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盞油燈搖曳著，映照著一張張或明或暗的嚴肅的面孔。
這是“九一八”事變幾天后，準確的日子搞不清楚了。地點是哈爾濱江橋下一個叫牛甸子的小島上，黨的聯絡站馮仲雲的家裡，北滿黨的高級幹部在召開緊急會議。
主持會議的年輕人叫羅登賢，這年夏天作為中共中央代表，來東北巡視工作，正趕上這場震驚中外的大事變。
在分析了當前的形勢後，羅登賢說：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出賣了東北和東北同胞，我們共產黨人一定要與東北人民共患難、同生死。敵人在哪裡蹂躪我們的同胞，我們共產黨人就要在哪里和人民一道與敵人抗爭！
燈光把他瘦高的身影拉到牆上，那張清癯的南方人特徵明顯的臉上，沉穩冷峻中透著激情：同志們，我要莊嚴地申明一點，不驅逐日寇，黨內任何人不能提出離開東北的要求。誰如果提出這樣的要求，那就是恐懼動搖分子，就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
我們誰也不離開！大家異口同聲。
羅登賢原名羅光，曾化名達平（到東北後）、光生、何永生。 1905年生於廣東省順德縣，幼年父母雙亡，被姐姐接到香港撫養。因生活困難，十一歲輟學，跟姐夫在太古船廠做工，四年學徒，又當六年鉗工。他聰明、勤勉，又敢仗義執言，頗受工人擁戴，是香港金屬業工會的創建人之一。 1925年加入共產黨，之後參加省港大罷工的組織領導工作，擔任中共香港省委常委，參加廣州起義的領導工作。 1927年底在香港被捕，在獄中經歷各種刑罰，堅強不屈。 1928年春被組織營救出獄後，擔任江蘇省委書記，在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 1930年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不久調任廣東省委書記。 1931年初又調回上海，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
當時，滿洲省委機關設在奉天。 11月中旬，省委軍委書記廖如願、宣傳部秘書楊先澤被捕入獄，經受不住酷刑，供出省委書記張應龍的住處，張應龍隨之被捕。這個人也是個軟骨頭，省委機關受到嚴重破壞。
12月，中央決定由羅登賢擔任滿洲省委書記兼組織部長。
滿洲省委自1927年10月成立後，到1935年4月無形中撤銷，不到八年的時間，換了12位省委書記。他們依次是陳為人（1927年10月至1928年12月）、王立功（1929年1月至5月，因病未到職，由劉少猷代理書記）、劉少奇（化名之啟、趙子琪，1929年6月至1930年3月）、李子芬（1930年4月）、林仲丹（張浩，原名林育英，1930年5月至8月）、孫杰（陳潭秋，1930年8月至1931年1月）、張應龍（1931年2月至11月）、羅登賢（1931年12月至1932年6月）、魏抱一（李實，1932年7月至1933年9月）、李耀奎（1933年10月）、老馬（林電岩，1933年1月至1934年9月）、楊光華（1934年10月至1935年4月）。
領導人頻繁變化的重要原因，就是被捕的多（僅張應龍一人叛變），佔一多半。其中最有名的，後來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劉少奇，“文化大革命”中成為“叛徒”、“內奸”的重要“證據”之一，就是在滿洲省委書記任上被奉系軍閥逮捕的經歷。
說明了東北地區鬥爭的殘酷、環境的惡劣。
“九一八”事變後，就更殘酷、惡劣了。
不能說今天鮮為人知的羅登賢，倘若能活到1949年10月1日，會成為何等人物，歷史已經證明的是這位新任滿洲省委書記，二十六歲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確是非同凡響的。
這是一個急劇變化的時刻，一個需要迅速做出判斷和決策的時刻。敵對陣營和各種政治、武裝力量，包括蘇聯和美英法等在東北有其政治、經濟利益的國家，都在審視、調整自己的方針、政策，以期在新的局勢下佔據有力的地位。
