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歹飯了。 ——歹飯了。 ——歹飯了。 我的二奶奶，一個身高不到1.60米的小腳少婦，站在我家房山旁的高粱地頭，衝著黑魆魆的後山坡，可著嗓子唱歌兒似的一聲聲呼喊著，要我的太爺爺、太奶奶和三個爺爺、兩個奶奶，還有幾個姑姑，回家吃飯，同時宣告著一天勞作的結束。 “歹飯”即吃飯。我查遍了一本《現代漢語詞典》和一套《漢語大字典》，也沒找到這個“dai”字，不得已生搬硬造，弄成了“歹”字，以便保持本書所寫的那個年代的滋味。而筆者是在上個世紀50年代上學讀書後，才把“歹飯”改成“吃飯”的。至今在東北一些八十歲左右的老人口中，特別是鄉間，仍是“歹飯”。張學良在台灣、夏威夷，仍舊管“出生”叫“下生”，管“槍斃”，叫“槍癟”，到老一口鄉音未改。

這裡是遼寧省鳳城縣（今鳳城市）弟兄山鄉碾子溝。我家的5間茅草房，坐落在個椅子狀的山窪裡。中間是廚房，東西兩頭是南北大炕的臥室，兩個灶坑里的餘火是一條溝裡唯一的光亮，大子、小豆飯和土豆燉倭瓜的香氣，在夜色中瀰漫著。比籃球場還大的院子，周圍一圈碗口粗細的原木一劈兩半夾起了一人多高的障子，西側矗著個比房子還高大的包米倉子，東側靠大門處是豬圈，外面是小山一樣的糞堆和比糞堆還大的柴火垛。後面將會寫到，我的祖輩固執地認為，就是這糞堆和柴火垛，在冥冥中主宰了我們這個家族的命運。 像遼東大山里層層疊疊的崇山峻嶺一樣，這里山高林密，野獸出沒，一派原始的荒莽與生機。據父親生前講，我爺爺的爺爺，道光年間從山東萊州闖關東，在鴨綠江口一帶上岸後，走到這裡就不走了，看中的就是這裡荒無人煙，遠離官府，沒人管。直至“九一八”事變前幾年，在離我家3裡多遠的溝口，才陸續搬來幾戶人家，逐漸形成一個小小的村落。

我家是個老少三代的20餘口之家。這等人口的家庭，在我的童年時代就少見了，那時卻不稀罕。農耕生活，原始勞作，把人們緊緊地吸附在土地上，也維繫著傳統的大家庭。優越性之一，是能夠較大限度地發掘勞動力資源。像我家，三個奶奶輪流值班，每人一個月，做飯餵豬，操持家務，還兼“幼兒園長”的職責。里外忙活，不時要瞭上幾眼，喊兩嗓子，讓包括我父親在內的那些還不能勞動的孩子，玩耍時別跑遠了，讓虎呀狼呀什麼的叼跑了。 我一口一個“我家”，其實是不確切的。因為我從未在那裡生活，甚至沒有去過那裡，連我的父親也只是在那裡度過了他的童年。應該說，對於那裡的印象和記憶，連我的父親也不是多麼深刻的。 但是，我敢說，我的二奶奶唱歌兒似的喊叫著“歹飯了”的那個晚上，就是那個悲慘、恥辱的“九一八”之夜。

相信讀者會和我一樣，記住我的祖輩第一次見到日本人的情景。 一天晚上，一輛汽車由遠而近，馳來碾子溝。那巨大的轟鳴已使人膽戰心驚，把一個小山村和半面山坡都晃照得雪亮的車燈光柱，則要把人唬得魂飛魄散了。還在油燈下忙著什麼的人，睡夢中被驚醒的人，都以為是什麼“妖物”來了，有的拔腳就跑，有的想跑卻硬是拔不動腳。汽車進村了，車燈熄滅了，山野間復歸靜謐。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先是幾個膽大的漢子，接著幾乎所有的青壯年男人都跟了上去，手裡都操著家甚，還有幾桿放蠶用來轟趕鳥獸的老洋砲。大家躡手躡腳的，大氣兒不敢出，唯恐把這個“妖物”驚醒了。不知誰喊打爛它的眼睛，老洋砲“咚咣”一通響，人們擁上去，棍棒鋤镢又掄起來一頓砸。

據我的爺爺講，當時人們認定這是個“妖物”，必須懲罰它，降伏它，起碼也要讓它曉得這方水土中人是不好惹的，使它不敢興妖作怪，降災弄禍。 燃著松明火把的夜色中湧動著一種莊稼人難得的悲壯與雄烈，更多的還是勝利後的激動、喜悅和輕鬆。 第二天早晨，這個“妖物”卻轟隆隆一陣怪叫，又箭一樣地跑了。 我的老天爺！山民們大眼瞪小眼：這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呀？眼睛瞎了還能跑，還不“掉道”（脫離路面掉進溝裡）！ 我的三個爺爺都說，是第二天早晨見到幾個日本人的，是搞礦山探測的“礦山鬼”（管做生意的叫“買賣鬼”，當警察的叫“警察鬼”，開拓團種地的叫“莊稼鬼”——以此類推）。我的祖輩最初稱日本人為“琉球人”，說他們是從琉球島來的，一個個長得球球蛋蛋的，十有九個羅圈腿。據我所知，這種“礦山鬼”都是有武器的，跑到這遼東大山里，更是非有專門的武裝保護不可的。可我祖輩的敘述中，卻見物不見人，沒一個“琉球人”影兒。那身心和視聽，整個都被這個“眼睛瞎了還能跑，還不'掉道'”的“妖物”佔據了。

末了，我的很會“講古”（講故事）的老爺爺，卻也重重地來了句：那“小鼻子”鬼精鬼靈的，那才歹毒呢，咱中國人可沒少叫他們“踢蹬”（整死、殺死、完蛋的意思）呀。 當了十四年亡國奴的我的祖輩，稱俄國人為“老毛子”、“大鼻子”，叫日本人為“日本子”、“小日本子”、“小鬼子”、“小鼻子”。 幾天后，我的祖輩聽“村上人”（村幹部）講：“小鼻子”佔了咱們的奉天（瀋陽）城！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 拋棄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 整日價在關內流浪！ …… 且不說肥美的黑土地，怎麼會孕育了這樣一支悲愴的歌，娩出了“滿洲國”這樣一個怪胎。先讓歷史定格在關東軍炮轟北大營的那一刻，看看我們能夠看到、並該銘記些什麼。

1931年的9月18日，為農曆八月初七，是上弦月。這個季節的上弦月，應該在晚上8點左右逝去，大地隨即漆黑一片。 後面將要寫到，我的祖輩並非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特別是在這“三春不如一秋忙”的季節。據我推測，當我的二奶奶唱歌兒似的喊著“歹飯了”的時候，正是日本關東軍和守備隊利用月逝夜黑，向北大營及各個目標運動之際。而隨著柳條湖附近南滿鐵路的爆炸聲，架設在南滿車站（今瀋陽車站）附近日本守備隊院子裡的24厘米口徑重砲，開始轟擊北大營的中國軍隊時，我的太爺爺以下三代20餘口人，該是在油燈下吃罷晚飯，或是在那熱乎乎的南北大炕上響起鼾聲了。 至於見到那輛跑到遼東大山里，被山民視為“妖物”的汽車時，是不是整個東三省，乃至熱河，都早已罩在太陽旗的陰影下了？

