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万林老人說，仙人洞是“康德三年”（1936年）臘月二十八那天“推大溝”的。
南滿管鬼子報復殺人叫“推大溝”，管燒房子，強迫老百姓集甲並村、搬去“集團部落”，也叫“推大溝”。北滿叫“燒大溝”、“殺大溝”，東滿叫“洗大溝”。吉東也叫“洗大溝”，具體到歸屯，還有叫“攆戶”的。
老人說，那些日子俺不舒服，躺在炕上睡懶覺，就覺得煙嗆嗓子，說你怎麼弄得煙氣咕咚的？俺老婆說你出去看看吧，是不是誰家著火了。快過年了，各家都忙活“好嚼裹兒”，“過油”（用油炸食品）弄大著火了，或是燒火太多把炕面弄著了，也是“背不住”（可能）的事。這時日頭剛在東山上冒紅，站到街上一瞅，堡子裡沒事，煙是從溝裡刮出來的，挺大，那火也不能小。俺尋思得喊人拿家甚進溝去救火，趿拉雙破鞋跑進屋剛收拾停當，溝裡的人已經下來了，女人哭，孩子叫，那臉灶王爺似的，說日本子和漢奸隊在溝裡燒房子了。
老人說，早就吵吵說要歸屯，讓歸到木盂子去，沒想到連年也不讓過了。怎麼辦哪？大傢伙兒商量。有的說俺幾輩子都住在這地場，不走，今晚還回溝裡去。有的說不行，讓鬼子見了，可就不光是燒房子了。那也有回去的，後來聽說有的被殺了。投親靠友的多。俺的親戚朋友都在山溝裡種地，說不定今天去了，明天就“推大溝”了。就張羅收拾東西，別到時候來不及，跟房子一塊燒成灰了。第二天，敵人就來了。那些日子，老禿頂子周圍到處都在“推大溝”，白天是煙，晚上是火。槍口對著，刺刀逼著，說什麼？走吧。如今，木盂子是除了縣城外的第一大鎮，那時就有十幾戶人家，周圍大小堡子的人都圈那兒去了。搭馬架子弄窩棚，冰天凍地的，也不是乾這活的季節呀。幾家人合夥，弄起一個先讓老人孩子住進去，再弄第二個。俺老婆說這年還怎麼過呀，俺說日子都沒法過了，還過什麼年哪。豬圈、狗圈、牛圈、馬圈，這回“王道樂土”了，有了“人圈”。
老人說，抗聯好像沒想到鬼子會來這一招。歸屯老百姓遭老罪了，也把抗聯給毀了，把抗聯和老百姓隔開了。抗聯沒有老百姓怎麼行呀？再加上程斌叛變就更不行了，楊司令就帶著隊伍走了。
請願書
從百難中被救出來的老百姓，一方蒙受恩惠、謳歌堯舜之治的美德，但略感苦痛，輒痛哭流涕而請願，實為恐縮萬分。愚民等全體現在居住之葫蘆白崴一帶，為愚民等世居之地帶，有四五百垧熟地，靠此土地以養活父母妻子以至今日，但因時局關係，不得不移至集家部落暖泉子溝。愚民等事前不知，皆在夢中，奈15日前，代理副鄉長吳昌清突然傳下來遷移命令，愚民等始知，故全村民皆痛苦流涕，有如乳兒失乳。
俗語說：“一年之計在於春”，當此播種時期，來建設房屋，開墾荒地，實無以養活父母妻子，故請體察愚民等之可憐，可否將遷移延遲至本年八月，屆時定可移至指定地方不誤。
特此陳情，此請
垂察准許為荷。
濱江省東寧縣講禮鄉暖泉子溝葫蘆白崴愚民全體
康德三年五月
同年7月1日，《關東軍第二獨立守備隊關於集團部落資料》中說：“居民看到其實際利益後，已出現自發地積極地去建設集團部落的現象。”又自相矛盾地說：“所有的居民都缺乏遠大的眼光，尤其是許多人不願拋棄自己住慣的房屋而不樂於搬到新部落中去。如果依照其個人的要求，那就永無實現的可能。”
偽治安部警務司編的《滿洲國警察史》（上卷）中說：“從建國初到康德五年末建立的防衛集團部落，實際上共達到12565處。”加上以後再建的，都是在暴力下完成的。首先是燒房子，不燒你能走嗎？就算一聲令下就走了，也一樣要燒光，不然抗日軍不就住了嗎？
仙人洞先後燒了三次。第一次沒有殺人，之後見到就是通匪，格殺勿論。
對仙人洞這樣的紅地盤還算客氣的。在東滿、吉東、湯原、哈東等根據地，都是先“治標”，即“討伐”，一通殺燒之後，再“治本”歸屯。而老黑溝在“殺大溝”之後第三天，38聯隊3大隊這支魔鬼部隊，即在包括老黑溝的舒蘭縣5區開始集甲並村，大搞“集團部落”。
有錢人也不想，甚至更不願歸屯。窮人人走家搬，有錢人多少家當呀？即便是那些為躲鬍子跑去城裡的人，他們的土地和大院套，他們的根，也在鄉下。更不用說有的在那大院套的什麼地方，一罐罐地還埋著什麼寶貝了。
而在日本人任縣長的邊境地區，先是1934年前後一輪“清邊”，邊境線5公里內不許住人，一律趕到內地去，不走就是“通蘇”。到哪兒炕沿沒坐熱乎，又開始集甲並村。 “清邊”通常不燒房子，留著讓開拓團進駐。某些地區歸屯也有這種功能，把老百姓趕走了，開拓團就來了，連地都不用“買”了。
在人類居住的這個星球上，因各種災難而湮沒的城鎮鄉村，不可勝數。在關東軍把持下的“滿洲國”，則創造了一項可謂永遠也不會被打破的世界紀錄。當“九一八”事變前只有8萬人的長春，迅速崛起為一座現代化的“新京”時，黑土地上少說不下6位數的自然村屯迅速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批批集中營式的“集團部落”。
“滿洲國”“首都”“新京”，城中心的關東軍司令部、在鄉軍人會、空軍司令部、大興公司等等，都是米把厚的花崗石牆，鋼筋水泥屋頂，中型砲彈不能毀損。樓下地下室內，有鋼筋水泥坑道通過馬路，彼此通連，其間又有厚重的大鐵門，可以互相隔絕。各主要街道寬度都在60米以上，可以充分發揚火力，重要路口還有地堡。
“進入”別人的國家，弄出個“滿洲國”，就不能不心虛，就把那“首都”弄成個大堡壘。而這“集團部落”是關東軍“治安第一主義”的產物，是直接對著抗日武裝，特別是針對抗聯來的，其規模、選址及一應建築，都是標準的軍事眼光，根據對手的兵力、火力和作戰特點設計的。
關於這一切，前面第14章曾大略寫過，這裡主要介紹一下部落建設情況。
下面的“集團部落”設計圖，是上面引用過的《關東軍第二獨立守備隊關於集團部落資料》的附件之一。這個“按羅子溝（屬汪清縣——筆者）附近部落繪製”的“集團部落”，是被日偽當局視為“模範部落”大肆宣傳，周圍各縣許多保甲長都去參觀學習的。
需要說明的是，依照每個部落100戶，佔地面積4萬平方米的標準，這是個較大的部落。再就是鐵絲網外邊，還要有條壕溝。
外壕要求，上寬14尺，底寬3尺，深10尺，為防塌潰，壕內有條排水溝。
土牆高10尺，底寬6尺，上寬2.5尺，用挖壕的土壘牆。牆要夯實，牆上也要架設鐵絲網。土牆是最重要的防衛設施，耗時通常為挖壕的3倍。
炮樓並非僅存四角，而是越多越好。特別是沒有駐紮日偽軍的部落，日寇要求以間隔100米為標準，因為偽自衛團的武器多為老洋砲，老洋砲的有效射程是50米。
