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正東、緊挨著哈爾濱的巴彥縣，有支東北工農反日義勇軍，又稱巴彥游擊隊，創建人是共產黨員、清華大學學生張甲洲。 1932年4月，受河北省委、北平市委派遣，與在北平讀書的東北籍學生張文藻、鄭炳文、於九公（於天放）、張清林等人，回東北參加抗戰。他們與滿洲省委取得聯繫後，來到張甲洲的家鄉巴彥縣七馬架子，拉起一支約200人的隊伍，張甲洲為總指揮，原巴彥縣保衛團團總王家善為副總指揮，原巴彥中學校長孔慶堯任參謀長。
如今“清華”二字如雷貫耳，清華學子讓人肅然起敬，就更不用說那個年代了。只是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這耍槍桿子的事，就沒怎麼把幾個學生放在眼裡。隊伍初創，幾個只搞過學生運動的熱血青年，也不知該如何舉足投步。不久王家善和孔慶堯帶著自己的人馬走了，隊伍減員一半。張甲洲著急上火，派鄭炳文、張清林到安達組織武裝，他自己去大煙溝聯合鬍子隊“綠林好”，共同抗戰。
6月，羅登賢審時度勢，派省委軍委書記趙尚志到巴彥游擊隊，先為省委代表，後任參謀長，意在鞏固、發展、壯大這支黨領導的反日武裝。
這時，隊伍又發展到200多人，農民、工人、士紳、知識分子、大排隊、鬍子，什麼人都有。張甲洲的宗旨，只要打日本子，什麼人都要。趙尚志贊同這種做法，但他認為這支隊伍需要改造。且不說鬍子、大排隊出身的，就是正兒八經的農民，那種自由散漫的作風也是要不得的。就提出建立“中心隊伍”的思想，使之成為旗幟、樣板，來影響、帶動，乃至改造全隊。
張甲洲一腔熱血，路子也對，只是一介書生，哪帶過這樣三教九流的隊伍呀？管嚴了，一些人受不了，跑了，不跟你乾了；管鬆了，擾民，不用敵人打，自己就垮了。他很認同趙尚志的意見。幾個黨員一商量，從所屬的3個大隊中，選出20個年輕、健壯、思想品質比較好的隊員，單獨編成個“模範隊”，黨的主張，部隊紀律，先在模範隊中貫徹執行。長官不許打罵士兵，誰也不准打罵勒索百姓，不許抽大煙，不許說鬍子黑話，等等。
“老太太，你別驚，過了鬍子就是兵。”那些“打精米，罵白面”的人中，還包括腰掛“鐮刀魚”（刀魚、帶魚，這裡指刀）的警察。那時在老百姓眼裡，除了鬍子，沒有比被拆解為“丘八”的兵再臭、再可恨的了，警察則是“警察狗子”、“馬路橛子”。在草民百姓眼裡，這些扛槍挎刀的人，天生就是對他們施暴的。不打罵、禍害百姓的軍隊，誰見過？至於當官的打罵當兵的，老兵欺侮新兵，也是世代相傳，家常便飯習慣了的。
那時大小當個官，在下級面前就端著架子，弄出許多特殊、不同來，彷彿不如此就不叫官了。後來的抗聯領導人，有的也未脫俗，有的還吃小灶。從巴彥游擊隊的省委代表、參謀長，到抗聯3軍軍長、總司令，趙尚志始終如一，在生活上沒什麼與士兵不同的地方。
平時，趙尚志喜歡和士兵嘮嗑。家在哪旮旯呀，爹媽身板硬實嗎，娶媳婦了嗎，上隊前幹什麼呀，為什麼要上隊呀，對隊伍有什麼不“樂意”（滿意）的地方呀。那時的人特別怕官，平時再油嘴滑舌的人，見官也難免舌頭髮硬。有時幾個人嘮得正熱火，趙尚志過去了，立刻就噤聲了。慢慢地就好了，誰有什麼想不開的事了，就想找“小李先生”嘮嘮。
這時，趙尚志化名“李育才”，二十四歲。這一年打下巴彥城後，他和同志們有張合影，十幾個人中明顯的一張挺圓的娃娃臉（與電視劇《趙尚志》中扮演主人公的演員高強的臉型，正好相反），個子也小（2004年6月，在長春般若寺發現趙尚志的頭顱後，經公安部物證鑑定中心檢驗鑑定，根據顱骨測量推斷身高為1.60至1.63米之間），隊員都叫他“小李先生”，親切中透著尊敬。沒人想到這個其貌不揚的“小李先生”，很快就會叱吒風雲，威震北滿，成為日本人心目中的“大大的趙尚志”。這時在大家眼裡，這個“小李先生”只是見識廣、人緣好，又直性，說話辦事特別“隔路”（特殊、與眾不同），而且隔路得挺對心思。
1932年11月，巴彥縣委在給滿洲省委的報告中，這樣評述這支隊伍：
在群眾工作上建立了士兵會，發展了組織，在生活方面逐漸改善他們生活，衣物鞍馬都平均來分配，打擊過去個人的自私觀念，改正他們的土匪意識和流氓行為，在過去他們不分窮富，亂打、亂搶、打罵莊稼人，現在他們與莊稼人都很和善。
過去土匪吃鴉片的很多，現在幾個隊伍只有一、二隊和洋砲隊裡有幾個，其余少年隊和教導隊裡一個也沒有了。
1932年7月，巴彥縣城成立偽政權，城外仍是義勇軍的天下。張甲洲和趙尚志率隊西渡少陵河，到西集鎮以北、呼蘭縣東部一帶活動。所到之處，只要反日都歡迎。 8月東返時，游擊隊擴大到800人，全是馬隊。 8月12日，張甲洲和趙尚志就與活動在巴彥縣東北老黑山的原馬占山所部的才團（因團長才鴻猷姓才而得名。——編者註），在木蘭縣蒙古山活動的“綠林好”聯繫，約定雞叫頭遍為號，聯合攻打巴彥縣城。
8月13日天亮就打了下來，並活捉偽縣長。
