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原稔，1914年出生於日本熊本縣下益城郡半川村，家境貧寒，小學畢業便不得不回家務農。 1935年應徵入伍，因文化低，難以升遷，一年後即退伍還鄉，靠租種土地維持生計。人生就像沒有盡頭的隧洞看不到光亮，突然接到叔叔的一封信，要他去“滿洲國”。 1936年9月，這個身材高大的日本青年，籌措一筆路費，踏上改變命運之旅。
叔叔在滿洲炭礦株式會社任職，推薦他到阜新煤礦任礦業所本部的警備員，就是看管工人幹活、防止逃跑的武裝監工。任職不到一年間，他怎樣親手打死三個工人，在此期間及後來擔任煤礦管理系、招募系、勞務系的負責人，又怎樣折磨、虐待工人就不說了，只說說這個窮光蛋怎樣變成大富翁的。
工人每天下班時，由星原稔開出工票，月底憑工票到賬房領錢。多則80%，少則只有一半，星原稔以各種理由少計工票時間，工人工資從未足額過。工人每天最多要幹16個小時，加班費只有實際工錢的10%，其餘的自然也都揣到他的腰包裡了。
星原稔手下有4個把頭，每個把頭管理300個工人。工人的勞動保護用品和日常生活用品，是按人數配給的，星原稔和把頭不發或少發，攫為己有。吃飯到他們辦的食堂，買東西到他們開的賣店，先記賬，月底從工資中扣除。這樣，工人相當數量的收入，又進了他們的腰包。他們還開個小錢莊，向工人放高利貸。僅此一項，星原稔每年即可獲利數万元。
星原稔與把頭開設賭場，從中漁利，再以維持治安為名抓賭，沒收賭資，再抓人罰款，每年又有數万元揣進腰包。
最大的進項，還是侵吞招工費。
星原稔經常到山東、河北、內蒙古等地招募勞工，在東北各地攤派勞工、抓“浮浪”。 1942年4月調至琿春煤礦後，專職幹這個。對於清廉之人，到處奔波，是個苦差。對於星原稔之流，可就是肥差了。在東北招名勞工，招募宣傳、勞工食宿和運輸開支，需要35元，到關內費用要增加一倍。其中的1/3左右，都被這小子剋扣侵吞了。
不知道星原稔的叔叔是何時來東北及怎樣發蹟的。 “九一八”事變前，每年從關內大量闖關東的人們，借用今天的一個詞，他們才是真正的“農民工”。無論拖兒帶女的，還是春來秋去的“跑腿子”，他們幾乎都是農民，也基本都是來種地的。因天災戰禍跨越國界闖關東的朝鮮（族）人，也大抵如此，只不過他們耕種的大多是水稻。而像星原稔的叔叔那樣的，憑學有專長、親朋推薦、自身奮鬥，在滿炭或滿鐵這樣的大企業謀得一個職位，或者在個小鎮開家診所什麼的。有軍方背景的人，甚至打入鬍子隊中，乃至當上鬍子頭，在日俄戰爭中充當日軍的別動隊，“九一八”事變前則為“張氏政權”製造麻煩。可像星原稔這樣的窮光蛋，沒有任何技能、關係、背景，想落草為寇當個嘍囉都摸不著門，弄不好只有成那大煙泡中的死倒了。無論日本在東北有多大的勢力，那畢竟不是“滿洲國”。
但是現在不同了。無論多麼窮困潦倒，多麼狗屁不是，只要是個日本人，踏上這片黑土地，就可以把肚子腆得老高，就是人上人。
1932年5月，《關東軍司令部對駒井長官等滿洲國官吏的希望事項》（草案）中說：“在發展經濟方面，雖然提倡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但首要的是謀求日本和日本人的利益。”
“滿洲國”的日本人，因工作地區的不同，地區補助津貼為50%到100%。加上供給住宅，物價便宜，生活水平比在日本提高兩倍左右。戰犯坂田義政等人寫的《偽滿警察罪惡史》中說：“1935年濱江省五常縣日本人警士的月工資為90元，而中國人警士只有8至12元。”
