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河縣位於吉林省（今屬黑龍江省）東北部，南鄰虎林，西接寶清、富錦，北靠同江、撫遠，西南為完達山脈，東與蘇聯隔條烏蘇里江，多屬未開發的山林地帶。居民種地、漁獵，農閒時節許多人越界背私貨賣，前面說了叫“背背”。冬天烏蘇里江封凍，往來如履平地，通曉俄語的人很多，重量單位也不是斤，而是普特，1普特為30斤。抗聯7軍就是在這一帶發展起來的。
1935年11月21日，《中共饒河縣委書記關於饒河工作情況的談話記錄》中說：
饒河是山林地帶，人口是非常散漫的。共分四區，一、二區是日本統治區，三、四區是山林隊與游擊隊的活動區，人口總共大約有三萬以上。目前在一區的人最多，佔總人口三分之一，二區佔四分之一，三、四區人最少，大約只有兩千多人。因日本強迫人民搬入二、一區，如不撤，就屠殺和燒房子，所以在去年七、八月間從三、四區撤走了很多，大多數搬往一、二區，有一部分搬往山外，如富錦、依蘭等地。全饒韓人要佔十分之二，其餘是中國人，韓人大多數是從蘇聯這方面跑過去（似應為“來”——筆者）的，大多數種稻，每家種的地並不多，平均不過兩垧多地，其中沒有大地主和商人，他們除種地外，有部分人還做私商的勾當，當雇農的也極少。中國人大多數是山東人，都是跑腿的，住家的很少。
像東滿及磐石、珠河、湯原等地一樣，領導饒河、虎林、寶清、富錦、綏濱、同江、撫遠等縣黨組織的饒河中心縣委和游擊隊，最初也幾乎都是朝鮮（族）人。
離休前為遼寧省輕工廳副廳長的單立志老人，1911年生於奉天省安東縣單家堡子，1929年逃荒到虎林縣四方林子相好窩棚，1935年參加反日會，1936年入黨，1937年參加7軍。 1997年在瀋陽採訪時，中等個頭、一頭白髮的老人，除腿腳不像常人那樣利索外，頭不昏，眼不花，思維敏捷。
老人說：
1935年剛開春，四方林子來了幾個朝鮮族人，還有個女的，磕磕巴巴地說著漢話，聽著那個費勁呀，宣傳反日救國。那時朝鮮族人“打腰”（吃得開），是二等公民，人家都能拎著腦袋打日本，咱還有什麼說的？
我們家剛到四方林子時，受人欺負，警察也來“勒大脖子”——“勒大脖子”就是卡油、索賄。和我們同樣遭遇的一些人，都是“般當般兒”（年齡相仿）的年輕人，就拜把子成了生死弟兄，共是8個，我排行老六。後來聽說入了“在家禮”，走遍天下沒人敢欺負，又都成了“家禮”人。這回反日，我先想到這些人。那時常去我家的是徐鳳山和畢玉民，徐鳳山是中心縣委書記兼反日會長，畢玉民是虎林區委委員。畢玉民說行，徐鳳山還磕磕巴巴講些道理，說只要反日就行。
那時虎林鄉下，幾十里地難見人家，兩三戶叫個屯子。我們家住在山邊子，山里山外，就成縣委的聯絡點和物資、情報轉送站。我們的工作，主要是給游擊隊籌糧送糧送情報。情報大都是敵人出來“討伐”了，城里地下黨派人送到我們那兒，不管刮風下雨，連宿大夜再往山里送。往北送最難，200多里沼澤地，老百姓叫“水窪子”，進出有固定路線，黑燈瞎火走偏了，陷進去就完了。一片汪洋中有些高地場，像小島似的，長滿樹林，叫“疙瘩林子”，有幾戶人家，打魚種地。後來規定暗號，用火把晃幾圈，有手電明滅幾下，對面的疙瘩林子回敬幾下，一個個疙瘩林子就接力似的傳過去了。
1937年初“挑國兵”，“國兵”就是偽軍。四方林子一帶10多個反日會員，被保長通知去縣城檢查身體。這可怎麼辦呀？正巧徐鳳山來了，一商量，決定上隊。上隊讓敵人知道了，家裡就遭殃了。就約定個日子，7軍來隊伍，假裝鬍子綁票，把人帶走。我串聯了10個人，有個人父母死活不讓走，“抓”走9個，其中包括我和我的弟弟單有志。
