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河游擊隊在三股流成立時，以三股流為中心的道南根據地已經頗有模樣了。
1933年7月10日，《團珠河縣委關於目前形勢及組織狀況等問題的報告》中說：
珠河一帶形成了三種不同性質的區域。珠河街、河東，一方面為日本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地方，烏吉密、小五站、黑龍宮、五區是直（間）接統治的地方，婁家窩棚、亭家店、石頭河子、葦塘溝及其他山溝裡的農村，是無政府狀態。
其實，除了大中城市，東北各地農村基本都是這種狀態。而珠河中心縣委能夠創造出非同一般的業績，在於這是個比較成熟的堅強、精幹的班子。珠河游擊隊從誕生那一刻起，就有了一個比較穩定的立足地，並不斷地得益於縣委的領導、支持。而有了這樣一支武裝，珠河游擊區則迅速擴展，紅地盤益發紅火。
巴彥游擊隊失敗的教訓之一，就是沒有根據地，像個沒家的孩子似的。這樣一支隊伍遲早是要垮掉的，北方會議那一套更是加快了這種步伐，使這支稚嫩的隊伍還未來得及尋摸到生存、發展的路徑，就在那冰天雪地中消逝了。
首先在無政府狀態地域恢復秩序，接著就是拔據點，打伏擊，在日偽間接統治的地盤上大展身手，並向道北黑龍宮一帶突擊，建立起以侯林鄉、秋皮屯為中心的道北根據地。到1934年秋，哈東支隊游擊區已遍及五常、賓縣、珠河、雙城、阿城、葦河、延壽、方正等縣，而珠河四區、五區，賓縣二區、三區、七區、八區，延壽二區及三區一部分，五常五區及四區一部分，雙城九區一部分，則成了共產黨領導下的紅地盤。
哈東游擊區普遍建立了反日會，僅珠河縣就有會員約1萬人。
在被稱為紅地盤的根據地，普遍建立起農民委員會，珠河縣還成立了農民委員會總會，下設總務、武裝、生產、擁軍、經濟、肅反、婦女等7個部門，代行政府職能。 1935年10月成立的珠河縣人民革命政府，就是在農委總會基礎上建立的，總會會長吳景才任縣政府主席，人們都稱他“吳縣長”。成立大會發布《大中華民國珠河縣革命政府佈告》，號召珠河人民在革命政府領導下積極參加反日活動，發揮各種反日群眾組織和反日武裝的作用，粉碎敵人的秋季“大討伐”。
在游擊區和根據地，還組織了農民反日自衛隊、青年義勇軍、模範隊，與南滿的農民自衛隊和青年義勇軍類似。珠河縣人民革命政府在三股流成立時，除其他各界人士外，有農民反日自衛隊和青年義勇軍、模範隊4000多人參加慶祝大會，並接受檢閱。用當年老人的話講，洋槍土炮“扎槍頭子”（紅纓槍），那也是刀槍如林“海了去了”（形容極多的樣子）。
紅地盤內建有兵工廠、被服廠、醫院，還有學校，孩子免費讀書。沒收漢奸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不收地租，軍烈屬的土地實行代耕。稅收是低額累進制，五垧地以下每垧每年五角錢，五至二十垧每垧一元，二十垧以上二元。而日偽統治區為每垧一至二元。紅地盤的稅率低於“滿洲國”，連日本人都不能不承認。鬍子不敢來，棒子手、砸孤丁、小線絕跡，在那個遍地起鬍子的年月，堪稱奇蹟。
日偽當局稱：“珠河地方儼然成為一共產王國。”
1933年6月13日，在日本關東軍參謀長會議上，參謀長小磯國昭中將說：“恢復治安的手段，有討伐，有招撫，有政治工作。但軍隊恢復治安的唯一無二的手段是討伐。”
“九一八”事變不久，關東軍即拋出“治安第一主義”。無論北進蘇聯，還是西犯華北，它都必須把治安放在首位，把個安穩的東北拿在手裡。對於大規模的義勇軍比較好辦，通常是兩翼迂迴，飛機、大砲一通轟炸，正面一攻，就解決問題了。可面對到處都是、四處出擊、打了就跑的小股義勇軍，就有些蒙，找不著北——用當年老人的話講，叫“抓瞎了”。
開頭，自以為大局已定的不可一世的鬼子，幾十個人，甚至十幾個人也敢出城，結果到處挨打，有時連根毛也回不去。即便大部隊行軍，這一槍，那一槍，只聞槍聲，只見傷人，不知道對手在哪裡。隨著兵力增加，日軍戰術也不斷變化。 1935年前，通常都是落雪後“討伐”，多則兩三個月，少則幾個星期，搜山溝，見影兒就追，見道就鑽，常中埋伏。之後，一是不受季節限制，特別是從秋至春的樹葉開門時期，經常連續不斷地“討伐”。二是分散配置兵力，密切通訊聯繫，把住重點村屯和交通要道，發現對手即行追擊、包圍，不拘地區窮追猛打。以上為所謂“治標”，即軍事“討伐”。三是建立“集團部落”，推行保甲連坐，組織偽自衛團，修築警備道路，架設警備通訊網，收繳民槍，進行經濟封鎖，即所謂“治本”。其中最陰險、毒辣，也是對抗聯危害最甚、堪稱致命的一招，就是集甲並村，大搞“集團部落”，實行“民匪分離”，製造無人區。
筆者上個世紀採訪到的八十歲左右的鄉間老人，嘮起當年，常掛嘴上的一句話就是：“到哪兒都能刨兩垧地。”就是這種魅力，吸引著一代代闖關東的人們。無論是被稱做“大界”的平原，還是山邊、山溝，大都為山東人的移民，這一家，那幾戶，過著一種遠離塵世的日子。 1935年10月15日《胡仁給中共吉東特委的報告信（第四號）》中說：“農民皆散居於各山溝裡，零落如早星，十家二十家在一處很少，雖有火車路（寧、密）及汽車路（林口至梨樹鎮，林口至勃利縣）也不能使農民集居於一處。”而1937年5月《關東軍參謀部關於最近滿洲國的治安》中說：“在習慣於舊軍閥苛斂殊求的山里僻地居民之中，尚有很多不知已經建立滿洲國和不知官憲恩惠的人們，這種民眾和匪賊很和睦，把匪賊作為自己人，將討伐隊的行動等傳告匪賊。”之前的1935年12月《關東軍參謀部關於昭和十年秋季治安肅正工作概況》中，則說：“民眾對匪賊之認識是極為良好的，並不是我們所認為的那樣有不共戴天之仇。”