“滿洲國”的日本人，教育是義務制，就學情況比日本國內還好。開拓團只有兩個學生，也要辦所學校。偽滿總務廳長星野直樹說，“滿洲國”的“所有日本人都要上大學”。
滿鐵編寫的《滿洲讀本》，在談到日本人的生活、教育、醫療等情況時，說“滿洲國”是日本人的“地上天國”。
日本在蘇聯、在遠東地區有那麼多間諜，150萬紅軍共分四路集結、開進，關東軍竟然沒有知覺。 1945年8月9日蘇聯對日本宣戰的消息，是事後從滿洲通訊社的無線電訊中得知的。關東軍最後一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將，一個其貌不揚的小老頭，當天正在大連觀看歌舞伎演出。就讓人想起“九一八”事變時的張學良，及其手下那幫東北大員，就開始了關東軍和日本人的總潰敗、大逃難。
“新京”火車站已不是“人滿為患”所能形容的了，全是“地上天國”的人。客車、悶罐車、敞篷車，不管什麼車，只要能擠上去，就是天照大神的“神佑”了。一列列火車開走了，更多的人還在湧來，把道路都堵塞了。蘇聯飛機不時來轟炸，廣播電台成天播軍樂，那感覺就是哀樂。 8月13日後連降大雨，男女老少落湯雞般蹲在雨里水裡，大人把孩子摟在懷裡，不敢動窩兒，唯恐輪到自己時上不去車，被扔在這昨天的天國，今天的地獄裡。
最慘的是遠離城市和鐵路線的人們，主要是開拓團的移民，特別是靠近邊境地區的。
東寧縣三岔口鎮泡子沿村，有個開拓團。村里老人說，他們是“康德三年”（1936年）來的，有男有女有孩子，一家一家的，“背包摞行的”（意為背扛許多東西），還有鋤頭、镢頭、三尺鉤子什麼的。看那樣子，在日本過的那日子，也不比俺們強哪兒去。可人家那日子很快就好起來了，“滿洲國”向著人家，好事都是人家的。後來看見他們還有槍，除了種地還訓練，這叫什麼莊稼人呀？蘇聯人打過來那天晚上，那炮響的呀，老百姓都貓在家裡，也不知道誰先動的手，誰打到誰那邊去了。第二天下半晌，有人說開拓團那邊不對勁，去看，屋子裡碗朝天、瓢朝地的，豬都上炕了。炮一響，那人就跑了。
東寧有鐵路，軍用鐵路，動作快的乘車走了一批，鐵路被炸斷後就用“11”號（指雙腿步行——編者註）。從東寧向北奔牡丹江、哈爾濱，再向南經瀋陽、安東到朝鮮，乘船回日本。他們來時就是這樣一條路線。蘇軍佔領朝鮮，被憋堵住了，大都遲滯在東北的大中城市，惶惶如喪家之犬。
有老人說，咱是守家坐地當的亡國奴，他們是大老遠跑到咱這地場當了亡國奴，那是什麼滋味呀？無論什麼滋味，無論知不知道回國去也是亡國奴，那工夫算是徹底明白了，只有在自己的國家裡的那個家，才是最安全牢靠的。
開拓團空了，各地通常都有的日本人住宅區也空了。拖兒抱女的，推車挑擔的，就像上下班高峰期的人流，卻不是。因為他們要躲避鋼鐵翅膀的飛機，還要與地面急速推進的摩托化軍隊賽跑。遠遠地看到後面塵土飛揚，一支支主要由女人、孩子構成的逃難隊伍，就趕緊隱蔽在附近山林，或青紗帳裡，看著那汽車、坦克遠去了，再繼續上路。如是反复。有的遇上潰敗的日軍，有人覺得好像有了依靠，往往招來更大的災難，甚至屠殺。遇到村屯，開頭多是繞開，後來就去討宿，要些吃的。有的被接納，有的被拒絕，有時還會受到攻擊。不斷有人失散，大隊變成小隊，再聚合，再失散。有人“麻達山”了，有人陷進沼澤地，有人病死餓死，有人被狼撕狗擄。
曾為關東軍士兵的日本作家五味川純平，其長篇小說《戰爭和人》中的主要人物之一阿苫，在從虎林開始的逃難路上，被蘇軍士兵扔到車上，糟蹋夠了再扔下去。
被當地人收養的孤兒，留下來成了“東北媳婦”的女人，有數。誰也說不清的，是究竟有多少人暴屍荒野。一個比較一致的說法是，蘇聯出兵東北後，包括關東軍在內的日本人中，開拓團移民的死亡率是最高的。