建設次序，首先是包括炮樓在內的土牆、外壕和鐵絲網這些防衛設施，然後是部落辦公、警衛人員建築，之後才是民房。
建設時間，“最好自九月中旬至十一月中旬”，理由是“春季解凍後是農忙時期；夏季是農民除草時期，又是雨季；冬季雖是農閒期，而又冰凍堅硬，難以建築，所以秋季建設最為便利”。實際是一年四季都乾，但還是秋季較多，因為要配合秋冬季“大討伐”。
問題是這不是搭個馬架子弄個窩棚，而是要弄出一座類似於冷兵器時代的城池，並在裡面填滿各種建築。而在北滿，10月就落雪了。
秋冬季歸屯的，絕少不凍死人的。
且看偽治安部思想戰略研究部治安問題研究組1937年7月編的《各地治安調查報告》中是怎麼說的：
屋頂大都是用樹皮和稻草蓋成，牆上到處是窟窿，根本不能擋風御寒。他們沒有衣服，只能燒火圍坐熏烤。在這樣的生活狀況下，沒有發生病人，真是奇怪的事。
從屋子裡可以清楚看見天上飄著的白雲，在目前嚴寒的季節裡，可以想得出他們的痛苦。
筆者採訪到的老人的敘述，則通常是“人”字形的兩腳落地的窩棚、馬架子。炕是有的，因為人類在原始部落時期就會用火了。那炕呀牆的沒乾就上凍了，或是用開水和泥糊上去就凍住了。灶坑里點著火了，冷氣套熱氣，被窩裡濕漉漉的，被面上一層白霜，或是結了一層硬殼。腰腿痛什麼的不用說了，有的第二天就起不來炕了，或是硬邦邦地抬出去了。
有的熬不下去了，管它天南地北的，投親靠友吧。前不著村，後不著店，一場暴風雪，大煙泡中，沒成死倒，就算萬幸了。
《各地治安調查報告》中說：
根據康德三年十二月的調查：通化街傳染病患者數為1132，其中死亡者153；金川縣為1505，其中死亡者137；柳河縣為4385，其中死亡者315。蔓延地區，不止於以上各縣，已波及到東邊道其他各縣。
關於各處發生相當多的傳染病患者的事實，以前曾報告過。這種情況不僅是氣候反常或缺乏衛生思想所致，根本原因是：匪賊的騷擾，兵警的鎮壓，房屋的燒毀等精神上的打擊，以及無禦寒之衣、食則草根樹皮等的肉體上的折磨，兩者交織，終於導致了今天這樣的傳染病。
老黑溝“殺大溝”，正是春耕大忙時節。 “一年之計在於春”，全靠在地壟溝裡刨食吃的莊稼人，因為“洗大溝”而未種上地，怎麼活？
而日本人認為最好的歸屯時間，在每年的9月中旬，此時正是南滿開鐮和未開鐮之際，北滿則已經開鐮了。有道是“三春不如一秋忙，繡女也下床”，可“洗大溝”把房子都燒了，那眼看就要到手的莊稼，還顧得上嗎？
還是看看那些決定政策的人怎麼說的。
通化縣——
綜合各方面的反映來看，大體上到明春將有過半數的居民完全缺糧。今春就有人因缺乏包米而碾包米核做粥吃，把這個也吃完了就只好吃草根、樹皮來維持生命。更令人吃驚者，就是在很少有厭世自殺的中國人中間，現在卻因為生活貧困，每天都有縊死者。這說明他們已處在極度窮困和悲慘的狀況之下。
在收穫期間，人民被搶抓去修建集團部落或警備道路，以致到現在農作物還丟在山里，壓在冰雪下。
過去散居山里的居民，已經被集中到集團部落裡。但是他們所耕種的莊稼多未收割扔在山里。他們本想去收割，但因正趕上討伐時期，沒有居民證和進入無人區證明，是辦不到的。
在這次工作的地區約有十二個部落，三千戶居民，二萬餘人。現有的缺糧戶三百八十戶，二千二百餘人。其他的人，雖能維持到五月前後，但是到五六月，正是播種期，僅能以樹皮度過一時，卻不能去種地，明年的食糧無法解決。
康德三年末，通化縣已有一萬三千餘名饑民，到了春耕期全部居民也將陷入這種境地。
輯安縣——
居民生活極度疲敝，縣城以外的地方，二分之一的居民，據稱舊曆正月即將沒有吃的，現在有一半居民，每天的食物無法解決，睡覺也沒有被褥。在小學校才有一盞洋油燈，其他都點松明子。因為趕建集團部落，正在流行著傳染病。江岸地方之所以窮困，原因是在深山里不能耕種，有許多居民吃著江岸一小塊地上的糧食；另一個原因是實施了防谷法，從山里不能運出糧食，因而安東方面也不向山里運物資。三道溝在事變時曾有八萬到十二萬石糧穀的交易，但在去年的交易僅不過四千石。
在黃柏甸子和三道溝，以前能賣貨一百到二百元的大商店，現在只能賣八九元錢。再加上最近滿軍駐屯較多，多少也要買些食物，所以更使物資缺乏。
輝南縣——
連大地主都幾乎處於破產的狀態。
作為“治本”的中心環節，“洗大溝”、歸大屯是柄雙刃劍，在使抗日武裝受到極大傷害、難以立足的同時，也使“滿洲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農村經濟進一步破產。
而對於這一切，日偽當局心頭明鏡似的，也是“王八吃秤砣——鐵了心”的。出自同一部門的1942年7月的《各地治安工作調查報告》中說：
此項工作必然使居民受到很大打擊。
寧使農村破產也要把匪民分離工作貫徹到底。
“九一八”事變，兵荒馬亂，“遍地起鬍子”，到處是難民。沒帶著金銀細軟逃難的種糧大戶，以及沒有金銀細軟也就沒有什麼財產無須逃難的莊稼人，也都知道這不是種莊稼的年頭，種上幾畝地，弄點糊口糧就行了。因為無論你下多大的力氣，也無論老天爺給你個多麼美好的秋天，你都供不起那些蝗蟲般來來往往的隊伍，他們在土地上已經播種不出希望了。
戰亂使莊稼人難以把心思用到土地上，田園荒蕪，產量銳減。而在那些暫時還未被戰亂波及的北滿、吉東的偏遠地區，糧食，特別是大豆，以往主要是就近銷往蘇聯。就在筆者寫著這些文字時，富饒的三江平原，依然被稱做俄羅斯遠東地區的糧囤子、菜籃子、肉盒子。這回侵略者把這條路堵死了，連全副武裝的日本人輕易都不敢離開縣城，又有誰有本事把糧食銷往內地？豐收了，莊稼人也只能瞅著糧食發愁、發霉。
接下來的劫難，就是“洗大溝”、歸大屯了。
莊稼人星散在這溝那岔裡，與世隔絕般自食其力，本是一種自然選擇，有其合理性和優越性。一是山里土地多屬無主，開墾了就是自己的。只要捨得力氣，年復一年地拓展，那老婆孩子的熱炕頭上，就會有個種糧大戶的美夢。二是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省時間、人力和勞動成本。以房屋為中心，出門就是地，春種夏鋤秋收，拿起家甚就乾。這對於沒有車馬，從送糞到收穫全憑人力的莊稼院，實在是得天獨厚的地利和最佳選擇，所謂“丑妻近地家中寶”也。三是山里是座寶庫，一年四季都能收穫野菜、草藥、木耳、野果等山貨。冬天還可打獵，東北到處都是“夾皮溝”，一張黃鼠狼皮能換20公斤小米，等於冬天也種地了。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某種意義上其實是文人的閒話，甚至就是一種想像。莊稼人講的是“早起半天活”，待到日出，已是扛著鋤頭回家吃早飯的光景了。可是，歸屯後真就變成現實了。太陽挺高了，用莊稼人嘲笑懶漢的話是“日頭照屁股了”，那部落的大門才打開。未等太陽卡山，就得再走上幾公里往回趕，因為太陽卡山那大門就要關上了，就進不了部落了。
