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範學校少年們啊，學習要努力，
人人都做模範少年，天天要向上；
你也當，我也當，都把模範少年當，
你也當，我也當，都把列寧少年當。
模範學校少年們啊，要學列寧主義，
要當列寧好少年，要學列寧好思想；
你也學，我也學，都學列寧好思想，
你也學，我也學，都學列寧好思想。
過渡時期不會長，共產主義不遙遠，
那個時候新社會，定是人間好樂園；
要建設，要建設，社會主義靠我們，
要建設，要建設，社會主義靠我們。
離休前為黑龍江省政協副主席的李敏老人，編選了厚厚一大本《東北抗日聯軍歌曲選》（共403首）。老人說，這首《模範學校校歌》，是她這輩子學會的第一首革命歌曲。
比李敏大七歲、離休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局副局長的李在德老人，新中國誕生後任政務院（國務院）秘書廳秘書處機要秘書，負責保管機要文件、國務院公章和周恩來總理的印章，人稱週總理的“掌璽大臣”。 1929年唱這首歌時她十二歲，那時她和李敏都住在黑龍江省湯原縣梧桐河村。
湯原縣位於黑龍江省中東部，哈爾濱市東北面。因一條梧桐河而得名的梧桐河村，正處於松花江下游與梧桐河的匯合口，水土豐美，自然引來人居。村子又分為河東、河西兩部分。而無論當年還是現在，“村”字大都是寫在紙上的，北滿鄉間人們掛在嘴上的是“屯”、“屯子”，南滿則大都叫“堡”（音pu）、“堡子”。
1928年初春，這個清一色為朝鮮（族）人的屯子，來了三個挺受歡迎的陌生人。為首的一個三十多歲，身材魁梧，嗓音洪亮，沉穩幹練，一口流利的中國話，這就是後來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副首相、人民委員會委員長崔庸健，這時的名字叫崔石泉（為避免引文中引起混亂，本書沿用此名）。他在朝鮮進行革命活動被日寇通緝，流亡中國，曾在黃埔軍校任教官，參加過廣州起義。另一個朝鮮（族）人張仁秋，個頭比崔石泉還高，外號“張大個子”，黃埔軍校畢業。還有一個姓王的漢族人，都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後來又陸續來了一些人。半個多世紀後，李在德、李敏還能記得的是蔡平、金志剛、李春滿，幾乎都是朝鮮（族）人，一看就是有相當文化的人。還有兩個女的李秋岳、張英華，二十歲上下，留著男孩子似的少見的分頭，讓屯子裡的人嘖嘖稱奇。
他們都是受滿洲省委之命，到梧桐河辦學開展革命活動的。
朝鮮民族歷來重視教育，無論流落到哪裡，再苦再窮，只要有十幾戶人家，就要湊錢辦所學校，把孩子送去讀書。梧桐河村有幾十戶，只是難覓一個夠格的教書先生，這事也就不得不耽誤下來了。這回不請自來了這麼多有學問的先生，自然喜不自勝、歡迎不迭了。
李在德當年就上學了，李敏是兩年後六歲時背上書包的。
剛建校時只有30多個學生，兩年後擴大到200多。連湯原縣城，以及依蘭、富錦、集賢等鄰縣，也有人把孩子送來讀書。
白天給孩子上課，晚上辦農民夜校，學文化，搞演講。講馬列主義，講蘇聯的十月革命，講中國共產黨在南方領導人民鬧革命，中國和朝鮮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那時人人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有書念，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還教唱歌曲，《紅旗歌》、《國際歌》、《紅軍歌》，等等。一到晚上，屯里人都來了，老人孩子也不例外。許多人聽不懂，那也崇拜呀，說這些先生了不得，哪國的事都知道。
如果在奉天、吉林（吉林市，當時的省會）、哈爾濱，不用別的，就憑這些歌，特務或軍警早出動抓人了。山高皇帝遠，滿洲省委的指示來得也晚。 1930年已是李立三路線末期，9月中央指示現在進行農民暴動和建立蘇維埃的條件尚不成熟，湯原縣還在積極準備暴動。 11月，梧桐河模範學校開辦軍事訓練班，學員是各地選派的積極分子和本校高年級學生，辦了3期，每期3個月，培訓140多人。這些人大都入黨了，“九一八”事變後成了湯原地區黨和軍隊的骨幹，其中師團領導就有10多人。他們和模範學校的這些教師，90%以上都在抗戰中犧牲了。
在崔石泉領導下，建校當年秋天就發展了第一批5個黨員，李在德的母親金成剛為其中之一。第二年建立了蘇維埃政權，組織了農會、赤衛隊、兒童團。赤衛隊員都是青壯年農民，武器除了幾桿老洋砲外，就是棍棒、農具。李敏的父親李石遠是赤衛隊的小隊長。李敏、李在德都是兒童團員。為了準備暴動，屯里人炒炒麵，做乾糧，殺牛把牛肉切成塊兒，放在熱炕上烘烤牛肉乾，把房子都烤著了。
梧桐河村成了遠近聞名的“紅地盤”。
東北民間管“蘇區”、“紅區”叫“紅地盤”。 “九一八”事變後，在南滿建立了抗日政權的地方，則被稱之為“中國地”，生活在“中國地”的人就不是亡國奴了。
這裡需要介紹一下朝鮮人在東北的移民史，和他們在“九一八”事變前後的生存狀態。
朝鮮與中國僅一江之隔，冬天冰封雪裹，往來如履平地。逢上天災，或是戰亂，就越江北上，進入中國東北。這歷史可追溯到17世紀初葉。早期移民大都聚集在東邊道和東滿地區，後來逐漸深入腹地，乃至遙遠的北大荒。據民國政府統計，“九一八”事變前東北境內的朝鮮（族）人為94萬，佔當時朝鮮海外移民的67%左右，其中加入中國籍的近10%。就是說，30個東北人中，差不多就有1個朝鮮（族）人。 “八一五”光復後，絕大部分都加入中國籍，只有少數回了故國。
與我的祖輩闖關東相似的，是早期的朝鮮移民，多因饑饉，屬逃荒性質。日本侵占朝鮮，特別是1919年爆發“三一”運動後，移民達到高潮，政治因素也越發明顯起來。在朝鮮平安南道介川郡出生的李在德，父親就是為了躲避搜捕，帶著一家人越界來到安東（今丹東）的。父親和一些同志不時回國執行任務，1922年在新義州被捕犧牲。有了這樣的經歷，母親成為梧桐河村第一批共產黨員中的一個，也就不足為奇了。
許多朝鮮仁人誌士流亡東北，在近代共產主義運動還未興起前，把東北作為反抗日本、從事獨立運動的根據地。一些人還繼續北上蘇聯，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遼寧省興京縣（今新賓縣）有個叫李東寧的年輕人，在蘇聯參加了十月革命，還受到列寧接見。回到興京後，在東山溝辦了個“馬列主義學院”。開學典禮上，紅旗招展，鼓號喧天，李東寧留著馬克思式的大鬍子，穿西服，人稱“馬克思服”。當地民國官員不知怎麼回事兒，也跑來看熱鬧。新中國成立後，北京有關專家聽說後不信，說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新賓1918年就有“馬列主義學院”了？笑話。
