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4月、6月、9月、12月，上海中央局曾4次遭到破壞，都是主要領導人被捕叛變。而滿洲省委代理書記楊光華，是10月份從上海中央局調來的。王明、康生即懷疑滿洲省委也有問題，指示楊光華等省委主要領導到莫斯科討論工作，實際是撤銷了滿洲省委。
二十七歲的代理書記，顯然是意識到了滿洲省委的末日，及其對正在浴血奮戰的抗聯將士將意味著什麼。 1935年4月5日臨行前，發出《中共滿洲省委臨時通知》，要求“各地黨團應經常遵循中央的指示，努力把它適合各地的狀況，勇敢的、獨立的、有信心的、自主的進行工作”。
這應該是滿洲省委成立8年來的最後一份文件，也是一封語重心長的告別書。
很快，從莫斯科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到代表團海參崴交通站，再到吉東特委，最後到東北各地黨組織，一條新的領導渠道開通了。
吉東特委取代了滿洲省委，指導、領導平行的各地特委（中心縣委）。
問題不僅是名不正、言不順，有悖黨的組織原則，還在於1936年滿洲省委正式停止工作，而留守機關一直存續到6月，王明、康生始終沒有通過任何正式渠道宣布撤銷滿洲省委。
組織關係紊亂造成的混亂和麻煩，很快就顯現出來了。
1935年秋，珠河中心縣委和3軍，接到吉東特委轉來的王明、康生6月3日《給吉東負責同志的秘密信》（下稱“王康信”）。年底和第二年春天，又接到吉東特委《給珠河中心縣委及三軍負責同志信》（下稱“吉特信”）、中央駐東北代表《給珠河黨團縣委及三軍負責同志信》（下稱“中代信”）。
隨“吉特信”轉來的，還有一封使縣委和3軍領導大惑不解、又立刻警覺起來，甚至驚出一身冷汗的密信。
秘信的大意是：1.通知我們說滿省內部有奸細，叫我們立即與滿省斷絕一切關係，並轉告三、六、一軍各地組織也完全與滿省斷絕關係。 2.全東北黨組織將變更為吉東、南滿、東滿、珠河四個省委，舊滿省已無存在之必要。 3.並說舊滿省主要負責人自紅五月發出臨時通知獨立工作後就離開滿省，現在留在滿省的負責者，只是維持各地關係，不負有解決任何政治組織問題的責任和權利。 4.並說這是舊滿省負責人由國際來的指命。 5.並說你們（指珠縣委）和我們（吉特）發生關係，就是將來恢復上級組織關係的辦法。 6.前給你們王康指示信並通知你們王康之為誰，當時還有個小紙條，被交通失掉沒轉到你方，小紙條上寫的是“不要把王康信送給滿洲省委”。 7.注意考察滿省紅五月後的來人。
所謂中央駐東北代表，即前面曾經寫過的吳平。吳平是和魏拯民一道回國的，東滿與吉東有來往，南滿通過東滿也能得知些情況，唯獨北滿對這一切渾然不知。
李范五老人在回憶錄中說，得知滿洲省委有內奸，“感到十分震驚”。當時他是吉東特委代理書記，一切了然於胸，消息來源絕對可靠，尚且如此，蒙在鼓裡的珠河中心縣委和3軍領導該是何等心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心縣委派團縣委書記韓光去吉東了解情況，人沒回來信到了，說的跟密信一樣。
偏偏就在這個時候，4軍政治部主任羅英被捕叛變，吉東特委被破壞了。
使北滿和吉東即將打起筆墨官司，並最終導致趙尚志厄運連連的第一個環子，好像是楊光華上海中央局的來歷。此後造成彼此誤會、猜疑的事例（1936年9月18日，《中共珠、湯中心縣委、三、六軍黨委關於組織北滿臨時省委的決議》中，列舉許多）難以具細，突然間與吉東特委被破壞這個環子銜接起來，就陰差陽錯一步步都趕到點兒上了。
中心縣委和趙尚志，越發感到問題的複雜和嚴重性，又派人去哈爾濱滿洲省委，見到光桿一人留守的省委常委、團省委書記小駱。小駱說可能吉東有奸細，要中心縣委和3軍注意審查。
這麼一來，趙尚誌等就更加一頭霧水，滿腦子“？”、“！”了。
前面說了，南滿北滿都曾有奸細混入隊伍內部，楊靖宇、趙尚志都曾險遭殺害。東滿反“民生團”的悲劇，神經過敏固然是原因之一，實際上鬼子在這方面從來都沒閒著。或派人潛入黨和抗聯內部，或利用各種關係、手段策動反叛，日本的諜報機關是頗有一套的。東北黨的弱小，特別是地方工作的薄弱，則使敵人有機可乘，也給當時和今天留下許多難解之謎。
而這一刻縈繞在趙尚誌等人的腦海中的，則是省委有內奸，為什麼不按照組織程序快刀斬亂麻？是中央正在考查，不便說明？那可真得倍加小心了。可省委主要領導去蘇聯快一年了，也沒覺出什麼異樣，吉東卻是真的出了問題。怎麼還冒出個中央代表？吉特取代省委，且不說組織原則上站不住腳，倘是內奸從中作祟，操控、壟斷一切，那不是太危險了嗎？吉特發來、轉來的信件，手續上也不正常，像“中代信”是3軍4師從密山縣委接得的。
還有，韓光去吉東，是要他搞清真相一定要回來的，也巧了，正趕上海參崴交通站點名通知，要吉特和珠河的兩位團委書記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六次代表大會，可珠河這邊不知道呀。這人怎麼來封信就沒影了？是不是也出了什麼問題呀？
而且，問題並不僅僅是誤會、猜疑。
“吉特信”、“中代信”是“王康信”的補充信件，三者涉及的都是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的總策略和具體方針。
“王康信”是在共產國際準備召開七次代表大會期間寫的，主要內容是闡明抗日統一戰線、戰略方針、游擊運動和黨的領導、黨的建設、群眾工作等問題。信中指出要打破關門主義，不能把上層統一戰線和下層統一戰線對立起來，甚至把搞上層統一戰線看成“上層勾結”，要以我們的隊伍為中心，團結一切反日武裝共同抗日。
“王康信”與近兩個月後的《八一宣言》，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他們與兩年前的“1·26”指示信，同為指導東北抗戰的重要文獻。但是，像“1·26”指示信一樣，“王康信”中也有一些明顯的錯誤。比如把對偽軍和地主武裝的兵運工作，提到“佔黨的工作第一等的重要地位”，應集中最好的力量打進去，“犧牲一部分地方黨部和支部的工作都是值得的”。
“吉特信”和“中代信”除再次強調反日統一戰線外，又進一步強調了“王康信”中的一些錯誤。如“中代信”中說“不應把滿軍與日軍同樣當敵人看待”，“吉特信”說對偽自衛團“一般原則是聯合或中立，而決不是和他們打仗”。關於“集團部落”，“吉特信”要求“在我們影響下的居民不要單獨留在山中，應與其他群眾一同移民大屯”，“在大屯內應成立合法的半合法群眾組織”，“推薦我們指定的人作保長、甲長、牌長”。 “中代信”則乾脆說：“對敵人的並屯政策不公開的反對。”
