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之楊靖宇和趙尚志，李延祿、周保中走的就是另一種抗戰路子了。
後來的抗聯4軍軍長李延祿，1885年出生，1.70米的個頭，方臉盤，鼻子下一抹鬍子彎到嘴角，不胖不瘦，不白不黑，性情溫和、穩重。平時舉止言談總是不緊不慢的樣子，卻是心中有數，果斷，有威嚴，頗受部下擁戴。見哪個士兵帽子戴歪了，他就說：俺說這個弟兄，你把帽子正道正道好不好？求求你了。那士兵臉就紅了，別人也趕緊去摸頭上的帽子。
他祖籍山東，祖父輩逃荒闖關東，先在吉林省寧安縣（今屬黑龍江），後遷延吉定居。十二歲到織布廠當學徒，因參加反袁世凱復辟帝制運動被開除，到延吉騎兵營當兵，升至營司務長。他同情朝鮮流亡者的革命活動，向他們提供情報，被部隊處罰，又到鹽務緝私連任連長，1931年7月加入共產黨。 1932年1月，延吉中心縣委派他到王德林的救國軍中工作，被任命為救國軍總部參謀長。
“老三營”營長與救國軍總司令，騎兵營司務長、緝私連長與救國軍參謀長，這麼看著職務安排應該說差不多。可許多職務、名望比李延祿高的各黨派人士，投奔王德林後，那職務都比參謀長低得多。李延祿在回憶錄中，說是“由於一種特殊的機緣，我取得了他感恩式的尊重與信任”。從當年的資料，到今天的有關作品，筆者沒看到比這再多的說明，最多的就是兩個字“私交”。而無論如何，這對共產黨，對東北抗戰，都是絕對有利的好事。
寒冬臘月，救國軍總部駐地延吉縣小城子，被戴著上白下紅黑字“救國軍”袖標的官兵充塞了、膨大了。讓這些軍人瞪大了眼睛的，是絡繹不絕的挺闊氣的帶篷的馬車、馬爬犁，偶爾還有輛比我的祖輩見到的汽車更稀罕的小轎車，在街里那條狹窄的人踩馬踏的冰樣的雪道上，像隻黑甲蟲似的顛動著。穿著黃呢質料、胸前有兩排亮晶晶銅釦子的軍大衣的東北軍軍官，軍銜至少是個少校；西裝革履的，戴著水獺帽，穿著貂絨大衣的，則是延吉和鄰縣的頭面人物、鄉紳代表。有的來投軍打日本，有的想听聽風聲，有的是說客。對於這支較少黨派色彩，在一年後的“1·26”指示信中也評價較好的隊伍，一些人就想將其拉到麾下。像以蓋文華為首的3個國民黨愛國青年，據說給王德林帶來的是“自衛軍第1路軍總指揮”的頭銜。而吉林自衛軍總司令李杜派來的代表，則是拿著實實惠惠的1萬元錢作應急軍餉，要將救國軍收編為一個團。
義勇軍潰敗後，一些人的第一感覺，就是拉隊伍上山，當然是要報個字號的。這是黑土地別樣的文化積澱之一。不能說草莽出身的民族英雄王德林，這時仍有一種“山大王”情結。可這時救國軍正滾雪球般發展壯大，他正想獨樹一幟，豈能甘居人下？只是李杜的自衛軍兵強馬壯，佔據著北滿、吉東大片地區，又得罪不得。而且，隊伍初建，也真缺錢。
錢留下，用這筆錢再拉起來一個團，打著自衛軍旗號，這不就“結了”（行了）嗎？
參謀長李延祿就這麼參謀了一句，就把王德林從兩難中解脫出來，這位總司令當即就道：慶賓（李延祿的字），這個團長就你兼了。
湯原、珠河、磐石等游擊隊，跌倒爬起，流血犧牲，千難萬難拉起隊伍。李延祿來到這時已有幾千號人馬的救國軍，出手就是個參謀長，現在又兼上了打著自衛軍旗號的補充團團長。參謀長固然了得，關鍵時刻一句話就起大作用，畢竟還是沒有兵權。這下兼上團長，可就不大一樣了——抗聯4軍就是在這個補充團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結果開始的卻是所謂“上層勾結”的歷程。
救國軍崛起東滿，已使日寇不安，更不用說再連下敦化、額穆、蛟河等縣城了。這時，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支赤色武裝延吉游擊隊剛剛誕生，其餘的尚在孕育之中，黑土地上風起雲湧的是義勇軍抗日怒潮，日寇盯住的是像李杜（北滿）、王德林（東滿、吉東）、唐聚五（南滿）這類的大股義勇軍。不過這一支主要由共產黨員領導的武裝，馬上就要一展身手了。