他們聽不到日軍攻打北大營的槍砲聲，在睡夢中就當了亡國奴，而且當了那麼久竟渾然不覺。他們苦巴苦業勞作一天，那熱炕上的夢一定是非常香甜的。他們實實在在就是地地道道的鄉野草民，世世代代原本就是過著這樣的日子。 我並非為我的祖輩開脫。後面將會寫到，提起我的祖輩，特別是我的三個正值青壯年的爺爺，我是不能不有些臉紅的。但是，問題的關鍵，在於“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那些執掌東北大權的人物，那一刻在幹什麼？ 當我的祖輩視汽車為“妖物”時，張學良是不是會開汽車、又能駕駛飛機的“中國第一人”？ 對於“九一八”這個日子，在我們這個星球上，沒有比這位少帥再悲慘、再淒苦、再刻骨銘心的了。年輕英俊的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司令，僅次於蔣介石的中國第二號強勢人物，那一刻正與夫人於鳳至和趙四小姐，坐在北平前門外的中和戲院的包廂裡，欣賞京劇大師梅蘭芳表演的《宇宙鋒》。

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長官兼黑龍江省主席萬福麟，也隨張學良在北平。 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長官兼吉林省主席張作相，在錦州小嶺子老家，為其父大辦喪事。 在奉天坐鎮的東北邊防軍參謀長、代司令長官榮臻，前一天為其父做壽，事變當日意猶未盡，仍在家中應酬，賓客盈門，燈燭交輝，收禮發財。 算是在職在位的兩位大員，一位遼寧省主席臧式毅，一位東北特區（哈爾濱）行政長官張景惠，事變不久即投進日本人懷抱，當了漢奸。 另一位也是很快就認賊作父的，將吉林拱手讓給日本人的代行吉林省軍政大權的督署參謀長熙洽，正在糧米行街吉長報館胡同的淫樂窩吉林俱樂部花天酒地。 再看看駐紮在北大營的東北軍的王牌，對奉天防務堪稱舉足輕重的國防軍7旅。

為應對日軍可能發動的突然襲擊，事變前中將旅長王以哲，曾召集連以上軍官會議，議定出7條紀律，最後兩條為：“（6）各級軍官的宿假（回家住宿），由每週三次改為一次，必要時不准回家，在營內住宿。（7）團、營、連的值星官，絕對不准離開崗位。”可事變當夜，從旅長到所屬3個團的團長，全回家了。就剩個沒有決斷權的參謀長趙鎮藩，留在北大營看堆儿。 還用說什麼嗎？ 北大營9點鐘熄燈。 7旅620團3營9連上尉連長姜明文，這天趕上宿假，卻是營值星官，營長於天宏又不在營中，就更不能回家了。熄燈號響過，到各連查夜，回來已過10點。脫衣上床，心神不寧，有種要出事的感覺。隨手抓過床頭張恨水的小說，看到“開門揖盜牛馬一生休”一段時，西南方向突然響起爆炸聲，接著就是密集的槍聲。不好！他翻身躍起，傳令全營起床，領取槍彈，緊急集合。

十多分鐘集合完畢，姜明文立即指揮各連奔向既設陣地。 事變前，7旅官兵利用營房四周圍牆，構築了一些掩體、散兵壕和半永久性地堡，一旦戰事發生，即可進入陣地。另外，刺刀開刃，槍支每天擦拭，士兵每人發200發子彈、4顆手榴彈，機槍彈盒裝滿子彈，火砲、坦克等重型裝備也都保養得好好的，處於戰備狀態。 隊伍未出620團院子，中校團副朱芝榮喘吁籲趕上來，讓把部隊帶回去。姜明文問為什麼，朱芝榮說旅長來電話，叫部隊不要動，把槍交回庫裡，士兵回去睡覺。如果日本人進來，由官長出面交涉，日本人要什麼給什麼，不要打。 姜明文等幾個連長強壓怒火：“要命也給嗎？！” 朱芝榮說：“這是旅長的命令。” 槍砲聲中，趙鎮藩拼命搖動著電話機的搖把子。 先給在三經街的旅長家打電話，旅長說他去找榮臻參謀長研究一下。 趙鎮藩一邊命令各團進入陣地，一邊又直接向榮臻報告。 榮臻指示：“不准抵抗，不准動，把槍放到庫房裡，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槍砲聲越來越激烈，趙鎮藩抹把臉上汗水，硬著頭皮又給榮臻打電話，說明官兵大都在火線上，收槍在事實上是很難做到的。 榮臻道：“這是命令，如不照辦，出了問題，由你負責。” 榮臻是11點左右趕到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的，5分鐘後王以哲也到了。 電話機的鈴聲，救火車般鳴叫著。 北大營告急：日軍已經突破西卡門，見人就殺，打不打？ 小西門警察告急：日軍攻城，如果不開城門，他們說要用砲轟！ 奉天典獄長告急：日軍爬城，在城上向獄內開槍！ 東北航空處告急：機場有42架待飛的飛機，怎麼辦？ 無處不告急，十萬火急！ 戰事已經發動，怎麼辦？王以哲望著榮臻。 給北平打電話，請示一下。榮臻邊說邊拿起電話。 接電話的是張學良的侍衛副官譚海：“副司令指示，要慎重從事，遵照中央的命令，堅決不要抵抗！” 震驚世人的“不抵抗”——還是“堅決性”的！ 1996年9月18日晚，筆者在離休前為遼寧省輕工廳副廳長的抗聯老人單立志家採訪出來，突然響起刺耳的警報聲，街道上各種車輛隨即停駛，鳴起喇叭，整個一座瀋陽城都被震撼了。 從1995年開始的每年的這天晚上，瀋陽從10點20開始鳴警3分鐘，是為了讓世人銘記半個多世紀前那個悲慘、恥辱的時日，警示今人和後人。 警示之一，就是對於任何敢於來犯之敵，都要堅決抵抗、誓死抵抗！ 北平，十萬火急。副司令勳鑑：日軍大舉向北大營和奉天進攻。如何應付請速示機宜。 接到榮臻的電話和這封沒一個“！”的電報，三十歲的少帥那張因患傷寒病剛愈而顯得蒼白的臉上和怦怦跳動的心頭，會鐫刻下多少驚心動魄的“！”和“？”？ 日本人真的就動手了？ ！ 這一天真的就到來了？ ！ 對於張學良來說，這無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時刻。 張學良從戲院匆匆趕回協和醫院，立即向蔣介石發報請示。 半夜時分，收到回電： 相應處理。 五十九年後，這位“九一八”事變的悲劇主角，在台北接受日本NHK電視台專訪時說： 當時我沒想到日軍會那麼蠻幹，我以為他們絕不會這麼做。我以為日本是要以這種軍事行動來挑撥我們，因此我命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決這個問題。