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洪仁，字博安，滿族，1908年生於寧安縣北崗子屯農家，1930年寧安省立四中高中畢業，年初入團，不久入黨。 1932年初義勇軍蜂擁之際，他被寧安縣委派到“平南洋隊”中，致力於改造這支隊伍，直至犧牲。
1932年9月，救國軍總部率主力向東寧轉移，準備伺機過界去蘇聯。在救國軍中被編為一個連的“平南洋隊”，連長李荊璞集合隊伍講話，說咱們是寧安人，咱們不能走，拉出隊伍自己幹，保衛家鄉。
話音剛落，隊伍里站出個戴眼鏡的小伙子，高聲道：說得對，咱們拉出隊伍自己幹，可不能這麼就走了。營部這幫小子不是正經鳥，槍在他們手裡是禍害，咱打日本子得擴大隊伍需要槍，把他們的槍繳了再走。
李荊璞有些疑惑。營部附近有兩個連，槍一響，別說繳人家械，怕是連自己都難脫身了。於洪仁說咱不弄出動靜，不就行了嗎？讓李荊璞假裝有緊急情況向營長報告，外面的兩個排聽到暗號就衝進去，他帶個排在附近接應。結果一槍未放，就把槍全背了出來。
一支裝備挺好的偽軍，不即不離地總跟著“平南洋隊”，伺機下手的樣子。李荊璞忍不住，幾次要回頭去打。於洪仁說打沒說的，關鍵是得找個好地場。這是咱拉隊伍自己幹的第一仗，必須萬無一失。幾天后一個伏擊，把這支偽軍打得屁滾尿流，大部殲滅。
這支自發的抗日隊伍，成員大都是農民，也有一些慣匪、地痞，思想意識混雜，山林隊的劣性或多或少都有。比如封建迷信，認為“一生二死三興四亡五富六貧七升八降九久十無”，單數主吉，雙數為凶，打仗要選日子。 “平南洋”這字號，三個字筆劃也都是單數。更要命的是一些人惡習不改，經常搶劫、綁票，敵人乘機大肆宣傳，說“平南洋”是寧安最大的鬍子頭。李荊璞著急上火，於洪仁幫他研究制訂紀律，同時以沒收敵偽財產、徵集反日捐和收累進稅的辦法，解決隊伍的經濟問題。
李荊璞很願意跟這個年齡與自己相仿、又比自己老練、穩重的副隊長嘮嗑，特別長見識。可看到於洪仁和隊員在一起，今天這個，明天那個，嘮得那麼熱乎，心頭就犯嘀咕了。有些人也往他耳朵裡吹風，說副隊長背地裡總和些人捅捅咕咕的，肯定是沒安好心眼子。他嘴上說副隊長不是那路人，心裡也想人心隔肚皮，不能不防呀。倘若真的把“平南洋”的姓氏變了，或把一些人拉走了，那是他絕對不能允許的。
就問：你背著俺捅咕些什麼？
背著你？還捅咕？於洪仁愣了一下，隨即笑了：明人不做暗事，你好好訪訪，看看俺到底“捅咕”些啥。
李荊璞性情爽直，說話、辦事從來當面鑼、對面鼓，真就把一些人找來問是怎麼回事兒，問了幾個就不好意思再問了。
李荊璞知道寧安有共產黨，後來知道於洪仁就是共產黨。於洪仁也給他講講黨的知識，有意引導他。李荊璞覺得這個黨挺好，就想入黨。於洪仁說：入黨得有三個條件，一是服從組織，遵守黨的紀律，二要堅決反日到底，三要把隊伍交給黨，個人群眾化。
李荊璞說：頭兩條行，這後一條俺不干。
於洪仁有些詫異，隨即想到是沒理解這一條的意思：這後一條並不是讓你離開隊伍，也不是讓你當個士兵，你還是隊長，領導這支隊伍，但要聽黨的話，要官兵平等。每個黨員都要聽從黨的指揮，共產黨的隊伍要官兵一致，這些話過去不是跟你講過嗎？