1933年4月21日，偽首都警備司令部發布命令，縣城附近3里以內，集鎮2里內，鐵路、公路兩側1里內，嚴禁種植高粱、包米一類高棵作物。這個命令很快推廣到東北各地，但是影響不大，因為矮棵作物多得是。可歸屯後丟棄的大量耕地呢？沒有警察署發的出入證，誰也不能去到那裡，因為那裡是無人區，即“匪區”。
據《滿洲評論》第8卷23號載，在“集團部落”尚未全面鋪開的1935年春，偽奉天省“全省28個縣中，糧食有剩餘的僅不過8縣，勉強能自給的有9縣，其餘的11縣幾乎全都是糧食困難，需要救濟的”。
而在歸大屯已經基本結束的1938年3月，《奉天第三回縣長副縣長會議諮問事項答申錄》中說：“本縣（指興京縣——筆者）耕作地84萬畝，所以人口激減，不能完全耕種。1937年僅耕種39萬畝，剩餘45萬畝為廢耕地，雜草叢生。”
新中國叫“出民工”，舊中國叫“出官工”，“滿洲國”也叫“出官工”。歸屯後第一次出官工，自然就是修建“集團部落”，緊接著是修警備道和架設警備電話線。這“集團部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與周圍部落的距離，或日軍，或偽軍，或單純由偽自衛團防守，是精心謀劃並聯爲一體的。一處遇襲，電話報警，其他部落敵人即來增援。這修警備道和架設警備電話線的工程量，並不比修建“集團部落”小，那官工你就出吧。
平時讓你“出探”，即進山探尋抗日武裝的踪跡。 “討伐”了，組織運輸隊，官名“勤奉隊”，老百姓叫“背背”，給進山“討伐”的敵人背給養。 “勤奉隊”用人多少，視出動兵力、“討伐”規模、時間而定。像老黑溝“殺大溝”，兵民比例1比1。筆者見到的比例最高的是，1939年9月至12月，在東滿和龍縣“討伐”期間，日軍1個中隊75人，徵用各種“勤奉”人員850名。
偽自衛團（老百姓叫“棒子隊”）訓練，像上述出官工一樣，都是各家頂樑柱的青壯年，白天站崗，晚上巡邏。至於上山弄松節油（日本人要用來製造飛機燃料）、擼葡萄葉（熬製飛機塗料），則是任務分派到戶，需要全家老少齊上陣，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少有沒幹過的。
1940年4月頒布“國兵法”，實行徵兵制，每年30來萬體檢淘汰下來的適齡青年，俗稱“國兵漏”，組織“勤奉隊”，到工廠、礦山服勞役，或是修鐵路、公路，為開拓團修水壩、造水田。開頭規定1年勞役，分3年完成，後來增至3年，每年要出半年官工。
東北3000多萬人，農民佔85%。耕地減少，大量無償佔用勞動力，與此同步的是一年強似一年的“糧穀出荷”。
侵略者用刺刀剖產出個怪胎“滿洲國”，一些怪裡怪氣的奴化詞句也接踵而至。有些下邊將陸續出現，這裡一併略加說明。
“糧穀出荷”，即強行徵購糧食。還有“棉花出荷”、“柞蠶出荷”、“亞麻出荷”等等，內蒙古地區還有“出荷牛”，反正侵略者需要什麼，老百姓就得“出荷”什麼。 “勤勞奉公”、“勤勞奉仕”，“奉仕”也是日文中的漢字，基本意思為“服務”，另有“效勞”、“效力”之意。 “浮浪”為失業、無業者，乃至無家可歸者。 “弘報”意為“宣傳”，比如偽國務院弘報處，可理解為宣傳部，但又不盡然，因為它還從事情報活動。所謂“嚴重處分”，即處死。臭名昭著的731部隊另有許多專用術語，比如“特別輸送”，即把要進行活體解剖、細菌試驗的人，押送到那個魔窟去——這就相當於鬍子的黑話了。
日本戰犯、原偽滿警務總局特務處特務科長坂田義正等人寫的《偽滿警察罪惡史》中說：
1943年糧穀年度（從1943年9月至翌年8月）的農產品掠奪計劃約定為800萬噸（一說為850萬噸）。這一計劃的測算依據完全是“需要多少取多少”的原則。
偽滿在動用行政權力強行收購之前，全東北的糧食產量為1600萬噸，農民自用口糧據說是1200萬噸，而現在要求交售800萬噸，這確是一個不餓死人就無法完成的數字。
偽總務廳長武部六藏，非常欣賞張景惠的“係緊褲腰帶”，常把這句話掛在嘴上：現在是“聖戰”高於一切的時候。日本並不是要“滿洲國”出多少兵力，付出多少生命，只是要在人力、物力和財力上，比過去做出更多的貢獻。請大家想想，付出生命，流血犧牲，較之人力與財物的獻出，孰輕孰重？即使吃的東西，有時不大滿意，緊緊褲腰帶也就過去了。
戰時體制下的“糧穀出荷”，屬軍用物資，一粒不能少。而老百姓那褲腰帶已經緊得不能再緊了，怎麼辦？各省縣在上邊規定的“出荷”量上，再增加10%，以防一些人真的緊不出來時，也能確保完成任務。
偽國務院有“收購糧食督催委員會”，總務廳長為委員長。省有“收購糧食督催部”，次長為部長。縣有“收購糧食督催班”，正副縣長任正副班長。每年9月，這些催命鬼就下來了，督催快割快收快打快“出荷”。哪個村屯動作慢了，或是沒完成任務，糧探子就柴草垛、炕洞子、棚頂亂捅一氣，連雞架、狗窩也翻個底朝天。吉林省榆樹縣為“全滿第一穀倉”，偽縣長王奉璋人稱“王大馬棒”，他認為誰不老實，二話不說，劈頭一頓馬棒。黑龍江省林甸縣一戶姓孫的，在草垛裡藏了幾鬥糧食，被翻出來，一家人苦苦哀求，說就剩這麼點活命糧了。副縣長山菅下令沒收，又一把火燒了草垛和房子。
土地不光生產糧食，還特產飛機。比如偽濱江省，按土地攤派“飛機獻金”，每垧3元。從1943年7月到1945年8月，兩年間“獻金”720萬元，當時飛機每架為15萬元左右。
此類“獻金”很多，不算捐稅。 “九一八”事變前徵收的國內稅，總共13種，其中屬於消費稅的只有4種，流通稅2種。而1944年國內稅竟達34種，其中消費稅11種，流通稅13種。至於各省市縣（旗）街村的地方稅捐費，五花八門，林林總總，那是誰也說不清的。像煙筒稅、牛馬稅、豬雞狗捐、井水捐、走道捐、死人捐、生小孩捐、山東人稅、甲長費、村長費，等等等等，全憑當地說了算的人興之所至，發何奇想了。
黑龍江省和吉林省東部的黑土地，長春以南的沖積平原，那金黃色的大豆、小麥、玉米，晚霞樣的紅高粱，吸引著一代又一代闖關東的人們。 “九一八”事變前，東北大豆年產量500餘萬噸，佔全世界總產量的59%。 1915年的一個數字，僅中東路沿線31縣所產大豆、小麥、大麥、燕麥、蕎麥等餘糧，即有145萬噸可供輸出。據南開大學經濟統計季刊載，1931年度中國出口總值為6.05億海關兩（每1海關兩折合白銀1兩1錢1分4厘），而東北農產品輸出即達2.80億海關兩，為全國的48%左右。至於東北豐富的煤鐵資源及其開發，則是越來越吸引眼球的新熱點。
