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聯1軍的發祥地，是吉林省磐石縣。
磐石縣位於吉林市南部，老爺嶺山脈橫貫境內，為長白山與松遼平原的過渡性地形，七山一水二分田。據1930年統計，全縣人口209900多，其中朝鮮（族）人佔2.5%，在土地問題本就嚴重的南滿就更加嚴重了。而只要有黨的領導，農民對土地的渴望就會化作行動，事變後轉化為反日鬥爭也是順理成章的。
1930年8月，磐石縣委成立，同時建立共青團、農民協會、赤衛隊等，減租減息，分糧搶糧。縣委所在地玻璃河套，成了遠近聞名的紅地盤。一年後，縣委擴大為中心縣委，轄磐石、樺甸、雙陽、伊通等縣，直接受滿洲省委領導。
“九一八”事變後，磐石成了共產黨領導的南滿反日風暴中心。
日寇以“民族自治”為口號，在朝鮮人聚集區扶植親日勢力，成立“保民會”，又稱“朝鮮人民會”。這種組織遍及東北各地，直屬日本領事館，加入後可以藉貸，避難時有救濟。 1932年2月9日，磐石保民會會長樸春圃帶領60多偽軍，從縣城來到磐東郭家店一帶，抓走拒不參加保民會的反日群眾23人，其中包括磐東區委書記朴東煥等9名黨團員。老百姓不干了，在3名女黨員的帶領下，700多人跑到郭家店，將樸春圃所在的偽兵營團團圍住。入夜，人越聚越多，“放人”、“殺走狗”、“打倒日本子”的口號聲山呼海嘯，燈籠火把照耀如同白晝。樸春圃開頭還硬著頭皮挺著，這工夫差點兒尿了褲子，趕緊把人放了。
4月3日清晨，日本駐吉林總領事館警察署巡查部長松尾和磐石分署巡查本田、影澤，帶領一些偽軍，由走狗金漢鐘等人引路，突然出現在磐東東北岔，抓走9名黨團員和反日群眾。中心縣委和磐東區委聞訊，立即佈置了一個“奪回被捕同志運動”。
這是一個頗富戲劇性的場景。早春黃黃漠漠的山野間，通往縣城磐石鎮的鄉路上，幾輛載著被捕同志的馬車，前後是押解的鬼子、偽軍。之後則是幾乎清一色白色衣褲的隊伍，絕大多數是婦女、小孩、老頭，也就是十幾步距離地跟著，一路喊著“他們沒有罪，要抓把俺們都抓去吧”。
敵人騎馬，只是那馬車不能像騎兵跑得那麼快，那也比兩條腿快呀！俗話說，“清明不脫棉褲，死了變兔子；清明不脫棉襖，死了變貓。”馬上就是清明了，那棉衣棉褲脫了的和沒脫的，頭上太陽暖烘烘地照著，腳下塵土飛揚，那人一個個汗流浹背，臉上汗呀泥的沒了模樣。幾里路下來，年紀相當的，體力好的，還能翻來覆去地喊著那句話，其他的大都就剩下張口喘了，那也死死地跟住不放。
快到小孤山時，前面路口站著十幾個年輕人，都是團員，為首的是後來的抗聯名將李紅光。敵人見勢不妙，剛要動武，村子裡呼號喊叫著跑來幾百人，將敵人團團圍住。有的喊口號，有的向偽軍宣傳反日救國，有的上車去解捆綁被捕者身上的繩子。松尾命令偽軍開槍，響了幾槍，都是沖天上放的。鬼子打馬就跑，逃命去了。
從1932年5月1日起，中心縣委動員、組織1000多群眾，由孟杰民和李紅光率領，從磐西到磐東，連續幾天舉行聲勢浩大的反日大示威。所到之處，吃大戶，抓走狗，組織民眾法庭，罪大惡極者當場處決。日偽軍趕來鎮壓，孟杰民隻身去到偽連部，講到激動處，熱血青年，熱淚滿面。偽連長低頭不語，末了道：俺不抓你們，你們快走吧。
磐石縣委成立時，就建立了一個“特務隊”，主要是抓捕勾結日本人和官府的走狗，所以又稱“打狗隊”，磐石游擊隊就是在“打狗隊”的基礎上建立的。
東北抗戰十四年，從省委到抗聯各軍領導人，經常不帶引號地引用斯大林的一句話，叫幹部決定一切。從1932年1月，滿洲省委陸續抽調吉林市特支書記張振國（張玉衍）、北滿地委做兵運工作的楊君武（楊佐青）、省委軍委書記楊林到磐石領導創建抗日武裝。孟杰民、初向臣、王兆蘭、李紅光、樸翰宗、韓浩、李松坡、李明海、崔山好等，這些磐石游擊隊和後來1軍的領導人、中堅分子，就是他們舉辦的訓練班培訓的。
1932年6月4日，磐石游擊隊在磐東三道崗的小金廠成立時，混進來兩個奸細，是磐東郭家店的反動地主武裝派進來的。像前面寫過的那個“老來好”一樣，這兩個心懷鬼胎的傢伙，偽裝進步，頗受信賴，可以參加游擊隊的決策會議，結果游擊隊的一切活動，都在敵人的注視之下。 6月14日，1分隊被引入郭家店東溝，敵人裡應外合，打死3個隊員，打傷兩人，其中政委兼1分隊長楊君武身中4彈。
游擊隊才成立10天工夫，就遭此毒手，對地主愈加仇恨，地主就成了主要的打擊對象。有人說地主也有愛國反日的，這樣打不是個事兒。可是，北方會議精神馬上就傳達下來了，持異議的就覺得自己錯了，主張這樣幹的也更膽壯了。結果就像7月30日《中共磐石中心縣委緊急報告》中說的：