我認為，日本這麼做，不僅是中國的不幸，在國際上日本將受到責難，對日本也不好。我以為日本不應該這麼做。後來國民對我的不抵抗有所責難，對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責備我不能看穿日本的陰謀，我承認我有責任。當日我判斷：日本這樣做對它沒有任何好處。如果我知道日本真的要發動戰爭，我會與他們拼命的。 “日本這樣做對它沒有任何好處。”這話沒錯。 可東北人那十四年亡國奴的日子呢？ “鐵嶺事件”；“龍井事件”；“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盛產大豆、高粱的黑土地盛產“事件”，因為關東軍需要“事件”，需要把“事件”變成“事變”。 自1881年起，島國日本就大肆鼓吹“大陸”是日本的“生命線”。 1895年，首相山縣有朋向明治天皇提交的《兵制改革》奏文中，明確提出要把“生命線”擴大到中國東北，並由此逐漸形成一條吞併朝鮮、侵占中國東北，進而征服中國、稱霸亞洲的“大陸政策”。 1927年在東京召開的“東方會議”制定的《對華政策綱要》，則把“武力解決滿蒙問題的積極方針”作為日本的最高國策。會後，田中義一首相在向裕仁天皇密奏會議內容時稱：“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握有滿蒙權力，乃是第一大關鍵也。” 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日本侵占朝鮮和中國的台灣、旅大，壟斷南滿鐵路，策劃“滿蒙獨立”，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 這一衣帶血的歷史，張學良不知道嗎？ 1928年夏，日籍台灣人蔡智堪，通過秘密手段抄錄了《田中奏摺》，將其轉交張學良。這是一份極為重要的戰略情報。至於日本明里暗裡那些緊鑼密鼓的動作，通過各種渠道自然也會收集許多。而對於日本文化、民族性格，比之中國各地的大小軍閥，從大帥到少帥，理應比較熟悉，甚至可說非常了解的。至於什麼人和為什麼策劃了“皇姑屯事件”，殺害了張作霖，最清楚個中內情的中國人，是不是就是張學良了？ 那麼，這位東北王是如何應對的？ 四個字：隱忍自重。 無論日本怎樣挑釁、滋事，都要隱忍、退讓，以使日本找不到藉口擴大事態，以期能在一個和平的環境中，求得生存和發展。 自1928年7月主持東北軍政以來，張學良就著手大力恢復和發展經濟。以官商合辦方式投資鐵路、工廠、貿易公司，限制、取締日本人和朝鮮人的非法活動，並取得相當成績。這當然是對事變的一種從根本上的準備，是長遠的戰略目標，屬大謀。隱忍自重，就是“小不忍則亂大謀”。只是咄咄逼人的日本，會因你的“小忍”，而放棄他的“大謀”嗎？ “一衣帶水”這個成語，有段時間我們好像講得太多了，似乎那血真的已經變成水了。而在那個還沒有“地球村”概念的時代，最能體現這四個字的含義的，莫過於大帥、少帥治下的東北了。守著這麼個橫蠻、強悍、野心勃勃的鄰居，黑土地上的中國人憑空多了那麼多苦難，卻也曾使奉系軍閥受益。只是子繼父業的少帥，無論想沒想到“日軍會那麼蠻幹”，對這個有殺父之仇的強盜，都不能不懷有戒心。他知道發展經濟、強大實力不是一時半會兒的事，反倒可能刺激得日本越發急不可耐，那就把黑土地、黃土地和紅土地都置於一面旗幟之下。 1928年12月29日東北“易幟”的動因之一，就是企圖以此遏制日本的野心，一旦刀兵相見，能傾全國之力抗戰。 老謀深算的蔣介石，卻來了個“相應處理”。 “中村事件”發生後，8月16日，蔣介石給張學良發來銑電（1949年以前電報發出日期都用韻目代日，16日的韻目為“銑”。——編者註）： 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 張學良接電後，轉知東北軍各長官遵照執行，並於9月6日電令臧式毅和榮臻： 對於日人，無論如何尋事，我方務需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而在此前的7月8日，在北平副司令部致東北政務委員會的電報中，稱：“如果一旦開戰，東北必定要失敗。” 7月10日，張學良在給王家禎的電報中，又稱： 若有衝突，將重蹈旅順、大連之覆轍，致使滿蒙為日本人所佔領則是明顯的，所以我方應該避免衝突。 “九一八”事變後的輿論，大都譴責張學良為“不抵抗將軍”，台灣國民黨至今仍把責任推到他頭上，大陸則認為他是奉了蔣介石的命令才不抵抗的。應該說，在蔣介石的銑電之前，因了張學良的“抵抗必敗論”，東北軍“避免衝突”的“不抵抗政策”，已經形成了。 像所有大大小小的軍閥一樣，張學良並不是什麼都聽命於蔣介石的。易幟後和“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前後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倘非如此，中原大戰前，蔣介石還用得著挖空心思拉攏張學良嗎？下道命令就行了唄。而在東北軍中，上上下下，“吃張家飯，辦張家事”的“張家軍”意識很濃。東北財政收入也是獨自處理的，不向中央財政部解款，中央也不接濟東北財政。張學良對東北的決策是有相當的自主性的，抵抗與不抵抗，是能自行主張的。 在接受NHK電視台記者採訪時，他也說“國民政府的指示是'相應處理'，'相應處理'是看情況去辦的意思”，“並不是不要抵抗”。 江橋抗戰，馬占山抵抗了，蔣介石又把他怎樣了？ 可話又說回來，倘若老蔣咬鋼嚼鐵一聲“打”，少帥能不打嗎？ 他主張的是“全國抗戰論”，前提是停止內戰，一致對外。 接到榮臻的“十萬火急”電報後，張學良召集於學忠等高級將領開會時，說：“我們軍人的天職，守土有責，本應和他們一拼，不過日軍不僅一個聯隊，他全國的兵力可以源源而來，絕非我一人及我一東北一隅之力所能應付。現在我們既已聽命於中央，所有軍事、外交均係全國整個的問題，我們只應速報中央，聽候指示。我們是主張抗戰的，但須全國抗戰；如能全國抗戰，東北軍在最前線作戰，是義不容辭的。” 1928年12月29日通電易幟，擁護中央，1930年9月18日發表巧電，擁兵入關，體現與實踐的都不無這種主張。