三年多前，滿洲省委從吉東方面接得“1·26”指示信後，也曾懷疑信是假的。那僅僅是因為信的內容，覺得與此前的路線、方針、政策差異太大。而這一刻，本來就一腦子問號，又因了信中的一些錯誤，更加使人疑竇叢生——珠湯聯席會議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召開的。
而這一切的前提，是北滿與中央的聯繫已經中斷一年多了。
9月18日，珠河、湯原兩個中心縣委和3軍、6軍黨委聯席會議，在湯旺河溝裡帽兒山北坡3軍被服廠召開。珠河中心縣委書記張蘭生、宣傳部長馮仲雲、團委代理書記朱新陽，湯原中心縣委書記白水江，3軍軍長趙尚志，6軍軍長夏雲傑，參加會議。列席會議的有3軍1師政治部主任李福林、3師師長李熙山、6軍秘書長黃吟秋。
在朱新陽寫於同年（無月日）的《關於珠、湯中心縣委及三、六軍聯席會議草案之說明》中說：
老馮說，王康指示信是對的，和中央與吉東的信不同，中央和吉東的信差不多是投降了。
老趙說，王康信大部分是正確的，比中央和吉東單純退守政策強得多，因為他（王康信）提到了鬥爭，也主鬥爭，不是退守政策，可是他沒有提出反抗的出路和鬥爭的出路來，如關於保甲大屯問題。
我說，王康那時接到的報告材料，滿洲還沒有歸大屯。
老趙說，那時已竟開始了，決定一個策略，不是根據環境來的嗎？你看信中所講的，那時東北的環境如何？他指點著信中所言的保甲制問題與無數農村被毀滅，千百萬民眾被屠殺的問題說，既然是這樣，為什麼引不起農民暴動呢？可見那時的情形已是這樣，不過沒有現在明顯巴了。一個策略的決定，要指著竟看現成的，那也不叫策略，那叫馬後課（他還說很多，我記不清了）。
老馮這時不出聲了。
我說，我們對總的路線並沒有問題，主要是關於新路線的了解問題與運用問題。這封信根本是正確的，可是不知為什麼，看完了總使人的感覺容易走向右傾，假設要站在右傾的觀點曲解這封信，那可就糟了。
歷時3天的聯席會議，主要議程為對目前東北形勢的分析、關於黨的新策略的運用、關於組織問題、工作報告和檢查、新的工作佈置計劃等。趙尚誌等人作了報告，大家討論了政治、軍事、組織等方面的重大問題，確定了今後的工作方針和策略，做出《珠湯中心縣委聯席會議關於目前政治形勢分析與我黨新策略任務的決議草案》：
目前，我黨的中心策略是“全民反日統一戰線”，由於這一策略的正確，使反日運動開展了新的局面。可是並沒有完全獲得應有的成績，這是因為（對）新路線本質的理解與實際靈活運用上，從我黨上級到下級都負極嚴重的錯誤，使新興的反日運動不斷的受到挫折。
在滿洲複雜的環境中，吾黨組織紊亂情形下，東北反日運動正處在緊迫的關頭。姦兇的日本帝國主義慣會利用反動派別、奸細組織，混淆吾黨之正確路線。目前已產生了似是而非的路線與許多極端可疑之事件，使反日運動受到無限損害，幾乎走向自行消滅之危機。可能奸細存在，我們對組織問題，除採用特別辦法正當解決外，對於新路線的運用問題，就不得不更加警惕了。因此我們在九月十八日“珠湯中心縣委聯席會議”席上開展兩條戰線的鬥爭精神下，熱烈的討論了目前的政治形勢，從新研究了王康、吉特及中央駐東北代表的指示信，並根據年來統一戰線工作中血的經驗與教訓，及最近工作之檢查，發現了右傾路線的嚴重危機，一致提出堅決反對，號召全黨同志開展這一斗爭。
吾黨新策略全民統一戰線的運用，必須是站在進攻的立場上，積極的意義上，懂得進攻和退守戰略，根據實際環境靈活運用。
為勝利的衝破今年秋冬期大“討伐”，隊伍要採取進攻策略，向新區開展，向日“滿”統治環節薄弱的隙鋒（縫）中突擊，以出奇“制勝”的游擊戰術解決敵人。
關於如何對待“集團部落”、偽軍和日偽在農村的統治，決議草案也提出自己的意見。
會議根據馮仲雲的報告，通過了《關於組織問題的決議》，明確表示：
滿洲省委既已取銷，組織混亂如此，路線方面錯誤如此嚴重，對於舊的滿洲省委以及吉東特委、“中央駐東北代表”，站在鞏固黨的立場不得不均加以否認，並由自己找上級關係。
同時站在布爾塞維克自我批評精神立場向中央提出嚴重批評。 （一）在戰爭革命環境中各級黨部獨立工作是萬分必要的，但目前有可能環境之下不應如此長期放棄領導。 （二）如果吉東“中央駐東北代表”是正式的話，不應如此忽視組織的關係。 （三）共產國際七次大會開過逾年，然主要文件迄今未曾送來，這些對於黨責任觀點上不容許有這樣的現象。同時建議中央要徹底檢查這一組織上關於混亂嚴重現象和錯誤責任，肅清吉特內部其他之派別以及奸細出黨，北滿臨時省委員會於直接關係發生後，另行依據新指示建立組織後取消。
二十四年後，馮仲雲老人回憶道：“當時大家——主要是我和趙尚志——認為這是個大事情，若錯了，我們都得受處分。因此省委是臨時的。”“我們認為找到中央再說。”
聯席會議決定的向新區開展，“向日'滿'統治環節薄弱的隙鋒（縫）中突擊”，具體是“三軍主要負責突破西荒大界，即龍江廣垣嫩江平野。六軍開闢蘿北、綏賓、太平溝一帶工作，以便將小興安嶺周圍全部開闢成游擊區，並佔領大興安嶺以之為根據”。
會後不久，趙尚志即率軍遠征了。
就在西征部隊頂風冒雪，一路不斷與敵激戰，牽制、調動大量日偽兵力，減輕下江聯軍壓力的同時，猬集下江的聯軍開始糾紛，吉東與北滿之間的黨內論戰也拉開了序幕。
聯軍會議結束後，北滿臨時省委派人將會議文件送給周保中和5軍黨委，“我們覺得這些文件對於全滿工作上都有極大的意義”，“希望你詳細研究並提出意見”。
12月28日，《周保中給李福林的信》中說，看了會議決議案，認為“問題是極嚴重”，“目前必須先和你接見會談一切。趙軍長同志若不能南來，張壽籛或馮同志務必南來先和我會見，是最緊要迫切”。
吉東特委和中央駐東北代表是怎麼回事，周保中當然明了了，北滿臨時省委一概予以否認，問題當然就嚴重了。而且，吉東、北滿長期各自為戰，領導人難得見面，難免也有誤會。還有，中央代表團決定撤銷滿洲省委後，組建了哈爾濱特委，珠河中心縣委與哈爾濱特委取得了聯繫，而吉東對此一無所知。像北滿不明白吉東哪來的“中央駐東北代表”一樣，怎麼又冒出個“哈特”呀？吉東方面也是疑竇頓生。
1937年1月24日，《周保中給馮同志並轉趙尚志的信》中說：
一切嚴重趨勢的基因，在於北滿黨和三軍對中央路線的分歧和懷疑，時間延長一天，影響與目前更緊張斗爭形勢的游擊運動的潛伏危險性加大一天。
然而我們終於相信北滿黨和三軍同志是布爾塞維克的黨，是中共中央總路線的英勇執行者，是東北抗日救國游擊運動中的支柱。所謂路線分歧，實際上不過工作中的執行方式的某些差別，並且有許多所謂的路線分歧問題，實出於誤會與聯繫交通的隔絕所發生，但是若再延長下去，那末真正就有形成路線分歧的危險。
25日，《“誦”（於化南，吉東特委委員、中央駐東北代表的聯絡員——筆者）給馮同志、趙軍長的信》中說：
我在牡丹江與李福林同志會見，談話的結果，才詳細知道你們與中央斷絕了直接相互的聯繫一年之久。同時，讀了北滿臨時省委決議案內著重提出組織紊亂、路線分歧等字樣，我們這都沒有什麼，不過是你們和中央關係隔閡，有些疑點，無處去質問。同時，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案及關於統一戰線新材料，你們沒有得到，路線之運用，還墨守舊規這兩點而已。
