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邊雖然是滿洲的一部分，但他有種種特別的條件：一、日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勢力比中國統治勢力強大。二、在日領所屬之民會和分甲的二層支配之下。三、韓人住戶的數量比中日人住戶的總和多三倍以上。四、一切經濟在日本金融機關支配之下。五、社會主義的影響比別處廣大深入，反面三民主義之影響的廣大，也可說在東省首屈一指。六、不白文化的韓民有土地所有權等等。
以上是1930年6月1日《樸××給省委的報告》中開篇的一個自然段。
如今的延邊朝鮮族自治州，位於吉林省東部，當年則是東南部。所謂東滿，即是指延邊地區。這裡是長白山腹地，山高林密，地勢險峻，東鄰蘇聯，北接吉東的牡丹江（今屬黑龍江）地區，西為吉林市（“延吉”即古城吉林的延長之意），南隔圖們江與朝鮮相望。日俄戰爭後，日本侵略勢力開始進入東滿，並不斷擴張，設領事館，駐紮軍警，享有“治外法權”，工廠礦山大都由日資經營，土地也多由日本人收買，儼然國中之國，其統治僅次於被稱為“關東州”的大連地區。歷史上，東滿是朝鮮人最早過界闖關東討生活的地區。 1910年日本吞併朝鮮後，難民大量湧入。 1919年朝鮮“三一”運動後，大批革命者流亡東滿，這裡就成了朝鮮愛國志士反日活動的中心。用日本人的話講，是“間島的朝鮮人可以說不分男女老幼，不論從事任何職業，幾乎無人不受到共產主義思想影響，這種說法並不過分”。
1933年10月，在一篇署名“華西里”的文章《滿洲事變與滿洲的中國共產黨》中，這樣評說東滿黨：
本區內我黨組織最強，在全滿洲佔第一位。我黨曾領導一九三一年三二年農民秋天分糧的鬥爭。黨員有一千二百人，團員有一千一百人。有廣大的群眾組織。但是，黨的組織也好，群眾組織也好，95%是韓國同志。
這時，東北共有黨員2100人。
前面說了，“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各地共產黨人的反日運動，是以朝鮮（族）人為主體的。而東滿地區因為“有種種特別的條件”，就有了佔全東北一半還多的黨員，其反日鬥爭也就越發得突出、熱烈而又火暴。
只是道路太曲折，情景也就太慘烈。
在東北的共產主義運動和抗日戰爭中，東滿共產黨人創造了許多個第一，其中之一是1930年6月東滿各縣就都建立了縣委。
同年5月，先是和龍縣立一校學生走上街頭，散發傳單，反對日本殖民地教育，反對國民黨黨化教育。接著，其他學校和農民也遊行示威，到農村沒收地主的糧食分給窮人，焚燒地主和高利貸者的契約賬據，並在藥水洞建立了東北第一個蘇維埃政權。 5月30日，為紀念“五卅”運動5週年，東滿各地舉行暴動，僅延吉縣就有數万農民參加。人們到日本領事館前遊行示威，湧入地主莊園開倉奪糧，炸毀天（老頭溝）圖（們）鐵路橋，破壞龍井發電廠，焚毀日本警察署、東洋拓植會社和一些走狗機關，並處死了一些走狗。
這種鬥爭方式，固然使敵人受到打擊，但代價也大。東滿黨認為，應該在全東北組織暴動，以使延邊不再孤軍作戰，同時配合關內的革命戰爭和武裝保衛蘇聯。在條件允許時，即便在山谷裡也要組建蘇維埃政權。
這年秋天，在立三路線影響下，延（吉）和（龍）中心縣委再次號召農民舉行暴動，在天圖路組織工人罷工。憤怒的群眾燒毀地主莊園，甚至殺滅走狗全家。壓迫是雙重的，反抗是雙倍的，日寇和奉系軍閥的鎮壓也是雙倍的血腥。剛成立的紅色政權被摧毀，或者名存實亡，被殺被捕達1000多人，有700多人被日寇押解到朝鮮漢城（今韓國首爾），關在西大門監獄，其中大都是黨團員，東滿黨的力量損失過半。
“九一八”事變後，東滿黨組建了東北第一支赤色游擊隊，同時建立起東北的第一批蘇維埃政權。
