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將姓名隱去——或姓名，或名字，本章除註明者外，均與此同）同志給中共北滿臨時省委的意見書》（又稱“《×××同志給中共北滿臨時省委的信》”），應該是1938年2月9日，即趙尚志“應邀”赴蘇過界一個多月後寫的，全文7000餘字。
開篇第一個自然段，即說明“黨的意識統一與行動的一致，是戰勝一切複雜困難的先決條件”。然後說明“我北滿黨在珠河中心縣委時代，就表現地方黨與隊伍發生不可能解決的糾紛懸案”，“這紛擾的波浪擴大到整個吉黑兩省黨與隊伍中，這簡直是民族革命戰爭的罪惡行為，是反黨的傾向。為了徹底了解這一罪惡的根源，我們就不能不將這東西的歷史發展過程寫給你們”。
接下來回顧歷史，通過事例，主要說明以下的內容：一、珠河黨與趙尚志的分歧、糾紛，“主要還是尚志輕視與反對珠黨領導的結果”。二、中心縣委和趙尚志曲解“王康信”、“吉特信”、“中代信”，“這一右傾曲解，不但在工作發生很大損失，同時給'左'傾關門主義以抬頭的機會”。三、珠湯聯席會議，“'左'傾分子，乘黨的上級關係不密切，及子才的奸細事件的通知書等作辭，開始進行反黨行動，否認中代來信”。四、省執委擴大會，“決議又被'左'傾分子御用了。會議以後繼續與吉東黨尋隱糾紛”。五、“趙尚志由一九三五年秋就完全露出他一貫半脫拉（托洛）斯基主義系統化的思想”。六、“他仇視山林隊”。七、“尚志同志的思想有一貫分裂黨一致性的危險性，他自己以為自己什麼事都懂得，經常採用直接了得（當）的簡單方法去解決革命複雜問題”，“就連黨內的民主集中製，被趙尚志同志看作是一條壞麻（抹）布一樣”。八、“現在我認為趙尚志不簡單是傾向上的錯誤，根據許多鐵的事實告訴我們：他已經是反共產黨的陰謀家了，他已經作出許多小組織的反黨行為，他已經用手段，甚而恐怖手段來對黨的光明旗幟”。
我提出這個意見書，堅決要求諸同志研究批准，馬上毫不（猶豫）開展這一斗爭，這是目前鞏固黨的先決條件，成千上萬的英勇布爾塞維克會在這一斗爭中一致團結的。
“意見書”立即在北滿黨內引起軒然大波。
北滿臨時省委書記張蘭生，是“意見書”的支持者。
2月20日，《蘭生、×××給各軍負責同誌及軍師黨委的信》，其中1/3左右的篇幅，重複了“意見書”中的內容。
5月1日，在湯旺河谷南岔密營召開的省委第七次常委會上，張蘭生作了近3萬字的《關於徹底擁護和執行中央策略路線，堅決反對“珠湯中心縣委、三六軍黨委聯席會議”之反黨的“左”傾關門主義路線的報告》，認為：
××同志的意見書是使黨的策略轉變，使黨回到中央路線立場開展反對“左”傾關門主義反黨路線重要的啟蒙文件，我們在總的方面是同意這一意見書的內容。
尚志同志的一切傾向確是反黨的“左”傾關門主義路線的來源及主要負責者。尚志同志觀念中是一貫有其反黨傾向及分裂黨一致性的危險因素，目前爭取黨內一致，北滿黨轉變到中央路線來，放棄其反黨反組織小組織的行動和傾向時，黨必須克服和肅清尚志同志這惡劣傾向和因素。
金策是4個多月後見到“意見書”的。 6月28日，這位省執委委員、3軍4師政治部主任，在寶清縣密營裡寫了《關於×××同志意見書致北滿臨時省委、三軍黨委及六軍黨委和下江、哈東各特委的信》：
首先指出×××同志與北滿省委主要負責同志們的鬥爭態度的不確定。北滿臨時省委負責同志和××同志在尚志面前拋棄自己固有主張而轉向調和，但如果尚志同志不在現場時，××同志就反身過來又說擁護中央路線而反“左”傾等等，臨時省委負責同志又接受×××同志的機會主義鬥爭方式。
為什麼尚志同志在此的時候不提出來呢？是因為尚志同志的恐怖手段，因為“怕奸細的名詞”而屈服與調和，這種調和與機會主義鬥爭方式，不但不能克服與糾正不正確的傾向，而且幫助了這種傾向，使黨及聯軍內部造成更大的分裂。
雖然×××同志反傾向鬥爭觀念採取機會式的方式，但我們對××二月意見書裡有鐵的事實是不抹殺的，這種種的鐵的事實，我認為是，在我東北反日民族游擊運動發展鞏固上，在力爭結成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上有極大的（妨）害，（有）把北滿反日游擊運動分裂挫折的可能。所以，我們每一個同志應該而且立刻開展兩條戰線鬥爭，無情的以布爾什維克鬥爭精神、方法和方式去正面鬥爭。這個鬥爭開展一定會得到克服，因為（它符合）北滿、吉東全黨同志的願望和要求。
1935年秋，在勃利縣青山里，趙尚志與金策、郝貴林開會做出的五條決議，是符合“王康信”精神的。趙尚志“沒有什麼不接受的表示，而根據王康指示信以推動工作”。金策認為，“吉特信”、“中代信”確有缺點。 “××意見書裡寫到：'一九三五年三軍在牡丹江流域破壞了山林隊與群眾的友好關係'，這是不合於事實”。 “我們拉這種條件全部推上趙尚志同志的身上是不合乎當時實際環境”。 “我認為尚志同志的傾向並不是他主觀因素所發育起來的，而是有黨內同志的不鬥爭而調和作他尾巴中更加發育起來的”。
周保中的觀點，許多與金策不謀而合。
9月4日，《周保中給×××、金策及北滿臨時省委各負責同志的信》中說：
親愛的同志們！我們不客氣的向你們提出批評意見。你們反“左傾”關門主義，肅清黨內傾向，這是對的，極值得歡迎的。只可惜，在尚志同志和六軍軍事重要負責同志離去北滿以後，你們才“有組織”的號召反“左”傾關門主義。你們很容易把反傾向鬥爭和個別人的問題混合起來，或者把傾向性與個別人完全脫離。這樣一來，最易陷入雖然口口聲聲不離原則，實際上是傾向反傾向、人反對人、派別反對派別。
5月20日，《×××同志關於附會“左”傾關門主義的幾個嚴重錯誤致全黨的一封信》中說：
在執擴會以後，因為我個人小資產階級精神的存（在），我自己在工作上雖然保持自己應進行的工作，但是精神上是苦悶的，因我黨鬥爭的孤立，北省調和，吉東代表調和，自己就異常恐怖……奸細名詞到自己頭上，感（覺）必須中央來人才能解決路線問題，小資產階級的渺小、柔弱、動搖、可恥，缺點就在這裡，因之我就在許多“左”傾分子的反黨信件上，簽了許多我的名。