羅登賢的一個重要的戰略性舉措，是抽調有力干部到農村去，宣傳、發動、組織群眾，進行武裝鬥爭。一是積極支持、幫助東北各地義勇軍的抗日鬥爭，二是大力發展共產黨直接領導的抗日武裝，進行抗日游擊戰爭。
現在，我們必須用點篇幅了解一下“九一八”事變後的東北是個什麼樣子。
1935年12月20日，東滿特委書記馮康（魏拯民），在《關於綏芬大甸子及安圖的反日工作等問題》的報告中說：
我們的人——軍（“人民革命軍”，中間的3個字原文省略了——筆者）現在天天在離城一二里活動，敵人不敢出來，安圖全縣只有一個日本人。
1935年底了，安圖縣只有一個日本人，這在當時東北的154個縣中，應屬個例。可在1932年，見不到日寇影兒的縣是太多了，特別是偏遠的縣份。 “九一八”事變後，所謂日軍不到3個月就佔領了遼吉黑的大片領土，它佔據的主要是大中城市和鐵路沿線。廣大農村，或當地駐軍，或民眾百姓，或軍民結合，義勇軍蜂起達93個縣。義勇軍失敗後，靠近蘇聯的一部分過界去了蘇聯，被繳械後遣送、流落到新疆。留下來的和其他大部分地區的，有的散了回家了，有的投降了，有的潛入山林成了綹子（鬍子），用當年的文件資料中較文雅的詞兒，叫“山林隊”。
1932年夏，東北許多地區暴雨成災，松花江水甚至衝進哈爾濱，周圍十幾縣皆成澤國。土裡刨食的莊稼人的那點兒盼頭，就是如何才能熬撐到明年秋收。逢上天災，或是戰禍，老年人就會搖頭嘆息，說這是“起鬍子”的年景啊。東北人形容什麼之多，來勢之猛，就在這個名詞前面加個“起”字。比如莊稼發生蟲害了，就說“起蟲子了”。近代以來，東北地區有三次較大的“起鬍子”。一是甲午戰爭後期，二是日俄戰爭時期，再就是“九一八”事變之後。戰亂加天災，越發民不聊生，用筆者採訪時有的老人的話講，是“遍地'起鬍子'”。
後面將會詳述的日寇的“治安第一主義”，事變不久就提出來了。雖然日寇不斷增兵，可偌大個東北，十來萬關東軍，就是都撒下去又哪到哪呀？況且城市和鐵路也不斷受到襲擊，兵力就更顯不足。日寇鐵蹄還未踏到的縣份，縣長和一班官員，有的辭職回家，有的逃難進關，有的就像錦西縣長張國棟那樣，準備迎接侵略者了，那地面會成了什麼樣兒？即便被日軍佔據的縣份，也大都佔個縣城，城外就是各色武裝的天下，少量日軍輕易不敢出城。
奉系軍閥對共產黨人的鎮壓，難以與其他軍閥比較出個誰輕誰重來。東北人民沒有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經歷，東北黨組織力量比較弱小，則是確定無疑的。但是，“九一八”事變後的客觀形勢，廣大農村的權力真空，給共產黨人提供了發展壯大的機會，在那廣闊天地間大有作為了。
“九一八”事變前，共產黨在東北沒有一兵一卒，滿洲省委的工作主要面向城市。羅登賢主持省委工作後，很快開始了兩個轉變：將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向農村，將反對國民黨、奉系軍閥的反動統治，轉向對日寇的武裝抗戰。
羅登賢開始調兵遣將。
第一個被調動的是大連市委書記童長榮，讓他去東滿（大體為今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所轄地區）任特委書記。那裡的黨組織正在組織武裝暴動，急需一員干將去那裡掌舵。
羅登賢說：長榮同志，為了反日救國，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之後，滿洲省委派往各地的每個同志，羅登賢都要與之談話。而這時是11月間，江橋抗戰硝煙正濃，張應龍還未被捕叛變，羅登賢的身份還是中央巡視員。像本書將陸續寫到的許多在東北抗戰初期就犧牲的烈士一樣，羅登賢給我們留下的資料很少，難以知曉他和童長榮以及後來的同志還都具體談了些什麼。但是，“為了反日救國，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不但果斷決意，充分說明了他對童長榮的信賴，而且正好詮注了他在東北的所作所為。