1932年11月20日，延吉縣王隅溝區蘇維埃政府成立，下設十餘個村蘇維埃政府。其他各縣的蘇維埃政權，或多或少也都陸續誕生了。
這時的蘇維埃政權，是個什麼樣子？
在農民運動上，不僅跳過目前的過渡階段沒收一切地主階級土地，並且根據小資產階級反動的“社會主義”空想，實行“共同生活”“共同勞動”，“組織集體農莊”，組織共同的“勞力隊”。高喊世所未聞的口號：“農民八小時工作”“婦女六小時”“青年六小時”，反對中農，分糧分地的鬥爭，連中農貧農的糧食和土地也分配了。以“防谷”為口實，禁止農民商品買賣的自由，以至沒收農民的糧食。
這是1933年6月9日《中共汪清縣委第一次擴大會議的決議》中的一段——當然是在接受“1·26”指示信、開始批判“北方會議”後，完全用一種相反的目光描述的文字。
在接受中央路線以前（今年五六月以前）那時有蘇維埃，汪清有嘎呀河蘇維埃，大小汪清蘇維埃，延吉有灣灣溝、八道溝蘇維埃，琿春有荒溝、煙囪砬子蘇維埃。那時所謂赤區與白區對立之下，對於白區的民眾關係極壞，在中國人眼目中的蘇維埃是老高麗的政府，是反對中國人的。白區的特別是中國群眾，深恐共產黨來殺人放火，對於蘇維埃沒有一點兒好感和了解，有“蘇維埃大哥”的稱呼。而接受中央路線之後，惡影響有很大的轉變。在群眾方面，特別是中國人與山林隊等，喊稱“新共產黨來了！”“中央蘇維埃派人來了！”“共產黨不好（指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同志派（指中央路線）”“新路線是我們早已說過的，他們不干”，在游擊區的民眾免除了不知道多少痛苦和恐怖，黨的正確路線受了廣泛群眾的擁護。以前中人及“白區”群眾不敢來游擊區的。但是現在很多，並時有參觀團來（如灣灣溝）被逼搬到城市的，均多數搬回，以前被兩重恐怖（日本子與共產黨）的白區，特別是中人群眾，得到了新生的道路。
以上是同年10月25日《中共東滿黨團特委工作報告》中的文字。
打土豪，分田地。當時認為地主分兩種，一種是公開投降的，一種是假裝愛國，利用反日招牌進行投降活動，反正沒好東西。地主打倒了，腿腳快的跑城裡去了，富農也跑了，一些中農也跟著跑了。像延吉縣王隅溝，原有3000多居民，一下子跑散了一多半。誰愛跑就跑，這下子成窮人的天下了，正好建設蘇維埃。
立即實現社會主義，廢除私有財產。土地、房屋、牲畜、糧食以及鋤頭、鐮刀、犁耙等等，統統歸公共所有。很快的，連鍋碗瓢盆也都拿走了，有了集體食堂大鍋飯，家裡用不著這些東西了。集體吃飯，集體勞動，集體農莊——有人去過蘇聯，親眼見過蘇聯的集體農莊，一切都學蘇聯的樣兒。更多的人是從文件和馬列著作中看到的，那也不妨礙學習蘇聯，走社會主義道路。
只是普通百姓實在搞不懂這“蘇維埃”是怎麼回事兒。在朝語中，“蘇維埃”與“速射砲”諧音，去參加區蘇維埃選舉的嘎呀河代表，就認為這回開會能發幾門速射砲，回來打日本子。漢族人不了解“蘇維埃”，叫“蘇維埃大哥”，朝鮮（族）人也認為“蘇維埃”是個人，說“叫'蘇維埃'的大官要來，咱拿什麼'好嚼裹兒'待客呀”？
當時有宣傳材料，“什麼叫蘇維埃”，“什麼叫高爾赫子（朝語“集體農莊”——筆者）”，“什麼叫哥穆那（朝語“公社”——筆者）”，通篇外來語、新名詞。有的蘇維埃幹部講得口乾舌燥，把自己也弄得稀里糊塗。
之前，特別是每年的紅五月，從滿洲省委到各級黨組織的一個重要口號，是要求8小時工作制。這回建立了蘇維埃，立即實行，婦女、青年還是6小時。問題不僅在於節氣不等人，太陽照屁股了還在睡懶覺，更在於職業革命者越來越多，而且給予鼓勵、提倡，認為這是形勢大好的標誌。一些年輕人就不參加勞動，而是這村去那村地“革命”，還騎著打土豪打來的馬，那情景比今天駕私家車出遊還瀟灑、浪漫。那些8小時、6小時勞動的人，自然就有意見了：“蘇維埃成立以後還是以前勞苦的人勞苦。”