而許多遠離戰場，包括一些邊境地區的開拓團，還沉浸在“鐵打的滿洲國”、“大日本皇軍不可戰勝”的喧囂中的人們，得知日本投降、完蛋了，如雷轟頂。路途遙遙，缺乏運輸工具，又多是女人孩子，往哪兒跑啊？絕望了，再有一兩個叫囂“玉碎”的頭頭，有的開拓團就向天皇遙拜，然後澆上汽油，集體自焚。
日本國歌叫《君之代》。
日本國旗叫“日之丸”。
一般稱為“日章旗”，也叫“太陽旗”，在被日本侵略過的國家和地區，則被叫做“膏藥旗”的“日之丸”，純白的底色，中間一輪紅日。
1945年8月，當美國飛機在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蘇聯紅軍出兵東北後，從日本到東南亞、朝鮮半島和中國，“大日本皇軍”舉著的旗桿上，就只剩塊白布了。
“大日本帝國”完蛋了。
有人恐怕早就按捺不住了，說你這本書裡寫的許多事情，都是中國人幹的。
沒錯，桓仁“填大江”有不少偽警察，各地“洗大溝”的，許多是清一色的偽軍、偽警察。東北幾乎無縣沒有“萬人坑”和慘案，老百姓看到的出面的，許多是被稱做“大部隊”的偽軍和各種漢奸。在刑場上殺害王鳳閣的劊子手，是個偽中尉。
土龍山暴動，侵略者最大的教訓之一，用偽總務廳次長古海忠之的話講，就是要“避免關東軍和日本的權力行使表面化”。
而本莊繁在“九一八”事變後僅一個多月就說了：“表面上由中國人主持，而實權則操在我方手中為目的。”
1937年1月9日，日本陸軍省軍務局《關於滿洲帝國協和會》說得更明白：“關東軍司令官是發揮皇威和進行指導的中心，但是，如果由他公開出面去侵犯滿洲國的獨立性，那將是絕大的錯誤。滿洲國是以與日本天皇陛下一德一心，享有天命的皇帝陛下為中心的儼然一獨立國家。或許關東軍無意之間對滿洲國政府或機關的工作有乾預過多的現象，但就總體而言，還是促進滿洲國自身開展工作。關東軍暗中保持威力，盡可能對滿洲國的政治和經濟不過分地直接干預。”
還是平頂山“照相”、老黑溝“殺大溝”、桓仁“填大江”的那些下級禽獸，來得實在。
去過日本的人，回來說日本是“禮儀之邦”。
筆者從未出過國，但我知道當年“滿洲國”的日本人，也是禮數多多。
桓仁縣普樂堡有個開拓團，1943年後，有點兒模樣的男人都被徵兵走了。每年春耕夏鋤秋收大忙時，偽村公所就讓老百姓去開拓團幹活。老人們說，忙活一天，臨走時，那些日本女人千恩萬謝，點頭哈腰，一口一個“阿里嘎多勾雜依嗎司”（謝謝）。
家住東寧縣城的秦洪義老人，當年是“滿洲電業”的電工。老人說，那時單位、個人家照明出了問題，就得趕緊去修，什麼人都接觸。中國老百姓熱情，進門就是客，趕上吃飯還留你吃飯。去漢奸家裡就不一樣了，一般都帶搭不理的，有時官越大越不把你當人待，“喝呼”（呵斥、嚇唬）你幹得不好、幹慢了，像“喝呼”狗似的。到日本人住宅區又是一樣。那女的小碎步趕到門口迎接，鞠躬90度，說“空你其哇，伊拉西亞伊馬塞”（你好，歡迎）。幹完了，再送你到門口，連聲“阿里嘎多勾雜依嗎司”。通常還會送塊肥皂，或盒香煙。你不要，她就沒完沒了地鞠躬。
許多老人談到類似的情形，當然不止是女人。
與那些兩腳獸的獸行，好像就銜接不上了。
如果說禮數多多的日本人，當年是少數、個別的，甚至是極個別的，顯然不對，今天就更不對了。 2007年7月11日《環球時報》刊登文章《向日本人學做小事情》，說：“近來有媒體報導，在國外的多項調查中，日本的國家形像都名列各國前茅。”他們有禮貌，守信用，愛清潔，講公德，犯罪率極低。據說，日本女人不怕走夜路。