饒河游擊隊最初叫“特務隊”，是1932年10月成立的，只有6個人和1支手槍。像其他地區的游擊隊一樣，特務隊的首要任務也是奪槍，也一樣侵犯地主大戶利益，一樣受挫，受挫後一樣奮起。
這時，能夠左右虎林、饒河地區局勢的，是高玉山為總司令的“東北國民救國軍”。其1旅參謀長王卿，原是山東省泰安縣大汶口特別支部書記，大革命失敗後被通緝，闖關東逃到虎林，與高玉山相識。此人才學出眾，頗受高玉山器重，旅長孫寶鼎對他言聽計從。 1933年5月，救國軍佔領饒河，王卿見到街頭反日會貼的標語，意識到這裡有共產黨活動，便建議將獄中黨員和反日群眾釋放，允許反日會公開活動。
抓住這個契機，饒河黨活躍起來，游擊隊改編為救國軍1旅特務營。
救國軍魚目混珠，一些頭目被吃過大戶，與共產黨有仇，捕殺黨員和反日會員。而繞河游擊隊自成立之日起，就被誣為“高麗鬍子”、“日本走狗”，處境艱難，依附救國軍自然有利於生存、發展。高玉山是個深明大義的愛國者，又有王卿從中斡旋，完全可以通過他們解決這個問題。可是，曾堅決主張與救國軍聯合抗戰的中心縣委，決定以血還血。幾次武裝衝突，許多隊員和反日群眾被殺害。反動分子乘機煽動，要繳特務營的械，幸被高玉山制止。他說：高麗人反日有什麼錯？咱們是國民救國軍，無論哪個民族，只要反日就是朋友。
1934年初，日軍大舉進攻虎饒地區，救國軍潰敗，高玉山過界去蘇聯，投降派準備將特務營繳械，作投敵的見面禮。王卿趕緊通知特務營轉移，使這支隊伍再次脫離險境。
之後，改稱“饒河民眾反日游擊隊大隊”的游擊隊，避敵鋒芒，利用人熟地利，伏擊日偽軍，攻襲民團、警察署。 6月3日，大隊長張文偕和參謀長崔石泉率隊分頭攻打暴馬頂子、大別拉坑，將其占領。暴馬頂子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游擊隊即在此建立根據地，在虎饒地區一枝獨秀。
1935年9月18日，饒河民眾反日游擊大隊編入4軍，為4團，半年後改編為2師。 1936年11月，根據中共代表團駐海參崴交通局負責人指示，2師脫離4軍，編為7軍。全軍700餘人，其中基干隊400多人。
饒河游擊隊成立後，不但不搶不奪，還幫老百姓挑水、推碾拉磨、鏟地拔草。老百姓送來隻豬，一定得收錢，不收錢就要給趕回去。 1936年春北進同江、富錦開闢新區，所到之處，群眾稱之為“大姑娘隊”。
文明守紀的“大姑娘隊”驍勇善戰，比較典型的是新興洞戰鬥。
1935年9月，已編為4軍4團的“大姑娘隊”挺進撫遠途中，行踪被敵人探知，即調集日偽軍準備圍殲4團。 26日上午，部隊在烏蘇里江邊的新興洞休息，30多偽軍來攻。剛把敵人打退，駐饒河日本守備隊80多人，又乘汽船趕到了。
新興洞40多戶人家分為前後屯，前屯靠江，後屯依山。不大的山上長滿雜樹，除東南坡下有片墳地外，接著都是平坦的草甸子。副團長樸振宇將部隊部署妥當後，下令：俺的槍不響，誰也不許開火。
雙方兵力相當，敵人火力優勢。 3挺重機槍和幾挺輕機槍，打得林子裡枝葉紛飛。官兵們趴伏在樹後，或是地勢坑里，待敵人進至百來米時一陣急射，將敵人打了下去。草甸子裡除了塔頭墩子，沒有任何隱蔽物，稍一露頭就有子彈飛來，而且專打鬼子。敵人受不了，向東南方向迂迴攻擊。 4連官兵早已等在那裡，先將敵人擊退，再以神槍手將賴在墳地裡的鬼子打死幾個後，其餘的也就逃命去了。
東北抗聯有兩首《四季游擊歌》，其中一首的《雪地游擊》歌詞是這樣的：
雪地游擊，
我們有特長。
