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的下江，樹葉關門了，鮮花漫山遍野。萬紫千紅中最惹眼的，是雪白、桃紅和淡紫的大煙花，一片片在陽光下流香溢彩。兩個月後，花朵變成雞蛋大小的綠色的煙桃，就是收大煙的季節了。一頂頂草帽在煙海上漂移著，兩個人“一把刀”。前面的操刀手，刀尖在煙桃上旋一圈，乳白色的汁液就滲出來。後邊那人左手中指上掛個小鐵盒，其餘手指抓住煙桃，右手食指在上面轉圈一抹，再把沾上的汁漿在盒沿上一刮。晚上還要煉煙膏，把煙漿倒鍋裡熬成咖啡色的軟膏，放到抹了豆油的牛皮紙上，每份半斤，叫“大煙分子”。收煙人的工錢，一般都在所熬煙膏的1/10左右。
每年7月，是莊稼人掙幾個活錢的時候，也是反日、不反日的各色武裝收大菸稅的時候。
在救國軍、山林隊都集中於大煙地的時候，我的意見：最近把隊伍代到北部去，主要的是進行農村運動及進行統一戰線的工作。另一方面，可以收大菸稅，徵收的辦法不是去隊保護，而是向保護煙地的隊伍提出，隨便他們給多少，向大煙地主提出百分之以幾，以不妨礙我們的重要任務及活動為原則。
這是1935年7月10日《老胡給中共吉東特委、寧安縣委及五軍黨委的信》中的文字，也是筆者見到的最早的有關文字。
至於其他捐稅，就不像大菸稅的季節性這麼強。而在大煙種植地區，捐稅也常是大煙。 “滿洲國”的特色之一，大煙就是錢，在一些地區甚至比錢還好使。在1938年以前，有了大煙，就意味著有了糧食、衣物，乃至彈藥。
談到1937年下江的抗聯部隊，當時各軍的文件幾乎都用了“猬集”兩個字。
後來抗聯的11個軍，除了1軍、2軍和10軍，這時基本都在下江地區。
1935年9月初，李學忠率2軍2團西進南滿，在濛江縣那爾轟與1軍會師時，場面熱烈感人。當地民眾殺牛送面，傾其所能弄“好嚼裹兒”，款待遠道而來的2軍。舉行兩次軍民聯歡會，之後召開聯席會議，交流游擊戰爭經驗，制定兩軍共同作戰計劃，訂立“抗日救國競賽公約”。還互贈禮品，1軍送給2軍兩支匣子槍，2軍送給1軍幾顆手榴彈。
儘管史料中沒有記載，採訪中也無人提及，類似情景在北滿、吉東也是應該有的。特別是敵我搏殺得難分難解，或者力不能支時，一支聯軍趕到，那種勝利後的戰地會師，心情不言自明。
但是，1937年松花江下游10餘縣，猬集了8個軍的兩萬左右聯軍後，不時聽到的就是碗碰碟子、碟子碰碗的聲音了。
1938年2月23日，《五軍三師黨委關於木營稅款分配問題給軍特委的信》中說：
關於五軍三師與七軍三師對獨木河木營問題之初步討論，我們認為非常的不滿意。查該木營並非小規模之木營而外大批所預作五千至八千大方子及一萬五至兩萬多之圓棍子案，大方子每根可抽得五元錢稅款，圓棍子每根二元錢的稅款，這是很大的一筆收入。
我們根據了“聯軍窪峰會議草案”，有權利提出分得該項收入之一部，因為這是我們中國的山林出產，並不是哪一個軍單獨的而造成的，或者是哪一個軍自己單獨工作的結果。
一年前的2月，在窪峰河9軍行營召開的聯軍會議，關於“經濟軍需籌劃措置及徵發”、當年“春季服裝費實行地畝捐”、“地畝捐各軍分擔徵收區域”、“給養徵發區域”等等，都有具體規定、劃分。參加會議的為3軍代表和5軍、8軍、9軍的軍長，雖無4軍、6軍、7軍和獨立師人員，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具體操作的“聯軍哈東辦事總處”，總處長由聯總任命，“總處長以下按哈東及松花江岸、牡丹江沿岸現實情形，各軍選派師長、副師長、師參謀長或軍參謀長為代表參加總處”。
