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徑以高陽稿之可疑可究者加以鑽研對比，則接下來我應該立即為這一迭“隨手”文字中幾處有頭無尾的線索作一番拾遺補闕的工夫。
先從一個小問題說起。殘稿中提及哥老會首洪達展曾於民國四十四到四十七年之間設局用計、將化名“周鴻慶”：的莫人傑送入“敵後”。高陽則僅借魏三爺之口聲稱：“這一節，在《上海小刀會沿革及洪門旁行秘本之研究》中也記之甚詳。”並有“細讀一回那陳秀美書前題記便了”之語一筆帶過，而未暇道其究竟。
在那一列走走停停、似乎永遠也不可能抵達目的地的火車上，我遂從書袋底部抽出這本上千頁的大書，翻開前次瀏覽時根本未曾注意的題記。或許由於本書篇幅原就極長，題記也相當繁瑣冗贅；除了包括類似一般工具書、教課書等著作之基於方便查考而訂有凡例之外，還有幾行感謝辭，不外是“若無某某之鼎力協助，則本文殆無法順利出版問世……”諸如此類的陳腔濫調。然而，這篇題記的最後三行讓我眸眼一亮——
此外，筆者更十分感激佑洪文化基金會駐香港分會的莫人傑先生所提供有關哥老會晚近發展的秘密史料。遣憾的是莫先生於十年前身陷大陸，生死未卜，筆者無法當面致意，謹此敬申謝悃。
乍讀這三行文字，辭意俱無不妥。可是深翫細詰，卻疑竇叢生。第一，“佑洪”早經覆案、可知為哥老會世襲首領廁身“老頭子”特務系統之代號，豈能明目張膽以之成立什麼文化基金會？第二、莫人傑這個名字從民國三十四年借屍詐死之後便消失在人世之間，豈能於近二十年後復以本尊姓字向老漕幫“幫朋大老”之門徒提供哥老會的秘史？第三，從陳秀美這部著作之出版於民國五十六年一月算起，倒推十年，則陳秀美應該尙未開始攻讀其碩士學位，而莫人傑既已“身陷大陸”，又如何能未卜先知、且通過海峽兩岸的封鎖隔閡，使陳秀美得其晚近哥老會秘史之奧援呢？
然而，這三行彼此抵牾扞格的文字並沒有困擾我太久，我立刻想起同樣記載於殘稿之中、出自龍芳親筆的“使十目所視，各自會心，或可迫使後黑手猙獰出面”這幾句話。顯然，龍芳當年執意要將一部在高陽看來“寫得糟透了”的故事拍成一部中日合作、耗資巨萬的電影，以及陳秀美會在一部堪稱體大思精、學術嚴謹的著述中題記感謝一個從來沒能、也不可能提供她任何史料的人，其用意是一樣的：在他們的心目中，都有一個“理想的讀者”。這個“理想的讀者”能夠透過殘破散碎的文本，完全了解作品的意義：。且基於這份了解而訴諸某種符合作者所預期的行動。龍芳和陳秀美所要做的正是去勾逗、觸犯甚至挑釁這個“理想的讀者”——讓我們暫且保留對此一語詞的記憶。
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裡，我憑著些許殘存的印象、終於在《上海小刀會沿革及洪門旁行秘本之研究》中找到魏三爺所謂“記之甚詳”的四個段落，它們分別散見於此書的“統領門”、“組織門”、“諜報門”、“醫藥門”等四個相去各有數十臣頁的章節，每段雖各有上下文，且祇寥寥數語，然而抽離重組卻可以串成一個首尾俱全的完整敘述——
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哥老會洪達展獲釋，旋赴南、京請命，奉準接掌“中國新社會事業建、設協會”，並廣泛吸收愛國青年，特許各成員保留原有幫籍身分加入協會，互稱同士心，戮力反共大業。 （以上見“統領門”）
