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國人對她的熟知程度，甚至可能超過本書所有的英雄人物。
趙一曼，原名李坤泰，曾用名李淑寧、李一超、李潔，農曆一九零五年九月十六日生於四川省宜賓縣白楊嘴村，為父母八個子女中的小女兒。這是個年收租70擔的地主家庭，不然怕是難有機會讀書，也就難得成為一位走南闖北的革命女性。
比趙尚志大三歲的趙一曼，1926年入宜賓女子中學讀書，接下來就跟後來成為職業革命家的那個時代的先驅者的履歷都差不多，在席捲各地的“五卅”運動中初露頭角，加入共產黨，被開除學籍。同年10月，黨組織送她到武漢軍事政治學校學習。第二年9月被派到蘇聯東方大學學習，在此期間，與原黃埔軍校學生、東方大學同學陳達邦結婚。
1928年冬，趙一曼回國，被派到江西做秘密工作。不久，秘密機關被破壞，她拖著臨盆的身子躲避搜捕，在小巷人家裡生了孩子。幾天后抱著孩子去上海找到黨組織，在中央機關做秘密工作，後來又被調到江西。一天深夜，接頭的人不來，她覺出不對，聽到外邊腳步聲和拉槍栓聲，立即毀掉文件，抱上孩子，從房東的廚房翻出窗外，回到上海。
打從記事時起，筆者看到的有關地下黨的電影，經常在霓虹燈下出入飯店、舞廳，在翩翩起舞中接頭、傳遞情報。由於歷史的原因，關於趙一曼的許多重要事蹟，只能是模糊的、概念化的。但有一條是清晰的，就是沒有當年銀幕上的那種模式化的東西。
就說這次從江西回上海吧（下述文字並無資料可查，可能是趙一曼跟某一位倖存者講了幾句吧），就讓我們看到了下面的情景。這是一隻載著江西山貨和茶葉去上海的船，一個二十四歲（或二十五歲）的抱著個兩歲左右男孩的少婦，說她和丈夫要去上海探親，路上被土匪搶了，丈夫又被拉兵，萬望老闆開恩，讓她和孩子搭個船。老闆懷疑她是紅軍探子，又覺談吐、氣質不是一般人家的女人，就同意了。不知她在江西哪座城市做地下工作，也就不知道在哪上的船，到上海需要多少時間，反正這船費老闆是要定了。到了上海，老闆派個小伙計跟著她，去親戚家拿錢。她是真想給錢，可囊空如洗，更不能把人帶去黨的住地。想起上海有“告地狀”的，就弄個草標插在孩子身上，當街賣起孩子來，很快圍上一堆人，把警察也招來了，把她趕走了。小伙計仍是跟著她，拿不到錢，回去無法交代呀！就到另一條街上繼續“告地狀”，如是反复，終於使小伙計認定她是走投無路了，走了。
“九一八”事變後，趙一曼被派到東北。
陸續派到東北的共產黨人，倖存率之低，八成可以冠以“最”字。這是一次次前仆後繼的悲壯的英雄之旅，而這裡記敘的仍然只能是履曆書中簡歷般的文字。
趙一曼先是在奉天工廠做秘密工作。 1934年初，滿洲省總工會籌備處成立，趙一曼調到哈爾濱做省工會的組織工作，後任哈爾濱總工會代理書記，曾參加哈爾濱電車工人罷工鬥爭的領導工作。在此期間，她曾兩次去海倫巡視，並與當地黨的武裝負責人孫玉久研究、籌劃，同地主漢奸武裝打了一仗，取得勝利。
因為有了一位前面寫過一筆的倖存且高壽的方未艾老人，所以在此期間能夠寫得比較詳細一點兒的趙一曼與方未艾的交往，使我們能夠多少走進這位巾幗英雄的內心世界。
這時，方未艾已從《東三省商報》轉入《國際協報》，擔任副刊編輯，金伯陽要他把副刊當做宣傳革命和團結進步人士的陣地。他入黨不久，馬列著作讀得不多，黨內文件和宣傳品看得也少，這副刊辦得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黨的要求就是個問題。金伯陽決定找個人，讓他給方未艾輔導黨的路線、方針、政策。
方未艾老人說是1932年9月（這個時間似乎有誤，應為再晚些）。這天，金伯陽帶他去新城大街（今尚志街）東側公園，與這個人接頭。只見假山下長椅上坐位清秀的青年女子，一身古銅色毛織上衣和裙子，腳上一雙絳色高跟兒皮鞋，正打開一個褐色的小手提包，望著裡面的鏡子，輕攏鬢邊短髮。見到來人，她站起來，親切、優雅的微笑。金伯陽介紹，這是李潔。二十多年後，方未艾看到電影《趙一曼》，才恍然大悟。