儘管有誤會，這時都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也挺平和。
書信往來是一種交流、溝通，但有些話是當面才能談得開的。書信有局限不說，有時片言只語，還可能加深誤會。可是，率軍遠征的趙尚志不可能南來，張壽籛、馮仲雲與周保中也相隔幾百里。周保中與於化南北上去見趙尚志、馮仲雲，也因同樣的原因，吉東那邊一攤子事也不能耽擱太久，而不得不中途返回，“緊要迫切”的會見也就難以實現。
接下來的書信往來，就成了筆墨官司。
2月12日，於化南以“站在吉東黨資格”，致信北滿臨時省委和3軍、6軍領導，比較系統地批評了珠湯聯席會議決議草案中的一些問題，“如果認為王、康是右傾，那麼國際和中共中央也是右傾的，這樣能說得通嗎？”指出北滿黨軍是“曲解王康信內保存實力避免干部犧牲為退守策略”。
3月2日，即冰趟子大捷的前5天，《×××（筆者將姓名隱去）給珠河、湯原中心縣委轉北滿臨時省委的意見書》中，認為聯席會議“毫無根據在組織上否認中央駐東北代表來信是錯誤的”，“實際上組織關係並不混亂，是你們自己小資產階級神經過敏無端生疑”，“我堅決要北滿臨時委員會徹底猛醒”。
不久，北滿臨時省委接到共產國際七次代表大會文件。這回不用猜謎了，馮仲雲等人感到批評“王康信”在組織原則上是站不住腳的，開始轉變態度。但仍堅持認為“吉特信”、“中代信”“在王康信了解上是犯了右傾的錯誤，在具體工作的指示上因為不了解與北滿實際的情形，過分的肯定而有許多毛病和錯誤。正因這樣，吉特個別的同志更擴大了這一右傾錯誤，而犯了更多和嚴重的錯誤！”
之後，表面上看似乎沒了誤會，轉而爭論具體策略上的分歧，你說我右傾，我說你“左”傾，調門高起來了。
5月15日，《周保中給王光宇的信》中說：
我們吉東黨不是不有錯誤，但是不符合於北滿省委的指責，總之北滿黨之路線轉變須要我們的援助。吉東自己的部分的“左”右傾，亦不能不徹底糾正。但是我們要了解北滿是違反路線的錯誤，吉東是路線運用工作中的錯誤。
10天后，《中共吉東省委給南滿省委、道南特委、二軍黨委、二軍二師黨委的信》中說：
北滿及3軍同志“一貫的'左'傾。其最大表現作成一九三六（年）十月的珠湯聯席會議的決議，反國際反中央（不可否認的中央對於組織聯繫及政治上領導有缺點）”。
6月下旬，在北滿、吉東間往來奔波了半年的交通員，終於有機會喘口氣、歇歇腳了。
28日，北滿臨時省委執委擴大會議，在帽兒山6軍被服廠召開了。
參加會議的是省委執委主席、聯總司令、3軍軍長趙尚志，省委書記馮仲雲，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張蘭生，省委常委、職工部長白水江，省委執委、聯總政治部主任張壽籛，省委執委、珠河地方黨代表魏長魁，湯原地方黨代表楊××，省委執委、3軍1師政治部主任李熙山，6軍軍長戴鴻賓，6軍4師師長吳玉光，6軍秘書長黃吟秋，團省委書記黃成植。 5軍軍長周保中作為吉東省委代表，應邀參加會議。會議記錄為3軍宣傳科長於保合、6軍宣傳科長徐文彬。
這麼多重量級人物湊到一起，實在不易，出個事更是了不得。所以，趙尚志事先精心佈置了三道防線。第一道由3軍9師師長於致遠、政治部主任雷炎負責，率騎兵隊在依蘭至富錦公路一帶活動，用以牽制敵軍。第二道在湯旺河口及竹廉鎮一帶，3軍、6軍各派一個團沿線設卡、巡查。第三道就在會場周圍，由3軍司令部少年連負責警戒。 10天左右的會議，與會及隨行人員人踩馬踏，密營附近草叢倒伏，腳印多多，已經無密可言，會後不久被服廠就搬遷了。
被服廠的木刻楞大房子，坐北朝南建在山坡上，一個平坦寬敞的院子，前面一條淙淙流淌的小河，周圍綠樹遮天。室內北面一舖大炕，南面一張乒乓球檯大小的長方形木桌，是被服廠的工作台，現在成了會議桌。東側自北向南依次坐著徐文彬、於保合、黃成植、趙尚志、馮仲雲、周保中，對面依次為楊××、魏長魁、李熙山、張壽籛、張蘭生、黃吟秋、白水江、吳玉光。沒有間隔的廚房，外面的院子裡、小河旁，廠長裴成春帶領李在德、李敏等人淘米洗菜，全力以赴為會議服務，小心翼翼不要弄出聲響。
馮仲雲宣布開會，全體起立唱《國際歌》，然後向革命烈士靜默3分鐘，再向黨旗三鞠躬，接著即開始大會發言。
趙尚志以省委執委主席資格，代表省委作了工作報告，馮仲雲對工作報告作了補充發言。
在討論路線問題時，圍繞如何對待“大事變”、“抗日反滿不並提”和“集團部落”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在趙尚志揮師西進和遠征歸來途中，應該有交通員將某些信件送到他的手中，那也不能說對後方展開的這場論戰有多麼了解。但是，這一切對於他是無須費多少心思的。
趙尚志認為不能消極等待“大事變”，“抗日反滿不並提”是敵我不分，勸群眾歸大屯，不讓破壞歸大屯，客觀上是幫助了敵人，割斷了抗聯和群眾的聯繫。
周保中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尚志同志認識王、康信有右傾，因吉東、東滿二、五軍工作推測，王、康指示信僅從游擊運動而未說到全般反日問題，王、康指示信中並未對民眾暴動鬥爭未寫出具體辦法。如果上級指示信不能適合下級要求，而落於客觀形勢後，則工作必發生困難的問題。吉東、北滿黨因王、康信之不具體而曲解錯誤發生。”
周保中認為王明、康生是黨中央代表，反對王、康就是反對黨中央，就是鬧小派別的非組織活動。要尊重黨的組織原則，執行王、康指示信，和無組織無紀律的非組織行為作鬥爭。
馮仲雲猶豫再三，發言說王、康是代表中央的，不能反，錯了也不能反。
張壽籛後來發言，說“抗日反滿不並提”不是中央提出來的口號，我們不能執行，如果是黨中央提出的，我們考慮執行。我同意周保中提出的組織原則問題，不能反對王、康指示信。
李熙山認為“抗日反滿不並提”是錯誤的，與中央路線不一樣，王、康不能代表中央。
吳玉光、魏長魁、黃成植、於保合、徐文彬等人，都同意趙尚志的意見。張蘭生、白水江態度不明朗，基本上同意馮仲雲、張壽籛的意見。
這次省執委擴大會議，實際是對珠湯聯席會議的一次反思。或者肯定，或者否定，或者該肯定的肯定，該否定的否定。而在會後8月8日的決議案中，這樣寫道：
雖然王康信未有把每一個鬥爭運動問題都詳細的更具體的指示，但總的精神是正確的、積極的、前進的、鬥爭的。