結果卻是一個悲慘的時日的巧合：一年前的這一天，他率十多万精兵入關，一出手就平息了中原大戰；一年後的這一天，日本人一出手就斷了他的後路，端了他的老窩。 蔣介石抱定的宗旨，卻是“攘外必先安內”。他在發出那封“不抵抗”的銑電時，正在江西指揮30萬大軍“圍剿”紅軍。 這種矛盾、對立、衝突，終於釀成了“西安事變”。忍無可忍的少帥，沒了東北的“東北王”，一怒沖天，以一種舍生忘死的“不抵抗，毋寧死”的英雄氣，揮灑出一道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的驚心動魄的閃電。 別人可以不抵抗，他張學良必須抵抗，於國於家於他個人都必須抵抗。在中國，他是僅次於蔣介石的第二號強勢人物，因為他的東北軍是僅次於蔣介石的中央軍的一支舉足輕重的武裝力量。而這一切，都是以那片豐腴的黑土地為根基的。中國的大小軍閥都拼命地抓槍桿子，但若沒有一方屬於自己的水土、地盤，誰也閥不起來，只能當流寇。古希臘神話中的安泰離不開土地，喝遼河水長大的少帥，離不開那片生養他的黑土地。失去了那片黑土地，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他先是浮萍樣隨波漂流，身不由己地為老蔣去打在老蔣眼裡好像比日本人還可怕的共產黨，後來則像隻鳥兒被關進了籠子，被拎去台灣還是只籠中鳥。 可他明白得太晚了。 接到那封“相應處理”的電報，在那決定東北命運的時刻，無論張學良想了、說了些什麼，他的行動告訴人們的都是：你老蔣不出兵，讓我看情況去辦，我看是抵不住、抗不了，那就不抵了、不抗了。 當時的日本駐奉天總領事館總領事林久治郎，在回憶錄中寫得明白：“從當夜十一時稍過開始直到第二天拂曉讓出奉天城為止，中國方面由省長公署幾乎是不間斷地用電話向我總領事館表明中國官民均無抵抗之意，要求我軍停止攻擊；到十九日凌晨三時左右，又通知說要開放城門，以示沒有抵抗我軍之意。” 不抵了，不抗了，那就這麼拉倒了？當然不是。張學良認為日本會抗不住國際上的壓力，關東軍能很快撤兵。就把希望寄託在“國聯”身上，期待“國聯”能夠為他懲罰日本，伸張正義。 兒時，筆者沒少聽老年人講：那工夫若是換成大帥，一聲“媽個巴子”，早跟“小鼻子”幹上了。比起大帥，少帥差遠了，還是嫩哪。不然，“小鼻子”也不會把大帥“踢蹬”了。 2001年5月，筆者在黑龍江省東寧縣綏陽鎮，採訪到一位“九一八”事變的親歷者。老人叫陳廣忠，九十三歲，當年為北大營7旅通訊連士兵。事變當夜，一顆子彈從左腮打入，滿口牙沒幾顆了。 老人說，開頭聽到槍砲聲，不明白怎麼回事兒，長官說是日本子搞演習。砲彈落大營裡了，“子溜子”（東北老話，“子”即子彈，“溜子”即彈道）嗖嗖的，天底下有這麼搞演習的嗎？有的弟兄傷了、亡了，大家紅眼睛了。可上邊不讓打，叫“原地待命”，什麼雞巴“原地待命”，那不是“原地等死”嗎？有的不管三七二十一，跑去倉庫拿槍，動作快的就拿到了，有的衣服沒穿上就讓小鬼子打死了。沒接到撤退命令，有些軍官就在那兒“挺著死”，軍人得服從命令呀！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被俘了，有的是被部下硬架著跑出來的。 老人說，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你上邊不讓打，養兵幹什麼？打又不打，撤又不撤，就待在那兒挨槍子，媽個巴子，俺們小兵的命就不叫命呀？ 用官兵的鮮血和生命，為那打到“國聯”的官司的天平上加砝碼。 尊敬的洋大人，你們看吧。這滿營的彈坑、彈痕，是中國軍隊自己打的嗎？這倒在血泊中的弟兄，院子裡的，兵舍裡的，床上床下的，不但手無寸鐵，而且許多人連衣服都未穿好。還有這些槍庫、彈藥庫，這些輕重機槍、步槍、火砲、坦克，都整齊地擺放著，沒一支一門射擊過，諸位先生可以隨意查勘、檢驗。如此，9月18日夜裡發生了什麼事情，不是一目了然嗎？ 閱遍古今中外的戰事，青史留名的，或者以少勝多，或者以弱勝強；或者不畏強暴，寧死不屈。至於屈膝投降，大開城門的時日，許多國家、民族也都有過。可如此不抵抗，挺著死，引頸受戮、受辱的，有幾多？還有嗎？ 鬼精鬼靈的日本鬼子，可是把什麼都籌劃得明明白白的。什麼“國聯”呀，“公理”呀，“正義”呀，他們才不在乎這些嘴巴子上的東西呢。在這個世界上，誰的腰包鼓、拳頭硬，誰就是老大，有幾多人願意站在明顯的弱者、因而注定是負者的一邊？他們信奉的是叢林法則，強者、勝者是不會受到懲罰的，因為話語權是永遠屬於勝利者的。他們要的是事實。而且攻擊北大營的日軍，開頭那槍砲打的都是空包彈，見你不還手，這才動起真傢伙。萬一攻擊失利，那我就是搞演習，黑燈瞎火弄錯了地方。管你官司打到哪裡，“誤會”呀，“遺憾”呀，“下不為例”呀，一張嘴，兩片唇，一張一合說去唄！ 上起刺刀來， 弟兄們散開！ 這是我們的國土， 我們不掛免戰牌！ 這地方是我們的， 我們住了幾百代； 這地方是我們的， 我們不能讓出來！ …… 這是當年東北軍的一支軍營歌曲《上起刺刀來》，那守土衛疆、誓與敵人血戰到底的決心和氣概，是何等凜然、豪邁，就像是專為“九一八”的抵抗之夜寫的。 山東抗戰，八路軍115師和山東縱隊，一和於學忠的東北軍打起來，八路軍就唱“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東北軍一些官兵就不打了，或者是沖天放槍了。而在“九一八”之夜後，東北軍如果再唱這支《上起刺刀來》，豈不就是羞辱自己嗎？ “日本子打進來啦！”原為對外開放，常有外軍代表參觀、訪問的東北國防軍的王牌7旅，官兵逃跑的，挺著死的，去庫房砸鎖踹門拿槍的，拿不到的叫罵著“媽個巴子”，拿到的叫罵著“媽個巴子”不敢違命開槍的，叫罵著“媽個巴子”還擊的，這個赤膊，那個光腳，官找不著兵，兵找不著官。 沒有比“九一八”之夜的北大營再亂糟的了，沒有比那一刻的東北軍再狼狽的了。 用陳廣忠老人的話講：“東北軍算是把臉丟褲襠裡了。” “九一八”事變後僅4個多月，日本侵略軍就奪佔了東三省的主要城市和鐵路線。 不抵抗政策的另一個惡果，是極大地刺激了侵略者的野心和氣焰。 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等人在給裕仁天皇的奏摺中稱：“臣等敢言之，對中國領土，可於3個月內完全佔領也。” 