本書將會陸續寫到的、後來成為朝鮮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像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等，都是在東北參加抗戰的民族英雄。
而“九一八”事變後，在滿洲省委領導下的各級黨組織和游擊隊，其成員大都為不甘忍受日本殖民者統治壓迫，奮而反抗的朝鮮（族）人。
1931年3月17日，《中共南滿特委工作報告第二號》中說：“現在南滿黨員共二百人”，“中國人七，韓國人一百九十三”。
1932年9月2日，《中共滿洲省委報告第一號》中說：“我們黨的基礎是建築在少數民族韓國人身上，所有中國同志還不過一百餘人。”
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在給中央的《關於最近滿洲工作的報告》中說：“總計全省黨員共有2500多人（奉天、大連除外）”，“中國人40%弱，韓國人60%強”。
毫無疑義，這些朝鮮民族的中共黨員，是最初的東北抗戰的中堅力量。
與此對應的，是那些為虎作倀、被稱做“二鬼子”的朝鮮（族）人。
筆者上個世紀末採訪的七十歲以上的老人，提起偽滿時期的朝鮮（族）人，都說那時高麗人“打腰”（吃得開）呀。
自1910年“日韓合併”，日本帝國主義將朝鮮完全變為自己的殖民地後，日本即推行其“皇民化”政策，以所謂“內鮮一體”（“內”即日本本土，“鮮”即朝鮮）為名，宣稱日本人與朝鮮人“同根同祖”，都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在中國東北，“九一八”事變後，日偽當局則宣揚“五族協和”，“日鮮蒙滿漢”，侵略者把自己列為五族之首，朝鮮（族）人排第二，培養他們的優越感。方法是任用朝鮮（族）人當官吏，各種配給也優於後三族，學生入學也格外照顧。把滿族排到倒數老二的“滿洲國”，蒙族滿族漢族人被徵入伍，是當“滿軍”；朝鮮（族）人就參加關東軍，成了“皇軍”。如此“打腰”，當然不是白給的，你得改成日本姓名，忘了祖宗，替日本人賣命，做走狗，當炮灰。
“我來奉天上任之初，曾就此事與田中首相進行過充分的商談，一致認為，應致力於對朝鮮人的保護與扶持，以作為解決滿洲問題的重要手段。”“利用朝鮮人向滿洲進行滲透，總比日本人拋頭露面更富於隱蔽性。”
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講這話時，還是“九一八”事變前，所以用的是“滲透”、“隱蔽性”的字樣。
鎮壓，收買，挑撥離間，製造民族隔閡。 “隱蔽性”是什麼時候都忘不了的，日本人明白利用走狗的好處。對於漢族人，說高麗棒子共產黨，和日本子一樣沒安好心，想佔滿洲的地盤；對於朝鮮（族）人，說滿洲人是鬍子，你們不當日本子的亡國奴，幫著他們把日本子打走了，不還是給他們當亡國奴嗎？侵略者給予朝鮮（族）人的特殊利益，使一些漢族人的仇日心理不自覺地轉移到朝鮮（族）人身上。一些朝鮮（族）人則依仗日本人撐腰，強佔漢族農民的土地，打罵漢族人。一些漢族人也以牙還牙。有的山林隊不分青紅皂白，見到朝鮮（族）人就以走狗論處。
1932年7月13日，珠河特支在給滿洲省委的報告中說，中韓民族感情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挑撥下，相當惡劣。
1935年前後，蘇聯將居住在遠東地區的朝鮮人集體遷移到中亞的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原因不言自明。
在對應的兩端之間，更多的朝鮮（族）人是選擇了老實幹活、種地。
朝鮮人善種水稻，移民東北，也把種植技術帶到東北。那時在鄉間看到稻田，就能看到穿著白色衣褲的朝鮮（族）人，就知道是“高麗屯”了。據“九一八”事變前的不完全統計，當時東北有17餘萬垧（一垧為15畝，或10畝，故有“大垧”、“小垧”之別，一般北滿為大垧，南滿為小垧）稻田，90%以上為朝鮮（族）人耕種。朝鮮（族）人之家非常簡單，除了農具，一點兒炊具、鋪蓋外，幾乎就沒有什麼了，連雞鴨鵝也很少飼養。這是為了遷移方便。所到之處全是荒野，第一年地租全免，第二年開始交租，3年後達到5成左右。加上“二地主”（又叫“二房東”，類似於今天的二次承包人）的盤剝，地租可達七成，拼死拼活干一年，也難糊口。逢上災年，那就只有繼續遷移、逃難了。
那時人們管水稻、稻子叫“精子”，大米叫“精米”。如今東北鄉間八十多歲的老人，一些人仍然叫“精子”、“種精子”、“精米”、“精米飯”。筆者小時也這麼叫。寫這些，是因為後面還將寫到“精米所”，在此先做解釋。
如今都說“朝鮮人”、“朝鮮族人”，當年的文件上大都是“韓國人”，民間大眾則叫“高麗人”，有的還在高麗後面加個“棒子”。不光有“高麗棒子”，還有“山東棒子”。東北為移民之鄉，主要是山東、河北兩省人，後者被稱做“河北老奤（音tai）”。像後面將會寫到的抗聯9軍軍長李華堂，河北灤縣人，就被稱做“李老奤”。 “老奤”的出處和意味，筆者未能尋得。山東人倔、直，說話、辦事不大會拐彎，像棒子似的。朝鮮（族）人性格和山東人差不多，就都被加個“棒子”，不無貶義，卻也貶不到哪兒去。 1939年除夕夜，金日成和抗聯1軍老兵文廣魁，在黑龍江省東寧縣片底子密營，金日成說：你是“山東棒子”，我是“高麗棒子”，咱倆搓包米棒子煮包米粒子，這叫“三棒子過年”——此為後話了。
李在德的父親犧牲後，在安東待不下去了，母親帶著她和六十多歲的奶奶，老少三代三個女人，北上哈爾濱，又輾轉來到梧桐河，也是種稻子。
在梧桐河出生的李敏，父輩的人生軌跡，也和李在德差不多。
李敏老人說，那時他們管中國叫“大國”。有時在屯子里和小伙伴玩，看到東北軍來了，就往家裡跑，說“大國”的兵來了。
“九一八”事變了。下雪之時陸續見到北撤的東北軍，許多是潰兵。誰家有大姑娘、小媳婦都提心吊膽的，有點兒風聲趕緊藏起來，平時則把鍋底灰抹臉上，再盡可能穿得破爛點兒。而今中國和世界都在選美，那時就是競醜了。這樣，一旦躲避不及，也能降低點兒風險。