開頭，補充團只有3個連400多人，李延祿抽調王德林起家的“老三營”班長史忠恆、李鳳山，還有隨他一起來救國軍的黨員左徵、樸重根，分任連長、副連長。不久，3個連擴編成3個營，共千把人。寧安中心縣委派來孟涇清、金大倫、賀劍平等黨員，在補充團建起秘密支部，很快發展史忠恆、李鳳山、李延平等人入黨。
從敦化到寧安有條通商古道，進入寧安縣南湖頭時，就陡然險峻起來。這是嵌在山崖上的狹路，上面巉岩巨石，下邊是牡丹江，約2.5公里長，人稱“牆縫”。江對岸山腳下，還有條大路通寧安，但走那條路就繞遠了。 3月中旬，日軍上田支隊從敦化向寧安進犯，企圖與進占寧安的天野旅團會合，消滅這一帶的救國軍。得知情報，補充團積極請戰，李延祿就率隊在牆縫等上了。
19日拂曉，上田支隊主力600餘人和一營偽軍，被當地獵人陳文起引進牆縫。這是一場除了兵力對比，敵人略佔優勢外，其餘均差距懸殊的戰鬥。補充團大都是扔了鋤镢拿起刀槍的農民，許多人手裡是被稱為“老洋砲”的鳥槍土銃，一些人還是長矛、大刀。就是端著被稱為“快槍”的步槍的人，有的也是這次才有了射擊的機會，更不用說戰鬥經驗了。可是，官兵趴伏在牆縫上邊的臥牛石、馬頭石中間，居高臨下，絕對的地形優勢，日軍完全暴露在火力之下。戰前，王德林將庫存的一批手榴彈撥給補充團，官兵放過走在前面的偽軍，手榴彈就下餃子般向日軍砸去。日軍擠在路上被動挨打，下邊是尚未開化的無遮無攔的大江冰面，只能尋些雪堆冰坎，架起機槍、小砲向上射擊。手榴彈有點兒夠不著了，補充團中獵人出身的官兵，這下子可就開了洋葷了。戰至下午兩點來鐘，敵人分兵向右翼牆縫迂迴，李延祿見好就收，當即下令撤出戰鬥。
牆縫伏擊戰鬼子傷亡人數，所見著述、資料差距甚大。綜合分析，當在150至200人之間，其中成了鬼魂的應在50人左右。
史忠恆建議趕到鬼子前頭去，再打它個伏擊。大家研究，認為有了牆縫的教訓，敵人肯定要走大路，繞道松乙溝去東京城。松乙溝是兩山間一片開闊地，路旁長滿齊腰深的蒿草和一人來高的榛柴棵子，春天風大草木幹，就在那火攻。李延平帶幾個熟悉地形的士兵，快馬加鞭趕去那裡。結果，好歹從松乙溝逃出來的鬼子，一個個都像灶王爺似的。
義勇軍的優勢是人多，熟悉地理環境，致命弱點是不團結。 8月，成立不久、也由李延祿兼任團長的補充2團，在平陽鎮被丁超的護路軍繳械，包括兩位副團長在內的20多名官兵被害。救國軍副總司令孔憲榮，以為補充2團報仇為名，又殺了聯合軍左路總指揮馬憲章。這時李杜接到南京政府剿共密令，簽發各部，孔憲榮就在救國軍抓捕6名已暴露身份的黨員。李延祿趕去東寧縣三岔口總部，說服王德林把人放了。不久，李杜、王德林和孔憲榮相繼過界去了蘇聯。即便不是如此，形勢明擺著的，李延祿等人已經很難在救國軍待下去了。
而且，“上層勾結”這頂帽子，也在黨內被戴上多時了。
“1·26”指示信，在肯定馬占山、李杜等部是反日武裝的同時，又認為他們“服從國民黨的指揮而依靠著地主資產階級和富農”，“絕對仇視工農的各種帶群眾性質的革命運動”。而黨內鬥爭則“首先是反對右傾”，“這是主要危險”。在留著這樣一些尾巴的同時，下面的結論也就順理成章了：“必須牢記著下層統一戰線，是我們活動的基礎。任何的上層統一戰線都只有在我們能夠抓緊鞏固的下層統一戰線和上層處於下層革命情緒的威脅下的時候，才可能和有用，只有這樣的分別對付和執行下層統一戰線，能使滿洲的工人運動和革命運動，能夠得著實行民族革命戰爭統一戰線策略的效果。”
