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9月28日，《中共滿洲省委巡視員霞珠河巡視報告》中說：
當我隊在三岔河作戰，來了一個知識分子周光亞要求入隊，並要求參加下級士兵，自稱團同志，司令部疑心他，故留在司令部任秘書，以便監視，說是團外區委老董介紹，斷了關係，後又來二人找他，均未收容。在香爐砬子時，來一醫生要求入隊，留在隊裡，在喬家崴子，周光亞槍殺啟東，竊款千餘元逃跑（啟東係經濟部長）。後來審問醫生，始知周系哈著名偵探，醫生來隊，系賓縣警局派他來找他回去的！此事件發生以後，隊內開展了反奸細的運動，同時堅決成立了政治保衛隊。
李啟東，1896年出生於朝鮮平安北道一個普通家庭，參加“三一”運動，之後隻身流亡到中國東北，在吉林通化進入朝鮮民族主義者創辦的新興士官學校學習，1921年被選送到雲南講武堂深造，畢業後在廣州從事革命活動，1927年回東北。他1926年參加朝鮮共產黨，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日軍佔領珠河後被選為縣委委員、兵委書記，曾先後到偽軍和“朝陽隊”中做兵運工作。哈東支隊成立後，為支隊經濟部長。
從“朝陽隊”的秧子房掌櫃，到哈東支隊經濟部長，並不是因為之前做過這種工作，或有特殊才能，天生就是乾這行的料，而是因為他的忠誠、可靠。在山林隊中，這秧子房掌櫃在“四梁八柱”中無論怎樣排行，都是大當家的最親近的人。這是“財神爺”呀。有的還是大當家的親戚，時間久了，經不住誘惑，也卷錢走人了。孫朝陽有那麼多心腹、親戚、老部下，李啟東是後去的，又是個“老高麗”，而能擔當這種角色，就是三個字：信得過。
但要以為李啟東就是個勤勉、可靠的老黃牛式的人物，那就錯了。論軍事，他甚至比黃埔4期的趙尚志還科班。今天我們不知道他在這方面的業績，一是他犧牲得太早，沒來得及施展才華；二是即便有什麼驕人的戰績，因為同時期戰友中倖存者太少太少，後來者也就難以知曉了。
在“朝陽隊”時，趙尚志就非常樂於傾聽李啟東的意見。對於這位比自己大十二歲的老大哥，趙尚志非常尊重。對於趙尚志這種性格的人，身邊能有這樣一位老成持重的老大哥，經常提醒一下，乃至敲打敲打，那情形肯定是不一樣的。有人甚至認為，如果李啟東不是過早犧牲，趙尚志的一些錯誤，或許可能避免。
抗聯退到蘇聯後，由3軍負責同誌編寫的《抗聯第三軍史略》中，能寫到的烈士都寫到了。關於李啟東，開頭即是“我們最敬愛的珠河游擊隊創造者之一的李啟東同志”——從中不難想見他在廣大官兵心目中的威望、分量。
奸細周光亞的首選暗殺目標是趙尚志，一時沒機會，又害怕身份暴露，而當時抗聯對這種奸細、特務的警惕性也不高。 1934年7月1日，李啟東去支隊司令部開會，這個漢奸主動請求“護送”，走到賓縣8區喬家崴子的一片小樹林時，將李啟東殺害。
三岔河之戰，李根植戰死，鐵漢子趙尚誌曾經落淚。 1940年，於保合、李在德夫婦生了第一個男孩，他給取名“於根植”，說讓我們的後人永遠記住這位抗日英雄。
李啟東被暗殺，對趙尚志刺激更大，特別悲痛，他認為李啟東是替他犧牲的。
東滿反“民生團”的血潮惡浪，曾經波及到北滿。奸險的鬼子對3軍當然也不會放過，大肆宣傳“趙××隊內的韓人都是我們派去的”。趙尚志根本就不理睬這一套，在這上頭3軍絕對是一片淨土。金策、李福林、李熙山、李啟東、李根植、姜熙善、樸吾德、馬宏力、李泰、樸吉松等等，趙尚志團結、重用了大量朝鮮（族）同志，這些人心情舒暢，甩開膀子抗戰，絕對是3軍的精英、骨幹。
珠河地區最早的黨組織，成員幾乎都是朝鮮（族）同志。趙尚志從“朝陽隊”拉出來的九個人，除了王德全，全是朝鮮（族）人。無論反“民生團”的妖風怎樣刮，上頭有什麼指示，趙尚志根本不為所動。他的道理很簡單，那就是事實。這些人出生入死，打日本那麼不要命，說他們是日本人派進來的奸細，見鬼了！