“耍正月，鬧二月，瀝瀝落落到三月。”說的是東北人過春節，在吃著“好嚼裹兒”（東北方言，指“好吃的”）的同時，也開始了一年中最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各村鎮都組織秧歌隊，扭秧歌，踩高蹺，二人轉等戲班子也空前活躍，走村串鎮演出。這樣鬧騰到3月，鑼鼓、嗩吶聲逐漸息了，莊稼人就開始張羅備耕，為一年的生計忙碌了。
湯原中心縣委（中心縣委相當於地委，領導湯原及周邊的依蘭、通河、富錦、佳木斯等地的黨組織）書記李春滿，根據滿洲省委指示，決定組織幾支宣傳隊，進行反日救國宣傳活動。
湯原縣委以模範學校學生為骨幹，組織了一支長征宣傳隊。東至與蘇聯接壤的蘿北，東南到達富錦，西南深入依蘭北部山區，歷時40天，行程千餘公里。每到一地，鑼鼓一響，一會兒就聚攏幾十上百，甚至幾百上千人。秧歌扭完了，或是正在興頭上，鑼鼓家甚一停，就開始講演。能歌善舞的編在表演隊，口才好的編在講演隊。講日本子發動了“九一八”事變，馬上就要到咱這地界來了。講日本子佔領朝鮮17年，在朝鮮都乾了些什麼壞事，朝鮮亡國的前車之覆，就是中國的後車之鑑。中韓民族團結起來，萬眾一心，把小日本子趕出去！
四十多人的宣傳隊，十五歲的李在德是最小的女隊員，這也是她參加的第一次抗戰活動。她是表演隊的，每天除了扭秧歌、跳舞，就是走路。冰天雪地嘎嘎冷，經常在齊膝深的雪中跋涉。先是腳打泡了，後是腿也腫了，她一聲不吭。到個屯子真想歇一會兒呀，可一看到鄉親們圍上來，就什麼都忘了。
一些偏遠地區的群眾，還不知道“九一八”事變。這回聽說了，都罵“媽個巴子”，說這還了得，可不能當亡國奴，咱們得跟日本子乾！
抗聯後期名將、離休前為黑龍江省政協副主席的王明貴，離休前為黑龍江省省長的陳雷，就是聽了宣傳隊的演講後，走上抗戰之路的。
李在德第一次見到鬼子的時間，記不大準了。日軍是1932年春進占下江（松花江下游）地區的，5月20日占領佳木斯，10師團熊谷旅團倉石聯隊的一個小隊侵入湯原縣城，駐在“聚木號”——自然應該在這之後了。
那天早晨，母親讓她去鄰村送封信。母親是湯原縣委委員、婦女主任。她常替母親送信，周圍的屯子都跑遍了，十幾里、幾十里，約上兩個小伙伴就走了。
回來快進屯時，路邊草垛旁站著四個鬼子。一身黃軍裝，腰束皮帶，腦後背著鋼盔，手裡端著上了刺刀的三八大蓋，衝著三個小姑娘嘰里哇啦地吼叫著。
李在德兵見得多了。穿著灰不灰、藍不藍的軍裝的東北軍，冬天穿烏拉（東北地區冬天穿的鞋，用皮革製成，裡面墊烏拉草。——編者註），戴狗皮帽子。還有百姓打扮的，不是兵卻扛著槍，禍害老百姓的鬍子。這麼一尋思，好像也沒怎麼尋思，心頭已明白幾分，知道眼前就是他們天天喊著要打倒的日本子。那明晃晃的刺刀怪駭人的，不過讓她多看幾眼的，還是那鋼盔。參加抗聯後，她也戴過鋼盔，當然是繳獲的，平時也那樣背在腦後，還用它燒水做飯煮野菜。可這一刻，她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就挺奇怪，這日本子打仗，怎麼還都背口鍋呀？
兩個小伙伴都比她小，見的世面也少，都嚇哭了。後來她想，如果媽媽在身邊，她也可能會哭的。這時就想，俺可不能哭，得挺住，一顆心還是突突直跳。再一想，父親就是眼前這樣的畜生害死的，不由就攥緊了拳頭。
鬼子大隊和一些偽警察早已進了屯子，挨家挨戶搜查、詢問共產黨。好多黨團員就在屯子裡，大家都咬定不知道，這裡沒有共產黨。紅地盤的人，心齊呀。
敵人把人都驅趕到個場院裡，四周站上崗，迎面架起機關槍。一個留撮“鼻涕胡”的軍官，“嘰里哇啦”一陣子，一個偽警察就翻譯一陣子，翻來覆去就是兩層意思：一是“大日本皇軍”是來建設“王道樂土”的，你們不要害怕；二是誰看到共產黨的行踪，要馬上報告，皇軍大大的有賞，知情不報，就死了死了的。
“'王道樂土'——死了死了的”歇後語，先是出自模範學校學生之口，很快大人小孩都傳開了。
見押過來三個小孩，那個偽警察就上前問：你們都是這屯子的嗎？李在德說是。偽警察又問：你知道這屯子誰是共產黨嗎？李在德說：俺不知道什麼叫共產黨。偽警察搡了李在德一把：共產黨就是共匪，不說實話宰了你！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十五歲的小姑娘，這時反倒更加鎮定了：俺只見過幾夥扛槍的人，進屯子搶東西，把俺們都嚇跑了，不信你問大夥。
一個鬼子指著人群前邊一個三十多歲的壯漢，咕嚕了一句什麼，然後用三角眼瞪著李在德。那個偽警察就指著壯漢道：他是不是共產黨？
一個屯住著，都認識，不知道名字。就說：他是崔大叔，莊稼人，種地的。
崔大叔確實不是共產黨，但她看到了幾個共產黨，而且估摸著母親也在人群裡。
後來，屯里人一提起李在德，無不嘖嘖讚歎，說這小丫頭真“砬茬”（精明強幹、不好惹）呀！
第二年秋天，出了叛徒。就一個叛徒，縣委書記裴治雲、縣委組織部長兼團縣委書記崔貴福、縣委婦女主任金成剛，還有9個黨團員和積極分子，就被日本憲兵和偽警察抓走活埋了。這些烈士和那個叛徒，都是朝鮮（族）人。
從朝鮮到中國，李在德的父母都死在日本鬼子手裡。
母親犧牲前，她就要求參加游擊隊。她中等個頭，端莊漂亮，性情溫和，舉止嫻雅，像個大家閨秀，沒人會把這樣一個女孩子和槍聯繫在一起。自那次把鬼子和偽警察糊弄得沒了脾氣，在鬼子的淫威下展示了她的另一面，這個小丫頭就在人們的心目中一下子高大起來。可她畢竟太小了，而且通風報信什麼的，母親身邊也不能沒個幫手。
現在，縣委垮了，游擊隊已經垮了兩次。縣委委員夏雲傑臨危受命，接任縣委書記，重新組建縣委和游擊隊，李在德又要求參加游擊隊。
黨員裴成春大姐說：她一個小丫頭，留在地方怎麼辦？到隊伍上大家可以互相照顧。
見夏雲傑沉默不語，有人點頭，有人搖頭，有人嘆口氣，說這丫頭太可憐了。
李在德說：俺不要人可憐，俺要報仇！
後來的抗聯6軍軍長夏雲傑，摸著李在德的腦袋，聲音有些哽咽：好孩子，要你了。
她成了湯原游擊隊最小的隊員。
離休前為黑龍江省顧問委員會委員的王鈞老人，祖籍河北省永樂府樂亭縣王家莊子。父親年輕時闖關東，顛沛流離到了湯原縣三道流，1914年他就出生在那裡。
5月日寇佔湯原，8月松花江發大水，兩岸一片汪洋，房倒屋塌，糧食絕收。水落後，瘟雞瘟狗又瘟人，王鈞的兩個哥哥先後死去。戰亂加天災，遍地起鬍子。一天來了幫報號“傻子”的隊伍，把父親和大侄子綁走了，送“葉子”（“信”，鬍子黑話，又稱“海葉子”）的“花舌子”（鬍子綁到票後，在鬍子與票主之間往來送信、聯繫的人，叫“花舌子”）捎信說，要大嫂的改嫁錢。鬍子的眼線靈著呢。晚上又來幫“砸孤丁”（小幫鬍子，只有幾個人，又稱“棒子手”、“小線”）的，進屋用槍把人逼住，把王鈞和四弟吊在房椽子上，用槍托打母親要錢。兩個哥哥治病借好多債，那點兒錢都還債了，哪還有呀？幾個惡鬼把飯鍋拔下來，把母親綁在鍋灶上，下邊架火燒。又把五歲的小弟弟抓過來，拽起一隻胳膊，用油燈燒腋窩。王鈞和四弟瞪眼瞅著，眼珠子都要冒出來了。