後面將會詳細寫到的離休前為國防科工委副主任的彭施魯老人，1936年1月被北平市委派到抗聯4軍後，就給李延祿當秘書。隊伍到了哪個屯子住下，詢問當地綹子情況，哪些是反日的，首領是誰。問明白了，李延祿就掏出幾張名片，讓彭施魯在上面寫幾句話，意思是想和你見見面，然後讓老鄉分頭送去。鬍子都有眼線，你有多少人馬槍，什麼來頭，到了他的地盤，很快就知道了。見你人槍少，或是有過節，就吃掉你。你人多勢眾惹不起，就躲了，或是來見你。覺得志同道合，又久聞大名，敬服你，就主動來拜見你了。
凡是見到名片的，通常都會來。李延祿主要講三點。一是要堅決打日本子，不投降；二是除了懲罰漢奸走狗外，不綁票，不侵害老百姓利益；三是反日隊伍要互相合作、支援，不能自己打冤家。有的首領話裡話外那意思，是俺听你的，有什麼好處呀？李延祿就告訴他們，眼下還沒有能力給大傢伙兒發餉、發槍彈，還得從日本子和走狗手里奪。將來有條件了，那當然沒說的。大傢伙兒贊成俺的意見，咱們就合夥幹，不贊成呢，誰也不強迫誰。只要打日本子，就是好樣的中國人，今後見面就是朋友、弟兄。
沒意見了，就開始寫委任狀，寫在一塊白綢子上，由李延祿授予對方。
自彭施魯來後，寫委任狀就是他的活了，他一介書生哪寫過這個呀？李延祿就告訴他，右起第一行先寫上“東北抗日聯軍第四軍司令部”，第二行只寫“委任狀”，三個字要大些，中間寫“茲委任×××為東北抗日聯軍第四軍第×游擊營（或團、連）營長（或團長、連長），此令”，落款是“軍長李延祿”，最後一行是“中華民國廿×年×月×日”。寫完了要蓋印章，一個較大的長方形的“東北抗日聯軍第四軍司令部關防”，要上蓋“年”字，下蓋“月”字，然後是李延祿的印章。
這些事情做完了，有時有機會，就由李延祿指揮幾支隊伍打一仗。有時完了就完了，繼續趕路。
從脫離救國軍後，所到之處有反日隊伍，主要是山林隊，基本就是這樣子。
在一些人眼裡，從救國軍到山林隊，李延祿都應該把主要精力用在下層統一戰線上，用鞏固的下層統一戰線威脅上層，使其就範。說白了，就是鼓動士兵、“崽子”（嘍囉）造反，反對“反動領袖”，進而奪取領導權。而對於各種武裝的首領來說，他的隊伍，那些人槍，就是他的私有財產。就像一家企業，你去了就想把老闆搞掉，自己當老闆，這還了得？無論什麼樣的隊伍，對這種事都是非常警覺，也最深惡痛絕的。其上下級多為拜把子兄弟，你成天在下邊鼓搗，人家能不發覺？那還有個好？實踐中這樣做的，有幾個不是白給了？李延祿這種做法，當然不是沒有弊端。像到處發委任狀，有的隊伍就可能打著4軍的旗號綁票，糟蹋禍害百姓。可比之到處樹敵，這種廣交朋友，利多弊多還用說嗎？
而在一些人的眼裡，如果李延祿不搞“上層勾結”，是不是整個救國軍都成了共產黨的隊伍了？
因此就有了1933年7月31日《中共綏寧代表團關於組織狀況及開展農村工作方法致省委的報告》中的評價：“李的隊伍在寧安方面口頭上是聽共產黨的領導，然而實際上最多也不過是一個'好鬍子'。”
吳義成，200餘（？）人，是反日游擊隊中最堅強的部隊，在東線東滿一帶作過最長期最激烈的反日戰爭，曾佔領東滿的安圖很久，並佔領過東寧，現在綏寧一帶游擊，黨有一個軍事經驗豐富的同志過去在吳處當參謀，吳的一切軍事計劃大多出於這個同志（週麻子，過去省兵委書記）的意見，得了無數次的勝利，在兵士中在東線群眾中有很好的信仰（都知道他是共產黨），過去東滿曾派了許多同志與反日會員到吳部中去。
以上是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關於最近滿洲工作的報告》中的一個自然段。
周保中近1.80米的個頭，長臉，有幾顆麻子。平時話語不多，不開玩笑，有威嚴，批評人很嚴厲。他說行或不行的事，就難撼動了。
離休前為重慶市人大副主任的胡真一老人說，那時開次晚會，大家喊週指揮唱個歌，他就唱《國際歌》。再沒聽他唱過別的歌。他聲音洪亮，唱得激昂慷慨，也把大家唱得熱血沸騰。唱完了，就講這支歌是怎麼誕生的，是全世界無產階級解放自己、解放全人類的戰歌。講完了就教大家唱。我們5軍許多人第一次聽到《國際歌》，就是他唱的，也是他教會的。