穿踏板，扶長桿，
不用喂草糧。
登高嶺，走窪甸，
步履比馬快。
趕走日本強盜者，
功垂霄壤。
無論詞作者是誰，這支歌唱的都只能是7軍。
東北抗聯的第一支滑雪隊，是饒河游擊隊1934年冬創建的，時稱“板子隊”。
據說，這是受到一些反日山林隊的啟發。像後面將要寫到的7軍3師8團團長王貴祥，當初報號“君子人”時，許多人就會滑雪。而山林隊又是跟獵人學的。據筆者所知，虎饒地區的一些獵人，極可能是中國最早使用滑雪板這種交通工具的人。
自力更生，做了80副滑雪板，再選80個年輕力壯的隊員，饒河縣大葉子溝兩公里多長的溝趟子，就成了滑雪訓練場。開頭，穿上踏雪板就控制不住了，仰面朝天的，頭拱地的，一路翻滾的。速度太快，有個隊員撞到樹上，是兩腿騎上去的，當時就活活劈死了。
沒有洩氣的。因為誰都明白，這東西是太適合冬季游擊了。他們知道需要付出代價，不然代價會更大。
經過個把月苦練，正是“登高嶺，走窪甸，步履比馬快”，一個個都成了雪上飛。
11月中旬，日偽兵分幾路，以暴馬頂子為主要目標進行冬季大“討伐”。大隊長李學福和政治部主任崔石泉，採取化整為零的戰術，以小部隊伏擊、偷襲，尋機殲敵，打了就跑。 “板子隊”快呀，只見一溜雪煙，人就沒影了。
1935年1月中旬，敵人又從佳木斯等地調來800多日偽軍。李學福看準火候，調集主力，在大旺砬子設伏。 29日，300多敵人進入伏擊圈，兩側彈雨齊下，打得溝底雪煙四濺，雪白血紅。敵人不能支持，剛要逃跑，“板子隊”已經出擊。此戰後，敵人也開始組建“板子隊”。可這一刻，還沒明白怎麼回事兒，“板子隊”已經到了跟前，被沖得七零八落。騎兵快，有的逃出射程了，覺得沒事了，一溜溜雪煙就追上來了，甚至搶到前面去了。
戰至天黑，游擊隊傷亡5人，斃傷敵百餘。當夜氣溫零下40多攝氏度，被打亂沖散的敵人，暈頭轉向找不著北，許多在山里凍死、凍傷。
首戰大捷，“板子隊”威名大振。
第二仗是半個多月後，“板子隊”30多人，在四合頂子伏擊偽軍。一陣排子槍響過，即發起衝擊，40多個敵人無一漏網，“板子隊”無一傷亡。
大雪飄飄的冬季，是最難游擊的時日。而從饒河游擊隊到7軍，自1934年有了“板子隊”後，便在那莽莽雪野中往來如飛，如虎添翼。
像2軍一樣，7軍能造被稱為“炸彈”的手榴彈，只是產量比2軍少。不過，配以“板子隊”，急襲、偷襲，投出去，打了就跑，顯然比槍更有優勢，威力也大。
1938年7月7日，《周保中給李文彬、景樂亭、劉廷仲各同志信》中說：“預選踏板木材，以便必要時製作踏板，練習穿踏板。”
1939年12月20日，《張壽籛關於目前形勢和戰鬥任務給各獨立部隊的信》中寫道：“山林游擊部隊，鐵路電線破壞隊，即刻學習塌板術。”
游擊戰的要素，是靈活機動，敵明我暗。冬天大雪覆地，草木枯萎，隱蔽性、機動性都大大降低。難以藏身就難以游擊，被敵發現自然也難以脫身。可饒河游擊隊的“板子隊”，就像一支快速反應部隊，偷襲敵人，打了就跑，一溜煙就沒影了，莽莽雪野上只留下一道道板痕，汽車、馬隊都休想追得上。
速度可以解決戰爭中許多傳統的難題。而在某種意義上，東北抗聯難熬的漫長冬季，對於這支“板子隊”來說，那冰雪世界就像魚兒的大海，滑雪板則是冰天雪地中的風火輪。
像輕機槍成了抗聯的寶貝一樣，任何見識、聽聞了7軍“板子隊”的人，都能明了這東西是抗聯抗戰殺敵的寶物、利器。可7軍偏居饒河一隅，用周保中的話講“是我們黨所領導的軍隊中的'閨秀'。他們的情形，我們異常隔膜，不知道”。
筆者採訪到的抗聯老人，除7軍外，沒有提及“板子隊”的。