1938年5月17日，《馮治剛關於六軍徵收地畝捐問題給宋一夫的信》中說，原以為6軍在這方面沒什麼問題，“接到宋同志來信，這從中有分歧地方才知道是六軍本身上錯誤了，我接見這封信，決（絕）對照宋同志提議及聯軍決議施行才使辦事處工作順利”。
只是有多少個馮治剛？
莊稼人散漫，長期的游擊戰又養成了獨行其是的游擊習氣。山林隊改編的隊伍，地盤觀念重，不許別人染指。就是正兒八經的基干隊，或多或少也難得沒有這種意識。這是俺的地盤，憑什麼劃給他了？有人則有意無意地越界，特別是鄰近自己的捐稅大戶，都想去撈一把，吃一口。一個屯子，今天這個收捐，明天那個徵稅，聯軍內部糾紛，老百姓叫苦不迭，其危害遠遠超出這種行為本身。
下江10餘縣，地域遼遠，辦事總處鞭長莫及，又先後設立了依東、牡丹江、下江、羅勒密等分處。還有未經總處同意，擅自組建的。
談起這段歷史，一些老人說，下江地區富足，10多個縣養活兩萬多聯軍不成問題，關鍵在於捐稅徵收混亂、無序。幾支沒有隸屬關係的部隊到一塊兒，矛盾、糾紛是難免的，特別是像抗聯這種非常規的隊伍。那時到哪兒都有“辦事處”，有問題就說“找辦事處”。應該說，這些辦事處大都是盡職盡責的，可它既不是政府，也不是上級軍事機關。幾個軍抽人湊起來的臨時單位，你說能有多大權威？在一些人眼裡，那辦事處負責人是哪個軍的，那胳膊肘就向哪個軍拐了，更不用說有人根本沒把它當回事了。有的辦事處不斷改組，那事照樣難辦。
1937年9月7日，《中共吉東省委宋一夫、周保中致下江抗日聯軍各高級幹部的秘密通信》中說：
從來下江各部隊缺乏一致精神，“見利則不相讓，遇戰事則各不相顧”，這是革命游擊鬥爭中極端可恥的事，而且也是極危險的事，希望同志必鬚根本剷出這類傾向。
1937年（無月日），《中共北滿臨時省委北滿總政治部主任給三軍四師軍政負責同志的信》中說：
現在東北民族革命戰爭中，有不少的上層領袖，經過吾黨的堅苦教育，及實際克服他們本身許多疑念的結果，他馬上就放棄了他原有的一切複雜觀點，忠心於抗日救國事業，入黨後即刻就表現初步忠實於黨。如五軍副軍長柴世榮、謝文東、祁明山、於九江等等，都成為東北抗日戰爭中最英勇指揮員。
表面上看，對與3軍的聯合，謝文東好像不如李華堂熱心、積極。可他1936年春就提出要求參加共產黨，此前還要將隊伍編入3軍。筆者曾說“謝文東可不是'瞎胡鬧'”，其一這時他是抗戰的，其二他在精心撥拉自己的算盤，用東北話講是這人挺“故懂”（心眼兒多、狡猾、陰險等等）。
南京那國民黨政府指望不上，尋求蘇聯援助武器也落空了。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蘇聯人不幫他武器，已使他迷惑，怎麼同為共產黨，那邊的共產黨也不幫這邊的共產黨呀？但是，誰都知道李杜、王德林兵敗後都往那邊跑，這本身就足夠說明問題了。共產黨在東北已經形成氣候，要抗戰就不能不依附共產黨，特別是他眼下這種處境、模樣。而共產黨的強大，還在於它是有靠山的，靠上了這邊的共產黨，也就等於靠上了那邊的共產黨。