“各地的地主、會兵（即保民會組織的反動武裝——筆者）、胡匪、守衛隊、保衛隊等，到處抓我們的群眾，截斷我們的交通，小孤山的房子被燒了三處。因此各地的群眾不敢在家中住。”“在這些事件中，死二十六人，傷五人，被捕去七人，被毒打、強奸的不計其數。”“目前磐石的黨，由縣委到支部每個同志，都不能在家中住。”“磐石黨舊有的基礎，在目前已經被敵人破壞了，一般黨和團的同志，均過著山林中的生活。”“目前磐石黨已處在存亡的緊急關頭……”
在這篇緊急報告中，中心縣委不可能找到使自己“處在存亡的緊急關頭”的根本原因，但他們好像找到了生存下去的途徑，那就是讓游擊隊與反日山林隊“常佔隊”合併，打著“常佔隊”的旗號，以此來擺脫到處樹敵、被動挨打的局面。
兩支性質不同的隊伍湊到一起，分歧、矛盾自是難免。待到公開、尖銳起來，中心縣委認為“常佔隊”可能殺害隊內黨團幹部，遂令把隊伍拉出來。
磐石游擊隊成立時，正式名稱是“磐石工農反日義勇軍”，對外稱“滿洲工農反日義勇軍第1軍第4縱隊”。和“常佔隊”合併，省委認為是投降了鬍子。這回脫離“常佔隊”，省委親自提議改名“中國工農紅軍第32軍東北游擊隊”，結果不但沒把“紅軍”旗號亮出去，反倒報號“五洋”——與湯原游擊隊的“仁和”，天各一方，不謀而合。
伊通縣吉昌鎮長胳膊屯地主張博卿有十幾支槍，縣委得到的情報是槍未放在家裡，實際都在家裡。 11月27日，磐石游擊隊來到長胳膊屯，先派人送信陳述利害，張博卿說槍早讓鬍子起走了。隊長孟杰民和參謀長（姓穆）就找上門去。孟杰民進屋面談，參謀長在大院門口，如果發生意外，參謀長鳴槍為號，隊伍即上來圍攻。那隊伍卻在一公里之外，趕到時已經晚了。圍打一天未下，孟杰民被害，同去的一名隊員被俘，外面兩名隊員受傷。
一個半月後，游擊隊又在磐東泊子受到高錫甲反動地主武裝襲擊，繼任隊長王兆蘭、政委初向臣犧牲，還傷亡幾名隊員。
樺甸縣官領導八十餘便衣隊及四百餘人商兵，來襲擊我們的組織地域（如新開河、蜂蜜頂子、栗子溝、西四方頂子等四鄉）屠殺了韓人男女四十餘名，捕禁百餘人。他們的口號是：“高麗反日是假的，而是日本走狗，中國人起來殺日本走狗高麗，沒收他們的財產。誰殺一個老高麗，給一千吊及一個老高麗姑娘。”
黨為建立蘇維埃政權而鬥爭的任務是正確的，只是黨當了群眾的尾巴，未爭取廣大的中國勞苦群眾，僅僅的領導了韓國群眾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廣大的中國勞苦群眾，還未從豪紳地主影響之下解放出來，且在日本帝國主義、豪紳地主、胡匪頭挑撥民族仇恨的政策下，幫助地主階級屠殺韓國勞苦群眾。因此中韓勞苦群眾的聯合戰線，在目前完全破壞了，在客觀上完全形成了中韓弱小民族互相屠殺的戰爭。
挑撥民族仇恨的材料之一：
老高麗告（造）反，老高麗殺中國人，高麗殺人剝皮（假造證據傳單）；老高麗要回家，要奪東三省，高麗鬍子，老高麗是日本走狗；高麗共產黨；隨老高麗是高麗走狗，私通外國；要打日本先打老高麗；留老（高）麗吃飯住宿的槍斃。
以上文字，分別摘自1932年7月2日、30日的《磐石縣委報告》、《磐石中心縣委緊急報告》。
不獨磐石，在此前後東北各地黨組織的報告中，或多或少都能見到這類文字。
南滿、北滿、東滿、吉東，要組建游擊隊都得有槍，槍從何來？一買，二奪，主要靠奪。從誰手里奪？如果仍是土地革命時期，各地農村都有的被稱為“大院套”的高牆大院，都可以進去搶奪。但是現在不同了，那大院套的主人也有反日的，是朋友，從朋友手裡搶奪東西，有這樣的道理嗎？造成磐石游擊隊兩位主官同時犧牲的罪魁禍首高錫甲，當年和今天談到他的文字，都是“反動地主”、“反動地主武裝”。之前殺害孟杰民的張博卿，就是“地主”、“大地主”。沒人會就此認為他是反日的愛國地主，像許多地主一樣，他好像還需要點什麼變故，才能顯現出政治面目。而現在，遍地起鬍子，他拒不交槍，是不是也有他的難處？
1935年4月30日，《東北反日聯合軍第五軍報告書》中，在回顧“那時的宣傳口號很多地方超過民族革命階段”時，說：
由於宣傳過“左”口號色彩太紅，結果不但為日帝及其走狗協和會、正義團、豪紳地主等直認我們為共產黨、紅軍，而反日軍隊內部許多反動領袖和落後群眾藉此反對我們，與日帝造謠污衊合為一致。
而作為朝鮮（族）人還要承受的一種惡果，是北方會議路線風行時期，各地黨組織和游擊隊成員中，朝鮮（族）人佔多數。那些土地革命的對象及各色武裝，哪裡曉得什麼“北方會議”、“南方會議”的呀，就認為這一套都是“老高麗”搞的。