抗聯真正組織滑雪訓練，是在過界去蘇聯成立教導旅之後——這時，蘇聯紅軍早已在蘇芬戰爭中，吃盡了芬蘭軍隊滑雪隊的苦頭。
從饒河特務隊隊長、饒河農工義勇軍隊長，到7軍參謀長、代理軍長、2路軍總參謀長，毫無疑義，崔石泉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對於這位後來的朝鮮黨和國家、軍隊的重要領導人，前面第2章中曾寫過幾筆。
這位堅忍不拔的職業革命家，金日成眼裡“武官型的大漢”，1900年生於朝鮮平安北道龍川郡農家，中學時代組織反日學生運動，被捕入獄兩年。 1923年流亡中國，先在上海南華學校學習，又畢業於雲南陸軍講武堂17期步兵科。 1925年曾任黃埔軍校軍事教官、5期6區隊長。 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參加北伐戰爭。 1927年為黃埔軍校特務營2連連長，參加廣州起義，失敗後輾轉來到東北。
1963年6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副首相崔庸健訪華來到東北，感慨萬千，說我青年時代最美好的時期，是在北滿的山溝裡度過的。
那時化名金治剛的崔石泉，和與他在黃埔軍校同年入黨的張仁秋，以及幾十年後李在德記得的、不記得的十幾個人，是最早在這一地區基層開拓、奮鬥的共產黨人。在崔石泉的領導、組織下，梧桐河、格金河、鴨蛋河、鶴崗、太平川、七馬架、大古洞、小古洞、西北河等地，陸續建立了黨組織，1926年成立了湯原縣委。湯原中心縣委的前兩任書記，都是這一時期發展的黨員。至於少先隊（兒童團）、婦女團、青年會、農民同盟等群眾組織就更多了，並建立了最早的武裝組織——赤衛隊。
事變前，崔石泉即在梧桐河模範學校舉辦3期軍政幹部訓練班，每期3個月，50人左右。事變後又在勃利縣小城子舉辦軍政講習所，在饒河縣三義屯辦軍政訓練班。學員都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這些人大都成了湯原、饒河兩個中心縣委和6軍、7軍的骨幹，許多人為師團級幹部。
這是個點燃火種的人，是為6軍、7軍夯下基石的人。
像已經寫過和行將寫到的許多人一樣，關於崔石泉指揮和參與指揮的戰鬥，不能一一寫到，這裡只說說西風嘴子伏擊戰。
1938年9月26日晚上掌燈時分，軍部接到一份情報，有個日本高級官員由撫遠乘船沿烏蘇里江、撓力河，到小佳河視察“集團部落”。當時並不知道這是日軍少將日野武雄，只說是個很大的官。這小子參加過日俄戰爭，官至騎兵大尉。 “九一八”事變後來到東北，曾在磐石、伊通、敦化等地“討伐”抗日武裝，4個月前剛提升為少將。小佳河距7軍中心根據地暴馬頂子不到20公里，具有重要戰略地位，去那裡視察“集團部落”，不無冒險，也能見出這小子的狂妄、死硬。
這時軍部駐在老鷹溝，只有警衛人員和少年連50多人。代理軍長崔石泉傾其所有，連夜趕出20多公里，天快亮時到了西風嘴子，日野武雄乘坐的汽艇已向上游開過去了。有來就有回，當即下令構築工事等著。
西風嘴子是撓力河下游的一個小山包，北邊山腳插入河中，故稱“嘴子”，陣地就設在那裡。秋高氣爽，山林染黃，楓葉火紅，河水清亮，河面不到百米寬窄，突出的嘴子扼住河道，是絕佳的伏擊陣地。
10點鐘左右，上游傳來突突的馬達聲，汽艇的輪廓越來越大，甲板上的人形越來越清晰。日野武雄用望遠鏡向嘴子瞭望著，嘴裡還說著什麼。一支支黑洞洞的槍口在樹叢中移動著，隱約可見鬼子的“鼻涕胡”了，發令槍響了。