“在王道政策的恩惠下，歡天喜地的生活。”這是偽治安部警務司編的《滿洲國警察史》（上卷）中的文字，說的是“集團部落”，但我們不妨將其視為對未來的一種想像——因為這片豐腴的黑土地，客觀上確實存在著這樣的可能性。
日本有關“滿洲國”的一些著述，把1936年前稱做“創建”、“整備”時期，即鎮壓反日運動、加強統治時期。戰亂重創了東北經濟，侵略者認為這是正常的必須付出的代價。對這片豐腴的黑土地垂涎已久的侵略者，是有長遠眼光的。 “寧使農村破產也要把匪民分離工作貫徹到底”，為了“王道樂土”的長治久安，它是不惜代價的，也雄心勃勃地下了些本錢。據武部六藏筆供，14年間，日本對東北的投資總額，估計超過130億元。
結果呢？
從1937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產業計劃”，迎頭撞上七七事變，計劃即隨著戰爭而擴大。結果是力不從心，在鋼鐵、煤炭、電力、液體燃料等大幅增加的同時，汽車、飛機的計劃指標全部落空。
第二個“五年產業計劃”，更著重於戰略資源的掠奪，特別是供應日本的鋼鐵和其他金屬。這時，日軍陷在中國難以自拔，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 1943年，太平洋戰局急轉直下，緊綁在日本戰車上的“滿洲國”的第二個“五年產業計劃”，即把糧食需求調整到第一位。
平型關戰鬥，繳獲物資中有大米。 115師官兵是南方人，以往吃的南方大米叫秈米。這回吃繳獲日軍的大米，嘩，怎麼這麼香呀？就說是“日本大米”。林彪在《平型關戰鬥的經驗》中說：“敵人不僅是彈藥要靠後方輸送，連糧食都要靠日本送來。”錯了，那是地地道道的東北大米。
據滿鐵調查資料和偽滿《農產物收穫量預想調查》（1930年至1944年）中的數據，1930年糧食總產量為18，865，000噸，1931年為18，457，000噸，之後即開始下跌，1934年為最低點13，431，870噸，1944年17，433，543噸。而這些糧食除大量運往日本外，還要供給日本關東軍和侵華日軍，特別是華北的軍需。怎麼辦？只有用版權屬於張景惠的武部六藏的那句口頭禪了。
與共和國的年紀差不多的東北人，都會記得父輩嘴裡的“配給”兩個字，而這兩個字又能牽出一串奴化詞句。
“經濟統治”這個概念，最早出現在1933年3月1日公佈的《滿洲國經濟建設綱要》中。 1937年5月正式公佈《重要產業統制法》，1942年10月被《產業統制法》代替，連一般產業也實行“統制”。具體到老百姓頭上，就是對各種生活必需品，像糧食、布匹、菸酒糖及肥皂等等，都實行“配給”。每家一個小本子，叫“通賬”，寫著一家幾口人的姓名、年齡、職業，“配給”什麼就拿著“通賬”去買。
以糧食為例，“配給”量分為“勞需”、“一般”、“農村地區”三類，“勞需”又分兩種，“一般”還分甲乙。 1943年每人每月為：“勞需”第一種48斤，第二種31斤；“一般”的甲種為“特殊公司、官廳和與此相當者”，大人24斤，小孩14斤，乙種為“其他”，大人18斤，小孩14斤；“農村地區”大人13斤，小孩12斤2兩。
而這種斤呀兩的，後來則越來越多的被橡子麵替代了。
在筆者家鄉遼東，以及東北各地的山區，每到深秋，柞樹下就會鋪上一層黃澄澄的拇指肚大小的橢圓形的果實，東北人叫橡子。這種含有澱粉和少量鞣酸的堅果，在北滿是沒人理睬的，南滿會有少數農民撿來餵豬。 1943年後，則逐漸成為老百姓的主糧。這東西又苦又澀，又糟又渣，難吃難拉，拉出來狗都不聞，一陣風就刮散了。用它做窩窩頭什麼的，休想捏合到一塊，非得摻點兒包米麵不可。黑土地就有了句歇後語，“滿洲饅頭——捏不到一塊去”，用來形容不團結、鬧彆扭，也暗指所謂的“日滿親善”。
筆者1958年去世的爺爺，生前一提起“滿洲饅頭”，就氣不打一處來：“咱這地界，插根筷子都要生根發芽，除了'滿洲國'，哪朝哪代吃過橡子麵，餓死過人？”
天地內有了新滿洲
新滿洲便是新天地
頂天立地無苦無憂
造成我國家
只有親愛並無怨仇
人民三千萬
人民三千萬
縱加十倍也得自由
重仁義尚禮讓使我身修
家已齊國已治此外何求
近之則與世界同化
遠之則與天地同流
學校每天出早操，都要唱這首據說是鄭孝胥作詞的“國”歌，唱著唱著詞就變了。挺合轍押韻，哼哼呀呀中難辨真偽，也不知是誰編的。筆者收集到三首，有點兒殘缺不全，其中一首是這樣的：
籠屜內蒸的新饅頭
新饅頭便是新蒸的
只有面鹼並無香油
一頓三個半
一頓三個半
再加十個也吃不夠
吃饅頭就稀粥此外何求
近之則與肚子同化
遠之則與屎尿同流
郭慶仕老人，1.75米以上的個頭，有點兒駝背。 1921年生於山東省徽山縣，十六歲那年家鄉發大水，莊稼全淹了，一個人來到濟南，想干點什麼，尋點活路。找個大車店住下，招工的來了，說想去關東跟俺走，到那邊一天掙三個大洋，三頓洋白麵餅，幹兩年發財了，娶個白白胖胖的關東媳婦，那小日子你就過吧。那人講得嘴丫冒沫子，還說報名就發“鋪底錢”（置辦行李的費用）。郭慶仕見報名的果真當場發給20元，就報名了。
從濟南坐悶罐火車到青島，再坐船到大連，又換悶罐車咣當了幾天，聽到有人喊下車，到地方了。太陽剛出山，大概判斷一下東南西北，這是個什麼地方呀？車站上一個戴大蓋帽的說是滴道車站，後來得知是雞西滴道河煤礦。遠處山坡上什麼東西白花花的，在陽光下特別惹眼。站台上一個也是一口山東腔的老人說，那是些白茬子棺材，擺在那兒給活人看的，死人裝進一口活底棺材，抬到萬人坑把底板一抽，人掉下去了，棺材又抬回來了。
郭慶仕聽得脊梁背直冒涼氣兒。
一排排土坯牆黑瓦小平房，裡面是南北大炕。郭慶仕他們把行李卷放到炕上，把頭就來了，喊道：上工去，不上工的不管飯。
郭慶仕的大哥“九一八”事變前闖關東，兩年前在西安煤礦砸死了，沒想到這回自己也乾了這個。掌子麵空間狹小，掄不開鎬，用根米把長的扁嘴釬子，一下一下地鏟那煤層。洞頂滲水，渾身濕漉漉的，出礦井小北風一溜，一身雞皮疙瘩。老礦工說這才哪到哪呀，有道是“'窖花子'冬天賽飛馬”，你就是跑得再快，沒等進屋早凍成一身鎧甲了。
可能是水土不服，郭慶仕到煤礦頭一天就拉稀，第二天又咳嗽。挨他睡的是個十四歲的小孩，鄒縣人，跟他叔叔來的。兩個人一商量，這地方待不得，走吧。第三天晚上來了個戲班子，唱野台子戲，兩個人趁熱鬧就走了。闖關東嘛，就往西走。走出幾里地，小孩哭了，說想叔叔，又回去了。荒山野嶺，孤身一人，遠處傳來狼嚎，郭慶仕也不知道那是狼嚎，好像也沒覺得怎麼害怕。累了鑽進收割後的麥垛裡偎一覺，餓了搓些麥粒子放嘴裡嚼，渴了地裡還有未收穫的大蘿蔔，就這麼一路到了林口。