周保中本名奚李元，1902年生於雲南大理一個白族農家，十五歲輟學投軍，曾入雲南講武堂學習，北伐戰爭中任營長、團長、副師長。 1927年加入共產黨後，被派往蘇聯學習軍事，改名周保中。 “九一八”事變後回國，被派到東北任滿洲省委軍委書記，被羅登賢派到吉東，做兵運工作，從此就在吉東地區開始了九死一生、千難萬險而萬難不屈的抗戰生涯。
這年5月，在寧安縣花臉溝一次群眾集會上，周保中被李杜所部駐當地自衛軍逮捕。問題出在那口濃重的南方口音上，一些士兵聽不懂，就認為他是朝鮮（族）人。而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朝鮮（族）人就是走狗、密探，或是同樣該殺的共產黨。
周保中就說自己是南方人，是上海反日會派遣的“援馬團”（援助馬占山代表團）的人，沒想到馬占山投降日本子了，就到吉東來，想看看誰是真正反日的。
那時東北人稱南方人為“蠻子”、“南蠻子”。一位姓白的營長，見這個南蠻子談吐不凡，雖覺可疑，也不便輕易處置，就派人把他押送到牡丹江鐵嶺河自衛軍左路總指揮部。
總指揮部正在開會，等著吧。周保中不干，大叫“有要緊事”，驚動了裡邊的人，被傳了進去。左路軍總指揮馬憲章，看了押送人員的呈文後，望著這個被反綁雙手的三十來歲的大個子青年，道：你既是上海反日會派來的，對俺們這地方的反日救國，可有什麼見解呀？
周保中談了三點救國方略和五條治軍良策。
三點救國方略：一是大敵當前，反日軍應加強團結，統一指揮，聯合作戰，不能各踞一方，各打各的，被敵各個擊破；二是發動群眾，武裝民眾，使日本子處處受敵，不得安寧；三是整頓軍紀，嚴令各部不得騷擾百姓，使民眾擁護我軍，樂於效命。
五點治軍良策：一是不宜長期與敵對峙，應該主動出擊敵人後方，斷其交通、糧道，與正面我軍成夾擊之勢；二是鞏固內部，防止敵特的離間計；三是在城鄉廣泛建立救國會，動員民眾出錢出力，使我軍有源源不斷之兵源糧餉；四是樹立長期抗戰思想，建立根據地，設立兵工廠、被服廠、野戰醫院等等；五是反日財政，既要取之於民，更要奪取敵人軍需物資。
筆者兒時聽老輩人講南蠻子的故事，主人公大都是風水先生。指名道姓講某某堡子某某人，哪一輩子如何窮得叮噹響，哪一天如何來了個南蠻子“陰陽先生”，受款待後如何指了一塊風水寶地，這家子如何一下子就發了，講得神乎其神。末了幾乎都要感嘆一句：這南蠻子可是了不得呀！
而這一刻，“九一八”事變已經大半年了，周保中到吉東也兩個多月了，肩負救國責任，耳聞目睹，身臨其境，每天多少問號在腦海中翻騰？那是激情滔滔，不吐不快，生死置之度外。馬憲章等人腦子裡無論裝著什麼樣的南蠻子的故事，還是聽得有些目瞪口呆，趕緊下令鬆綁，請其上座，認做“南方來的高客”。
這位“南方來的高客”，不是日本的偵探，但有共產黨的嫌疑，被安排到左路軍指揮部宣傳部。不久，宣傳部撤銷，就下崗失業了。吉東黨組織指示李延祿、孟涇清，將周保中介紹到救國軍，先在總部任總參議，又到前方指揮部當了參謀長。
周保中能夠受到重用，並一展身手，與救國軍的小環境有關。前面說過，王德林曾說：俺不管共產黨，還是國民黨，只要打日本子，就是好樣的。
使“週麻子”這個南蠻子名聲大噪的，是攻打東京城和寧安城。
東京城今稱渤海鎮，屬寧安縣（今寧安市），為唐代渤海國都城，盛極一時。寧安古稱寧古塔，是清朝的發祥地之一，又是重要的流放地，清初是統轄盛京（瀋陽）以北的重鎮。這里山高林密，地勢險要，而且物產豐富，日寇佔領吉東後也將其作為中心據點之一。而在周保中的戰略棋盤上，包括寧安、東寧和綏芬河的綏寧地區，北接中東路，南連東滿，向西可進出吉林、長春，東邊緊靠蘇聯，可謂進可攻、退可守。實在不行，還可東退蘇聯。後來王德林就是從東寧縣城三岔口的瑚布圖河過界，退入蘇聯境內的。