李福林，原名公道軫，又名崔東範，和趙尚志同歲，1918年流落到中國，先後在和龍、寧安、海林、阿城從事農民運動，曾兩次被捕。第一次押送途中過橋時，一拳將警察打入河中，成功逃脫。第二次關在奉天監獄，“九一八”事變後被組織營救出來，任滿洲省委巡視員。之後歷任珠河中心縣委組織部長、珠河游擊隊黨支部書記、哈東支隊黨委書記、3軍執法處長、1師政治部主任兼哈東地區游擊司令，人稱“哈東司令”。
抗聯各軍編制略有不同，就是設不設政委。 1軍、2軍有政委，又有政治部主任，跟今天差不多。 3軍及其他各軍沒有政委，只有政治部主任，這政治部主任實際履行的就是政委的職責。所以趙一曼那2團政治部主任，一些很權威的文章中就說她是政委。有的軍又有差異，如5軍，軍、師為政治部主任，團為政委。
毫無疑義，李福林是個政工幹部。人們稱他為“哈東司令”，更看重兼任的這個職務，除了對“主任”這兩個字比較生澀外，當然也不無通常那種言傳意會的東西。就是今天，軍政主官中，司令員也是1號首長。而比這一切更雄辯的是，這是個軍政雙全的人物，司令當之無愧，有他指揮打的許多好仗為證。
3軍第一次東征，與謝文東、李華堂等部攻打方正縣城，就是執法處長李福林率領少年連首先攻占的東門。他帶領幾個戰士，冒著彈雨，衝過城壕，爬越城牆，炸毀了東砲台，打開城門。查閱史料，採訪當事人，抗聯無“敢死隊”一詞——實際這幾個人就是敢死隊，執法處長就是敢死隊長。
1936年5月，在依蘭縣珠山附近一次伏擊戰中，李福林指揮部隊殲滅20多個鬼子，包括一名大佐。
這年冬，3軍主力西征後，李福林率1師1團轉戰哈東地區。他親自率隊攻襲林口縣城，襲擊延壽偽警察大隊，在夾信子設伏，打死20個鬼子。
1936年9月召開的珠湯聯席會議，李福林當選為北滿臨時省委委員，擔任組織部長。不久，出任3、6、8、9軍組成的聯軍依東辦事處主任，負責為上述各軍籌措軍需。
1937年4月，李福林率少年連和警衛連去省委開會，途經通河縣二道河子宿營時，有漢奸告密，被600多日偽軍包圍。激戰一天，傍黑突圍時，李福林左膝蓋被打斷。警衛員、鄂倫春族戰士李寶太，背起他跑出不遠，中彈犧牲。齊副官又要背他，他推開齊副官，說快帶隊伍突圍。齊副官不肯，李福林厲聲道：多死一個人有什麼用？快走！這是命令！
子彈飛嘯中，李福林沉靜地劃著火柴，點燃了隨身攜帶的文件，然後抓起匣子槍向撲上來的敵人射擊。
比趙尚志大七歲的3軍4師師長郝貴林，和趙尚志是熱河老鄉。如今這種三省（區）交界地帶也大都屬欠發達地區，那時就更苦了，偏遠閉塞不說，關鍵是土地瘠薄，這對土裡刨食的莊稼人就意味著災難了。說不清什麼時候，他隻身走北荒到了珠河，在黑龍宮對面山溝裡搭了個窩棚。一個肯下死力氣勞作的壯小伙子，一片富得流油的土地，那跑腿子窩棚就有了一種宮殿般的感覺，鼾聲中就有了一個個金碧輝煌的夢。待到扛槍的人像蝗蟲般一群群來去時，別說那夢了，這命都說不定在哪一聲還未聽完的響亮中就沒了。
1934年春，珠河游擊隊打下黑龍宮後，郝貴林就跟著隊伍走了。
沒有保人，一個孤零零的跑腿子，誰知道你什麼來路呀，不要，怎麼說也不要。可這郝貴林要是幾句話就能打發走的，也就不可能參軍兩年就當上師長了。他就認准這支隊伍不搶不奪，這兵非當不可了。隊伍到了哪兒，他幫著遛馬、挑水，不用他幹，他就乾別的，這世上只要有心，活是現成的。部隊出發了，他扛根棒子在後邊跟著。打賓州，一些義勇軍、山林隊畏懼不前，郝貴林不算大的眼睛瞪得溜圓，掄著棒子嗷嗷叫著往上沖。大家都覺著這個長臉、中上個頭、挺魁梧的跑腿子是塊料，趙尚志就說行了，收下吧。
李啟東被暗殺後，3軍司令部成立政治保安隊，負責保衛領導機關並執行緊急戰鬥任務，成員都是勇敢善戰、政治可靠分子。具體成立時間沒有記載，郝貴林是這年秋天被任命為隊長的。