關於省執委擴大會議，許多老人寫了回憶錄，筆者前面也有敘述，還有以下的版本。
×××在“意見書”中寫道：
“左”傾分子的鼓掌聲中，首先在會開始就撤銷老馮省書記，會場空氣異常險惡，不但全會認為尚志同志威脅會議，這是全會同誌所公認的，同時我還可以誠實說，在這次全會議吉東代表保中同志，是處在被懷疑地位，經過許多同志力爭，才參加了此（次）會議。 ××是被監視的地位。
1939年10月12日，《馮仲雲給中共中央的工作報告》中說：
會議中之“爭吵”現象為東北黨有史以來絕無僅有的。 “武裝威脅”“爭吵”“叫罵”惡現象應有盡有。
同年5月9日，《侯啟剛呈中共北滿臨時省委的申訴書》中說：
這次會議本應該成為××同誌第一次擁護中央路線的“偉大表現”。因為他先認定了珠湯會議的路線違反中央路線，其次掀起北省其他同志的附和，最後又到江南和吉東省委討論了一次。這時候本可能使中央路線在北滿開放曙光。可是不幸在會議中，被尚志同志揮起拳頭一兩點鐘的一席話，××則竟至不發一言，轉馮群同志為群矢之的。保中同志以老練的舌鋒，終未煽動起××同志擁護中央路線的勇氣。致一致通過了“誤疑王康指示為右傾”、“珠湯會議一般並沒有什麼錯誤”的決議。這是說明什麼？ ××同志說，這是說明尚志同志好給旁的同志加奸細的頭號，因而不敢鬥爭。我的答復是革命者寧死不屈。我的工作歷史短，工作地位低，尚志同誌已經給我加兩次了，但我並不害怕。 ××是北省執委×××（×）×××（此7個字為職務，筆者將其隱去），我不信吉東代表尚在，會議席上還殺了活人拉（了）嗎？ ！
金策，1903年生於朝鮮鹹鏡北道城津郡（今金策市），中等個頭，較瘦，未到四十歲腦門兒上就開始脫髮，那張挺有棱角的臉就顯得稍長。他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寧安縣東京城區委書記、賓縣特支書記、珠河中心縣委秘書長、哈東支隊軍需處長。 1935年後任3軍2團、4團政治部主任、4師政治部主任，1938年11月任3軍政治部主任，1939年4月任北滿省委書記，之後又兼3路軍政委。朝鮮光復後，為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內閣副首相，1951年病逝。
因亡國、為救國流亡中國東北的金策，1927年在延吉縣被捕，被押送漢城西大門監獄關押3年。出獄不久又在寧安被捕，關進奉天監獄，判刑7年，“九一八”事變後亂中獲釋。他有一兄一弟，都參加抗戰，弟弟1932年被捕，也被押送漢城西大門監獄，從此下落不明。哥哥先在寧安縣委，後調東滿特委，在反“民生團”中被害。他在1941年1月11日寫的《金策履曆書》的“家庭、職業、現在何處”一欄中，寫道：“農業、中農、1930年10月，在寧安縣東京城離開家庭後，現不知何情，當時我家裡有母親、胞兄一、嫂一、侄兒一、侄女一，在延吉有兩個兒子。”
2007年10月2日，韓國總統盧武鉉跨越三八線訪問朝鮮，曾在平壤參觀朝鮮的著名學府“金策工業大學”。而當年講一口流利漢語的金策，只在農閒時讀過夜校，文化主要靠自學。 1939年5月9日，他在給張壽籛的信中談到剛起草的一份文件，“希望見閱後對有缺陷的或意不達明的地方，加以修改與補充”，對自己的文字能力似乎缺乏自信，卻絲毫也不妨礙他思想的敏銳、深刻與犀利。
談到金策，筆者採訪到的老人，都說這人老練、穩重、寬厚，有兄長風度，講原則，敢直言，常有獨到見解。平時寡言少語，挺嚴肅，又不難接近，讓人感到親切、信賴。從趙尚志到普通戰士，跟誰談話，都是靜靜地聽人講完，有時還會問你講完了嗎。而他的意見，通常都是結論性的。
1938年8月25日，下江特委書記高禹民《給中共北滿臨時省委的意見書》中，認為“我北滿黨執行了二年來的反黨路線”，“禹民同志對金策同志的意見書，有許多不同意的意見，而且還有反對的意見”，並逐一批駁，認為金策也一樣犯了調和的錯誤，然後寫道：
金策同志是我北滿黨強有力的主力中心幹部之一。他幾年來離開上級，使三軍四師得到擴大與發展，那絕不是偶然一回事，即是金策同志能忠實於黨、忠實於王康信——中央路線所得到的成效。金策同志是有老練的布爾塞維克的工作作風，他有一貫的誠懇性。
金策同志是接受任何人正確意見的。禹民雖然初次和金策同志見面，但現在回憶起來，確實給禹民一些正確的領導。金策同志是十分使人敬愛的同志，希省委主要負責同志和金策同志見面時，對×××的意見書要多加解釋。
你可以反對、批駁他的意見，但你不能不敬重他，並被他所吸引，即便是初次與他見面——這就是金策和金策的魅力。
11月16日，《×××給北滿臨時省委的報告》中說：
北滿黨的反黨路線，形成了有數（年）之久，毒氣惡霧佈滿了淞（松）江沿岸與黑省腹地，我們黨的中央各種重要指示，都被否決與擯棄無餘。我們金策同志，還在遠地逍遙，不聞不問，黨與反黨之間的鬥爭，已經鬥爭的波浪翻天，連日寇的特務機關都知道了，金策同志還是“隔岸觀火”，直等到北省已經決定轉變路線時候，鬥爭的潮水碰到了眼眉，才在“五里霧中”不知頭腦的閉目念起“聖經”，還講“×××同志的機會的鬥爭方式啦”、“更加阻礙了一致和統一啦”、“有極大害處，把北滿反日游擊運動分裂挫折的可能啦”。
沒有月日，時間應與×××的這篇報告差不多的《中共北滿臨時省委對金策意見書的答复》，認為“總的方面還是合乎中央路線及省委七次常委會關於轉變路線的決議的”，“××同志的意見書提出在尚志遠走××（原文如此——筆者）之後，是非常恰當的”。認為金策關於“吉特信”的確有缺點的“議論是模糊和錯誤的”，而“金策同志在自己意見書中所犯的錯誤的來源是對中央路線的模糊了解，對於北滿黨過去反黨'左'傾關門主義路線及反黨的小組織罪惡的行動具體事實不熟悉和不清楚”。
×××沒參加珠湯聯席會議，金策連省執委擴大會也未參加。青山里會議後，趙尚志北上湯原，從此天各一方，竟成永別。金策和師長郝貴林，率4師在依蘭、勃利、寶清、密山等地開闢新區，為西征主力籌款。在接到×××的“意見書”時，兩年半間，郝貴林和繼任師長陸希田都犧牲了，全靠他這位政治部主任在那兒拳打腳踢。