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官鹽澤說：“4個鐘頭佔領上海，24小時佔領南京。” 毛澤東說：“假如沒有這一群賣國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可能放肆到這步田地的。” 據說，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得沒剩幾口氣兒的張作霖，臨死前曾說：告訴小六子（張學良的乳名），好好乾吧。俺這臭皮囊不算什麼，叫小六子快回奉天！ 我總覺得，在海外的中國人中，最想念這片黑土地的，莫過於這位少帥了。 有段時間，終於聽說他要回來了，當年的大帥府已經修繕一新，多少人翹首等待一睹少帥的風采，可這位東北老鄉終究還是沒有回來。 也是，怎麼回來呀？ 如果抵抗了 歷史沒有“如果”。可對於“九一八”之夜，我們不妨“如果”一下：如果抵抗了，會怎樣？ 事變當時，日軍在東北有正規軍1個師團和6個獨立守備隊，約1.4萬人，在鄉軍人（退伍軍人）1萬餘人，另有警察3000多人。東北軍有正規軍16.5萬人，非正規軍4萬人，其中僅北大營7旅就7000多人。東北軍散在各地，日軍也不是集中優勢兵力攻擊北大營和奉天城，而是在砲轟北大營後，即在南滿（今瀋陽至大連）、安奉（今丹東至瀋陽）鐵路沿線10餘座城鎮，陸續發起攻擊。當時日軍第2師團，其主力還在遼陽。攻擊北大營的，只是第2獨立守備大隊的600多人。從宏觀到微觀，東北軍的數量都佔絕對優勢。 戰爭當然不是“10個打1個”這種簡單的數字遊戲。從總體上說，裝備當然是日軍好，但北大營的7旅一點兒也不比日軍差。旅屬戰車隊、迫擊砲連、重機槍連，有輕型坦克12輛，8.4厘米迫擊砲6門，馬克泌重機槍12挺。團屬迫擊砲連和重機槍連，與旅相同，還有個裝備4門3.4厘米口徑平射砲的平射砲連。每個步兵連有捷克式輕機槍12挺，同式步槍120支，擲彈筒12具。操持這些裝備的，許多軍官是陸軍大學、保定軍官學校、東北講武堂畢業生，還有留學英美和日本的，士兵幾乎沒有不識字的，基本都是高小以上文化。 在構成戰鬥力的諸多因素中，必不可少的還有士氣和精神的力量。在“不抵抗”造成的亂成一團的當口，那麼多官兵奔去槍械庫踹門砸鎖幹什麼？那麼多人執行“挺著死”的命令，雖然不無悲哀，卻也說明並非大難臨頭就炸了營的烏合之眾。而620團3營，從起床到全副武裝集合完畢，只用了10多分鐘，同樣說明這是一支訓練有素的部隊。 620團是最後撤離北大營的，姜明文率9連在後面掩護。到達北圍牆，剛爬上牆頭，外面槍聲大作，埋伏在那裡的日軍一齊開火，子彈打得牆頭灰石飛迸。官兵立即臥倒，姜明文指揮幾門小砲一陣轟擊，就將日軍火力壓制了。 如果北大營的槍砲都能噴射出怒火，那會是一幅什麼情景？ 請看策劃了“皇姑屯事件”的河本大作是怎麼說的： 如果當時奉天軍敢於試圖公然反抗，則敵我兵力相差懸殊，日本方面的夜襲必敗無疑。只有等待次日，即19日由遼陽趕來的第二師團主力的到來，再次發起攻擊。那樣，戰局就將再起波瀾，陷於復雜的狀態，決不會有幾天內便相繼佔領奉天、長春以及吉林的結果。 當北大營、奉天城和南滿各地全力抵抗時，緊急調動吉林、黑龍江兩省的部隊乘火車南下，一年前進關的精銳當然也要出關。 19日天亮後，再出動飛機。這一天，日本駐朝鮮飛行隊也到了奉天，可它能來多少架？東北軍有200多架飛機（還有說300架），空中仍然是優勢。你打炸我的北大營、奉天城和南滿、安奉鐵路沿線城鎮，我打炸你的軍隊、大營和南滿、安奉鐵路，以及一切可以打炸的目標。特別是那個第2師團主力，無論還在遼陽，或是北上奉天途中，都要把它打炸個一塌糊塗。日本軍隊再多，飛機軍艦再厲害，也是遠水不解近渴。一時間，即便不是把小鬼子打垮了，也把它打住手了。你打不下去了，那就坐下來談吧。再把“國聯”代表，或調查團什麼的找來，那就更好了。 再看江橋抗戰，數万敵軍在飛機、裝甲車、重砲掩護下不斷攻擊，東北軍以死相搏，激戰16天，光日軍就斃傷5000餘人。須知，當時東北已是大勢已去，馬占山獨立難支，他指揮的又是黑龍江的省防軍、屯墾軍，比起北大營7旅這樣的國防軍，從官兵素質到武器裝備都差多了。 事變之際，最需要的是當機立斷，抱定打爛壇壇罐罐也要血戰到底的決心。因為對東北、東北軍和張學良而言，這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是最後的鬥爭了，必須咬牙橫心，豁出老命小命拼命了。 可這位當家人有這等氣魄嗎？ 事變第5天，張學良召集高級將領會議，研討東北對策。 於學忠認為，日軍現在東北各地橫行，我們雖然避免全面衝突，也應集中幾個旅的兵力，哪怕犧牲3個團，也要給敵人打擊，挫其侵略氣焰，並取諒國人。同時建議在北平的吉林、黑龍江兩省軍事長官，盡快返回防區，掌握軍隊。 張學良當時同意了，翌日又變卦了。 奉天淪陷，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和遼寧省政府跑到錦州掛牌辦公。這回從蔣介石到南京政府，可不是有點兒含糊其辭，甚至讓人覺得不無嫁禍於人味道的“相應處理”，而是命令抵抗了。因“九一八”事變而特設的特種外交委員會，秘書長顧維鈞，或個人，或與宋子文聯名，一再致電張學良：“兄擬將錦州駐軍自動撤退，請暫從緩。”“現在日人如進兵錦州，兄為國家計，為兄個人計，自當力排困難，期能防禦。”蔣介石也致電張學良：“錦州軍隊此時切勿後退。”“航空第一隊已限3日內到平，歸副司令指揮。” 12月30日，即東北軍全部撤退錦州前兩天，日軍進占錦州前三天，南京政府還致電張學良： 北平張主任勳鑑：密艷電（“艷”的韻目代29日——編者註），並勘日禦敵情形，殊堪嘉許！陳述困難各節，均所深悉。惟日軍攻錦緊急，無論如何，必積極抵抗，各官吏及軍隊均有守土應盡之責，否則外啟友邦之輕視，內招人民之責備，外交因此愈陷絕境，將何辭以自解？日軍攻錦時，天津或有異動，亦須預先防止。總之，望該主任深體政府之意，激勵將士，為國犧牲，是為至要。國民政府，卅亥印。 “兄為國家計，為兄個人計”，這話是不是已經說到家了？事變當夜，板垣徵四郎是以本莊繁的名義下達攻擊令的，一步到位。