打下巴彥城，反日軍聲威大震，才團團長才鴻猷自封旅長，讓“綠林好”頭子當了團長，又想吃掉游擊隊。建立模範隊，讓一些人感到稀奇、高興，那些抽大煙的，習慣了“打精米，罵白面”的，就覺得受不了，只是沒機會。這回才鴻猷封官許願一拉攏，這些人一串聯，呼啦啦都跑了，只剩下以模範隊為骨幹的不到200人。
兩個多月後，這支隊伍又發展到700多人，而且更加像模像樣了。模範隊改為少年隊，為培養幹部還成立了教導隊，隊內建起士兵委員會、反日同盟會，還發展了11名黨員。
9月，得知呼（蘭）海（倫）鐵路上的康金井車站來了20多個日本兵。趙尚志和張甲洲等人一商量，決心吃掉這股敵人。半夜時分，100多騎兵將車站包圍，同時扒毀鐵路，剪斷電話線。聽說這次是打日本子，官兵摩拳擦掌，都憋著一股勁。哪知鬼子提前走了，結果車站和康金井鎮的偽軍，被打得落花流水。
10月底飄雪了，籌集越冬物資成了第一要務。
游擊隊決定攻打東興縣城，很順利地打了下來。敵人反攻，偽軍、大排隊、紅槍會人多勢眾，從中午戰至深夜，不得不突圍出城。傷亡百餘人，繳獲物資未帶出來，攜帶槍械、用具也丟棄不少。趙尚志在十字路口指揮戰鬥，左眼被彈片擊中，血流滿面，從此失明。
東興戰鬥失利，對這支隊伍的打擊是沉重的。
更要命的是，“北方會議”精神傳達下來了。
1932年10月，滿洲省委巡視員吳福海，來到巴彥游擊隊，傳達省委指示，主要內容為：一、將東北工農反日義勇軍，即巴彥游擊隊，編為中國工農紅軍36軍江北獨立師；二、成立獨立師軍事委員會，張甲洲為司令，趙尚志為第一政委，吳福海為第二政委，政委均為省委代表；三、實行土地革命，創造蘇維埃政權，武裝保衛蘇聯。
7月上旬，“北方會議”結束不久，省委派人來傳達“北方會議”精神和省委指示，要求把反日戰爭和土地革命結合起來。趙尚志和張甲洲認為不能這樣搞。他們並不是認識到“北方會議”精神是錯誤的，而是認為省委不了解下邊的情況。巴彥這麼多反日的大糧戶，怎麼能不分青紅皂白，一律打傢伙呀？就沒當回事兒，仍是過去的老路數，凡是反日的就是朋友，就支持，就聯合。
這回仍是據理力爭，只是個人意見可以充分錶達，省委指示卻是必須執行的。
從此，就打起紅軍的旗幟，打土豪，分田地，邊抗日，邊進行土地革命。
之前宣傳反日救國，許多大糧戶出糧出錢出馬出槍，支援游擊隊。現在鬼子、大戶一起打，大戶們不干了，說小鬼子欺負俺們，共產黨、紅軍也不饒過俺們，沒活路了！
本來就在分化、動搖著的有產階級，迅速成了敵人。
東興戰鬥失利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地主武裝都成了對頭，而且打得很頑強。
原來隊伍中有不少大戶子弟，最早發展入黨的11個人中，還有兩個。這回獨立師以大戶為敵，紛紛離隊而去，還帶走不少人。
一些原來經常聯合作戰的山林隊，也不願與獨立師合作了。
趙尚志憂心忡忡：好虎架不住群狼，都“起哈子”（合起夥來、一齊起來，“哈”音ha）打咱們，還怎麼打日本子呀？
有人認為，張甲洲一開始就走的地主路線，要對他發動鬥爭。以趙尚志為首的黨員，則是放棄了黨所賦予的任務，忠實地執行了土匪式的地主富農路線。
當時，要讓這些在第一線滾打的人搞清這樣的“路線”問題，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困難的。他們在實踐中本能地意識到，反日不能這麼個反法，這樣反下去就把自己反得沒路走了。可要他們不執行、反對省委的指示，也是不可能的。這道理也像前者一樣，是太普通、太簡單了。
前面寫過的湯原游擊隊，後面將會陸續寫到的各支隊伍，其誕生和成長歷程，無不得益於以羅登賢為首的滿洲省委的指導、支持，同樣也無不受到“北方會議”的干擾、破壞，乃至摧殘。由於各地鬥爭環境的差異，“北方會議”精神傳達的早晚，受其影響的程度也不一樣。而巴彥游擊隊距省委最近，首當其衝，成了重災區。
張甲洲從北平回東北時沒帶組織關係，“北方會議”後又被視為執行地主路線，這時省委已不再認為他是黨員了。這位處在風口浪尖上的巴彥游擊隊（現在是紅36軍獨立師）的創建人，雖未公開反對省委指示，但那矛盾、隔閡已是難以消除了。
趙尚志傷愈歸隊後，見隊伍成了這個樣兒，在官兵心目中一向都是有一套的“小李先生”，也無能為力。他曾公開表示，省委指示是錯誤的，省委不了解這裡的鬥爭情況。對於有人主張發動反張甲洲的鬥爭，他也沒有執行。這就招致了11月20日滿洲省委《關於撤銷小趙同志工作的決議》，認為趙尚志搞了右傾機會主義，執行“富農路線與軍事投機軍官路線”，持有“北方落後論”、“滿洲特殊論”的觀點，決定“撤銷趙尚志同志過去省委所付託的省委代表任務”，應分配到下層群眾中去工作，在實際工作中改正他的錯誤。
一個多月後，趙尚志在泰來縣看到這個決議。獨立師12月上旬自安達站西進，準備與馬占山舊部鄧文、李海青的義勇軍合作抗日，到達泰來得知鄧、李所部已去熱河。遂決定向湯原地區進軍，到那裡開闢地盤，進行武裝鬥爭。
