們到他們那地界。 “鬍子”有槍，俺坐家在地，有老有小的，叫送不敢不送。問為什麼不報告，高元亮說俺要是報告了，那“鬍子”能饒了俺嗎？
沒等高元亮說完，那翻譯上來就是一耳光子。一個留撮“鼻涕胡”、拖雙木屐的鬼子，抓起爐蓋上的爐鉤子就打。第一下打上了，第二下躲過了，第三下打在爐筒子上，稀里嘩啦一陣響，幾節爐筒子掉下來，差點兒把燒得通紅的爐子帶翻了，屋裡煙呀灰的。一節爐筒子滾在“鼻涕胡”的腳麵上，燙得這小子蹦著高兒嗷嗷叫。
老人說，最受不了的是往手指中間夾筷子，兩個人拽，好在一會兒就昏死過去了。
於占元最小，十五歲。鬼子給他拿個板凳，讓他坐下，拍拍肩膀，說你的小孩子的，好好的說話，皇軍大大的有賞。於占元也是一套話，小鬼子一腳踢翻凳子就打。
憲兵給於永松灌辣椒水，把人灌死過去再用涼水潑醒，問他給抗聯送什麼了，送哪兒去了。於永松說送辣椒，天天送，都送他們家炕頭上了。
高元亮老人說，後來於永松說他是被灌糊塗了，可灌糊塗了也沒說真話。
時德正老人說，第二批抓了俺爹時和春，俺是第三批，俺爺倆都讓日本子“上大掛”（把人吊起來拷打）了，渾身沒塊好地方，放回來半個多月沒起炕。二道溝家家戶戶都給抗聯送糧，尹洪昇那小子並不都知道。像李為奎也沒少送，可他在山里伐木頭，尹洪昇不認識他，就沒供出他。反正不管怎麼打，就是咬緊牙，不能咬別人。都是山東人，還是一個縣的，咬誰誰遭罪，要死大家扛，就可著俺們這些人造去吧。
老人說，老黑山憲兵隊有個李翻譯、王巡官，借審訊機會，把尹洪昇踢死了。這兩個人到底怎麼回事，俺們莊稼人說不明白。有人說是張傳福讓他倆幹的。反正叛徒死了，再沒口供了，俺們這些人翻來覆去就是一套話。當時說要把俺們都殺了，把“鬍子窩”二道溝的人都滅了。說是報到牡丹江憲兵隊，一個大官沒同意，讓把張傳福和俺們都放了。這個主意更歹毒，是想放長線釣大魚，通過俺們了解抗聯線索打抗聯。這時二道溝已經設了警察所，幾個“白帽子”，還有個“黑帽子”。可張傳福領著鄉親們，就在小鬼子的眼皮底下，照樣給抗聯通風報信送糧食。
老人說，都說“鬼子”、“鬼子”，要俺說小鬼子最鬼的一招，就是會利用中國人替他們幹事。沒有那麼多漢奸、叛徒，日本子能那麼快就佔了東三省，佔了十四年嗎？沒中國人替他“拉道”（當嚮導），他敢進山打抗聯？深山老林，進去就得麻達山。可他在俺二道溝就沒轍！他人生地不熟，那幾個中國警察看俺們抱團，也不敢真心幫他。俺們屯子男女老少百多口人，齊心抱團，糊弄個小鬼子還不容易嗎？
抗聯領導明了張傳福的處境，幾次要他帶家人上隊。張傳福說不行，俺拍拍屁股走了，鄉親們就得遭殃了。
時德正老人說，開頭給抗聯送糧，有個挺大的官，勸俺上隊。不少人都被勸過。一聽這話，俺就為難。老黑山憲兵隊抓人，頭兩批是綁著押去的，後兩批不綁，也沒警察押著，都是自己個去的。有像你一樣採訪的人，說你們怎麼那麼聽話，怎麼不跑不反抗呀？俺們可以豁出去，爹媽和老婆孩子呢？去趟老黑山買把鋤頭得“行路證”，出屯子種地、割柴火都有鐘點，一家老少幾口人，多大年紀，都在人家本上記著。二道溝多個抗聯小孩，讓日本子折騰個底朝天。不用多，上隊兩個，十家連坐，一屯子人還剩幾個？後來那個大官也明白了，說你們要都上隊了，大傢伙兒喝西北風去呀，這樣子對抗聯幫助、貢獻更大。
老人嘆口氣：張傳福是為了俺們活，他才死的呀。
年底，張傳福再次被老黑山憲兵隊抓去，被押到牡丹江鐵嶺河“模範監獄”，1941年3月25日被殺害。
敵人始終未發現片底子密營，那裡一直是1路軍、2路軍的活動據點。抗聯過界去蘇聯後，派回來搞偵察的小部隊，常在那裡歇腳、養傷。二道溝人一如既往地給他們送糧，通風報信。