東北軍則是趙鎮藩、王以哲、榮臻，一級級請示到張學良、蔣介石那兒，蔣介石又把球踢給了張學良。如果說少帥年輕，還缺乏歷練，由不抵抗到抵抗，事變當時就讓他作出這樣的決斷，是勉為其難了，到江橋抗戰時已經一個半月了，是不是應該回過味兒了？那邊江橋受阻，這邊再調集精銳出關、出錦州，向奉天攻擊，劁豬割耳朵，讓小鬼子兩頭難受，不是挺好的機會嗎？ “九一八”事變後的個把月左右，乃至再長一點兒的時期，對東北的命運走勢是至關緊要的。日本也在調整政策，它也不是鐵板一塊，某種程度上也是走著瞧，看你的動向和戰場上的態勢。各地一些執掌大權的、後來投靠日本的人，也在看著少帥的動作。同樣的榮華富貴，他們中的多數人，還是不願意戴頂“漢奸”帽子的。至於馬占山、李杜、馮佔海、蘇炳文等愛國將領，盼望少帥率兵出關，打回老家，那就不用說了。 “捨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你把小鬼子打疼了，讓它知道辣椒不是巧克力，它就不得不住手了，甚至可能相當長的時間不敢輕舉妄動。這與事變前的隱忍自重，可謂殊途同歸。隱忍而無自尊、自重，只是一味屈辱地忍讓、退避，這不是縱容、助長侵略者的野心和氣焰，把東北拱手讓給人家了嗎？ 即便日本不惜一戰，從本土調來重兵，大打出手，東北到底還是淪亡了，張學良和他的東北軍，不也能贏得世人的尊敬嗎？ “九一八”事變前後，我們有一個最大的錯誤，就是委曲求全，希望事態不擴大。現在明白了，對日問題實在沒有委曲求全之道，過去這樣想，不過是一個空虛的憧憬。今日我們對日本惟有抗戰，決不再蹈前此覆轍。 提起張學良，光說道“九一八”事變顯然是不公正的，因為他的名字還與“西安事變”緊密地聯在一起。如果沒有“西安事變”，蔣介石會繼續“剿共”，中國的全面抗戰不會那麼早，日本軍隊也就不會那麼早地陷於中國戰場，日本會不會與德國聯手，從東西兩線夾擊蘇聯？那第二次世界大戰又會是什麼樣子？ “西安事變”不僅改變了中國歷史，還影響了“二戰”歷史。而人類歷史上有著共同文化淵源的最大的一群人，當然也包括筆者和本書的讀者，今天的生活、生存狀態，也極可能不是現在的這個樣子。 可張學良在說這話時，他早已成了“不抵抗將軍”，東北軍早就成了“誤國軍”，包括我的祖輩在內的3000多萬東北人民早就成了“亡省奴”。 全東北工農兵學聯合起來呀， 聯合起來跑到火線拼命去作戰， 張小鬍子國民狗黨出賣東北啦！ 可恨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啦！ …… 國民黨成什麼樣， 日本子進兵快到長江， 誰也不打仗，誰也不抵抗， 節節退讓，退到石家莊。 張學良精兵二十多萬， 全不抵抗只會交槍， 好個賣國張學良， 出賣中國許多地方。 …… 以上分別為當年東北抗聯官兵唱的兩首抗戰歌曲的第一段歌詞，一首叫《東北義勇軍歌》，一首叫《無恥賣國歌》。其中的“張小鬍子”即張學良。東北人管土匪叫“鬍子”，張作霖是鬍子出身，是“老鬍子”，張學良就是“小鬍子”。 “西安事變”後，就把“張小鬍子”、“張學良”改成了“國民黨”，“出賣東北”、“賣國”的字樣自然也沒了。 也被戴上“賣國賊”帽子的蔣介石，也是有顆中國心的。最初的證據是淞滬抗戰中，投入幾十個精銳師，死打硬拼了一場抗戰中規模最大的、也是傷亡慘重的陣地戰。 蔣介石不讓張學良從錦州後退，並要派去飛機助戰，比之事變當夜的“相應處理”是進步多了。可他能親臨南昌指揮“圍剿”紅軍，為什麼就不能去北平督師抗戰？倘能坐鎮北平，嚴令抵抗，東北軍會那樣棄守錦州嗎？ “攘外必先安內”，在蔣介石的議事日程上，是有輕重緩急的。他總惦著把國內的反對派收拾了，特別是把共產黨打滅了，再去對付日本人。 大敵當前，卻有那麼多打出來的和沒打出來的反蔣旗號，不能不讓他鬧心。中國本來就貧困落後，再加上四分五裂，這個家換了誰也難當。自鴉片戰爭後，總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官府的腐敗、糜爛，更是源遠流長，綿無絕期。這些當然不能都怪罪蔣先生，倒是實在難為了這位恰逢亂世的老大難國家的領袖。只是如此中國，就只有安內才能攘外一劑良藥嗎？強敵入侵，國難當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你再槍打炮轟消滅異己，把本來就貧弱的國力消耗在自相殘殺上，這是安內，還是縱外、幫外？家不和，外人欺。有道是“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從來都是外敵打進來了，自家兄弟拋棄前嫌，攜手對外。有時為了內部的安定團結，甚至不惜對外挑動事端，哪有老將的“攘外先安內法”？更何況你果真就有這等本事，能用血腥和暴力把內安了嗎？ 在後來的八年抗戰中，無論蔣介石表現了怎樣的信念和氣節，也無論張學良在“西安事變”中怎樣像鷹一樣衝上歷史的天空，在“九一八”事變這樣決定民族存亡、歷史走向的關頭，他們都不是龍，而是蟲。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嫩江水流啊流，流過悲慘的“九一八”，流到不屈的哈爾葛江橋。 洮（安）昂（溪）鐵路上的哈爾葛江橋，橫亙在嫩江上，是向北進入黑龍江省城龍江（今齊齊哈爾）的必由之路。蜚聲中外的江橋抗戰，就發生在這裡。 11月4日，日軍第2師團一個聯隊（團）從左翼渡江，被潛伏在對岸江邊蒿草中的省衛隊團擊退。傍晚，日軍在飛機、大砲和鐵甲車掩護下，乘百餘隻木船、橡皮艇，再次強渡強攻。衛隊團官兵待敵將靠岸時，步槍、機槍子彈刮風樣射向敵群。 5日，偽軍在前，日軍在後，又向江北猛攻，又被擊退。據日方發表的數字，這一天僅日軍就亡167人，傷600餘人。 6日，日軍增調飛機、大砲，馬占山也調派援軍，並親臨前線指揮作戰。從拂曉戰至黃昏，日軍高波騎兵隊傷亡殆盡，濱本聯隊也幾被全殲。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在遼吉兩省如入無人之境，一個小隊（排）就可進占一座中等城市，根本未將黑龍江的省防軍、屯墾軍放在眼裡。沒想到這些二流、三流的東北軍，一出手就把它打成這等模樣，就大叫大嚷黑龍江軍隊得到蘇聯軍火援助，有“新式武器”，為“大日本皇軍”的“皇威”和“武士道”遮羞。