1933年5月，馮仲雲到海龍中心縣委傳達“1·26”指示信，發現到處都有黨、團、少先隊、兒童團、婦女會、反帝會組織，工作有聲有色，卻都是在朝鮮（族）群眾中進行的。中心縣委及其領導下的黨組織，也幾乎全是朝鮮（族）同志，即強調要把黨團和群眾工作深入到漢族群眾中去。
打日本光靠少數朝鮮（族）人不行，得把漢族群眾發動起來，星星火火，你得燎原呀？這道理誰都懂，誰都著急上火。可懂漢話的人少，講得流利的更少，出了“高麗屯”就跟啞巴差不多，怎麼宣傳、組織呀？待到“與日帝造謠污衊合為一致”時，就算漢話講得再好，見你是個“高麗棒子”，也沒人聽了，幾句話不合就可能動起手來，甚至當走狗把你殺了。
1932年（無月日），《團珠河特支給團省委的第四號報告》中，有一個自然段的“特別報告”：
團特支和黨特支一個團派三個同志到帽兒山去工作，去路中不意往（應為“遇”——筆者）一群散兵無條件被殺二個（一個團員），另一個同志幸得逃回性命。因此，特支往外派同志問題困難莫甚，因為他們士兵土匪勿論什麼部隊都有很多的民族感情，只是高麗棒子就殺，所以打不開外地和土匪和士兵內的工作，望省委最低限度派幾個同志——中國同志來打這種困難為要。
義勇軍運動風起雲湧時，各地都有中小股隊伍找到當地黨組織，要求派人去指導幫助他們。有的就給打發回來了，並聲明“不再要韓國同志”。
像孫朝陽那樣，接受珠河中心縣委派去的那麼多朝鮮同志，並充分給予信任，連秧子房掌櫃的這種角色都讓其承擔的，實在是太少了。
於是，就有了1932年8月19日《子云給中共滿洲省委的信》中的這樣一段話：
中國同志在海龍磐石都當作寶貝來用，許多中國農民在他見了中國同志以後，真的增加了他們不少的信仰，所以此後省委對於中國同志的派遣到海磐中心游擊，仍是很重要的工作，只要觀念清楚一點的群眾或同志送到海龍去，都可以有很大的多用。
1933年1月28日，磐石中心縣委給省委的信，則提出要用“韓國得力同志交換中國同志。我們目前需要中國干部，而不需要韓國同志，你們調動韓國同志吧”。
1932年8月15日，中央巡視員在報告中說：滿洲省委“對於磐石的工作是加以特別注意，把我們可以徵調的同志大部分派到磐石去加強工作，而且事前給以相當訓練（一共九人，四個已去，五個尚未動身）”。
羅登賢派下去的第一個省委軍委書記楊林，就是派到磐石的。
現在，繼任者魏抱一又把省委軍委代理書記楊靖宇派來了。
1905年2月13日，楊靖宇出生於河南省確山縣李灣村。
“兩垧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這種東北農村小康之家的寫照，用到中原及全國各地，同樣適用。楊靖宇家有20畝地，又租種地主10畝，自有數間草房及耕牛、農具，父母勤勞苦作，省吃儉用，加上一對小兒女的四口之家，光景應該說是可以的。五歲時父親去世，母親與他和比他小四歲的妹妹，依靠叔叔，和祖母、叔叔家一起生活。喪父失夫的打擊，無疑是沉重的，但在經濟上仍是可以的。楊靖宇一直沒有中斷學業，應能證明這一點。同時也說明這個家族的和諧，重視教育。
“楊靖宇”這個如今人人皆知的姓名，是1932年11月作為滿洲省委巡視員到磐石、海龍地區巡視工作時用的，之前還曾用過周敏、張貫一、乃超的化名。楊靖宇本姓馬，八歲在本村讀書時，先生給他起名“尚德”，即馬尚德。以至於建國後好長時間，他的女兒馬錦雲和馬氏家族的人，都不知道民族英雄楊靖宇是他們的親人。
楊靖宇聰明、勤奮，從私塾讀到縣立高小、省立第一工業學校，學習一直很好。他尊重老師，和同學不笑不說話，又有反抗精神。
中秋節，叔叔買來四盒月餅，去地主家送禮，說這是老輩子傳下來的規矩。楊靖宇說咱租他的地，不欠他租子，憑什麼給他送禮？不合理的規矩就得改了它。
“有錢的王八大三輩。”縣立高小當官、有錢人的孩子，也欺負窮人家的孩子。楊靖宇後來1.80米出頭的個頭，這時也身高力壯，沒人敢欺負他，可誰欺負別人也不行。班裡有個“孫少爺”，把人打了，還讓人家給他當馬騎。楊靖宇聽說了，把這小子胖揍一頓，問他還欺不欺負人了，並警告他不准向他老子告狀，不然還揍你。
楊靖宇參加抵制日貨鬥爭，把與縣長勾結的商家的日貨都沒收了。縣里指示校長管教楊靖宇等人，楊靖宇說你在修身課上講“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民族大義，尊嚴為先”，卻屈從於反動官府，阻撓學生的愛國行動。校長惱羞成怒，威脅要開除他們的學籍。楊靖宇說你若敢開除學生，我就號召全校罷課，要求罷免校長。