對於這些“零落如早星”的農家，就是鬍子也不會輕易騷擾的。一是沒什麼值錢的東西可搶，二是離不開這些人，起碼到那兒可以歇歇腳，吃頓飯。而從游擊隊到抗聯，能夠不斷發展壯大，靠的就是所到之處都有人家、群眾。
1933年春，偽磐石縣參事官荒谷千次和偽額穆縣參事官蛸井元義等人，向偽滿民政部建議設立“集團部落”，當年即在磐石縣試行，第二年又在額穆、敦化、樺甸等縣實行。同年12月3日，偽滿民政部發布969號《關於建立集團部落訓令》，遂在東北各地普遍推行。
所謂“集團部落”，就是將平原和山區零散居民強行驅趕至一處居住。 “一個部落以收容八十戶至一百戶（四百至五百人）為宜。這對於警備和經營都有利，如六七十戶以下，居民自衛力量不足；二百戶以上，則統治上又有困難。”部落面積，“建成周圍四百米的正方形或長方形為宜”。 “建設位置：（1）匪賊時常經過或物資供給地等重要警備線上；（2）經濟資源豐富的地方；（3）易於警戒和自衛的地方；（4）供水方便和比較乾燥的地方。”“建設次序：（1）建立鐵絲網、土牆和砲台；（2）建造公共建築物（部落辦公室、自衛團室）和偽裝房屋；（3）建築住房；（4）打井和建造附屬建築物。”
部落內常駐日偽軍警備隊，或偽警察派出所，還組建偽自衛團，凡青壯年男性居民都是其成員，站崗、巡邏。部落有電話，部落間修築警備道路，一處遇襲，附近部落日偽軍和偽自衛團都來支援。
部落有正副部落長和正副自衛團長，部落長兼保甲長，實行保甲連坐制度。部落通常有4個大門，居民外出種地、打柴要登記，攜帶物資要檢查，以防流入“匪賊”之手。太陽落山，大門緊閉，回來晚了，就有“通匪”嫌疑，受到盤查。有親戚朋友來了，從哪兒來，幹什麼，住幾天，報告、登記，還得有保人。
這種統治就讓人想到堡壘、集中營——用當年黑土地人的話講，叫“圍子”、“人圈”。
吉林地區的磐石、額穆、樺甸、永吉、舒蘭及敦化6縣，1935年建“集團部落”136個，1936年又建418個，1937年再建365個。據偽滿治安部《各地治安工作調查報告集》中說，金川、柳河、通化3縣，“康德三年（1936年——筆者）度併戶工作有飛躍發展，匪團所依靠的分散房舍，幾乎全部消滅”。
湯原縣僅用23天，就將山邊零散農家全部燒光。
1936年（無月日），《東北人民革命軍第四軍第二師司令部為抗日救國告群眾書》中說：
日寇為什麼要歸大屯呢？第一，它想要斷絕群眾與抗日軍的關係，而使抗日軍沒房子住，沒飯吃，沒處得消息，不用打仗就消滅了。
日偽對哈東游擊區和珠河根據地的大規模“討伐”，是從1935年開始的——它怎麼能夠容忍這樣一個“共產王國”，在其北滿的統治中心哈爾濱近旁一天天發展、壯大呢？
這年夏天，日偽當局召集北部6省警務指導官和賓縣、五常、雙城、阿城、珠河、延壽6縣參事官，在哈爾濱開會，成立“討伐”辦事處，由野崎大佐為辦事處主任，統一指揮上述6縣日偽軍，徹底毀滅哈東游擊區和根據地。
這是一次精心策劃的“討伐”。會後，即發布“林業採伐統治法”，將濱綏線及“國道”兩側200米內的樹木和高棵農作物一律砍割乾淨，以防止抗日軍利用。收買奸細、坐探，混入抗日軍和地方組織，進行破壞、暗殺活動。改善偽軍生活，特別是提高軍官待遇，用心自不必說。同時在游擊區周圍屯駐重兵，並利用降隊，防堵3軍向外突擊、伸展。而在此之前，即有計劃地在珠河游擊區周邊建立“集團部落”，一些重要據點還駐紮日本武裝移民，來擠壓紅地盤和3軍活動的空間。
7月21日，夏季“大討伐”在道南展開，大批日軍首先在游擊區邊緣地帶迂迴包圍，再進占據點，組成若干“治安工作班”，搜索、追擊、堵截抗日軍和群眾，驅趕群眾搬到指定的“集團部落”，或鐵路沿線的“鐵路模範村”。接著又轉向道北地區，依然如法炮製。所到之處，平原、山區零散房捨一律焚毀，對於躲避、逃走、拒不歸屯併戶的，就用刺刀、子彈說話——“趙尚志匪區禁止住民，違者殺無赦！”
8月11日，《中共珠河縣委關於敵人活動及縣委工作情況的報告》中說：
“現在路南游擊區三分之二以上已成一片焦土，僅離鐵道線十餘里地之地方未被焚燒，併申言發散佈告毀滅趙尚志根據地，禁止住戶，否則一律討伐屠殺。”“群眾紛紛搬逃上站，絡繹不絕於途，游擊區成為一空城。”
在夏初召開的軍地聯席會議上，對這次夏季“大討伐”的認識，在縣委和2團、3團給3軍司令部的指示信、報告書中，雖然用詞有所不同，但基本判斷是一致的，即敵人是“部分的防守的進攻策略”。尚在率隊東征牡丹江沿岸的趙尚志，認為這種認識“是執行目前任務上極有害的”，指示2團、3團“立即轉變輪轉游擊區範圍內的右傾行動，大膽的靈活的運用游擊戰術來衝破敵人的遮斷線”，“圍繞著我們的周圍發展新的反日區域，並建立根據地”，並具體指明兩個團各自的突擊方向。
查閱有關史料，談到珠河1934年冬季反“討伐”，“不許敵人侵入游擊區一步”，以及同樣意思的文字，可謂屢見不鮮。珠河中心縣委之所以提出這樣一些後來不斷被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口號，除了自身的原因外，還因為1934年10月20日《中共滿洲省委為粉碎冬季大“討伐”給全黨同志的信》中，有這樣的指示和批評：
人民革命軍與赤色游擊隊必須堅決的為徹底擁護群眾利益而鬥爭，為得執行這一任務，首先就要堅決反對敵人的“討伐”，為保護游擊區域，不讓敵人侵占一步而奮鬥，這樣珠河游擊隊在脫離敵人包圍圈外而離開游擊區域的右的機會主義必須嚴重的打擊。