前面說了，金伯陽、楊靖宇、趙尚志是方未艾那兒的常客，現在又多了個比他大一歲的李潔。
方未艾老人說，趙一曼的四川口音挺重，但講起黨的理論、知識，他都聽得懂。她理論造詣挺深，很聰明，也認真，有時講完了還讓他談談心得體會，提出重點問題讓他回答。
兩人見面時也談文學。趙一曼說中國作家中，她最愛讀魯迅的作品，蘇聯作家最喜歡高爾基。她還寫詩，曾給方未艾看過一首七言律詩《濱江書懷》：
誓志為國不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
男兒豈是全都好，女子緣何分外差？
一世忠貞新故國，滿腔熱血沃中華。
白山黑水除敵寇，笑看旌旗紅似花。
趙一曼俄語很好，方未艾會日語，兩個人互相教外語。趙一曼說，在東北反日，學日語很重要。
外出坐電車，有司機和售票員跟趙一曼打招呼，叫她“李大姐”。有點兒空兒，售票員就跟她說這說那的，下車時還不住地揮手告別。
方未艾老人說，一個四川女子，在哈爾濱好像也就年把時間，你想像不出她怎麼會和工人那麼熟悉、親切。這個人身上，天生有股說不出來的魅力。
應該是1934年春夏之交，一天晚上，趙一曼來了，問他請求去游擊隊的事怎麼樣了，方未艾說還讓等著。
方未艾東北講武堂畢業，正兒八經的科班出身，趙尚志、楊靖宇都曾勸他棄筆從戎，他也向組織請求到游擊隊去。沒想到這年秋天，卻被派去蘇聯海參崴列寧學院學習。
趙一曼說：俺今晚就是來向你告別的，組織已經批准了，讓俺到珠河去。
方未艾忙道這是真的嗎？得到肯定的回答，就說你走了俺就不等了，跟你一起走。
趙一曼說：這可不行，一個黨員，怎麼能無組織、無紀律呀？
方未艾說：那，俺就在這等著？
趙一曼道：俺到那邊等你。
一個坐桌前，一個坐床邊，一時間誰也不看誰，也不知道說什麼。
一會兒，趙一曼拿毛筆在紙上寫起來，邊想邊寫，寫寫停停，寫完又看了幾遍，改了幾個字，然後遞給方未艾。
是三首五言絕句《贈友留念》：
世上多風雲，人生有聚散。
今朝苦離別，他日喜相見。
友情和愛情，男女都看重。
言行不自由，兩者將何用？
理論與實踐，紛紛說短長。
一心為社會，萬古可流芳。
六十多年後，老人說他當時看了兩遍，照理該回贈一首，可一時思緒萬千，竟然語塞。這個棄武從文的地道文人，就說：明天俺給你餞行吧。
趙一曼說：俺說不定什麼時候走，也不喝你的送別酒。你要是不離開這裡，等俺帶隊伍解放哈爾濱，那時再喝你的歡迎酒。
趙一曼到珠河後，任中心縣委委員、縣委特派員和婦女會負責人，1935年春到道北區任區委書記。
應該說，趙一曼對東北農村是陌生的。那北滿雪原上的大煙泡，老鄉家好像能烙餅的熱炕頭，不但陌生，而且不適應。她的肺病不知什麼時候患的，脖子上那好好壞壞的瘡就是在珠河落下的。可這個文靜的南方女子，大家閨秀，有一種骨子裡的剛硬，還像方未艾說的天生有股說不出來的魅力，走到哪裡，聽吧，“瘦李”、“女李”、“李大姐”，鄉親們一聲聲叫得那個熱乎呀。
“瘦李”是因為她長得清秀、瘦弱，“女李”則是當時人們對知識女性的一種尊稱，姓什麼就在前邊加個“女”字。
農民會、婦女會、兒童團建立起來了，還成立了青年義勇軍、模範隊。只是這種農民武裝除了幾桿老洋砲，就是紮槍、大刀、棍棒，趙一曼就策劃出一套奪槍方案。
帽兒山車站附近公路沿線，設了一些偽軍哨所。搞掉這些哨所，既為抗聯活動掃清障礙，又能奪取武器，一舉兩得。趙一曼讓後來擔任3軍9師政治部主任的雷炎打頭陣，武器是把砍刀和只灌水又打氣的皮球。晚上行動，悄悄摸近哨兵，順利摸到跟前就揮砍刀，趙一曼就帶幾個人撲上去，衝進哨所抓俘虜、繳槍。要是被哨兵發現了，雷炎就蹲在地上假裝解手，一按皮球劈裡啪啦像拉肚子似的。這時，趙一曼或者伺機接應雷炎，或者趁哨兵的注意力被雷炎引過去的工夫，趁機摸上去。