而第2師團師團長多門二郎，因江橋之戰傷亡慘重，1933年歸國時不敢面對群眾“歡迎”，時稱“無言凱旋”。 在敵人絕對優勢的地空火力下，黑龍江軍隊傷亡太大，6日晚主動撤離江橋一線，退守三間房陣地。日軍也因傷亡累累，無力再戰。 12日，多門師團主力和長島旅團、天野旅團及駐朝鮮混成旅團陸續開到，才重新發起攻擊。而黑龍江只有3萬省防軍，可調兵力越來越少，仍頑強抗擊到18日，給日軍大量殺傷。 19日，馬占山率部撤出省城後，多門遲疑多時，派人偵察，確認城內已無中國軍隊，才敢進城。 毛澤東說：“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在曲折的道路上發展起來的。這個戰爭，還是在1931年就開始了。” 其開始的重要標誌，就是馬占山將軍領導、指揮的江橋抗戰。 馬占山，原省防軍步兵3旅旅長兼黑河警備司令，強敵壓境，受命代理黑龍江省主席，即堅定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抗戰到底！江橋抗戰中，多次親臨前線指揮、督戰。省城某團增援三間房遲到三小時，馬占山當即將團長槍斃。 遼寧、吉林淪陷後，黑龍江人心惶惶，許多官員爭相進關。牡丹江警署署長鄧鐵梅，也辭職不干了。在馬占山之前代其父萬福麟執掌全省大權的萬國賓，攜帶家眷和金銀細軟奔去北平是逃跑，鄧鐵梅辭職南下遼寧是抗戰。 兒時，我就知道鄧鐵梅是我的家鄉本溪縣人。老輩子人常叨咕他，一口一個“鄧司令”，說鄧司令那人了不得，是咱們縣出的大英雄，提起“鄧鐵梅”3個字，小鬼子也蹺大拇指的。 鄧鐵梅曾任多年鳳城縣公安局長，在當地頗孚眾望。他來到小湯溝，當地士紳紛紛來見，出錢出槍。各村屯青壯年背扛著大刀、長矛、鳥槍、土炮、“大抬桿”（一種威力較大的火藥槍，需兩個人抬，又稱“二人抬”）、“快槍”（步槍，因射速比火藥槍快，東北人稱之為“快槍”）踴躍來投，很快組織起一支4000多人的隊伍。第二年3月，鄧鐵梅直接指揮的隊伍已達1.6萬人，接受改編的3萬人，在瀕臨朝鮮、旅大的安東、鳳城、岫岩、莊河等縣，形成了著名的抗日三角區。 12月26日，就在東北軍即將退出錦州時，義勇軍攻打安奉鐵路上的重鎮鳳凰城。鄧鐵梅親率一路主力，首先解決了南大街的偽警察大隊，隨即分兵搗毀了縣衙門、公安局，砸開監獄。日軍憑藉熾盛火力頑強抵抗，大都是莊稼人的義勇軍憑藉人多勢眾和不甘當亡國奴的中國心，幾次沖鋒，前仆後繼，日軍除少數鑽入地下室，大部被殲。 此後，這支義勇軍攻縣城、拔據點、扒鐵路、炸橋樑，還曾用步槍打下敵機，經歷大小百餘仗，攪得敵人日夜不寧。 1934年春，鄧鐵梅患病，不能隨隊活動。當時，東北各地義勇軍將領大都脫離戰場，去往關內了，隊伍也就散了。一些部下也勸鄧鐵梅去關內治病。 《塘沽協定》已經簽訂，鄧鐵梅的部隊只剩下千把人，大氣候，小環境，義勇軍大勢已去，敗局已定。但他明白，只要他鄧鐵梅留在這裡，這方天地的反日旗幟就能撐下去。部下扯來敵人懸賞10萬元取他項上人頭的佈告，他看罷，哈哈一笑。 鄧鐵梅有句名言：“能被打死，不能被嚇死。” 5月30日，鄧鐵梅在岫岩縣小蔡家溝養病時，被叛徒出賣了。 1932年，日軍曾以安奉地區綏靖總隊長頭銜和20萬元編遣費招撫鄧鐵梅及其部隊，先讓漢奸送信，不久又派來日軍軍官勸降。為了徹底斷絕某些動搖分子的投降念頭，鄧鐵梅下令，將6名日本軍官全部處死。 日本人明白，對這樣一個中國人動硬的是沒用的，就以禮相待，飲食很好，還讓他的夫人陪伴他。一些日本軍官也常來獄中與之交談，對他的氣節表示敬佩。一次，一個軍官拿把折扇，請他題字。鄧鐵梅略加思忖，提筆揮就：“五尺身軀何足惜，四省失地幾時收。” 9月28日，鄧鐵梅被秘密殺害，時年四十三歲。 1932年1月3日，日軍佔領錦州，5日沿錦（州）山（海關）公路西犯。錦西縣長張國棟召集官員開會，要大家立即趕製日本國旗，一會兒隨他去城門歡迎“大日本皇軍”。公安局長苑風颱竭力反對，無濟於事，一跺腳，帶上幾個部下跑了。 跑去縣城西邊的龍王廟，去找他多少年的冤家對頭、當地最有名的鬍子頭“亮山”。 身為公安局長，苑風颱的重要職責之一，就是剿匪打鬍子。他知道一些鬍子的去處，曉得其中一些人的脾性，明白眼下打鬼子、保國家還得靠這些中國人。 而用報號“亮山”的鬍子頭劉存啟的話講：雖說俺們和官衙勢不兩立，也跟這位局長大人打紅過眼睛，可咱們到底都是一個祖宗，不能讓日本子欺負咱中國！ 當即聯絡“德全”、“震東洋”等綠林好漢，當晚大敗古賀聯隊，擊斃古賀傳太郎中佐以下近百人。 鄧鐵梅任鳳城縣公安局長時，把鬍子剿得七零八落，無處藏身，都往境外跑。鬍子中流傳一句話：“誰若口不對心，出門讓他碰上鄧鐵梅。”而當鄧鐵梅樹起抗日大旗後，他的隊伍中就有當年被他剿過的鬍子。 在東北各地的義勇軍中，或多或少，都有收編的鬍子，有的就是以鬍子為主改編的。像遼寧的“老梯子”（高鵬振）、“老北風”（張海天）、“項忠義”（項青山），吉林、黑龍江的“宮傻子”（宮長海）、“雙山”（姚秉乾）、“海青”（李忠義）、“天照應”（張希武）等，還成為義勇軍的旅長、師長，或某某路軍司令。 “老梯子”舉旗抗戰第一仗，就幾乎全殲不破直治大尉率領的一個中隊（連）日軍，還生擒7人。 “老北風”的第一仗，是活捉了台安縣大漢奸凌印青和他的13名日軍顧問。 他們在黑土地上呼哨而來，呼哨而去，不大講戰略戰術，卻是槍準馬快（大都為騎兵馬隊），熟悉地形，善於奔襲、偷襲，連奉天城也敢於攻擊。第一次是1932年3月10日，化裝成偽軍混進城去，大白天把座東北最大的城市攪得沸反盈天。第二次是8月28日，利用雨夜摸進東塔機場，點燃汽油，十多架飛機在沖天大火中燒成鐵骷髏。 東北素以多匪著稱，張作霖、馬占山都是綠林出身。 “九一八”事變後，鬍子又多打抗日旗號，難免魚目混珠。但是，作為義勇軍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們中的許多隊伍是堅決抗戰的，許多人是戰鬥到最後一刻的。像堪稱“鬍子專業戶”的“老北風”，和他的四個兒子全部戰死。台安縣的“榮山”崔德志，被俘後拒不投降，日寇把他關在籠子裡游街，押送刑場，一路大罵鬼子。曾任吉林救國軍旅長的“老雙勝”祁永全，彈盡糧絕，敵人上山喊話，封官許願，他寧肯凍餓而死，也不下山投降。