李為奎在溝裡奔樓頭種了幾畝包米，抗聯的人見了，說到時候俺們就收了。
李為奎說：俺就是給你們種的。
高元亮老人說，俺家原來住在和光，二道溝湊不夠20戶人不讓建屯，張傳福去動員俺爹。俺爹說，那地場深山老溝，狼蟲虎豹的，一尋思都嚇人。張傳福說，狼蟲虎豹能咋的呀？那地場咱們出來一趟不容易，日本子進去一趟不也一樣嗎？這不是比什麼都好嗎？一聽這話，俺爹拍拍腦袋，說瞧這臭腦子，想哪去了。
我不知道我的祖輩闖關東，是因為天災，還是源於戰禍。但我知道，他們在碾子溝那深山老峪中與狼蟲虎豹為伴，除了那兒土地肥沃外，還因為那兒遠離塵世，也就遠離官家。所以，中學時代學習西漢戴聖的《苛政猛於虎》，就特別容易理解。
1937年9月5日，周保中“於九軍行營軍本部”“政治討論會”上作的報告《關於中國歷史問題》中，說：“向來中國的官兒只知貪污，只要肯丟腰包，一切事情都是好辦的。”
我接觸到的我的爺爺輩的那代人，因為沒文化，沒有“貪污”、“受賄”、“腐敗”這樣帶點文化的詞兒，而是前面已經說道過的“刮地皮”、“勒大脖子”。 20世紀50年代末去世的我的爺爺，和他那些莊稼人的老哥們儿一樣，生前一直稱“國家”、“政府”為“官家”，把今天稱做“公務員”的國家幹部叫“官家人”。筆者採訪本書時，在那些八十多歲的鄉間老人口中，仍能聽到這類好似已經老得發霉了的詞句。
是“官家”，而不是“國家”——就是說，這個國家是官們的，而不是老百姓的。
“真命天子”的皇帝，朝朝代代承包了這個國家，再把它承包給各級官員。從七品到一品的承包官們，自然要為自己的官帽負責，也就是為比自己大的官負責，最終都為皇帝負責。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無論老祖宗留下多少至理名言，也無論出了多少明君清官，有多少盛世，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大體就是這樣一種狀態。至於老百姓能夠排得上號的，就是沒完沒了地繳納賦稅，供官員們揮霍。 “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既然國是官們的家，那在自己家裡取用什麼，還能有什麼問題嗎？
古裝戲裡，老百姓是有擊鼓鳴冤權的。可若是碰上了昏官，或是收了銀子的貪官，那就是送上門去了。權力就是法律，就是印鈔機，在官家那兒找不到公理、正義，老百姓還要活，怎麼辦？一個“義”字就大行其道。最普遍的是老鄉觀念，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有忙就得幫。二道溝人那樣齊心抱團，與他們都是山東日照人，不能說一點兒關係也沒有。比較普遍的是磕頭拜把子，“不能同生，但願同死”的哥們儿義氣，兩肋插刀。大戶人家，七狼八虎，膀挨膀一幫精壯後生，“警察狗子”和一些惡勢力也要畏懼幾分。小門小戶，勢單力薄，就得互相依存，拜把子是最便捷的方式。 “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比較典型的是“在家禮”。類似“在家禮”的會道門，舊中國一個縣少則十幾種，多則幾十種，屢禁不止，為什麼？原因之一是官家靠不上，只有靠自己，靠天然的老鄉關係，及包括磕頭拜把子在內的各種各樣的哥們儿義氣的組織形式。在明清兩代成為禁書，並不是因為一些好漢濫殺無辜，而是因為反官家（書中稱“官府”、“官軍”）。而那一百單八將，除個“義”字，再無其他。連劉備這樣的皇叔、國君也難倖免，竟將個“義”字置於蜀國利益之上，那桃園三結義卻被視為千古美談。至於“俺降的是俺大哥，不是你日本子”的徐文海，無論怎樣死於日寇之手，那頭腦中可曾有絲毫的國家、民族意識？