成立“東北反日聯合軍總指揮部”，應該說各方都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東西，謝文東得到的無疑是最多的。不久又與李延祿聯合，成立“東路指揮部”，推舉李延祿為總指揮，乘機大發委任狀，收編隊伍。之後仍是使出渾身解數，在聯軍間縱橫捭闔，尋求利益最大化。
倘是在南滿，謝文東要依附共產黨這棵大樹求生存、發展，除了1軍，別無選擇。可在北滿、吉東就不同了，無論他主觀上怎麼想的，客觀上已經成了攪局的角色。
首先與謝文東鬧得不可開交的，是後來為11軍的獨立師。 8軍成立前後，凡是投奔8軍的義勇軍、山林隊，祁致中見了就繳械，還請5軍宋一夫幫助繳械。趙尚志知道後，以聯總名義給祁致中、謝文東寫信，為他們劃分活動區域，以免事態擴大。
1937年7月17日，《趙尚志、張壽籛給祥兄信》中說，攻打方正縣城後，因“明山隊”“犯過”（攻打大羅勒密鎮，商會拒納抗日特捐，“明山隊”將商會房子點著，燒毀半條街——筆者），謝文東、李華堂主張將其繳械，3軍不同意。之後，祁致中又造謠，告訴李華堂，說3軍要繳你的械。祁致中弄得孤立無援，多方敵視，才計劃利用共產黨。
同年2月13日，周保中在《東北抗日聯軍建立“路軍”提綱草案》中說：“獨立師齊明山部隊，民眾軍之別系，胡匪化。”
4月初，張壽籛曾去獨立師，與祁致中進行馬拉松式個別談話，長達10天。不知道這是個什麼樣的談話記錄，為了化解矛盾，團結抗戰，共產黨人的苦口婆心足見一斑了。
對於8軍、9軍、10軍、11軍，3軍在服裝、給養和武器、彈藥上，都曾給予幫助。其中對8軍的優待，甚至使李華堂頗覺不公。正如侯啟剛在政軍學校講課時所言：“謝文東目下之所以未綹子化和未塌台到底，純是因為一九三五年底受了三軍的實際幫助和影響。”但是，人的慾望是難以滿足的，特別是在見識了3軍幫助湯原游擊隊改編為6軍後，謝文東的心理肯定是更加不平衡了。
對此，同年8月1日《趙尚志張壽籛給謝文東的信》中，毫不諱言：“不假，文東同志向別人說過我們向（同）湯原游擊隊怎樣好，我們同四軍二團怎樣好，抗日聯軍還有兩樣嗎？是確實不同，因為他們是共產黨的基本隊伍，自然是更親切更關心哪！”
“三五軍是共產黨派，八軍是民族派”，又“打日本沒必要，打出日本以後，共產派又起來打民族派，所以我們（民族派）先打共產派”。
這話這年秋天出自8軍，無論版權具體屬於何人，顯然會受到趙尚志、張壽籛那番話刺激的謝文東，對這句話的前半句應該是認可的。
1936年底，因為徵收捐稅引發糾紛，3軍1師將8軍2師4團繳械。 2師師長關文吉報復，將1師5旅12團的3支隊伍收編。 1師師長常有鈞不准8軍在大羅勒密徵收木稅，關文吉就要繳常有鈞械。雙方調動部隊，劍拔弩張，周保中趕到了。
這時，趙尚志正率3軍主力遠征，即將收穫冰趟子大捷。不知道這個暴脾氣在場會怎樣處理，周保中首先使雙方壓住火氣，別動起手來，然後去見關文吉。關文吉不承認他收編了3軍的隊伍，說他們是自願跟著8軍活動的。周保中給李福林寫信，說明12團的人一時難以強逼，能否讓其暫時隨8軍活動，並准許8軍徵收木稅？李福林、李熙山、常有鈞等人不干，再三勸說，同意8軍收稅，但其份額得由稽查處保存，待問題解決後再發還。關文吉堅決不同意，周保中提出可用5軍的份額為8軍擔保，關文吉仍是不干。 1月7日，周保中給他寫信，說明二者必選其一，否則5軍將把派到8軍的政工人員撤走，待問題解決後再回來。並讓他將信轉呈謝文東。同時指示在8軍的5軍人員，避免捲入3軍與8軍的糾紛。