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一些平日里耀武揚威，能耐大得好像這個世界都盛裝不下的、也最該與黑土地共存亡的官們，一夜之間或者沒了影兒，或者很快又人模狗樣地陪著新主子登場了。而這些被他們逼得鋌而走險，哪朝哪代都要被官府打滅的，在黑土地上被稱為“鬍子”的土匪，卻見義勇為，挺身而出，向著侵略者和這些人模狗樣的東西發出憤怒的最後的吼聲。 1931年11月、12月，馬占山將軍率部進行江橋抗戰，民族英雄鄧鐵梅的民眾自衛軍收復鳳城縣城鳳凰城，揭開了東北愛國軍民大規模抗戰的序幕。隨之，吉林的李杜、馮佔海、王德林，遼寧的唐聚五、耿繼周、鄭桂林，黑龍江的蘇炳文等部，義勇軍抗戰風起雲湧。在一年多的時間裡，一度收復的縣以上城鎮達四十多座次，奉天、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這樣的大城市也多次受到襲擊。 1932年6月8日，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在《上奏軍情報告》中說：“自興兵以來，喪失了將士七百二十六名，出現一千五百餘名戰傷者和數百人凍傷者，實在為之恐懼不安。” 本莊繁上奏的傷亡數字，當然都是日軍官兵——而這時尚屬義勇軍抗戰方興未艾之際，大數還在後頭呢。 據當時的巴黎《救國時報》披露，在日偽當局的報告中顯然是被大大壓縮了的日偽軍戰亡人數，實是6541人。 1932年夏，遍及白山黑水的義勇軍曾達40萬以上，半年後主要部分就被消滅了，再半年後除本書後面將會寫到的王鳳閣等幾支零星武裝外，就不存在了。 來得快，去得也快。 “九一八”事變時，東北軍的200多架（或300架）飛機，完好無損地送給了敵人。江橋抗戰中攻擊馬占山的部隊，以及後來轟炸錦州、熱河的飛機，有些就是原東北軍的飛機。有老人說，那飛機上的太陽旗，有的紅油漆抹得挺薄，低飛時還能看得出底下那藍色的青天白日。還有僅奉天一地的10餘萬支步槍，近3000挺輕重機槍，近千門火砲，26輛坦克，以及當時中國最大的、號稱“東方克虜伯”的奉天兵工廠；當然還包括東三省官銀號、邊業銀行、中國銀行，以及各機關、企業、學校的大量財富，價值達17億以上。當義勇軍為補給愁苦，因繳獲一支“快槍”、一挺歪把子而歡欣鼓舞時，又如何當得了不抵抗政策“無私”資敵的財富、武器，更不用說敵人原本就十分強大了。 江橋抗戰期間，一位外國記者採訪馬占山時，有如下問答： ——武器子彈何來？ ——有庫存。 ——庫存用完呢？ ——民間有槍彈。 ——民間槍彈用完呢？ ——只有一腔熱血！ 敵人太強大了，義勇軍又不懂游擊戰，襲用正規軍的運動戰、陣地戰，一經敵人迂迴抄襲，就陷於包圍。沒有統一指揮，各打各的，難得齊心協力，一些將領互不服氣，互相掣肘，甚至火併，自相殘殺。沒有正常、可靠的後勤保障，而任何一支缺乏補給的隊伍，都是不可能持久戰鬥下去的。補給困難，紀律也就不好，特別是一些鬍子改編的隊伍劣性不改，一邊抗日，一邊發財，那結局也就注定了。 事變當時，日軍只有個多門師團，到1933年已經增至5個。開頭敵人只能佔據城市和鐵路線，特別是江橋抗戰，更使其窮於應付，各地義勇軍即迅速興起。待到日軍兵力增多，騰出手來，義勇軍就難以支撐了。 但是，最根本的還是那個不抵抗政策。 陳廣忠老人說，日本子進攻北大營，有人還擊，有槍的就跟著打上了。俺們小兵知道個什麼呀？那也明白日本子不是打演習，那就得跟他幹哪？天亮了，咱們的飛機呢？怎還不起飛揍小鬼子呀？撤出北大營時，有一些弟兄還傻乎乎地問長官，咱們啥時反攻呀？俺嘴巴子挨了一槍，一個多月不能說話，還能聽、能想呀！ 事變10天后，熙洽聲明脫離南京政府和張學良政權，宣布吉林“獨立”，並通知全省聽從他的命令，一切收入要上繳偽省國庫。結果吉林43縣中，服從熙洽的有10縣，服從李杜的也是10縣，23縣保持中立。所謂中立，就是等待、觀望，看看南京政府和張學良的態度、動作，再決定是繼續打著青天白日旗，還是扯起膏藥旗。 馬占山為什麼一度降日？俺抵抗了，可你們關內不出兵，不幫俺，俺自己個打不過日本子。他絕望了，還上當了，上了日本人的當，想與日本人周旋一番，俟機而動。 而從馬占山到鄧鐵梅，以及以往難得關心國家大事的鬍子出身的將領，支撐著他們浴血奮戰的信念之一，就是認為少帥和中國的當家人不會把東北扔給侵略者不管。這是最簡單、最基本的ABC了，簡直不需要任何人再告訴他們什麼。可忙於“安內”的蔣介石，向東北發過一兵一卒嗎？國民黨政府從未承認“滿洲國”，一紙《塘沽協定》卻把冀東大片地區劃為“非武裝區”，等於成了中華民國與“滿洲國”的“安全邊界”，也就在事實上釜底抽薪把義勇軍出賣了。 張學良倒是同情、支持義勇軍的，也不光是“旅長”、“師長”、“司令”地發些委任狀。可他總擔心被日寇用作尋釁的藉口，好像不是日本強佔了東三省和熱河，而是他偷了人家的東洋三島似的，那支持、援助幾乎都是秘密進行的，其能量、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 這是一場從一開始就注定為無望取勝的抗爭。 但請記住鄧鐵梅的那句話：“能被打死，不能被嚇死。” 應該用什麼樣的語言，描述馬上就要呈現在讀者面前的義勇軍失敗後的抗日聯軍？ 沒有政府支持，沒有軍事編制，沒有後方，因而也就沒有兵員、給養、彈藥補充。一句話，作為人、軍人、軍人生存、作戰的一切的一切，都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解決。這是在古今中外的戰史上，都屬別樣的、罕見的，甚至是再難尋覓的一支隊伍。而在人類反法西斯戰爭的廣袤天地，無論黑眼睛、藍眼睛，都再也找不到一支武裝力量，像這片生我養我的黑土地上的抗聯那樣，面對那樣強大的敵人，那樣惡劣的自然環境，以及自身的種種缺陷、弱點，全憑人的意志、毅力和不甘當亡國奴的中國心，不屈不撓地進行著那樣艱苦卓絕、悲慘壯烈的鬥爭。 惟其如此，當年發生在東亞一隅的冰天雪地中的、迄今仍難為人詳知的這場可歌可泣的殊死抗爭，才爆發出灼目的光芒，也就愈能照亮歷史和未來。 只是必須讓我們盡力地走近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