更不用說到了“九一八”那個悲慘的時候，本來最該與這片黑土地共存亡的官們，也就是這片黑土地的真正主人，有的跑了，有的打一陣子降了，有的干脆就一頭投進了能繼續給他們烏紗帽的侵略者懷裡。
“滿洲國”十四年，“正經人家”的我的祖輩中，沒一個人挺身抗戰打鬼子，這是不能不使我感到羞愧、悲哀，甚至恥辱的。可再想想，又該怎樣責備他們呢？
1935年11月22日，胡風為蕭紅的寫的《讀後記》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蚊子似的生活著，糊糊塗塗地生殖，亂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種出食糧，養出畜類，勤勤苦苦地蠕動在自然界的暴君和兩隻腳的暴君的威力下面。
在那遼東大山的碾子溝，我的祖輩知道自己來自萊州府，還知道那碾子溝北邊不知多遠的地方有座奉天城。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他們不知道碾子溝屬鳳城縣，就像不知道奉天城被日寇佔了一樣。從山東家到東邊道，一輩輩不知道生而為人該享有什麼樣的權利和義務，只知道自己生來就是被官家管著的。他們怕官、躲官，蹲在那大山里，沒有村屯（街道）門牌戶口。只有見到哪兒升起縷炊煙，又來了一戶人家，跑去嘮上一陣子，才能知道點外面的信息。但是，說他們“糊糊塗塗地生殖，亂七八糟地死亡”，他們會反感，不同意。因為闖關東本身，就是對命運的一種抗爭，是子民對父母官的一種掙脫。他們是揣著一個夢奔來黑土地的。提到農民，千百年來就是“面朝黃土背朝天”，而我的三個奶奶還要腳底朝天。開荒、種地、栽樹，那“三寸金蓮”支撐不住身子，是跪著爬著忙碌著的。無論我的祖輩怎樣老老實實地當了14年亡國奴，他們的勤勞都是足可以代表中國的勞動人民的。這樣的家族如果不能富裕起來，這個世界肯定是出了問題。
從我的爺爺輩起，往上數沒有讀過書的，他們不識字，但你不能說他們沒文化。 “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窮死不下道”，“老實人長長在”，這類打造“正經人家”的最普遍的哲理名言，今天也沒錯。可拿到那“滿洲國”的時空中，是不是就是順民了？而這是不是也正是千百年來的愚民政策的結果？
關於我的岳父的文字，是像正式採訪一樣，邊聽邊問邊記的。我的父親是1979年去世的，那時距接受采寫本書的任務，整整還有10年時間。我的祖輩闖關東後及其在“滿洲國”的生存狀態，大都是從1974年去世的我的很會“講古”的老爺爺的口中，不經意間斷斷續續獲知的。就無從問詢，也有些迷惑，果真就蒙昧到不曉得那時的災難和罪惡，都是弄出了“滿洲國”的侵略者弄出來的嗎？
1932年7月13日，《中共珠河特支給省委的報告》中說：
一部分落後群眾（尤其是農民之一部分）之存在，是不可忽視的，尤其是不問政權在誰手裡，納稅徵租是一樣的，只希望迅速安定地方，以便耕作。