雖然聯席會議無論在政治上組織上有任何錯誤和缺點，我們不能夠拿這些個別問題來反對整個聯席會議的正確性，聯席會無論如何，還未離開了國際中央政治路線，還不是小組織活動或是反黨。而且當時“右”傾已成為嚴重危急的關頭，站在國際中央總的政治路線，在反嚴重“右”傾危急的精神之下，在理論上打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嚴重錯誤，確定了正確的中心工作任務，在政治上、理論上、思想上、實際工作之中獲得了相當的成績和效果，是誰也不能否認。
會議選舉張蘭生為北滿臨時省委書記，魏長魁為組織部長，馮仲雲為宣傳部長。並決定調任張壽籛為3軍政治部主任，李熙山為9軍政治部主任。
從珠湯聯席會議到省執委擴大會，爭論的焦點之一，是如何對待“集團部落”。
1936年7月，即珠湯聯席會議前兩個月，趙尚志率隊西征巴彥、木蘭回到湯原，在軍部見到侯啟剛時，憂心忡忡地道：
如果東北都像巴木那樣歸大屯，再經過兩年，所有的游擊運動都得失敗。
1937年4月，《中共道南特委常委陳翰章給中央代表團的信》中說：
遍地的集團部落。
“集團部落”最初在東滿出現時，許多人不明白鬼子這是乾什麼。東滿特委在給滿洲省委的報告中，稱其為“集體農場”、“集體農莊”。在一個挺長的時間裡，對於“集團部落”的危害，以及鬼子搞“集團部落”的規模、決心，各地相當多的黨組織認識不清，估計不足，有的甚至認為“對我們反而有利”。理由是歸屯將使農村經濟破產，民眾貧困化，越發激化社會矛盾，“預料甚至將達到不可能實現的地步”。
1936年初，饒河溝裡200多戶農民，曾向7軍要槍，準備武裝抗拒歸屯。類似情形，各地都有。他們千里迢迢闖關東，那安家立身之地是自己選的，有的已經居住了幾代，幾代人的家業且不說，就算家徒四壁，谁愿離開熱鄉熱土？即便躲鬍子進城的有錢人，無論城裡開著什麼買賣、商號，那根也在鄉下的土地和大院套裡。至於像“猴頭蘑”這樣的土財主，無論有沒有一罐罐大洋什麼的，埋在屋里或宅院的什麼地方，一把火就把房子燒了，幾十垧、幾百垧土地從此撂荒，他能不豁出命來跟日本子拼命？
而對於抗聯來說，溝溝岔岔，山里山外，那些零散人家都歸到大屯去了，與群眾隔離了，沒吃的，沒住的，怎麼辦？打？地主的大院套就夠難打的了，那也就是高牆、炮樓，而“集團部落”則像座小城池，牆外還有壕溝、鐵絲網，除偽自衛團外，還有偽警察、偽軍，有的還有鬼子。樺川縣太平川部落，駐守一個中隊鬼子，許多縣城都沒這麼多鬼子。未等槍響，警備電話打過去了，敵人就沿著警備道趕來增援了。況且，總攻堅打硬，你有多少本錢？這還叫游擊隊、游擊戰嗎？
1937年6月11日，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在傳達995號命令的會議上，說：“這樣的集團部落是匪賊最害怕的，因此他們一定要進行破壞。”
“吉特信”、“中代信”卻指示不要公開反對大屯，要讓群眾去大屯，指望能在大屯里進行合法的半合法的鬥爭。
後面將會寫到，有成功的例子，但這只能是極個別的。
部落大門，每天定時關啟。出部落要“掛號”（有的地區叫“掛條”，有登記、報告、請假等多種意思），來客人要“掛號”，串親戚要“掛號”，不“掛號”就會被視為“通匪”。來客人得有“居留證”，串親戚還得辦個“行路證”。上山打柴，下河打魚，都得有證，連到河邊挑水也得有個火印木牌。人的思想、行為，是不能不受環境影響的。打獵、伐木、採集山貨等，在山里從事這些比農耕獲利更大的營生，就不能不與各色武裝打交道，並與之保持一種友好關係。而且，在山里幫助抗聯，除了野獸，沒人知道。老屯子各家那點事兒，甚至祖宗三代都透亮的。這回十幾個、幾十個屯子拼成個部落，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到處都是新面孔，誰知道誰和誰什麼關係？誰是暗探、告密者？一些地方乾脆貼上紙條“莫談國事”。而原來的地方黨幾乎都是公開的，一旦需要轉入地下，已經全無“地下”可言，又如何能進入部落做秘密工作？
1937年8月28日，《趙尚志、張壽籛給祥兄信》中說：
中央關於拼大屯的策略的單純的指示，使我們很少經過鬥爭鍛煉的同志，“摸瞎”二年之久，始終無更正確的有效的辦法回答群眾的迫切要求。
趙尚志認為，像游擊戰不能解決戰爭最終的勝負一樣，我們也不可能全面阻止“集團部落”的建設，因為敵我的力量擺在那兒。但是，在力所能及的地區，必須打擊它、破壞它、遲滯它。能遲滯多長時間就遲滯多長時間，多一天就多一天主動權。希圖在大屯內開展合法的半合法的鬥爭是不現實的，勸群眾歸大屯更是錯誤的，正中敵人下懷。
有老人說，趙尚志平時手裡總愛拿根小棍，一根兩尺來長的水曲柳棍子。別人發言，他坐在座位上聽，他講話時坐著的工夫就不多了。講著講著就坐不住了，在屋里地上邊走邊講，講到激動處，小棍在手裡拍打著、揮舞著，一隻眼裡迸射著逼人的光芒。他知道勸群眾歸大屯對抗聯意味著什麼，他著急上火呀。
有老人說：趙尚志那嘴茬子厲害呀，幾個人綁一塊兒也說不過他。
問題在於他說得對不對？
“吉特信”和“中代信”，無論在宏觀上有多少正確性、指導性，勸群眾歸大屯都是塊致命的硬傷。
省執委擴大會上另一個爭論的焦點問題，是1936年10月2日的《中央代表團：中央新政治路線》中提出的“不要把抗日、反'滿'並提”。
對於“王康信”中把對偽軍和地主武裝的兵運工作，提到“佔黨的工作第一等的重要地位”，趙尚志就持不同意見，這“抗日反滿不並提”顯然是由此發展而來的。
1936年11月15日，《第五軍黨委會通告》轉發的《中央新政治路線》中說：
在“滿洲國”內還是中國人，其中有很多部分職員、長官、士兵等也不滿日寇之殖民地壓迫，而同情抗日或採取中立的態度。我們提出抗日統一戰線不提“反滿”，目的是（使）日寇孤立，使“滿軍”內某一部分人來參加抗日統一戰線或使其中立。
關於偽滿人員，主要是偽軍同情、幫助游擊隊、抗聯的事例，前面已經寫過不少了。連被偽軍稱做“'滿洲國'的'皇軍'”的靖安軍，即“紅袖頭”，深得日寇信賴自不必說，七七事變後曾打算派進關內作戰，結果司令藤井重郎少將被士兵李玉峰刺死。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又想派去菲律賓作戰，楠木屜隆中將又被刺。而自靖安軍成立之日起，刺殺頂頭上司的日本軍官，以及譁變、反正，也時有發生。
1935年只有一個日本人的安圖縣，有個綏芬大甸子街，居民1萬多人。東滿特委在這裡有個區工委，5個支部，黨員117人，反日會已成當地公開的政權機關，與偽政權共存。而老百姓有什麼問題，像結婚、離婚、地畝、地租糾紛，都來找反日會解決，因為反日會辦事公道，還不用花錢。反日會為2軍和義勇軍籌集糧款，偽政府不管。駐街偽軍一個營，與2軍和義勇軍有秘密協議：一是彼此互不進攻；二是日軍來了，偽軍要提前送信，打仗時沖天放槍；三是盡力為抗日武裝解決彈藥及各種物品；四是保護當地反日組織、人員；五是偽軍士兵有反日言論自由，並允許反日武裝在偽軍中進行反日宣傳。
“大甸子現象”只是個例，而與偽軍訂立協議，互不開戰，互通情報，則在各地或多或少都有。但是有個前提，就是在那個小環境內，你比他強大，或者旗鼓相當，或者另有許多對他不利的因素。