千辛萬苦、流血犧牲開創的游擊區、根據地，從滿洲省委到紅地盤裡的老百姓，谁愿意把它讓給敵人？ 1軍挺進東邊道，磐石老區群眾不理解，說俺們支持你們，是讓你們保護地面的，日本子要來了，你們走了，把俺們扔下不管了。珠河也是一樣。問題是你有“不許敵人侵入游擊區一步”的實力嗎？死守只能招致無謂犧牲和敵人對根據地人民更加瘋狂的報復。在游擊戰的戰略戰術指導上，關於不死守游擊區、根據地的指示，省委也是有的。 1軍獨立師離開磐石老區，挺進東邊道，就是如此。可輪到珠河，怎麼就截然相反了呢？是認為哈東支隊已強大到能使敵人不進入游擊區一步了？還是受了這一年“'北方會議'路線回潮”的影響？抑或是還有別的什麼原因？筆者解不開這個問號。
趙尚志好像看不到，或是看不透上頭的這種撲朔迷離，或者根本就不去理睬這類東西。他看到的是最簡單的真理、事實，那就是游擊隊根本沒有拒敵於游擊區之外的實力。於是，就有了12月24日《東北反日游擊隊哈東支隊給省委的報告》中的這樣一段話：
我們並不是要找一個有絕對保障的根據地，在現在主客觀的力量和環境上，也不可能，我們不過是依根據地來解決休養疲勞，躲過敵人優勢力量和藏蓄軍事中要品，靠游擊戰術來補助根據地之不足，特和（原文如此——筆者）開展擴大游擊戰爭罷了！
把省委和中心縣委的指示、批評都否了。
而且，“不可能有絕對保障的根據地”——這個被東北抗戰實踐證明了的觀點，“打”字當頭的趙尚志，應該是最早意識到並提出來的。
新中國成立後，曾有一種觀點，認為抗聯最終不得不退往蘇聯的原因之一，是對建立根據地的意義認識不足，沒有建立起像江西中央蘇區那樣的根據地。是這樣子嗎？試想一下，如果“圍剿”中央蘇區的不是國民黨軍隊，而是日本關東軍，再大搞無人區、“集團部落”，那會怎樣？
既然不可能有絕對保障的根據地，沒有根據地又不行，那該怎麼辦？趙尚志主張向敵人統治薄弱地區突擊，到那裡去開闢新區。
可能是和者蓋寡，甚至沒有和者（哈東支隊內部應該有的），再加上趙尚志這時還未恢復黨籍，在黨內沒有發言權，上級還是要求“不許敵人侵入游擊區一步”，結果自然是不可能。雖然珠河中心縣委認為趙尚志“政治右傾”，“又恢復他過去的精神，深深地障礙著黨團正確路線的順利執行”，但他的“右的機會主義”好像也未因此而受到打擊。不是黨員，黨內不能打擊，臨陣換將也不合適，況且從珠河游擊隊到哈東支隊，那隊長和司令都是選舉的。
1934年冬反“討伐”是“死守”，之後的春季、夏季反“討伐”沒有這個口號，也還是老辦法。敵來我走，敵走我回，燒幾間房子算個啥，幾天就蓋好了。沒想到這次會是這等規模，而且長期、反复“討伐”，更沒想到還有歸屯併戶，搞“集團部落”這一手。待到明白過來，覺出不對了，已經晚了。
趙尚志率東征部隊回到珠河地區的時間，應在8月10日左右。哈東的伏天，本該綠蔭遮天，禾浪湧地，如今卻是狼煙沖天，遍地焦土。昔日的紅地盤好多成了無人區，一間間房子燒得只剩下房框子，朝天張著焦黑的大口。而在日寇選定的那些地點上，被刺刀驅趕到那裡的失去了家園的人們，正在刺刀下修建“集團部落”。
這是個血與火的夏季，太陽與地球一起燃燒，官兵眼裡也在噴火冒煙。
留守部隊有的已經突出游擊區，有的還在區內與敵人兜圈子。趙尚志率直屬隊和2團由道北西進，迅速越過濱綏鐵路，插至雙城縣東部，與3團和汪雅臣的“雙龍隊”會合，在敵人背後發動襲擊，摧毀“集團部落”。
9月10日，正是秋季“大討伐”槍砲轟鳴、煙火瀰漫之際，珠河中心縣委召開執委會議，決定3軍主力東征延壽、方正，進而向牡丹江沿岸突擊，開闢新的游擊區——在實際上認可了趙尚志的主張。
一年後的夏天，珠河中心縣委也不得不東去湯原投奔3軍、6軍，這個近兩年間“滿洲國”無插足之地、曾被稱為“最好的反日根據地”就徹底喪失了。
提起黑龍江，人們就會想到北大荒。由於今天黑龍江省的東南部，當時屬吉林省，就使今人對北大荒這個地理概念難免產生混亂。而在20世紀30年代，因其地理位置，還有“北大荒”、“東大荒”、“西大荒”之分，只是往往都把個“大”字省略了，而稱之為“北荒”、“東荒”、“西荒”。
3軍主力離開焦土狼煙的哈東根據地，踏上東征之路，那去處就是東大荒，即今天的佳木斯及其以東地區。
松花江沿岸本系北滿最富饒之區。沃野千里，人煙稠密。俗稱之為“東大荒”。兩岸平川漫崗，依山漫江形勢雄勝，系游擊活動優良之地區。一九三二東北革命高潮時，松花江沿岸最為洶湧。尤其是松江下游，抗日部隊曾與敵寇對抗甚久。一九三三年松江下游尤有一九三二年革命高潮之餘波（如一九三三年土龍山民變）。抗日救國之思潮在人民腦海中醞釀已久。殆至一九三六年始形成火山爆發之勢。但當時敵人在松江兩岸，尤其是下游統治閒散，武裝部隊大部均係地方武裝隊伍。寇軍力量亦較少。交通線除松江水道而外，寧佳路至一九三七年春始完成。客觀形勢完全有利於游擊活動之發展。
1939年10月12日《馮仲雲給中共中央的工作報告》中的這段文字，在1936年出自日本人之手的《滿洲共產匪の研究》中，也能得到證實：“各地的自衛團員已成為匪賊的部下，當匪賊來時，團長親自迎送，或親手交付子彈，或調查報密人質等的財產狀況，經常秘密聯繫。”“值得注意的情況是，在現有的同情者通匪人中，有很多是當地有勢力的人物。”“在活動地區衣食由自衛團、警察隊、木材商等提供。”“日滿軍警的警備力量達不到的地區的自衛團莫如解散，其存在只能成為供給匪團武器子彈的來源。”
1935年3軍的兩次東征，第一次主要是為了擴大反日統一戰線，與謝文東、李華堂等部聯合。第二次就是一種戰略轉移，既是被動地又是主動地向日偽統治的薄弱地區，用侵略者的話講是“日滿軍警的警備力量達不到的”地區突擊。這是“打”字當頭的趙尚志的一貫的軍事思想。就是在這種不斷地突擊中，3軍不斷地發展壯大。