如果那次去我家搶劫的不是鬍子，而是被稱做“屯匪”的開拓團，我的祖輩會照樣殊死抗擊。如果我的祖輩不是住在碾子溝，而是二道溝，或者仙人洞，主動或被動地，他們會知道些聞所未聞的做人、做中國人的道理，成為那紅地盤的成員，為抗戰做些他們力所能及的事。他們缺乏國家意識，厭惡、畏懼那些並未授權讓他們管理國家的官家人，唯恐避之不及。但是，“九一八”事變後不同了，他們從未有過的強烈地感覺到自己是個中國人。而我想說的，則是我的祖輩的潛意識中可能多少有點兒的，也可能一點兒也沒有的，及無論官家怎樣腐敗，對像我的祖輩這樣的蟻民怎樣沒有盡到責任、義務，並不意味著他們就不必為這個國家承擔責任、義務，特別是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我的父輩的名字中，都有個“國”字，民間叫泛“國”字。我們這一輩泛“正”字，下一輩為“天”字。我爹去世前特意交代他的三個兒子：“國正天興順，官清民自安。”記住了，一輩輩往下排。又道：“這是你們的太爺爺留下的。”
不知道我的不識字的太爺爺，是什麼年代把這10個字交代給我的爺爺的。倘是那個“滿洲國”，牛頭馬嘴對得上碴口嗎？可誰又能說我的祖輩的期盼，不是真誠的呢？
20世紀末，筆者到中國著名的將軍縣湖北紅安採訪，紅安人講的國民黨屠殺當地百姓的情景，讓我毛骨悚然。
讓我們看看《紅安縣志》的記載：
紫雲區大屠殺：紅四方面軍第四次反“圍剿”失敗後，蔣介石下令對革命根據地實行壯丁殺光、房屋燒光、糧食搶光的“三光”政策。 1932年10月下旬，國民黨軍第八十九師進攻紫雲區，提出“變紫雲區為死人區”的口號，將桂家窪躲入山中的群眾趕到山溝裡，用機關槍進行掃射，一次屠殺300多人；在沙窪屠殺200多人，並將屍體拋進閔家河做橋墩，上面鋪木板，讓人馬通過。黃龍衝附近的一條山溝，近1000名被害群眾的屍體幾乎將溝填平，被人們稱做“死人溝”。
平頭嶺大血案：1932年10月，紅軍主力西移，國民黨當局對鄂豫皖根據地實行“三光”政策。國民黨第八十九師進占七里坪後，於1933年2月6日“追剿”中共鄂東北道委武裝進入天台山。時逢大雪，國民黨軍遍山搜查，將避入深山的2000餘群眾逼至平頭嶺，除葉宗才等3人逃脫外，其餘全部被殺，造成駭人聽聞的“平頭嶺大血案”。
誰都知道，“九一八”事變時，國民黨30萬大軍正在江西“圍剿”中央蘇區。類似規模的“圍剿”已是第三次了。而像紅安那樣屍填溝谷、血染山嶺的大屠殺，在鄂豫皖，在江西競相發生時，撫順平頂山剛經歷了一場“機關槍照相”。
筆者無意探討“三光”政策的版權、專利屬於誰的問題，這裡要說的是中國人打殺中國人，與小鬼子打殺中國人之間，有沒有一種因果關係，誰是因，誰是果？
就不能不想到張傳福和他的鄉親們，想起時德正老人的話：俺們屯子男女老少百多口人，齊心抱團，糊弄個小鬼子還不容易嗎？
學生時代，老師和教科書上都說，中華民族是勤勞、智慧、勇敢的民族。這話沒錯的，問題卻也來了。自1840年（大約是我的太爺爺的太爺爺那一輩，或者再大一輩）鴉片戰爭始，就不勤勞、智慧、勇敢了嗎？沒有呀？那麼，勤勞卻貧窮，智慧而蒙昧，勇敢又挨打、受辱，這是怎麼了？是洋槍洋砲太厲害，洋人太強大？ “強大”的反義詞是“弱小”，沒錯，中國是弱，可從人口到領土面積，中國小嗎？自有了方塊漢字後，什麼時候曾把“弱”與“大”兩個字連在一起呀？
查閱當年文件資料，有時在最後一行的落款看到“大中華民國×年×月×日”。有抗聯老人講，當年搞政治教育，“大中華”、“小日本”也是時常掛在嘴上的。
據說人類的發明，約一半左右源自中國。今天踢得挺臭的足球，無論什麼顏色的眼睛的外國人，還不知道世上有此物時，我們的老祖宗已經玩得很溜了。中華民族創造的燦爛文化，自會在人類文明的歷史長河中流光溢彩。而中國的綜合國力，則曾引領世界千年，其經濟總量經常占到整個世界的50%以上。