在羅登賢的部署、指導下，滿洲省委和各地黨組織的干部，一批批分赴各地鬥爭第一線。像省委幾任軍委書記楊林、周保中、趙尚志，省委秘書長馮仲雲，都被他派了下去。當時東北有黨員2132人，僅派去組織、領導義勇軍或是直接參加義勇軍的黨員，據不完全統計，至少在250人以上。各地稍大點兒的義勇軍，幾乎都有黨員在其間工作。其中以活動在東滿、吉東（大體相當於今天的黑龍江省牡丹江地區，當時屬吉林省）的王德林的救國軍，人數最多，力量最強，活動也最得力。像李延祿被王德林委任為參謀長，周保中為總參議。後來的抗聯4軍、5軍，就是這時打下的基礎，在義勇軍失敗後發展起來的。
童長榮、楊林、趙尚志、馮仲雲等人，則被派往各地領導、組織、發展共產黨的抗日武裝。他們發動群眾，奪取武器，從無到有，陸續創立了十幾支游擊隊。像南滿的磐石游擊隊、海龍游擊隊，東滿的延吉游擊隊、和龍游擊隊、琿春游擊隊、汪清游擊隊，北滿的巴彥游擊隊、珠河（今尚志）游擊隊、湯原游擊隊，吉東的穆棱游擊隊、寧安游擊隊，等等——後面將會一一詳述。
“九一八”事變第二天，發表的《中共滿洲省委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佔領滿洲宣言》，不到1000字的正文後面，是19個口號，第5、第11個口號是：“不交租、不還債、不納稅，到地主家分糧去！”“不投降、不繳械，帶槍到農村去實行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戰爭已經進行4年了，這樣的口號也喊慣了，是不是順嘴就出來了呀？
9月22日，《中共中央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事變的決議》中說：
現在全國無產階級及勞苦群眾身上放著偉大歷史的任務：這一任務便是武裝保衛蘇聯，反對帝國主義的強盜戰爭，反對日本的殖民地屠殺政策，用革命鬥爭的力量消滅反動的在帝國主義懷抱中獻媚乞憐的國民黨政府，實行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以求民族的與無產階級勞動群眾的徹底解放。
同年12月，在《團滿洲省委傳達中央關於滿洲事變決議的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
日帝國主義佔領南滿後，廣大的群眾在愛國情緒鼓舞下的反日的愛國運動，決議上沒有指示出怎樣去領導，怎樣去利用群眾愛國的熱忱和對國民黨的不滿，領導他們走上正確的反帝運動及反國民黨鬥爭上去。滿洲省委書記保度同志初時也有我們共產主義者不做愛國運動的觀點，更好笑的還要算黨的北滿特委書記，他說：“我們假使也做愛國運動，那麼與國民黨有什麼分別？”殊不知這句話葬送了北滿的許多廣大群眾運動哩（後來克服了）！
“共產主義者不做愛國運動”，這句話今天不但難以理解，簡直就是不可思議。
那時講共產黨員有兩個祖國。作為人，你是中國人，中國是你的“民族祖國”。蘇聯是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工人階級的大本營，作為共產黨員、工人階級的一員，蘇聯就是你的“工人祖國”，或“階級祖國”。在“階級祖國”和“民族祖國”之間，共產主義者首先要、甚至是無條件地服從、服務於“階級祖國”的利益。對於“民族祖國”，因為是在代表地主、資本家階級利益的國民黨統治之下，就不能愛了，而是要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建立代表勞動人民利益的“階級祖國”。
1930年，滿洲省委執行李立三路線，在主客觀條件都不具備的情況下，盲目組織武裝暴動，使黨的力量受到很大損失。 “九一八”事變後，情況完全不同了，階級關係發生重大變化，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有人仍然認為武裝抗戰、進行游擊戰爭是“李立三路線”。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羅登賢開始了東北黨的方針、路線的轉變。
他認為，在“九一八”事變後的東北，無論是江橋抗戰的馬占山的東北軍，還是吉林李杜的自衛軍、王德林的救國軍，都打擊了日本侵略者。滿洲共產黨人必須從當前的現實出發，制定出團結各階級、階層愛國人士和廣大群眾的方針、策略，才能肩負起自己的歷史使命。