時值趙尚志率隊在五常縣境活動，突然進襲雙城東部的方城崗、小山子，並將其占領，敵人即調兵“討伐”。郝貴林自告奮勇，要求帶幾十騎兵，向賓縣進擊，將敵引開。趙尚志說賓縣大排隊多，郝貴林說那幫小子不“頂殼”（頂用），咱一個能打他十個。
保安隊連下三道街、包家崗，3小時繳槍30多支。
賓縣一支較大的山林隊“佔北平”，義勇軍風起雲湧時也“義勇”過，之後就投降了，時常襲擊抗日軍。保安隊到達7區財神廟附近時，郝貴林聽說“佔北平”有支40多人的隊伍在那兒，天將亮時指揮隊伍將屯子包圍，然後單槍匹馬進了屯子，大叫：當家的在哪貓著呀？快出來見俺！
一個頭目跑出來，郝貴林用匣子槍指點著他：俺們是趙司令的先遣隊，大冷的天，弟兄們想進來暖暖手腳，你說行不行呀？
一會兒工夫繳了50多支長短槍。
1935年秋，郝貴林昇任4團團長，兩個月後任師長。
年底，郝貴林和政治部主任金策率部東征，開闢新區。部隊頂風冒雪進至勃利縣東北部的七台河煤礦時，是凌晨3點來鐘。這裡是敵人的重要據點，4師要在這一帶活動必須打掉它。約莫兩袋煙工夫，一個俘虜被拖上山來。敵情明了，戰鬥部署，郝貴林以90%以上的兵力圍打日軍。戰鬥持續一個多小時，一小隊日軍全部被殲，一連偽軍大部活捉，繳獲大量槍支彈藥和軍用物資，將礦井坑口炸毀，勞工全部放走。
密山縣哈達鎮位於七台河南百餘里處，是西通雞西、東達密山縣城的交通要衝，駐守偽軍26團，團長姓蘇，人稱“蘇二鬼子”。郝貴林選3個機靈的戰士，打入偽26團，很快發展了20多人。一天夜裡，4師突然發起攻擊，裡應外合，活捉“蘇二鬼子”，偽軍不戰而降。
郝貴林指揮作戰，以機動靈活穩準狠著稱，像鷹一樣瞅准了猛地撲上去，叼一口就走，待敵人緩過神來，人早沒影了——有人將其總結為“鷹襲戰術”。
一個地道的莊稼人，參軍不到兩年就當上師長，這在東北抗聯中是罕見的。而其軍事實踐證明，有人天生就是來這個世界上乾這行的。
4師不但戰績突出，而且政治教育好，組織紀律性強，從無違紀行為，特別受老百姓歡迎，是3軍有名的“模範師”，用今天的話講叫“先進典型”。世世代代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莊稼人，見到了一支從未見過的隊伍。敵人則驚嘆這支隊伍的飄忽不定，神出鬼沒。而這一切當然還與郝貴林的搭檔、政治部主任金策有關——留待後敘。
1937年初，郝貴林兼任北滿聯軍下江辦事處主任，負責為聯軍籌集給養。
7月的一天，郝貴林帶十幾個官兵到勃利縣青龍山小五站收款時，被敵人探知，200多日偽軍包圍上來。他指揮隊員邊打邊退，胸部中彈。官兵們冒死將他搶回來，抬到太和屯後，因流血過多犧牲。
3軍第二次西征，趙尚志率主力從湯原出發時是500多人，在慶城、鐵力留下200多人，不知道留在海倫多少人，繼續西進的是150多人，從遜河開始東返時是70餘人。返途挺順利，多少也會傷亡，這個數字沒有留下來。
1軍西征歸來的人數前面說了，兩次出發時都是400多人，1師歸來百餘人，3師70多人。
那些沒有歸來的，以及歸來後又犧牲的，還有西征前就犧牲了的先人，給我們留下姓名的又有多少？
蓋有“趙尚志印”的《一九三三年冬至一九三七年秋三軍陣亡將士統計表》（不完全準確）比較簡單，總計630人，其中高中級幹部40人，下級幹部130人。
寫於1941年的《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一九三二——一九四一年陣亡指戰員統計表》中，對各個時期的有名烈士有“姓名”、“性別”、“民族別”等8個欄目，無名烈士在表後說明中有個數字。這裡引用的都是1軍的：
“磐石游擊隊時期”：“以上總計七名，不知姓名者共二十餘名。”