這是一次艱難、漫長、危機四伏的進軍。數九隆冬，大雪紛飛，沿途地主武裝不斷騷擾。儘管覺得不是那麼回事兒，也不能不執行省委決定。打土豪，沒法分田地，就分糧食，分車馬，分浮財，一些窮人不敢要，就硬給人家送去。
就這麼一路折騰著，經林甸、明水、依安、拜泉、通北、海倫、綏棱、慶城，進入鐵力縣境時，有隊員誤繳鄂倫春人的兩支槍。後面將會寫到，日寇挑撥民族關係，收買少數鄂倫春人襲擊抗聯，北滿抗聯沒少吃虧。可眼下日寇還沒來得及做這等工作，而游擊隊一路不斷遭遇敵情，到處都是對頭，有些神經過敏，見到扛槍的人就想先下手為強，應屬一種擦槍走火的意外。以狩獵為生的鄂倫春人，槍是他們的飯碗和命根子，這下子火了，兩百多人圍打游擊隊。官兵飢寒交迫，疲憊不堪，鄂倫春人幾乎個個都是神槍手，隊伍傷亡慘重。
一個東興城戰鬥，一個遭鄂倫春人攻襲，是巴彥游擊隊成立後兩次最大的失利。而比什麼樣的失利都更難承受的，是“北方會議”後的孤家寡人抗戰路線。之前可以白手起家，每次受挫都能迅速恢復生機。照眼下這條道走下去，上上下下都明白，沒多少指望了。
這時已是1933年1月上旬，春節將至，離湯原也不遠了，大都是巴彥縣人的官兵，紛紛要求回家，不得已只好西返巴彥。待到巴彥縣駱駝砬子山時，已經潰不成軍，帶不下去了。
“九一八”事變後，哈東最早興起的這支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就這樣消逝了。
趙尚志和張甲洲、吳福海等人來到哈爾濱，找到滿洲省委。
省委召開幾次會議，研究巴彥游擊隊失敗的原因，認為趙尚志右傾，執行了地主富農路線，不講少數民族政策，是游擊隊潰敗的主要責任者。
省委決定，開除趙尚志的黨籍，給予吳福海留黨察看處分。張甲洲已不被視為黨員，也就談不上處分了。
省委責令趙尚志檢查錯誤，他不但拒絕了，還找省委領導申辯、理論，有時言辭很是激烈。有人給省委寫信，說他“對黨的領導機關敵視謾罵以至脫離黨的態度”。
1935年1月12日，在《中共滿洲省委關於恢復趙××（趙尚志——筆者）同志黨籍的決議》中，說“趙××同志在領導張甲洲隊伍中是執行了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當時省委執行'左'的機會主義路線”。 “1·26”指示信（1933年1月26日王明代中央起草的寫給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提出聯合各種反日武裝力量共同抗日。——編者註）已經發表近兩年了，省委已認識到自己“左”了，可趙尚志那頂“右”的帽子，是那麼回事兒嗎？
無論怎麼回事兒，在趙尚志的眼裡，真理都是簡單的。以“反日”為口號，到處是朋友，隊伍受挫很快就能重整旗鼓。而在省委領導人的眼裡，真理同樣是簡單的，那就是中央決議是不容置疑的。
從趙尚志二十四歲的照片上看，那張娃娃臉上眉毛挺重，眼睛不大不小。當年曾和他並肩戰鬥的抗聯老人，都說他的眼睛特別亮，有人還說這輩子就沒見過那麼亮的眼睛，特別是生氣、發怒時，劍刃般灼灼逼人。還有，趙尚志的嗓音特別洪亮，而且能言善辯，理論一套一套的。而包括筆者採訪時還在憤怒地指責他的人，都說這人性子太直，脾氣暴躁。
好不容易搞起來的隊伍垮了，黨籍也不明不白地沒了。就不難想像這個愛咬死理的脾氣暴躁的直性子，當他的申述被置之不理時，因負傷而只剩下的一隻右眼，那目光會怎樣的灼灼逼人，那張不饒人的嘴會發出什麼樣的聲音。
這就是趙尚志，一個特別容易受到傷害的、幾乎注定就是悲劇性的人物。
1908年10月26日，趙尚志出生於熱河省朝陽市（今屬遼寧省）三區王倫溝鄉喇嘛溝村。近一個世紀後筆者到朝陽採訪，我們的民族英雄的故鄉，早已改稱尚志鄉尚志村了。
趙家為書香門第，趙尚志的祖父、父親都是讀書人，家境比較優裕（趙尚志最後一次被開除黨籍後，就有人追究他的“階級根源”）。父親趙振鐸曾任縣自治會副會長、縣議會副會長，為人正直、俠義，思想開明、進步，有反抗精神，是當地受人尊敬、頗有影響的人物。 《朝陽縣志》載稱：“晚清附生（科舉制度中生員名目之一，即秀才——筆者），民國五年（1916年）四月創辦清鄉會，發展會員千餘人。以抗苛捐雜稅、打擊貪官污吏、緝捕匪盜、儲糧備荒為宗旨，與朝陽縣長孫廷弼發生數次武裝衝突，打死警察12人，繳獲其槍支馬匹。同年六月，孫廷弼調兵血洗清鄉會。失敗後，攜家經北京輾轉至哈爾濱定居。”
1934年，趙尚誌已是威震哈東的“趙司令”。日本憲兵偵知趙家在道外區16道街附近的集良街，將父親抓去，讓他勸兒子別再反滿抗日。趙老先生受盡折磨，堅不吐口。母親張效乾四處求人借錢營救，有人怕受牽連，閉門不見。張效乾昂然道：你不用怕，俺不會再來了，但俺要告訴你，俺兒沒做壞事，他是抗日救國不當亡國奴！後來是把五間青磚房賣了，才把人贖出來。一家人逃去北平，七七事變後又遷居上海、香港、貴陽、重慶、西安等地。