李荊璞不好意思地笑了，繼而兩個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正是貫徹執行“北方會議”路線時期，綏寧中心縣委認為於洪仁在“平南洋隊”搞“上層勾結”，不同意李荊璞入黨。於洪仁據理力爭，幾經周折，1933年5月5日李荊璞入黨。而於洪仁直至犧牲，還戴著“上層勾結”的帽子。
筆者在寧安聽過李荊璞回憶抗聯的講話錄音，十多盤老式錄音帶，市黨史辦上個世紀80年代初錄製的。老將軍說沒有於洪仁，就不會有他的今天。談到下面的內容時，聲音不時哽咽。
1933年冬，部隊在後來改名為“平日坡”的天橋嶺整頓兩個月，主要是廢除槍馬私有的“挑片子”分配製度，槍馬彈藥一律歸公，官兵平等，不准打罵士兵，廢止肉刑、體罰等等。
李荊璞帶頭髮言：從今兒個起，咱們就是正兒八經的共產黨領導的隊伍了，不姓“平南洋”了，不是誰的私家隊了。咱們反日救國，流血犧牲，是盡咱中國人的本分、義務，不能一邊反日，一邊發財。俺李荊璞樂意起這個頭，也希望大傢伙兒實心實意走這條道。
從“平南洋隊”到“工農義務隊”，不是改換個名稱，而是從山林隊到比較純粹的抗日武裝的一種質的飛躍。這一步能夠邁出去，首領即一把手的態度，還有權威，是舉足輕重的。
需要說明的是，由於洪仁一手操辦的對“平南洋隊”的這種改造，不光在吉東，就是在南北滿也是較早的，也應該說是比較成功的。
在這裡沒什麼油水可撈了。當晚就有人離隊出走當鬍子了，之後零星的也有。
1934年5月下旬，先是9隊在隊頭帶領下叛出，不久11隊也拉走當了鬍子。 1、3、5、7、9、11共6個隊，1/3叛走了，一些人還在暗中活動，醞釀更大的陰謀。
這是一次大手術，一刀下去，一些人的發財夢就破滅了。各地黨對山林隊的改造，幾乎都是在這一步卡殼、失敗的。派到隊中的黨員，有的被趕走了，有的被殺掉了。這種震盪在工農義務隊也是空前的，而且叛亂的跡像也越來越明顯，卻未引起足夠的警覺。
8月21日，部隊在寧安縣大唐頭溝活動。大熱的天，官兵在屋裡、樹蔭下剛吃過午飯，正是比較閒散的時候，叛徒們一齊動手，把槍口對準了他們想對準的人。用當年的東北話講，是把槍給這些人“支上了”，然後就開始繳械。
於洪仁和李荊璞在老鄉家嘮嗑，幾個叛徒闖進來時，李荊璞坐在炕沿上，槍口對上，槍就被繳了。於洪仁坐在窗台上，一時間難以近前，於洪仁伸手去腰間掏槍，叛徒的槍響了。
叛徒們軟硬兼施，逼著李荊璞跟他們走，重樹“平南洋隊”大旗，給他們當首領。李荊璞堅決不從。工農義務隊中有不少當初和李荊璞一道滾打出來的生死弟兄，有的讚同叛走當鬍子，但要殺掉李荊璞，這些人又會反了。於是，就把李荊璞放了。
李荊璞抱住血葫蘆似的於洪仁，慟哭失聲。
當時，正值被抗聯老人稱為“'北方會議'路線回潮”的高潮，省委代表坐鎮寧安反“右傾”。周保中、李范五、於洪仁等都在“右傾”之列。周保中是“勾結”“反動軍官”，李范五是“勾結”地主富農，於洪仁是“勾結”鬍子頭。被他們“勾結”入黨的人，已經或正在面臨被清除出黨的命運。
李范五在回憶錄中說：“同盟軍的政治部主任胡仁對我說，工農義務隊裡的部分頭頭也是終日人心惶惶。因為他們有的是在'平南洋'打起旗號之後，被李荊璞收編的雜牌武裝，有的當過土匪，他們擔心被打成'上層勾結'的典型。”
出了這等亂子，反“右傾”不得不暫停、低落一陣子。於洪仁的鮮血遲滯了黨內反“右傾”的進程。可待集中精力把工農義務隊恢復得差不多了時，還得繼續掀高潮呀。