一個因素是他們是中國人，再一個是要給自己留條後路，不想把壞事做絕。寶清縣三人班偽自衛團文書戴煥章，是3軍4師32團副官，為抗聯收集情報，購買東西，32團團長李明順也常來常往，偽團總王貞什麼都知道，還挺幫忙。可像張傳福那樣讓他反正，參加抗聯，想都別想。他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與人方便，自己方便。”
這種人物，這種心態，在與抗聯訂立協議的各色敵偽武裝中，是比較普遍的。
但是，以上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而且只是其中較少的部分。
許多老人說，天氣暖和了，樹葉關門了，咱們的好日子來了，偽軍、偽自衛團對你也格外客氣了。樹葉落了，老天爺變臉了，秋冬季“討伐”要開始了，許多人也變臉了。有什麼事找到他們，就推三阻四起來。待到1938年後抗聯進入困難時期，包括一些所謂“外白內紅”的甲長也日趨反動，見到抗聯別說不告密，不打你就不錯了。
道理很簡單，他們是敵人。
他們是中國人，有時也會表現出點中國人的良心。可是，要他們在國家、民族與個人利益之間進行選擇，他們最終會選擇自己。不然，抗聯與偽軍進行了那麼多的戰鬥，有時還是很激烈的戰鬥，以及東邊道“獨立大討伐”，就難以解釋了。
“抗日反滿不並提”，是從關內的“抗日反蔣不並提”演繹過來的。蔣介石反共、剿共，可他是抗日的。 “滿洲國”是個什麼東西？是日寇一手製造出來的怪胎，溥儀是大漢奸，“滿”軍被老百姓稱做“漢奸隊”、“走狗軍”。如此演繹，豈不是牛唇對上了馬嘴？
“中代信”說“不應把滿軍與日軍同樣當敵人看待”——這話應改作“不應把滿軍與日軍當做同樣的敵人看待”。因為他們確有區別，不大一樣，並不像當時的一幅宣傳畫畫的，一個日軍和一個偽軍擁抱在一起，上面寫著“日滿兩軍親如一體”。
真理再向前邁一步就是謬誤。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個口號，曾被人視為沒有階級性，是向前邁了一步。而從偽軍與日軍確有不同，到“不應把滿軍與日軍同樣當敵人看待”，再到“抗日反滿不並提”，邁出去的可就不止一步了。
在省執委擴大會上，趙尚志不能不對“抗日反滿不並提”痛加駁斥——它對於抗聯造成的危害，雖然不像勸群眾歸大屯那樣大，卻也是個涉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問題呀。
趙尚志激烈抨擊的另一個問題，是“等待大事變”。
我們是處在緊迫關頭，殘酷的鬥爭著，工作著，積蓄保存進步和發展著，促進和造成一切有把握的勝利條件，而絕不是和平等待，消極退守，以為大的事變來，東北民族革命自然就成功，大事變不來，民族革命就算完了的一切錯誤觀念，而產生目前最危險的右傾路線或曲解國際路線，認為目前是準備大事變的時期，不是領導緊迫鬥爭的時期。
以上是珠湯聯席會議決議草案中的文字。而在此之後，北滿臨時省委和趙尚誌等人批駁“等待大事變”，以及“抗日反滿不並提”和勸群眾歸大屯的言論，比這更精練、更深刻，因為都是寫給某人、某單位的信件，就不引錄了。
“打”字當頭的趙尚志，一向反對消極避戰，“老熊蹲倉”，坐吃山空，怎能容忍“等待大事變”？
問題是“王康信”中說的，是“我們的策略現時不是將所有的反日力量'孤注一擲'，而是要更大的準備群眾，積蓄力量，保存和發展游擊隊的實力，培養大批軍事幹部，以作為準備將來更大戰爭和更大事變的基礎”，是“準備大事變”，而非“等待大事變”。 “準備”是磨刀擦槍，整軍備戰，一旦號角吹響，就躍出塹壕，發起攻擊，與“等待”不是同一概念。那麼，趙尚志和北滿臨時省委，為什麼要批評“等待大事變”呢？
“王康信”是裝在暖壺的夾層裡，由交通員從海參崴交通站送到吉東特委的。當晚李范五複寫6份，1份送往滿洲省委，其餘送到所屬縣委和4軍、5軍。珠河中心縣委接到後，馮仲雲讓於保合刻寫油印100多份，分送各縣委和3軍。
有老人說，會不會是複寫、刻印時弄錯了，把“準備”寫成了“等待”？或者幾個字油印得不清楚，順著上下文意思一溜，就溜出個“等待”？不然，趙尚志怎麼就認准了這兩個字？有這個必要嗎？隨“王康信”一道發下來的還有個通知，告訴大家王明、康生是什麼人。趙尚志若是故意把“準備”曲解成“等待”，那不是太歲頭上動土嗎？況且，他對“王康信”總體上是肯定呀？
那時的信件，經常是坐在樹底下寫完了，交給通訊員就帶走了。丟字落字錯別字，字跡潦草看不清，有信封裝錯的，有缺頁的，有途中淋雨、過河弄濕了，模糊不清的。晚上露營，衣服燒了，信也燒了，燒大了就廢了，就根據那些殘缺不全的文字猜吧、溜吧。
以上只是猜測，可以定論的，是有人確是在“等待”。這種情況在當年的文件中是不難見到的，連關東憲兵司令部也說某某部隊“其行動卻最為消沉”（請讀者理解，就不註釋了）。而在“王康信”指示不要孤注一擲，要積蓄力量，準備更大事變後，一些人等待得好像更心安理得了。連批評北滿不執行“中代信”是“妄加曲解，故作誤會”的人，後來也說“必須排除那些無根據的再等更大事變的機會主義的觀點”。
在趙尚志的心目中，“準備”也不僅僅是磨刀擦槍，等到大事變到來再躍出塹壕，而是現在就要主動、積極地作戰，向敵人統治薄弱地帶突擊。他沒有說出“我們也是大事變的促成者”這樣的話，他是用行動說的。
“大事變”這3個字，對於終年在山林僻壤游擊的抗聯官兵，已是夠費解的了。問題還在於“我們的策略現時不是將所有的反日力量'孤注一擲'”，究竟有沒有、有多少針對性？即便認為七七事變爆發是大事變到來了的人，也沒有孤注一擲，拼命一戰。老熊蹲倉般等待著的，倒有人在。趙尚志和北滿臨時省委，則認為七七事變還不是大事變。趙尚志的“打”字當頭，3軍、3路軍的遠征，更是與孤注一擲風馬牛不相及。
“曲解”兩個字頻繁出現的第一個高峰，是在貫徹執行“1·26”指示信期間，楊靖宇、趙尚志、李延祿、周保中等人，都曾被批評為“曲解”統一戰線為“上層勾結”。而珠湯聯席會議後，則是吉東和北滿互相指責對方“曲解”這個，“曲解”那個。再後來，這個是不是帽子的東西，就逐漸歸結、集中到趙尚志的頭上了。
王明，原名陳紹禹，字露清。他有許多筆名、化名和俄譯化名，“王明”是1931年在蘇聯擔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後使用的名字。
1904年，王明生於安徽省六安縣金家寨鎮。父親陳嘉渭在鎮子裡開個小店，經營竹木。土地革命時期，擔任六安縣六區反帝大同盟主席和赤色互濟會主席，國民黨佔領金家寨後，還組織群眾給紅軍送鹽送鞋。王明是家中長子，弟弟妹妹都是黨員，先後參加革命，小妹妹還參加了長征。