有理由認為，在接到×××的“意見書”，和寫著他的那封被省委稱做“意見書”的信，以及那封信被交通員帶走的那些日子裡，金策焦慮和擔心的主要就是兩個字：分裂。
有老人說，如果金策參加了省執委擴大會，他應該不會沉默，肯定會說出自己的意見。那會怎麼樣，也不好說，但能弄到這步田地嗎？
據高禹民的“意見書”分析，金策好像是8月下旬，動身去湯旺河谷找臨時省委的。不知是哪個腳後跟，兩年前在虎林負傷，《金策履曆書》說“傷情較重”，兩個月前膝蓋又被叛徒打傷。正是三江“特別大討伐”時期，我們可以想像，東荒漸涼的秋風中，他怎樣拄著棍子在山林裡一瘸一拐地跋涉，以及焦慮的心情。
強敵當前，他焦慮、擔心的是北滿黨的分裂。
——“當此非常時期則黨內糾紛、分裂，危機將何況（堪）設想！”
俗話說：“人怕見面，樹怕扒皮。”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撤銷滿洲省委，隨“吉特信”送到北滿的那封密信中，無論說不說“滿洲省委內部有奸細”，也無論隨後吉東方面出沒出叛徒，如果北滿、吉東和滿洲省委留守的小駱，大家能湊到一起，把話說明了、講透了，誤會消除了，意見分歧也就不難解決了。可這是不可能的。實際上，除珠湯聯席會議和省執委擴大會外，就是天各一方的擔任各種重要職務的人，用自己的筆，再通過交通員的腳，進行爭論。這種方式，下達指示、命令，互通情報，沒說的。進行筆戰，解決思想意見分歧，局限性就大了。耗時費力不說，一句不經意的擦槍走火的過頭話，有意無意的一句諷刺、挖苦，都可能加深誤會，把釦子結得更死。
這回，金策來到省委，當面鑼，對面鼓，大家都敞開胸襟交流、爭辯，就有了1939年1月20日的《中共北滿臨時省委發表“金策同志的意見一束”》：
省委七次常委會議並不因為××同志機會鬥爭方式，而拋棄重要意義的××同志意見書是正確的。
執擴會議××以及其他同志如果不採取調和主義立場，那麼也許執擴會的結果不會如此。執擴會議以後，××同志較之其他同志更有過無不及，而是與“左”傾分子更加調和、沆瀣一氣、同污合流。如當時××同志和尚志同志共同署名給謝文東、李華堂信。給李華堂信還是××起草的，給吉東省委和五軍黨委信是××同志熱烈同意的。鞏固黨的統一一致通告之不發是××同志同意的。三軍軍部不向西遠征，而要在下江撿些便宜，是××同誌等說的。熙山同志到九軍去為了撿炮及要回四軍二團機槍，是××同志同聲附和。小於事件是××同志支持的，一切的一切不勝枚舉。
××同志認為鬥爭只有自下而上才能完成。那麼××同志到六軍司令部後，尚志同志與省常委出山討論共同“過界”之前，為什麼不開展鬥爭，而又決定了使北滿黨工作蒙受極大損失的過界？ ！
我們要教育幹部，我們以後黨內鬥爭要採用正確的布爾塞維克的鬥爭方式，我們希望××同誌及全黨肅清機會鬥爭的殘餘精神。 ××同志應該毫不掩飾承認這一機會鬥爭方式的錯誤，自己處處注意轉變。不僅是××同志，北滿黨許多主要幹部同樣亦有這樣錯誤，亦應當注意改正的。
——省委鄭重的仔細研究了金策同志各種意見，完全同意金策同志各種意見！
趙尚志同誌已到你們處，我們現已撤銷其軍長責任，黨內的處罰你們決定，我們認為他不必回來，回來對工作有損失，設如你們認為可以回來，那麼你們得給我們辦法的指示。
這是1938年5月10日，《中共北滿臨時省委給中央的報告》中的一個自然段。
前面引用過的臨時省委發表的“金策同志的意見一束”，開篇即羅列出金策到省委後，“耐心的研究了”省委提供的許多文件的篇目，其中並無上述報告。
不能由此結論有人不想讓金策看到這篇至關緊要的報告，如果金策看到了卻不置一詞，顯然是不可思議的，也就自然使人疑竇叢生。金策想保護趙尚誌及其他同志的意圖，也應該是顯然的。而與共和國的年齡差不多的一代人，以及如今已經不多的他們的父輩，顯然也能明白這種可能性是不大的。況且像馮仲雲一樣，他也不可能同意趙尚志那樣公然地反對“中央路線”。
省執委擴大會期間，馮仲雲哭了。
記得是個傍晚，李敏看見馮仲雲坐在院子前面河邊的一棵倒木上，那副缺條腿的眼鏡拿在手裡。馮仲雲來帽兒山6軍被服廠開會，李敏第一眼就看到了那副眼鏡，一邊用根麻繩綁在耳朵上，一會兒就得往上推一推，看文件時還得用隻手擎著。李敏很感激他同意自己上隊，就選了根眼鏡腿樣的水曲柳樹條子，想找個機會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李敏喊著“馮省委”，蹦蹦跳跳跑到近前，想給馮仲雲個驚喜，卻發現那張臉上好多淚水。
李敏覺得在帽兒山的這些人中，要講哭鼻子、抹眼淚，那應該是只有她才有的權利，起碼第一個應該是她。可自上隊後，無論怎樣想爸爸、哥哥，她都忍住了，再未掉一滴眼淚。她實在搞不懂，像馮省委這樣大的干部，怎麼也會哭呀？不過，這兩天里外忙活，也斷斷續續聽到一些。 “馮瞎子”，你到底是什麼意見？ “馮瞎子”，你到底是擁護，還是反對？她不明白這些大人、大干部爭論的那些東西，直覺告訴她，有人好像是在欺負馮仲雲。這是欺負老實人，心頭就有些不忿。
馮仲雲趕緊抹著臉上的淚水，掩飾道：剛才是迷了眼睛。
李敏直通通地道：馮省委，誰欺負你了，俺去告訴裴大姐，讓她幫你。
在十三歲的女兵心目中，被服廠廠長裴成春裴大姐，是無所不能的。
馮仲雲拍拍她的肩膀：小丫頭，別瞎說，沒人欺負俺，是隻小蟲子飛進俺眼睛裡了。
李在德對馮仲雲最熟悉了。 1932年秋，馮仲雲到湯原巡視，就住在李在德家，管李在德的奶奶叫“阿媽妮”。 50年代初，他們又都調到北京工作。
一天，突然闖進來一幫鬍子，要錢沒有，就到處翻值錢的東西。見到馮仲雲，說他是“日本探子”，要拉出去崩了。李在德的母親上前去攔被打倒了，李在德的奶奶撲上去，說他是俺的啞巴兒子，從朝鮮來看俺的。李在德和母親也撲上去，死死抓住馮仲云不放。鄰居都跑來了，作證，說馮仲雲是這老太太的啞巴兒子。
李在德老人說，馮叔叔那眼鏡1000多度，打游擊鑽林子掛掉了，滿地去摸，摸不著就喊快來幫俺找眼鏡呀。他是南方人，俺家來個生人，他就裝啞巴，還得趕緊把眼鏡藏起來，啞巴哪有戴眼鏡的呀？