報仇！
屯子裡來了個貨郎，擔子顫悠悠的，手中搖晃著撥浪鼓，一路吆喝著“花生煙卷芝麻糖，針頭線腦小花布……”見有人圍上來，放下擔子，手上忙著，嘴裡也不閒著：老少爺們儿哪，咱們的東三省叫日本子佔了，咱們都成亡國奴啦！小日本子在南邊殺老鼻子中國人了，咱們這旮旯也沒幾天好日子過了。黑金河有個叫宋竹梅的，是紅槍會的司令，帶隊伍去佳木斯殺了不少日本子，那才是咱湯原縣的好漢呀。
見人們聽得挺認真，貨郎嗓門兒更大了：不少屯子都拉隊伍和日本子乾上了，咱們屯子這麼多老少爺們儿，也不能瞪眼等著，讓日本子來糟蹋禍害呀！ ……
王鈞對拉隊伍感興趣，就插了一嘴：你說拉隊伍的是哪個屯子呀？
貨郎看他一眼，低頭收拾貨郎擔子，說俺是賣貨的，說說外面的事熱鬧熱鬧，人多讓大傢伙兒多買俺的貨。
見王鈞有些失望，就壓低聲音道：老弟真想買貨，到後屯劉會民那去一趟就有了。
王鈞就去了劉會民家。前後屯住著，都認識。這劉會民人稱“劉大哥”，在屯子裡是個有影響的人物，他的弟弟和大兒子，還是王鈞的同學。這天晚上，王鈞平生第一次聽到“共產黨”、“階級”、“階級鬥爭”、“土地革命”等新名詞，似懂非懂中，覺得有道理，卻又有股說不出來的什麼勁兒，好像離他和屯子裡的人挺遠。
六十多年後，王鈞老人說，要是劉會民光講這些，說不定今天我還在三道流當農民呢。
10月10日叫“雙十節”，是中華民國的國慶節。
1932年的這一天，從黑金河到半截河子屯的官道上，急匆匆走著五個年輕人，身上背著麻袋和背包。時令已是初冬，河邊結了冰碴兒，莊稼人都在場院裡忙活著。
進了屯邊一個破土圍子，放下東西，為首的趙華瑞和李福臣對視一下，趙華瑞開口道：一會兒同志們就到了。 “今兒個”（今天）不同往常，今個是咱們拉隊伍的日子。咱們都是管事的，一會兒“自己個”（自己）要說什麼、幹什麼，都再尋思尋思捋一捋，別到時候弄得“禿嚕反帳”（囉囉唆唆）、“半拉克嘰”（丟三落四）的。
第一個趕到的小伙子，不到二十歲的樣子。空筒子棉襖半敞著，黑夾褲上縫了不少補丁，一雙牛鼻子傻鞋。進土圍子摘掉狗皮帽子，剛剃的光頭上熱氣騰騰。
小伙子從兜里掏出個紅布條，不知道交給誰。趙華瑞接過來，看看上面的號數，對上花名冊上的號數、姓名，高興地拍著小伙子的肩膀：你是咱們紅軍游擊隊的第一個隊員。
每個隊員都有個寫著數字的紅布條，從1號到45號。這一天，身上揣著紅布條到這半截河子屯來的人，就是紅軍了。都是各區委選送的，其中1/3為黨團員，其餘為積極分子，當時叫“堅決分子”，朝鮮（族）人佔一多半。還有三個女隊員，也都是朝鮮（族）人。 80%以上為農民，其餘的是鐵路工人、金礦工人，還有幾個獵人。
有兩個人沒來，一個病了，一個被父母看住了——後來也都參加了。
李福臣喊站隊、站隊。莊稼人沒排過隊，有的也不大明白“站隊”是什麼意思，念過書的明白，就很認真、嚴肅地亂了一陣子。
趙華瑞講話：同志們！從今個起，咱們的隊伍就拉起來了，大傢伙兒就都上隊了。咱們不是張學良的見了日本子就跑的奉軍，更不是禍害老百姓的鬍子，咱們是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是打日本子、打地主老財和走狗的紅軍。亡國奴的滋味不是人受的，老百姓都指望著咱們這些人，咱們要保護咱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不受日本子欺負。咱們都是黨團員和堅決分子，咱們要給中國人做臉爭氣，就是讓日本子打死了，也不能裝熊！
李福臣宣布紅軍游擊隊紀律，聽從領導，服從指揮，維護群眾紀律，不拿群眾東西，尊重婦女，作戰勇敢，關心階級兄弟，等等。
接著宣布編制為一個中隊，中隊長李福臣，支部書記趙華瑞，下設3個小隊，也都任命了負責人。
李福臣和趙華瑞打開麻袋，開始分槍。
1支俄造連珠槍，1支別拉彈克（一種威力很大的俄造單發獵槍），兩支匣子槍，10來支鐵公雞（一種單發手槍），剩下的都是老洋砲。這些槍是“九一八”事變後，縣委積攢的家底，有花錢買的，大都是各級黨組織收集的。
李福臣說沒分到的別生氣，咱就這些本錢，有了本錢就能生利。
鬍子還有個報號呢，這紅軍游擊隊叫個什麼名字呀？有的說咱們是湯原人，叫“湯原游擊隊”。有的說縣委講“創造蘇維埃紅軍”，就叫“湯原紅軍”。都覺得叫“紅軍”沒錯，“湯原”兩個字也得有，那也得從全國往下排呀？有人說全中國有多少紅軍，怎麼排的，俺不知道，聽說南滿有個32軍，這麼排，咱們就叫“中國工農紅軍33軍湯原游擊隊”吧。
紅33軍湯原游擊隊，就這麼誕生了。
近一半人徒手的游擊隊，向山里進發，去楊家屯繳地主楊發的槍。
楊發家的大院套，青磚圍牆兩人來高。那時去個屯子，老遠就能看到這樣的大院套。東北鬍子多，民間槍也多，有錢人家高築牆，養槍養砲手，防鬍子。像湯原縣太平川姓耿的大糧戶，有300多支槍，4支手提式，2挺機關槍，10門小鋼砲，砲手能編制一個營。砲手把鬍子打死在院裡院外，東家賞錢不一樣，院裡加倍。那時誰家養個有名的砲手，打槍百發百中，就能鎮住一方鬍子，當然東家是要出大價錢的。一些較大的村屯還組織隊伍，有錢人出錢，當頭，窮人出人，叫個“自衛團”什麼的，民間都叫“大排”、“大排隊”。 “九一八”事變後，遍地起鬍子，連一些縣城的有錢人也紛紛組織各種武裝，保護地面。
兩個壯漢蹲在牆根下，一個更壯的漢子在上面，把塊綁著繩子的百來斤的大石頭，“咕咚”一聲過牆去，一個個就拽著繩子翻過牆去了。
鬍子偷襲、搶劫有錢人家，常用這法。沒吃過肥豬肉，也見過肥豬跑——這回游擊隊也“吃”上了。
楊髮披著棉襖，三步並作兩步跑出屋，黑燈瞎火辨不清進來的是些什麼人，點頭哈腰地說兄弟們屋裡坐。又回頭喊老婆：屋裡的，快掌燈，給兄弟們燒水。
趙華瑞說：楊發，你聽好了，俺們是打日本子的紅軍游擊隊。反日救國，人人有責，日本子來了，你的日子也不好過。俺們游擊隊缺槍使，你老楊那5支槍放著也生鏽，先借給俺們用用，俺們打借條，打完日本子就還你。
大兄弟講得有道理，俺楊發也是中國人，早有心反日。只是這槍是前幾年的事了，這兩年兵荒馬亂的，早叫鬍子起走了。楊發點頭哈腰地哭窮。
李福臣道：你那槍埋在哪場，俺們早知道，不信，咱們去起？勸你還是趁早放明白些，給自己個留個反日的名聲，比什麼都好。
那是，那是。這小子還想繼續耍賴，李福臣和趙華瑞的匣子槍，就從腰間拔出來了。