趙尚志兄弟姐妹十一人，他排行老六，二哥三姐一弟四妹。小弟趙尚武，七七事變後參加八路軍，曾任晉察冀軍區抗敵劇社音樂隊副隊長，1943年反“掃蕩”中在河北阜平犧牲。二哥趙尚樸，1932年入黨，1938年去延安，離休前是哈爾濱市人大副主任。大妹趙尚英，30年代參加左聯，抗戰後參加抗日救亡宣傳隊，1948年到東北解放區從事文藝工作。三妹趙尚芸，1932年被組織派往上海團中央受訓，之後一直從事革命活動。
趙尚志從小膽大。鄉間狗多，小伙伴去誰家，都是他在頭里。再兇的狗，見他不叫不咬，老老實實的，連大人都覺得奇怪。
據說，趙尚志在街上玩，碰見三個孩子在那兒談理想。一個說，俺家都是莊稼人，將來糧滿倉，畜滿圈，吃不愁，穿不愁，勝過有錢住高樓。一個說，俺長大了要當保長，吃香的，喝辣的，多美呀。第三個孩子鄙夷地瞅著他們，說老子長大了當縣長，都管著你們。趙尚誌上去薅住“縣長”領子：俺就當個打縣長的！
趙家搬到哈爾濱後，生活頓顯拮据。父親在一家火磨（米麵加工廠）記賬，大哥在一白俄家趕馬車，不久去蘇聯打工。趙尚志先給一白俄老闆當雜役，後來又到一家首飾店學徒，與二哥做賣麵粉、月餅、燒餅的小生意，在華俄道勝銀行哈爾濱支行道裡支行當信差。 1925年，大哥從蘇聯寄回一筆錢，家境好轉，十七歲的趙尚志到許公中學讀書，先為補習生。他在朝陽縣立高小讀過三年書，主要是天資聰慧，當年即考入中學。
青年學生敏感、熱情，精力充沛，學校又是個新思想流行的地方。趙尚志從小膽大、機敏，善於獨立思考，過早的社會底層打磨，又使他比一般同學敏銳、成熟。而這一切迸發出最初的光芒，是在上海“五卅”運動後，迅速席捲各地的反帝愛國風暴中。
6月12日，哈工大、六中、三育、東華等學校代表，集聚普育學校，決定響應哈爾濱市救國後援會的號召，在學生中開展募捐活動，支持上海。趙尚志是許公中學代表，回校被大家推選為學生自治會副會長兼交際股長。在校園，在街頭，在鬧市，洪亮的嗓門，奔走的身影，怀揣著一個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世界，熱血青年，豪情萬丈。
接下來，在聲援“五卅”運動中入黨的趙尚志，在郭松齡倒戈引發的反奉運動中被開除學籍。
這時正值黃埔軍校第4期招生，中共中央通知各地黨組織選派黨團員和進步青年投考，為武裝鬥爭準備人才。聽說這個消息，趙尚志喜不自勝，黨組織也同意他去。一是因為他這個人適合學軍事，二是反動軍閥到處抓人，留在東北很危險。
從冰天雪地的哈爾濱，來到花紅柳綠的廣州，趙尚志被廣東的革命形勢激動著。他的形勢可是不妙。筆試文化程度，口試對三民主義的認識，都沒問題，在“體格試驗”上卡住了。當年和現在，在廣東人心目中，東北人都是身高體壯的大漢形象。眼前這個小伙子，倒是一口正宗的高粱米、大子口音，那個頭在廣東人堆裡也只能算小個子。
趙尚志急了：俺就不明白了，這國民革命還怕人多嗎？俺大老遠來到這旮旯，你讓俺去哪旮旯？當“街蹓子”（流浪街頭，“街”音gai）呀？俺也沒錢了，俺也回不去了，俺也不走了，就在你這旮旯吃軍餉了！
在許公中學，趙尚志是個窮學生，也是個好學生。而在黃埔軍校的經歷，卻鮮有記載。很翔實的上中下一套《黃埔大傳》連同附錄的“同學錄”中，甚至找不到“趙尚志”三個字。但是，當這個好像天生就是來這個世界扛槍打鬼子的鐵錚錚的漢子，終於感動上帝踏入黃埔軍校後，還會有人懷疑他不會竭盡全力嗎？
趙尚志的治軍帶兵生涯，是不時可見黃埔軍校影子的。
1926年夏，趙尚志回到東北，翌年3月在長春被捕。
受審時，敵人問他是不是共產黨員，他說俺是國民黨員。問他信仰什麼，他說信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還信奉基督教，滔滔不絕大講三民主義與基督教的關係。入國民黨者，基督教徒居多，遍及東三省。基督教以捨己救人為宗旨，國民黨重在捨身救國，彼此主義相同。三寸不爛之舌，一時間也弄得敵人一頭霧水。
在奉系軍閥統治的東北，國共兩黨都處於地下，關係也未完全破裂，共產黨員可以跨黨加入國民黨。黨組織派趙尚志到長春，協助長春特別支部負責人韓守本籌建國民黨吉林省黨部，通過統一戰線方式更有利於開展鬥爭。
鞭子抽，棒子打，坐“老虎凳”，用子彈殼刮兩肋和前胸，豆粒大的汗珠從趙尚志的臉上直滾，他一聲不吭，只聽牙齒咬得咯咯響。戴副近視鏡，文弱書生模樣的韓守本也不含糊。敵人就把他們押赴刑場。槍聲響了，三個鬍子應聲倒地，他們兩個好好兒的，原來是讓他們陪決的。開槍前讓他們跪下，趙尚志說老子要站著死。沒死了，韓守本說嚐過死的滋味了，也就是這麼回事兒。
1931年12月，經組織營救，趙尚志與18名同志獲釋出獄。
從1925年夏入黨，到“九一八”事變，6年間，趙尚志一多半時間是在獄中度過的。
問題在於敵人抓他、打他是正常的，在共產黨內，和自己人怎麼也說不清、道不白呢？
風打麥波千層浪，
雁送徵人一段愁。
披靡無術，
被屏逐於千里之外。
寫給朋友的這首小詩，道白了他的心境。