如果說當年的兩腳獸是少數，為什麼東北各縣幾乎都少不了“萬人坑”和慘案？ ——這話我已經說過幾遍了？
1935年2月19日，《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在省長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日本軍官兵乃是天皇的軍隊，其使命是通過撥亂反正，張揚大義於全世界。”而共有5條的《軍人敕語》的第2條，是軍人應彬彬有禮。
軍人非軍人，在島國日本可能是彬彬有禮的，搞“試膽訓練”也沒有對象，到中國就有了，就成了鬼子、兩腳禽獸。用我很欽佩的那位日本作家五味川純平的話講，平時連大氣都不敢出的男人，在戰場上卻敢姦污其他國家的婦女。然而，回國以後，他們依然還是那麼老實，還是一個善良的丈夫、慈祥的父親，依然那麼彬彬有禮。
日本子不把中國人當人，中國人可是把日本子當人的。
1940年2月2日至3月19日，經中共吉東、北滿兩省委代表會議通過的《關於東北抗日救國運動的新提綱草案》，說：“東北黨今後應努力進行對日本移民及兵士作應有的宣傳，特別指明以下幾點：A.不虐待俘虜並經過宣傳教育將其釋放。B.贊助日本兵士及日本移民反抗天皇政府的革命行動。C.不無辜的殺害日本移民。D.公開的讚助中國解放運動的日本移民，在中國領土完整東北失地恢復以後，允許有僑居平等自由權利。”
1941年12月25日，《王明貴、王捷民關於三支隊活動情況給三路軍總指揮的報告》中，說：“關於日本勞動大眾，我們也採取聯合政策。比方平原游擊時，在駱駝山捉日本修橋工人一名，給他傳單向他宣傳後就釋放了。在二十六號釋放採木日本工八十餘名。”
這類報告，各地都有。
我們對於戰犯和戰後日本的政策，更是天下無雙。
即便是三年困難時期，包括管教幹部在內的中國人“瓜菜代”（用瓜菜代替糧食）、吃樹皮（筆者一家及鄰居都吃過），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戰犯們依然享受“特供”。 “凡是被關押時間已滿5年以上者，如若戰犯本人和妻子都希望，可以允許同居。”“對日本戰犯一個不判處死刑，一個不判處無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極少數。”
體弱、患病及上了年紀的，應該優待，特殊照顧。而那些各方面都挺好的，也用得著“特供”嗎？並不是因為當年只有他們才能吃大米，中國人吃大米就是“經濟犯”，今天就不許他們吃細糧，而是實事求是。三年困難時期，多少人浮腫，多少上了年紀的人餓死，給他們個中國人的平均標準，或者稍高些，是不是就挺人道了？他們不是我們請來的客人，而是闖進來燒殺姦掠的強盜、劊子手！
起碼，那些寫到沒寫到的平頂山“照相”、老黑溝“洗大溝”、桓仁“填大江”的屠夫，無論屬哪級戰犯，都死有餘辜。
1945年8月15日，蔣介石在重慶中央廣播電台發表的《對日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及世界人士書》中，說：“我中國同胞須知'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為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我們一貫聲言，只認日本黷武的軍閥為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今天敵軍被我們盟邦共同打倒了，我們當然要嚴密責成他忠實執行所有的投降條款，但是我們並不要企圖報復，更不要對敵國無辜人民加以侮辱。