“五卅運動”中，楊靖宇作為省立第一工業學校的學生代表，在街頭講演，組織募捐，搜查日貨、英貨，支援上海同胞的反帝鬥爭。
1926年秋，正當北伐軍即將進軍河南之際，楊靖宇在第一工業學校初級班畢業。遵照黨的指示，輟學回家鄉確山從事農民運動，被選為確山縣農民協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翌年4月，確山暴動，楊靖宇率數万農民，激戰兩晝夜，打下縣城，活捉縣長，成立了確山縣臨時治安委員會。這是河南省有史以來的第一個革命政權，包括楊靖宇在內的7名委員，全部由民主選舉產生。
1927年11月1日，楊靖宇又指揮了劉店秋收起義。勝利後，農民革命軍在總指揮楊靖宇、黨代表李鳴岐率領下，在豫東南的確山、汝南、正陽、信陽等地開展游擊戰爭，創造農村根據地，揭開了河南土地革命戰爭的序幕。
1929年5月，河南省委派楊靖宇到上海中共中央訓練班學習。因為他在河南已為敵人所熟悉，兩個月學習結束後被分配到東北。從此，這個來自中原大地的大個子青年的足跡和名字，就和這片苦難深重的黑土地的命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來到千金寨，就把鋪蓋賣，新的換舊的，舊的變麻袋。”
現在，在民間被稱做“千金寨”的撫順，來了個“山東張”、“張大個子”。
如今一提起煤，人們就會想到山西。而在20世紀中葉之前，沒說的，那就是新中國成立後曾被譽為“煤都”的撫順了。 1929年夏，當楊靖宇化名“張貫一”，被滿洲省委派到撫順任特別支部書記時，這座因煤而興的城市，基本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控制之下，煤礦多由日本人經營，滾滾烏金流進日本人的錢包。
從學生運動到農民運動，這工人運動是個新課題，楊靖宇把鋪蓋搬到工人的床鋪上，和礦工一起勞動。你是哪旮旯人呀？俺是山東人。山東哪旮旯的呀？曹縣。那時東南西北滿，走到哪兒，見到個人，一開口，十有六七山東腔，煤礦工人當然也不例外。確山縣靠近湖北，離山東遠著呢，可山東話挺好學，一聽是老鄉，那距離一下子就拉近了。見他不笑不說話，又發現這人挺有文化，見多識廣，有點兒空兒，身邊就會聚攏些人，那目光親切中透著信賴、尊敬。像“精忠報國”這樣的故事，有人已經聽過多少遍了，可從“山東張”、“張大個子”的嘴裡講出來，就有種與眾不同的味道。至於“剝削”、“壓迫”、“階級”、“階級鬥爭”這些詞句，聽著無論多麼新奇、陌生，這些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被稱為“臭苦力”、“煤黑子”的人，也會從切身經歷的苦難中，或多或少的有所領悟。
日本資本家要裁減工人，工人火了，這不是明擺著還讓大家加班加點嗎？一時間又不知道該怎麼辦，讓楊靖宇拿主意。楊靖宇說：罷工，不給他乾了，只要咱們團結起來，就能掐住小日本子的脖子！礦工很快行動起來，楊靖宇則帶上幾個工人去見日本資本家，讓其收回裁人決定，提高礦工工資，不准加班加點，不答應這些條件就不復工。開頭日本人挺硬氣，撐到第四天頭上撐不住了，不得不答應了全部條件。
8月1日是共產國際規定的“國際赤色日”，中共中央要求各省大城市舉行示威遊行，組織暴動。這天晚上，團撫順特支書記王振祥貼標語時被捕，酷刑下叛變了，致使以楊靖宇為首的十多人相繼被捕。
日本警察覺得這回抓住條大魚，甚至認為楊靖宇是滿洲共產黨領導人。楊靖宇根本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俺不知道什麼叫“共產黨”。警察署高等系刑事橫煙吉星找來叛徒對質，楊靖宇一口咬定俺不認識這個人，俺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高等系主任蜂須賀重雄沒招了，下令用重刑撬開楊靖宇的嘴巴。皮鞭抽，灌涼水，壓槓子，坐老虎凳，關水牢，楊靖宇死去活來，就是那些話。二十五年後被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蜂須賀重雄，在所寫的供詞中說：“橫煙對其三十歲左右的被捕者進行審訊間，這人意志非常堅強，不談撫順組織。”
9月28日，楊靖宇被撫順日本警察署引渡給中國撫順縣公安局時，因為被關進水牢，受刑致傷很快感染、腐爛，發燒，還患痢疾。公安局長在給縣政府的報告中說，“病勢甚沉重”，“恐有危險”。