後面將會比較詳細寫到的終老本溪的方未艾老人，當時是哈爾濱《國際協報》副刊編輯。趙尚志、楊靖宇、金伯陽，還有建國後的著名作家舒群、楊朔，都是他那兒的常客，趙一曼去的次數最多。不管什麼時候來了，有什麼吃什麼，誰也不把自己當外人。楊靖宇去磐石前，一雙鞋不行了，見床邊有雙新皮靴，一試挺合腳，就穿走了。
1933年春節前後，楊靖宇來了。方未艾說：趙尚志哪去了？好久沒見到他了。
楊靖宇說：小趙在巴彥游擊隊犯了錯誤，是李立三路線。
過了半個月左右，趙尚志來了，瘦了，一臉疲憊，眼裡網著血絲。
兩個人嘮一陣子，趙尚志道：省委把俺開除了，不要俺了。俺窩囊了這麼些日子，也尋思開了。打日本子，不分黨員、非黨員，每個中國人都有份，誰也不能擋俺。
1932年4月，中東鐵路日本軍列往來不斷。 14日夜，根據省委指示，趙尚志和商船學校學生範廷桂，在哈爾濱市郊成高子車站附近路軌埋設炸藥，顛覆一列軍列。據《盛京時報》報導，日軍死11人，傷93人。這應該是東北共產黨人直接痛擊侵略者的最早戰果。說趙尚志未打死一個鬼子，先丟了黨籍，顯然不妥。只是這位黃埔4期生夢裡鼓角連營，渴望的是率軍縱馬疆場，沒想到果真一試身手，竟是這個下場。
這時趙尚志家裡最著急的是他的婚事。且不說抱孫心切的母親，連一向主張婚姻大事兒女做主的父親，也有點兒沉不住氣了。在那個年代，二十五歲絕對是個大男了。街坊鄰居那些一般大的小伙子，沒有不當爹的了。要是換個人，找個心儀的姑娘，這輩子可能就改弦易轍過自己的小日子了。而且對於愁苦、鬱悶的年輕人，這也不失為一種解脫的方法。可這樣就不是趙尚誌了。婚姻意味著責任，大英雄、偉丈夫趙尚志，承擔不起這份責任。
從黃埔軍校學習回來，哈爾濱地委分配他負責地區的婦女工作。讓這樣一個還一身軍校氣息的硬漢專門做婦女工作，未免不倫不類，甚至滑稽，可他二話沒說。開除黨籍，省委讓他擔任哈爾濱市總工會主席，這回他拒絕了。
之後，省委不知道他去了哪裡，家人也不知道，方未艾這樣的同志、朋友也不知道——趙尚志好像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
3月的哈東，北風捲著雪粒子在曠野逞威，枯草的梢頭在雪地掙扎，樹林子東倒西歪地號叫，天地間灰濛蒙的。待到太陽出來了，滿世界雪亮冰瑩，那些出沒山野的野獸不知什麼感覺，那人就得眯縫著眼睛。
冰天雪地中，一個人手裡拄根棍子，在雪野間跋涉、獨行。累了，原地站一會兒，或者找個背風的地方歇一會兒；餓了，從胸前棉襖裡掏出個包米餅子，朝貼身的一面啃幾口。飢腸轆轆不趕勁，就把凍得鉛球、鐵餅似的餅子在石頭上摔碎，一塊塊撿起來放嘴裡嚼著化著。遠近不時有狼嗥聲，晚上周圍閃動著綠瑩瑩的眼睛，緊趕慢趕也趕不上一戶人家，就在雪地間燃堆火，打發掉這個雪夜。至於那一幫一伙的鬍子，一言不慎，整死你就像踩死只螞蟻。有時則完全取決於人家的心情好不好，那一刻是不是想拿你尋開心。
趙尚志這個沒了黨籍的人，如此“無組織”、“無紀律”地在哈東的冰天雪地中跋涉，是在尋找一個叫孫朝陽的人。
《朝陽縣志》載：“孫朝陽（1904—1934年），漢族，本縣人，字興周，因朝陽籍人，綽號朝陽。初以經商為業，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正行商於吉林阿城，毅然將資本獻出作為抗日經費，拉起1500多人抗日隊伍，活動於賓縣、珠河、延壽、方正等縣境內。1932年9月，率眾2000餘人攻占賓縣，建立抗日軍政府，翌年4月撤出。此間曾詐降後從軍中組織譁變，使日軍受挫深重。繼在阿城境內活動時與日偽軍激戰，傷亡慘重。當時趙尚誌曾以家鄉人身份投靠相助，不久因形勢不利而撤走。孫於1933年10月24日，於哈爾濱去北平的火車上被俘，拒不降服。1934年春，被日軍殺害於哈爾濱南嶺。”
在哈東大大小小的義勇軍中，“朝陽隊”是支較大的隊伍，隊員成分也好，反日也堅決。但一生充滿傳奇色彩的趙尚志，去投奔這支隊伍，主要的原因，或者乾脆就是因為“朝陽”兩個字。就是今天在哈爾濱見個朝陽老鄉，也要平添幾分親熱，更不用說那時候了。倘連慕名而來的老鄉都不收留，那就太不講究、不仗義了，難在江湖上混了。
在賓縣東部山里，趙尚志見到“朝陽隊”的一支隊伍，人家卻根本沒把他瞧在眼裡。
趙尚志那樣子也實在太不起眼了。黑褲子黑襖，腰間扎條麻繩，腳上烏拉，頭上狗皮帽子，像那兩隻“手悶子”（只分出拇指的棉的或皮的手套）一樣油漬麻花的。這些都沒什麼，“朝陽隊”那人也不比他強哪去，關鍵是個子小，身板也單薄。那眼睛倒是賊亮，亮得叫人心動，透著股剛勁硬氣精神頭，左眼眶下卻有塊月牙形傷疤，那眼珠一動不動，瞎了。
是個獨眼龍。有人喊了聲，一些人就湊過來，嬉皮笑臉地取笑著。這個說就你這小樣兒還要打日本子呀？給日本子墊馬蹄子都不夠個。那個說俺看行，現成的一隻眼，瞄準多方便省事呀？一些人就哄堂大笑。
趙尚志不理不睬，見過來個騎馬的頭目，就上前抱拳施禮道：這位當家的，俺要打日本子，“朝陽隊”是打日本子的，俺要上隊，請當家的收留。