見到個姓王的把頭，問他想掙錢嗎？問幹什麼，王把頭說好活，埋電線桿子。郭慶仕也覺得這個活挺好。先挖坑立電線桿子，地凍實了就架電話線。從秋幹到春，從林口縣龍爪溝架到牡丹江鐵嶺河，200多公里架完了，把頭沒影了，說是拐錢跑了。把頭僱的他們，日本掌櫃的僱的把頭，去找日本掌櫃的，那小子“鼻涕胡”一撅：巴嘎，統統地死了死了的！
一冬白乾了，還得乾哪。老人說，那時活好找，到處都招工。這回是“池田組”，到東寧縣修路架橋蓋大營，第二年春天開化了，又去大肚川草帽頂修“子藥庫”（彈藥庫）。幹完了又去大成子炸砬子，崩石頭，砸石子，修飛機場。
為“北進”蘇聯，自1935年前後，日本侵略者沿著中蘇、中蒙邊境，開始修築號稱“東方馬其諾”的龐大的要塞群，其中以邊境線長達175公里的東寧縣規模最大。 1941年“關東軍特別大演習”（簡稱“關特演”）期間，僅有3.5萬人的東寧縣，集結了13萬餘關東軍。這是一次旨在對蘇聯發動攻勢的戰略集結。東寧縣成了個大兵營、大堡壘，之前則是個大工地，在山里秘密開鑿的永備性工事、彈藥庫，帶保護色的鍍鋅鐵皮屋頂的營房、醫院和各種倉庫，機場、兵工廠、鐵路、公路，乃至慰安婦的房舍，有的直到日本投降也未完工。
六十四年後，在東寧縣大肚川鎮石門子村老人家裡，郭慶仕老人說，那時那人傻，就尋思掙點錢好回家。來時坐火車、輪船沒花錢，這回就得自掏腰包了。再說好歹來一趟，多少也得掙幾個呀。一個活干完了，就說等下一個一塊兒算賬，其實就是怕你跑了，拿工錢吊著你。
到東寧後，冬天是窩棚，生個爐子，容易著火燒死人；夏天是席棚子，十幾米、二十幾米長，兩頭開門，對面大通舖，頂上漏雨，下邊淌河。半年左右一個工程，那工地大都在山溝裡。山洪暴發，綏陽鎮通溝一個工地，一天晚上捲走200多人。大水下去後，十幾里河道兩邊橫躺豎臥的，太陽一曬，屍體脹得像老牛似的。鬼子在下游訓練，還有個測量隊，也沖走不少。龍王爺可不管什麼“大日本皇軍”、“小日本鬼子”。
那時那人吃了這頓想那頓，就是一個字：“餓。”早晨開工，一塊咸蘿蔔疙瘩，兩個窩頭，用鐵絲一穿綁腰上，這是午飯。郭慶仕當三年勞工，他說這就夠好生活的了，後來盡是橡子麵，穿更生布衣服。像俺這把年紀的人，有幾個沒穿過？窟窿眼子那麼大，棉花包似的，抓蝨子都難，從這邊鑽那邊就跑了。那時許多人穿“洋灰袋子”（水泥袋子）衣服。這東西有的是，剪開三個洞，像背心、馬甲似的套身上，再弄一個把底剪掉套腰上，擋住屁股。
老人說，到東寧縣第二年春天瘟人，就是傷寒病，每天都死人。來幾個穿白大褂的日本子，讓倒出些工棚，把病人隔離開就走了。開頭“櫃上”（經理）讓埋，後來埋不過來了，把人抬出去扔哪兒就拉倒了，不然俺也不會有今天。有個老孫頭，河北人，早起撒尿，說去看看昨晚那個小山東死沒死，見俺趴在地壟溝裡，還呼噠呼噠喘氣，悄悄把俺背回來，灌碗米湯，問俺想吃什麼，俺說想吃塊冰。那心裡像燒團火，胸脯子都抓撓爛了，恨不能把心扒出來按冰窟窿裡。老孫頭坐“巴子車”（公共汽車）去縣城，買6根冰棍，用暖壺裝回來。俺吃了兩根，這個舒坦呀，一口氣都吃了，幾天后行了，就是頭髮掉得一根沒剩。
本書開篇即寫到的北大營7旅士兵陳廣忠，事變之夜撤出北大營、奉天城，向東退到海龍縣山城鎮一帶。部隊準備經南滿鐵路進關，軍需官給他和一些傷員留些藥和錢，讓他們在老鄉家養傷。半年後傷好了，陳廣忠給人種地、打短工。乾了幾年，尋思到奉天找個好點兒的活，剛進街就听警笛急吹，有人喊抓“浮浪”了，街兩頭就被戴黑帽子的偽警察堵住了。
兩天后，陳廣忠和近千名“浮浪”被悶罐車拉到東寧縣。他這一隊200多人，被押到勝哄山要塞前沿陣地，挖反坦克壕。
偽滿勞工來源，除了從關內押送來的被稱做“特殊工人”的戰俘，是一招二派三抓。招是到關內招工，像郭慶仕那樣；派是派官工，“勤勞奉公”；抓是抓“浮浪”。據《盛京日報》透露，1943年4月27日和6月22日兩天，僅奉天一地就抓捕“浮浪”3576人和3500人。日本人認為這些失業窮人是不穩定因素，大肆抓捕，用日本話講叫“一齊索出”，就是全城搜捕，老百姓叫“圍街”。有時會連抓幾天，既鎮壓了人民，又獲得大批無償勞動力。而在所有勞工中，日偽對“浮浪”的看管，苛刻程度僅次於“特殊工人”。
勝哄山位於東寧縣三岔口鎮南部，是東寧縣已知的3個要塞群之一，由勝哄山要塞、勳山要塞、朝日山要塞、203高地要塞和榮山陣地組成。勝哄山為核心要塞，佔地7.7萬平方米。而最大的廟溝要塞群，佔地達200多萬平方米。那些恐怕永遠也難以知曉來自何處，極可能就葬身其間，或者大山深處的什麼地方的勞工，開山鑿石，把難以數計的玄武岩從大山腹部掏出來，一條條鋼筋水泥的洞道，就神不知鬼不覺地在這大山里蜿蜒迂迴。勝哄山要塞主洞道兩頭炸毀堵塞，現能測量的洞道為1964延長米，洞室1007平方米。據當地老人講，最大的洞道能開進去汽車。
陳廣忠對腳下大山里的一切，都一無所知。悶罐車咣當了幾天，這些“浮浪”根本就不知道來到的是何省何縣何地界。從工棚到工地，別說老百姓，連個偽軍都沒有。不過，東北軍最現代化的7旅通訊連士兵，可是明白他們挖的這東西是乾什麼的。終於有一天，知道腳下那瑚布圖河對岸就是蘇聯時，陳廣忠就明白了這是到了絕地，工程結束後，日本人是不會留下他們這些活口的。
一天晚上，收工路上，山那邊隱約傳來密集的槍聲。風大，林濤吼叫，加上腳步聲劈裡啪啦的，一般人聽不到。陳廣忠能聽到。他耳尖，又是行伍出身，聽出少說有兩挺歪把子機槍在齊射。
他假裝摔倒了，坐在地上抱隻腳直哎喲，說腳崴了。幾個要好的弟兄圍上來，他遞個眼色，低聲道：那邊日本子殺人了，咱們得跑！
附近兩個看押勞工的鬼子跑過來，用槍托把人搗開，吆喝陳廣忠起來跟上隊伍。
老人如今個頭不到1.65米，乾巴精瘦，頭腦有時糊塗，腿腳依然挺利索，當年就更精幹、利索了。他把兩隻後開門的“水襪子”係緊了，從地上爬起來，抓起身旁那把鐵鍬，雙手離地時兩腿蹲實了，那鐵鍬就朝鬼子的膝蓋下方掄去。人在拼命時力大無比，直到今天那四條腿的斷折聲，還是那麼清晰。不是聽到的，是兩隻手感覺到的。
幾個弟兄一擁而上，鍬鎬一頓猛砸，然後跑進山里。
東北抗日武裝活動比較集中、激烈的地區，有較大煤礦和乾過較大工程的地方，幾乎都有日偽時期留下的“萬人坑”。這“萬人坑”可能是幾十人、幾百人，或者千把人，乃至更多。並不一定就得有一萬人才這麼叫。這是必須說明的，不然有人可能會說三道四。