老人管馮仲雲叫“馮叔叔”，說在東北抗聯，論文化、學歷，馮叔叔應該是最高的了。
馮仲雲，1908年生於江蘇省武進縣。寫於1941年1月11日的《馮仲雲履曆書》中，這樣寫道：“我在中國國立北平清華大學數學系畢業，專攻數學物理。”“我的家族共有：父、母、哥、嫂、弟、妹、妻、子、女各一。父親馮德選，母均已六十餘歲，現與弟馮以衡一起在江蘇武進原籍。抗戰軍興，消息暌隔，未知尚在人世否。父親曾參加過辛亥革命，二十年前曾是富商，早已破產。”“我妻薛雯在1931—1934年曾在滿省秘書處做工作。1934年12月被中共中央調赴上海中央工作。1935年曾在上海被捕後出獄。七七抗戰以前到陝甘寧邊區中共中央去了。現在不知在何處。”
1927年入黨，曾任清華大學黨支部書記。 1930年11月被派到哈爾濱，在東北商船學校教授數學、物理，做秘密工作。 “九一八”事變後，任全滿反日總會黨團書記。之後為滿洲省委巡視員、秘書長，哈東支隊政治部主任，3軍政治部主任，珠河中心縣委宣傳部長，北滿臨時省委書記、宣傳部長、秘書長。 1939年2月為北滿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兼6軍政治部主任，1940年5月任3路軍政委。
1000多度的近視，1.70米出頭的個頭，一副挺大的骨架，戰爭年代瘦，沒多少肉，長臉，新中國成立後逐漸胖了，就變成圓臉了。筆者採訪到的老人，都說沒見他有發脾氣的時候。即便是破衣爛衫，那人那模樣跟野人差不多，餓得走路都打晃的時日，他也是那麼文雅、溫和。那種學者氣質是滲入了骨髓的。而他在那戰鬥間隙經常憧憬著的，就是抗戰勝利了，能夠重新回到校園去，重溫那些久違了的數學公式，“最好能成為一名紅色博士”。
1940年10月31日，《馮仲雲給海路並轉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
尚志、保中以及祖國同誌曾向北滿黨提出要我擔任三路軍總政委，當時我未曾同意的。但當我回北滿黨後，總指揮壽籛同志、省委金策同志都同意這一意見，因此我現在是擔任了抗聯三路軍政委。但我個人才疏學淺，缺乏革命的鍛煉，且我個人個性溫和軟弱，經常犯調和主義的錯誤。
1932年夏，正是貫徹“北方會議”精神，羅登賢受批判、省委書記被撤職之際，一些人劃清界限猶恐不及，馮仲雲為襁褓中的女兒取名“憶羅”——懷念羅登賢。
馮仲雲是個“老好人”，這在當時好像已成共識，就沒說出是個“泥瓦匠”罷了。在那樣一種鬥爭環境中，學者的溫文爾雅被視為軟弱，是太普通平常的事了，連他自己都這麼覺得。其實，他從來都是講原則、有主見的，而且堅忍執著，光明磊落。只是在革命隊伍內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中，他從來都是與人為善的同志式的，永遠也不會那樣粗獷、咄咄逼人，無形中好像就把自己置於了弱者的地位。
馮仲雲對趙尚志也有意見，並提出批評，但他始終欽佩趙尚志，認為他是抗戰英雄。 1946年珠河縣改名“尚志縣”，據說就是時任松江省省長的馮仲雲的極力主張。須知，當時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趙尚志早已十惡不赦，談及抗聯，對“趙尚志”三個字唯恐避之不及了——後面將會具體寫到。
在省執委擴大會上，馮仲雲贊同趙尚志的意見，認為“抗日反滿不並提”、勸群眾歸大屯、等待大事變是錯誤的。但是，現在已經不同於珠湯聯席會議時的情況了，起碼在組織路線上不用猜謎了。作為一名黨員，他不能違背黨的組織原則。於是，在趙尚志咄咄逼人的目光中，他就成了腳踏兩隻船的尷尬角色。
他也說過違心話，和過稀泥，不和怎麼辦？鬥？大敵當前，自己人鬥來鬥去，得利的只能是誰？像金策一樣，他擔心黨內分裂。
同年3月5日，《中共北滿臨時省委給×××的指示信》中說：
當然啟剛同志在觀念、方法、立場、工作方式上有嚴重的錯誤傾向，然而我們認為他的頭腦中，不是沒有“好的因素”。他還是可以轉變的。我們要求他自覺的轉變，我們要幫助他的轉變。啟剛同志在民族革命運動中，勿管他某些時期曾有缺陷和動搖，然而總的方面說還是有光榮的戰鬥歷史的成績的。長期是我們的同伴！現在還是我們同伴！因此，我們要愛護他，幫助他。還須要如王康信中所說的，要愛護我們的干部！
而在此前的元宵節，馮仲雲在給侯啟剛的信中說：
我們無論觀點、方法、立場、傾向、情緒、生活等等，希望你能研究，提出意見、批評，站在愛護和幫助我個人，站在同志間的熱愛的立場，是非常必要的，我完全歡迎你給我來信。我非常惦記著你的病，近來病情如何？希望善為保養。
如果多一些像馮仲雲這樣的同志，侯啟剛後來會自殺嗎？而在給困境中的侯啟剛送去暖暖的愛意的同時，他的堅忍的原則性和剛烈情格，也在無形中躍然紙上。
侯啟剛頭腦中有“好的因素”，而筆者採訪到的老人中，則沒有不說馮仲雲是好人的。他堅決抗戰，忠於黨，並且忠於妻子。像他這種職務的人，有的再婚了，有的留下這樣那樣的“浪漫”。戰爭和大煙泡，把皮膚、性情磨礪得粗糙、冷硬，而他對同志和親人，依然一如既往的寬和、純淨。有人也勸他，妻子久無音信，八成是不在了，重建個家庭吧。他說“寧可一輩子打光棍兒，也絕不再娶別的女子”。
密營暴露，人員撤離，馮仲雲念念不忘那些老弱病殘，想方設法安頓到比較安全的地方。一些老人則講“八一五”日本投降後，這個不知父母“尚在人世否”，也不知妻子兒女在何處的人，怎樣尋找那些流落民間的抗聯後代。 “文化大革命”中被活活打死前幾天，他還在為一位當年滿洲省委的同志寫證實材料。
無論從哪方面說，馮仲雲都是個好黨員。而後面將陸續寫到的那些被降職的、撤職的、開除黨籍的人，無論自珠湯聯席會議始犯了什麼樣的錯誤，一時間無論認識到、認識不到自己的錯誤，他們都是堅決抗戰的，都是打鬼子的好人。
1937年8月28日，《趙尚志、×××給祥兄的信》中說：
