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是1933年1月9日，從虎林過界去蘇聯的。正是滴水成冰的臘月，據說連帽子都沒戴，只穿了一隻鞋，只帶著妻子和副官，孩子和保姆扔在虎林，連參謀長楊惠忱都未來得及過去。
王德林是一天后，從東寧縣城三岔口東越界河瑚布圖河過界的。當時三岔口城裡槍砲轟鳴，硝煙瀰漫，救國軍官兵還在殊死抵抗。那條滿語意為“流淌沙金的河流”的瑚布圖河，用東寧人的話講，冬天打個“滑跐溜”就過去了。
2001年春，筆者在東寧縣城東寧鎮東苑北1胡同30號，見到一位八十五歲的瘦削儒雅的老人侯懷恩。他原是三岔口學堂的學生，參加救國軍當了司令部糧秣文書，隨總部退到蘇聯的雙城子（烏蘇里斯克）。聽說蘇聯要把他們送去新疆，他悄悄溜了，冰天雪地中摸了幾夜山道，潛回三岔口。
老人說，三岔口東門裡有個娘娘廟，日本子在那裡殺人，讓老百姓都去看。都是救國軍官兵，大都是負傷後被俘的。一個個被五花大綁著按到鍘刀下，脖後墊上幾根高粱秸，鍘刀一按，咔嚓一聲，人頭就下來了。
老人說，俺哪敢去看呀，那不是白給了嗎？老娘病了，這地方待不得了，收拾東西準備回山東老家，就听變成了殺人場的娘娘廟那邊那個喊呀：
中國不會亡！
打倒日本子！
小日本子，俺操你八輩子祖宗！
額穆的義勇軍山林隊大小隊頭，都算上大約有五六百名的樣子，在此地的主要頭子，是從前救國軍的吳司令義成，他自己的隊伍還有五六十名，他們天天蹲在森林裡向老百姓要吃要穿，對於老百姓“趕邊朱（豬）”“綁票”“壓馬”搶東西等，胡亂鬧一陣，老百姓對他們厭惡極了。這些隊伍的思想都是“暫時對付著混吧，等關里出兵或者是老毛子和日本開仗，就有辦法了”。特別是吳義成，他天天當士兵講“關里快（出）兵了”，再不就是“關里給彙來了大洋錢了”。
吳義成本來和我軍的關係就不好，所以當我軍一到額穆時，他表面上對我們非常客氣，暗地裡他向一切山林隊宣傳說：“他們是共產黨的紅軍，他們是要共產的，你們千萬不要和他們接近，他們竟玩姦心眼兒，弄來弄去就上他們的當……”
這是1936年6月22日，《中共吉東特委關於抗聯第五軍問題的報告》中的文字。
李杜、王德林過界後，大量義勇軍散落在吉東、東滿地區，僅寧安一帶就有幾千人，沮喪、失望，士氣低迷。還有前面寫過的唐聚五進關後，遼寧義勇軍那種被欺騙了的感覺：有能耐的大官都跑了，扔下俺們不管了。
群龍無首——這是個需要有威望的領袖出來收拾殘軍、殘局，重振信心，繼續奮起抗戰的時刻。
也不能說群龍無首，救國軍前方指揮部總指揮吳義成，這時無疑是最高首領了。當時，他和參謀長周保中正在東寧縣老黑山奔往寧安的路上，立即下令停止前進。這麼大的事情，下一步如何動作，是得好好琢磨琢磨。此人雖是大老粗，卻天生聰慧，足智多謀，偏又好作愚鈍狀，還自稱“吳傻子”，王德林說他是大智若愚。現在的問題不是愚智，而在於沒了信心，精神頭不行了，也要越界去蘇聯。
周保中不同意，給他分析形勢，日軍只是佔了幾座縣城，城外還是咱們的天下，完全可以重整旗鼓打下去。 4旅旅長柴世榮說，咱們是中國人，到人家那邊去算怎麼回事兒？其他一些旅長、團長，也說俺不到老毛子那邊去。
走不了，那就得乾哪。大家推舉吳義成代理救國軍總司令，周保中為總參謀長，並將部隊編為四個路軍和一個游擊軍。 1路軍司令吳義成兼，2路軍司令周保中代，3路軍司令姚振山，4路軍司令柴世榮，游擊軍司令李延祿。
隊伍繼續西進，拿下安圖城，救國軍穩定陣腳、局面，控制了樺甸、撫松、敦化、蛟河等縣大部地區，建立了遼吉邊游擊區。吳義成當然高興了，進了縣城就像進了天堂，好吃好喝好日子。攻城時抓獲的偽警察局長，家人給吳義成送來金銀首飾，還有虎皮、紫貂皮什麼的，那就放人唄。這小子暗中勾結日軍，突然反攻，吳義成措手不及，棄城而逃。
9月，吳義成指揮攻打東寧縣城，未果，就帶著他的基本隊伍進山，老熊蹲倉般蹲起來。