頭目瞅了趙尚志一眼，面無表情，只管策馬向前。
趙尚志一把抓住韁繩：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俺是中國人，俺要打日本子！
如果趙尚誌有支槍，或是有匹馬，是不用費這番口舌的。不過，“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八個字，能從這樣一個人口中說出來，而且朗朗上口，這個頭目就不由得打量起這個脾氣好像挺拗的小伙子。
趙尚志適時地追上一句：俺是熱河省朝陽縣人，跟你們大當家的是同鄉，俺就是來撲奔他的。
頭目說：這打日本子可不是“打哈哈”（開玩笑）的事，你能幹什麼呀？
趙尚志道：只要能為反日出力，幹啥都行。
這個頭目正好缺個馬夫。
有人說，趙尚志這輩子，從零起步的時候太多。
趙尚志到巴彥游擊隊時，那省委代表是何等身份？任參謀長、第一政委（還有說是政治部主任）時，仍是省委代表。又來個省委代表，他是第一代表。滿洲省委認定他要為巴彥游擊隊失敗負主要責任，因為在這支共產黨領導的隊伍中，第一黨代表的權力，是超乎一切人之上的。而今在“朝陽隊”，他連個大頭兵都不是，與火頭軍差不多，甚至還不如人家。
入黨也得從頭再來，而且來了一遍，還得來第二遍，直到犧牲還是個被開除黨籍的人。
劉少奇任滿洲省委書記時，趙尚志在團省委工作，兩個人後來都被“永遠開除黨籍”。劉少奇那個“永遠”是11年，趙尚志那個“永遠”雖然5個月後被拿掉了，開除黨籍卻長達42年——不知道這是不是個什麼紀錄。
馬夫的任務，就是餵馬牽馬遛馬管好馬。
從江西到陝北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的馬夫，新中國成立後有的當了門衛。趙尚志就不是這麼回事了，用句現成的俄羅斯諺語，叫“口袋裡是裝不住錐子的”。
最初的印象，是這個小個子馬夫勤快，心腸熱，誰有難處就伸手幫一把。平時沒事去伙房幫著燒火、做飯，行軍牽馬還常為別人背點兒東西。很快又發現這人嘴茬子厲害，能說會道，肚裡有貨，奉天呀，吉林呀，哈爾濱呀，天南地北講什麼都一套一套的。只是講到廣州這時節穿“汗褟”（夏天穿的短袖貼身小褂）還出汗，大家就都有些疑惑。 “朝陽隊”裡，原東北軍、破產農民和鬍子，約各佔1/3，而無論什麼出身，根上大都是莊稼人。那時的莊稼人，去趟縣城就挺開眼界了，說誰去關里了，就覺得這人這輩子回不來了，得扔那邊了。賓州沒去過也聽說過，這廣州在哪旮旯呀？天底下還有這麼個地方嗎？
在巴彥游擊隊，“小李先生”再沒架子，隊員們也不能不仰視他。這回可就倒過來了，任何人的目光都是居高臨下的。平時沒事見到他，就喊馬倌，過來來一段。逐漸地，人們就往他身邊湊了，目光也開始向上瞅了。即便仍是喊他過去來一段，那話語中也不能沒有一種敬意，覺得這個人挺了不起，不是一般人了。
趙尚志終於一展身手，是指揮“朝陽隊”打下賓州城。
準確時間不大好說，大約在春季。像“朝陽隊”這樣一支千多人的隊伍，無論什麼時間都不能不使敵人警惕的，有機會就想吃掉它。這次日偽軍是三路圍攻。孫朝陽得知探報，趕緊召集會議。硬頂不行，一些人說就從沒敵人的一面走，一些人說那可能正是敵人設的圈套，等著咱們往裡鑽呢。孫朝陽拿不定主意，表面上不動聲色，心裡著急上火。
上面開大會，下面開小會，趙尚志自然成了會議中心。關係到“朝陽隊”的命運，與每個人息息相關，人們就想听聽他們心目中的能人有何見解。
趙尚誌已經胸有成竹：打日本子，打日本子，這日本子就得打，硬打硬，打不過，就挑他軟和的地方打。哪旮旯軟和呀？俺看眼下賓州城就挺軟和。那旮旯的日本子和漢奸隊，都奔咱這地界來了，咱們就抽冷子把它的老窩端了。
趙尚志邊講邊比畫，還用草棍在地上畫著。
有人就把馬夫的退敵之策，向孫朝陽報告了。孫朝陽眼前一亮，重新開會，讓這個馬夫老鄉再詳述一遍，當即決定趙尚志為這次戰鬥的總指揮。並許諾如果此戰得勝，就任命他為“朝陽隊”的參謀長。
趙尚志以一部為疑兵，在山中牽制敵軍，大部做好撤離準備，伺機跳出包圍圈。他自己率領一隊精銳，利用夜色掩護，直插賓縣縣城賓州鎮，天亮前趕到就打。
賓州距哈爾濱60公里，為哈東重鎮，平時守備森嚴。這時主力都出發“討伐”“朝陽隊”了，留守部分根本談不上什麼戰鬥力，突然間聽到槍聲大作，立刻慌了。
戰鬥正酣，趙尚志下令停止射擊，單槍匹馬跑到城下大喊：快去報告你們的縣長，就說李育才要跟他談判。文談，打開城門讓俺們進去，那你還是中國人，繳槍留命；武談，那你們就是漢奸，打進城後全按賣國賊治罪！
敵人也不知來了多少人馬，有人知道李育才就是攻打巴彥城的“小李先生”，就更是腿肚子抽筋，就把西城門打開了。
在敵人眼裡，“朝陽隊”就是幫鬍子，實際也真有些鬍子的味道。鬍子規矩多多，基本都是些封建迷信的東西，其中之一，就是無論如何不能走西門——那不是上西天了嗎？
敵人也挺狡猾，可趙尚志還管這個嗎？