在把許多勤勞樸實的農民變成了遊手好閒的二流子的同時，這個只憑一腔熱情和理想而創建的烏托邦就破產了。
成立蘇維埃後，紅地盤、紅區之外的就是白地盤、白區，白區和白區的人就被視為“走狗屯”、“走狗”，來紅區就是“偵探”，紅區內禁止商品交易，更不准與白區通商。眼見著土地荒蕪，白吃飯的人越來越多，就有人躲到深山老林裡開荒種地去了，還有到白區去投親靠友的，反正就是為不餓肚子活個命。開頭是被視為“背叛”、“投降”的，後來就默認了，再後來就允許經商、通商了。過去有商人經過紅區，貨物一律沒收，這回改為收稅。號召、鼓勵農民打黃皮子、狍子、野雞，採集木耳、藥材等山貨，到白區出售。
最根本的還是打破大鍋飯，實行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
下面是1933年8月20日《中共東滿特委關於秋收運動的工作計劃》中的一段文字：
根本消滅“共同勞動”、“共同生活”，提出口號：“誰種的地誰打的糧歸誰！”根本消滅浪人吃白食的現象，各人、各家、各機關提出口號：“閒人恕不招待飯食！”亡命客各找人家幫人家幹活，幹活條件自由規定。至於農民個人自由互相交換幫助收地，那並不是“共同勞動”，不應禁止。青年團與少先隊，必須在自己的會議上嚴重討論，不留情面的和那些不勞動的分子鬥爭，把每個團員和少先隊員動員起來參加秋收。那些不勞動的分子應該認為團與青年群眾的恥辱。
蘇維埃紅地盤，是日寇的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
游擊隊，顧名思義，是要遊要動，在游動中擊敵。黑土地上的第一支赤色游擊隊延吉游擊隊，還有和龍、汪清、琿春游擊隊，卻要“禦敵於國門之外”，死守紅區，寸土不讓。
“死守蘇維埃區域！”“死守紅旗飄揚的蘇維埃！”這是1933年5月1日《中共琿春縣委為“五·一”紀念告中韓勞苦群眾書》中的口號——其他縣委也是如此。
據1942年寫於蘇聯的《抗聯第一路軍略史》載敘，從1932年夏到秋冬季，日偽在東滿共產黨活躍地區，見房就燒，見人就殺，男女老少被屠殺4000多人。正值貫徹北方會議精神時期，東滿黨選擇一些群眾基礎較好的村屯建立蘇維埃政權，既是執行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同時也想建立幾個鞏固的根據地，武裝保護自己，使群眾免遭屠殺。敵人來了，游擊隊游擊走了，這不是逃跑嗎？不管人民死活，這叫什麼人民武裝？
而且，“武裝保衛蘇聯”喊多少年了，連自己的蘇維埃都保護不了，還怎麼保衛蘇聯？
無論這些共產黨人怎樣狂熱，不切實際，左得出奇，左得可悲，他們都是虔誠的具有崇高理想和大無畏獻身精神的戰士。
蘇區保衛戰在各縣打響。
兵力敵眾我寡，裝備優劣懸殊，日軍還出動飛機，低空掃射。游擊隊則是連挺機槍也沒有，最好的是步槍，大都是鳥槍土炮。游擊隊的長處是熟悉地形，敵明我暗。探哨報告敵人來了，是日本子，還是“投降軍”（東滿稱偽軍為“投降軍”，北滿通常稱“漢奸隊”，南滿大都叫“走狗軍”），多少人，游擊隊就選個好地形等上了。看著敵人來了，幾十米，甚至十幾米，就開火了，手榴彈也砸下去。若是偽軍，這麼一頓打炸，基本就跑了、退了。即便不退，再攻也沒多大勁頭了，蘇區差不多就算保住了。若是鬼子，亂一陣子，砲彈就飛過來了，鬼子就衝上來了。游擊隊能打就打，打不了就留下幾個人掩護，主力撤走了。
建立蘇維埃後，各地辦起兵工廠、被服廠、印刷廠，琿春縣委還在山溝裡建設“電燈廠”，即發電廠。人民的天下了，當然要讓人民過上好日子，一些人恨不能一步邁入共產主義。 “電燈廠”自然不了了之，兵工廠製造的手榴彈，可是發揮了作用。