為慶祝東北反日聯合軍總指揮部的成立，決定攻打方正縣城。這是一次突然襲擊。 3軍少年連首先突破東門，聯合軍衝進城內，佔領偽警察署，燒了日本參事官宿舍，縣公署久攻不下。趙尚志知道不能戀戰，城破10余小時後，下令撤出戰鬥。
接著，又指揮聯合軍攻進大羅勒密街，然後揮師東進牡丹江沿岸。一路殲滅、擊潰偽軍、偽警察和日寇僱傭軍白俄隊，僅半截街一戰就繳獲4挺輕機槍。 3軍英名播及牡丹江沿岸，謝、李兩部也從委靡中開始振作起來。
牡丹江沿岸和松花江下游的敵情和東大荒的地理環境，給趙尚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裡無疑是一片可以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
沒想到第二次東征，出手就是一場誤會。
10月，紅葉滿山，白霜遍地，趙尚志率3軍直屬隊和4團、5團，經大羅勒密街東南二道河子附近，向依蘭、勃利方向挺進。 11月初，在勃利縣青山里九龍溝，與4軍3團不期而遇，將3團團長蘇衍仁擊傷，後死亡。
蘇衍仁原是王德林救國軍的一位連長，救國軍潰敗後繼續率連抗日，隊伍發展到500多人。此人不到三十歲，細高個，皮膚白，人稱“小白龍”，隊伍亦叫“小白龍”，後被4軍收編。山區林場很多，他和這些林場很熟，部隊給養、彈藥補給來自林場的稅收、捐助，不騷擾百姓。
說這是一場誤會，一是所到之處，對於3軍來說都是新區，地理、民情、敵情均不熟悉。二是由於敵人封鎖，信息不暢，各軍各自為戰，難得往來。包括有的地方黨組織，對4軍的情況也不甚了解。 6月20日，《第三軍司令部關於延方一帶政治形勢的報告》中說：“李延祿自稱同盟軍第四軍軍長（是否反動，根據省委文件上不詳細知道，望詳細示知）。”三是3團當時正在調動部隊，而且是在夜間，並有消息說3團要投降，“歸順”日偽。
李延祿在回憶錄中說，3團“政委鄧化南在抗辯中拿出黨的文件來才獲釋”。由此，讀者不難想見當時是一種什麼樣的誤會場面。
在抗聯那樣的鬥爭環境中，兩個、兩個以上的軍在一個地區活動，特別是剛進入一個陌生的環境，誤解、誤會是難免的。但在共產黨領導的隊伍之間，這種擦槍走火傷人的事倒很少，後面將會更多出現的是關於政策、路線上的擦槍走火。
而3軍這次誤殺“小白龍”蘇衍仁，對於4軍來說卻是立竿見影的災難性的——留待後敘。
其時，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大將正坐鎮富錦，指揮、部署冬季“大討伐”。以岩越師團為基本部隊的大批日偽軍，封鎖了松花江南北交通線，並在各地不斷出擾。這裡已不是大部隊久留之地，趙尚志和李延祿決定，4軍3師一部向樺川、集賢活動，以吸引敵人，3軍4團、4軍2團在方正、依蘭游擊，兩軍主力北渡松花江，向湯原進軍。
過江後的第一次戰鬥，是攻襲通河縣二道河子偽警備隊。 12月間還大都身著單衣的官兵，夜裡由當地一位姓雷的保董引路，騙開大門，劉海濤即率隊沖進大院。睡在南北大炕上的60多偽警備隊員，在“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喊叫聲中舉起雙手，兩名企圖反抗的日本指導官被擊斃。除1挺輕機槍和一批長短槍外，最重要的是繳獲了300多套新舊棉衣——帶兵人從樹葉飄零就懸吊著的那顆心，這回終於踏實了些。
12月下旬，在湯原縣太平川東溝格節河，趙尚志、李延祿率領的3軍、4軍部隊，與夏雲傑為首的湯原游擊隊會師。
北上湯原的目的之一，是幫助湯原游擊隊擴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6軍。而擴大武裝，就要奪取武器。亮子河金礦有個偽警備連，連長姓孟，跟湯原游擊隊約定誰也不打誰。游擊隊則規定他只許在礦區活動，不准抓捕地下抗日人員，有情況及時通報，協商解決。夏雲傑覺得人家從未違犯規定，交情不錯，下不了手。趙尚志說乾革命還講什麼交情，這是顆釘子，得拔掉。李延祿也說，趙軍長說得對，他要跟咱抗日沒說的，不然就是敵人。當即決定將孟連長請來，勸他反正抗日。
講形勢，講道理，講政策，希望他把隊伍帶出來抗日，有的話都講幾遍了，這個孟連長就是不置可否。大冷的天，窗外北風號叫，一看就是個大煙鬼的那張黃里透青的臉上，油燈光下亮晶晶地沁滿汗水。
趙尚志道：俺就問你一句，你是想當反日英雄，還是當狗熊？
孟連長一臉的不自在，說反日英雄俺當不起，俺遭不起那個罪。
趙尚志說：你遭不起罪，就把槍交給俺們打日本子，俺們不怕遭罪。
到了這份上，孟連長只得服從。一連偽軍，還有個偽礦警隊，共繳得兩挺機槍和200多支步槍，以及大量彈藥和其他物資。偽軍和偽礦警隊給資遣散，同時動員礦工參軍。
聯合軍攻打方正縣城，趙尚志把繳獲的槍械物資都給了謝文東和李華堂，這回都給了湯原游擊隊。
1936年2月1日，6軍正式成立，夏雲傑任軍長，馮治剛任參謀長，張壽籛為政治部代理主任。
此前的1月26日，在湯原縣吉興溝召開了東北民眾反日聯軍軍政擴大聯席會議，參加會議的有趙尚志、李延祿、夏雲傑、張壽籛、謝文東、李華堂、馮治剛等。會議時間比較充裕，學習討論了中共中央、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通過了《東北反日聯軍軍政擴大聯席會議決議》，決定按照《八一宣言》關於成立統一的國防政府的精神，成立東北民眾反日聯軍總司令部，並醞釀成立東北人民臨時政府。 28日，會議選舉趙尚志為東北民眾反日聯軍總司令，李華堂為副總司令，張壽籛為總政治部主任。