敵人根本沒想到對手會來這一手，趕緊回師增援，“朝陽隊”頓時轉危為安。
馬夫當上參謀長，孫朝陽沒有食言。
趙尚志這輩子，無論怎樣跌跌撞撞，命運多舛，都是憑真本事幹出來的。
還得來句“話分兩頭”。
為紀念民族英雄趙尚志，1946年改名尚志縣（今尚志市）的珠河縣，位於哈爾濱東南部。東鄰葦河縣（後並於珠河），西連阿城縣，北與賓縣、延壽縣、方正縣接壤，中東鐵路東線東西橫亙其間，把珠河縣一分為二為鐵路南和鐵路北兩部分，通常稱道南、道北。鐵路沿線城鎮，像烏吉密、珠河街、一面坡、葦河、亞布力等，很早就有外國資本進入。 1932年7月13日，《中共珠河特支給省委的報告》中說：“侵入珠河之外國資本，由日本帝國主義之五常採木公司及在一面坡之商店，法美之大糧商。商品之推銷，日美法中，日本商店佔優勢。白黨（白俄——筆者）之商舖和蘇聯之中東路葦沙河之採木公司，及商店在珠河經濟上有地位。其他中國城市資產階級都是在鄉村，所有土地之地主同時於城市經營工廠、商店。'九一八'事變以前，珠河市場主要是日本與蘇聯之角逐場。事變後，珠河經濟陷入不可收拾之混亂狀態，必然的城市鄉村之勞苦群眾更慘苦地破產，使他們土匪化，向城市鄉村進攻，恣意掠奪，因此，無秩序的經濟更破滅起來。”
1930年8月，珠河縣建立了第一個中共支部，僅有的3名黨員都是朝鮮（族）人。之後改為特支，建立縣委，1932年9月擴建為中心縣委，有黨員47人，活動在珠河、葦河、五常、延壽、方正、賓縣等縣。
像湯原中心縣委一樣，珠河中心縣委自“九一八”事變後，就致力於創建武裝。
珠河地區紅槍會的力量非常強大，高潮期曾有幾萬人，“口號是打胡匪打日（本）”。打胡匪是保家鄉、護地面，打日本是保國家，保家保國挺好的。中心縣委派人到幾支隊伍中工作幾個月，紅槍會潰散後，又試圖收攏人員建立反日武裝，都無果而終。接著又在土地革命的大背景下，派人收編地主的大排隊，結果可想而知。還派人到山林隊中策動譁變。總之，凡是能夠想到，並覺得可行的，都無一例外地行動了，也都無一例外地失敗了，還犧牲了幾名黨員。
這期間最成功、影響也最大、到了還是失敗了的是策動葦沙河偽軍譁變。請看抗聯退到蘇聯後寫的、應該說比較原汁原味的《抗聯三軍史略》中的兩段文字：
一九三三年三月，我們的先烈——金石魁同志，以堅定的革命工作精神到葦沙河“滿”軍中組織了三百餘名滿軍譁變。這一譁變不僅鼓起了中東路沿線的民眾更洶湧的救國熱潮，也不僅鼓起了紅槍會及反日山林隊的鬥爭情緒，而且對“滿洲國”實力給以很大的動搖。珠河反日總會當時為加強在譁變隊伍領導，為勝利進行反日戰鬥計，即刻選拔張連科、金策等十餘名同志到該譁變部隊中去工作，把它變成工農革命軍的團部，一個營、四個連，在“創造蘇維埃紅軍”的口號之下開始行動著。
我們在這一部隊裡著手工作不過半個月，與官兵關係逐漸疏遠，他們都不願接受我們的口號和行動方法。這主要因為當時群眾只知抗日，不知“蘇維埃紅軍”是什麼。就是說，群眾的迫切要求和我們所提出口號不同之故，因而我們同志再不能照舊在該部隊裡繼續工作了，就號召受我們影響下的三十餘名士兵群眾，孤樹起珠河工農革命游擊隊的旗幟。這樣分裂後，不過一個星期，又與在我們影響下的士兵群眾發生意見衝突，我們的武裝被他們解除了。我們誠懇承認，這種分裂，並不是群眾與我們分裂，而是我們因固守北方會議路線的口號所製造的分裂和失敗。
“北方會議”把自己的巴彥游擊隊都搞垮了，在人家的隊伍裡搞這一套，行得通嗎？
“我們的武裝被他們解除”的時間是5月1日——就是這一天，珠河中心縣委接到滿洲省委轉達的“1·26”指示信。
這年春天，珠河中心縣委又派幾名黨員到“朝陽隊”中工作，與“獨行俠”趙尚志不期而遇。可若不是這時已經開始了反帝統一戰線的抗戰路線，還是“北方會議”那一套，等待著即將正式組建的珠河游擊隊的，會不會還是巴彥游擊隊的結局？
“朝陽隊”秧子房掌櫃的李啟東，近四十歲的樣子，中等個頭，圓臉，挺壯實，沉穩樸實中透著成熟、幹練，頗得孫朝陽的信賴。
“秧子房”就是關押人質的地方，“秧子”就是人質，那時都叫肉票。 “掌櫃的”就是管事的、說了算的人（那時夫妻之間，妻子稱丈夫也是“掌櫃的”、“當家的”，丈夫稱妻子“屋裡的”）。鬍子的組織結構，頭領叫“大當家的”，如有副頭領則是“二當家的”，下面分為“里四梁”、“外四梁”。 “里四梁”，一是“炮頭”，即帶隊打仗、衝鋒陷陣的人，要槍法好，生死不懼；二是“糧台”，管理鬍子吃喝的頭目；三是“水香”，掌管紀律和站崗放哨的；四是“翻垛的”，即軍師，有文化，會掐算，鬍子行動都由他推算黃道吉日，奔哪個方向吉利。 “外四梁”，一是“秧子房”，鬍子的主要活動方式和進財之道就是綁票，因而秧子房掌櫃的權力非常大；二是“花舌子”，前面寫過了，即能言善辯、在票主和鬍子之間往來周旋的人，當然是為後者盡力了；三是“探千的”，搶劫前負責偵查、打探消息的人；四是“字匠”，綁到票後，給票主寫信，陳說利害，讓其拿錢贖人，由花舌子送去。 “朝陽隊”雖非純正的鬍子，但也因襲了鬍子的一些東西。