1932年夏天，200多日偽軍準備偷襲、包圍小汪清根據地。游擊隊頂住敵人，掩護群眾安全轉移後，又留下兩個隊員掩護主力撤退。兩個隊員槍法非常好，隱蔽在樹叢中，發現鬼子就不打偽軍，並不時換個地方，兩人消滅20多個敵人，陷入重圍，一人犧牲。東滿游擊隊是藍灰色服裝（有的蘇區還要求老百姓也穿軍裝），和偽軍的顏色差不多。這個隊員這一槍，那一槍，待到天色暗下來，從偽軍包圍的方向溜出去了。
游擊隊每天與敵周旋、作戰，根據地越來越小，糧食越來越困難。敵人來了，打一槍，或是丟顆手榴彈報警，老百姓一窩蜂往山上跑，游擊隊則不顧一切地死死頂住敵人。
本來應該是人民群眾支持、幫助游擊隊作戰，現在正好反過來了，群眾成了游擊隊的包袱、拖累，而敵人又是那麼強大。
夏天，大雨瓢潑，游擊隊和群眾躲在山里，一個個淋成落湯雞。一年前，磐石黨和游擊隊就被敵人攆進山里，成了“山林黨”、“山林隊”。而今，東滿熬過夏秋再熬冬，老百姓也動不動就得往山里跑，過起山林生活。戰鬥傷亡並不大，可冰天雪地，許多隊員和群眾還穿著單衣，飢寒交迫，一些傷員和老人、孩子就凍死了。
延吉縣灣灣溝，地勢險要，易守難攻，人稱“好打的東三省，難打的彎彎溝”，這年冬天也丟了。
琿春游擊隊彈盡糧絕，退到蘇聯去了。
汪清縣委在過去整個時期，不認識滿洲的統治者已經由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傀儡“滿洲國”代替了國民黨，而是把國民黨統治與日本統治平列起來（如認救國軍區域是白色區域）。
這是1933年6月9日《中共汪清縣委第一次擴大會議的決議》中的一個自然段——如此認識的當然不只汪清縣委。
沒人說沒有王德林的救國軍，就沒有後來的抗聯4軍、5軍，但是提起4軍、5軍，卻不能不讓人想到救國軍。在東北義勇軍將領中，王德林對共產黨人也是最寬容的，可東滿黨仍然提出“打倒王德林”的口號，將救國軍視為國民黨，山林隊則是一無是處的鬍子。救國軍是在東滿興起的，在東滿有著廣大的影響。王德林過界去蘇聯後，餘部在東滿地區仍是一支舉足輕重的抗日力量，許多山林隊也在打日偽軍。以救國軍和山林隊為敵，游擊隊在反“討伐”中還要對付這樣一些對手，這蘇區保衛戰還有個打嗎？
延吉縣老頭溝有個偽自衛團，縣委派人組織譁變，把隊伍拉了出來，幾個月發展到3000餘人。談打日本子，團長沒二話，叫咋的就咋的，不然也不會譁變。可光反日不行，還得把隊伍變成紅軍，還得在駐地建立蘇維埃，這下子人家不干了，兩下里就翻臉了。
對山林隊及其他武裝，東滿黨有個“三繳械”：“（1）凡在山林裡光吃老百姓飯不出來打仗的繳。（2）向老百姓開捐綁票的繳。（3）不加入人民革命軍和反日義勇軍的繳。”禍害老百姓是必須反對的，但這只是事物的一個方面，他們存在的本身對日偽就是一種威脅。他們覺得隊伍小，打不了，那就聯合作戰，帶他們消滅敵人，從敵人手中奪取給養呀？這些武裝，幾乎沒有贊同既打日本又搞土地革命的，何況也沒有足以威服他們一道革命的實力，又如何能把他們都繳械了呀？
到處樹敵，四面楚歌。
這樣子還不夠，又在內部抓起“民生團”來，自己人殺起自己人了。
關於“民生團”的話題，必須從頭道來，因為太費解——這種事情本來就是難以理喻的。
漢城有個甲子俱樂部，俱樂部董事曹秉相是個親日政客。 “九一八”事變後，曹秉相和《每日申報》副社長樸錫胤，以及“民族主義者”李仁善、金東漢等人，到中國東北鼓吹“間島韓人自治”。延邊地區有“朝鮮人民會”、“延邊自治促進會”、“孔教會”，曹秉相等人在其間串聯，組建以親日反共為宗旨的“民生團”。 1932年2月5日，經日本駐延邊總領事館同意，在龍井召開了“民生團”成立大會，團長為日軍退役砲兵大佐樸鬥榮，5個月後宣布解散。