民國四十年三月，“新社會”同志施品才、康用才因奉極峰密令處分“上元項目”善後事宜圓滿週洽，擢聘主持保密局海外前進基地督察室。該罩位由哥老會洪達展直接掌握，獨立作業，不受機要室資料組節度；為小刀會首創以來幫會分子管領情治作業的最高層級。 〈以上見“組織鬥”）
民國四十五年九月，海外督導室簡派前“新社會”同志羅德強赴香港前進基地，以“國府已偵知匪駐港辦事處主任連貫與莫人傑過從之事”向莫氏示警，促其儘速離港，暫赴內地藏匿。 （以上見“諜報門”）
民國五十二年十一月，羅德強自行前往“河洛漢方針灸醫院”展開偵蒐，其行動過程出現重大瑕疵，並且擅自洩露任務機密，督察室當即施以製裁。 （以上見“醫藥門”）
第一段中的“洪達展獲釋”，所指者應該就是“太子爺打虎”之後的事。對照次一段可知：大約也就是在民國三十八年初左右，洪達展利用“新社會”吸收幫會分子的納編行動，一方面擴大中樞特務機構、爭取“老頭子”進一步的信任，一方面也誘使幫會光棍，開始對步入政壇或分潤官方權力有了興趣。其中——可算得是我意外的收穫——“哼哈二才”以萬氏家奴身分一躍龍門、倚附於洪達展的時機、背景也浮現了大致的輪廓；這兩人能在不數年之內躋身情治單位的督察，以世俗棍痞視之，自然是身價不凡的了。不過，値得注意的是：從當時清洪分流、壁壘嚴明的背景來看，“哼哈二才”之琵琶別抱、另覓高枝，應屬一秘密投効的計劃。換言之：萬硯方固然曾親自推薦“哼哈二才”入保密局服勤，但是對於他們處分“上元項目”善後事宜（襲殺歐陽崑崙？）、乃至於成為“老頭子”或洪達展的耳目是毫不知情的；且唯其不知情，萬硯方自民國三十七、八年以後，迄乎五十四年暴斃於植物園荷塘小亭的十餘年間，非但先遭“新社會”架空、他自己的動靜也已遭到“咫尺之內”的嚴密監伺。我甚至由此而推測：向萬硯方洩報有人將攜中共兵力分佈圖密呈“老頭子”的也是“哼哈二才”。
接下來的第三段文字則要言不煩地指出：直接由“哼哈二才”委令的洪英光棍羅德強的確曾說服莫人傑離開香港、轉匿大陸。其手段則反而是利用“哼哈二才”在民國四十四年間檢舉莫人傑的“總登記”資料，使之心生極大的畏怖。是以高陽殘稿中引駒正春所述，莫人傑說過這麼兩段話：“我決不能去台灣”以及“去台灣我半道上就教“老頭子”給槍斃了”。那麼，龍芳懷疑羅德強居間“煽惑”，“實為聯絡人”的角色，也在這段文字中得到了旁證。
倒是接下來的第四段文字引起了我對高陽殘稿中另一處有頭無尾的線索的揣想。那就是羅德強/將莫人傑誘回內地之後六年，兩人重逢於東京東寶片場，接下來又發生了什麼？之所以如此揣想，必須先回到羅德強身上說。
在前引的第四段中，有所謂“行動過程出現重大瑕疵”，應該是指羅德強闖入“河洛漢方針灸醫院”搜尋《呂氏銅人簿》時不愼遺失其身分掩護證件。 “當即施以製裁”則應該是指他墜樓喪生、旋以“精神異常男子跳樓自殺”結案。這些過節另於汪勳如《天地會之醫術、醫學與醫道》和高陽殘稿中皆曾敘及，可信不誣。以殘稿所揭示者言，無論魏三爺或龍芳，其推斷羅德強的死因不外是特務身分暴露、或涉入“周鴻慶事件”內幕過深而遭滅口。可是，陳秀美卻在此處橫生枝節，稱羅德強“擅自洩露任務機密”，難道這也是“施以製裁”的另一原因嗎？還有，它是否更與羅德強“自行”前往汪勳如處、展開破毀式的搜索有關呢？再者羅德強墜樓時間，上距他出現在東京東寶片場、密晤莫人傑的九月二十八日，其間不過四十天，二者會不會有什麼因果關係呢？