李啟東是珠河中心縣委委員，受縣委派遣，與李根植、姜熙善、樸吾德、樸德山等7人參加“朝陽隊”，做秘密工作，意在組織黨獨立領導的反日武裝。 “秧子房掌櫃的”這個角色，本來就挺引人注目，更兼這7個人都是朝鮮（族）人，那漢話說得利索不利索的，三言兩語就听得出來。那時各地黨組織中朝鮮人居多。趙尚志當然清楚這一點，就不能不留意這幾個人。
“朝陽隊”中認識趙尚志的，都覺得這個馬夫挺神秘的，在李啟東等人眼裡就不能不畫個問號：這人是不是個共產黨呀？就有意接近他，同時向中心縣委報告。
幾十年後，有關黨史專家調查採訪時，有人說趙尚志在滿洲省委工作期間，缺點是冒失。有了兩次坐牢的經驗教訓，這個馬夫在“朝陽隊”的“地下工作”就顯得比較老到、縝密。而且彼此都有意探尋對方，那目光、眼色的感覺，就能碰出火花。待到賓州之戰后孫朝陽兌現諾言，這參謀長和秧子房掌櫃的之間，雖然難以說道明白是種什麼隸屬關係，畢竟可以公開地一起研究工作了。及至滿洲省委回復了珠河中心縣委的報告，就什麼都明白了。縣委把那個頭、形像一說，這人除了趙尚志，還能是誰呀？
出師未捷，先丟黨籍，沒人說得清趙尚志孑然一身走向那莽莽雪野時，是何心境。孤獨？苦悶？悲憤？還是報國有門，可以打鬼子的激動、興奮、自信？乃至於誓死抗戰、馬革裹屍的決心？抑或是兼而有之？而我們從這年8月30日《團珠河縣委關於朝陽隊伍情況給省委的報告》中，卻不難感覺到這個獨往獨來的抗日大俠重新見到黨組織時的心情：
關於趙尚志的問題。他現在部隊裡面，他非常歡迎我們，接受我們的主張。他在朝陽的隊伍中有很大的信仰（尤其破賓州計劃成功之後）。我在上層中的工作須經過他（非同志的關係），可是對黨省委仍然表示不滿意，省委應指示我們對他應取什麼態度。
“非同志的關係”的趙尚志，非常歡迎珠河黨團組織，而對滿洲省委則仍然表示不滿意。這似乎不無矛盾，他似乎應該說說類似“母親打兒子”的話——可那還是趙尚志嗎？
8月上旬，“朝陽隊”聯合幾支義勇軍、山林隊，再次打下賓州城。趙尚志認為賓州城不可久留，沒收敵偽資產補充部隊，應趕緊撤出。孫朝陽和各路首領都不同意，結果遭敵反攻、轟炸，隊伍損失慘重，撤進山里。
自馬夫獻計破賓州後，趙尚志就成了孫朝陽心目中的能人、恩人，器重、信賴，參謀長有職有權。對秧子房掌櫃的也是一樣。得知他們是共產黨後，可就多了個心眼兒。他當然不曉得什麼北方會議了，知道的是共產黨前一段的所作所為。現在講統一戰線了，他這樣的人不是革命對象了，可誰知道你們心裡怎麼想的呀？
10月4日是中秋節，在葦沙嶺大鍋盔山中老林的房子裡，孫朝陽和他的堂兄“容易”，還有“寶盛”，喝酒聊天。這時的“朝陽隊”，孫朝陽的威望大不如昔，趙尚志則如日中天，反對他的人也越發激烈起來。 “寶盛”說大當家的，你那個老鄉要殺你，咱們得先下手。 “容易”說對，先下手為強。孫朝陽不同意，說參謀長能做出這種事？不至於。 “寶盛”和“容易”就一邊勸酒，一邊極力勸說起來。
有個隊員叫王德全，正巧路過那兒，聽到幾句。這人原是巴彥游擊隊的，膽大，反日堅決，趕緊跑去報告趙尚志。趙尚志和李啟東一商量，也覺得孫朝陽不至如此。就決定繼續做孫朝陽工作，實在不行，見機行事，組織武裝譁變。哪知當天晚上，王德全悄悄進入孫朝陽房間，抱出一挺機槍，來見趙尚志。早就心懷叵測的“寶盛”、“容易”等人，已經有所動作了。
沒有證據表明，獨行俠趙尚志來到“朝陽隊”，是想從中拉出一支隊伍。孫朝陽不收留他不仗義，他這個老鄉如果這樣做，同樣是要被人恥笑的。東北淪亡，國家有難，他就是要打鬼子，盡個匹夫的責任。這樣理解，顯然更具可靠性和可信度。但是，事已至此，沒別的路了，當即分頭通知其他人，攜帶槍支離開“朝陽隊”。
黑燈瞎火，急三忙四，臨時分頭通知到六道河子匯合，9個人中少了樸吾德和尹二胖。大家都認為這兩個人完了。 “寶盛”、“容易”把兩個人綁起來，非要殺掉不可。孫朝陽厲聲道：人家是真打日本子的，殺人家幹啥？
兩個朝陽老鄉和抗日英雄的緣分，到此也算了了。
1933年10月10日，湯原游擊隊第一次組建一年後的又一個雙十節，珠河游擊隊在珠河縣道南的三股流正式成立了。
全隊13人，趙尚誌任隊長，王德全是副隊長，李福林為政治指導員。趙尚志他們從“朝陽隊”帶出5支匣子槍、5支馬步槍，還有1挺捷克式機關槍，縣委又送給游擊隊兩支槍，人手一支——人不多，但是裝備齊整，兵強馬壯。
成立大會上，發表了珠河東北反日游擊隊成立宣言、鬥爭綱領，宣讀祝賀楊靖宇領導的南滿東北人民革命軍第1軍成立的賀電。最後，趙尚志帶領全隊官兵鳴槍宣誓：
我珠河東北反日游擊隊全體戰士，為收復東北失地，爭回祖國自由，哪怕槍林彈雨，萬死不辭；哪怕赴湯蹈火，千辛不避，誓死武裝東北三千萬同胞，驅逐日寇陸海空軍滾出滿洲，為中華民族的獨鬥（立）、解放奮鬥到底。
從此就有了後來北滿最具戰鬥力的抗聯3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