這時周保中的處境與趙尚志在“朝陽隊”後期有些相似。吳義成已經沒多少隊伍聽他的了，周保中則眾望所歸。從一開始就被戴上“上層勾結”帽子的周保中，倘能繼續“勾結”下去，那後來5軍成立時的基數，八成會更大。可這時正趕上“'北方會議'路線回潮”，吉東局指示他退出救國軍，到寧安著手建立黨直接領導的綏寧反日同盟軍。
明清時稱“寧古塔”的寧安，為清代正一品將軍衙署地、著名流放地。城內隨處可見的兩人合抱的老榆樹，述說著古城悠久的歷史。一座座四角高聳炮樓的大院套，則顯示著古城有錢大戶的眾多，但已多屬過去的故事了。 1934年全縣人口23萬，說明這裡仍是吉東地區人口最稠密的縣份。而一座寧安城人口達兩萬多，趕得上東大荒一些新移民縣份的人數了。
1934年2月16日，綏寧反日同盟軍辦事處在寧安平日坡成立，周保中任辦事處主任。同盟軍以周保中帶來的邊區軍兩個連和寧安工農義務隊為基礎，吸收柴世榮旅、王毓峰團、傅顯明團、裴振東團、王汝起團，另有八道河子自衛隊，寧安地區一些山林隊也陸續加入。
從游擊隊到人民革命軍，再到抗日聯軍，東北抗聯大都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而5軍從一開始就讓人想到“抗日聯軍”。
珠河游擊隊成立時，並未引起敵人的注意，而綏寧反日同盟軍可是很快就被盯上了。這不光是因為前者只有13個人，後者據說達6000多，還因為“同盟軍”這3個字在敵人心目中是非常可怕的。倘若各種反日武裝都同盟起來，對“滿洲國”將意味著什麼，那還用說嗎？
4月初，從長春開來1個偽警備旅，會同當地日偽軍，圍攻同盟軍根據地平日坡密營。由於出了叛徒，已經無密可言，頭道卡子的榆木炮未打響就被敵人打壞了，二道卡子房子也被砲彈打著了，就剩最後一道卡子了。
槍砲聲中，寧安工農義務隊隊長李荊璞嘶啞著嗓子大叫：頂住！誰也不許退，俺要退就把俺打死！
不能打笨仗！
李荊璞聞聲回頭，是周保中，手拿一支煙斗站在背後。
周保中將煙斗湊近旁邊一棵燃燒的大樹，點燃後吸一口：咱們是游擊隊，不能打頂牛仗。不說別的，子彈就耗不起。頂一陣子行，掩護部隊把密營裡的東西搬走，馬上撤離。
李荊璞說俺明白了，可你也得麻溜走呀？你在這兒，俺們得想法保護你，打不好仗。說著，硬把周保中扶上馬，瞪一眼幾個警衛人員：還不快走！
平日坡密營失守後，同盟軍各部分頭游擊。柴世榮旅在八道河子溝口伏擊日偽軍，斃傷多人。工農義務隊和邊區軍收繳光棍屯、大荒地、上馬蓮河等地反動武裝，攻襲日本林業公司，打死日本經理、副經理，將臥龍屯偽警察署繳械。又挺進哈東，裡應外合，未費一彈，將偽軍一個連繳械。王毓峰團和“四季好隊”打下小城子，又攻進寧安與延吉間的城子街。
195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授銜的1000多位將帥中，有4位出自東北抗聯序列，都是少將，李荊璞是其中之一。
李荊璞原名李玉山，1908年生於寧安縣沙蘭鄉營城子屯，三歲喪母，十歲給大糧戶當半拉子。從小受苦，看透人間不平，聽人說書講故事，特別崇仰那些行俠仗義的英雄好漢。因他常為東家上山打獵，練得一手好槍法，也就藝高人膽大。
鄉下消息閉塞。 1931年冬，他去縣城為東家辦事，住在義發園大車店。車老闆子走州過縣，屬社會底層見多識廣的一群，那烙屁股的南北大炕就是民間新聞發布中心，就听說日本子佔了奉天城，正往北邊來，就快到這地界了。
那時，這個扛大活的壯小伙子，不懂的事情太多。他最想搞懂也最搞不懂的，是少帥養那麼多兵，怎麼不打就跑了呢？日本子的飛機、大砲再厲害，不也是人操弄的嗎？就算它長著三頭六臂，咱中國人這麼多，抱成團，怕誰？