“民生團”公開宣傳親日反共，舉辦訓練班培訓骨幹，並組建基層組織，欲打入紅地盤，頗張狂、紅火。其成立之時經日本人首肯，還有退役大佐當團長，如此這般緣何如此短命？
前面說了，又稱“保民會”的“朝鮮人民會”，是個親日反共團體。 “延邊自治促進會”則具有民族主義和排日傾向，“孔教會”是個宗教團體。這樣的三個組織，好像本來就有點兒尿不到一個壺裡。樸錫胤、李仁善、金東漢等人，是真的還有點兒朝鮮人的骨頭，還是打著“民族主義”招牌的朝姦，不知道七十三年後韓國興起的清查親日派祖先活動中可有什麼結論，日本人當年肯定是一清二楚的。
“民生團”的成立和解散，是從一開始就是個陰謀，還是興之所至，信手拈來？筆者沒有看到有關資料，也無從採訪，不能妄言。但是，被稱為“鬼子”的日本侵略者，將其解散後並未消停，而是處心積慮地變換手段大做文章，並獲得豐厚戰果，則是確定無疑的。
1932年春荒鬥爭中，即前面寫過的紅五月“搶糧分谷吃大戶”，東滿特委曾給“民生團”以揭露、打擊，這時沒有任何問題。災難緣起於後來的“宋老頭事件”。
宋老頭是延吉縣老頭溝區委的秘書。據說，宋老頭四十多歲，面相老，加上那時的革命者都比較年輕，他就成了“宋老頭”。這年8月，宋老頭被老頭溝日本憲兵隊逮捕，一周後逃了回來。這是必須審查的，搞清楚是日本人放回來的，還是自己跑出來的，是否有變節行為。審查期間，抓住個日本憲兵，供認宋老頭是憲兵隊派回來的特務。不知是誘供所致，還是這個鬼子信口胡說，甚至是敵人早有預謀，反正是不得了了。縣委把宋老頭抓起來，嚴刑之下，宋老頭說他組織了“民生團”，並供出20多名部下、同夥。延吉縣委就開始抓人，並在前線開展反“民生團”鬥爭。
1933年3月，東滿特委組織部長金聖道去和龍縣巡視，認為平崗區農民協會負責人李化春是“民生團”，審訊後將其處死。隨後成立一個五人“清算委員會”——這是東滿第一個專門負責反“民生團”鬥爭的機構，有生殺大權。
同年10月25日，《中共東滿黨團特委工作報告》中說：
和龍是金聖道去巡視的，去後兩三個月內大殺民生團數十人。
與金聖道在和龍縣大殺“民生團”的同時，東滿特委與汪清游擊隊幹部開會，研究反“討伐”計劃，會後發現敵人有所準備，就懷疑隊內有奸細。縮小範圍重新研究，發現敵人仍有準備，便認定縣委軍事部長金明均是暗藏的“民生團”，將其撤職審查。審查期間，金明均和妻子逃跑了。特委震驚之餘，越發感到問題嚴重，反“民生團”鬥爭迅速擴展到東滿全境，乃至其他一些地區。
10月7日，《中共東滿特委給中共中央的工作報告》中說：
民生團延吉一縣有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人的團員。
1935年3月17日，《胡仁給中共寧安縣委、第五軍黨委的信》中說：
東滿民生團是一種特殊的產物，在它的組織發展上也是一種特殊情形，其發展形勢完全在強迫、威嚇、欺騙、造謠、誣衊、中傷、散佈悲觀失望的情緒……的反革命作用中發展的。他們在我黨、團、人民革命軍中、群眾組織中、游擊區內以至我們的一切工作計劃都起了破壞和反革命的作用，利用我們的組織去發展他們的組織，利用我們的交通關係做他們的交通關係，我們的巡視制度，他們利用來進行檢查和佈置反革命工作。所以造成我們的特委是他們的特委，我們的縣委、區委、支部是他們的縣委、區委、支部。這樣是絕對有利於他們發展的條件。我們的估計，全東滿的民生團，不論在黨團，人民革命軍，各種群眾組織是有十分之五至十分之六的。
上面令人毛骨悚然的數字和描述，完全是虛妄的。
實實在在的，是這些被打成“民生團”的人，全是朝鮮（族）同志。
這是不無歷史淵源的。
有較早亡國史和反抗史的朝鮮革命者，派系林立，派爭不斷。用《抗聯第一路軍略史》中的話說，是“在自己內部各團體間無原則地進行了派別鬥爭，自殘骨肉以至遭受屢次的大損失，許許多多的優秀革命分子被敵檢舉犧牲”。