有人是捨命不捨財，楊發是要命不要槍，其實哪至於呀。如果就是一口咬定沒有了，那也就是翻一翻。沒翻到，有人氣不過給他幾下子，趙華瑞還得趕緊制止。
從地窖裡抱出5支三八大蓋，包著油布，烏油發亮，大家樂得合不攏嘴。
老楊，謝謝你了，打日本子有你一份功勞。李福臣說著，帶隊伍走了。
出師得勝，大家興致很高，繼續向山里進發，去創立蘇維埃政權。
一去二三里，
煙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宋朝理學家紹雍的這首《蒙學詩》，就算是不知哪朝代的何方人士寫的，詩中的景象，也肯定與這片生我養我的黑土地無緣。
以很零星的農家形成農村，一般的相隔數里或數十里，有幾家或十幾家的農村家（聚居的至多十幾家）。多半以一地主的土地形成一村，在這一地主之下住有一、二十家佃農。
這是1930年5月22日《張光前關於清原、柳河一帶農村狀況的調查報告》中的一段話。清原、柳河屬南滿，南滿是東北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在北滿，人稱“八十里為鄰居”。而在北大荒就是走上幾百里，有時也難得見到一戶人家。 “棒打狍子瓢舀魚，野雞飛到飯鍋裡”，怎麼會是這樣子呀？因為它們世世代代、祖祖輩輩都沒見過人，不知人為何物，瞅著稀奇，不知躲避，甚至想親近你，你就棒打瓢舀鍋裡燉吧。
如今到哪兒要住賓館，到鄉下也得找個小店住下。那時到鄉下見到人家就進去，叫“討宿”、“討個宿”，主人吃什麼，你就吃什麼，不用見外。再窮的人家，大子小豆飯就鹹蘿蔔疙瘩也管夠。那時見到個外人稀罕、親哪。 “老客”從哪疙瘩來呀？ “老客”通常指生意人，屬尊稱，類似於今天的師傅、老闆。俺從“山東家”來。東北大都是山東移民，最初闖關東的都是俗稱“跑腿子”的打工漢，春來秋去，提起山東要帶個“家”字。俺祖上也是山東家的，你是山東家哪疙瘩的呀？越嘮越近，黑燈瞎火嘮半夜。
那時在北滿，“到哪兒都能刨兩垧地”。從關里來的“跑腿子”，有的給種糧大戶扛活，叫“扛年頭”、“吃勞金”，有的搭個窩棚，人稱“跑腿子窩棚”，開荒種地。看到哪兒冒起縷炊煙，有伴了，高興啊，跑去看，嘮得熱乎呀。這家哥幾個，認識老大的，就叫那兒“劉老大屯”，認識老二、老三的，就叫“劉老二屯”、“劉老三屯”，逐漸統一為“劉家屯”。或者在當地娶個媳婦，或者回山東家把家小帶來，劉家屯就人丁興旺起來。說不定什麼時候，或者一場洪災，房倒屋塌，或者一場被稱做“瘟病”、“瘟人”的傳染病，劉家屯就沒了。
如今被稱為“紅松之鄉”的伊春，全市行政區劃面積32759平方公里，1939年只是湯原縣一個行政村的轄區，叫帶嶺村。如此，讀者就不難想見當年那地方是多麼空曠、荒涼了。
在數百里荒無人煙的沼澤中，僅有的三五百戶的村莊上，建起離群獨居的蘇維埃。
這是“北方會議”決議中的一句話。北方會議的決策者，對北滿的地理性狀好像挺熟悉。如今北大荒一望無際的良田，當年大都是沼澤地。而且好像還有實踐為依據，因為“九一八”事變前，在那山高皇帝遠的梧桐河，共產黨人不就建立過自己的紅地盤嗎？只是“幾百里荒無人煙”，“離群獨居”，又談何發動群眾進行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呢？不管三七二十一，建起蘇維埃就是目的嗎？
但是，中央指示是必須執行的，省委、縣委就是這麼要求的。現在，湯原游擊隊就去嘗試、實踐了。他們不是去荒無人煙的沼澤地，而是到湯原北部小興安嶺的茫茫林海，在這個兵荒馬亂的世界上尋找一塊世外桃源，“建起離群獨居的蘇維埃”。
關於這次無論當時，還是現在，無論怎麼看都是匪夷所思的行動，親歷者幾乎都在後來的抗戰中犧牲了，沒有留下任何文字和活的資料。而無果而終，則是從一開始就注定了的。沒有人煙，沒吃沒住的，老天爺也繃起臉色，風雪一陣緊似一陣，繼續盲目地走下去，那後果是誰都有數的。
縣委決定，繼續奪槍，把徒手隊員都武裝起來。
沒槍不能打日寇。槍少，裝備不好，各色武裝也隨時可能吃掉你。
目標是梧桐河福豐稻田公司的保安隊，硬打不行，得智取。春節前公司要開佃戶會議，選些隊員混進去，鳴槍為號，裡應外合，一齊動手。
各地游擊隊成立之初，通常都是對地主武裝、小幫鬍子下手，幾支十幾支地奪槍。之後，才是在戰鬥中從日偽軍手中奪槍。
離春節還有一個來月，隊員暫時放假回家。槍怎麼辦呀？回來的路上，有個隊員帶槍開小差了。就決定把槍收上來，分幾捆包好，藏在稻草垛裡。
來了幫報號“榮好”的鬍子，六十多人，還有機關槍。把青壯年看住，就要錢要肉，不給就到處翻。那時有錢人家，為了防備鬍子，平時都把點值錢的東西藏起來。鬍子有經驗，在屋子裡翻箱倒櫃，在外面用槍探條這裡捅捅，那裡探探，沒找到什麼好年貨，倒是發了筆意外之財，把槍都翻出來了。
李福臣和趙華瑞恨不能一頭撞死：怎麼就沒防備這一手呀？
媽個巴子。李福臣鐵青著臉，也不知道罵誰：利沒生著，老本都賠進去了。
話分兩頭。
湯原游擊隊的領導人，中小隊幹部，或者是有點兒文化的莊稼人，或者一個大字不識的莊稼人，共同的特點是對軍事一竅不通。中心縣委就不斷向省委報告，要求派調軍事人才。就在湯原游擊隊組建沒幾天，3個人到了。原本是讓他們領導湯原游擊隊的，這時游擊隊已去小興安嶺建立“離群獨居的蘇維埃”了，就派3人去依蘭做兵運工作，再拉起一支隊伍。
王永江、楊樹明和張旋風都是行伍出身。王永江當過排長，他和楊樹明在“中東路線事件”中作戰被俘，在蘇聯待過半年，回國後加入共產黨。王永江三十來歲，大眼睛，細眉毛，單眼皮，中等身材很結實，“九一八”事變後一直做兵運工作，人稱“士兵王”。這人腦瓜聰明，能說會道，張口“馬克思說”，閉口“列寧講”，用當時大家的話講，“馬列主義呱呱的”。那時中心縣委以下黨內，誰能引用一句馬克思、列寧的話，立刻會被高看一眼。大家都覺得這人有真經，出馬一定成功。楊樹明年紀大些，老成持重，話語不多，心中有數，人們都叫他“老楊”。張旋風年紀最小，讀過幾年書，心直口快，一口濃重的山東腔。
依蘭縣的山林隊中，有不少是東北軍的底子，義勇軍失敗後嘯聚山林的，其中一些既搶劫、綁票，也有抗日願望和行動。王永江去的是一支報號“仁宇”的隊伍，頭領孫仁宇原是東北軍的連長，兩個人挺談得來，很快成了好朋友。王永江就跟他講，雁過留聲，人過留名，男子漢，大丈夫，來世上走一遭，就得轟轟烈烈乾一場，留個好名聲。你眼下這樣子，日本子打你，老百姓恨你，到頭來算咋的？國難當頭，民不聊生，正是好男兒報效國家的時候。
楊樹明、張旋風的進展也挺順利，幾支隊伍湊成一個團，命名為“哈東抗日義勇軍”，有1000多人，10多挺機關槍，還有門迫擊砲。
誰當團長呢？張旋風的意見是王永江，或者楊樹明。