回去跟幾個扛活的窮哥們一合計，都說這日子沒法過了，再讓日本子騎到脖頸子上就更沒活路了，大哥你說怎麼幹吧。李荊璞不光槍法了得，人也精明，豪爽仗義，在鄉間頗孚眾望。找幾塊木板，先用鋸拉，再拿刀削，做成幾支“匣子槍”，用鍋底灰染黑了。半夜三更翻牆進了大糧戶魏姦頭家，幾支“槍”頂住魏姦頭和砲手，繳了幾支槍，拉起一支12個人的隊伍，報號“平南洋”。
那時的莊稼人，通常知道“東三省”、“關里”、“關外”，知道自己住的那個屯子屬於哪個縣。有的連這些地理概念也是一知半解，稱日本侵略者為“東洋鬼子”，對許多人來說是後來的事。如今管外國人叫“老外”，那時不是中國人就是洋人，日本子是從南邊來的，就叫個“平南洋”。寧安還有個叫“平西洋”的山林隊，跟“壓東洋”、“平日本”、“打日本”都是一個意思。
救國軍興起後，“平南洋隊”加入救國軍。王德林退東寧準備過界，李荊璞沒走，把隊伍拉出救國軍，自己幹，很快發展到200多人。
1933年12月，《中共滿洲省委吉東局關於綏寧、饒河工作給滿洲省委的報告》中，這樣評述“平南洋隊”：
這個隊伍是按舊有的“鬍子”隊編制的，有掌櫃的和四大柱，槍是個人私有，過年過節“挑片子”分贓，掌櫃的二個，四大柱一個半，弟兄們一個片子，此外掌櫃的有“紅錢”（提成）。隊內大部分是新破產的農民和學生，有煙癮的很少，有些小隊內只有二三個。各隊隊長由士兵推舉，但多半是以前的慣匪，因為他們山道熟，對游擊戰爭有經驗。他們雖是“綁票”，但對勞苦群眾相當同情的，所綁的多半是地主豪紳、走狗，對農民很少有害，整個隊伍不受國民黨的影響。
這樣的一支隊伍，即便是“北方會議”路線時期，也不能不受到共產黨的青睞。寧安縣委先後派於洪仁、王光宇、黃佐清、陶淨非、陳翰章等人，到隊中做政治工作，將其打造成寧安一帶最有威望的抗日武裝，改稱“寧安工農義務隊”。 5軍成立後編為1師，成為東北抗聯主力軍中的主力師，師長李荊璞。
1935年3月16日，師長兼1團團長李荊璞，率1團在寧安東南山石門子設伏，擊斃日軍20多人，繳獲2挺機槍和20多支步槍。 27日，又在二道河子襲擊日本守備隊，打死9人，俘虜7人。
蓮花泡戰鬥，是1師，也是5軍經歷的最殘酷的戰鬥之一。
1936年2月，1師所屬3個團在寧安東京城西的蓮花泡一帶休整。部隊剛從敦化、額穆歸來，正趕上春節，官兵大多是這一帶人，老百姓殺豬宰羊歡迎子弟兵。有情報說東京城敵人要出動“討伐”，師領導覺得不大可能，只是讓各團向東京城方向派出警戒。
27日夜，駐東京城日軍和偽軍1個營，另有馬蓮河1個偽騎兵團，分頭向蓮花泡進襲。 28日拂曉，戰鬥首先在蓮花泡東石港子屯3團駐地打響，很快師部和1團駐地也被圍攻，師長命令3團、1團就地抵抗，2團從右側發起反擊。
冰天雪地中一場激戰，實為抗聯應該極力避免的戰鬥。敵人吃夠了被游擊的苦頭，總是挨打，卻抓不住對手的影兒，最喜歡拉開架勢這樣打了。輕重機槍子彈掃得積雪飛揚，像平地捲起大煙泡，迫擊砲、擲彈筒不斷發射著，屯子裡的茅草房被打著了，火舌舔著房頂上的白雪和門上的春聯。戰至下午兩點來鐘，2團反擊屢屢受挫，1團、3團被敵大半麵包圍。砲彈傾瀉在陣地上，這回煙霧特別大，官兵突然感到頭昏腦脹，敵人發射的是毒氣彈。李荊璞命令2團兩個連掩護，其餘部隊立即分路撤退。
擔任掩護的2團4連馬連長和19個戰士，被毒氣熏得迷迷糊糊後，潛伏在一片榛柴棵子裡。清醒過來時，出現在視野裡的是一隊打掃戰場的鬼子，正朝他們走來。馬連長的匣子槍響了，隨即戰士們的槍也響了。
蓮花泡戰鬥，雙方傷亡慘重。尤其使鬼子惱怒的是，本來以為戰鬥已經結束了，又被打死包括森田中佐在內的10多個鬼子。當地反日會後來收斂烈士遺體時，近80人只尋到42具比較完整的，其餘都被敵人肢解了、毀壞了。
離休前為重慶市人大副主任的胡真一老人，1920年生於奉天省鳳城縣胡家堡子，七歲時隨父母走北荒到吉林省林口縣後刁翎鎮（今屬黑龍江省）。鎮子中間有個小山樣的大土包，頂上是個警察局，周圍一圈人家。