湯原縣東南臨松花江，西北靠小興安嶺，山高林密，河流縱橫。此等地利，又有久經考驗的堅強的地方黨和游擊隊，自然是開展游擊戰的好去處。 3軍渡江前，即在勃利縣青山里召開會議，確定了北進湯原的戰略意圖。一是與湯原游擊隊會合，並將原東北反日聯合軍指揮部改編為東北反日聯軍總司令部，使其成為北滿反日游擊運動的軍事領導機關；二是開闢江北游擊區，依托小興安嶺發展、吸納各種反日武裝，擴大統一戰線；三是幫助湯原游擊隊擴編為6軍，使6軍成為江北反日武裝的骨幹力量；四是在小興安嶺開辦聯軍訓練所，為聯軍培養軍政幹部。
這無疑是一幅宏偉的藍圖。小個子的趙尚志，絕對雄才大略大氣魄。兵強馬壯的3軍，作為松花江沿岸乃至北滿地區一支舉足輕重的抗日武裝，即將在這片得天獨厚的黑土地上，推出一幕幕威武雄壯的抗戰史劇。
但是，局勢的發展是難以預料的，何況英雄不是神仙，也有難邁的溝坎——就有了1936年9月的珠河、湯原中心縣委和3軍、6軍黨委聯席會議，和1937年6月的北滿臨時省委執委擴大會議。
“春風不刮，楊柳不發。”乾冷的北風已被潮潤的南風替代，除了四季常青的油松，山野大地已然是毫無生氣的黃褐色，背陰處還被冬雪頑固地據守著，可山間叮咚的溪流，天上歌唱的雁陣，滿世界都是春的氣息——抗聯的好日子馬上就要被春風刮來了。
1936年4月上旬，趙尚志率3軍司令部直屬隊政治保安營、少年連和5團、6團共300餘人，從湯原浩良河出發，開始西征木蘭、巴彥、東興（今屬木蘭縣）、慶城（今慶安）、鐵力、海倫。
這時，湯旺河流域的敵偽據點都被拔除，方圓200多公里的廣大地區完全為3、6兩軍所控制，被服廠、野戰醫院、軍需倉庫、軍械修理所，還有聯軍政軍學校，正在深山老林中選址、修建。 3軍的4個團，已經擴編為4個師。剛有了新的根據地，萬事開頭難，通常的思維，這工夫正該守在家裡忙活的，可這不是趙尚志的風格。
舒樂鎮是湯原通往通河、木蘭的必經之地，也是敵人的一個重要據點，駐有日軍一個小隊和200多偽軍、偽警察。戰前，趙尚志派70餘名手槍隊員潛入鎮內，戰鬥打響，裡應外合，一舉拿下，抓獲日軍20餘人、偽軍80多，繳獲槍支300多。又用繳獲日本開設的銀行的錢款，將鎮內店舖的布匹購買一空。該換季了，前方後方都需要這東西呀。
西征第一仗，打得舒服又快樂，接著又攻襲了竹廉鎮。
5月，樹枝鼓苞，達子香火紅。這天，西征部隊在通河縣窪大張附近一個大院套打尖，哨兵報告縣城方向開來幾輛汽車。趙尚志說肯定是日本子，立即指揮部隊進入陣地。
前面兩輛車上全是鬼子，鋼盔擠擠匝匝的，遠遠望去，像是載了滿車西瓜。鬼子挺警覺，來到大院套前百來米停下，未敢貿然進入，當官的“嘰里哇啦”說著什麼。趙尚志一聲“打”，平地驟起雷霆颶風，機槍、步槍、“大抬桿”一齊開火，天地間立刻就被槍聲和鬼哭狼嚎般的叫聲填塞了。
個把小時後，鬼子捲土重來。機槍“嘎嘎”叫，砲彈“咣咣”炸，鬼子成散兵隊形向大院套衝擊。也是百來米的距離，趙尚志又是一聲“打”，炒豆般的槍聲中，4桿“大抬桿”有些沉悶的“嗵嗵”聲，格外地鼓舞、振奮人心。
機槍是抗聯的寶貝，可它的彈著點是線狀的，這“大抬桿”就不同了。擀麵杖粗細、兩米來長的槍管，3斤來重的、如高粱米、黃豆粒大小的鐵砂，被斤把火藥“轟”出槍膛後，是呈喇叭狀向前噴射的，一打就是一面子，而且在百把米的距離上喇叭口最大，威力也最大。不過，它畢竟是介於土槍土炮間的一種老式武器，不能連續發射，轟一傢伙就得重新裝填彈藥，麻煩，耽誤時間。可使用它們的都是熟練的快手，“彈藥手”更是嚴陣以待，一傢伙轟倒一面子，其他武器或者頂住敵人，或者敵人再推進10米、8米的，就又開始發威了。兵強馬壯的3軍，之所以捨不得淘汰這種又稱“二人抬”的笨傢伙，就因為在這種火候上特別管用。
鬼子來了援軍，是偽軍，大家還是瞄準鬼子射擊。有個軍官在後面揮舞指揮刀，趙尚志指給少年連機槍手張祥：看到了吧？把這小子乾掉！張祥是個神槍手，一個點射，鬼子軍官應聲栽倒了。
敵人沒了指揮，有些亂，趙尚志立即命令兩側部隊出擊，接著正面也向敵人沖壓下去。偽軍先跑，陣勢頓時大亂，鬼子也掉頭逃竄。
夏初，西征部隊進至木蘭縣境。這裡是巴彥游擊隊戰鬥過的地方，只是一切都今非昔比了。趙尚志以蒙古山為基地，西進東出，攻襲“集團部落”，繳偽警察、大排隊、保甲武裝，與日偽軍交戰，兩個多月大小數十仗，將巴彥、木蘭、通河一帶開闢為新的游擊區。同時收編當地40多支義勇軍小部隊，兩個團迅速擴編為兩個師。
趙尚志在巴木通地區大展拳腳，日寇從哈爾濱、佳木斯調集重兵，準備圍殲西征部隊。趙尚志遂改變西進慶城、海倫計劃，向東游擊，將西征主力帶回湯原根據地。
1936年落葉時節，偽滿洲國軍政部根據關東軍司令部“治安肅正綱要”，制定了以賓縣、木蘭、通河、湯原、依蘭等五縣為中心的“討伐”計劃，動用偽三江省的全部日偽軍，首先將游擊區包圍，然後攻擊、搜索、推進。同時下大力氣“治本”，進行經濟封鎖、“匪民分離”，大搞“集團部落”，製造無人區，妄圖將抗日部隊困死在深山老林中。前面說過的湯原縣僅用23天，就將山邊零散農家全部燒光，就是在這個時候。
在湯原帽兒山密營召開的湯珠聯席會議，和接下來的北滿臨時省委的兩次常委會議指出，必須採取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既不固守舊區，又不能完全失去舊區，迅速避開敵人大部隊的正面進攻，迂迴到敵人統治薄弱的地區戰鬥，西征開闢新區，粉碎敵人妄圖將3軍、6軍聚殲在湯原根據地的計劃。
趙尚志則以抗聯3軍司令部的名義，發表了《為反對秋冬季“討伐”告一切反日部隊及全體戰士書》。