我們只有對他們為他的納粹軍閥所愚弄所驅使而表示憐憫，使他們能自拔於錯誤與罪惡。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敵人從前的暴行，以奴辱來答复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休止，絕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
這就是蔣介石著名的“以德報怨”的勝利演說——這話當然沒錯，可這就妥了、完了？
據說，我們放棄要求日本進行戰爭賠償的原因之一是：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在廣大日本人民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中國的賠償，他們將長期被迫過著艱難的生活。
1874年，日本侵占了我們的台灣，我們還得賠償它50萬兩白銀。此後多少白花花的銀子和相當於銀子的花花綠綠的鈔票，怎樣肥了日本，這裡不一一列數，僅甲午戰爭賠償的2.3億兩，就相當於當時日本4年的國庫總收入。
斯大林說：德國必須向蘇聯賠償100億美元。
既不多要，也不少要，實事求是，該賠多少，就是多少。
既不從重從快，也不從輕從慢，死罪活罪無罪，就按法律辦事。
——如此，是不是才是對包括熱愛和平的日本人民在內的人類的尊嚴的捍衛和尊重？
如果人類評選“十佳國旗”，單就國旗而論，“日之丸”當為其中之一。
許多國旗，無論其寓意多麼深刻，如何能夠體現這個國家、民族的特徵，都得費番唇舌才能讓人明白，甚至仍然難解其意。 “日之丸”則簡潔、明了，純白的底色，中間一輪紅日，無論什麼膚色、語言、文化的人，都能一目了然，而且印象深刻。
可歷史已經證明了，那根本不是一輪太陽，而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血盆大口，是洞穿人類和平的一個巨大的創口，血噴如瀑，屍積如山！
“日本話不用學（“學”音xiao），三年後用不著。”採訪中，許多老人都說到這句話。而陳雷老人告訴我，1932年日寇佔領佳木斯不久，這句話就在當地不脛而走。
“三年後”，如果說這是個定數，距“滿洲國”倒台還有近10年光景，提前量似乎大了點，可侵略者不是說那是“鐵打的滿洲國”嗎？
“照相”、“殺大溝”、“洗大溝”、“填大江”、土龍山“收購”土地——憑其中任何一條，日本子就注定得完蛋了。
用許多老人的話講，是“日本子不完蛋，沒有天理”。
日本東京有個靖國神社，那裡集中了自明治維新以來250萬個為國戰死的“國家神靈”，僅死於二戰的“神靈”就約213萬個。 1978年秋，更有以東條英機為首的14名甲級戰犯的牌位，被正式移入這個神社，供人祭祀。
自1975年三夫武夫首相首次以私人身份參拜靖國神社後，福田赳夫、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及橋本龍太郎等日本首相，都曾參拜過靖國神社，每一次都在周邊國家引起軒然大波。 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更是以總理大臣身份正式參拜的。
新世紀伊始，輪到小泉純一郎了。
2001年4月7日，小泉在競選自民黨總裁期間表示：“我就不明白，為什麼就不能參拜。”