對於周保中經營綏寧地區的戰略目光，王德林非常欣賞。首先拿下寧安南部重鎮東京城，再集中主力奪取寧安縣城，他也贊同。至於周保中提出親率一支隊伍去取東京城，卻不免有些疑惑了。在他眼裡，這位總參議是個難得的軍師人才，可這帶兵打仗就是另一碼事了。或許是被周保中堅定的目光所感染，或許是不好意思駁這位軍師的面子，就點頭應允了。
這是6月中旬的一天，東京城的敵人進山“討伐”去了，當年的北伐軍副師長率領不到500人的救國軍，趕到城外樹叢中隱蔽。一個當地士兵化裝成老百姓，到城下叫門。大天白日，守城偽軍也沒當回事兒，城門一開就被支手槍逼住了。周保中看得真切，一揮手，隊伍衝上去，潮水般湧進城裡。按照事先部署，他率主力直奔日軍司令部，個把小時結束戰鬥。
進山“討伐”的敵人聞訊，趕緊回師東京城。周保中早選好地形等上了，一場伏擊戰，又把呼哧帶喘的鬼子打得屁滾尿流。
寧安城打得不順利。
7月底，吳義成、周保中指揮救國軍主力，利用夜色向寧安城運動。敵人情報很快，中東路和牡丹江日軍火速來援。周保中向吳義成建議，由他率領一支隊伍打援。由海林車站出援的一路日軍被阻住了，寧安城沒打下來。戰至下午，牡丹江的援敵快到了，救國軍只得撤出戰鬥。
10月中旬，二打寧安城，王德林讓周保中擔任總指揮。周保中精心組織，又有地下黨做內應，這次打進去了。誰知一些由山林隊改編的隊伍，見到商舖就不追擊了，只管進去搶劫財物。潰退的日偽軍乘機反撲，周保中立即組織部隊將缺口頂住，同時命令收繳敵偽物資向城外轉移。估摸著援敵快到了，才帶領掩護部隊從城內撤出。
周保中左腿中了一槍，子彈嵌在兩塊腿骨之間，醫生是個“二百五”，急得滿頭大汗，一雙血手硬是取不出來。周保中遞給他一把刺刀，周圍的人都不敢看，只聽得刀尖把骨頭和彈頭磕碰、摳剜得咯咯響。
事後就傳開了，說趕得上關公刮骨療毒了，這個南蠻子可真了不得呀！
第三次打下來了。救國軍有兩門砲，好鋼用在刀刃上。周保中總結前兩次的經驗教訓，組織一支精幹部隊，全是騎兵，仍是深夜攻擊，仍由地下黨在城內策應。兩門砲突然開火，轟塌城牆，騎兵策馬而入，大部隊隨後跟進，在地下黨引領下分頭攻擊各自目標，三個小時結束戰鬥。
周保中在救國軍中的威信，除王德林外，已不在任何人之下。
救國軍與（於）王德林逃後，吳義成（別號吳傻子）代理總司令，孔憲榮為參謀長，吳很有張作霖式的性格，自然是反動的，並完全受國民黨支配，惟政治上的眼光沒有，實際上還能容許我們的活動（他曾對我們的同志說：“媽的八子，你們都共產了，可是我不相信那一道”）。在其兵士的革命情緒更尖銳，與國民黨積極活動下，他是極端動搖，而可以很快完全公開反對我們，並且曾經在有些事件上向我們高壓，但現在我們還沒有完全失去其中活動的自由。
這是1934年1月7日《團滿洲省委關於反日游擊運動的現狀與團的工作情況報告》中的一段——在這樣一支隊伍中開展工作，並能獲得這等成就和威信，沒點真本事是不可想像的，其艱難、複雜自也不言而喻了。
而滿洲省委又是怎麼評價的呢？
周保中隊內的同志向來不做下層工作，不接近士兵、罵士兵，百分之八十是流氓土匪，周同志個人包辦一切黨的和軍事的工作，把所有的四五個同志分散到各處（東奔西跑聯絡隊伍進行上層勾結），自己隊內沒有任何群眾組織，周同誌及隊內的支部完全作了吳義成的尾巴。
週××（周保中——筆者）就是整天在那裡專作上層勾結。
以上文字，分別摘自1934年5月9日、9月12日《中共滿洲省委關於吉東局目前的政治、黨的工作及組織狀況的報告》、《中共滿洲省委關於軍隊和黨的組織工作給寧安縣委的指示信》。此類文字還有一些，不一一列舉。
再看5月15日《中共滿洲省委關於南滿人民革命軍存在的錯誤及目前的戰鬥任務給人民革命軍政委、政治部及全體黨員信》中，對楊靖宇的批評：