王永江不同意：俺和老楊當這個團長沒問題，可咱們一進門就把人家的家當了，這話好說也不好聽呀？俺說還是讓孫仁宇當團長。一來他的隊伍人最多，別的隊伍說不出什麼。二來不讓他當團長，他心裡不樂意，當團長才能好好給咱幹。三來能夠影響別的山林隊，有利於以後拉隊伍。這一條最重要，咱們得把眼光放遠些，不能就看到眼面前這一個團。
楊樹明說：俺看這個人不大地道，怕是靠不住。
張旋風說：這個人舊軍隊意識很重，俺看“懸得乎的”（不牢靠）。再說了，省委、縣委都講要保證黨的領導，把1000多號人交給他，黨的領導怎麼辦？
王永江說：在舊軍隊擼槍桿子的，誰還沒點兒舊意識？他當團長，他聽咱們的，這不就是黨的領導嗎？
張旋風說：你在背後領導他，名不正、言不順的，早晚是個事兒。
楊樹明說：這事得往細裡琢磨琢磨。
王永江急了：看你們倆娘兒們家家的，這事就這麼定了，出了問題俺兜著！
三個人中，這時上級並未明確誰是負責人。王永江馬列水平高，當年在東北軍時官也大，處事果斷，無形中也就成了領導，他也常把“出了問題俺兜著”掛在嘴上。
轉眼就看大雪飄飄了。
東北人講究貓冬，鬍子也貓冬，這是老輩子傳下來的規矩，更是東北的自然環境使然，老天爺叫你貓冬。南方四季如春，一年種兩季，腳後跟攆腳指頭地忙活。這東北，特別是北滿，一年中半年時間大雪封山捂地，莊稼上場、進倉了，莊稼人就貓冬了。鬍子打家劫舍，從春忙到夏，樹葉落了，腰包鼓了，就“插槍”（把槍藏起來。把槍用槍油擦拭，或是把蜂蠟融化了內外塗遍，用油布包上幾層，裝箱埋入地下，幾年都不會損壞）回家了，或是尋個地方吃喝嫖賭去了。第二年開春天暖了，再回來重操舊業。較大的隊伍有山寨（鬍子稱“底窯”），鬍子頭有的在山寨貓一冬，有的也下山花天酒地。當然，也有春夏秋冬連軸轉的。東北的冬天太冷，伸不出手。而且大雪鋪地，官兵很容易尋著腳踪找到你，危險性大。可若“年景”不好，之前收穫不大，連年都過不好、過不去，那也就顧不上這些了。這本來就是個腦袋掖在褲帶上的營生。只是眼下兵荒馬亂，鬍子一幫接一幫的，這營生就不大好乾了，老輩子傳下的規矩就不大好使了。
“高粱割（音ga）了，義勇軍垮了。”在當年的資料和如今九十歲左右的老人口中，都能聽見這句話。風起雲湧的義勇軍是被日軍打垮的，也是因為軍餉無著、衣食艱難，被1932年的嚴冬擊垮的。
孫仁宇是秋天拉隊伍上山的，山大王還沒怎麼當出感覺，那人就一陣陣開始發抖了。幾百弟兄的棉衣還沒著落呢。這位原東北軍的連長，能被王永江說得熱血一陣陣熱起來，不光因為之前打過日寇，還因為想靠共產黨的力量，幫他熬過這個冬天。倘若像那些老山林隊那樣插槍貓冬，明年春天，這些弟兄還能回來嗎？他心中沒底，說不定就散伙了。這種心理，在這個團其他幾支同樣經歷的隊伍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著。
王永江很急，不斷向縣委報告、求援，縣委也一樣著急上火。 1000多人的隊伍，一半左右沒穿棉衣，那種環境、條件，發動群眾緊趕慢趕，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幹出來的呀！
就在這時，駐依蘭縣城日軍派人送來勸降信，答應保持原隊建制，官升一級，還發“獎金”。
“假投降”的意見，不知道是誰先提出來的，反正孫仁宇是極力贊成。
王永江不同意：孫團長，咱們是共產黨領導的隊伍，這種事不能幹。
之前一直挺聽話的孫仁宇，這回不聽擺弄了：不干也行，你說怎麼辦吧。不搶不奪不綁票，這是你宣布的紀律，那也得有個進項、財路呀！草爬子光吃不拉，人能光拉不吃嗎？你說咱們打日本子，搶奪日本子的，這話沒錯，可弟兄們凍得剛出殼的雞崽子似的，這日本子怎麼打？假投降，糊弄它一把，白撈它一把，有什麼了不起的？它日本子不也是一個雞巴倆卵子嗎？去趟依蘭城，就得隨了牠呀？俺孫仁宇也是七尺男兒中國漢，也打過日本子！
能言善辯的王永江，就有些無言以對。
沒收日寇、漢奸的財產，用作抗日經費，這是後來的事。那時候有句像口號又不是口號的話，叫“不搶不奪”。不光湯原地區，整個北滿，還有南滿，在游擊隊初創時期，都這麼講。紅軍怎麼能搶奪老百姓呀？那不成了鬍子了嗎？打土豪當然可以，特別是在“北方會議”之後。問題是一些義勇軍鬧得歡的地方，義勇軍失敗後，鬍子鬧得也歡，因為潰散的義勇軍，許多都變成了鬍子。像孫仁宇這樣又搶劫又抗日的山林隊，算是比較好的。一個結果就是鄉下的有錢人躲鬍子，都跑到城裡去，沒土豪可打了，城裡的土豪什麼的又打不了。眼下幾支隊伍湊成的這個團，實際就是烏合之眾，不經過一段教育、整頓、訓練，是根本上不了陣的。而要挺過這段時間，不想個什麼法子，就這麼“不搶不奪”下去，遲早是要散伙的。
王永江咬咬牙，決定假投降，騙鬼子一些給養彈藥，再把隊伍拉出來。
奉系軍閥時代，山林隊假投降屢見不鮮，只不過這回對付的是日本鬼子。而馬占山那段投降又反正的經歷，無論怎樣千差萬別，在眼下一些當事人的心目中，也是差不多的。
楊樹明和張旋風不同意，都說這事兒太懸乎了，弄不好假戲真做，那就全毀了。
王永江嘆口氣，道：那你們說怎麼辦？
你瞅我，我瞅你，誰也拿不出辦法。
王永江說：就這麼辦了，出了問題俺兜著。
楊樹明心頭實在不踏實，提議去請示縣委。王永江也覺得事關重大，於是兩個人去中心縣委匯報，張旋風和幾個黨員留下，隨孫仁宇帶隊伍去依蘭假投降。
日偽當局竭盡所能地“歡迎”、“款待”孫仁宇和這支隊伍。
先是大灌迷魂湯。識時務者為俊傑，孫團長可是當今的大英雄、大豪傑呀。無論內心怎樣鄙視這個沒氣節的鬍子頭，帶翻譯、不帶翻譯的日本人，都毫不吝嗇地將這類語言奉獻給他。漢奸、走狗則大講人生在世，吃穿二字，以及“大日本皇軍不可戰勝”什麼的。同時不惜血本地大發“薪金”、“獎金”，成天大米白面，有魚有肉。對孫仁宇自然更不會虧待，單獨一幢小洋房，專門一個做飯的，還有個年輕漂亮的女人，日里夜裡伺候著。
比之槍打炮轟死傷人，哪多哪少，鬼子當然會算賬。不過，比之同期和後期偽軍所受的待遇，這一次確是非同尋常的。據筆者所知，這時如何對待像孫仁宇這類的隊伍，偽滿最高當局尚沒有統一的條條框框，那就是各地隨機處置了。而如此“厚待”孫仁宇這些人，意在招攬更多的孫仁宇為其效勞，則是無疑的了。
能在東北軍中當個連長，在那個年代也算得人上人了。當了鬍子頭，雖然吃香的，喝辣的，畢竟委身草莽，經常露宿風餐。他未必不會想到日本人只是利用他一會兒，就像那個年代民間大眾常用來比喻的揩腚的棍子，我們也不好斷言他一開始就想假戲真做。但是，現在那骨頭確實在那溫柔鄉中酥軟了，曾經沸騰過的熱血很快冷卻了。