第一排子彈飛過去，日野武雄身中數彈，身邊的幾個隨從全倒下了。機槍手未及開火就被擊斃，駕駛員也被打死，失控的汽艇撞向對岸擱淺了。鬼子挺頑強，少有躲在船艙裡裝熊的。正好，出來一個完蛋一個，39個敵人都成了活靶子。
硝煙和汽油味兒在河面上飄散，除了水聲，什麼聲響都沒了。會日語的喊了幾聲“繳槍不殺”，戳在岸邊的汽艇一動不動，一片死寂。兩個戰士劃條小船過去，里外搜了個遍，大聲道：沒喘氣兒的了，搬“好賀兒”吧。
7軍第一任軍長是陳榮久。
陳榮久，曾化名王福東、劉長發，1904年生於寧安縣東京城三家子村雇農之家，念過兩年書。 “九一八”事變時，正在東北軍21混成旅騎兵2營7連當兵。日軍侵入吉東後，連長要投降，這怎麼行？陳榮久和幾個弟兄一商量，去連部將連長繳械，宣布抗日，即被大家推舉為連長。王德林舉義後，陳榮久率連加入救國軍，在穆棱、海林、寧安等地作戰。救國軍失敗後，又投奔李延祿的救國游擊軍，任軍部副官，隨軍轉戰寧安、密山。
1934年春，李延祿進關期間，陳榮久負責4軍政治工作。同年7月，黨組織派他到蘇聯東方大學學習，兩年後回國到饒河組建7軍，任軍長兼1師師長。
1937年3月6日，陳榮久率150多人到饒河西北部的天津班，準備召集幾支山林隊的首領開會。軍部秘書羅英原是4軍政治部主任，被捕叛變，又混入7軍，自告奮勇給山林隊送信。偽縣公署參事官大穗久雄接到密報，即帶300多日偽軍，乘馬拉爬犁趕往天津班。
下午1點左右，戰斗在屏嶺山打響。
陳榮久將部隊部署在3個山頭上。山不高，也不陡，只是東荒3月積雪依然很厚。偽軍不肯玩命，稍有傷亡就趴下不動。鬼子抓著樹枝子往上爬，雪沒膝深，上面有層冰樣的雪殼子，踏碎了再拔腳就格外吃力。沒踏碎就戰戰兢兢的，稍不留神就是個狗吃屎。樹枝斷了，或是沒抓住，那人就滾滑下去了，被樹攔擋住了，也得哼唧一陣子才能爬起來。
陳榮久肩部負傷，仍然指揮戰鬥，並親自掌握機槍班，阻擊威脅最大的敵人。
戰鬥持續了3個多小時，鬼子傷亡很大。在這種地勢攻山頭，是很難得手的，除非砲彈把山頭犁個遍。而在大穗久雄也成了槍下鬼后，敵人的進攻就停止了。就在這時，偽警察大隊長苑福堂帶著200多偽軍，從屏嶺山背後攻上來了。
苑福堂是饒河縣出了名的鐵桿漢奸。這個敗類原來盤踞在暴馬頂子，被游擊隊一頓胖揍，老巢也成了游擊隊、7軍的根據地。為了討得主子的歡心，這小子在“討伐”中更加賣力，也頗收羅些有奶便是娘的亡命徒。
腹背受敵，陳榮久指揮部隊頑強阻擊到天黑，下令突圍。他親自帶人斷後，中彈犧牲。
陳榮久犧牲，由參謀長崔石泉代理軍長，年底2師師長李學福擔任軍長。因他患病，半身不遂，需要到蘇聯治療，仍由崔石泉代理軍長。
李學福原名李學萬，朝鮮族，1901年生於延吉縣山菜溝老虎山屯，1915年遷居饒河縣大佳河，又搬到三義屯，讀過幾年書後輟學務農。性格豪爽、沉穩，樂於助人，處事公道，又有一口流利的漢話，當了屯長。他曾從饒河電報局長那裡要來大別拉坑的百多垧荒地，自己只留4垧，其餘分給窮人，不收租稅。
單立志老人說，李學福大高個，挺壯實，圓臉盤，和和氣氣的一個人。可見到朝鮮族人自顧自在一塊嘮得熱鬧，就黑下臉來批評，說中朝同志要團結一心打日本子，都像你們這樣扎堆，不是沒隔也有隔了嗎？越是嘮不到一塊去，越要往一塊嘮，這樣才能盡快嘮到一塊去。
由於語言、文化風俗的差異，不同地域、民族的人湊到一起，形成不同的人際圈是自然的，產生誤會也是難免的。開頭漢族隊員少，難扎堆，孤零零的沒意思，有的就離隊了。戰場上下達命令，一部分人聽不懂，“撤退”聽成“衝鋒”，“衝鋒”當做“撤退”。打了勝仗沒什麼，當個笑話樂一陣子，打了敗仗就可能猜疑、埋怨，惹出麻煩。東滿和湯原反“民生團”，這也是原因之一。