日語“神社”的諧音是“雞架”，當年人們稱參拜神社是“到'雞架'前撅腚”。侵略者到處的那些“雞架”早已灰飛煙滅了，小泉去那供奉著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頂禮膜拜一番，卻道是“發出和平的宣言”。當年帶著“昭和”字樣的砲彈、炸彈，在周邊國家、地區狂轟濫炸時，那“昭和”不就是“追求和平”嗎？
當年在東條英機住所逮捕他時，盟軍總部特勤處的保羅·克勞斯中校，對守在門口的憲兵說：“去！告訴這狗雜種，我們等的時間夠長了，把這傢伙帶出來！”
小泉說他“我就不明白”，筆者也真的不明白，戰犯、“狗雜種”與“安邦定國”的“英雄”，或以小泉為代表的拜鬼文化，與人類公理、正義的差距怎就這麼大？
身著全套“皇軍”制服，手執三八大蓋的日本老兵，舉著“日之丸”在靖國神社前列隊。一群群同樣裝束的青年男女，在人群中耀武揚威。外面，宣傳車充塞道路，樂隊震耳欲聾地吹打著戰時音樂，高音喇叭歇斯底里地狂叫：“大東亞戰爭不是侵略戰爭！”“尖閣群島（中國的釣魚島）是日本固有領土！”“天皇陛下萬歲！”
與每年一度的“終戰日”這種鬧劇相呼應的，是日本政要的不斷“失言”。像什麼“把那場戰爭說成是侵略戰爭是錯誤的”，“南京大屠殺是捏造出來的”，“日本進行太平洋戰爭並不是出於侵略目的”，“日韓合併”，“責任在韓”，“在殖民地時代，日本也為韓國做了一些好事”，等等等等。
與不斷“失言”緊鑼密鼓配合的，是沒完沒了的“教科書事件”。
各取所需地編寫歷史，或多或少，這在許多國家都是難免的。要想客觀、公允地記述歷史，委實是件難事。各國怎樣祭拜自己的祖先，那也是自己的事，別人管不著的。問題是對於日本來說，這一切根本就不是它關起門來的自家事。
中國、朝鮮、韓國和東南亞的一些國家，今天生活在和平陽光下的人們，多少人的父輩、祖父輩、曾祖父輩，死於鬼子之手？就像個強盜，破門而入，一通打砸搶燒殺，佔了人家的地盤。這自然要被送上法庭，並處以極刑的。可他的一些後人卻把他視為英雄，念念不忘，頂禮膜拜。還告訴家人、後人，說他是為了咱家的安全，去了趟鄰居家，還使鄰居都翻身得解放，過上了好日子。對他的審判是不公正的，罪名是捏造的，強加於人的。
包括當年的受害國，如今每天都有外國人進入日本，哪個是端著三八大蓋、歪把子，駕著零式或什麼式戰鬥機“進入”的？又有誰在日本的什麼地方，弄出個“適應我國國策的獨立國家”，對反抗或未反抗的日本人“照相”、“殺大溝”、“洗大溝”、“填大江”、掛人頭了？再用幾十分之一甚至不到百分之一的價格“收購”土地，把自己供奉的什麼神，讓日本人拿回去供奉，還讓日本人把自己的姓名也改了？
20世紀70年代的日中友好協會會長宇都宮德馬先生，曾經說過：“假使要日本拿出500億美元的賠款，按當時的日本經濟能力來說，也需要50年才能交付清，那肯定會阻礙日本經濟的成長發展，結果也不會有今天的日本，這一點是不應忘記的。”
以宇都宮德馬為代表的日本人，讓人想到人類的良知。可對於那些有著完全不同的“記憶”的日本人，你能對他們說什麼？又怎麼能不對他們睜大眼睛？
我們曾說他們是少數人，甚至只是“一小撮”。新世紀伊始，當教科書又一次沸沸揚揚地成為東亞的政治熱點時，包括小泉純一郎在內的四位日本首相候選人，“一致支持”文部省放行右翼教科書的決定，說明了什麼？
全程參加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中國法官梅汝璈，生前曾說：“我不是一個複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