新賓（興京）縣城北山坡上有棵老榆樹，人稱“人頭樹”，用當地老年人的話講，當年“人頭掛得像蒜辮子似的”。 2001年底筆者採訪時數了數，當年掛人頭的銹漬斑斑的鐵環，還能看得到的是7個，更多的已經長進樹里，被凸起的樹皮裹住了。山後一個幾十米長的大坑，就是當年的殺人場。 1964年將其一角挖掘，即發現有頭無頭屍骨200餘具。據縣志記載，此類“萬人坑”，境內共有10個。
牡丹江鐵嶺河有個“模範監獄”，後面將要寫到的東寧縣二道溝屯長張傳福給抗聯送糧，被捕後關在那裡，被折磨死了。他的弟弟張傳道去收屍，獄警說在西山大坑里了，自己去找吧。 3個大坑，每個3間房子大小，深淺不大好說，人都填滿了，橫七豎八的，光溜溜的沒條布絲，衣服讓人扒走了。路邊那個堆得高出地面兩三尺，老遠就見到白花花、血漬糊拉的，就像垛的凍豬肉絆子似的。狗啃烏鴉啄，那狗肥得踩一腳都懶得動彈，烏鴉飛起來把陽光都遮住了。
以上應該是比較正宗的“萬人坑”。撫順平頂山那3000來人的葬身處，就不能算，因為那不是個“坑”。桓仁縣西江慘案“填大江”，就更不是了。老黑溝“殺大溝”中最大的屠場月亮泡，也叫泡不叫坑。郭慶仕老人所在的那幫勞工，幹的幾個工程都不算大，有坑沒坑好像都夠不上“萬人”。瘟人的那次足夠了，又基本是拖出去扔哪兒拉倒了，也沒坑。
截至2001年春筆者採訪時，東寧縣已在廟溝溝口、半截溝、礦山村和大肚川老城子溝北山腳下，發現4個被當地人稱做“勞工墳”的“萬人坑”。據專家考證，都是修建營房、機場和軍事鐵路、公路等工程死難的勞工。其中最大的老城子溝北山腳下的“勞工墳”，埋的都是裝卸工。當年那兒是個貨物中轉站，火車運來各種建築材料、軍火和軍需品，當然還有一列列悶罐車的勞工。 1941年和1942年，僅榆樹縣就陸續有4700多勞工在那兒卸車裝車，據說歸鄉的不到800人。而那些像羊群樣被驅趕到大山里的勞工，當地人再未見到他們回來。
毫無疑義，在東寧縣已知的3個要塞群中，最耗時耗力的浩大工程，不是這些地上的附屬設施，而是那些在大山腹部的迷宮似的、被稱做“死亡工程”的地下工程。從“雞鳴三國”的中朝、中蘇邊境的琿春起始，沿著中蘇、中蒙邊境構築的這條“東方馬其諾”，基本如此。於是，就不能不關注修築這些世間罕見的地下工程的勞工的命運，這些土生土長的和來自黃土地、紅土地的先人們，魂歸何處？
1945年8月，蘇聯紅軍打過來後，從廟溝裡跑出30多勞工，說是日本子讓勞工進要塞躲砲彈，進洞後再一段一段將洞道封閉，幾千勞工都憋在裡面了，他們是靠近洞口才得以逃生的。
已知的僅此而已。
前面不時出現“保長”、“甲長”、“牌長”，該說說偽滿的保甲制度了。
《暫行保甲法》是1933年12月22日公佈、翌年2月3日實施的。 “每十戶為牌，十牌為甲（在鄉村，以村或相當於村的集團住戶為甲），以警察署管轄區內的甲為保。”“關於保、甲、牌及自衛團制度的總稱即保甲制度，目的是通過友愛相倚保持地方康寧，防止不測之緊急危害，在目前治安狀態下，作為警察的輔助機關，主要從事自警自衛。”“所謂連坐制度，即居民發生一定犯法行為時全牌各戶主對其行為全都負責的製度。根據應負責任的犯罪發生情況，警察署長可對各家長課以二元以下的錢款，這叫做連坐金。課徵連坐金的目的，是對直接為害治安維持的犯罪行為的發生，防患於未然，使之負起道義的責任，是對牌內出現犯罪者負責和預防同類事件發生而採取手段的特別制度。另外，課以連坐金的犯罪限於有重大影響者，即關於內亂罪、外患罪、公共危險罪、關於暫行懲治叛徒法之罪、關於暫行懲治盜匪法之罪等。”
1937年又實行街村制，保甲連坐制度依然存在。街相當於今天的鎮，村相當於鄉。 “街第一次受縣長、第二次受省長、第三次受國務總理大臣的監督”，這話聽著實在彆扭，因為“滿洲國”實在就不是個東西，不過讀者也能看得明白。村亦然。街長、村長及下屬一干人員，都是吃“康德皇帝”“皇糧”的官吏。 “集團部落”通常為甲，相當於今天的村（屯）。在關東軍和“滿洲國”的文件中，“集團部落”的頭是叫“部落長”的，筆者採訪時沒有任何民間老人提及“集團部落”四個字，也就無所謂“部落長”了，都叫“甲長”、“百家長”，還有像“九一八”事變前那樣叫“村長”、“屯長”的，牌長又叫“十家長”。
有了被老百姓稱做“圍子”、“人圈”的“集團部落”，再加上“採取中國保甲制度之長，參照滿洲國現狀的滿洲國獨特的保甲制度”，“匪民分離”就進一步深入了，老百姓的苦難也更徹底了。
前面說過，來個客人得“掛號”（有的地區叫“掛條”），從哪兒來，是你的什麼人，來幹什麼，住多長時間，還要去哪裡，有無“居留證”。想出門串個親戚也一樣，那叫“行路證”。 “共產黨的會，國民黨的稅”，這是共和國成立後的民間順口溜，“滿洲國”則是稅多證也多。沒“通賬”買不來糧食、橡子麵，上山打柴，下江捕魚，都得有許可證，連冬天到河邊挑水也得有個火印木牌。這是個沒“證明書”什麼的就寸步難行的世界，坐在家裡也會禍從天降。 “通匪”不用說了，抓個“浮浪”也受不了呀。
鄉間民風樸實，古道熱腸得令今人難以想像。有了“友愛相倚”的連坐制度，毀了，因為這東西就是叫人互相監視、提防、告密，壞人心術，製造矛盾甚至仇恨的。罰連坐金就夠倒霉的了，再因為你把人都抓走了，那人能不紅眼睛嗎？
“棒打狍子瓢舀魚，野雞飛到飯鍋裡”，也就難免野獸傷人。狼來了，狼把誰家孩子叼跑了，人們就操起棍棒鐵器什麼的打狼搶孩子。集甲並村後，再愛哭鬧的孩子，一聽大人說“白帽子”（或“黑帽子”）來了，立刻就噤聲了。
偽警察的帽子是白色的，日本警察是黑色的，老百姓就稱他們“白帽子”、“黑帽子”。 “黑帽子”中也有少數中國人，有的還假裝不會說中國話，最壞。
女國高，楊柳腰，
穿皮鞋，戴手錶，
嫁個漢子挎洋刀。
頭上大蓋帽，肩扛肩牌，腰纏武裝帶，挎著匣子槍（通常為“短八分”），最顯眼，也最顯派頭的，是掛在腰間的那把晃晃悠悠的被老百姓叫做“鐮刀魚”（帶魚）的洋刀。而今，“有困難找警察”，第一反應是給“110”打電話。當年包括筆者的祖輩在內的老百姓躲官府，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躲警察。集甲並村後躲不開了，還離不了了，辦這證那證的，哪個離得了這些“警察狗子”呀？挨門逐戶催逼捐稅，每年“出荷”就更是雞犬不寧了，用刀背砍人算是客氣了，張口就是老子：老子是“皇帝陛下的警察官”！
筆者採訪的民間老人，包括幾位當過偽警察的，許多談到“皇帝陛下的警察官”，有人說是溥儀在一篇“敕令”中講的。筆者沒有查到出處，但這句話是肯定存在的。偽滿後期學校一年級《滿語》課本，第一課是《皇帝陛下》，其中就有“皇帝陛下的警察官，有統治滿洲國民的至上權”。