10月中旬，在撫順地方法院法庭上，楊靖宇解開上衣：這是在咱中國的地方，讓日本子打的。俺是個中國的老百姓，平白無故叫日本子抓去，挨打吃官司，中國的官府、法院不替俺做主，倒替日本子開堂審判俺，你們還有點兒中國人的良心嗎？你們枉為中國人！
楊靖宇被以“反革命嫌疑罪”，判處有期徒刑18個月。
1931年4月，楊靖宇刑滿釋放，在奉天找到省委，3天后又被捕了。
“九一八”事變後，局勢動盪，當時關在監獄裡的各種犯人，花上兩千元就能贖出幾個。滿洲省委用錢上下疏通，將楊靖宇和趙尚誌等一批黨員陸續營救出來。楊靖宇先是擔任東北反日總會會長兼哈爾濱道外區委書記，接著是哈爾濱市委書記兼省委代理軍委書記，直至由磐石游擊隊改編的紅32軍南滿游擊隊政委。
不想說、又不能不說的，是楊靖宇對於“北方會議”的態度。
在有14人參加的接受“北方會議”的滿洲省委擴大會上，楊靖宇在討論中發言，認為以羅登賢為首的滿洲省委“本身是右傾機會主義”：
省委過去機會主義領導葬送了滿洲工作，不是尾巴主義，連尾巴也趕不上。
接受北方會議要根本了解：（1）日本帝國主義在滿洲積極準備進攻蘇聯（關東軍司令部移長春，八站強制接收等）。 （2）蘇區紅軍之偉大勝利與兩個政權之對立，擁護蘇聯與創造北方蘇區紅軍的任務是不可分離的。 （3）宣傳紅軍的勝利，為紅軍募捐勞動群眾所歡迎的，徵調工人到紅軍中去，發動滿洲游擊戰爭，必須有具體的佈置。 （4）工人運動應加強，哈總是空的，應從小組組織起（赤色小組等）。 （5）兩條戰線的鬥爭應在實際工作中發展。
關於第二個自然段，與會者或多或少都表達了同樣的意思。至於第一個自然段，全盤否定以羅登賢為首的前省委的工作，是明顯的言過其實的話。而新省委對這個“尾巴主義”、“連尾巴也趕不上”的比喻，也挺欣賞，將其寫進了省委擴大會議的決議中。
沒有資料表明，當時曾有人明確表示反對“北方會議”精神。連羅登賢本人，都不得不承認“對省委這種機會主義的錯誤的領導，我應負嚴重的責任”。作為黨員，他不可能反對黨中央的決定。而魏抱一這位身材高大、戴副眼鏡的繼任者，當“1·26”指示信在實際上宣告了“北方會議”路線破產的同時，他在黑土地上的使命差不多也就結束了。歷史讓他在這個時候走上這個崗位，他只能按照“北方會議”的精神行事。這是沒有辦法的事。這是他的悲劇，當然更是最早抗戰的東北共產黨人的悲劇。
趙尚志是曾經表示了異議的，但他並不認為“北方會議”精神是錯誤的，而是認為省委不了解下邊的具體情況。用我們今天習慣的、易於理解的話講，是省委官僚了，瞎指揮，而且聽不進下邊的正確意見。
省委親自提議將磐石游擊隊改稱紅32軍東北游擊隊，下邊反倒起了個鬍子字號“五洋”。楊靖宇作為省委巡視員到了磐石，毫不遲疑地將其改編為紅32軍南滿游擊隊。
而經過楊靖宇改組的磐石中心縣委，則在1933年1月28日給省委的信中說：“關於游擊隊領導上的錯誤，指出以後轉變策略，向地主豪紳猛烈進攻。”
“橫壟地拉滾子——一步一個坎”，莊稼人常掛在嘴上的這句歇後語，應該是各地黨和游擊隊再僕再起的寫照。而以磐石黨和群眾的基礎，又有省委的大力幫助，卻也邁不過“北方會議”這個坎——楊靖宇也是一樣。
後來有“南楊北趙”之譽的趙尚志，是羅登賢派下去的最後一位軍委書記，楊靖宇則是新省委派下去的第一位軍委書記。 “北趙”到巴彥游擊隊後，炎炎夏日，卻是北方會議的寒流滾滾。 “南楊”去磐石游擊隊時，凜冽嚴冬，迎面而來的卻是統一戰線的暖暖和風。這就是造化的不同。但是，倘非如此，面對現實，要楊靖宇把拿不到現實中去的口號變成現實，他也會變通的。
1932年11月2日，即楊靖宇動身去磐石、海龍巡視的當天，滿洲省委在給中央的一篇報告中，這樣評價楊靖宇：“這個同志，政治上在滿表現得最堅決的。”
楊靖宇是1932年11月到磐石巡視的。他不知道磐石游擊隊已經脫離“常佔隊”，當然也就不知道拉出去前曾將“常佔隊”一個分隊繳械，還殺了6個好像跟共產黨、游擊隊天生就不共戴天的鬍子。當他扮成個收山貨的“老客”（生意人）和省委交通員老劉在磐石縣煙筒山附近找到“常佔隊”後，那還有個好？立即被綁了起來。
聽明原委，楊靖宇笑了：人死不能複生，這個沒轍了。至於那槍嘛，只要俺見到游擊隊，保證如數奉還。可你要是殺了俺，還和游擊隊打冤家，那就什麼也別指望了。老年古話講，“冤家宜解不宜結”，更不用說眼下日本子佔了咱們的東三省了。游擊隊有毛病，可他們是真打日本子，這話俺不說你也知道。不能合綹子，那聯手打日本子還不行嗎？你殺俺，俺殺你，咱們中國人自己殺來殺去，高興、得利的是誰？你還嫌日本子殺的中國人少嗎？