1926年成立朝鮮共產黨滿洲總局，統一了ML派、火曜會派、漢城派、伊爾庫茨克派，派系鬥爭依然不斷，又分裂成ML派滿洲總局，火曜會派、伊爾庫茨克派滿洲總局，以及上海派、漢城派在滿朝鮮共產主義者同盟等三個派別，爭鬥不息。 1928年，共產國際撤銷對朝鮮共產黨滿洲總局的承認，根據一國一黨的原則，部分原朝共產黨員於1930年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0年10月，《中共滿洲省委會議記錄——關於政治、黨務、群運、農運、反帝運動及少數民族等問題》中說：
高麗黨的問題——無原則的派別鬥爭，有三派，有的有十年的派別歷史。成分多半是貧農，但領導的多半是知識分子。這些人是從韓國跑來的，南滿是ML派佔勢力。再，火曜派、京上派，他們基礎是好的。我們的辦法，認他是共產主義的集團，他們加入中國黨是個別加入，條件很苛。主要的：1.要參加中國、韓國的革命。 2.不管他們的派別，下層黨員只要贊成與執行中國黨的政策即可加入，上層分子則有候補期。 3.加入後再發現派別則開出，但不反對派別的鬥爭。現在火曜派已解散。我們介紹黨員建築在群眾的基礎上。延吉一帶有七百多同志，行動是一致的。清原、柳河是ML集中地，群眾對於參加中國革命，反帝是很熱烈的要求。我們也以這兩個條件為加入黨的主要條件，滿洲工作與韓國工作的聯繫是非常重要的。
朝鮮共產主義者加入中國共產黨，使東北黨的力量一下子壯大起來。但是，多少年來的派爭，是不可能一下子消除的。反“民生團”的鬥爭，或多或少也不無派爭的影子，特別是初期，而滿洲省委則把這一切進一步引入歧途了。
1934年10月1日，《中共滿洲省委為反民生團鬥爭給東滿特委與人民革命軍及全體同志信》中說：
由於東滿日帝奸細民生團的積極活動，省委認為反民生團奸細的鬥爭，是東滿黨目前工作中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你們在很長久的反對民生團鬥爭中，完全不去加緊的進行反對派爭的鬥爭，這就解除了反對派爭的武裝，這就是你們沒法去徹底反對民生團，你們一定要很清楚的了解，必須永遠記著這一真理，沒有不被偵探所利用了和煽動了的無原則的及一般反國際路線的小組織的鬥爭，日本強盜利用派爭的活動以至直接間接經過派爭分子的關係引進民生團到黨的組織中來，這是毫不奇怪的。所以反民生團的鬥爭與反對派爭的鬥爭是不可分離的。
從省委到特委，當上上下下把反“民生團”、反派爭搞得熱火朝天時，且聽日本鬼子說了什麼：
在此項工作中，最成功的是宣傳“共產黨內已潛入民生團員”，引起在共產黨內部的異常動搖，使其清黨。
中了鬼子的反間計。
同時大肆宣傳“高麗共產黨殺中國人”、“中國共產黨殺高麗共產黨”。
“民生團”是日寇打入革命隊伍內部的奸細。這應該是“民生團”的定義。金聖道捕殺李化春，是符合這個定義的，雖然僅僅是懷疑。對金明均也是由懷疑而認定，及至他帶著妻子逃跑了，那就只能是進一步確認了。至於琿春游擊隊3大隊政委樸斗南，以“派爭”為由將其開除黨籍，就在準備再定其為“民生團分子”時，他用步槍打死省委巡視員潘慶友，帶著妻子逃跑了，後來又投敵了，這頂帽子就是板上釘釘沒個跑了。
由懷疑而認定，認定而不招認，就嚴刑拷打。鐵嘴鋼牙就是不承認的，有的就打死了，有的就處死了。受刑不過認了的，“民生團”不可能就你孤零零一個人，你就說吧，上級、同級、部下都是誰，就說，就抓。就像葡萄似的，摸到一粒，差不多就能揪出一串。
1933年10月25日，《中共東滿黨團特委工作報告》中說：
對於民生團抓住即拷問、打殺。拷問時亂咬旁人，也是殺的，死者不盡是民生團，有的是最好的同志！結果群眾大恐怖，誰也不知道明天死活。黨團游擊隊越發厲害，一舉一動皆加萬分謹慎，殺者不知幾百人。也許我今天執刑或審問別人，明天我也許被另外一個人執刑殺我！