而直到犧牲還戴著“上層勾結”帽子的於洪仁，甚至被視為“上層勾結”的犧牲品。
你得趕緊讓俺入黨，誰知道哪天讓敵人打死呀。
傅顯明，滿族，1900年生於雙城縣，七歲喪母，十二歲亡父，跟著哥嫂種地。十六歲流落到寧安，在縣城鞋鋪打雜，又當兵，當巡警，“九一八”事變後拉隊伍抗日，參加救國軍，任連長。救國軍失敗後，報字“佔中華”，率150餘人活動在寧安東南山一帶。吳義成、周保中重組救國軍，被編為14旅1團，轉戰吉東、東滿。之後，參加綏寧反日同盟軍、東北反日聯合軍第5軍，為2師師長兼4團團長。
沒文化，有頭腦，又勇敢。據說第一次戰鬥，看到有人傷了亡了，不少人就蒙了。用那時的東北話講，叫“麻爪了”。莊稼人，哪見過這種場面呀？傅顯明第一個衝了上去，一些人就跟著往上沖。很快地，那些“麻爪”的也“嗷嗷”叫著衝鋒陷陣了。
在寧安、東寧和東滿一些地區，提起“傅團”，人們都蹺大拇指，有的兩個字“能打”，有的3個字“不怕死”。
1934年春，在寧安風水山和團山子，“傅團”打死10多個鬼子。
1935年冬反“討伐”中，在團山子，傅顯明率50多人與百餘鬼子激戰，又打死10多個。
傅顯明犧牲，前面說了，主要原因是地理環境不熟悉，被敵包圍、追擊。胸中數彈，血流不止，仍大呼“衝！衝出去！”
李文彬率森林警察大隊起義後，被改編為5軍警衛旅，下編兩個團。李文彬任旅長，張鎮華為政治部主任，原森警大隊2小隊長蔣繼昌為參謀長，1小隊長費廣兆為1團團長，3小隊長張成地為2團團長。
傅顯明呱呱墜地就飢寒交迫，張成地來到這個世界就吃香的喝辣的。他家是刁翎有名的大糧戶，同樣出名的是他的豪爽，仗義疏財。他家總養些吃閒飯的人，要飯的，落難的，失去勞動能力的，像開著免費飯店、旅店似的，都知道張大財東家心善呀。
“九一八”事變後，張成地傾家蕩產支援抗戰，並參加李杜的自衛軍，失敗後回家隱居。成立偽森警大隊，當局指定刁翎出多少壯丁，並要有一名紳士充任小隊長。沒人說張成地當這個隊長，就是要抓槍桿子打鬼子，但他在譁變過程中表現得最突出，卻是無疑的。
周保中親自指揮這支新軍向下江轉移，日寇則恨不得一口吞了這支“叛軍”。 “日滿協和始於軍隊”，這是“滿洲國”的一個口號。六年了，不斷整肅，加強“指導”，在一些侵略者的心目中，偽軍應該“協和”得差不多了。沒想到七七事變後，立即給個眼罩戴，一時間譁變成了個小高潮。倘能把這支“叛軍”滅了，也算抓個典型，殺一儆百了。
空中飛機跟踪偵察，地面騎兵、步兵追擊、截擊。警衛旅進入富錦縣後，被敵人半圍在安邦河附近的一座山上，張成地帶一個班掩護部隊渡河。他從小就喜歡玩槍，匣子槍一隻手端不動，就兩手握著打。許多神槍手是用子彈“餵”出來的，張家的子彈像黃澄澄的大豆一樣多，更兼精靈、有悟性，練得左右開弓，百發百中。這一刻，他懷抱一挺捷克式，在樹叢中游動著，一個點射，再一個點射。看著大部隊過河了，再掩護全班撤退。
9月下旬，在寶清縣興隆鎮南與敵遭遇，張成地中彈犧牲。
他曾對政委趙永新說：你得趕緊讓俺入黨，誰知道哪天讓敵人打死呀？ ！
張成地和傅顯明，都是參加5軍不久就入黨的。
1936年4月10日，《中共吉東省委、寧安縣委、第五軍黨委書記周保中給王明、康生的信》中說：
優秀忠實的干部不斷的犧牲，群眾鬥爭中提拔的、培養的、教育的，趕不上犧牲的多。
1936年（無月日），《中共滿洲省委關於珠河工作問題給中央的報告》中說：