王明聰明，六歲讀書，八歲即能寫對聯賣錢，補貼家用。十六歲考入省立第三甲種農業學校，又考入武昌商科大學，並開始接受進步思想。前面介紹了本書許多人物在五卅運動中的作為。或者投身其間，或者置身事外，或者逆潮流而動，這是那個時代的青年學生都要作出的選擇。王明表現積極，並在同年秋天入團入黨，從此開始了職業革命家生涯。
使王明命運發生重大轉折的，是隨後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並受到副校長米夫的青睞。中國留學生精英濟濟，而王明半年內對俄語即能說會讀，列寧、斯大林的一些經典語錄張口即來。在二十五歲的沒到過中國的副校長心目中，這個聰穎、俊秀的二十二歲中國青年，就有了種鶴立雞群的感覺。王明當上中山大學學生公社主席是選舉的，米夫的欣賞、信任和施加的影響，也是顯然的。有了這個基點，再加上“階級祖國”、共產國際這樣居高臨下的背景，王明後來平步青雲也就不難理解了。其實，無論他在中共中央獲取多麼高的地位，在獨具特色的中國革命鬥爭中，終其一生，也只能算個缺乏實踐經驗的難成大器的書生型人物。
回到本書，王明對東北抗戰的重要貢獻，是起草了“1·26”指示信、“王康信”和《八一宣言》。前者第一次提出在東北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糾正了“北方會議”的孤家寡人路線，使東北的抗日救國運動開始走向正軌，是一份里程碑式的文件。後者則向全國同胞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號召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並明確宣布“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願意作成立這種國防政府的發起人”，“紅軍絕對首先加入聯軍，以盡抗日救國的天職”。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文件，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供了理論基礎，並直接導致“一二·九”運動的爆發，從而掀起抗日救亡運動高潮。據說，毛澤東也讚揚了《八一宣言》。
北滿臨時省委執委會擴大會決議案中，認為“王康未有把每一個鬥爭運動問題都詳細的更具體的指示”，這是苛求了。這樣的文件即便不是沒有的，也是極少的。任何文件都不能不受到各種各樣的局限，連《八一宣言》也有缺點、不足，“1·26”指示信更是明顯地拖著個“北方會議”的尾巴。我們今天看到的一些近乎完美的文件、著作，有的當年並不完全是那個樣子。至於因為王明、康生後來變成了人所共知的那種人，就認為他們在娘胎裡就不是好東西，做不出好事，否定他們的歷史作用和功績，更是站不住腳的、有害的。
但是，造成北滿和吉東黨的誤會、分歧，並引髮長達四年之久的親者痛、仇者快的內爭，這兩個人是無論如何也脫離不了乾系的。
半年多時間，上海中央局連續4次被破壞，主要領導人被捕叛變，楊光華等人又是這期間從上海調來的，王明、康生懷疑滿洲省委也有問題，調楊光華等人去莫斯科，審查他們，應不為過。
準備成立南滿、東滿、吉東、松江4個省委，無疑也是正確的。實際上，之前的南滿、東滿、吉東3個特委，和北滿的珠河、湯原兩個中心縣委，起的也是這樣的作用。而成立4個小省委，顯然更便於集中領導這四大游擊戰略區的抗戰。
但是，撤銷滿洲省委，無論從哪方面說，都是沒有道理的、錯誤的。
看看吉東所處的地理位置，就明白從莫斯科到海參崴，再到吉東，中央代表團通過這條線領導東北抗戰是很便利的。但是，吉東特委也好，吉東省委也罷，都只能是轉達中央代表團的指示，而不能取代滿洲省委的地位。認為楊光華等人有問題，可以改組省委，楊靖宇、魏拯民都是省委委員，魏拯民應該是代理書記的非常合適的人選。如果認為經吉東再哈爾濱太遠，浪費時間，貽誤戰機，滿洲省委可以遷到吉東，或者乾脆上隊。實際上，滿洲省委被撤銷前後，一些地區的黨組織已經陸續上隊了。
問題的緣起，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了誤會和分歧。其實，各地鬥爭環境不同，領導人的思想、性格、作風也有差異，對於北方會議以來的方針、政策的理解也難免差異，行為方式自然也有差異，你可能左點，他可能右點。當不同風格的各軍猬集下江，再加上經濟利益的碰撞，誤會和意見分歧、爭論，也是自然的、難免的。
也就是說，即便吉東沒說滿洲省委有內奸，吉東沒出叛徒，特委沒被破壞，“吉特信”、“中代信”中，沒有那樣幾處事關戰略方針的明顯的硬傷，後來的事情遲早也會發生的，問題大小而已。除非像南滿那樣，天各一方，互不接觸。
1941年1月1日，《金日成、安吉、徐哲給王新林的報告——關於抗聯第一路軍情況和對問題的答复》中，第15個問題為：“對北滿、吉東、及南滿黨委之互相關係以及領導意見之交換關係，總的對黨委和領導人之分歧都是哪些問題？”回答是：“南滿黨委與吉東及北滿黨委長期沒發生關係，因此也沒發生過什麼分歧的意見。”
1935年夏，日偽軍瘋狂“討伐”珠河地區，“治標”、“治本”雙管齊下，中心縣委向滿洲省委告急，省委又能怎麼著？手中沒有一兵一卒，又不可能從其他地區調兵增援。就是在平時，偌大的東北，只有個滿洲省委，人手又少，一些事情也是鞭長莫及。東北沒有南方大革命的經歷，黨員少，底子薄，每省一個省委也只能是空架子。況且，成立4個小省委領導4個游擊區，那游擊區之外的哈爾濱、長春、奉天、大連等城市，以及其他廣大城鄉的黨組織，又該怎麼辦？無論有沒有、有多少個小省委，都必須有個類似東北局的滿洲省委這樣的大省委，來統一掌管、領導、號令一切。 “家有百口，主事一人。”黨組織也是一樣。沒有領導，沒大沒小，各行其是，豈不亂套了？
事實就是亂套了。
如今國內外的綠茵場上，無論有多少黑哨、假哨，如果沒了裁判，那球還能踢嗎？
滿洲省委當然不是裁判，它是領導、指導東北抗日救國的，當然也可以協調、裁定下級黨組織的分歧、矛盾。以趙尚志、周保中、張壽籛等人的黨性，倘若滿洲省委還在，做出決定說句話，他們能不聽嗎？大敵當前，會耗費那麼大的精力，沒完沒了地爭論幾年嗎？
前面寫過幾筆的北滿省委交通員於蘭閣，1942年春被派到綏棱縣二道河子做地方工作，很快打開局面。他的辦法是廣交朋友，具體是與山場的把頭磕頭拜把子，共是7個人。為抗聯籌糧送糧、購買服裝，有事一找都來，不來還叫什麼“生死弟兄”呀？這些人豪爽、仗義，又精明，有頭腦，幹什麼都千方百計，從未出錯。一次，炭窖把頭曹景春給抗聯送信，回來時被鬼子抓住了。鬼子把他吊起來，任憑怎樣毒打，他咬緊牙關，隻字未露。