忽視並放棄統一戰線內部的階級鬥爭，在反日義勇軍放棄下層統一戰線，不去奪取下層士兵群眾（在下層士兵中建立公開的反日會、士兵代表會、士兵委員會、黨的秘密支部等等），而作了上層勾結的錯誤。
趙尚志當然也不能倖免。此前的3月9日，《中共滿洲省委巡視員文給黨團省委報告之三》中說：
曲解統一戰線為上層勾結，絲毫沒有進行下層活動，“左”的破壞統一戰線的錯誤雖然是表面上承認，但企圖用完全是右傾部分“左”傾，來掩蓋過去破壞統一戰線的錯誤（趙）。
凡是統一戰線搞得好的地方和隊伍，幾乎沒有不被指責為“上層勾結”的。而李延祿和周保中，因為從一開始就遊走於救國軍的上層，也就成了“上層勾結”的代表人物。
“北方會議”像個緊箍咒，使冰天雪地中的共產黨人伸展不開手腳。 “1·26”指示信讓人感到了春天的暖意，“上層勾結”這頂帽子又牢牢地扣在他們頭上。
“文化大革命”中，黑龍江省第一個被打倒的，也是最大的“走資派”省長李范五，1912年生於吉林省穆棱縣（今屬黑龍江省）八面通狍子溝，1932年11月在國立北平大學俄文法政學院外交領事系讀書時入黨。年底，北平市委派他和家在寧安的同學孫紹堂，回東北利用鄉土關係參加抗戰。帶不走的書籍、衣服什麼的，能賣的賣了，不能賣的當了，湊點兒路費，兩個人就回來了。
到了穆棱，也沒回家，先去找黨。從縣城找到下城子，又找到興源鎮，在人稱“劉快腿”的劉萬奎的自衛軍裡找到兩個黨員，他們是軍法處長周延聲和作戰參謀佟同。周延聲說日本子要來了，這旮旯要打仗，虎林縣義勇軍一個營長是孫紹堂的堂兄，那兒沒黨員，急需人去開闢工作，兩個人就奔虎林。兵荒馬亂，一天晚上，響起槍聲，人們四散奔逃，兩個人也跟著跑。黑燈瞎火，這是跑哪兒了？天亮一看，喲，這不是蘇聯地界嗎？吃了一驚，轉而大喜，這是到了“階級祖國”呀！兩個人一商量，就決定在蘇聯學習、訓練一番，再要幾支槍，回“民族祖國”打日本子。兩個俄文法政學院大學生，跟蘇軍哨兵一口一個“同志”，人家根本不理睬，把他們送到邊防站，再押到雙城子（烏蘇里斯克）監獄。頭幾天審訊，問什麼答什麼，沒問題了，就跟人家較真：俺們是中共黨員，天下共產黨是一家，哪有自家人關自家人的道理呀？你們得訓練俺們學軍事，俺們好回去打日本子呀！
關了兩個月，放了，這回回家了。回家了也不能當亡國奴呀？還是找黨。找到了，讓李范五在穆棱縣第二學校以教師身份開展秘密工作。具體怎麼開展，那人也沒說，好像也說不大明白，又好像李范五什麼都明白，不用說了似的。
在北平讀書時，有反帝大同盟組織。他就照貓畫虎，秘密發展反帝大同盟盟員，平時發現誰有反日思想，就吸收進來。不到三個月，就在學校、狍子溝、白石砬子、興源鎮、八面通火車站，還有偽警署，發展十多名盟員。不久，又將其中幾名突出的盟員發展為黨員，在一個蘿蔔窖裡舉行了入黨儀式。
1933年6月，吉東局決定成立穆棱縣委，李范五為縣委書記。 8月，調任寧安縣反日會長，不久擔任縣委書記。
如今的縣委，一幢大樓，幾十台電腦、電話，人們按時上下班。那時，今天這兒，明天那兒，“李縣委”、“李大個子”，叫什麼他都答應。有的叫他“縣委”，說縣委來了，快進屋，上炕坐。出門腦後也得長隻眼，小心有“狗”盯著。有時有情況，半夜三更往山上跑。一次在小牡丹屯，突然來了一隊偽軍，那是個朝鮮屯子，周圍一望無際的稻田，根本沒法跑。黨員姜信愛要他躺在炕上裝病，告訴他朝鮮（族）人病了難受，不像漢族人那樣“哎呀”、“哎喲”，而是“噢喉喉”。沒想到偽軍要在這家做飯，幾十個人的飯菜折騰兩個多小時，那炕燙得能烙餅了，這下子可是真的“噢喉喉”了，那汗出得快虛脫了。
“北方會議”那一套，李范五隻趕上個尾巴，印像不深。讓他痛苦不堪、不知如何是好的，是所謂的“上層勾結”。