珠河在一九三五年犧牲了很多的干部，地方的黨團縣委數人外，中下級幹部很多，而軍隊上，除了二團團長被捕，二團當時坍台以外，下級軍事幹部陣亡的也不少。而這次聽老王說司令部在下江的干部犧牲甚多，目前連寫字的人都找不出來。
各軍基本如此，只是比起犧牲最多的時候，還差遠了。
1933年8月，剛由穆棱縣委書記調任寧安反日會長的李范五，來到只有4戶人家的紅地盤小牡丹屯。人們正在平整場院，為秋收作準備，他也跟著幹。都是朝鮮（族）人，他邊幹活邊跟他們學朝鮮話，就听背後有人用漢話道：說得不錯，有點兒朝鮮味兒。
這是個高個、塊頭也挺大的老農，黑黝黝的臉盤，嘴巴上鬍子拉碴的，衣褲上好多補丁，腳上穿著一雙兩個丫把的“水襪子”（一種底面都挺薄的膠鞋）。
見李范五有些發楞，姜信泰的姐姐姜信愛趕緊介紹：這是朱縣委。
李范五早就听說過寧安縣委書記朱守一，而且知道很快就要接朱守一的班了，沒想到這位從衣著到面相一時都難以端詳出多大年紀的“老農”就是。
朱守一，原名周子岐，奉天人，比李范五大七歲，哈爾濱工業大學畢業，是個資本家，開著一家規模挺大的罐頭廠。 “九一八”事變後，扔了工廠，拋妻離子，參加抗戰。從奉天到哈爾濱，再到寧安，做地下工作，組織過抗日武裝。向李范五介紹寧安地區情況，談到給游擊隊籌備給養多麼困難時，嘆口氣道：早知這樣，當初把工廠賣了，帶著鈔票來就好了。
李范五在回憶錄《燕山黑水風雲錄》中寫道：
我們走出小牡丹屯，我問他，從這到三區要走多少路？他說，不遠，過個山包，下個嶺就到了。聽他的口氣，就像吃完晚飯在庭院裡溜一圈那樣輕巧。這一天我們走了八十多里，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走這麼遠的路。而他卻很輕鬆，彷彿不是為了將就我，再有八十里也不夠他走的。一個過去車接車送的資本家，幾年以後變成一個鐵腳板的爬山虎，這該是多麼大的變化！從過去的錦衣玉食，一擲千金的生活，而變成今天食淡衣粗的苦日子，是什麼力量使他發生如此巨變？
第一次在老鄉家吃飯，李范五要洗手，正洗著，看到那條鍋鐵色的毛巾，這飯還怎麼吃呀？第一次住大車店，推開門那股腳丫子味兒，差點兒把他頂出來。再看那油乎乎的被頭，心頭翻江倒海般，還是一個字“嘔”。像他這種家庭出身的大學生，自踏上這條路後，要經歷的“第一次”實在太多太多了。
湯原縣原教育局長劉鐵石，參加游擊隊後上山的第一頓飯，好歹吃了兩口，又都吐了。他怎麼能咽得下那種飯呀？游擊隊派人下山給他弄飯，中了埋伏，一死一傷。
不久，朱守一就到密山縣擔任游擊隊長了。臨走，他對李范五說：大個子，過得慣嗎？等趕走日本子，俺請你到奉天家裡做客，讓俺老婆好好做幾樣“好嚼裹兒”，咱哥倆好好解解饞。
第二年端午節那天，在一場遭遇戰中，朱守一犧牲了。
1936年2月，吉東特委書記李范五奉命過界去蘇聯，途中在密山縣哈達山口，特意讓交通員老戴頭領他去看了朱守一的墳。撥開沒頂的枯蒿和榛柴棵子，沒膝深的雪地上，隆起一個膝蓋高的雪包。松濤陣陣，他彷彿看到朱守一笑吟吟地站在面前，關切地道：大個子，過得慣嗎？
駐足良久，李范五環視周圍山勢地貌特徵，對老交通員說：咱倆不管誰能活到勝利那天，一定要在這墳前立塊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