結果，8軍對5軍也動起手來。
1937年7月23日，《第五軍軍長周保中給謝文東等人的信》，正文如下：
貴軍第二師關師長文吉，以前在大羅勒密有破壞聯軍紀律行為，調解未久，近複變本加厲，橫行無忌，將聯軍依東辦事處徵收工作全部擅收。不但聯軍紀律破壞無遺，且有礙及抗日救國統一戰線前途。以前李團長（荒子）擅收六區亦其一例。又貴軍第一師趙團長金山擅殺五軍二師王副官長並將武裝部隊繳械，至今並未處理。四軍六團亦被該部收繳，延擱交還。似此種種極應處理清楚，不能再事延長，究竟如何辦理之處，特請貴軍軍部書面立予答復為荷。
在筆者見到的有關聯軍糾紛、衝突的文件中，幾乎陣陣少不了8軍，更少不了關文吉這個急先鋒。採訪中提起這個人，老人都說這小子不是個物，可他是謝文東的干兒子，怎麼回事不是明擺著的嗎？
同年（無月日）《宋××給周××的信》中說：
依東敵情仍像先，僅學兵百餘名時常出擾，無大批日寇，因我隊各自為戰，不取聯繫，特叫他巧得勝利，真恨真惱！
而關文吉等人，是不是正樂得瞅著你吃敗仗呢？
“姦老奤，傻老趙，謝文東瞎胡鬧”，如果中間的“傻老趙”不動，那麼把兩頭的“老奤”和“謝文東”調換一下，似乎更合適。
比之李華堂，對於共產黨的疑心和芥蒂，謝文東顯然要更大些。他那麼積極要求入黨，也能從另一方面證明這一點。
童長榮曾經說過：“幻想把救國軍官長介紹入黨就能把救國軍變為紅軍。”
除了研究抗聯的學者專家，今人不知道、也從未把謝文東當成一個黨員，筆者也未見到當年曾有拿黨員標準要求他的文字，他自己當然也不會這樣做。當年完成這一切的，除了實現抗日救國統一戰線外，還有心照不宣的兩個字：利用。
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的領袖，無不是一方水土中的精英級人物。土龍山暴動，景振卿非請謝文東出山不可，因為他是不可或缺的。在謝文東的心目中，共產黨是恨有錢人的，像他這種人早晚是個事，打完日本子就該收拾他了，當然現在就要有所應對。難說這種思想何時產生的，有了“共產派”、“民族派”就沒疑問了。他知道這是個用實力講話的世界，那就利用共產黨的勢力，發展壯大自己的隊伍。
他是有優勢的，因為他的名字與土龍山暴動是連在一起的，論影響不在任何人之下。而共產黨由於“北方會議”路線的後遺症，有錢大戶和地主反日武裝大都擁護他，譁變偽軍幾乎都選擇投奔8軍。
如果就這麼發展下去，誰也沒什麼可說的。
被3軍繳械的8軍4團，被8軍收編的3軍12團的幾支隊伍，都是收編的山林隊。各軍都有不少這樣的隊伍。這種隊伍積習難改，不時捅出點什麼婁子，原本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即便關文吉要報復，那不就是謝文東幾句話的事嗎？師長兒子能不聽軍長老子的嗎？