1934年2月22日，中央認為東北經過一年來的抗日鬥爭，已經到了必須“把反日游擊運動提高到土地革命的階段”。滿洲省委指示各級黨組織開展反右傾鬥爭，特別是反“上層勾結”，進行土地革命。一些地區重又出現搶糧分谷吃大戶，有錢大戶恐慌起來，有的干脆尋求日偽保護。一些山林隊首領也疑慮重重，與游擊隊關係緊張起來，好不容易開始的統一戰線又面臨危機。
偽滿正式頒布保甲法，是1933年12月。而像寧安這種“匪患”嚴重地區，則已實行大半年了。所謂保甲，就是把一個縣分成多少個保（一般為20個左右），保下分甲（每保不超過10甲），甲下分牌（每牌50戶左右），設保長、甲長、牌長，一人通匪，全家連坐，一家通匪，鄰里株連。另外，保還編制幾十人的自衛團，由縣里發給武裝。這對反日活動自然威脅很大。李范五到寧安後，主要精力就用在對付保甲上，把保甲長變成“外白內紅”式的人物。像東京城22個甲長，有19個被爭取過來，有的還入了黨。
4月初，寧安縣來了一位省委代表，年紀跟李范五差不多，山西口音，人稱“小趙”。聽了李范五的匯報，認為寧安縣委過分地估計了有產階級的抗日積極性，執行了一條可恥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游擊隊中黨員太少，地方黨員中地主、富農太多。
小趙說：你們這是把統一戰線曲解為“上層勾結”。
李范五在理論上是接受這種批評的，因為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不應是抽象的。可一聯繫實際，就覺得自己“勾結”的這些人物，恰恰是一般人難以替代的。特別是小趙提出開除泡子沿偽甲長鄧吉祥的哥哥鄧吉生的黨籍時，分歧就更嚴重了。
鄧吉生和李范五是哈爾濱一中的同學，1929年參加反日活動被開除學籍，後來考入北平民國大學本科經濟系，參加黨的外圍組織互濟會，“九一八”事變後輟學回家。這樣一個人，本來可以謀得一個體面的職業，他說俺是中國人，不能替日本子做事。李范五在北平讀書時，兩個人常來常往，知根知底。到寧安後，鄧吉生來找他，縣委機關還曾設在鄧家。鄧吉生沒少給山里游擊隊買糧買藥，趕著馬車、爬犁送去。他在偽縣政府、警察署有親戚、同學，很多情報都是他搞出來的。鄧家是泡子沿大糧戶，還開油房，他的弟弟當偽甲長也不假，可人家心裡是向著咱們的呀？不然，別說他李范五了，連鄧吉生是不是也早讓日本人抓走了？把這樣的人開除黨籍，損失太大了，情理也不通，在黨員和群眾中又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無論李范五怎麼解釋、爭辯，小趙不為所動，反倒認為這正是縣委上層勾結的典型，是階級立場問題。
李范五就覺得脊梁背上嗖嗖冒涼氣兒。
李范五的祖父、父親，原在奉天省遼陽縣小北灣，不知哪輩子闖關東到了那裡。小北灣都是白沙崗子，地薄，難糊口。終於有一天，祖父一咬牙，全家人去祖墳上最後一次祭祖，和父親各自一副擔子，挑上全部家當走了。一路北上，來到穆棱縣八面通北面的狍子溝時，祖父溝里溝外轉了大半天后，狍子溝就有了第一戶人家。
狍子溝土地肥得流油不說，而且前有水後有山，只要捨得下力氣，旱澇保收。也巧了，第二年趕上官府“放荒”（賣地），祖父用嫁姑姑剩下的一點兒錢，買了幾十垧生荒地。那時土地不值錢。那時的北大荒，到哪兒都能刨兩垧地。只是這種刨法，心裡總是膽突突的，說不定什麼時候會被官府收去。這回好了，有蓋著官府大印的地照了，只管甩開膀子豁出命去幹吧。男女老少，只要能拿動镢頭的，都去刨地。兩頭不見太陽。黑油油的土地，金燦燦的穀穗，汗水灑在自己的土地上，天底下還有比這更香甜的莊稼人的夢嗎？