1931年底，在省委擴大會議上，羅登賢指出黨在東北的中心任務，是領導人民用民族自衛戰爭反抗日本侵略者。會議對創建反日游擊隊，開展游擊戰爭，作了部署。
1932年1月，在羅登賢主持下，省委製定了《抗日救國武裝人民群眾進行游擊戰爭》的綱領性文件，指出黨要支持、援助和聯合其他非黨的一切抗日武裝力量，共同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3月31日，在《中共滿洲省委接受中央關於上海事件致各級黨部信的決議》中說：
大規模的組織義勇軍的工作，用目前各地的反日戰爭來動員廣大群眾建立起義勇軍的組織，黨應積極領導去參加這一戰爭，尤其是中東線、松花江、遼西、安東、吉林的地方更須以義勇軍組織游擊隊，在敵人後方（奉天、哈爾濱、東滿、饒河等）發展游擊戰爭，襲擊敵人糧食與運輸，解除敵人的武裝（如小部隊、便衣隊、偵探走狗等），用各種方法奪取武裝，武裝自己。反對過去省委對這一工作的消極或認為工人奪絕了武裝去當胡匪（奉天）便不去積極領導群眾與將義勇軍組織建立起來的觀念，更應廣大的動員義勇軍到前線去同士兵與現在的義勇軍、反日軍在一起，團結與爭（取）他們到革命方面來。
而在此前的2月6日，《中共滿洲省委對滿洲事變第四次宣言》最後一句話是個口號：“民族革命戰爭勝利萬歲！”
這等於道白了正在東北進行的這場戰爭是一場民族革命戰爭，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土地革命戰爭。
儘管還沒明確提出統一戰線的主張，但是武裝抗戰、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愛國力量進行一場民族戰爭，就是以羅登賢為首的滿洲省委的中心工作。
羅登賢就任省委書記後，便把省委機關從奉天轉移到日寇勢力暫時還比較薄弱的哈爾濱。
來自南國的瘦高的年輕人，在冰城度過了第一個嚴冬，其間也不時到各地區指導工作。在奉天，有幾次差點兒被捕。那比較典型的南方人特徵的相貌和口音，在高粱米、大子口音的黑土地上，給他帶來的諸多不便是顯而易見的。可是憑藉多年地下工作的經驗和天生的機敏，總能使敵人免去懷疑。
巡視、調研、開會，起草文件、報告，有時還要親自刻印。能派下去的都派下去了，省委機關還剩幾個人呀？ 1932年春節後，羅登賢和趙尚志要策動哈爾濱一個偽警備隊譁變，在馮仲雲家印刷宣傳品。當時省委機關許多工作都是在馮仲雲家進行的。羅登賢寫完了，馮仲雲在窗前放哨，趙尚志和馮仲雲的妻子薛雯用石印機印刷，羅登賢在房間裡跑步，來掩蓋機器的響聲。如果驚動了什麼人，就說跑步暖身子，屋子裡冷啊。
機警、沉穩，永遠不慌不忙的樣子，卻是快節奏、高效率。下邊來人匯報工作，有時他正在寫文件，讓來人坐下，就說講吧，邊寫邊聽。有時文件寫完了，那人也匯報完了，就開始作指示。人說“一心不能二用”，他卻能，就有這等本事。
就在羅登賢為抗戰日夜操勞時，來自黨內的一股不可抗拒的逆流，向他和東北共產黨人襲來了。
6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上海法租界召開北方五省（滿洲、河北、河南、山東、陝西）省委書記會議，史稱“北方會議”。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組織部長康生出席並主持會議。
正是義勇軍運動高峰期，羅登賢脫不開身，由省委組織部長何成湘代表，在會議上介紹了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滿洲省委的工作方針和取得的成績、存在的問題。他認為在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的情況下，這次會議確定黨在東北的方針、任務，應不同於關內，不同於南方蘇區。陝西省委代表也談了北方革命形式落後於南方的事實。
筆者沒有資料說明，博古、康生是早已發現了滿洲省委的“問題”，還是聽了何成湘的發言，突然感到問題嚴重，但確實是立即下手了。