“常佔隊”首領穆連山也是條漢子。倘是那種見了繩子和槍就哆嗦的主兒，再有幾個，八九也是沒命了。見楊靖宇面不改色，穆連山先生幾分敬意，再聽侃侃而談挺有道理，當即鬆綁，藍瓷大海碗倒上酒，兩個人交上朋友了。
這是楊靖宇第一次見識東北鬍子，想必印象深刻。
離開“常佔隊”，又讓一幫叫“護國軍”的鬍子抓住了，說他是日本人派來的偵探，又一番口舌，才得脫險。
從“常佔隊”拉出來後，游擊隊內部產生分歧。有的認為咱們是磐石游擊隊，歸中心縣委領導，不能離開磐石。多數人認為黨組織都上山了，指望不上了，“常佔隊”還找咱們報仇，這地方待不得了，應該去東滿，東滿不行就去蘇聯。少數服從多數，就向東滿進發。 11月中旬，到達樺甸、永吉交界的常山屯，大雪飄飄，天地皆白，衣食無著，走不下去了，悲觀失望，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這時，楊靖宇來了。
夜深了，楊靖宇還在跟大家談話。他指著掛在牆上的油燈，說咱們游擊隊就像這盞燈，沒碗不能盛油，有碗還得有油。大傢伙兒差不離都是磐石人，土生土長，人熟地熟，這不就是有碗有油了嗎？縣委活動困難，這是實情，可黨組織還在，還是咱們的靠山、主心骨、燈芯，能給咱照亮呀！
這位大個子省委特派員，那臉上的笑意讓人感到溫暖、踏實，那道理聽著也挺實在、順溜，再說“常佔隊”也不是冤家對頭了。
楊靖宇到磐石時，是負有特殊使命的。省委認為磐石“現在的問題，不是下級同志與戰鬥員的問題，而是如何改造這一領導機關，從縣委到隊伍中的領導者，來一個徹底的改造”。
游擊隊回到磐石後，楊靖宇整頓隊伍，由孟杰民任隊長，王兆蘭任副隊長，初向臣為政委。又改組了縣委。然後，去吉海路沿線和海龍縣巡視。
就在這時，南滿游擊隊連遭挫折，隊長孟杰民和繼任隊長王兆蘭、政委初向臣，還有一些骨幹、隊員，相繼犧牲——前面已經說過了。
很難把這些挫折與楊靖宇聯繫起來，因為此前磐石黨就在進行土地革命，這時各地的游擊隊幾乎都在打土豪中奪取武裝。又很難不與楊靖宇聯繫起來，因為他的到來顯然加劇了這種傾向。 1月7日，《滿洲省委在給磐石中心縣委及游擊隊的指示信》中，認為在楊靖宇的領導下，磐石游擊隊開始了一個大的轉變，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獲得了許多成績。主要的是：開始領導了游擊運動，發動了分糧及沒收豪紳地主土地財產的鬥爭，槍殺了幾個大地主與國民黨最有力的反動領袖（於總司令）”。
巴彥游擊隊就是這時候垮的，但是領導人還在。磐石則倒過來了，游擊隊還在，領導人沒了。連遭挫折有人沒了信心，主張隊伍分散活動，實際就是貓起來不干了。縣委有人則乾脆提出插槍。隊伍不斷有人開小差，幾天工夫160多人不到100人了，人心惶惶要散伙了。幸虧團省委巡視員劉過風赶巧來了，堅決反對插槍、分散活動，好歹才把隊伍穩住。楊靖宇聞訊，也從海龍趕來了。
楊靖宇重新整頓隊伍，並決定自己留下來代理政委。
這是一個果斷的、大無畏的決定，一個決定了他和游擊隊的命運的決定。
在1933年大雪漫天的1月，“臘七臘八，凍掉下巴”的季節，這支游擊隊特別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人物，使它能夠再支撐上一段時間——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
如果巴彥游擊隊不是這時候垮掉了，而是再熬撐上一段時間，也不是沒有轉機的——因為“1·26”指示信很快就要傳達下來了。
紅32軍南滿游擊隊代理政委上任後的第一個舉動，是率領這支缺乏給養、彈藥，更缺乏信心的隊伍，發起攻擊。
軍事智謀，乃至生活哲理，第一個，也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徵，就是曉得什麼是你能夠做到和不能做到的。一支強大的隊伍要進攻，這樣的道理不用講。一支弱小的隊伍同樣需要進攻，而且更需要進攻，就不是一時半會兒能講得通的了。你說咱們眼下就像冰天雪地裡凍得瑟瑟發抖的人，你越佝僂，縮成一團，就越冷，只有甩開膀子活動起來，才能發熱出汗。有人會說你這個比方不對，或是在心裡沖你搖頭，說咱們的游擊隊就像個得了大病的人，自己都顧不過來自己了，還要找上門去打架，這不是瘋了嗎？那就打個勝仗。說一千，道一萬，打勝仗才是硬道理，勝利總是最有說服力的，只是你得明白能夠打什麼樣的勝仗。