單立志老人說，我參軍前拜把子的8個人，老八是偽保長的弟弟。這人講義氣，他一耍橫，保長就不敢欺負我們這些人。我串聯9個人參加抗聯，說是讓鬍子綁票抓走了，其實保長心頭明鏡兒似的。可有老八在那兒擋著，上邊來人調查，他就得照著我們的話講。這小子是當地一霸，土改時讓人打死了，他的弟弟什麼事沒有。
“隊伍內禁止磕頭拜把子等小團體，勿致引起派別的人情觀念。”這是1938年1月5日下江特委（原湯原中心縣委）擴大會決議中的一個自然段。燒香磕頭，稱兄道弟，哥們義氣，那還叫共產黨的隊伍嗎？
但是，做地方工作，利用老鄉、親屬關係，以及拜把子、認乾親、在家禮等方式、手段開展活動，是各地普遍實行的，因為這些東西確實行之有效。張學良也認乾親，夫人於鳳至認宋美齡的母親為乾娘，宋母認她為四女兒。東北人認這個。 “山東張”楊靖宇在撫順做地下工作時，為什麼自稱山東人？因為東北到處都是山東人，老鄉見老鄉，平添幾分親，便於開展工作。而湯原游擊隊成立前後，中心縣委曾主張一種純而又純的革命，結果到處碰壁，每天除了開會，幾乎幹不了實事，被稱之為“炕頭革命”（坐在炕頭上清談革命）。
王明、康生通過滿洲省委和各地黨組織的報告，以及派往蘇聯學習的學員的匯報，得知這種情況，認為東北黨很複雜，有政治問題，開始審查。這也是滿洲省委被懷疑而遭至撤銷的原因之一，因為滿洲省委曾指示可以利用這些方式開展統戰工作。
無論怎樣審查、禁止，實際上這些方式一直都在運用著。
沒錯，這裡面有許多封建的東西，在家禮這種會道門還不無一種反動的色彩，可敵人能夠利用它，我們為什麼就不行呢？你張口就是“革命”，誰懂、誰聽呀？豈不是拒人千里嗎？倘是和平年代，談革命，講主義，慢慢培養他入黨都行。那時不行，許多事情是立馬要幹的，立竿見影的就是這些東西。
其實，如果讓王明、康生到東北來做地方工作，恐怕也難免拜把子、行三老四少禮的。
“我們黨的領袖王明、康生同志。”
“我們的領袖王明同志。”
已經是1939年的夏天了，如此只知有漢、不知魏晉的，也只有孤懸黑土地的東北抗聯了。
一些老人說，那時我們知道毛主席，但是知道得很少，而且是“朱毛”，“朱毛”在關里，朱總司令的名望好像比毛主席還高。那時我們知道得較多的是王明、康生，他們是黨中央的主要負責人，是共產國際委員，王明還是政治局委員，負責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總的工作，王康在莫斯科領導東北抗戰。有的已是老皇曆了，甚至都是老皇曆了，因為他們1937年11月就走了、回國了，可我們不知道呀，軍和路軍的領導可能知道，那也不能告訴我們呀。讓我們知道抗聯成了斷線的風箏，沒娘的孩子，那不影響軍心士氣嗎？
1937年6月24日，《五A·K給“化兄”即轉駐“際遇”表兄信》中，在談到“我們的迫切要求和建議”時，第一條就是：
誠懇的要求中央迅速決定全滿黨的集中領導機關及負責人，若再遷延，隔絕繼續下去的話，今後東北游擊運動必蒙受較以往的害處更大。
王明、康生撤銷滿洲省委，東北沒了黨的領導機關，又沒有統一的軍事領導機構，也意識到有被敵人各個擊破的危險。他們想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直接領導東北抗戰，這種領導原本就是困難的。事實上，南滿、吉東、北滿3個省委成立後，始終沒有形成中央代表團領導的統一核心，更不用說王康後來一走了之了。
迄今為止，沒有發現王明、康生離開莫斯科回國前，曾對東北黨和抗聯有過哪怕是片言只語的指示、交代。
“勇敢的、獨立的、有信心的、自主的進行工作”——楊光華起草的《中共滿洲省委臨時通知》（也是滿洲省委的“臨終遺言”），是那種環境下換了誰都難以超乎其上的最佳指示，忠誠的布爾什維克的責任感躍然紙上，令後人心動。
而王明、康生，對於在冰天雪地中浴血苦戰的東北黨和抗聯將士，連咳都未咳嗽一聲，就夾著皮包上了飛機，經迪化（烏魯木齊）去延安了。
什麼叫“不負責任”？ “我們黨的領袖王明、康生同志”也算登峰造極了。
作為共產國際委員，“1·26”指示信、“王康信”中的錯誤，是有共產國際背景的，不能簡單歸咎於個人。他們都是關里人，王明還是個“南蠻子”，不了解東北文化，對東北黨利用拜把子等方式開展地方工作大驚小怪，也不應苛責。但是，撤銷滿洲省委，群龍無首，引發東北黨從未有過的組織混亂，卻是他們一手造成的。種下禍根，鑄成大錯，回國前又不可思議地未置一詞，扔下個紛爭不已的東北黨一走了之，更是錯上加錯，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就憑這兩點及其災難性的後果，說他們是罪人，客觀上也不為過。
1937年3月31日，《中共吉東省委書記宋一夫、五軍黨委書記周保中給中共中央代表團的信》中，焦灼中不無憤怒地道：
中央代表團同志若再“放任”，實際上就是棄置。
“就是棄置”——扔了，不管了，你們自己折騰去吧。
關於趙尚志與謝文東、李華堂成立東北反日聯合軍總指揮部，3個月後，謝文東、李華堂又與李延祿成立東路反日聯合軍指揮部，前面已經說過了。
有人認為，比之“打”字當頭的趙尚志，謝文東更喜歡廣交朋友的李延祿。土龍山暴動，謝文東一夜成名，引來敵人重兵追打，用部下一些人的話講，“屁大工夫弄個屌蛋淨光”。趙尚志樹大招風，重整旗鼓之際，他得好好掂量掂量，不能一棵樹上吊死，不能莽撞。
與3軍的聯合，與其他各軍的此類行為一樣，遵循的都是前面第8章中的那三項條件。與甲聯合了，是不是就不能與乙聯合了？協議中沒有約定。當時好像想不到這一層，似乎也不需要約定，因為任何事情都有一些約定俗成的規矩。只是在土龍山暴動後的日子裡，謝文東見識了太多的世態炎涼，好像也顧不得這些了。
周保中說：“八軍在北滿黨與三軍援助下所發展的。”對於這一點，謝文東當然更有發言權。這年10月，在日偽“討伐”中，謝文東率隊向小羅勒密轉移途中，與3軍不期而遇。謝文東握著趙尚志的手，熱淚盈眶。在他最困難的時候，是3軍支持、幫助了他，這種感情自然非同一般。但是，當期望未能完全滿足，實際上也不可能完全滿足時，在利益面前，感情就變得脆弱了。
謝文東幾次要將所部編入3軍，無論出於什麼動機，也無論趙尚志是否窺透其中的玄機，預想到日後出現的麻煩，3軍軍長的做法都是無可挑剔的。以謝文東和李華堂的聲望、影響，與其聯合，而不是收編，更便於團結更多的抗日隊伍，有利於抗戰大局。他成為這幾支隊伍組成的聯軍的總司令，也是坦蕩的，無可替代的。
東進北上，之後是兩次西征，3軍是在不斷地游擊中發展、壯大並強大的，趙尚志則總是率主力在主要方向上指揮作戰。從珠河游擊隊時期就是如此，他是個實實在在帶兵打仗的軍長。百忙千忙中，多少也能知道點聯總的情況，可槍砲聲中顧得上嗎？再說也鞭長莫及呀？待到首次西征歸來，問題已經很難解決了，更不用說還跟因撤銷滿洲省委而引發的種種誤會、分歧，都攪和在一起了。
1936年11月15日，《中共北滿臨時省委給周保中及五軍黨委的信》中說：