何成湘的發言，被指責為“北方落後論”、“滿洲特殊論”，受到嚴厲批評。以羅登賢為首的滿洲省委，則是脫離了共產國際和中央路線，沒有積極開展武裝擁護蘇聯和創造滿洲蘇維埃的鬥爭，沒有在反日中反對一切反革命派別，沒有開展土地革命，形成了“滿洲特殊論”的右傾路線。
會議強調，北方五省的主要任務，仍然是進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和紅軍，武裝保衛蘇聯：
在滿洲被摧殘和蹂躪之後，在上海浴血之後，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正是向著蘇聯的邊境前進，大砲的轟鳴，轟響於臨近蘇聯的滿洲邊境，在緊張的反蘇戰爭面前，特別的加重了北方各省共產黨的組織保衛蘇聯的任務……這個任務的執行，是與開展民族革命戰爭，組織工農勞苦群眾的鬥爭與建立北方的新的蘇維埃根據地是不能分離的。
會議決定，撤銷羅登賢滿洲省委書記的職務，調離東北，另行分配工作。
7月中旬，改組後的滿洲省委，在哈爾濱召開擴大會議，批判“滿洲特殊論”，全盤否定前省委的工作，貫徹“北方會議”精神：
毫無問題的創造滿洲蘇維埃與紅軍的任務提到黨的面前，成為滿洲黨應該立即執行的中心任務。並且這一形勢是最有利於黨的工作的發展的，但是因為滿洲省委右傾機會主義的領導，阻礙了黨的工作的發展，使黨的工作受到了極大的損失而遠遠的落在客觀形勢之後，成了群眾的尾巴……甚至連尾巴都趕不上。
發展游擊戰爭實行土地革命的任務，只有在傳單上文字上見著，沒有實際工作的佈置，甚至最近寄磐石的指示竟忘記了這一最中心的任務，這是不可允許的錯誤，這完全是對於創造滿洲新蘇區的消極怠工。
擁護蘇聯是目前第一等的任務。
獨立領導反日民族革命戰爭，這是擁護蘇聯，擁護紅軍，反對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建立滿洲新的蘇區的最主要的任務，這一任務必須與執行土地革命的任務密切的聯繫起來匯合起來，來開闢滿洲的新蘇區。
“九一八”事變一周年，《中共滿洲省委為加緊義勇軍的工作致各級黨部的一封信》中說：
要在義勇軍中、反日軍、反日軍隊中，反日的武裝群眾中，進行廣泛的宣傳工作，向群眾宣傳與解釋各派、各系的國民黨汪精衛、陳濟棠、張學良、蔣介石等等他們都是帝國主義的走狗，都是不抵抗主義的領袖，他們只會出賣民族侮辱民族，他們是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清道夫，他們統統是“漢奸”。一切國民黨英雄們的“反日”，地主、豪紳、官僚、軍閥、老師（指大刀會、紅槍會、黃槍會等組織的法師——筆者）們的“反日”，他們是為的消滅反日，而不是真的要來反日。而一切反革命派別他們的“反日”，他們是為了維持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同樣的是要來消滅反日。只有蘇維埃與紅軍才是反帝國主義唯一的力量與領導者。
一個日寇就難對付了，現在除了勞苦群眾以外的中國人，也都成了敵人。
古今中外，沒有怕朋友多的，這裡恰恰相反。
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孤家寡人的抗戰路線。
吉林省輯安縣榆樹鄉外岔溝，有個財主叫侯福才，五十歲出頭，中上個頭，臉上有幾顆淺皮麻子。此人樹葉掉下來怕砸壞腦袋，卻精明，能算計，一點兒虧不吃，做生意佔不到便宜就跟你磨，而且幾乎都能得逞，人稱“猴頭蘑”。他有三房老婆，大老婆不能生養，二老婆生個兒子再不懷孕，又娶個二十來歲的三房。兒子自然是他的心肝寶貝，卻與他志趣迥異，喜交各路好漢，全無子繼父業的心思。 “九一八”事變後，兒子參加王東山領導的大刀會，“猴頭蘑”氣急敗壞，說媽了個巴子，你敗家不算，還要把小命搭上呀？
1932年3月底，鴨綠江武開江（北方河流冬季結冰，到春季時冰面融化，即開江。開江有“文開”、“武開”兩種。“文開”一般在雨後，豎冰順勢滑入水中；“武開”是藉風力吹裂冰塊，冰塊碰撞迅猛。——編者註），冰排在江面上沖撞擁疊著，咔嚓轟隆半個來月，剛匯成一江春水，日軍就乘著船艇過來了。義勇軍遍地，日寇招架不住，駐朝鮮日軍也過江“剿匪”。當地百姓視日本人為“鬼”，認為穢物可以驅鬼，把糞水和女人的經血往江里傾投。喝符念咒的大刀會，把大刀片在胸脯上拍得山響，說你們那是扯淡，還得看老子們的。打了三天三夜，日軍不斷增兵，大刀會頂不住，法師王東山下令封江。江邊有許多林場（當時叫“木營”、“木幫”），原木一堆堆小山似的，放下江去，江面上木排縱橫。鬼子過不來了，過來的也回不去了。義勇軍人多勢眾，見到少量鬼子一擁而上消滅了，多的就圍起來慢慢收拾。