趙尚志認為，對付“討伐”，特別是這種大規模“討伐”，防守是死道，學“黑瞎子蹲倉”也是一樣，因為你能去的地方，敵人也能去。唯一正確的方法，就是突出包圍圈，到敵人後方去。這不是右傾逃跑，而是主動出擊。東北之大，各地抗日運動發展不平衡，有的地區熱火朝天，有的地區悄無聲息，這也就決定了敵人“治標”、“治本”的輕重緩急。日寇再強大，它兵力有限，必有薄弱地區，甚至鞭長莫及處。抗聯和一切抗日部隊，應該向那裡突擊，把那裡變成火山口，使侵略者的“王道樂土”到處噴火冒煙。
趙尚志反對“黑瞎子蹲倉”，也不贊同“兔子轉山坡，轉來轉去離不開自己的窩”。偏居一隅，小農經濟似的小範圍打圈子，小打小鬧，沒大出息，也沒出路。因為東北沒有絕對保障的根據地，一旦敵人決心對你動手了，怎麼辦？ “狡兔三窟”，可這三窟近了，都在敵人眼皮底下，那還是一窟。在敵人重兵包圍下，很難游擊，東躲西藏，遲早是死道。游擊隊必須竭力避免被動，防守永遠是被動的，進攻才有主動權。游擊戰的絕妙，就在於敵人不知道你在哪裡，而你卻能看到敵人，隨時出擊。
從3軍的連續西征，到其他軍的陸續西征，在當年的史料中都見不到“大游擊”三個字，實際上“打”字當頭的趙尚志一直推崇、倡導並身體力行的，就是一種大游擊戰略。這種大游擊戰略的特點，是先發製敵的主動性和明確的目的性，是建立在對東北抗戰情勢的具體、透徹的分析、理解的基礎上的。
1935年12月4日，《中共吉東特委給第四、五軍黨委的信——關於一九三六年的軍事行動計劃》中，寫道：“三軍能靈活的到處游擊，不死守一城，這是很好，而極正確的。”
只是在眼下這種極易使某些山林隊想到“蹲倉”、“插槍”、“投降”、“假投降”的季節，實施這種大規模的遠征，尤其需要一種毅然決然的堅定果敢精神。
歷時近半年，行程數千里，大小數十仗的這次西征，是成功的，也是悲壯的。
首次西征，春寒料峭，隨著季節交替卻是越走越熱，春暖花開，由春入夏。這次正好相反。 1師政治部主任李熙山，率200多人的先遣隊從依東出發是10月初，11月底趙尚志率主力500餘人的騎兵隊動身時，早已大雪飄飄了。
3軍西征，敵人已經有所察覺。主力從湯原老錢櫃嶺西出發，先奔木蘭縣蒙古山。敵人以為還走上次西線路線，立即調兵攔截，趙尚志突然揮師北上，直奔鐵力。進攻戰，遭遇戰，一路冰天雪地，戰鬥不斷。 2月到達海倫、通北地區時，大批日偽軍撲來，恨不得一口將西征主力吞掉。趙尚志指揮部隊，山里山外與敵戰鬥、周旋。糧食吃光了殺馬，馬肉吃光了，雪水煮馬皮，撿松子、橡子。零下30多攝氏度很平常，零下40多攝氏度不稀罕，槍凍住了打不響，樹幹凍裂了吧吧響，官兵就在這樣“嘎嘎冷”的天地間，鋪著冰雪露營。怕敵人發現，有時連篝火都不能點燃。隊伍開拔，有人還躺在那兒不動，一摸，沒氣了，有的身子都硬了。
東滿蘇維埃保衛戰中，軍民最早嚐到了冬宿山林的滋味兒。 1軍3師在雨雪交加中西征，那種滋味兒更是難以形容。不過，上述時間都較短，3軍西征部隊是一個冬天。
1937年8月28日，《趙尚志、張壽籛給祥兄的信》中說：“去年一冬五個月，住了十天房子。”
三岔河之戰，錘煉了3軍善打硬仗惡仗的作風。 1936年開始的這個冬天，3軍在北滿雪野縱橫馳騁，使這支富於突擊精神的部隊，最早的積累了在冰天雪地中打游擊的經驗。在之後的各軍、路軍遠征中，3軍、3路軍能夠取得那樣輝煌的戰績，從哪方面分析都不是偶然的。
1937年1月20日，正在那個風雪世界的西征途中的3軍，在《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軍成立第二週年紀念宣言》中說：
本年前後，我軍曾以革命的大無畏精神，東奠勃（利——以下括號中文字均為筆者所加，均為縣名）、寶（清）、富（錦）、樺（川）反日區域，西展賓（縣）、延（壽）、五（常）、雙（城）游擊戰爭，南至舒（蘭）、榆（樹），北過松江，尤其陳兵江北，不月餘而克興安山脈，師指通（河）、湯（原），未幾月竟獲沿江陣地，突擊巴（彥）、穆（棱）、慶（安）、鐵（力），使龍江廣原動盪，耀軍通（北）、綏（棱）、海倫，致日寇首尾不及，大纛所至，強敵披靡。
查閱3軍史料，會發現用得最多的軍事術語之一，就是“突擊”。
抗聯11個軍中，3軍的游擊區域最大，當是趙尚志這種“大游擊”思想的最好註釋。
前有各縣“討伐”隊阻截，後有日偽軍追擊。 3月上旬，當西征主力進至通北山里一個叫“冰趟子”的地方時，從海倫境內就一直緊追不捨的敵人倒了大霉。
這是條通往山里的爬犁道，兩邊山坡林木茂密。趙尚志率隊踏雪疾進，後面是尾追的700多日偽軍。走出幾公里後，趙尚志覺得差不多了，兵分兩路，沿兩側山脊火速返回，埋伏在爬犁道兩旁山坡上。跟上來的百餘日軍，只認腳印一直向溝裡伸展，哪曾想兩邊機槍、步槍突然開火，打得滿溝雪煙。鬼子展不開兵力，只有被動挨打，丟下30多具屍體跑了。
部隊繼續向山里進發。據說，趙尚志原本是要火速甩開敵人的，可趕到冰趟子，他站住了。
一汪四季噴湧的熱泉，從山間流出，春夏秋奔流成溪，這冬天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天冷，那水流著流著就凍住了，可那泉眼凍不住呀，“咕嘟咕嘟”就那麼一個勁兒地冒，水在冰面上流著流著又成冰了。就這麼一層疊一層，在山溝裡日日增高，從下面望去就像一面大冰瀑，南滿人稱之為“冰溜子”，北滿叫“冰趟子”。
冰趟子附近山坡上，有4幢原木壘成的大木營，每幢少說能住200人，有用煤油桶做的火爐。周圍是高高低低的雜樹叢，柞樹枯黃的葉子在風中“嘩嘩”作響。
不走了，就在這裡揍它。大木營裡，召開幹部會議，劈柴柈子在爐子裡“劈裡啪啦”響，趙尚志的話擲地有聲：這木營也是堡壘、工事，兩邊是山林，溝口又窄，可以卡住敵人退路，又能打它的援軍。只要敵人上到那片冰趟子上，別說它“五十（武士）道”，就是“六十道”、“七十道”也白搭。