“東北人民革命軍時期”：“以上總計二十二名，不知姓名者共約百九十餘名，共合——二百一十二（名）。”
“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時期”：“以上共計二十九名，不知姓名者共約二百五十餘名，合共二百八十餘名。”
“第一方面軍”：有名烈士只有兩人，“不知姓名者六十餘名”。
就是列在統計表裡的所謂的“知姓名者”，那寫在“姓名”一欄中的許多“名字”又是什麼樣子？ “馮××”、“吳××”、“×東彬”、“×好根”、“小隊長”、“金隊長”、“蔡指導員”、“壓日本”、“鷹鼻子”、“劉短脖子”、“大鬍子老頭”、“狗皮老頭”、“紅蘿蔔”、“自動車”，等等，或者有姓無名，或者有名無姓，或者只是個職務，或者姓加職務，更多的是外號，乃至山林隊的字號。
寫於同年的《抗聯第三路軍犧牲人員名單》的“姓名”欄中，還有“老呂太太兩個兒子”。
無論1軍給不給士兵編號，這都是一場需要把姓名都犧牲了的戰爭。
就在前面寫過的李東光犧牲的那次戰鬥中，一個剛上隊入伍的學生，別說姓名，連號都沒編就犧牲了。而且那麼壯烈，負傷後用手榴彈與敵人同歸於盡。
5軍政治部主任胡仁，1936年初從穆棱返回寧安途中下落不明，從此音訊皆無。
滿洲省委秘書長李士超，因為近視，人稱“瞎員”。同年春被派去游擊隊工作，人從哈爾濱動身後就沒影了。一路上別說日軍、偽軍、憲兵、特務了，就是碰上棒子手、砸孤丁，也能要了他的命。
滿洲省委派到3軍的政治部主任張敬山，到珠河後，好像還未正式上任，就在1935年秋季“大討伐”中犧牲了。
磐石游擊隊兩任隊長，還有政委，十天內相繼犧牲，軍心動搖，大量開小差，要散伙了。就在這節骨眼兒上，團省委巡視員劉過風來了。要不是他硬頂在那兒，楊靖宇聞訊趕到，是不是就得重新召集隊伍，甚至重新組建了？這無疑是重要的一筆，歷史留下的也就是十來個字的一筆。關於他的犧牲更簡單，敵人進攻玻璃河套根據地時，被槍殺了。
“劉過風”是他的真實姓名嗎？有人為他安葬嗎？葬在何處？ 1軍3師參謀長楊俊恆犧牲後，難得的買口棺材，安葬在臨江縣六道陽岔的什麼地方，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不秘密不行，敵人知道了，會掘墳斬首示眾的。而這幾個參加安葬的人，又有幾個能活下來呢？
李敏老人說，只要條件允許，烈士遺體是一定要處理好的。夏天、秋天是土葬，要深埋，不然會被野牲口扒出來。下頭兩場雪時也行，只是地表凍層硬殼。春天不行，地表化得南流北淌的，底下還是凍的，春天冬天就火葬。把木頭一根根堆摞半人來高，把烈士遺體放上去，再橫著壓幾根。不然燒一會兒，那人就佝僂起來，心裡更難受。時間來不及，或是有敵情，不能點火，就用樹枝子或雪掩蓋一下。 1938年以後，基本都是雪葬了，用手捧，堆雪墳。
“我們最好的第一連連長——姜歪嘴子（韓國同志名字忘記了）同志被陣亡了。”
這是寫於1941年的《北滿游擊運動史略》中的文字——這類不無語病，卻是原汁原味的、有名無名的文字，太多太多。
這類文字太多太多，是因為犧牲得太多太多。只有49頁的“東北抗日聯軍史料叢書”中的《東北抗日聯軍第十一軍》，不到一頁文字寫了4次戰鬥，兩次是主要領導犧牲，另兩次是“均壯烈犧牲”、“全部壯烈犧牲”。都犧牲了，他們的一切也就無人知曉，無從知曉。
筆者在桓仁、新賓兩縣采訪時，都聽說在歪脖子望山一帶的戰鬥中，有個戰士抱著鬼子滾了砬子。新賓縣黨史工作委員會編纂的《興京抗日烽火》中，也多次提及此事。這不就是狼牙山五壯士似的英雄嗎？
作為一個從戎而未投筆的軍人，我知道這本書可能有這樣那樣的失誤，但絕對是從心裡嘔出來的這百來萬字，首先就是獻給這些連姓名都犧牲了的先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