偽警察最低為警士，以上依次為警長、警尉補、警尉、警佐、警正。偽官吏則為傭員、僱員、吏員、委任官試補、委任官（股長級）、薦任官（三等、二等為科長級，一等為縣長級）、簡任官等。警士的“月俸”（工資）加津貼，在委任官之上，就有一套嗑：“寧可嫁警士，不嫁委任官。”
警察待遇之高，是為了多招警察，推行“大警察主義”。據說偽滿警察法開篇即是：“警察者國家最高權力之作用也。”這是個警察橫行的世界，有挎著“鐮刀魚”橫晃的，有把“手牒”（警察證）揣在兜里的便衣，還有給警察通風報信的腿子。
各縣警務科都有個《要視察人名冊》，“要視察人”即需要監視、偵察的人。被視為“匪賊”、“通匪”的人，還準備放長線釣大魚的不用說了。已經“歸順”的反日人員及其家屬，通常都“要視察”一段時間。發句牢騷，敢跟警察爭論幾句的，邊境地區會說俄語的，或是什麼言行被認為可疑的，都可能上那名冊。 “要視察人”要定期向警察署報告行踪、思想，有的則被蒙在鼓裡，暗中被監視，有的還有特務、腿子去溜牆根，聽聲。
東北人的粗喉嚨、大嗓門是有名的，這回噤聲了。飯館、旅店、大車店等公眾場所，到處貼著“莫談國事”、“守口如瓶”，人們時刻牢記的則是“禍從口出”。一些老人說，電影上的特務戴禮帽、墨鏡的多，俺們那時看到的跟老百姓也沒啥兩樣，有的還是勞工打扮，你一句話“沒把住滑”（沒把握住、溜了出來），人家把“手牒”一亮，小繩就掏出來了，老闆也跟著“吃瓜落”（惹麻煩、受牽連）。
在自己家裡，有些話也得“守口如瓶”，其中之一是不能說“咱是中國人”。小孩子不曉得凶險，讓他們聽到說出去了，那日子就沒法過了。
1936年夏，佳木斯中西醫院醫生溫慶和，寫字時無意中寫了“中國”兩個字，被特務抓去，說他是“思想犯”、“背叛罪”。溫慶和不服，嘴硬，被打得皮開肉綻。家人託人花錢，好歹把人保釋出來。
人被抓走了，就趕緊弄錢贖人吧。晚了，那人就不一定什麼樣了，被弄哪去了，有時就得去“萬人坑”找了。你跟警察署要人，它還跟你要人，說人早放了，他是“要視察人”，你們把人藏哪去了？
有老人說：什麼“皇帝陛下的警察官”，挎個“鐮刀魚”就是皇上，金口玉牙，說啥是啥。
每年8月，偽國務院在大禮堂召開例會，部署“糧穀出荷”。武部六藏把出席會議的偽省長，分別召到他的辦公室，勉勵一番，從抽屜裡拿出個裝有5000元的禮包，道：這點小意思請閣下喝酒吧。偽省長回去再如法炮製，給偽縣長每人1個1000元的禮包：這點小意思請閣下喝酒吧。
搞“集團部落”，“洗大溝”，建“人圈”，通常是有“房屋補助金”的，“在財政上盡可能補助（二十元左右），但對能自力遷移者不補助”。且不說20元左右夠不夠，又什麼叫“能自力遷移者”？筆者採訪到的老人，有的當年聽說有這麼一筆錢，有的根本不知道。他們說，還想讓官家給你掏錢？少刮點兒地皮，少勒點兒大脖子，就謝天謝地了。
對於從偽國務院下來的一條線的形形色色的貪污腐敗，老百姓也不是沒有耳聞，但他們直接面對得最多的，也最使他們苦不堪言的，還是“挎鐮刀魚”的皇上。而提起這幫人模狗樣的東西，老人說得最多的是“勒大脖子”，用今天的話講，就是卡油、索賄。
就說那些沒完沒了的這證那證吧，辦證花錢，那是明著的，暗的呢？來客掛號，該掛不給你掛，還來查夜，你說報告了，俺怎麼不知道呀？罰款，不十家連坐就挺給你面子的了。上山打獵、燒炭、採山貨，半個證舉手之勞的事，幾天、十幾天耗著你，明擺著就是“勒大脖子”。還想辦證，那就趁早送錢去吧。
看誰不順眼，招招手，過來，背背《國民訓》，或是《街村五訓》。背不出來，跟俺走一趟吧。
普通百姓如此，“要視察人”就什麼也別說了，見警察來了，趕緊掏錢免災吧。
前面曾比較詳細寫過的李范五家，則成了穆棱縣那些挎或不挎“鐮刀魚”的東西們的搖錢樹，隔三差五想起來了，就來勒索幾百、幾千大洋。沒有了？行啊，你是想去憲兵隊，還是警察署呀？直至把狍子溝這個殷實的種糧大戶刮幹榨淨。
根據1943年9月18日公佈的《保安矯正法》和《思想矯正法》，“黑帽子”、“白帽子”可隨意抓人，而不必擔心抓錯。因為這兩個法規定，對被認為有犯罪危險的可能犯罪的人，可以進行“預防拘禁”。就是說不需要證據，認為什麼人將來可能犯罪，現在可以抓起來，提前完成任務。
作為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警察是直接面對老百姓，最能顯現國家形象和社會狀態的。警察橫行，權力無限，無法無天，別說“滿洲國”這樣個怪胎，就是一般的正常國家，那也離完蛋不遠了。
“推大溝”、“殺大溝”、“燒大溝”、“洗大溝”，在各地自然形成的這些獨特的群眾性詞彙中，在那些並無血洗的“推大溝”、“燒大溝”中，那大溝中人是或多或少的滿足了挎“鐮刀魚”的東西們的勒索的。因為即便動手的是日偽軍，通常也是要與這些地頭蛇先溝通一下的。有了一輪錢財的洗劫，那被趕往“圍子”、“人圈”的過程，才得以在只有煙火、沒有血腥的“平和”中進行。
奉天承運大滿洲帝國皇帝昭詔爾眾庶曰：——盟邦大日本帝國天皇陛下茲以本日宣戰美英兩國，明詔煌煌，懸在天日，朕與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體，爾眾庶亦與其臣民咸有一德之心，夙將不可分離關係，團結共同防衛之義，死生存亡，斷弗分攜。爾眾庶咸宜克體朕意，官民一心，萬方一志，舉國人而盡奉公之誠，舉國力而援盟邦之戰，以輔東亞勘定之功，貢獻世界之和平。欽此！
這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對美英宣戰，溥儀頒布的《時局詔書》。與此前的《回鑾訓民詔書》、《國本奠定詔書》，之後的《建國十年詔書》，為“大滿洲帝國皇帝”的“四大詔書”。其中，《回鑾訓民詔書》和《時局詔書》，要求國民，特別是官吏、學生，都得背誦下來。
機關、學校每天有“朝會”，全體人員集合列隊，一向東京天皇遙拜，二向“新京”“皇帝”遙拜，三唱“國歌”，四背“詔書”。 1941年頒布《國民訓》，這《國民訓》就成了“朝會”必背，有的還得用日語背誦。筆者曾請幾位老人背一下，近六十年了，記憶都不完整，一些字詞好像也不大準確，反正中心意思就是要人們崇拜天照大神，效忠“康德皇帝”。