當即部署戰鬥，官兵連夜挖雪構築工事，有的還用水把它澆成冰牆。從司令部到各主要陣地，還挖了交通壕。這次戰鬥，3軍僅付出犧牲7人的代價，首先是土地爺、老天爺幫了大忙，再就是有充裕的時間構築陣地。
兩天后，3月7日，守田大尉帶領700多日偽軍趕到了。
兩天前剛吃過虧，為什麼還敢貿然進入冰趟子這樣的死地？是輕敵？不熟悉地形？無論有多少什麼樣的原因，包括馬上就要變成死鬼的守田在內，以往的經驗告訴他們的，都是對手不會輕易與他們這樣的大部隊交戰的。
打頭陣的是偽軍，很快被打下去了。 200多鬼子開始攻擊。輕重機槍掩護，擲彈筒、迫擊砲轟擊，砲彈砸在冰凍如鐵的山地上，地動山搖，掛在樹上的積雪嘩嘩抖落，像下起雪雨。
比起偽軍，鬼子可是不含糊，可那冰趟子更是不含糊。走在冰河上，不小心都會滑倒，這冰趟子是個大漫坡，而且一棱一棱的，梯田似的。不打仗，爬上去都不容易，更不用說眼下明晃晃的當活靶子了。一個被打倒，或是滑倒，滾滑下去就撞倒一串。天黑後好點兒，下半夜氣溫驟降，許多槍打不響了，3軍官兵可輪流到木營烤火，敵人就只能在那兒凍著。 3軍西征，凍死凍傷的不在戰鬥減員之下，這回輪到敵人了。受傷來不及拖走，用不上個把小時，就成了硬邦邦的“死倒”。
天亮後，敵人已無力再戰，開始撤退。等在溝口的部隊一頓猛打，正面部隊再一陣猛衝，那“武士道”就只恨爹娘少生了兩條腿。
戰鬥中，左側一幢木營曾被日軍奪去，趙尚志命令少年連將其奪回。各軍（師）的少年連（營），一般都是不超過二十歲的精壯小伙，裝備精良，勇猛善戰，關鍵時刻發揮作用。代理排長趙有財帶領兩個班，幾次攻擊，下來上去，20多個鬼子除了死的都被打了出去，再連滾帶爬地跑下山去。
時稱“冰趟子大捷”的這次戰鬥，殲敵300多人，其中一半左右為鬼子。
像冰趟子戰鬥這樣，一次消滅這等數量日軍，在抗聯戰史上是不多見的。
趙尚志將部分兵力留在海倫，與6師73團在當地活動，開闢根據地，自己率隊繼續向遜河地區挺進。 3月27日，在龍門東南12公里處設伏，將町田少佐等20多名日軍擊斃。
開門！俺是趙尚志。
有時白天，有時晚上，部隊來到一座大院套前，趙尚志站在隊伍前，就這樣高聲大喝。那高聳的砲樓的槍眼裡，隨時可能射出子彈。而一些原本需要武力打開的大院套，就在這種喝叫聲中開門了。
部隊住在村子裡，一個老大娘說趙司令怎麼沒來呀？官兵說來了呀。老大娘說沒見著啊？官兵說就是剛才幫你燒火做飯的那個人。老大娘大吃一驚。在她的心目中，像趙尚志這樣的人物，走到哪兒都應該是高頭大馬，護兵馬弁前呼後擁，人未落座，“好嚼裹兒”就得端上去才是。幫俺個鄉下老婆子做飯？那不成了火頭軍嗎？
冰天雪地，呵氣成霜，進得屋裡，腰腿疼的官兵睡炕上，趙尚志睡地下。他知道誰有什麼毛病，大家也曉得他的脾氣。夏天查哨回來，黑燈瞎火一地人，怕踩了胳膊腿的，就在外邊找個什麼地方睡了。房東大爺半夜起來給牲口添草料，嚇了一跳，草料槽子裡怎麼躺著個大活人呀？仔細一看，是趙尚志。
有個雞蛋，炊事員要給他煮了，不行，非得打到湯鍋裡不可。從游擊隊到抗聯，那菜一年到頭大都是煮鹽豆，大子，或高粱米飯就鹽豆。看誰碗裡鹽豆多了，他就去人家碗裡搶豆吃，那人就跑，大家就喊司令（軍長）當鬍子了。飯少了，他吃幾口就放那兒了。二十六歲的哈東支隊司令有套“理論”：“二十五，鼓一鼓”，俺是正兒八經的大老爺們儿了，抗造，你們那身子骨還嫩著哪。多吃點兒，身板結實長大個，好有勁打日本子。
西征時，個把月也難得洗把臉，一個個蓬頭垢面，臉像灶王爺似的。趙尚志也一樣。趙家到哈爾濱後淪為普通市民，可在朝陽時，那也是吃香的、喝辣的呀！他卻像扛大活出身似的，從不講究吃穿，也沒個“官樣”。不過，這時抗聯還沒到最艱苦的時候，有時還得辦“外交”，有人就勸他洗洗臉。他嘆口氣道：東三省都叫日本子佔了，哪還有臉了？
寶刀駿馬，將軍所愛，軍人也都喜歡。看他的馬好，部下要，他就給，連馬帶鞍。戰士要，也說牽走吧，可得對得起這匹馬，戰場上俺可看著你。槍也不講究，一支普通的匣子槍，戰場上也難得拿在手裡，平時戰時難得離手的倒是根小木棍。槍林彈雨中，官兵們聽慣了，並隨時受到鼓舞的，是他指揮戰鬥的天生洪亮的大嗓門兒。有時就站在那兒喊，有時從這個陣地跑到那個陣地，不管不顧，勸也不聽，弄不好還跟你發火。
勇敢是軍人的第一品性。而從小就膽大的趙尚志，認為勇敢是天生的——起碼在游擊隊成立初期是這樣。據說為了試探、考驗隊員的膽量，晚上查哨，他曾假扮敵人偷襲哨兵。有個哨兵沖他開了一槍，當然沒打著，他很高興，說這個隊員有種，敢下手，還獎勵一盒香煙。
省委來的巡視員，或是派下來的干部，大都是知識分子，若趕上反“討伐”，或第一次打仗，難免有些緊張、慌亂，用當時的習慣用語叫“恐怖”。認為勇敢是天生的趙尚志，就瞧不起他們。
勇敢、堅定、正直、坦率、剛烈，有時也過於自信，說一不二，聽不進別人的意見。有時方法簡單、生硬，性情急躁，甚至暴躁，好瞪眼珠子，特別是對乾部。對縣委、省委的指示有不同意見，張口就說，不拐彎兒，不講場合。一個縣委巡視員來隊裡巡視工作，想多待幾天，了解情況。趙尚志說：想來就來，想走就走，你當這是飯店哪？
性格決定命運——最先受到影響的，是打出來的統一戰線。
巡視員主張不能繳容易、寶盛的槍械，這是執行省委的決定，是執行中央和省委新路線的初步，而小趙同志則曰“右傾”曰“投降”，如果繳容易、寶盛的槍械，必然的造成同巴彥時一樣，“四面是敵人”，非完全失敗不可，游擊隊僅與義勇軍衝突過一次。僅僅干涉過他們捐大界，已經造成與義勇軍的對立。