八歲放豬，十二歲放馬，是匹瞎馬。那年母親去世，父親把妹妹送人當了童養媳，瞎馬是婆家給的彩禮。打那以後，只要有人提親，看著父親好像中意了，她就收拾個小包袱要走。父親問她去哪兒，她就說找雲龍去。雲龍是有名的殺富濟貧的女鬍子頭，鎮裡商舖和貨郎擔子賣的扇子上，有云龍的畫像，白馬紅衣，手執雙槍，英姿颯爽，是她的偶像。
五歲那年，母親給她裹腳。用熱水燙了洗了，把二腳趾向腳底掰去，要盡力靠近大腳趾，三腳趾也一樣，以此類推，然後緊緊攥住，再用裹腳布一層層死死纏住。這樣持續三年光景，一雙腳就整個變形了，腳底凹陷，腳背隆起，成了小尖尖腳。開頭雙腳不敢沾地，要扶著炕沿才能站起來，走路得拄根棍子。至於發炎、潰爛了，就更苦不堪言了。
十指連心，腳趾也一樣。母親裹，她就解，系上死疙瘩解不開，就用剪子剪，再裹就掙扎、反抗，殺豬般號叫。父親心疼女兒，站出來干預，母親氣得哼兒哈兒的，說你要害她一輩子呀？人沒見面，腳進屋了，怎麼嫁人呀？
這樣對峙了幾天，母親不理她了，有時一天也沒句話。她以為沒事了，誰知母親竟喝了鹵水。父親和鄰居們亂成一團，忙不迭地用熱水把狗屎攪稀了，給母親硬灌下去，那一頓吐呀，好歹算把人救過來了。
七十七年後，在重慶市老人家裡，老人說腳的解放，對我人生的命運是決定性的。朝鮮族婦女不裹腳，那時的漢族女兵都是大腳，或是裹了又放開的半大腳。三寸金蓮，你就是有天大本事，萬丈雄心，也只能在家囚著。參加抗聯後宣傳群眾，就說婦女解放，從腳開始。
又道：俺娘性子烈，俺像俺娘。
母親漂亮，兩個女兒都是天生的美人坯子，求婚的不斷。那時那人十五六歲就結婚了。兵荒馬亂年頭，就更急著給女兒找個人家，尋個著落。胡真一就覺著這輩子真得走雲龍那條道了，沒想到來了“鬍子”“共產黨”。
1936年秋，莊稼快上場了，5軍打下前刁翎。前後刁翎相距5公里，消息一陣風就過來了。這是個什麼綹子呀？人家不是綹子，叫“共產黨”，聽說是從關里來的。不是綹子，那他幹什麼呀？有人說打日本子，還“共產共妻”。 “共產共妻”是怎麼回事兒呀？那時都叫“老婆”、“媳婦”、“孩他媽”、“屋裡的”，莊稼人哪有叫“妻子”的呀？有人就講“共產”是把有錢大戶的東西分給窮人，“共妻”是你的老婆也是俺的老婆，俺的老婆也是你的老婆，什麼也沒有自己個的，都是大傢伙兒的。 “俺的媽呀！”人們大驚失色，這不是比鬍子還鬍子嗎？
胡真一老人說，有姑娘、媳婦的人家炸窩了，窮人不怕“共產”，怕“共妻”呀。俺趕緊收拾包袱，俺爹還用鍋灰在俺臉上抹兩把，剛出門就听見街上“嗚哩哇啦”吹喇叭，還是喜慶調。一看，是前刁翎來送親的隊伍，其中還有兩個小學教員郭鐵堅和李淑貞，是兩口子，後來都參加抗聯了。那時人們都信服教書先生的話，兩個人又能講，更重要的是事實明擺在那兒。共產黨要是“共產共妻”，還能有這送親的隊伍嗎？人們心裡踏實了，可送親的娘家人不高興了，說商量好的事，怎麼不出來迎親呀？欺負娘家窮，沒勢力呀？
幾天后，5軍來了。貼標語，開大會，宣傳共產黨的主張，抗聯是什麼樣的隊伍，號召人們為抗日救國出力。讓人們感到稀奇又好笑的是官兵“大叔”、“大嬸”叫著，到各家各戶去讓捐糧。大家都笑，說這共產黨怎麼像要飯的似的呀？越這樣，人們越愛給，自古誰見過這樣的軍隊呀？不過，晚上組織婦女開會，一些人還是不大放心，特別是老頭、老太太，悄悄跑去溜牆根，看裡面究竟在幹什麼。
有個謝興華，和胡真一是乾姊妹，前刁翎人，父親當甲長，一家人都參加抗聯了。胡真一跟著她和幾個女兵，這跑那顛，成天不著家。父親見她跟當兵的在一起，不敢說什麼，暗中和兩個哥哥盯著她，怕這個“瘋丫頭”跟人跑了。
隊伍走了，父親放心了。胡真一早問好了，隊伍離開後刁翎，要在許家屯住幾天。她跟後院的宮小丫、前街的吳華敏是乾姊妹，一商量，約好了，跑。每人挎個小包袱，還有個煙袋。那時農村婦女少有不抽煙的，“關東山三大怪”嘛。