從大隊長、師長到軍長，李學福始終強調學習語言，特別是學習漢語，並將其作為一項戰鬥任務。指揮員連最基本的指揮用語都不會，戰場上也得通過翻譯，能不誤事嗎？更不用說抗聯經常是小部隊活動，有時還要單獨執行任務了。在抗聯這支方方面面都極其特殊的隊伍中，語言不僅是一種交流工具、生活技能，還是戰鬥力。
在東滿2軍，軍長王德泰則強調漢族官兵要學習朝鮮族語言文字，並身體力行。
1933年夏，駐饒河救國軍4旅12團，將饒河縣反日會長李學福逮捕。押赴城外槍斃，途中瞅准機會，他一頭將個押解士兵撞倒，大喊快跑。有的鑽林子，有的跳進河裡，“乒乒乓乓”的槍聲中，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負傷又被捉住，十幾個人只跑掉幾個。李學福狂奔到個池塘邊，跳下去，頭頂水草蹲在水里，得以脫身。
自擔任大隊長後，四年間大小幾十仗，像陳榮久一樣，這是個身先士卒的人。多少次死神擦肩而過，正值壯麗年華的身軀，卻被嚴重的半身不遂撂倒了，1938年8月8日在蘇聯去世。
陳榮久犧牲，李學福繼任，是在下江特委擴大會議上選舉的。
之前為3師師長的第三任軍長景樂亭，也是選舉的。
景樂亭，山東章丘縣人，1903年生於何種人家，何時到東北，“九一八”事變前何時參加東北軍，任何職務，均不詳。後來參加高玉山的民眾救國軍，為1旅1營營長。
入伍就在3師，曾在師部警衛連任排長、黨支部書記的單立志老人說，景樂亭中等個，不胖不瘦，圓臉尖下頦。這人抗日不含糊，打仗有一套，能打勝就打，不能打就走，機靈，戰場上不彎腰，帶3師、7軍打了不少好仗。像我參軍不久就參加的二道林子戰鬥，消滅100多敵人。
關於景樂亭的資料留存甚少，新中國成立後出版的關於抗聯的書籍或發表的文章中，也幾乎見不到這位7軍軍長的名字。因為他在1940年3月27日被處死，罪名是“困難時期動搖企圖投敵、在內部結成反革命小團體”。
1936年春，崔石泉和4團副團長姜尚平率隊北上富錦、同江，在所到之處被群眾稱之為“大姑娘隊”的同時，“內部問題”漸呈表面化。
姜尚平為“安邦隊”首領，1934年參加饒河游擊隊。此人作戰勇敢，毛病也大，亂花錢，繳獲錢財揣腰包。崔石泉和幾位連長提出批評，他把3連長邴升臣抓起來，說邴連長是老高麗的走狗，要先打老高麗，再打日本子。
饒河游擊隊是在錯綜複雜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中誕生的。剔除乾部犧牲的因素，7軍中高級幹部變換是各軍中最頻繁的，其中就包含一種宗派、團體的權力鬥爭，特別是統戰部隊增多之後。
鄭魯岩，山東省日照縣人，“九一八”事變後參加李杜的自衛軍，1934年參加饒河游擊隊，1936年任4軍2師師長。 2師改編為7軍，陳榮久當軍長，鄭魯岩即消極怠工。下江特委書記樸元彬去海參崴交通局匯報工作，指定他代理特委書記，他派軍部副官王殿甲去山林隊做統戰工作。王殿甲是他的磕頭弟兄，只向他匯報工作。 1937年2月，鄭魯岩到虎林收編山林隊，臨行前在軍部講話，說他要成立個11軍，跟7軍競賽。
原2師5團團長鄒其昌，到虎頭另立山頭，成立“暫編1師”，反對7軍。原2師7團團長賈瑞福，發表聲明當鬍子，全團只剩下5個人。
內部如此，外部環境自然惡化。原來團結在7軍周圍的山林隊，有的不聽調動，有的離去了。叛徒羅英和混入7軍的奸細，乘機大肆活動。天津班戰鬥後，羅英乾脆準備奪權。