“猴頭蘑”家離江邊不遠，一中隊鬼子跑進侯家大院，利用高牆大院頑抗。如今城裡、鄉下，有錢人的標誌是別墅、豪華車，那時就是高牆大院，用老輩人的話講叫“大院套”。兩人多高的青磚牆，門房、正房、東西廂房，有的四角還有炮樓，養著砲手。鄉下窮人家通常也要夾上一圈障子，防備野牲口竄進來傷害人畜。這大院套的主要功能，就是防鬍子了。 “猴頭蘑”嚇得尿了褲子，強打精神，衝鬼子點頭哈腰。鬼子讓他做飯，他就抱柴燒水淘米，還把殺年豬醃的鹹臘肉，平時捨不得吃的醃鮁魚、大馬哈魚，都貢獻出來。忙不迭地裡出外進，麻臉上汗涔涔的，連子彈在耳邊嗖嗖飛好像也不大在意了。
半個多世紀後，沒人說得清這個捨命不捨財的吝嗇鬼為什麼會對鬼子那麼大方。人們一致認定的是，他只想保住自己的家業，唯恐被戰火毀了那份家業。
據說，當時逃難跑到附近山上的鄉親，看見他跪在院子中央的“索倫桿子”（滿族習俗，各家院子豎根高高的木桿子，像今天的電視天線桿似的，把好吃的東西放進籃子裡吊上去，餵鷹，祭天）下，沖天上作揖、磕頭。
從天亮打到傍黑，好歹挨到槍聲稀落下來。半夜時分，鬼子炕上地下、橫七豎八地睡著了，“猴頭蘑”一點兒睏意也沒有，不知道明天等待他的是什麼。突然，東廂房響起鬼哭狼嚎般的喊叫聲。 “猴頭蘑”跑進去，幾個鬼子正把他的小老婆按在炕上扒衣服。
沒人說得清復歸沉寂後，“猴頭蘑”把侯家大院付之一炬的情節、細節，反正是輪到鬼子們鬼哭狼嚎了。這些來自日本的禽獸，過江就打仗，幾天沒休息好，那一刻都睡得死豬似的。有人說，連哨兵都歪在門框上睡著了，或是被“猴頭蘑”用酒灌迷糊了。第二天，鄉親們在燒得只剩下房框子和一圈院牆的廢墟中，發現幾個燒得變形的美孚汽油桶。在燒塌的大門樓裡側，有一堆還在冒煙的灰燼，顯然是“猴頭蘑”在那兒堆放了柴火。絕無半點兒軍事常識的“猴頭蘑”依然算計得挺精準、周到。那院牆一丈來高，被煙熏火燎得灶王爺似的鬼子，暈頭轉向的，一時半會兒如何爬得上去？一百二十多人，只跑出去五十來個。
沖天大火中，有人看見“猴頭蘑”抱著他的小老婆，站在索倫桿子下狂呼大叫。
給我講這故事的人說，“猴頭蘑”太能算計了，連親戚朋友也算計，人性挺臭的，再有錢人們也瞧不起他。大老婆、二老婆也嫌他太摳，沒離婚，也搬出去另過了。這回家毀人亡，她們都回來了，鄉親們都來幫著出殯，大家湊錢買的花頭棺材，就埋在那索倫桿子下。大家說，這人到頭來爺們儿了一把，這輩子值了。
在鬼子沒闖進侯家大院前，“猴頭蘑”最恨最怕的是鬍子，因為鬍子最愛搶他這樣的有錢人。在他眼裡，後來在抗戰中犧牲的兒子參加的那個紀律不大好的大刀會，就跟鬍子差不多，讓他深惡痛絕。在鬼子過江之前，他和當地人都未見過日本鬼子。如果不是小老婆被糟蹋了，那天晚上很可能相安無事，或許還會慶幸闖進來的是鬼子，而不是鬍子。可接下來呢？ “滿洲國”成立不久，就宣布鴨綠江沿岸30公里的森林，只有日本人才有採伐權。 “猴頭蘑”也做木材生意，附近就有他的木營，這與鬍子月黑風高夜的搶劫又有何異？即便這樣，也難以想像他會像後面將會寫到的土龍山暴動的那些財主那樣，或者像更多的一時間與侵略者還沒有什麼直接利益衝突的中國人那樣，就因為你佔了咱們的東三省，我就要揍你。他會繼續經營他的土地、生意，算計如何擴展他的財產、家業，也不希望自己的獨生兒子去跟日本人打仗，但他心里肯定會向著大刀會那樣的抗日隊伍的。
“九一八”事變前，許多好像從未想過自己是個中國人，這個叫做“中華民國”的國家和自己有何相干的人，面對日本侵略者，一下子就中國起來了。
日本人來了，各地軍閥、官僚的權力和威風沒了，他們會歡迎侵略者？一些地主跑到有日軍駐守的城裡，也不是去當漢奸，而是怕鬍子，躲鬍子。許多老人說，那時在鄉下，誰有意無意說句日本人的好話，可能當場就被大家揍死。
“九一八”事變後的東北抗戰，是全民性質的。