到許家屯10多公里，快走一半了，路邊樹棵子裡突然鑽出個人，手裡拎著根棒子。 3個人嚇了一跳，再一看不是劫道的，是胡真一的大哥。怎麼商量也不放行，3個人就坐在地上耍賴。大哥把包袱、煙袋“繳械”了，再硬把胡真一拖起來：爹說了，打斷腿也要把你扛回去。
“文化大革命”中，胡真一被批鬥，父親哭著說：都怨俺呀，那時把你找回來就好了。
胡真一道：打日本不會錯，到什麼時候也不會錯。
敵人逼迫參加抗聯的人家上山找人。宮小丫的父親故意鑽樹棵子，掛得破衣爛衫的，回去給敵人看。胡真一的父親是真找，拄根棍子，披件破羊皮襖，這山那山喊啞了嗓子。月亮出來了，狼嚎，他還喊。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更別說個大姑娘了。隊伍再好也是兵呀，這不是掉虎口、狼圈裡了嗎？
走到一條盤山道，坡下都是茅草，底下一個半人來深的水塘，邊上結著冰碴兒。胡真一給兩個夥伴遞眼色，宮小丫就說要撒尿，兩個人鑽進樹棵子裡。胡真一假裝跟大哥說話，冷不防一推，大哥“媽呀”一聲，就听“嘰里咕咚——撲通”一陣響。跑出老遠了，還聽大哥帶著哭音喊：你們不聽話，槍子不認人呀。
抗聯各軍中，2軍、5軍女兵最多。 2軍朝鮮（族）人多，5軍漢族人多，又以刁翎人最多。著名的“八女投江”中，刁翎人佔一半。而刁翎參軍的30多個女兵，倖存者只有兩個，另一個是李淑貞。郭鐵堅犧牲後，她嫁給金京石。金京石是朝鮮人，抗戰勝利後回朝鮮，任平壤市長。
女兵和十幾歲的小孩，都送到教導隊去學習。新隊員登記，一個王處長問胡真一叫什麼名字，她說叫“小買子”。王處長笑了，又問她姓什麼，想了想，道：俺給你起個名，從現在起，你就叫“胡真一”了。
胡真一老人說，那時東北叫“小買子”的人多了，意思是買來的，不是媽生的，命賤，好養活。有的男人都沒個大名，只有小名，更別說女人了。俺妹妹一輩子也沒個名字，婆家姓任，就叫個“任胡氏”。俺要不參加抗聯，也一樣。
在教導隊學軍事、學政治、學文化。找個寬敞點兒的大屋子，南北大炕上一坐，教員在牆上掛塊木板，把大家的姓名寫上去，邊寫邊講解，然後個人練習寫個人的。講馬克思是德國人，列寧是蘇聯人，斯大林是列寧的接班人，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等打走了小日本子，中國也要建設跟蘇聯一樣的國家。
學習個把月，敵人來“討伐”，教導隊要轉移。人多目標大，年紀大點兒的就分配工作了，胡真一和幾個人分到依蘭喀上喀密營被服廠。
胡真一參軍時，5軍服裝比較統一，是黃色的。黃色是掩護色，而整齊劃一，“對於軍威上和政治影響上有很大的關係”。不但威風、氣派，更像支正規軍，讓老百姓覺著不是鬍子，免去不少口舌、麻煩。軍裝對於抗聯的這種功用，應是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
女兵服裝與男兵的差異，是棉褲大腿兩側有個囊，叫“馬褲”，這在當時就是一種時尚、時髦了。再打上綁腿，腰間皮帶一束，自我感覺，別人瞅著，漂亮、神氣極了。 1937年，正是抗聯的好時候，5軍領導對女兵的生理特點想得也周到，被服廠特製褲衩和類似胸罩的小背心，還有土造月經帶。那時窮人誰穿襯衣襯褲呀，冬天也是空筒子棉襖，更別說背心、褲衩了。做著這些小衣服，胡真一以為是給孩子的。再一想誰家孩子胳膊腿能這麼粗呀？縫個尺把長、比擀麵杖粗點的布袋，裡面裝上草木灰，兩頭縫上帶子，上邊再來一圈，這又是個什麼東西呀？一問，臉就紅了。大家都笑，說你這“瘋丫頭”、“野小子”還會臉紅呀。
半年後，胡真一和3個女兵被調到軍部。一天，副軍長柴世榮讓她收拾打扮得精幹、利索些，腰間特意掛支小手槍，再如此這般交代一番，就帶她去見“九彪隊”首領“九彪”。