北滿黨與吉東黨過去的，直到現在的政治意見的爭論，如反日抗“滿”並提與不並提的問題，及歸屯的策略，“滿”兵的策略，及各種比較複雜問題等，曾有激烈爭論。但最近在北滿黨省委執委擴大會上，吉東代表周保中同志，是同意了北滿黨的一貫意見，但吉東黨是否還有意見，我們就不得而知了。不過直到今天我們還疑心吉東黨內部有奸細的存在，如劉曙華同誌等，在××同志關於吉東黨內可疑事件時（有文件——關於吉東黨內部可疑的三個事件），北滿黨就很多意見，及參看救國時報，內載的史平論奸細問題，我們更認為我們這種懷疑，不是神經過敏，乃是革命者應有的警惕精神。根據目前北滿黨與吉東黨關係，一天比一天接近，你們應當詳細的考察以後，給我們答复，以免我們彼此工作中不斷發生隔閡，而且是不得不隔閡，我們最近除了加緊黨的警惕外，已經開始封鎖對於吉東黨之間的重要消息，特別是北滿重要計劃，注意，請詳細檢查一切送去的材料。
北滿與吉東間的分歧、爭論，始終免不了誤會。
前面說過，由於各地環境、條件及領導人性格的不同，也就形成了各軍不同的特點和戰鬥作風，有時對同一件事情的理解和處理方式，也有差異。比如對金溝木業的捐稅徵收，吉東有的部隊不論日偽，還是民族企業，基本是同樣對待。趙尚志認為收了日偽的捐稅，就允許它採金伐木，這是讓日寇得了最大的利益。南滿也曾認為“這是作了'滿洲國'走狗軍隊的任務，幫助敵人資本的發展”。
被有的作品稱做的“吉東方式”，以及可以同樣類推的“北滿方式”、“南滿方式”等等，就跟持家過日子差不多，各有優長。在抗日救國毫無二致這個大前提下，應該互相取長補短。北滿臨時省委執委擴大會邀請周保中參加，就是一次嘗試。可在撤銷滿洲省委引發的組織混亂和誤會的大背景下，問題已經很難解決了，甚至不可能解決了。
冥冥中好像有隻無形的手，唯恐北滿和吉東間的亂子不大。原來的分歧還是懸案，又出來個後面將會詳細敘述的劉曙華的“奸細問題”，北滿開始封鎖與吉東間的重要消息，新的誤會、危機又來了。
1938年5月14日，×××給周保中、宋一夫等連發兩信。 《×××關於北滿黨的路線鬥爭等事給周保中、宋一夫及二五軍全體同志的信》中說，“你們也應當堅決負起不斷在信件上，言論上，來努力推動和幫助北省進行這一轉變，特別是在實際行動上援助北省走向轉變”。 《×××關於糾正北滿省委“左”傾關門主義問題給周保中、宋一夫同志的信》中，再次談到撤銷趙尚志、李熙山、黃成植幾個人的工作問題，其中撤銷李熙山9軍政治部主任的職務，“請你們站在兄弟黨統一的精神，及聯軍系統上，必須負責幫助解決”。
6月27日，《周保中關於乾部等問題給金策同志信》中說：
在我黨以中、高革命先進分子鮮血創造，為中國民族被壓迫民族解放而鬥爭抗日聯軍——第三軍，在北滿松花江岸起骨幹作用，這不用贅說。可是由於個別同志帶傾向性，而影響到三軍更大發展，特別是在軍隊基礎鞏固方面突露許多缺陷，到目前極緊的鬥爭階段，內部許多困難問題，表現出更加繁難。首先是三軍軍事負責主要幹部尚志的遠走，使全軍缺乏集中的有系統的領導。而我聽說××同志最近在尚志“遠征”之後，在北滿黨組織發出什麼反“左”傾通知，並曾由侯啟剛同志轉達宋一夫吉東省委援助，一致起來展開黨內反傾向鬥爭。 ××同志這種表現，在我個人認定是極危險而冒昧無知可恥的行動。去年此時北滿擴大會議，××初則一言不發，完全改變在江南時的堂皇正大，象真是布爾塞維克的態度，對於有傾向問題及有傾向同志的批評半吐半吞的尾巴主義，會議以後，完全調和做了尾巴。因此去年此時北滿會議原則性的一線曙光，又完全黑暗，而被某個別同志一手全改，影響到江南江北的全般工作，×××同志首先有責任。
現在是革命——東北游擊運動處在極端嚴重的時候。而我黨所領導的骨幹軍——三軍正需要全力來圖謀鞏固，即使我們遭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也得要保持最基本的最中心的力量，絕不能使全部革命力量成問題。尚志同志“遠征”，××同志不能便認為這是反“左”傾的機會。這是（樣）的觀點和這樣的簡單做法，能夠會幫助了我們的死敵——日賊法西斯蒂。
應該怎樣做才對呢？首先應該盡一切可能保持北滿組織的整個性，把一切同志團結在黨組織正確的原則立場上，個人行動問題和個別傾向問題，應該依照緊急鬥爭形勢，按黨的原則性來解決，首先要顧（全）無論任何問題解決必須使黨更加有力，要把黨對聯軍領導特別是對三軍的鞏固提到第一位，同時應該提出目前游擊鬥爭的各種具體必樣（要）辦法。 ××同志江南江北走，並未著眼到這一點，象政客式的“搖旗吶喊”、“清談”，這可算吾黨之不幸！
9月4日，《周保中給×××、金策及北滿臨時省委各負責同志的信》中說：
尚志同誌之去找中央關係，是否經過北滿黨組織同意，我們不得而知，但久去不歸，顯係在緊急關頭，事情弄到壞的地步以後，逃避實際困難，我們提議糾正傾向，撤銷工作是另外一回事。你們應該依照尚志同志去中央的線索關係，要求幫助他改正錯誤，特別要求他回到戰線上來繼續鬥爭。戴鴻賓以下各同志同樣提出這個要求。
趙尚志過界去蘇聯二十多天后，周保中也過界了，在蘇聯境內比肯的一個接待站待了一個月零四天。 2月24日，即動身回國的前四天，《周保中給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中共中央代表團的信》中說：
北滿黨組織不良傾向所含有危險性，若不適時適當的解決，有可能墮入到反革命日賊奸細托陳匪類中去，這是由於北滿黨的歷史的組織生活、政治思想和工作表現所看到的。改造北滿黨必須把盤踞在三軍中的傾向分子調開，趙尚志同志必須調其他工作。三軍及北滿黨需要從中共中央代表團迅速負責派十名以上各級黨各工作的負重要責任的同志。
參加了北滿臨時省委執委擴大會，周保中覺得要解決北滿黨的“傾向問題”，不把趙尚志調走是不可能的。而時隔半年多後，北滿黨弄成這個樣子，東北抗戰又處於極端艱難困苦時期，只有趙尚志回來，才能結束這場內亂。無論如何，反“討伐”才是當務之急——我們是不是應該這樣理解周保中的態度變化？
殊不知近半年前，北滿臨時省委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已經認為趙尚志不必回來了。