許多老人說謝文東“護犢子”。原指過分溺愛子女、袒護子女缺點、錯誤的“護犢子”，是一種傳統文化，也是舊時一種籠絡人心的帶兵方法：你就是有天大的罪過，老子都不在乎，甚至攬過來，好使你感恩戴德，為我兩肋插刀。
同年6月6日，《第九軍軍長李華堂給周保中同志的信》中說：
一師二團那團長派工作三名，在道台橋東沒收走狗隊保護貨車三輛，得軍衣布及其他的布一百餘板，被八軍倫團將人捕去，槍繳了，布匹也完全搶去。我軍之執照他聲言無效。這樣行動與革命原則未免大有相反，我想在聯軍會議時謝軍長同志就報憤懣態度，我因整個著想及多年的故交，故再三的退讓。現在他的部屬，竟這樣的橫蠻於統一戰線不會不受到影響，而李團在六區所收的款，已調查確實五千餘元，騎去馬匹很多，謝同志不加詳查一味聽信部屬之謊言。
使李華堂火冒三丈的，當然不止這些。
須知，在李華堂去賓縣找趙尚志前，曾將自己的7名部屬送予謝文東，另有20支匣子槍、擼子和2000發子彈。那是謝文東，也是李華堂最困難的時期。在聯軍中，講故交，論“民族派”，8軍和9軍都應該是最鐵的。
6月20日，《張壽籛給謝文東、滕松柏等人信》中說：
我不是替尚志說話，他對於任何別人，始終無有對你那樣優厚！
謝文東明白，從大局著眼，“共產派”輕易不會跟他翻臉，但也不是沒有底線的。張壽籛“我不是替尚志說話”那話，對他也不能沒有觸動。捫心自問，像“傻老趙”那樣待他的也真不多。況且眾怒難犯，倘把人都得罪光了，他也完了。而且這時他是抗日的，應該說還挺堅決，所以也就不能不有所收斂。
可是，與此同時，黨內“左”的、“右”的“路線”分歧，也在斗爭著，而且愈演愈烈，直至1940年將趙尚志永遠開除黨籍，不久又拿掉“永遠”二字——直到今天，也不能說沒有不同意見。
聯軍猬集下江，本身就犯了游擊戰大忌，蘊涵著極大的危險性。
彭施魯老人說，1937年，發生了七七事變，開始全面抗戰，對東北抗聯也是獨特的一年。這一年抗聯發展到最高峰，達3萬餘人，生存條件也從來未有的好。那時我在4軍2師4團任政委，跟著1師到勃利縣活動，住的都是地主的大院套，有的離縣城就10公里左右。通常是晚上住進去，炮樓上放上警戒，白天搞政治教育、學文化、學唱歌。兩個多月，只趕上一次敵人出擾，不得不轉移。那兒不是根據地，敵人耳目很多，我們這支隊伍近500人，多大的目標呀，敵人能不發現嗎？日寇說“三江省（下江地區10餘縣被劃為偽三江省——筆者）已變成共產樂土”，那它怎麼不來“討伐”呀？那時咱們消息再閉塞，也能覺出不對勁兒，反常，甚至離奇，過去哪有這種事呀？
老人說，當時有人覺得全面抗戰了，小鬼子兵力集中到關內去了，顧不上咱們這邊了。其實，正因為它在關內又發動侵略，就更需要在東北打壓抗日聯軍，它得穩定後方呀？應該說，後來的實踐證明，1937年下江地區表面的平靜是個陰謀。敵人最喜歡你聚堆。抗聯的取勝之道，也是游擊戰的要義，是敵明我暗，我能打你，你卻抓不著我，也就打不了我，而這一切皆在動中。而今，兩萬左右聯軍明晃晃擺在下江，豈不正中敵人下懷？而且它一刻也未閒著，其中最毒辣的一招，就是搞“集團部落”。之前就是因為敵人大搞“集團部落”，許多部隊在老游擊區、根據地待不下去了，被擠壓到下江地區的。現在，它又如法炮製，以一種假象麻痺我們，不動聲色地加緊“集團部落”建設，“治本”不“治標”，只待樹葉開門落雪了，就該動手了。
實際上，1937年剛邁入初冬，抗聯的嚴冬就開始了。