就這樣有了第一批步槍。
筆者沒搞清是1934年冬，還是之後的哪次“討伐”，3軍3團在侯林鄉被敵包圍，偽軍中還包括那個已經成了日本人的一條瘋狗的“黃砲隊”。激戰一天一夜，突然敵人背後響起槍聲，是趙一曼率領青年義勇軍殺了上來。
3團與敵激戰時，趙一曼已派人探明敵人指揮部的位置。青年義勇軍雖缺乏戰鬥經驗，又大都是紮槍、大刀之類的冷兵器，可是人多勢眾，最主要的是直搗了敵人的指揮部，而且是突然攻擊，敵人頓時亂了。再加上許多老百姓吶喊助威，敵人草木皆兵，很快就退了。
後來，偽《大北新報》、《哈爾濱日報》等報紙，曾載出《“共匪女頭領”趙一曼，紅槍白馬猖獗於哈東地區》的報導。
今天歌頌這位巾幗英雄的作品，幾乎都少不了“紅槍白馬”一詞。筆者曾去檔案館查閱有關報紙而未得，據說那隻是篇簡短的報導。但是，戰爭中能直搗敵人指揮機關的，幾乎無一不是精銳部隊主力軍。以青年義勇軍這等武裝，去實施這種掏心擊腦的戰術，且能拿捏得如此精準，其膽略與軍事技藝，無疑是非常人可比的。
而1936年3月5日《曉夢關於珠河一帶的情況及工作現狀的報告》中，在談到1935年秋冬季“大討伐”中損失的干部時，關於趙一曼的是這樣的一句話：“黨地方同誌中最有能力者。”
1935年11月的一天黎明，2團被敵人包圍在道北區的一個山溝裡。激戰一晝夜突圍，部隊傷亡很大。團長王惠同負傷被俘（後英勇就義），道北區委書記兼2團政治部主任趙一曼指揮戰鬥時，一條大腿受貫通傷，骨頭被打碎。 22日，她和三個人轉移到3區春秋嶺附近一戶農家時，被漢奸米振文發現。米振文報告第三“討伐”隊隊長張福興，張福興帶偽軍將農舍包圍。戰鬥中，趙一曼左腕被打穿，失血過多，昏迷後被俘。
從在珠河見到被俘的趙一曼，到十天后又將其押送到哈爾濱偽濱江省警務廳繼續關押、審訊，警務廳特務科外事股長大野泰治都是個重要角色——讓我們看看1962年5月，他作為戰犯在押期間寫的供詞：
“這個婦女，穿著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著，臉伏在車台上，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坐在她的身旁照料她。傷者頭髮散亂，大腿的褲管都被血灌滿了，在不斷往外滲。
“我擔心她馬上死掉，得不到口供，從而失掉可能的情報，急忙走到她的身旁，叫喊道'起來！'她從容地抬起頭來看著我，看見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兩三步。我讓遠間（偽珠河縣首席警務指導官遠間重太郎——筆者）找個適當的審問場所。遠間同縣公所的翻譯詹警衛商量之後，決定在馬料房的高粱垛上進行。從審訊中，知道她叫趙一曼，二十七歲，在婦女抗日會工作，家庭是個富戶，本人受過中國女性的最高教育。在以上這些問題上，她態度坦然，答語明快。
“當問她關於趙尚志部隊的事時，她回答：'關於抗日聯軍的事，我不知道。'
“我問她是不是共產黨員，在黨內是什麼地位。她回答說：'我同共產黨沒有關係。'我問她：'為什麼進行抗日活動？'一聽這問題，她一下子提高了聲調，作了義正辭嚴的回答，與其說是回答我的問題，不如說是對日軍的控訴。她說：'我是中國人，日本侵略中國以來的行動，不是幾句話所能道盡的。如果你是中國人，對於日軍目前在珠河縣的行動將怎樣想呢？中國人反抗這樣的日軍難道還用得著解釋嗎？我們中國人除了抗戰外，別無出路。你們日本人口蜜腹劍。'接著她就'日本軍是保衛中國不受他國侵略'，'日滿一德一心'是'兄弟之邦'等問題作了揭露。她那種激憤之情，在我看來簡直不像個身負重傷的人。她對日本軍固然很義憤，但講得有條有理，使人一听就懂。當翻譯把她的話向我翻譯時，趙一曼就盯著翻譯的嘴，生怕他翻不全似的，翻完了又繼續講，滔滔不絕，確是個有口才的人。我不知不覺地成了她的宣傳對象了。