游擊戰，偷襲戰，打了就跑。先是打下蛤蟆河子的“會房子”（保民會的據點），繳獲“會兵”（保民會的反動武裝）長短槍10支，還有一批給養。接著，又在鐵路工人的配合下，襲擊吉海路老爺嶺日本守備隊一個小隊，斃傷日軍9人，毀壞鐵甲車1輛。官兵信心、士氣大振，對這位還習慣地稱為“省委特派員”的代理政委，開始信服了。
從1月底開始，日偽軍先後調動近兩千人馬，對磐石地區紅軍游擊隊和各色反日武裝發動連續4個月的“討伐”。南滿游擊隊與敵接仗幾十次，其中比較大的戰鬥4次，頭兩次的對手都是被稱為“降隊”、“漢奸隊”的“東江好”和“毛團”。游擊隊佔據有利地勢，一邊阻擊敵人，一邊大打攻心戰：“紅軍是窮人的隊伍！”“士兵不打士兵！”“勞苦兄弟聯合起來，打倒共同的敵人日本子！”這種敵人本來沒什麼戰鬥力，一聽這些口號就更鬧心了，有時再尋機派出支小部隊到敵人屁股後頭打一陣子，那仗也就沒什麼打頭了。
後兩次就是跟日軍對陣了。鬼子裝備好，訓練有素，也頑強，只是它在明處，游擊隊在暗處，機槍、大砲找不著北，使不上勁。最後一次就是伏擊戰，在日軍來路上伏擊，退路上還襲擾、伏擊。兩仗殲滅十多個鬼子，游擊隊無一傷亡。
在這次“討伐”中，磐石地區反日武裝有的垮了，有的插槍了，還活動著的或多或少都有損失。而紅軍游擊隊打的仗最多，對敵人的打擊也最大，還發展、鍛煉了隊伍，使自己在“1·26”指示信後的統一戰線中佔據了有利地位。
楊靖宇無疑是力挽狂瀾式的人物。但在宏觀、戰略上被北方會議蓋了帽的大背景前提下，無論怎樣變通，也無論取得多少戰術上的勝利，也是難以力挽狂瀾的——除非上級改弦易轍，除非你是神仙。
1933年1月26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根據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二次全會精神和部分參加東北抗戰的同志的匯報，寫了一封《中共中央給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論滿洲的狀況和我們黨的任務》，即後來通稱的“1·26”指示信。
指示信是王明代中央起草的。王明這時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政治局書記處書記。
指示信由莫斯科送到吉東局，吉東局書記孫廣英親自送到滿洲省委。信是用藥水寫的，再用藥水處理顯示出字跡，後面署名“中央”，就有了疑問。既是中央指示，為什麼不是來自上海，而是莫斯科？省委與上海是經常有交通員往來的呀？省委尚不知道半年前，中央已由上海遷到江西中央蘇區，上海只是設有中央局領導白區工作機關。認為這封信是假的，還有一個理由，就是這封信的內容與北方會議以來的中央文件精神大不相同，而這也正是一些人堅持信是真的理由，認為它比較符合滿洲的實際情況。
接下來爭論的焦點，是部分地還是全部地執行這個文件。有人認為南滿磐石、海龍地區群眾基礎好，紅32軍的旗幟已經打出去了，且有很大影響，可繼續搞紅軍和蘇維埃，其他地區則搞人民革命軍和人民革命政府。以魏抱一為首的一些人認為，指示信是決定東北戰略全局的，應該全部貫徹執行。
省委將自己的意見報告中央，請求指示，上海方面沒有回音。形勢不容等待，省委決定召開擴大會，貫徹執行指示信。
這封13000多字的指示信，主要講了四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首次明確提出東北抗戰中的統一戰線問題。 “在滿洲群眾運動現在發展的階段上，我們總策略方針，是一方面盡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計算到特殊的環境）反帝統一戰線，來聚集和聯合一切可能的，雖然是不可靠的動搖力量，共同與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鬥爭。另一方面準備進一步的階級分化及統一戰線內部階級鬥爭的基礎，準備滿洲蘇維埃革命勝利的前途。”之後，人們一提起“1·26”指示信，首先想到的就是“統一戰線”。因為這是這封指示信的核心部分，更因為之前北方會議孤家寡人的抗戰路線教訓太深刻，太令人深惡痛絕了。