我們認為五軍北來松江一帶活動，對於北滿已有之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忽視和不尊重是不正確，是離工作利益的立場的。
此次五軍同志又在八軍成立典禮中決定副軍長、師長等，並派去政治主任，未在該總司令部明令之下及通知該總司令部。
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當然不能包刮（括）全東北，當然不能包刮（括）一、二、五、七各軍，但他在北滿凇江流域三、四、六、八、九、十以及北滿、以及北滿淞江各反日部裡有他政治軍事意義和地位，有他的工作歷史和領導作用，有他的威信存在。我們不能要求一軍在南滿承認該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不能要求五軍在吉東，二軍在東滿，七軍在虎饒，承認該總司令部。但如果那些部隊到達凇江流域及與該總司令部領導下部隊發生關係（如果不發生關係問題還在其次），為了工作利益，應對該總司令部尊重和不能忽視。五軍北來我們同意，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可以改組，以便包刮（括）五軍。但在未改編之前，五軍活動到凇江流域北滿應加承認，才是正確者，便行活動與宋馬聚一致。如果黨領導下的隊伍尚不如此，則該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何以領（導）其他反日部隊。
吉星溝軍政擴大會，把東路反日聯合軍指揮部擴了進去，按理說4軍就是新成立的東北民眾反日聯合軍總司令部成員了。可李延祿會後率隊南返，謝絕的僅僅是不想留下組織軍政府嗎？謝文東從未說過要脫離聯軍總司令部，可他用行動訴說的是什麼？在捐稅徵收中，8軍不斷與包括3軍在內的聯總所屬部隊發生糾紛、衝突，昭示的又是什麼？
1937年11月5日，《周保中給謝文東等同志的信》中，“向八軍軍部各負責同志徵求意見，盼望八軍參加第二路軍”，是周保中的一相情願嗎？
本來就是個鬆散的聯合體，因了這些應該、不應該發生的事情，就變得越發鬆散了。
而且，“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的“東北”兩個字，也逐漸開始引人注目了。
最早冠以“東北”字樣的統戰聯合體，是前面已經寫過的1934年4月1日，在南滿成立的“東北抗日聯合軍總指揮部”，楊靖宇為總指揮，隋長青為副總指揮。像近一年後以趙尚志為總指揮的“東北反日聯合軍總指揮部”一樣，是一種特殊時期、環境中的產物，應該說“東北”兩個字就是那麼叫著，並沒有、起碼是不一定有後來一些人說出口或沒說出口的那種含義。問題在於南滿的這個聯合體沒有多大聲響就消失了，北滿的則由“東北反日聯合軍總指揮部”，而“東北民眾反日聯合軍總司令部”，再“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一直存在著，“東北”兩個字就逐漸變得敏感而微妙起來。
1936年1月20日，在寧安縣鏡泊湖北湖頭5軍軍部，2軍、5軍召開兩軍黨委特別會議，重要議題是研究成立抗日政府和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計劃聯合1軍奪取安圖，將其作為東北人民抗日政府和聯軍總司令部所在地。
2月10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共中央名義，做出《為建立全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決定》（草案），指出建立東北抗聯總司令部是東北抗日武裝目前最中心的工作。
1941年5月14日，《東北抗聯訓練處黨臨時委員會關於建立東北黨及抗日聯軍統一領導機關之意見書》中，談到“過去的血的經驗教訓”，“誰也不能否認到黨和軍隊的不統一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還在去年的秋天，敵人正在瘋狂的佈置他那所謂的“第五年度大討伐”，在北滿以寶、木、通、湯、依五縣為中心的進攻，尤其是封鎖和進攻“北山里”和“到蒙古山去”，那時我們曾經決定了極重要的軍事計劃，只可惜某幾部隊未能執行，雖然這樣三軍卻不能不自己單獨出動，分遣進行分頭的突擊。
這是1937年8月1日，《趙尚志張壽籛給謝文東的信》中的文字。
許多老人說，建立統一的抗聯總司令部，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明擺著的。敵人是統一的，它可以統一調動、指揮各地日偽軍，我們就不行，基本都是各打各的。比如說敵人在南滿“討伐”了，北滿、吉東、東滿不可能派兵馳援，抗聯沒有這一說。別說這種大的游擊區，就是一個軍散在各地，戰鬥中也難得增援，除非正好走到那兒趕上了。但是，如果這時各軍可以統一行動，在各地拔據點、打部落、毀鐵路、炸橋樑，鬧它個沸反盈天，不能調動南滿的敵人，也讓它“劁豬割耳朵——兩頭難受”，這不就是呼應、配合了嗎？再比如下江各軍徵收給養、捐稅，如果有個統一的領導機關，能弄出那麼多糾紛、衝突嗎？
成立個統一的東北抗聯總司令部，誰當這個總司令？
1934年1月23日，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楊靖宇當選為蘇維埃中央政府執行委員。 1937年末，中共中央做出召開七大決議，政治局決定成立一個“準備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委員會”，共25人組成，排在第24位的是楊靖宇。這在東北黨和抗聯中是絕無僅有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和滿洲省委，對楊靖宇的印像也非常好。 1936年3月8日，《中共吉東特委一年來的工作報告》中，也說“東北總司令部按活動歷史及軍隊實力可以楊靖宇為總司令，趙尚志，周保中，吳義成為副司令，或按實際情況重新決定之”。從這些情況看，楊靖宇無疑是東北抗聯總司令的最佳人選，可他遠在南滿，這總司令怎麼“總”啊？
1937年（無月日），《中共勃利縣委鮑林給北滿省委書記老馮的信》中，引用“誦”、即吉東省委常委於化南的話說：“尚志同志是一個有威信和三軍所在地是比較中心的地帶。因此經過我們的組織來宣布尚志同志為東北聯總司令，並且要在各方面來擁護聯總司令。”這只是一方面的意見。趙尚志從來就是個爭議人物，特別是在珠湯聯席會議之後。始終如一沒有異議的，倒是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