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場搬到上海，依然很火爆。不知道哪裡來的賭客，三教九流，什麼人都有，別看平時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到了這裡一樣的賭徒面孔，賭徒的心態，賭徒的嘴臉，贏了呼天號地，輸了悲天愴地。
看了太多的人輸，看了太多的形形色色的賭徒，我的心也終於麻木了起來。
賭場生意興隆，我的待遇也水漲船高，早已不是一個月3500，而是計時工資，一小時1000元。當然了，我主持的台子也必須贏錢，不過也不能贏得太過火，有的場次老闆還暗地裡給荷官提示，讓一些凱子贏一些。
好日子沒過多久，1997年春末的一個晚上，那天跟平時一樣人聲鼎沸，賭徒們貪婪專注地盯著眼前的局，沒有人注意外面發生了什麼。大概是午夜1點多，我跟平常一樣正主持百家樂的台子，那會兒我已經可以游刃有餘地主持一個檯面了，不是特別忙的時候，還有時間幫賠碼的小丫頭算水錢。
忽然外面傳來一片喧嘩聲，接著衝進來一群人，“警察，我們是警察！”我腦子裡第一個念頭是：警察？警察咋了，了不起啊。就在我一愣神的工夫，就被人一把按住，抬頭一看才發現來的這夥人都穿著便裝，每個人手裡都拿著一把槍，五四、六四、微沖啥的。
後來才知道，那是一次“嚴打”行動，好像叫“春雷行動”什麼的。當時我被要求雙手抱著腦袋靠牆蹲著，然後有人搜身，身上所有東西都被搜走了。現場亂哄哄的，警察的呵斥聲，賭客的求饒聲、申辯聲，還有哭聲，好一陣子。警察有條不紊地清點現場，收繳了桌面上所有籌碼、錢，所有的台子當場就被砸了，木頭碎片落得滿地都是，我覺得賭桌裡的機關他們沒發現，因為那東西太不起眼了。
處理完物品，他們把參與賭博的分成了兩撥：賭客和賭場的。我們都被要求抱著腦袋，不准互相說話。
趁著亂的時候我偷偷四下張望，發現大賓被分到了賭客裡。他的身份極為隱蔽，即使場上的常客也都以為他也是一樣來玩的。我看他的時候，他也正看著我，用眼神示意我，對我輕輕地搖了搖頭。我立刻就懂了，進去啥也不能說，打死了也不能說！
這裡不但是牽涉到賭場老闆的利益，最最主要的，我如果都說了，會是個什麼下場呢？這裡面的利害我是知道的。
亂了不知道多久，現場大概清理完了，我們排好隊，褲腰帶都被人拽走了，我一手提著褲子，一手抱在頭上，被趕著往外走。到了外面，嚯，好多人，大都是穿制服的警察，由於是午夜，稀稀拉拉有些路過看熱鬧的，但都被隔得很遠，還有很多輛警車。裡面的人賭得忘乎所以，直到此刻才想起被抓的後果是很嚴重的。
我們被分成好幾撥分批裝進了警車。
在警察局裡，我一口咬定自己是被雇傭的員工，什麼也不知道，只是知道賭百家樂的規則，所以在那裡主持台子。其他事情我都和警察說實話，在另一個城市如何嫌賺錢少才來賭場打工的，我是跟著老闆來到上海的，只管看台子，其他什麼都不管。我還裝可憐地跟警察說老闆還欠著我的工資，那審我的警察斜著眼使勁瞅我，瞅得我一陣心慌，我覺得他肯定不信我說的話。
但是我心裡明白，賭場每個人的待遇只有幾個核心的人才知道，賭場的那幾個老闆不說，其他人是不可能知道別的什麼的。這要說了，性質可就不僅僅是賭博那麼簡單了，老闆們比我更清楚其中的道道。我一口咬定什麼也不知道，警察也無從追問。
警察問我：“一個月掙多少錢？”
我做出一副思考的樣子，說：“不一定吧，看賭場效益，贏了就多給些，輸了就是給個千八百和基本生活費。”
之後，再沒人搭理我了。
審訊完了，我被撂在那兒，不准睡覺，我瞪著眼睛熬到天亮。第二天早上7點左右，我又被叫進去一個辦公室裡，問的還是那些問過的話，有專人記錄，問過後讓我看，按了手印，又把我帶回原來的地方。大概10點多，宣布了對我的處罰結果：由於參與聚眾賭博，拘留15天，罰款5000元。
半個月一眨眼就過去了，進去後就一直沒人和我提交罰款的事，直到拘留期滿，大賓來接我，我才知道是他替我交了罰款。
大賓的舅舅也就是我的老闆被抓走了，大賓正在想辦法，可能有點麻煩，賭場只好歇業，而我，就這麼失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