比較典型的是金聖道，被抓捕的“民生團”亂咬一氣，他被“供出是民生團大領袖”。這還了得！東滿特委未輕易動他，而是暗中監視，先把這個“民生團頭子”穩住。抓捕起來後，“他是一萬個不承認錯誤，但是不能相信”，被處死。
接替金聖道任特委組織部長的李相默，到琿春縣巡視工作，把包括縣區主要領導幹部在內的六十多人，一律打成“民生團”，後來他自己也被打成“民生團”。
有些人積極捕殺“民生團”的動因之一，就是為了表明自己不是“民生團”。
創造紅軍、蘇維埃失敗，有人提出不同意見，或是發點兒牢騷，就是“民生團”。這是最初的情形，後來就五花八門、無奇不有了。炊事員把飯做夾生了，或是飯裡有沙子，就成了“民生團”；有的隊員病了，不能行軍打仗，是“民生團”；有人嘆口氣，說不知道俺家甚麼樣了，是“民生團”；幾個人嘮會兒嗑，是“民生團”；給領導提意見的，是“民生團”；吵架的，偷東西的，犯了男女關係錯誤的，也是“民生團”；至於平時槍走火，偷襲敵人時弄出響動了，那就是給敵人通風報信了，當然更是“民生團”了。
馬鞍山後方基地還關押了幾十名兒童團員，都是十多歲的孩子，都是“民生團”，像大人一樣被審訊、拷打。
和龍縣委一個外號叫“高跳”的干部，被敵人捉去。同時被砍頭的有三十多人，砍到他那兒時，可能是刀鈍了，劊子手也累了，反正沒砍死，黑燈瞎火，敵人驗屍時也沒看清楚。不知昏死多長時間醒過來，爬了30多公里山路，回到漁郎村根據地，又被拖到刑場。說他是“民生團”，腦袋沒砍掉，是敵人使的苦肉計，以便更能取信於革命，在革命隊伍中隱藏得更深。
1935年6月17日，《中共東滿黨團特委關於反民生團的報告》中，說“我們一直到現在沒發現民生團的文件”。
只有口供，沒有文件，是因為沒有“民生團”。如果說這反倒使人越發感到“民生團”的神秘、可怖，越發堅定肅反的決心，越發要挖尋“民生團”證據確鑿的政治綱領和組織系統，那麼，“我們看有許多民生團跑到日帝去被殺了，或不敢投降去，原因在什麼地方”？
不斷有“民生團”跑到其他的根據地和游擊隊去。東滿的跑去吉東找周保中，湯原的跑去哈東找趙尚志，經過審查，都被保護、收留下來。
自即日起，凡參加民生團的經發現之後，無論自服不自服（“自服”即自我坦白、交代、認罪——筆者）一律開除。 ”“如果不徹底自服，然而還要繼續其工作，經過群眾路線以後，執行槍決（首領不在其內）。 ”“經過第一次釋放以後仍然繼續他的作用時，立刻逮捕放在監獄，仍然希望徹底自服，不自服槍決。 ”“在第二次釋放以後，仍然要幹，無條件槍決。 ”“民生團發現以後，在區委以下的叫他自服，區委以上無條件槍決（此條例係在地方上如此，在軍隊除去按上述條件外，其餘有犯軍法最明顯的，經各方面調查以後不管次數和領袖，一律槍決）。
以上摘自1934年12月4日《團省委特派員鐘關於東滿反日鬥爭情況的報告》，下面是1935年2月10日《中共滿洲省委吉東巡視員（吳）致東滿特委的信》中的一段話：
某同志估計遊（擊）區內十分之六、七是民生團，這是過分的估計。假若游擊區內絕大多數群眾是民生團，那麼這些游擊區域老早就被日本消滅了。我認為，在游擊區群眾中和人民革命軍中有少數民生團分子，但是基本群眾是站在反日戰線方面的。
東滿是“民生團”的發源地和重災區，省委自然非常重視，不斷派人巡視，反“民生團”鬥爭也就不斷加碼。直到省委派往吉東的巡視員吳平給東滿特委寫了這封信，並在金日成等人的堅決反對、抵制下，東滿的反“民生團”鬥爭才有所收斂，並逐漸平息下來。
但是，沒有人認為反“民生團”鬥爭搞錯了，而只是說“擴大化”了。