11月16日，《×××給北滿臨時省委的報告》中說：
東北目前的客觀環境的反映，完全證明了黨中央給全黨同志信的正確性，以及一切中央發出的文件，靡有一件不是很周密精細的指示給我們。過去因為我們負責同誌及下級黨部，即（既）然知識淺薄，許多問題容（易）弄錯，又加上自滿自足，輕視我們周圍發生的新象徵，結果使我們的過去成為犯罪的過去。
第二天，《×××關於北滿省委工作中的錯誤及思想問題給北滿省委的信》中說：
對於吉東黨的鬥爭簡直不能停止，繼續開展，因為現在吉北兩個組織的一致是假的，不是真一致，更不是“意識與行動的一致”，應當取得鬥爭中的真一致。
在此期間，還提出吉東黨與北滿黨的合併問題。抗聯的統一指揮，首先就要求黨的統一領導。這當然是令人欣喜的，只是還有這種可能性嗎？
1939年2月20日，《中共北滿臨時省委致×××的信》中說：
親愛的××同志，當此巨艱局面，我要堅決反對人與人對立的現象。北滿執委諸同志犧牲、逃亡、叛離僅存幾稀，革命責任是落在我們肩上，我們能不精誠團結麼？ ！
能夠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堪稱萬歲的，還有1937年（無月日）《中共吉東省委給北滿臨時省委常委並轉尚志、××、馮各同志的信》中的這樣一段話：
在北滿臨時省委擴大會後來的長篇信中，吉東同誌有一貫到底的認識：就是北滿黨各負責同誌中心幹部，沒有一個不是從主觀上去擁護黨、擁護中央路線。
1937年6月9日，《××關於吉東黨內部值得注意的三個重要事件》中，一是“朱明的事件”，二是“工會事件”，三是“劉曙華的問題”：
劉曙華的問題：言論與以上這兩個東西大致相同，老是歌功頌德的說“不繳'滿'兵，是中央正確路線”。又說：“五軍不繳'滿'兵，大事變到來時，'滿'兵都譁變，都能到五軍來”。說：“繳'滿'兵一部，別部分就不可能聯絡了，那是破壞統一戰線”。他前一年曾經被日賊捕去，已經在日帝面投了降，允許當走狗，後潛逃回隊伍。黨政工作無實際成績。去年來依東，不經過組織關係，不得到三軍同意，改哈東辦事總處，為牡丹江辦事總處。擬老謝為總處長，反對三軍，已經囑吉東黨考察之。
8月1日，《趙尚志×××給謝文東的信》中說：
我們要告訴給你劉曙華是曾經給日本做過偵探的呀！
共產黨給8軍派來的黨代表，竟然“曾經給日本做過偵探”！謝文東這一驚吃得能小嗎？而且僅僅是吃了這一驚嗎？
劉曙華，原名李明華，化名老曹，1912年生於山東省濟南市，30年代初入黨，1934年到蘇聯海參崴列寧主義學校學習，1935年任密山縣委書記，1936年為穆棱縣委代理書記，同年7月到5軍2師任政治部主任，9月調任8軍政治部主任。他是在密山縣委書記任上被捕的，關押5個月，被組織營救出獄。
7月19日，應該是見到了《××關於吉東黨內部值得注意的三個重要事件》吧，《關書范代周保中給北滿省委及趙尚志諸位同志信》中說：
八軍劉主任曙華同志暫時停止吉東省委執委工作，關於黨紀律處分問題，現在還沒有決定，周同志此次東去，單獨與劉曙華同志作一談話，並蒐索多方之材料，然後再決定。
顯然，吉東的處置方式比較穩妥的。那麼，××、趙尚志和×××為什麼要突然間來這麼一下子呢？是以為謝文東這時已經知情了？或者把共產黨員謝文東當作自己人了？起碼後者是否定的。就算板上釘釘認定劉曙華投降當了走狗、偵探，也應該先穩住他，再採取相應措施，而不能這樣一竿子戳過去。因為他畢竟是5軍派去8軍這樣一支統戰部隊的黨代表，內外有別，相當敏感，影響非同小可，還可能打草驚蛇。再聯想到×××所說的劉曙華到依東後的表現，以及8月15日《抗聯總司令部、三軍司令部給吉東省委並轉五軍軍部信》，說“吉東黨及五軍軍部應注意下級幹部及個別同誌有意無意中破壞三軍聲譽或不合事實的以及不負責的批評之立場的危險傾向，尤其對革命破壞和損失（不論在黨內和群眾方面），如劉曙華、關書範等須予以應有的製裁”，難免讓人想到其中可能摻雜了北滿和吉東黨之間的誤會、分歧。這時的謝文東，對此可能不大明了，可他多少能沒感覺嗎？而感覺有時反倒不如了然於心，可能把事情弄得更糟，特別是對於謝文東這種疑心病挺重的人。
無論有意，或者無意，××、趙尚志和×××的這連續的兩竿子，後果都是災難性的。 8軍的統戰工作本來就挺艱難、複雜，這下子就更艱難、複雜了，劉曙華的處境也一下子凶險起來——留待後敘。
趙尚志“應邀”過界前，“三江大討伐”已經開始了。 “治標”、“治本”，雙管齊下，規模之大和殘酷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抗聯從此步入嚴冬，開始了“天大房子地大炕，野菜樹皮當食糧”的歲月。
有老人說，北滿4個軍，3個軍長過界被扣，3軍幾個月就損失一半左右的兵力，多少人流血犧牲，凍死餓死，許多隊伍潰散了、投降了。國歌中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那時是東北抗聯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應該“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砲火前進”，全神貫注，全力以赴反“討伐”。筆桿子什麼時候都不能丟，它能宣傳群眾，鼓舞士氣，打擊敵人。可這畢竟是你死我活的戰爭，筆桿子不能替代槍桿子向衝上來的敵人射擊，更不用說那筆頭子對著的還是自己人了。 “反傾向”真的就那麼重要嗎？趙尚志他們“傾向”到敵人那邊去了，跟日本鬼子穿了連襠褲嗎？
槍砲聲中，歷史沒有留下謝文東、李華堂參與這場筆戰的資料。連共產黨員謝文東也沒有這種資格，只能置身事外。 “左”呀“右”的，“傾向”呀“路線”呀，讓他們參加這場筆戰，無異於趕鴨子上架。可他們明了有利於抗戰的就是有益的，不利於抗戰的就是有害的。當然也明了抗聯的處境，也逐漸明了北滿和吉東黨發生了什麼，正在進行著的硝煙瀰漫的筆墨大戰。