幾天后，張旋風和幾名共產黨員，還有一些拒不投降的血性漢子，被孫仁宇綁出依蘭城南門外。槍聲中，有人撲倒了，還在用最後一點兒力氣呼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罵“孫仁宇走狗漢奸”，“俺操你八輩子祖宗”。
鶴崗煤礦礦井隊有個迫擊砲排，通過黨的秘密工作，爭取了兩個士兵。約定12月底的一個晚上，由他們打開槍砲庫，裡應外合，奪取武器，得槍又得炮。
兩個士兵中有個姓楊的上士，這人不擔事，成天算計著動手的日子，晚上翻來覆去睡不著。排長姓那，有個弟弟當班長，這小子鬼精鬼靈的，看出楊上士心裡有事，而且不是一般的事，就把楊上士拉到個小飯館裡套上話了，結果就套出來了。
到了動手的那天晚上，王永江帶人來到礦井隊西邊圍牆的缺口處，剛探頭朝里張望，一陣排子槍打過來。王永江知道又壞事了，趕緊下令撤退。
還得奪槍，這回盯住的是黑金河金礦礦井隊。當地黨組織派進去個外號“張大眼珠子”的黨員，發展了幾名反日同盟會會員，那天晚上站崗的全是這些人，進去就把礦警隊收拾了，繳獲長短槍27支，還有一挺捷克式輕機槍。王永江抱著那挺機槍，像抱個剛出生的大胖兒子，樂得合不攏嘴，淚流滿面。筆者判斷，這極可能是東北共產黨武裝擁有的第一挺機槍。
隊伍又像模像樣地拉起來了，叫個“湯原反日游擊教導隊”。 50多人編為一個中隊，王永江為總領導，楊樹明為中隊長，戴鴻賓和兩個骨乾為小隊長。
“湯原反日游擊教導隊”是對內的番號，對外叫“仁和”——一聽這名字，不就是綹子（鬍子隊）嗎？
像說道朝鮮（族）人一樣，不說道說道東北的鬍子，本書許多內容就說不清楚。
東北鬍子源遠流長，究竟始於何時，筆者請教過一些專家，難有定論。比較一致的見解是，絕對數量不好說，按人口比例，在近現代史上，在東北被稱做“鬍子”的土匪，應為全國之冠。而且，一位鬍子出身的人物能夠成為“大帥”、“東北王”，並控制北洋軍閥政府，在全國也是絕無僅有的。還有被稱為“輔帥”的張作相，以及後來江橋抗戰的民族英雄馬占山等等，尋到根頭，都是鬍子。榜樣的力量即便不是無窮的，也是很大的。不能金榜題名，那就當鬍子，受招安，當大官——這也是東北鬍子多的原因之一。
還有日本鬍子、白俄鬍子。一些日本浪人，有的是追求或嚮往殺人越貨、恣意妄為的胡匪生涯，並幻想以此出人頭地，有的是犯了罪鋌而走險，有的還有陸軍情報部門的背景。他們想方設法加入綹子，也學得一口黑話，與中國的鬍子首領歃血為盟，結拜兄弟，有的還當了頭目。像報號“紅顏龍”的山本重太郎，報號“小白龍”的小日向白郎，報號“鐵甲”的根本豪，還有女鬍子頭“滿洲阿局”等。從日俄戰爭到“九一八”事變，這些從裝束到語言都難看出是日本人的鬍子，操縱、利用鬍子，成為日本政府和軍部推行大陸政策的別動隊。白俄鬍子，即蘇聯十月革命後逃到東北的白俄匪幫。 “九一八”事變後，一心恢復昔日天堂的這幫東西，把希望寄託在日軍北進上，死心塌地效忠日本，抗聯沒少與這幫東西作戰。
為什麼東北管土匪叫“鬍子”呢？有關專家和民間老人說法不一。一說是打家劫舍前要化裝，把自己搞得青面獠牙，頭髮、鬍子染成紅色。後來有了火藥槍，為了防火藥、鐵砂倒出來，槍口要塞以紅纓，作戰時將其拔出來順便叼在嘴上。所以，最初的鬍子，據說是被稱做“紅鬍子”的。一說是最初的鬍子都留長髮長鬍子，既能鎮駭對方，又可掩蓋真面目。雖然有幾代為匪的鬍子專業戶，畢竟多數人遲早還要回家過日子、做好人的。那時沒有透明絲襪什麼的套在頭上，滿臉鬍子一刮回家了，就是最便捷的整容術了。一說是滿清入關後，漢族移民漸多，並帶來比較發達的農業、商業，富有階級就受到搶劫。歷史上，漢人稱北方少數民族為“胡人”，這些搶劫者就成了“鬍子”。還有一種說法，一是顧名思義胡來，胡作非為，二是用“鬍子”形容其多。一位在海內外頗有影響的民俗學者，乾脆用了這樣四個字：“遍地都是”。
“九一八”事變後就“遍地都是”，用老百姓的話講叫“遍地起鬍子”。
有資料稱，事變前遼寧全境鬍子為1800餘人，事變後一些地區一個縣就不止這個數。像興京縣，多則幾百人，少則十幾個，光有字號的鬍子隊就30多個。
把義勇軍一竿子打入鬍子之列，顯然是錯誤的，而且屬原則性錯誤。 “九一八”事變前，稱“山林隊”也好，叫“鬍子”也罷，就是鬍子。當然也有區別，有的只綁大戶，有的連窮人也一樣禍害。事變後就不同了，各種抗日武裝統稱義勇軍，包括鬍子。有的真抗日，有的一邊抗日，一邊發財，有的是打著抗日的旗號打家劫舍。 “海倫經過長時間的義勇軍蹂躪”，“他們對於反日軍之土匪行為，將有深深的增（憎）惡”。這類文字在當時各地黨組織給省委的報告中，不時可見。 1933年5月，湯原中心縣委在給省委的一份半年來的工作報告中說：“有一次，離鶴崗郊外三里地，一個人空手就繳了四個日軍的械和打死了三個日軍”。這雖然是個極端的例子，卻也讓人想見城外是誰的天下。
關東這片黑土地，雖然鬍子不斷，到了還是難免兩條道，或者被剿殺，或者被招安、收編，吃官飯。這招安、收編，一怕繳械，二怕編散。繳械，沒了槍桿子，就像老虎沒了牙，編散了，弟兄們抱不成團了，那早晚還是一碼事。當年王德林嘯聚山林，地方官員誰也不敢打他，張作相就是以原班人馬一個不動、一槍不繳為條件，將其收編為13旅63團3營的。如今小鬼子也來這一套，嘴上說得好，誰知安的什麼心？
湯原地區幾十支義勇軍、山林隊中，較大的是“屠旅”和5團，原來都是馬占山的東北軍，有的投降了，有的成了山林隊，有的拿不定主意。當鬍子不容易，投降不甘心，還怕被繳械。有的就跟日本人談條件，談成沒談成，投降不投降，暫時原地駐防維持治安，彼此都沒底，麻稈打狼——兩頭害怕。 5團投降時，日軍到駐地舉行儀式，點名，一個營長突然拔槍射擊，一些弟兄也紛紛出手，打死4個日本軍官，其中少佐、大尉各一，另有10餘士兵。鬼子也有防備，機關槍掃起來，打死30多人。 5團降的降，散的散，有個連長帶幾十人上山，報號“忠厚”成了山林隊。