“九彪隊”有200多人，是與5軍聯合作戰的一支山林隊。這天來商談什麼事，不知怎麼提起5軍的女兵。那時女人除了生孩子，就是圍著鍋台轉，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三寸金蓮也邁不動。當兵打仗，更是想也不曾想。騾馬上不了陣，軍中有女人不吉利、喪氣，打敗仗，開頭連抗聯都有人這樣說，更別說山林隊了。
“九彪”四十來歲，中上個頭，稍胖，一身黑衣褲，腰插兩支匣子槍，說話挺和氣。問胡真一家在哪兒，怎麼參軍的，爹媽同意嗎，打過仗嗎，打槍害不害怕，有沒有受傷的，傷了哭不哭，等等。
胡真一老人說，那時管這種事叫“辦外交”，俺哪辦過外交呀？看副軍長挺嚴肅、認真的，心裡就像揣個小兔子，比第一次打仗還緊張。可一聽“九彪”提的這些問題，這還不好回答嗎？現成的，張口就來。他還問男男女女的，晚上睡覺怎麼辦。俺一听就笑了，給他們講個故事，把大傢伙兒都講笑了。
當班長不久，部隊深夜進屯宿營，全班十幾個人一家擠不下，就自己找人家，看準炕上躺著的是長頭髮，就上炕躺下了。那個女人渾身直哆嗦，打擺子似的，問一聲沒回音，抖得更厲害了。她尋思這是病了，伸手去摸人家腦袋，就听“嗷”的一聲，那女的一下子跳起來，大喊“救命啊”。一家人“嘁咚咕咚”跑進來，說這小子想糟蹋新媳婦，喊著抓住他，別讓他跑了。
胡真一說，俺是個姑娘家，能糟蹋誰呀？
聽聲音挺水靈，看模樣看不出來。頭髮跟男的一樣，棉褲上倒是有倆囊，可老百姓不懂呀。再說了，誰信女人還能扛槍打仗呀，有人拿著菜刀、燒火棍什麼的就往炕上上，有的說揍他，有的說拿他去見官，讓當官的收拾他。
胡真一端起步槍，嚇唬著大喊：老爺們儿都給俺出去，俺脫衣裳給你們看，看俺是男是女。
自參軍後就沒脫過衣服睡覺，就脫這麼一次，還不是為了睡覺。
胡真一第一次參加戰鬥，是1937年秋，快割麥子了，在刁翎的黃鼠郎子溝。部隊部署在山坡上，山下一片麥地，前邊是條河，日軍騎兵100多人，半渡時開始射擊。在教導隊學習，教員講射人先射馬，她就瞄準最前面的那匹馬。槍響了，嚇了一跳，好一會兒才明白不是自己打的。就繼續瞄呀瞄，右手食指就用上力了。 “咣”一傢伙，好像不是槍響了，而是腦袋炸了，眼前一片混沌、空白，後來發現槍也扔了，人趴在那兒傻了似的。
就這麼放出第一槍，打了第一仗。之後就行了，瞄準了，一槍，又一槍，有時還告訴自己放近了打。曾親眼見到打倒一個鬼子，死了傷了說不准。
第二年冬天，在興隆溝把敵人打垮了，就追。跑出1公里多，女兵落後了，胡真一在女兵中跑得最快。小時候登山爬砬子，一些男孩子都沒她快。街坊鄰居家老母雞抱窩，都讓她去往窩裡擺雞蛋，說她手腳麻利，小雞出殼快。跑著跑著，發現路邊溝裡趴著個鬼子，呢子大衣上好多血，還活著。她把槍對著鬼子，四下瞅瞅，尋思這可怎麼弄呀，那鬼子沖她瞪眼睛，說著日本話，就听懂兩個字“八嘎”。她火了，“俺叫你'八嘎'！”上去就是一刺刀。
女兵們追上來了，站那兒瞅著血漬糊拉的鬼子，有的還瞅瞅胡真一槍上的刺刀。胡真一也說不清心頭什麼滋味兒，這畢竟與老遠用子彈射殺敵人不大一樣。
襲擊敵人列車前，通常要扒段鐵道，然後埋伏在鐵路兩邊。用斧子、錘子、榔頭把道釘砸活動了拔出來，用木棒把鋼軌撬起來，再按原樣擺那兒。女兵和男兵一樣幹，大冬天一會兒一身透汗。手悶子窟窿眼子的，沾上鐵一拽掉層皮。
打偽軍，攻警察署，襲擊山林警察，有時不讓女兵直接投入戰鬥，讓她們唱歌、喊口號，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見有女兵，有的敵人就喊“抓活的”、“搶老婆呀”，大家恨得牙根癢癢，男兵女兵，不管三七二十一，往死裡打。
5軍女兵最多時達300多人，那時足夠一個團的兵力了。雖然沒有婦女團這個編制，女兵也從未都編到一塊兒，可官兵喜歡這支別樣的隊伍，時間久了老百姓也熟悉了，見到女兵就說“婦女團”來了。