幾年墾荒，糧越來越多，祖祖輩輩為吃飯愁苦的莊稼人，日子這回倒過來了。可狍子溝除了飛禽走獸，周圍百八十里沒有人煙，那個叫“八面通”的鎮子，這時也只有七戶人家。賣不了，吃不動，就給老家的親戚朋友寫信，說這旮旯的糧食海了，吃不飽飯的就來吧。祖父將自己的荒地租給他們，頭三年不收租，三年後每垧地收一擔大豆。人越來越多，泡子溝就形成個村落，李范五家就成了遠近聞名的大糧戶——不然，他再聰明，也不可能去北平念大學。
如果說張作霖由鬍子而“東北王”的發跡史，讓黑土地上的鬍子有了盼頭，渴望著有朝一日出人頭地，那麼正是像李范五的爺爺這樣的成功者，鼓動著山東、河北一代代闖關東的移民潮——其中包括我的祖輩。
現在，二十二歲的縣委書記，卻不能不為與自己同樣家庭出身的同志的命運，更為寧安的抗戰前景，感到忐忑不安，捏著把汗。
小趙臨走前交代，要把類似鄧吉生這樣的黨員統統開除黨籍。小趙是代表省委巡視工作，他的話就是指示，必須執行。但在沒有正式見到省委文件之前，李范五還想等等、看看，因為他知道這樣做的後果是什麼。結果小趙走後不久，交通員送來省委《關於吉東黨在反日戰爭新形勢下的錯誤及今後的任務》，反复閱讀，一點兒轍沒有，執行吧。
立竿見影。
看到鄧吉生等人的下場，一些人就不干工作了，一些“外白內紅”的甲長也躲著他了。一向活躍的縣反日會，連個會議也召集不起來了，許多人回家種地了，接替李范五任會長的孟仁甫去當私塾先生了。李范五找他談話，他說不是俺不願幹，是沒法幹、不能乾了。俺拋家舍業，拎著腦袋反日，反出一身不是，還把你也連累了，你說還能幹嗎？
曲大爺是鴨蛋河一帶甚至是鶴立崗最有名的。他兒子在蘇聯讀書，同時蘇聯方面是非常相信他，所以每逢政治、經濟有變化，蘇聯不讓普通人過去做買賣時，蘇聯允許他過去做買賣。但是他將物品運過來時，他賣二、三倍的價錢來剝削群眾，一般農民是並不樂意他。但是他對人很好，任何人在上卡（過境——筆者）走過去，就可以到他家裡去吃，他家每天都有二十多個客，甚至胡匪、小偷也可以去吃、住，所以兵士或土匪、小偷在路見著曲大爺的東西是不劫的。同時他和官僚軍閥也有很深的聯絡，所以我們稱之為“變相的買辦”。像曲大爺這類什麼朋友都有的人，在山溝里和山溝口是非常多，這都是有山里風味的。
1933年5月，《關於中共湯原中心縣委半年來工作報告》中，講的這位“有山里風味”的曲大爺，廣交朋友，什麼人都交，朋友多，路子寬，活得滋潤。東北各地都不鮮見這種“路路通”的人物，這是一種生存智慧。李延祿廣交朋友是為了反日救國，多個朋友多把力，反日不怕人多。這是最簡單的真理、最普通的常識了，卻違背了中央精神。
“北方會議”是把除了窮人之外的有產階級，與日本帝國主義半斤八兩的都當做了敵人。 “1·26”指示信強調下層統一戰線，反對上層勾結，與“北方會議”一脈相承的都是這條階級路線。江橋抗戰的功勞，只能記在士兵的頭上，因為士兵是窮苦人，馬占山是軍閥、有錢人，不可能真心實意抗戰，階級本性決定的。而在產生本書的這個歷史階段，一成不變、始終如一的則是“擁護蘇聯”、“保衛蘇聯”，因為蘇聯是“工人祖國”、“階級祖國”，仍是一條階級路線。 “親不親，階級分”是後來的話，其實東北抗戰十四年間，某種程度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而且，這個階級陣營中還包括了日本的工農。 “應該提出日本工人和中國工人利益相同的口號”，“現在日本作戰軍士兵極大多數由日本工農青年分子被強迫進來替日本法西斯蒂的當炮灰，所以他們對於統治者的憤恨和反戰情緒以及要求回國等日益成熟著。我們應當根據這個矛盾和弱點，並且我們善於利用這個矛盾和弱點，使之變為我們的後備軍。”
如此說來，“九一八”事變是不是就是虛構的了？關東軍士兵早就應該打回日本，去推翻地主資產階級和代表這些人利益的軍閥、天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