“我又用鞭子戳了一下趙一曼的傷口，只見她身子抖了一下，臉上露出了忍痛而憤怒的表情。這時候待在她身旁的那個姑娘跳起來護著她。我命令旁邊的警士把那個姑娘拉出去。我說：'看樣子你有點兒發火了吧？我不是為了聽你那套話來的，你不說，我也會讓你說出來的。你先把你共產黨的身份說一說吧！'在我這樣威脅下，她從容地回答道：'我沒有什麼中共身份，強迫一個人說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蠻橫了吧？你說我是共產黨員，你把證據拿出來！'她除了承認做婦女工作以外，其他什麼也不說。於是我就用鞭子抽她的手，她乾脆不說話了。”
用鞭子戳傷口，把竹籤刺進指甲裡，是為了使趙一曼屈服，得到他們想要得到的東西。從被俘地到珠河縣城，一輛牛車在山道土路上顛簸，對傷口不作任何處置，任其流血，到送去哈爾濱，住進市立醫院，也是為了同樣的目的。因為他們發現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因為大腿上的貫通傷潰爛了，他們需要一個活口，而把竹籤刺進指甲裡是不會危及生命的。
醫院畢竟不是偽警務廳的地下看守所，就有了逃走的機會。
趙一曼是12月2日押送哈爾濱的，何時被以“王氏”之名轉至市立醫院療傷無從查考，看守她的偽警察換成董憲勳，是在1936年4月上旬。
這是一個挺沉穩的富於正義感的青年。他的身份、職業，使他對這個世界的黑暗、殘忍和嗜血成性，看到的肯定比馬上就要寫到的韓勇義多得多。可他們都碰上了一個令他們、也讓我們這些後人永遠敬仰的人，兩顆冬眠的中國心就怦然跳動起來。在1936年那個叫做什麼“滿洲國”的世界裡，他們的行為有著特別的昭示意義。後人不會忘記他們，就像懷念那些在冰天雪地中戰死的、凍死的、餓死的有名無名的抗聯官兵一樣。只是拿起筆來，心頭總是壓抑著愧疚，因為我們這些後人對他們知道得實在太少。
開頭的話題，是多大年紀了，掙多少錢呀，娶媳婦了沒有呀，家住哪兒呀等等，董憲勳都回答了。談到日本侵略者的醜行，“滿洲國”這個恥辱的怪胎，董憲勳就不吭聲了，隨之而來的則是他值班時環境的寬鬆。自然，趙一曼的話題也就更放得開、有針對性了，而且有機會把自己到東北的經歷、見聞寫成類似小說的文字，董憲勳就成了第一個讀者。有一天，董憲勳就說：俺想參加抗聯，打日本子！
護士韓勇義，原是筆者家鄉人，知道得能多點兒。
她1919年出生於桓仁縣二道嶺，十歲時一家人搬到哈爾濱，投奔在黑龍江省官銀號哈爾濱分號當經理的大伯父韓文貴。 “九一八”事變後，大伯父積極籌錢支持馬占山、李杜抗戰，義勇軍失敗後隱居北平。日軍佔領哈爾濱，把韓勇義的父親抓去，逼他交出銀號賬目，憂恨成疾而死。
有個男孩子名字的十六歲的見習護士韓勇義，中等個頭，鴨蛋形臉，一雙清澈的大眼，挺濃的眉毛，活潑開朗，敢愛敢恨，見義勇為。之前她就見過有關趙一曼的報導，如果說那時是好奇與不無敬仰的話，當她看到這個被日寇摧殘得不忍睹視的女人時，幾乎就只有後者了。她非常喜歡在這個特殊病人的身邊多待一會兒，為她做點力所能及的事。特務見她年紀小，對她也不大提防。看著趙一曼傷口逐漸好起來，韓勇義眉眼間都是笑意。特務們審訊趙一曼，拉下病床踢打，傷口就在一次次流血中處於好好壞壞又不致命的狀態，那雙含淚的清澈的大眼睛，就噴出火星子。
1936年8月11日的《濱江省警務廳關於趙一曼的情況報告》（濱警特密第8853號）中說：“她們在憎恨世界的醜惡上取得了一致的觀點。”