王東山是梁錫福的徒弟，梁錫福是東邊道（道為行政區劃名，東邊道所轄區域20餘縣，即今吉東南、遼東的大部地區）一帶赫赫有名的大刀會領袖、護壇大法師，又是唐聚五為總司令的遼寧民眾自衛軍第11路司令。十幾萬自衛軍沒有軍餉，吃飯穿衣都是問題。唐聚五帶頭毀家紓難，部下也紛紛效仿。吉林自衛軍總司令李杜，將自己的存款和麵粉公司捐作軍資。各地義勇軍所到之處，都有地主商紳捐糧捐錢，支援抗戰。
黑龍江省士紳梁聲德，曾任省議長，在黑龍江頗孚眾望。 “滿洲國”成立時，日偽屢次威逼利誘，要他出任高官，他堅辭不從，命令其子梁振鐸參加義勇軍。梁振鐸被馬占山委任為救國義勇軍海倫地區司令，率部屢創敵軍。
1932年5月，日偽軍攻打遼寧新賓縣城，民眾自衛軍想利用天主教堂阻擊敵人。女教徒劉桂禎擋在門口，說戰爭不能拯救人類，你們打打殺殺的，是魔鬼。後來出於“上帝之愛”，收留救治一些傷員。城破，敵人搜捕毒打教徒，罪名是“通匪”。偽縣長張耀東帶人搜查教堂，放出狼狗，把地下室的十幾個傷員都咬死了。劉桂禎帶領一些男女教徒，出城找到自衛軍，成立個“上帝保衛連”。連長劉桂禎率領清一色天主教徒的官兵宣誓：為了驅逐魔鬼，我們願與魔鬼同下地獄！
後來，唐聚五給“上帝保衛連”送面旗幟，上書“中華保衛連”。
只要抗日，唐聚五什麼人都要，包括鬍子。
威震東滿、吉東的中國國民救國軍總司令王德林，一位草莽出身的民族英雄，說過這樣的大實話：俺不管共產黨，還是國民黨，只要打日本子，就是好樣的。
羅登賢不會說這話，但他就是這麼做的，不然義勇軍中不會有那麼多共產黨員。
遼寧民眾自衛軍第9路司令包景華，家是大地主，原為國民黨遼寧省黨部執行委員，因參加改組派，且是首領，被撤職，回家鄉柳河縣辦學。 “九一八”事變後，隨唐聚五舉旗抗日。 9路軍有20多個共產黨員，包景華對其印象頗佳。一次見到清源縣委書記柳大目，兩個人嘮得投機。柳大目說：過去咱們哥倆打架，現在日本子來了，哥倆就得抱團打日本子了。包景華連連點頭，說共產黨有眼力。又道：將來打走日本子，共產黨得了天下，能讓我當個自由百姓吧？柳大目說：你就不想多為國家做點兒事嗎？
北方會議後，將來那“自由百姓”先別說了，眼下這包景華就不行了。滿洲省委巡視員到海龍巡視工作，命令打倒這位“國民黨司令”。
筆者家鄉有個著名的鬍子頭叫黃錫山，人稱“黃四懶王”，據說是黃天霸的後代。黃家幾代都是鬍子專業戶，姑娘、媳婦玩槍比干針線活還利索。說不清什麼原因，黃錫山和鄧鐵梅兩家是世仇。 1914年鄧家連續兩次被黃家燒殺，包括鄧鐵梅的父親，鄧家慘死六口人。可是“九一八”事變後，國難當頭，在鄧鐵梅的叔叔鄧吉道的說合下，鄧鐵梅和黃錫山這對殺父血仇的冤家對頭，在民族大義的旗幟下聯手抗日了。
“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我的祖輩和像他們一樣一個大字不識的莊稼人，肯定沒聽過這話，也不懂這話是什麼意思。但是，柳大目和包景華講的“哥倆打架，現在日本子來了，哥倆就得抱團打日本子了”，他們肯定一听就明白，不聽也明白。
就怎麼也搞不明白：像博古、康生這等人物，竟會連這樣淺顯的道理也不懂嗎？
在中國南方，共產黨當時想抗戰也不可能，因為國民黨要“安內”。這是沒有辦法的事，由不得共產黨。
東北已經淪為日本的殖民地，無論飢寒交迫的無產者，還是衣食無憂、多麼飽暖的有產階級，都不能不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欺壓，都成了亡國奴——難道這還不特殊嗎？特殊情況不就得特殊對待嗎？
東北人民沒有經過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洗禮，缺乏建立蘇維埃的經驗，對共產黨的了解也很少。比之南方，像其他北方各省一樣，東北就是落後的。 “九一八”事變後，無論滿洲省委發表多少宣言、聲明，其聲音和影響力都是微弱的，因為你力量就那麼大。博古、康生也不是不認這個賬，可他們好像嫌一個日本帝國主義還不夠，還要把朋友變成敵人，把“反日戰爭和土地革命密切聯繫起來”。