鬍子都有字號，字號五花八門，都有講究，大體可分五類。一是炫耀武功、實力，如“雙槍”、“打得好”、“打一面”；“三省”、“九江”是地盤大、有勢力，其實有的綹子就十幾個人，屁股大塊地方。二是圖個吉利，希望大富大貴，如“常佔”、“九盛”、“寶全”，等等。鬍子幹的是刀尖上的營生，自然希望性命、財富長長久久。三是表示一種人生志趣，“天良”、“君子人”聽著和善，“野狼”、“黑風”就兇殘，令人恐懼，這也正是要達到的效果。而“九一八”事變後的“反日”、“打日本”、“壓東洋”，其政治取向不言自明。四是首領名字，如後面將寫到的“朝陽”，其首領就叫孫朝陽。這種情形較少，因為字號兼有保密功能，自報家門，官府找上門去，滅你全家。像“滿洲國”軍政部顧問部1936年編印的《滿洲共產匪の研究》一書中，談到同年2月12日在撫松縣二道流河召開的一次聯軍會議，1軍軍長楊靖宇等人的姓名赫然在列，與會的山林隊則只有字號，首領“姓名不詳”。五是在字面上看不出什麼，如“老疙瘩”、“一枝花”（並非女性）、“青山”等，一般都有出處，大都因其首領之好惡而得。許多字號帶有迷信色彩，這一類就更濃。 “九一八”事變後還有一種特例，就是“屠旅”、“王參謀長”、“趙團”、“王營”、“劉連”什麼的，基本為原東北軍的隊伍，旅長姓屠就叫個“屠旅”，以此類推。他們瞧不起鬍子，就這麼番號不番號、字號不字號地叫著，以示與鬍子不同，其行徑也與鬍子差不多。難說有鬍子就有了字號，也應該和鬍子的歷史差不多，有的還成了地名，如黑龍江省慶安縣天明陽鎮（當年屬吉林省）。 “天明陽”首領姓張，不騷擾百姓，又堅決反日，後來被俘，押送哈爾濱731部隊，下落不明。
“鬍子進屯了！”“鬍子'打街'（“街”即鎮子，又稱街基，打街即攻打鎮子，“街”音gai）了！”在兒時聽老年人講的關於鬍子的故事中，是不時會聽到這樣的驚叫聲的。來的倘是小幫鬍子，在梆子、鑼鼓或銅盆什麼的敲打聲中，青壯年就會操起棍棒和殺豬刀什麼的，前去應戰。倘是大幫鬍子，打不了，那就只有任其搶掠。當然，來得及逃跑時，那就逃跑了。東北人管躲避戰亂叫“跑屁頭”，躲避鬍子叫“跑鬍子”。光緒二十六年（1900），為躲避沙俄侵略者，還“跑毛子”。
可現在，人們不喊了，也不跑了。遍地起鬍子，往哪兒跑哇？
1932年（無月日），《中共滿洲省委××同志關於華子溝一帶一般狀況與組織情況的報告》中說：“土匪現在已不像以前了，都是成為正大光明的範圍了，成為鄉村的直接統治者。”
東北是移民之鄉，也是打工之地。那些有幾百幾千，乃至幾萬垧土地的大糧戶，從春種到秋收，一家就得幾十幾百上千的農工。還有林業、礦業，也需要大量的季節、非季節性的工人。主要來自山東、河北等地的被稱做“跑腿子”的青壯年，春來秋去，就像如今春節前後的民工潮。在通常只有南北一條街的各地縣城，都有叫做“工夫市”的勞動力市場，如果有人喊上一嗓子，說明每天的工錢和吃食，就會有一大群“跑腿子”擁上去。那時，無論“跑腿子”，還是已在當地安家落戶的，誰當了鬍子，即便偶爾為之，“老×家出鬍子”，一個家族幾代人，都可能被人戳脊梁骨。但是，現在不行了，顧不得這個了，得活命呀！
自日本勢力進入東北後，為了攫取這片豐腴的黑土地，鬼子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其中之一，就是賣軍火給鬍子。哈爾濱大白樓的三菱（或住友）洋行，吉林公主嶺的日本租借地，以及其他地區的一些洋行、租借地，都乾這種勾當。販賣軍火，牟取暴利，更重要的是慫恿鬍子為非作歹，擾亂社會，以便亂中下手，火中取栗。而今，終於天下大亂，遍地起鬍子，鬧的亂的是日寇一手扶植起來的“滿洲國”。
鬍子禍害百姓，不容忽視。可他們存在的本身，對“滿洲國”就是一種威脅。即便是那種專事搶劫的鬍子，走投無路時，也是要跟小鬼子拼命的。
這是一個特殊的非常時期，或者說是從義勇軍到山林隊的過渡階段。潰散的義勇軍，除了過界的、回家的、投降的，大都還未進入山林。這是一個對民間、社會的衝擊、損害非常大的時期。這一切的根源就是“九一八”事變，是先闖進朝鮮、中國，後來又跑去東南亞殺人放火的侵略者的罪孽，他們才是真正的強盜、鬍子。而黑土地上這些打家劫舍的鬍子，在把槍口對準侵略者的同時，就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鬍子了。而我對於那種一邊抗日一邊擾民的戰死疆場的先人，也是懷著敬意視為英雄的，更不用說那些只抗日不擾民的了。
當時，在東北的一些共產黨人眼裡，特別是中上層，對於這類武裝是不無厭惡的。具體到需要貫徹落實政策的人那裡，則大都採取了一種比較實際的態度。
打著反日旗號的各色武裝，或者地主武裝，或者與地主有關係。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口號太紅，力量又小，四面受敵，就使個障眼法，報個字號。像湯原游擊隊的“仁合”，仁義和諧，和誰都合得來，便於和鬍子打交道，權宜之計，有利生存。
各地黨領導的游擊隊，無論報沒報個字號，其經歷和生存狀態都差不多。
而這次，湯原游擊隊恰恰就毀在鬍子手裡。
隊伍經鶴崗東北的船房子、煙囪山，向湯原北部山里進發。
叫“湯原反日游擊教導隊”，是王永江的主意。莊稼人扛上槍就是軍人了？得教育、引導、訓練，而且得抓緊時間進行軍政訓練。隊伍拉起來就不是兒戲，隨時可能打仗。王永江把部隊拉到個僻靜的地方，安心訓練兩個月，然後就真刀真槍跟鬼子乾了。
隊伍走到鴨蛋河區七馬架子屯，碰上一幫“九江”鬍子。
兩下里站定，“九江”頭子於九江雙手抱拳，先左後右在胸前一晃，道：“西北乾乾一座樓，千人萬馬俺在頭，五湖四海訪朋友，江洋路上匯成幫。”
東北軍老兵大都會些鬍子黑話，王永江抱拳還禮道：“走江洋，闖綠林，江洋路上一家人。”
對上了，“仁合”和“九江”就嘮上了。
聽於九江講他們也打日本子，王永江就說：人多勁大，咱們合夥幹吧。
教導隊人多，槍也好，還有挺機槍，不知於九江心裡怎麼想的，嘴上是答應了。
但有一條。王永江強調：“仁合”只打日本子，不搶百姓，“九江”能行嗎？
於九江又答應了，可他的部下還是偷呀摸呀搶的，到哪兒都會弄出些動靜來。王永江經常批評制止，也跟於九江談過幾次，這小子點頭應著，行動照舊。
老百姓不干了，說這是什麼反日軍呀？純粹是幫鬍子，不給他們飯吃，餓死他們！
一條魚腥了一鍋湯。王永江覺得這樣下去不行了，跟楊樹明和剛任命不久的政治指導員裴世鐵一商量，請示當地鴨蛋河區委，決定把於九江和幾個惡行昭著的傢伙除掉。
隊伍來到劉侉屯北山里的樺皮營子，有個叫韓佔發的“把頭”（領頭乾活的），領幾個人在那兒“放耳茬”（把柞樹鋸倒，經伏雨澆過腐爛了，上邊長出木耳來採摘——鋸樹的過程叫“放耳茬”），都是救國會員，就決定在這裡動手。
韓把頭剛打隻野豬，拳頭大小的肉塊子，在大鍋裡翻滾咕嘟著，香氣四溢。這天是5月1日，山野間黃糊糊的，背陰處有的地方還殘留點臟兮兮的積雪，陽坡上個別搶春的樹種枝條油光光的，快要鼓出苞芽了。
一間馬架子似的小木房，一張幾塊粗拉拉的木板釘的長條桌，兩邊各擺一長條凳。王永江、韓把頭和裴世鐵坐一邊，對面是於九江、二當家的和炮頭“老來好”。隊伍散在外面吃飯，由楊樹明指揮，以打碗為號，一齊動手。
打碗的任務交給了王鈞。他就是這次參加的游擊隊。讓他打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