後來敵人審問韓勇義和董憲勳，施電刑，上大掛，用炭火燒韓勇義的臉和背，問她為什麼要幫助趙一曼逃跑。她說：“因為自己住在滿洲國，走著滿洲國的街道，坐著滿洲國的車，使用著滿洲國的國幣，吃著滿洲國的出產，這都是由於住在滿洲國，出於不得已的事情。在自己的五臟之中所流著的熱血，是中華民國的熱血。我期待著將來的抗日戰線得到擴大，把日本人從東北驅逐出去，再掛起中華民國旗子的日子。”
韓勇義被判四個月徒刑，受盡折磨，疾病纏身，於1949年2月去世。
逃去的目的地是賓縣3區，那裡是3軍經常活動的地方。韓勇義賣了自己的兩個戒指和兩件大衣，得錢60元，充作經費。董憲勳找人做了一頂小轎，用來抬趙一曼。時間定在6月28日，這是個星期天，醫院人少，便於行動。
晚上9點來鐘，董憲勳僱一白俄司機，先用汽車將小轎送到南崗文廟後邊，再去醫院將趙一曼抬上汽車，重返文廟。下車上轎，由他和事先約好的他的叔叔董廣政抬著，由阿城方向逃出哈爾濱。韓勇義提著藥箱，一路隨行。到了鄉間，又僱輛馬車。
敵人是29日7點左右，另一個偽警察來接班時，發現趙一曼逃走的。憲兵、警察、特務立即出動，很快找到白俄司機這個線索，並判斷出追趕方向。因為趙一曼必須藉助於車輛才能行動，而當時哈爾濱街上的汽車屈指可數。
30日晨5時左右，在距游擊區不到10公里的阿城縣金家窩棚，被敵人追上了。
這是個悲壯而平靜的結局。朝陽剛從東方的地平線露出頭來，山野大地蔥蘢翠綠，草葉上的露珠突然不安起來，急驟的馬蹄聲由遠而近。趙一曼習慣地伸手去腰間摸槍，空了，那張清秀、蒼白的臉上就現出一笑——那是沉靜的一笑，也是輕蔑的一笑。
董憲勳和韓勇義是難免恐懼、慌亂的，可看到趙一曼那神情，就沉靜、坦然了許多。況且打從把自己的命運與趙一曼聯繫在一起的那一刻起，對這一刻就是有所準備的。
敵人終於絕望了。
8月1日，敵人把趙一曼押回珠河。敵人要用她的鮮血，恐嚇紅地盤的人民。
在火車上，趙一曼向敵人要了紙筆，給七歲的兒子寫了封遺書：
寧兒：
母親對於你沒有能盡到教育的責任，實在是遺憾的事情。
母親因為堅決地做了反滿抗日的鬥爭，今天已經到了犧牲的前夕了！
母親和你在生前是永遠沒有再見的機會了。希望你，寧兒啊！趕快成人，來安慰你地下的母親！我最親愛的孩子啊！母親不用千言萬語來教育你，就用實行來教育你。
在你長大成人之後，希望你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親趙一曼於車中
162個字，7個“母親”，還有那“寧兒”、“孩子”後面柔腸寸斷的“啊”。
無論是什麼人使這封遺書得以保存下來，我們這些後人都看到了一個比較豐滿的有血有肉的趙一曼——你就是把她塑造成神，那也是深深地植根於人們心田的神。
而那篇肯定是登在日偽報紙上的報導，無論那“紅槍白馬”有沒有，有多少令人遐想、富於傳奇的故事，趙一曼一生的華彩篇章都不在這上頭。比之本書已經寫到的和行將寫到的一些英烈，她既沒有那樣驕人的殺敵戰績，也沒有開創一方根據地的經歷。被俘後所受的酷刑，也比不上一些人那樣慘烈，包括像她一樣的女性。論職務，也只是個中級幹部。她成為英雄，一個不比任何人遜色的英雄，在於孑然一身的傷殘的弱女子，面對那個好像能夠吞噬一切的強大機器的那種不可征服的強悍，甚至差點兒用一次成功的逃亡羞辱了不可一世的敵人。這樣，這個來自川南的文弱女子趙一曼——這個家喻戶曉的名字就成了一種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象徵。
8月2日，敵人把趙一曼綁在一輛大車上，遊街示眾，押赴刑場。
與丈夫永別，與兒子永別，現在又與她無限熱愛的熟悉的土地、鄉親、戰友永別。
一路口號，一路歌聲。口號是今人都熟悉的，歌聲是當年在抗聯部隊中流傳很廣的、1889年由法國人創作的《紅旗歌》：
我們把紅旗永遠高舉，
我們前進永不停息。
牢獄和斷頭台來就來你的，
這就是我們的告別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