讓陳榮久當軍長，應該不無對這種內部紛爭的考慮。在蘇聯學習兩年回來，跟這些人沒什麼瓜葛、矛盾，同時不利因素也相當明顯。不熟悉情況，獨力難支，也就困難多多。雖然槍斃幾個奸細，並不能挽回局面。
1937年2月18日，《東北抗日聯軍第七軍軍長陳榮久給××同志的信》中說：
我們抗日聯軍處在極端孤立和危險的狀態。我們認為：最近沒得到我們上級機關的極力幫助的話，那麼，下江一帶的革命軍沒有進步的希望了。
從游擊隊到抗聯，各軍無不受到“北方會議”、“1·26”指示信，以及後面將要寫到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變化的影響，各自經歷的坎坷、磨難也各有不同。即便像饒河游擊隊這樣，開頭幾乎清一色朝鮮（族）人的隊伍，由於地域、領導人的差異，也各不相同。而由4軍2師改編的7軍，與4軍的差異就更大了，卻也同樣到了不整頓不行的時候了。
1937年12月初，周保中在寶清縣大葉子溝密營整頓完4軍，月底又以吉東特委代表身份來到饒河縣十八垧地，召開了下江特委擴大會議，著手整頓7軍。
會議開了5天，通過了《下江特委擴大會議決議案》，決定改選下江特委，改選了7軍黨委執委，並改選了7軍領導。由李學福任軍長，崔石泉任參謀長兼代理軍長，鄭魯岩為政治部主任，同時調換了一批師團幹部。
4軍整頓相當成功，7軍則不然。因為4軍的問題比較單純，偏居饒河一隅的7軍這個“閨秀”，原本就鮮為人知，問題也就複雜得多。更重要的是原來的幫派體系仍然存在，這種體係原本就是難以消除的，除非在軍與軍之間進行幹部調換。而且鄭魯岩當了政治部主任，會議決議取消軍事幹部的專權，無形中又增大了他的權限，這個模樣文質彬彬的人，就要以革命的名義殺人了。
1939年4月9日，《中共吉東省委三人團對抗聯七軍黨特委的工作檢查》中說：
目前成為七軍最大障礙者，厥為乾部中間的意見分歧。有些同志仍保存著個人之成見，驕縱、散漫、私便、消沉，在工作上不發生聯繫，互相猜疑、嫉恨，以怨報怨，脫離組織原則，忘掉了工作上的利害，應一律肅清之！
單立志老人說，徐鳳山是1939年6月被鄭魯岩下令殺害的。一位上個世紀80年代去世的老人，奉命執行，他不干，被批評，流著眼淚執行的，回來後大哭一場。
曾任饒河中心縣委書記、當時為7軍經濟部長、2路軍總部交通站虎饒站主任的徐鳳山，罪名是“民生團”。
與東滿、湯原不同的是，7軍並未掀起大規模的反“民生團”運動，而且被殺害的還有漢族人，比如景樂亭、畢玉民、王貴祥等等。
這叫“內部處理”。
畢玉民，1909年生於山東省萊蕪縣，中學畢業，1931年在虎林縣吉祥鎮入黨，先後任虎林區委委員、縣委委員、7軍副官長、虎林辦事處主任和補充團政委，1938年9月被鄭魯岩指使人殺害，罪名是“與七軍對立和不服從領導搞分裂”。
離休前為遼寧省蓋州市農業機械廠黨委副書記的王雲慶老人，除了抗戰打鬼子，這輩子基本就是跟拖拉機打交道了。包括新中國第一個女拖拉機手梁軍，新中國成立後最早的一批拖拉機操作、維修人員，都是他的徒弟。老人1.75米以上個頭，頭髮斑白，滿臉皺紋，樸實、文雅，用放大鏡看完我的文職幹部證，說：你想了解抗聯的事吧？找我採訪的人，沒別的事。
老人1923年生於山東省海陽縣，還不記事時一家人闖關東，來到虎林縣義和鄉同和村。 1935年參加饒河民眾反日游擊大隊，1938年初給畢玉民當警衛員。
老人說：