1934年2月15日，《中共滿洲省委關於爭論問題給珠河縣委、隊內支部及趙尚志同志的信》中說的“容易”、“寶盛”，就是鼓動孫朝陽殺害趙尚志、李啟東等人，使趙、李等人不得不從“朝陽隊”出走的那兩個頭目。 “朝陽隊”垮了，珠河游擊隊火了，“容易”給趙尚志寫信，要跟游擊隊“合綹子”，歸趙指揮。趙尚志認為這種人屬牆頭草，從骨子裡就是不可信賴的。 “容易”、“寶盛”帶隊到游擊區收捐，趙尚志寫信警告他們，再來就揍你。縣委認為趙尚志“左傾”，趙尚志認為縣委“右傾”，爭論起來，就有了省委的這封信。
1936年2月20日，由楊靖宇、王德泰、趙尚志、李延祿、周保中等人署名的《東北抗日聯軍統一軍隊建制宣言》中說：“昨日即為國賊漢奸，作日寇的間諜走狗者，今天若能悔過自新，回念中華祖國民族的生存而欲反正抗日救國者——我們聯軍完全不咎既往，願誠意與之作今後抗日新提攜。”
對國賊漢奸尚且如此，那抗日軍還用說嗎？可這話說起來容易，實行起來就太棘手了。因為在老百姓眼裡就是鬍子的這些抗日軍中的相當大的一部分，實在是太複雜、太微妙、太令人難以捉摸了，簡直堪稱世上最難駕馭的群體。比之其他軍，3軍聯合對像中的山林隊成分比較複雜，這種隊伍的搶劫、發財意識是很難克服的，特別是頭目。如果再碰上幾個特別“操蛋”的角色，就更有扯不完的是非了。
哈東支隊成立後，黃炮表面積極、恭順，背地裡卻在2總隊內拜把子，80多人大結義。 《中共滿洲省委代表張及團特派員關於珠河游擊隊改編情況的報告》中說：“給趙××同志一個任務——經常召集各隊長談話，一方面接近影響和批評他們，另方面減少壞頭子中間聯歡談話的時間，以減他們結盟的機會。”趙尚志再能言善辯，精力充沛，也只有一張嘴，一個人，況且作為支隊司令，他能只埋頭於這樣“一個任務”嗎？
“對於九江最主要是下層統一戰線。”這是縣委開出的藥方。結果不但是不折不扣的“上層勾結”，而且用了應該是趙尚志最不情願的、此後再也沒用的方式，與於海雲結拜為兄弟，將“九江隊”等部改編為7師。
而這一切的前提，是有個強大的3軍擺在那兒。不然，結拜不結拜都無所謂，想改編，把你的3軍編入俺的“九江隊”吧。
“壓東洋”這名字好聽，拿手的卻是欺壓百姓。它不准3團進入它的地盤，卻去3團活動的地區搶劫、綁票。當地的青年義勇軍就去它的地盤抓走狗，它就揚言要繳3軍執法處的械。趙尚志下令將其繳械。正是“大討伐”期間，再加上敵人大肆宣傳“不打山林隊，專打趙尚志”，許多義勇軍脫離3軍，或者躲得遠遠的，有的干脆投降了。
事物變化的決定性因素，當然是內因。有些隊伍遲早是要走上這條道的。每次沖突，論理都在3軍，趙尚志也真是忍無可忍。有時你越忍，有人越登鼻子上臉。南滿、吉東這種事情也不少，也繳械，特別壞的頭頭殺掉。但是，大敵當前，衝冠一怒，弄得“四面是敵人”，對誰有利？
當年有“南楊北趙”的說法，意為南滿有楊靖宇，北滿有趙尚志。毫無疑義，他們是東北抗戰的兩面極具代表性的旗幟。可這事兒如果換成楊靖宇，或者李延祿、周保中，是不是會用一種比較穩妥、靈活的方式，使這些動搖的不可靠的隊伍，能在更長的時間裡槍口對外？
還是那句話：性格決定命運，英雄不是神仙。
趙尚志率西征主力威脅敵後，在三九隆冬中奮勇突擊，連打勝仗。其餘各部則遙相呼應，四處出擊。在方正、依蘭、林口一帶活動的1師一部，繳大排，攻部落，並與5軍、8軍、9軍聯合作戰，攻襲依蘭縣城。 4師東進寶清，遠征虎林、撫遠，游擊勃利、密山，所向披靡，在東大荒大展拳腳。 5師一舉攻克佛山（今嘉蔭）縣城，活捉偽縣長，參事官吉村逃往黑河途中凍死，殲滅日軍10餘人，解除日偽國境監視隊武裝，繳獲大量武器彈藥，一批秘密文件和軍用地圖，還有兩部無線電台。在巴彥、木蘭一帶活動的6師54團，小群多路，不斷襲擾敵人。 9師一部在慶城、鐵力、綏棱一帶游擊，重點襲毀日本人經營的木業，同時拔據點，伏擊進山“討伐”的敵人。
大游擊，中游擊，小游擊，主動地“遊”，主動地“擊”。 3軍游擊之處，“滿洲國”就冒煙起火。
在1936年跨年度的冬季“討伐”中，3軍未失舊區，又闢新區，迫使敵人改變“討伐”賓縣、木蘭、通河、湯原、依蘭等五縣的計劃。而無論感覺到還是沒感覺到，3軍的這種大游擊戰略都牽制、調動了敵人兵力，減輕了其他抗日部隊的壓力。
七七事變，全面抗戰，抗聯不再孤軍奮戰了，鬥爭更顯活躍。而日寇加大了“治標”、“治本”的規模和力度，手段也更毒辣了，因為它的戰略利益使它必須盡快地安定後方。抗聯在1937年11月發展到高潮後，1938年即進入最困難時期。但是，東北抗日運動的不平衡，造成的日偽統治的強弱差異，在許多偏遠地區仍將繼續存在，“集團部落”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各軍部隊倘能統一行動，密切協同、配合，那結果肯定與已經成為歷史的情景不一樣。趙尚志也曾為此不遺餘力。可從“東北反日聯合軍總指揮”，到“東北民眾反日聯軍總司令”，能在較長時間內與3軍有較多配合的，只有一個6軍。
而無論如何，趙尚志的“大游擊”方針是不會改變的。那個頭、身材，沒人會把“健壯”二字與他聯繫起來。可他強悍，3軍強大。突擊！突擊！再突擊！從3個團到10個師，3軍就是在這種不斷的突擊中發展壯大起來的。
周保中說：“龐大和發展的第3軍，富有活動力，富有突擊精神。”
李延祿說趙尚志：“他確是一頭雄獅似的人物。”
1937年5月《關東軍參謀部關於最近滿洲國的治安》中說：“松花江西岸的匪團，是品質最惡、最頑強、行動最活躍的匪團。其代表者是以趙尚志為首所率領的共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