這還得從一個女人說起。
馮淑豔，1910年生於奉天，六歲隨父母走北荒，到吉林省穆棱縣（今屬黑龍江省）九站（今穆棱鎮）泉眼河屯落戶。 1933年7月，鄰居於鳳閣家娶兒媳婦，日軍突然闖來，說參加婚禮的人中有反滿抗日的。喜慶的喇叭調變成炒豆般的槍聲，血濺宴席，六七個人倒在血泊中，其中包括馮淑豔的母親和侄女。
從此，這個長得高高壯壯的血性剛烈女子，就把生命的意義濃縮成兩個字：報仇！
要問具體怎麼報仇，二十三歲的農家少婦還真說不上來。她不知道是哪個鬼子殺了母親和侄女，在她眼裡，這幫一身黃皮、戴著戰鬥帽的兩腳禽獸，都是一個熊樣。一命抵一命，你們就得還俺兩條命。
屯子裡難得見到鬼子，就去九站。通常都是晚上去，一是農家活忙，二是這活就該是晚上乾的。大營不能去，那是白給。她的目標，是單個或不超過兩個的鬼子。後來又多了個目標。聽說九站有共產黨，有的還說得挺嚇人，她不怕，只要打鬼子就行。她要找他們幫忙，或是跟他們合夥，一起殺鬼子。只是共產黨臉上也沒貼帖，就像她這個深更半夜巡街的“大老爺們儿”，誰知道會是個怀揣殺豬刀的青年女子呀？
這天半夜時分，在車站附近發現一戶人家有燈光。上前趴窗看，裡面好像在開會，隱約聽見“反日”兩個字，就尋思這是共產黨吧。突然有人從背後把她抱住了，“啊”出半截嘴也被堵住了，拼命廝打、掙扎也沒用，被兩個人拖進個小屋裡，綁在柱子上。
你是乾什麼的？
俺落你們手裡了，要殺要剮隨便，俺就問一句：你們是不是共產黨？
你是個女的吧？你問共產黨幹什麼？
殺日本子！
由於剛才激烈地搏鬥，三個人都大口地喘著粗氣。沒點燈，看不清嘴臉和表情，但她有種直覺，對方不像壞人，可能就是共產黨。是不是也無所謂，她早就豁出去了，就一五一十地把什麼都講了。
這年秋天的一個傍晚，馮淑豔家來了個偽警察。老總有什麼事嗎？那偽警察卻嬉皮笑臉地道：不認識俺了？再看，卻是她的丈夫王杰忱。
丈夫也幫她找共產黨，找到寧安去了。錢花光了，想起表弟李文彬是寧安縣偽森林警察大隊大隊長，就奔去了。再一尋思，兩口子找共產黨沒少耽誤活，當警察，掛個名，多少掙幾個，也能貼補家用。而馮淑豔揣把殺豬刀“巡夜”，看到偽警察也沒動手。她覺得這幫東西可恨，又可憐。可你也不能幫狗吃食，穿身狗皮回來呀。
馮淑豔氣不打一處來，抓起笤帚疙瘩就打：你這個不知好賴的東西，咱們打離婚！
那時提起離婚，前邊都要加個“打”字。也是，有幾個不打呀吵的能離婚呀？
王杰忱邊躲邊叫：別打了，俺明個就去辭退了還不行嗎？
這事得向組織上匯報。穆棱縣委書記潘壽廷沉思一陣子，一拍大腿：咱想往裡派人還派不進去呢，讓他在那兒好好乾，當地工，收集情報。
1936年2月，5軍1師參謀長張鎮華，受周保中派遣，來找馮淑豔。張鎮華和王杰忱是磕頭兄弟，叫王杰忱三哥。馮淑豔知道他來肯定有事，邊張羅弄飯邊說，你說吧，俺听著。張鎮華說李文彬這個人不錯，組織上想把他的隊伍拉出來反日，那邊只有三哥一個人，想讓三嫂也去。馮淑豔說行啊，什麼時候去？張鎮華說越快越好，馮淑豔說俺明天就去。
表嫂來了，李文彬熱情接待。
李文彬，1902年生於雙城縣三姓屯，讀過3年私塾。種地、趕車，到三十六棚（哈爾濱鐵路工廠）學徒，1920年參軍，從士兵到班長、連副、連長。 “九一八”事變，所在18旅投降日寇，李文彬回家。 1934年經舊同事介紹，任偽依蘭縣森林警察大隊大隊副，第二年調任寧安縣森林警察大隊大隊長，駐防牡丹江左岸的三道河子。這個大隊150多人，大都是原東北軍，許多人參加過抗戰，有戰鬥經驗，所以參加抗聯後立刻成為一支生力軍。
李文彬精明、沉穩，帶兵打仗很有一套，對付鬼子也有一套。奉命“討伐”，哨子催命似的震天響，立即整隊出發，瞅著認真極了，有時卻走錯路了。有時槍聲炒豆似的，比日軍打得還激烈，那槍怎麼打的，對手當然也知道，不然就不會來策動譁變了。
談話是在飯後好像不經意間進入正題的。