就在東北共產黨人大抓“民生團”的同時，關內一些蘇區也在“肅反”。紅4方面軍25軍82師師長江求順，被打成“改組派”。此人軍政雙全，威望極高，全師官兵跪下一片，求情，哭啊。那也不行，非殺不可。大刀舉起來了，這個參軍前的大別山長工，高呼“革命萬歲”、“共產黨萬歲”。
給領導提點兒意見，發句牢騷，說句怪話，丟個槍零件，都可能成為“反革命”。幾個人在一起吃頓飯，就成了“吃喝委員會”，就是“反革命”。還有“排隊肅反”。官兵排成隊伍，佩戴綠色領章的特派員（除特派員外都是紅色的）在隊列間走動，察言觀色，逐個端詳。誰哆嗦一下，或是眼色被視可疑，十有八九那就是了。還有什麼“改組派”、“第三黨”、“AB團”，大都窮苦人出身，哪懂這些名詞、花樣呀？知識分子就更慘了，據說整個紅4方面軍戴眼鏡的，就剩了個12師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的傅鍾）。
1936年1月20日，《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二軍、反日聯合軍第五軍黨委特別會議記錄》（第二份）中說：
若無十一月擴大會議以後的極堅決的展開了反民生團的鬥爭，那麼我們可以估計到日本帝國主義極陰險的“惡毒素”，經過民生團的反革命作用，終於把東滿黨和人民革命軍侵蝕崩潰，像AB團一樣，企圖斷送中國紅四軍團那樣相同的危險性。
東北被捕殺的“民生團”為2000人左右，其中大多數是在東滿捕殺的，有人認為應不少於1500人。
1933年末統計，東北共有黨員2500人。 1945年日本投降時，東北抗聯教導旅的官兵不到1000人。這不到1000人並非都是黨員，被捕殺的“民生團”也不都是黨員（軍隊、地方的黨員、團員及群眾各為多少人，無從查考）。但是，比之這兩個數字，2000人左右是個什麼數字，在東北抗戰中是種什麼樣的力量，會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就是再不識數的人也心中有數的。
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關於最近滿洲工作的報告》中說：
幹部的恐慌是滿洲黨組織上一個嚴重的現象，因為乾部的極端缺乏，障礙了整個工作的發展，例如許多的義勇軍需要我們派人而無人派去，許多地方黨部（如吉東局這樣重要的組織）僅僅是個人包辦，現在從省委一直到地方黨部的組織都不健全，主要原因也是由於乾部的缺乏，由於滿洲過去工作沒有大的開展以及教育的缺乏，新的干部不能源源產生，現在比較負責的同志大多數是從外面去的，當地有經驗的堅強幹部確實非常之少，大膽的提拔幹部雖然在積極進行，但是仍然無法解決目前的困難，不能應付目前的緊急需要。
一方面是乾部極端缺乏，不斷向中央要幹部，同時努力培訓幹部，另一方面卻是把乾部打成“民生團”，像割韭菜般一批又一批地大量捕殺，只是人的腦袋可不像韭菜那樣割了還能長出來。
在那兒偷著樂的，只能是誰？
想想自“九一八”事變後，敵人殺害了多少共產黨人，自己窩裡亂殺了多少自己人。從各自在東北黨和軍隊總量中的大概比例，就知道從“北方會議”到反“民生團”，東北黨最大的敵人來自哪裡。而朝鮮共產黨人加入中共時，正趕上立三路線。失敗的血，傾軋的淚，他們經歷了太多太多的苦難，慘烈得令人不忍睹視。
“二軍作戰英勇，在聯軍中要算'首屈一指'。”這種評價，當然不是來自抗聯2軍。
如果沒有達2000人左右的“民生團”被捕殺，後來驍勇善戰的2軍，又該是何等成色？
須知，東北抗聯的11個軍，各軍成立之初也就千把人左右，有的軍最興盛時也未超過千人。
反“民生團”鬥爭，幾乎把東滿黨和游擊隊折騰得失去元氣。只是由於東滿黨人多，基數大，所以還能撐得起個抗聯2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