6月24日，周保中在日記中寫道：
日來得情報，日賊增兵下江各地，兵力甚厚。
8月15日，《抗聯總司令部、三軍司令部給吉東省委並轉五軍軍部信》中說：
目前各軍猬集依東，雖然給敵人很多困難，但是我們熱烈號召江南部隊，應當認識英勇突破新區的有重要意義的行動。是粉碎日賊“討伐”有效辦法，希望保中同志站在各軍配合活動的必須條件上，加緊號召各軍分頭聲援突破競賽，以便勝利衝突今年度日賊“討伐”以便準備一九三八年度的反日游擊運動的新的形勢的展開。
8月28日，《趙尚志、張壽籛給祥兄的信》中說：
依東為各軍猬集之區，隊伍最多集結在此地，如五軍、八軍、九軍，三、六軍之一部，獨立師（現改編為第十一軍）這些部隊，都不能分頭突擊，表現濃厚的苟安一時的狀態，可是他們每天口裡喊：“日賊計劃，將我們趨於吉林東部，集而殲滅之”，可是有些同志，卻表了與一些義勇軍首領一樣的庸俗的糊塗的態度，我們認為依東各軍，將被敵人迫擠，而四散，那時才能突擊，這種自然性的開展突擊，是極危險的。
關書範認為，聯軍密集下江，正是中了敵人大包圍的政策。
侯啟剛認為，聯軍今年不遠征，明年一定會遭受嚴重打擊。
金策認為目前形勢非常危險，首先是違背了游擊戰的原則，更可怕的是聯軍不能統一號令、行動，各軍在下江地區打圈子，為利益爭執、摩擦，而看不到這種危險性。為此，3軍、6軍抽調精銳，組建一個模範師，由6軍1師師長馬德山任師長，金策為政治部主任，向同江、撫遠、饒河、虎林等邊界地區突擊，開闢新區，牽制、調動敵人，當然也期望這個行動能夠起到模範帶動作用。
3軍去年秋末冬初開始的歷時半年多的西征，勝利和代價都是巨大的，戰略上調動了敵人，減輕了下江聯軍的壓力。眼下，抗聯史上少見的兵力猬集，各軍之間的矛盾、衝突不用說了，其潛伏著的巨大的危險，即便有些人看不出、悟不到，在有識之士的不斷點撥、警告、籲請下，也應該明了了。 1937年的東北，特別是北滿，仍有較大的迴旋餘地，聯總、3軍8月15日的信中，也指出一些方向、地區。各軍有計劃地將主力撤離下江，既能搶得先機，避免被動挨打，又使聯軍不再摩擦，甚至後來黨內的“路線”鬥爭或許也能避開，或者縮小範圍，降低影響，應該是一舉數得的事。
遠征，開闢新區，就是向敵人統治薄弱的地區進擊，而所謂“統治薄弱”的主要特徵，就是尚未建立“集團部落”。 3軍的成功實踐，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有人看到的則是另一面，新區沒有黨群關係，沿途地理不熟，還有敵人阻截，困難、危險會更大。有的則為眼前表象所迷惑，並迷戀，讓他們離開安樂窩，像3軍那樣露宿風餐，飽嚐“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後寒”的滋味兒，也真像大象的屁股——難推動。至於8軍那樣不擇手段地徵收捐稅，攫取各種物資，目的之一，就是準備落雪後進山貓冬了。
在“我不是替尚志說話”的那封信中，談到8軍和3軍的衝突，張壽籛說：“日賊看你們鬧的真樂，你們都幫助日本。”
日本鬼子樂的不光是聯軍之間的衝突，還看到聯軍在下江按兵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