馮淑豔說：你這個差事挺好吧？
李文彬道：好他媽啥呀，還得受日本子的氣。
窗外北風呼叫，室內表兄弟夫婦坐在熱炕上嘮嗑。李文彬方臉膛，濃眉大眼，戴一副黑邊眼鏡，人很壯實，又是個武人，言談舉止卻像那名字文質彬彬的，可也壓抑不住地出口就是句粗話。
馮淑豔說：你這官也不小了，這一百多號弟兄不都得聽你的嗎？
她早不是那個只憑血性之勇的女中豪傑了，這一刻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專嗆李文彬的肺管子。
李文彬嘆口氣：弟兄們聽俺的，俺又得聽誰的？光這院子裡就有8個日本子，都是軍官。這年頭中國人當多大的官，也是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吃飯，是日本子手裡的棋子。
話說到這份兒上，馮淑豔就開門見山了：張鎮華是你哥的磕頭兄弟，他常去俺們家。前幾天讓俺給你捎話，希望你能當個真正的中國人。
李文彬沉思一會兒，道：這事非同小可，千萬聲張不得。你轉告張鎮華，這邊還得好好做做工作，把弟兄們的心都攏到一起才行。
李文彬豪爽、仗義，肯為部下擔待，頗受官兵擁戴。所屬三個小隊，小隊長都有愛國心，又是磕頭兄弟，工作進展得比較順利。
馮淑豔和李文彬確定的方針，是先官後兵，先易後難，先重點後一般。軍官沒問題，重點人就是兩個機槍手了。這機槍手是日本人認為可靠的人，不過王杰忱已經和其中一個姓畢的磕頭拜了把子，另一個姓趙的挺會在日本人面前來事，受到信任，難度就大。馮淑豔讓人把他那挺機槍偷出來，放到大隊部院牆豁口處，日本軍官每天晚上巡查，自然發現，這還了得。你的良心大大的壞了，死了死了的！日本人把姓趙的拉到西門外，綁在樹上。
李文彬不動聲色的一聲令下，官兵們操起武器衝出來，把趙機槍手團團護住。畢機槍手把槍口對準日本指導官和教官，大叫：你們日本人太不是個物了！弟兄們給你們賣命，你們張口就罵，舉手就打，有點兒毛病就“死了死了的”，你們不把俺們當人待，老子今兒個也豁出去了！
眼見著硬撐下去肯定要吃大虧，指導官津村昌咕嚕一句，鬼子們就把槍放下了。
1小隊長費廣兆把手一揮，官兵們也把槍放下了。他走到津村昌面前，說：俺們有兩個要求，不知指導官能不能答應。
你的大大的好人，說了說了的。這工夫，津村昌當然希望有個台階下了。
費廣兆道：第一，今後對有錯誤的士兵，要先訓教，如果不改，才能處理。第二，今兒個這事，由俺們大傢伙兒幫趙機槍手改正錯誤，他要不改，連俺也算上統統槍斃。
么西，統統的可以。這小子答應著，還親自上前為趙機槍手鬆綁。
這件事一舉數得，甚至就是一次譁變、暴動預演。
7月12日這一天，正巧8個鬼子都在，就決定當晚行動。在李文彬指揮下，半夜時分，掐斷電話線，關鍵部位骨乾布置好了，兩挺機槍堵住日本人的房門，將鬼子全部消滅。然後，燒了房舍和軍事設施，全體官兵和家屬分乘3艘大船，沿牡丹江向5軍駐地三道通進發。
李文彬率隊起義，成為七七事變後吉東地區偽軍反正、起義的先聲。隨後，依蘭縣偽38團和警察隊譁變，勃利縣偽29團譁變，帶出大批槍械彈藥。
七七事變對偽軍，包括偽官吏，是一次重大衝擊。
前面說過，“九一八”事變後義勇軍奮起抗戰的一種重要心理支撐，就是期待關里出兵，收復失地。而今關里打起來了，雖然還未出兵，但是覺得這回有指望了。有的就動作起來，沒動作的也變得動搖了。
為策反三道河子偽森林警察大隊，張鎮華等人曾編了一首《偽軍反正歌》，其中一句歌詞是“拉出隊伍奔抗聯”。七七事變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一個特點，就是一些偽軍譁變後，直接投奔了抗聯。
有人也是投機，看風使舵，變來變去——留待後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