畢玉民大高個，文化挺高，還會武術，一人來高的牆，跑幾步，一按牆頭就過去了。這人爽快，有主意，還和氣，能逗樂，我給他當半年警衛員，沒有愁的時候。現在都叫“警衛員”，那時叫“傳令兵”、“勤務兵”，還有叫“護兵”的。他走到哪我跟著，倒是他經常護著我、伺候我。那年我還不到十五歲，長的也小，爺倆似的。
第一次跟敵人交手，是抓兩個朝鮮族特務。那時朝鮮族人兩極分化，有的打日本不要命，有的死心塌地當走狗。那時日本人對鐵路看得緊，南滿我不知道，北滿的火車司機幾乎都是朝鮮族，信得過呀。那天走到五甲附近，前面過來兩個人，他一遞眼色，我就知道有情況。我們倆各有一支擼子，揣在兜里，他還有支左輪，撞針壞了，背著，在屁股上拍打著。走到跟前，特務一下子掏出槍對准我們，就伸手去摘那支左輪。我還沒反應過來，“當”的一槍，一個特務倒了，另一個的槍到了畢玉民手裡。特務拿支左輪扣不響，畢玉民說那個不好使，糊弄人的。一口山東腔，不緊不慢，臉上還笑吟吟的。
他外出不帶我的時候不多，“過蘇聯”都是獨往獨來——那時管過界去蘇聯叫“過蘇聯”。他去一趟個把月，背個帆布兜子，那時叫“水楞布”，通常背回些藥，傷員多呀。有一次不知去哪了，背回大半兜子錢。現在尋思怎麼也有上萬元，那時買件襯衫才兩角多。
那時我們管偽軍叫“滿”軍，現在也難改口。虎林縣“滿”軍、警察、自衛團，少說有幾千，頭頭腦腦的，畢玉民少有不熟的。游擊隊、人民軍時期和抗聯初期，戰場上能跟“滿”軍做生意，賣你子彈。後來不行了，作戰消耗多少彈藥，戰後鬼子還讓上交彈殼。歸屯後形勢惡化，“滿”軍也隨風倒。可畢玉民在虎林縣的“滿”軍中，照樣吃得開。部隊缺什麼，他寫個條，去人就取。聽說他當過警察，是“在家禮”的，和一些人磕過頭。這些我說不准，反正這人神通廣大。他被“內部處理”兩三個月了，寫個條，蓋上他的戳，還好使。後來人家知道了，這些關係就斷了。
讓我給團長×××（老人是說出了姓名的——筆者）當警衛員，給他擦槍，這不是畢玉民的槍嗎？覺得不對勁，再一想，一個多月沒見到這人了。不敢問，就留心聽。那時都把我當小孩，一些話不背著我。畢玉民是去軍部路上被打死的，從背後開的槍，同時被打死的還有個王副官。聽說本來沒他什麼事，可他在現場，怕傳出去，就順便“處理”了。
補充團有個“中央隊”，頭子姓劉，是×××（老人是說出了姓名的——筆者）打死的。還有個“得勝隊”，頭子姓李，四十多歲，殺畢玉民也有他的份。後來聽說也“處理”了。
李得勝、劉中央有股匪氣，野蠻，罵人。畢玉民沒一句粗話，講道理，那是正兒八經的共產黨。這個人也有毛病，倔，有時抗上。聽說李得勝、劉中央打日本也挺厲害，但是到了困難時期，這種人就容易動搖、叛變。可畢玉民怎麼可能呀？後來又聽說是搞分裂、鬧獨立。真要這樣，不說別的，他還能把那麼多錢給抗聯花嗎？
8團團長王貴祥，也是山林隊出身，報號“君子人”。這人困難時期也跟著咱們，也被“內部處理”了。他的女兒王鐵環，和我同年參軍，開頭都在土頂子密營種地做飯做衣服，那年只有七歲。我尋思她應該是抗聯最小的女兵了。 1954年我在瀋陽當拖拉機站站長，見到她，問她知不知道父親怎麼死的，她說不知道。
1956年，在北京見到×××（老人是說出了姓名的——筆者）。我說我那時是個戰士，不知道上邊怎麼弄的，你什麼都清楚，畢玉民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呀？總得有個結論呀？咱們這茬人要是沒了，就再也弄不明白了。需要我打證明，我現在就打。他嘆口氣，說：過去了，拉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