二是分析四種反日武裝的性質及對策。第一種是馬占山、李杜、丁超等人的隊伍，服從國民黨指揮，是不可靠的動搖的。第二種是王德林的隊伍，成員大都是農民，國民黨的影響較小。第三種是以農民為主體的大刀會、紅槍會、自衛團，一部分受地主富農和舊軍官的影響、指揮，一部分在革命分子領導和影響下。第四種是黨領導的赤色游擊隊，是最先進最革命最有戰鬥力的隊伍，然而直到現在還不是反日戰爭的領導者和左右一切的力量。對第一種隊伍，主要是和士兵組織統一戰線。對第二種除下層統一戰線外，視情況或許可能實行上層統一戰線。對第三種視其內部反對反動領袖的情況，以及我們在其間的影響，來決定實行統一戰線的程度和範圍。
三是強調奪取統一戰線的領導權，保持黨的獨立性。 “無論在什麼時候，都堅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即無產階級的政黨自由的和不留情的批評和揭穿統一戰線內團體中的一切不徹底、動搖、叛變、變節、投降的企圖和事實。堅決的無情的反對右傾分子，把奪取無產階級領導權的策略，變為投降和作資產階級尾巴的一種企圖和趨勢。但同時要和'左'傾關門主義，及在政策的實際工作中想跳過現在階段的企圖和趨勢宣布無情的戰爭，因為這可過早的破壞或完全不可能造成現在所規定的必需的統一戰線。”
四是強調群眾鬥爭策略的靈活性。 “北方會議”要求普遍地組織工人罷工，農民沒收地主土地，軍隊實行兵變，組織紅軍，建立蘇維埃政權。 “1·26”指示信根據東北的特殊情況，提出黨的中心工作是沒收敵偽財產，保障勞動群眾的基本權利，在偽軍中組織兵變，在反日武裝鬥爭中由最好的游擊隊編成人民革命軍，建立選舉的民眾政權和反日會。
在經歷了半年多自殺式的“把反日戰爭和土地革命密切聯繫起來”後，歷史基本又回到了羅登賢時期的那個起點上。
孫悟空的一個跟斗雲，也只能翻出十萬八千里。比之“北方會議”，“1·26”指示信無異於從三九一下子躍進三伏了，也就難免留下些“北方會議”的尾巴。到了1934年2月22日，中央認為東北已經到了必須“把反日游擊運動提高到土地革命的階段”，指示滿洲省委執行“1·26”指示信中“準備滿洲蘇維埃革命”的任務，這尾巴就又高揚為旗幟了。
“1·26”指示信送達滿洲省委時，楊靖宇正在省委。這時他已從實踐中認識到“北方會議”那一套是行不通的，卻又不能擅作主張，就從磐石趕來請示匯報，正好趕上省委學習、討論、貫徹指示信的一個全過程。
王明在寫作這封指示信前，應該知道東北的“鬍子”、“山林隊”，以及他們當時的生存狀態。不知是不屑一顧，還是這位安徽金寨縣（這個縣歷史上也是盛產“鬍子”的）人覺得生僻、拗口，還是怎麼的，反正通篇都沒有“鬍子”、“土匪”、“山林隊”的字樣。
現在，楊靖宇與已經寫到或行將寫到的一些共產黨人，不約而同地準備與鬍子、山林隊統戰、聯合。
像任何一個義勇軍曾經比較活躍的縣份一樣，磐石地區的大小綹子有幾十種，比較大的像“老常青”、“朱司令”、“雙勝”、“西省”、“吳司令”、“磐石好”等等。大綹子之下還有小綹子，司令中還有司令。有的“合綹合財”，有的“合綹不合財”，即大家合夥幹，繳獲或搶劫來的財物，按照各自人槍多少統一分配，或是哪個綹子搶的就是哪個綹子的，再各自按照人股槍股進行分配。而無論合綹不合綹，合財不合財，山林隊一般都是反日的。即便專事搶劫的鬍子，日偽逮著機會也是一樣收拾的，也不得不反日。依照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法則，這種純鬍子的山林隊，即便不能歸入朋友、同盟這一類，也不應是仇敵。
“東江好”、“毛團”“討伐”游擊隊失利，“東江好”被日軍繳械，“毛團”見勢不好，譁變反正，楊靖宇曾寫信給予鼓勵、支持。這在當時是犯忌的，可現在不成問題了，可以甩開膀子乾了。
紅軍真打鬼子，而且在反“討伐”中打出了威風，這是山林隊都服氣的。而且這時日偽軍又開始“討伐”，大敵當前，大家都覺得應該團結起來，共同對敵。所以，楊靖宇在山林隊中進行的統一戰線工作，還是比較順利的。
7月下旬，在樺甸縣八道河子附近，楊靖宇主持召開了南滿反日軍聯合參謀部成立大會。到會的有南滿游擊隊、“毛團”、“趙團”、“馬團”、“韓團”、“許團”、“殿臣”、“常佔”、“三江好”、“四季好”等70多位反日武裝領導人，一致選舉“毛團”首領毛作彬為總司令，楊靖宇為政委，李紅光為參謀長，“殿臣”首領傅殿臣為軍需長。
這是“1·26”指示信後，東北紅軍與非黨反日武裝最初的聯合，而且掌握了相當的領導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