鴉片戰爭開始了中華民族挨打受辱的歷史。不知其時中國的GDP佔世界的比例，1870年是17.3%，比美國（0.9%）、英國（9.1%）、日本（2.3%）的總和還多。甲午戰爭前，中國軍隊100多萬，日本8.4萬，海軍戰艦噸位，中國7.8萬噸，日本4.4萬噸。 1894年爆發甲午戰爭，1900年中國的經濟實力（GDP佔11%）依然高居日本（2.6%）之上，堪稱亞洲頭號強國。
最初看到這些出自西方學者、顯然也被我們認可的數據，我曾大吃一驚，又大惑不解。因為我一直以為清朝末年的中國，樣樣落後，什麼也不如人家，結果卻是靜態的並不比誰差，動起來就敗了、弱了。
落後就要挨打，這話肯定沒錯，我們肯定落後了。可我們為什麼落後，到底落後在哪兒？
而我知道的，是從讀書識字時起，一提到清朝末年，幾乎就少不了的“腐敗的”三個字的定語。
清知府3年，雪花銀10萬，那貪知府呢？幹幾年再升官了呢？封建專製造就了一代代大小貪官，把國家弄成了“官家”。腐敗是瘟疫，是摧毀民心士氣的原子彈。而當沒了皇帝，一方天地一方諸侯，軍閥混戰，都想爭個老大。家不和，外人欺，大而散，大而弱，弱大的中國就割地賠款，成了列強的盤中餐。
日本的政治結構是封建的，可它的官僚統治，無論廉潔程度，還是效率，都是高水平的。這就使這個基本為單一民族的國家的國民，更具強烈的一致性和獻身精神，雖然表現出來的經常是一種與人類的良知和正義為敵的邪勁。
試想，如果這個島國的大小官員只知道巧取豪奪，無情地揮霍國家資源和人民血汗，會有那一波又一波的“神風特攻隊”嗎？
如果有外星人，而且高度文明得沒有戰爭，或者讓地球人不可思議地從一開始就相親相愛，不知戰爭為何物，看到地球人把地球村打得血飛火騰，萬紫千紅，特別是日本人在東北打殺中國人，中國人也在江西、鄂豫皖打殺中國人，肯定會大驚失色，說這地球人是怎麼了？中國人是不是瘋啦？
一個20世紀發生兩次世界大戰，人類肯定出了問題，而且不是一般的問題。那我們呢？我說的是我們中國，我要說的是中國的問題大著了。
從紐倫堡到東京，自殺的希特勒和自殺未遂的東條英機等等，已經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我們沒有這方面的恥辱，我們的恥辱是被強盜“進入”。我們為什麼被“進入”？因為我們落後。我們為什麼落後？有的國家太小，老天爺也不公平，沒什麼資源，那是實實在在難以先進、強大的。而我們與“小”字從不挨邊兒，是個東方大國，還曾是“中央之國”，為人類創造了那麼輝煌的文明，沒有任何理由不能先進、強大，為什麼卻成了挨打受辱的角色？
滿族人進關，讓漢人男不男女不女地拖了條辮子，結果滿族人差點兒把自己的老祖宗都忘了。那是文明的力量。可清朝末年，面對列強，還有這種力量嗎？
抗日戰爭，中國拖住了日本陸軍主力，為二戰勝利作出重大貢獻。可是，如果不是美軍在太平洋戰場反攻，蘇聯不出兵東北，中國的抗戰會是14年嗎？
我們必須問個透徹、明白。
恩格斯說過：“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錯誤的後果學習來得快。”
有人挖個坑，把歷史掩埋起來，誰要動一下，就像被掘了祖墳似的叫起來。
我們有太多的恥辱和痛苦。我們無法選擇歷史，但是可以選擇未來。為了光榮、光明的未來，我們必須誠實地痛苦地面對歷史，並以同樣的態度解剖、反省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