侵略者明白，人心是不能用暴力征服的，可是還要“精神一體”，怎麼辦？就把末代皇帝弄成了“康德皇帝”，因為它知道中國人是認“萬歲”的。而溥儀“執政”伊始，即“通令”全“國”，不得懸掛中國地圖，不得使用中國教科書，不得出現“中華”字樣。一句話，要把“中國”、“中華”、“華夏”及其文化，都從黑土地和黑土地人的心中抹去摳掉。 “登基”後則“詔書”連連，用他自己的話說：“這種'詔書'，不但是進行奴化思想宣傳教育的材料，而且也是用來鎮壓任何反抗的司法根據。”
中國人結婚從來都拜天地，溥儀第二次訪日請回個新祖宗，就得向“新京”“建國神廟”中的天照大神遙拜了。你們的皇帝都“認親”了，天照大神的神光就不光照耀日本，也同樣庇佑滿洲了，日滿就不再是一般意義的同文同種，而是同根同宗，日本人到滿洲自然就跟到自己家一樣了。
“新京”陸軍軍官學校飯堂，日本學生餐桌上雪白的大米飯，另一邊“滿洲國”學生的都是通紅的高粱米飯。學生列隊進入就位，值星官一聲“舉箸”，大家即嗚哩哇啦地念念有詞，意思是飯是天照大神給的，感謝天照大神。吃高粱米飯的，背地裡都稱之為“馕食咒”。
北票煤礦勞工，每天早晨要向東遙拜，因為那“滿洲饅頭”什麼的，都是天照大神恩賜的。
鐵嶺市長徐漸九，曾留學日本，“日本話講得呱呱的”。日本人對這樣的人，總是倍感親近，不然也當不上這個偽市長，只是“偽”字包裹不住真心。
1942年8月，鐵嶺市召開暑期教員講習會，議程中有市長訓話。徐漸九仔細打量會場，還有點兒不放心，又問有沒有日本人，老師們說沒有，他就放膽了：日本人口口聲聲“日滿一德一心”，實際是叫咱們跟他們一德一心，他卻不跟咱們一德一心。如果真是一德一心，為什麼日本人吃大米是生活必需，咱們吃大米就是“國事犯”呢？
接著，話鋒一轉，直指《國本奠定詔書》：叫咱們供天照大神，老張家的祖宗，拿來硬叫老李家供奉，天下有這樣的道理嗎？
會議室裡沒有日本人，可是有漢奸呀。徐漸九第二天就被抓走了。
偽《治安法》規定：“如對建國神社有不敬者，判處一至七年徒刑。”
1929年，東北有小學校1300餘所，學生74萬餘人，中學173所，學生3萬餘人。 “九一八”事變後，中小學校和學生的數字，連續5年低於事變前。 “治安第一主義”，這時則是第一中的第一。之後逐漸增加，最高時小學達2000所左右，有學生200多萬人。
“開啦，開啦，櫻花開啦。”如果告知這是小學一年級的一篇課文，讓不同膚色的人回答是哪國的，很多人會脫口而出“日本”。沒錯，是日本的，不過也是“滿洲國”的。
比之把自己的文化強加於人，是公然偽造、篡改歷史。
由偽文教部教育司編審部編纂的中小學教科書，說甲午戰爭是由於中國人不守信義，日本人對中國人的膺懲，日俄戰爭是日本人為了挽救“滿洲人”才打仗的。 “九一八”事變，是“滿洲人”痛恨張氏父子的殘暴，群起反抗，懇請日本帝國皇軍幫助驅逐張氏軍隊，皇軍才仗義興師。 “由地理形勢來看，長城是一道橫線，內外分開，自古以來，即各有天地。”“從古至今，關內關外均各自為國。”“長白山是我國第一高山。”
就不能不想到今天日本的一些教科書，原是有源的。
筆者的爺爺和太爺爺，那《滿語》（《語文》）課本中的字一個不識，也就無所謂什麼《滿洲歷史》、《滿洲地理》等等了。但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證明，更不用說世代居住在這片黑土地上的人了。他們知道侵略者為什麼要這樣胡謅八扯，想讓他們忘掉自己是中國人是不可能的——可那些“九一八”事變前後出生的他們的孩子呢？
天照大神成了“滿洲人”的老祖宗，日本歷代天皇、將相武士和宗教神話故事，就登堂入室成了主角，而把原來課本中的孝悌忠信保留下來。忠於誰呀？當然是“滿洲國”和“親邦”日本了。
起初日語約佔語文課時的一半左右，後來不斷增加，一些學校竟達全部課時的1/3。因為“滿語”（漢語）、日語是“國語”呀，誰個更重要、是重點，那還用說嗎？ “本店懂日語，會做日本菜”的招牌，既是一種“檔次”，也是一種保護色。大人日語好，吃香，升職快，這“國語”自然就從孩子抓起了。有些“國高”（中學，全稱“國民高等學校”），日語不及格不錄取，自然也不能升級。除日語課外，其他學科有的也用日語授課，使學生非得努力學好日語不可。平時鼓勵同學間用日語對話，還定期舉辦日語比賽會，成績好的絕對受到青睞，也決不吝嗇物質獎勵。
國高畢業，成績優異者可免費到日本旅遊，這樣的學生被視為前途無量。而到日本轉上一圈，看到日本的富強，再灌些“日滿親善”、“精神如一體”的迷魂湯，就覺得有這樣的“親邦”，“滿洲國”就是“鐵打的”了。
服從“滿洲國”的上天堂，背叛“滿洲國”的下地獄。對成年人是赤裸裸地恫嚇，告知利害關係，讓你抉擇；對孩子則是從小蒙蔽，從頭打造，在一張白紙上塗抹，把“滿洲國”的未來和希望寄託在他們身上。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小學生剃光頭，戴戰鬥帽，上街遊行，支持“聖戰”。各種集會，用日語喊口令、口號，用日語唱《桃太郎》、《春天到了》，誰能分辨出他們是哪國人？
筆者同事範新凱的母親，柳河縣人，1947年參加東北民主聯軍的老革命。 “八一五”日本投降時，是柳河縣女子國高學生。山東八路軍闖關東住到她家，問你是哪國人呀，她說是“滿洲國”人。
那樣的教育，加上大人們把“中國人”三個字視為家庭的頭號機密，嚴禁出口，“滿洲國”垮台時二十歲以下的青少年少有知道自己是中國人的，就不足為奇了。
筆者是農曆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六日出生的。哥哥小名“金鎖”，我就該叫“銀鎖”，這是自然的。我的七十多歲的太爺爺，坐在炕頭捋著鬍子，道：“咱是中國人了，叫他'中子'吧。”
金夢順，離休前是新賓縣教育局長，2001年採訪時七十九歲。老人個頭不高，瘦削儒雅，光頭白髮，眼神不好，頭腦、記憶都好，近幾年寫了四本近百萬字的民族民俗志，已出版兩本。
下面是老人的一段獨特經歷的自述。
我老家在朝鮮鹹鏡北道，父親不到二十歲逃難來中國，我出生在桓仁縣響水河子。 1939年末興京縣南山“國民優級”（偽滿小學一至四年級稱“國民學校”，五、六年級叫“國民優級學校”）畢業，1940年初考入通化縣第一國高，1943年12月畢業，不久就趕上徵兵。
那時漢族青年當兵叫當“國兵”，就是偽軍，朝鮮族就得參加日本關東軍。為什麼？朝鮮亡國早，被奴化教育的時間長呀。偽滿“五族協和”，朝鮮族是僅次於日本人的“二等國民”，優待呀。可朝鮮族人叫日本子“踢蹬”了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