李華堂十分敬重趙尚志，欽佩他打鬼子的精明、幹勁和戰績。周保中到下江後，很尊重李華堂，李華堂對周保中也頗有好感，許多問題求助周保中。但與謝文東的8軍不同，9軍始終與3軍保持友好關係，未脫離聯總。 “姦老奤”始終記得在他最困難的時候，是趙尚志和3軍幫助了他。他與3軍派來的軍政治部主任李熙山，相處得很好，郭鐵堅等人也受到他的信任。他對北滿臨時省委撤銷李熙山的9軍政治部主任不滿，對繼任的魏長奎避而不見。他對北滿省委不與他商量，即決定9軍主力西征不滿。而這些不滿，或多或少都與對北滿黨內大批趙尚志的不滿有關。
1938年12月2日，高禹民給省委的報告及工作提議中說：
要多向華堂同志作解釋和說明北滿省委現在和過去的不同。
9月4日，《周保中給張壽籛、金策及北滿臨時省委各負責同志的信》中說：
八軍問題的確被傾向路線鬧得領導不易、複雜、辣手。
無論謝文東對趙尚誌有多少不滿，也無論應不應該把“姦老奤”換成“姦老謝”，像李華堂一樣，在抗戰打鬼子上，他都不能不佩服趙尚志。眼下，這些人對趙尚志這樣的“共產派”尚且如此，將來又會怎樣對待他這樣的“民族派”呢？
“咱們的隊伍還要咱們自己去說了算。”沒人說謝文東的這句話是雙關語，更沒人說謝文東、李華堂的叛變，8軍、9軍的潰散，是“反傾向鬥爭”所致。但是，這場曠日持久的好像並不涉及到他們的“反傾向鬥爭”，使他們與共產黨疏遠了，而不是親近了，絲毫無助於堅定他們的抗戰信念，只能使其更加動搖，當是無疑的吧？
整個的說來，希望東北黨同志應站在黨中央一致的路線下集中力量，努力衝破目前日寇向東北游擊運動的各種進攻，不要離開原則立場的爭論，若把黨和群眾隔離，黨內人與人對立，黨所領導的抗日軍隊對立，誰這樣做誰就是革命的罪人。
這是1938年6月26日，《周保中關於東北游擊運動的方針、黨的組織原則問題及對三軍、獨立師部隊目前工作活動等給侯啟剛同志信》中的文字，而且還是“中共中央代表團認為”的，可結果又能怎樣？
在這場全面否定珠湯聯席會議以後的路線、策略，批判、清算“左傾”、“左傾關門主義”、“反黨”、“反中央”路線及其分子的鬥爭中，北滿黨和軍隊的高級幹部（師以上）中，12人被開除黨籍並撤職，10人被撤職，3人被嚴重警告。而無論這些人的錯誤，乃至“罪行”多麼嚴重，沒有任何人說他們是不抗戰、不打鬼子的。
從1938年初至1940年初，這場“反傾向”的“路線”鬥爭，歷時兩年才告結束，而其影響為時更遠。
在那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甚至不得不用戰友的遺體維持呼吸運動，以求生存、戰鬥的歲月，這些與日寇不共戴天的肩負重任的共產黨人，就在那些緊張的戰鬥間隙奮筆疾書。許多文件長達幾千字，有的近3萬字。凡是看過《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匯記》的人，都清楚在同時期的文件中，這類文字所佔的是種什麼樣的篇幅——那僅僅是耗掉了包括交通員在內的多少人的精力和時間嗎？
筆者實在搞不明白（我想讀者也是一樣），可以不記舊仇夙怨，跟曾經反共的抗日武裝搞統一戰線，甚至“抗日反滿不並提”，期望把漢奸都統戰過來，而對趙尚志這樣堅決打鬼子，而且特別能戰鬥的共產黨人，為什麼卻容不得呢？
歷史的事實是，一些似乎只能幾筆帶過，甚至好像根本就不曾存在的東西，恰恰是危害最大、最需要記取的教訓。
日本關東憲兵司令部編印的那本《滿洲共產抗日運動概況》，稱這場筆戰為“吉東、北滿兩省委間之傾軋鬥爭”，“中共東北黨（軍）最近無論主觀方面以及客觀方面均處於最困難之惡劣條件下”。
在那兒偷著樂的，只能是誰？
傻老趙？精老趙？
在“金策同志的意見一束”中，金策引用“下級同志如馬德山、徐光海、六軍五師高主任以及三軍各幹部所說的，尚志同志走了、××同志提出意見書了，尚志同志不走的話，不能提出來吧？”
現在，讓我們端詳、解讀一下早已遠去了，對這一切一無所知，卻被各種強光燈追攆著聚焦的趙尚志。
難得把誰放在眼裡，也不會順情說好話的侯啟剛說：“尚志同志最聰明，記憶力最好。”
聰明（有人還說“絕頂聰明”）、自信、剛毅、果斷，什麼事情到他那兒都簡單、痛快，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沒二話。有時果斷就成了武斷，自信就成了固執、自以為是，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又因為他常常是對的，一些人敬中就有些盲從，習慣於跟他走。另一種敬或不敬中，更多的是畏，也跟著他。他沒有架子，那些好端著架子的人，在他面前就沒了架子。他好像有種天生的魅力、威嚴，使人折服，或者懾服。他永遠是風口浪尖上的人物，走到哪裡都是被關注的焦點、核心，連在異國蹲洋“笆籬子”，筆鋒也得圍繞著他轉。
把他送上風口浪尖的，是他的性格。有話就說，張口就來，直通通的不拐彎兒，有時脾氣、態度也不好。像在省執委擴大會議期間，他認為馮仲雲等人動搖、調和，說這些人“沒有信念”，他對會議“沒有信心”，“不斷暴發皮氣，弄個性”。會議專門通過《對趙尚志同志批評的決議》，指出他“小資產階級情緒的觀念，英雄主義的色彩”，“個人的驕縱”。而他也“完全承認自己在過去所有一切錯誤與缺點，並鄭重接受大會同志們的批評，要徹底克服糾正自己的錯誤及缺點”，只是江山易改，秉性難移。
3軍的統戰對象，主要是山林隊，即鬍子。趙尚志可謂與山林隊打交道最多的軍長之一，不可否認他和3軍在這方面的成績。鬍子的劣根性，紀律敗壞，打贏不打輸，經常幫倒忙，特別是唯利是圖，反复無常，也給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這也應是後來祁致中被錯殺的原因之一。而在下江的經濟糾紛中，8軍的一些人在山林隊中散佈“3軍好繳械”，當然別有用心，甚至不無禍心。 “打”字當頭的趙尚志，性格急躁，缺乏耐心，對於那種屢教不改，甚至敢攻擊游擊隊、侵擾游擊區的山林隊，也從未客氣過。