今天沒見過地主的人也說“地主”，那時叫“大戶”、“大糧戶”、“種糧大戶”。在筆者家鄉，一些人還管有錢人叫“大肚（音du）子”，管土改斗地主叫“鬥'大肚子'”。無論城裡的各種僱工，還是鄉下扛活的長短工，對雇主都叫“東家”、“財東家”。農民也不叫自己“農民”，而稱“莊稼人”。你說地主剝削、壓迫農民，有人會舉例說明有的大戶也挺好。就是不怎麼樣的，俺給他幹活，他給俺工錢，不也挺公道嗎？更多的人會認命，說人家有錢，那是命好，祖墳風水好，俺就是這扛大活的命。你說他沒有階級覺悟，那“階級”還沒弄明白呢，這“覺悟”又是怎麼回事兒？幾輩子就這麼活下來的。就算你能把道理掰扯得一清二楚，那又得拐多大彎、費多大勁呀？王德林、唐聚五、鄭桂林等人，何以豎起旗幟就能聚攏幾萬、十幾萬人馬？不就是“反日”兩個字嗎？ “打日本子入隊”，“受日賊及走狗氣，必須入隊抗日才能得好”，“不願受日本氣”。這是1943年《東北抗日聯軍部分隊員調查表》裡“政治認識”欄中的文字，那工夫沒有比反日再簡單、再得人心的了。而當許多有氣節的地主和各種有身份的有產階級出糧出錢支援抗戰，或者親自組織隊伍抗擊日寇時，你再打土豪，分田地，剝奪他們的財產，把他們弄得家破人亡，這叫什麼事兒？是在幫誰的忙？
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關於最近滿洲工作的報告》中說：“凡是用反日的名義，幾乎在任何義勇軍，甚至所謂'鬍子'中活動都不受阻礙。”
凡是經歷過這個歷史時期的抗聯老人，都說那時你講“反日”，沒有不贊成的，可一提“革命”、“蘇維埃”，就沒嗑嘮了，甚至立刻反目成仇，不抓你殺你就不錯了。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小，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革命黨是群眾的嚮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路而革命不失敗的。”
有抗聯老人說：回顧這段歷史，沒有比毛主席的這段話再切中要害的了。
1929年4月13日，中央蘇維埃政府內務部長謝覺哉，在東北巡視了3個月後，在給“祥生兄”寫的《滿洲省委目前工作狀況》中說：“滿洲需要一個有本事的指導者，首先做點斬除荊棘的墾荒工作，經過相當時日，不難有很好的成績出來。”
古今中外，領袖的作用都是巨大的。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少走許多彎路，就有了194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東北來說，自“九一八”事變，到從1939年冬開始，抗日聯軍不得不陸續退入蘇聯境內，原因多多，一直未能形成一個足以號令東北黨和軍隊的領袖人物，不能不算其中之一。
可“九一八”事變那時的東北，共產黨人恰好有了自己難得的領袖。臨危受命的羅登賢，一個從名字到事蹟都令今人感到陌生的南國青年，以與其年齡不相稱的英明、果敢、成熟和遠見卓識，證明他是當之無愧的。
從奉系軍閥到日本侵略者，一直處心積慮地要除掉像羅登賢這樣的人物。這次，是臨時中央的錯誤路線，輕而易舉地做了敵人想做而沒做到的事情。
被撤職調離東北的羅登賢，1933年3月28日，在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執行局書記任上被叛徒出賣。在獄中受盡酷刑，堅貞不屈，5個月後被秘密殺害。
沒人知道，曾誓言不驅逐日寇絕不離開東北的羅登賢，在不得不離開這片苦難深重的黑土地時，會是一種什麼心境。相信讀者在閱讀本書時，會和筆者一樣不時發出這樣的感嘆：如果羅登賢還活著（如果不被調離東北，他就可能活著），還在東北，還是滿洲省委書記，東北的抗戰之路會順溜、坦蕩多少啊！
他的思想，曾閃電般照亮東北的抗戰道路。當歷史的進程終於不得不從歧途恢復到它原本的路線時，鮮血、生命的代價，共產黨人已經付出得太多太多了。而這種代價，在某種意義上，黑土地上的共產黨人是付不起的。因為共產黨的力量太弱小了，面對的敵人太強大了，自然環境太惡劣、嚴酷、苛刻了，幾乎不允許犯下任何較大的錯誤。
這是一個凶險的開頭！
戰略上的嚴重失誤，使共產黨的東北抗戰陷入極大的危機和孤立，於是這原本就多災多難的征程就越發得多災多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