問題還在於他的錯誤，幾乎都是明擺著的，而且也不想掩飾什麼。像“目前總的口號是一切都為了反日戰爭的勝利。只要站在這一觀點下，即便有某一個分子倒了血黴，那是在今日東北的形勢下免不了的，這並不是破壞統一戰線”，這話就寫在珠湯聯席會議的決議中。
珠湯聯席會議，對舊滿洲省委、吉東特委和中央駐東北代表一概予以否認，由自己去找上級關係，是可以理解的。可召開省執委擴大會時，那組織路線已經明朗了，批評那幾處硬傷的態度、方式，是不是可以委婉、和緩些？你趙尚志也不是沒吃過“黃豆”，不知其“腥”呀？
可那還是趙尚志嗎？
××同志意見書，當然是不無瑕疵，在某些地方有與事是（實）不符的和比較有過火的，如認為尚志同志是反黨的陰謀家。
這是1938年（無月日）《中共北滿臨時省委對金策意見書的答复》中的文字。
無論此前對趙尚誌有多少什麼樣的意見，他畢竟是位威名赫赫的抗戰英雄，“在東北民族革命戰爭有他的光榮不朽的成績”，突然戴上一頂“反黨的陰謀家”的帽子，是顯得突兀，讓人一時難以接受。但是，隨著大量的“錯誤”、“罪行”被不斷地揭發出來，即便老練如金策，又能說出什麼呢？分散游擊，天各一方，誰知道趙尚志都乾了些什麼反黨的陰謀勾當呀？
下江特委為3軍一支部隊做的衣服，被另一支先到的部隊穿走了。有人火了，把特委兩個乾部吊起來打，趙尚志親自指揮，讓人拿小刀一塊塊往下割肉。筆者採訪時聽到此事，當年文件也曾提及。有老人告訴筆者，山林隊改編的隊伍，有的什麼事都能幹出來，但這件事與趙尚志無關，他不在場，不知道。
前面說了，本書引用的文件，由於當時環境、條件的局限，並不都是十分準確的，有的甚至可能以訛傳訛。同樣，本書大量的“老人說”，由於年代久遠，記憶也可能有誤。而且由於所處角度不同，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敘述，也會有出入。但是，這位老人所說的趙尚志不在場、不知道，由於某種不便說出來的原因，筆者卻敢斷言是絕對準確、可靠的。
前面引用過的《×××給高禹民、夏振華等的信》中說：“三六軍下層中要普遍開展反恐怖動搖的鬥爭，特別要揭穿趙尚志、戴鳴書等逃跑的罪狀，不必猶豫。”趙尚志過界後被關押難為人知，過界後就不想回來的人，也不能說沒有。可趙尚志為何過界和怎樣過界的，×××應該是最清楚的人之一，能這麼說嗎？
“我們永不能忘：北滿黨是被'左'傾關門主義統治了二年。”（從1936年開始的兩年——筆者）
“從一九三六年開始，由於隊伍有突飛猛進的發展。”
“由於北滿黨長期執行'左'傾關門主義路線的結果，過去三軍的全盤工作差不多是在趙軍長尚志同志的一手包辦之下來進行的。”
並不止上述這些的隔洲跨洋般的文字，能夠銜接、連綴、組合得起來嗎？
有人說，如果趙尚志知道這一切，會不會活活氣死？
1937年2月14日，《侯啟剛為游擊運動和收繳義勇軍武裝問題給趙尚志同志的信》中，這位坦白“我不是在政治上無條件擁護你的意見的人”，提醒趙尚志：
我意當這樣重大關頭，你卻不需要光從事於英勇突擊了，你靜心想想，你在北滿反日工作中，佔著多麼重要的地位，因而對於各種政治問題的徹底解決，真是間不容髮。
同年9月（無日），《第四師政治部主任金策給北滿臨時省委全會的意見書》中說：
總司令趙同志今後不應該隨前防出遠征，這是在責任上，領導上，特別目前日速頻變的時期，在一定的區域內不必移動，並須要擴充總司令幹部，尤其政治工作幹部，一定領導集體化、統一化，使聯總逐漸走到統一領導機能。
從只有13個人的珠河游擊隊，到哈東支隊、3軍和聯總，無論趙尚誌有多少什麼樣的職務，他的行動告訴我們，他是個領兵打仗的人。開闢珠河、哈東游擊區，東進、北上和兩次西征，主力部隊和主要作戰方向在哪裡，他的身影就出現在哪裡。戰場瞬息萬變，他不能坐在司令部裡，讓交通員跑上幾天、十幾天，去傳達他的命令。即便後來的解放戰爭中，有了電台、電話這些通訊工具，共產黨的隊伍也是講究“靠前指揮”的。主要作戰方向的得失勝負，是決定戰略全局的，他必須出現在那裡，隨時決定攻守進退，而且充滿自信。
他是東北抗聯中率軍打仗最多的軍長。
問題是他太自信，而且不止是軍事行動。
有老人說，他這人得有人常提醒、敲打點，不然就可能一條道跑到黑。他這人固執，自視很高，但不是沒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可能什麼時候都對，什麼事情都是強項。你能說服他，他高興，高看你。金策是最合適的人選，刺頭似的侯啟剛也行。可3軍的活動區域太大，這些人都散在各地，獨當一面了。如果李啟東、王德權這些老人不過早犧牲，身邊有一兩個，當面鑼、對面鼓地常敲打，後來恐怕也不至於那樣子。即便不在身邊，如果這些人和金策能坐到省執委擴大會上，結果也可能是另一種樣子。他跟這些人感情很深，這些人也都敢說話。
無論侯啟剛的提醒和金策的意見起沒起作用，第二次西征歸來，趙尚志是真的不能不靜下心來好好想想了。省執委擴大會已經不是珠湯聯席會議時的一腦門子問號了，儘管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一些人會贊同他的觀點，可在組織原則上，能不與中央保持一致嗎？他發脾氣，耍個性，挺明顯的心煩意亂。但是，會議進程和決議基本是按著他的思路走的，這似乎又使他恢復了自信，而自信有時是會把個最聰明的人也弄成傻瓜的。
陳紹賓捎來的那個口信，無論怎樣成為千古之謎，客觀上也真拿捏得恰到火候。
在1938年那冰天雪地的日子裡，趙尚志本來應該置身北滿，像之前那樣“輝軍通（北）、綏（棱）、海倫”，如日後3路軍那樣突擊黑嫩平原。省執委擴大會結束不久，“三江大討伐”就開始了，趙尚志也應該有譜了。
可他現在只能待在“階級祖國”的“笆籬子”裡。
虎困牢籠，牛落井裡，那是怎樣的16個月呀？
“姦老奤，傻老趙，謝文東瞎胡鬧”，無論這個民謠有沒有、有多少合理性，傻老趙也好，精老趙也罷，也只有在那“笆籬子”裡呼天不應，叫地不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