於是我開始以想像來重建那一次密晤——
已經在大陸潛匿六年之久的莫人傑像個傀儡般經上級“遴選”加入這個“油壓機械考察團”來到東京。這一天的參訪活動十分輕鬆，目的地是東寶片場，莫人傑也許並沒有預期此行會遇見羅德強————一個曾經協助他逃過國府特務制裁手段的老友。這一次其實顯然是羅德強早作安排的巧遇當然是個陷肼，羅德強必須誘導莫人傑道出“我要去中華民國大使館”之語，俾能另行設計老漕幫方面出手阻撓，是以刻意編派了一套事後證明根本無效的聯絡暗語，由莫人傑隨手抄錄在一本東寶片場道具圖籍《肉筆浮世繪》的摺頁之中、以便立即記誦。這個細節似乎說明了一點：莫人傑其實在期待著、甚至主動提出了另一次收取某一對象的約會，祇不過約會的對象並非羅德強本人，所以在那一套聯絡暗語中的第二句須設定由對方盤詰：“羅先生怎麼說”以證明其並非不相干的第三者。
也可能正因手邊這本道具書提供了靈感，羅德強才順口編出第三句答詞是“說浮世繪眼”，當對方再應以“羅先生說得好”之後，莫人傑便可提出“那麼東西可帶來了”的問題。至於“東西”是什麼？恐怕這世上無人再能答复，因為羅德強在片場所允諾者從頭到尾祇是一個謊言。不過，以莫人傑當時“決不能去台灣、也不再去大陸”，並一再央求駒正春“放一條生路”的處境看來，或許——這純粹出乎我的大膽假設，——莫人傑所渴望的“東西”極可能是一本能夠讓他潛逃偷渡的第三國護照之類的文件、亦未可知。總的說來，莫人傑上了個天大的當，而萬硯方則在同一個詭局迷陣之中上了個比天還大的當。
至於羅德強本人呢？我推斷他在片場密晤之後不久便回到台灣了。但是，一定有某種同此番密晤有關的原因促使他未奉命令即率眾闖赴“河洛漢方針灸醫院”，以近乎瘋狂的手段搗毀該院設施，此後不到十二小時便墜樓喪生了。在想到這個過程之際，我同時找出了那本《天地會之醫術、醫學與醫道》，翻到羅德強當時說的一句話：“洪英光棍容不得汪家醫在此生存！”試問：一個替洪達展佈置了那一石二鳥奇謀的大特務如何會如此莽撞地留言恫嚇呢？
若非莽撞，這裡面祇能有一個解釋：“洪英光棍容不得汪家醫在此生存”並非無意間洩露而成為羅德強隨即遭到製裁的原因；實情應該由逆向思之而得見端倪——就在羅德強擺了莫人傑一道之後，忽然因為某種發現（而此一發現又與天地會的死對頭老漕幫有關）而對之前的行動有了不一樣的想法或作為，且自知絕對逃不過制裁，才故意找上老漕幫幫朋汪勳如所開設的醫院、大鬧一場；如此則“洪英光棍容不得汪家醫在此生存”一語便非簡單的恫嚇、而是曲意的警告了。接下來一連串的失誤——包括遺失證件、於汪氏報警處理後去而復回以及與勘察現場之刑警大事周旋，顯然皆出於一個務使事件擴大、並藉媒體渲染而公諸於世的動機。
待我將羅德強的行徑整個逆轉過來思索一遍的時候，立刻想起了龍芳對高陽說過的兩句話：“眾目睽睽之下，才有公論。”質言之：羅德強臨終前跡近瘋狂的最後一搏竟然也猶如龍芳和陳秀美所事者——一部胎死腹中的《東京紅杏》和一篇無的放矢的感謝題記——一般，似乎是在“迫使幕後黑手猙獰出面”了。
當然，作為“隨手”之體的高陽殘稿中還留下許多有頭無尾的線索，比方說：王新衡在陳述李綬武、魏誼正二人渡海來台途中“倚舷把晤”、說到兩人分別與歐陽秋父子論交的故實，卻懍於“凶險蹊蹺說不定就找上門來”而忽然打住。又比方說：原來李綬武於民國四十四年中潛入省保安司令部所欲追查者是“哼哈二才”涉及的一樁無頭公案，此案在殘稿中原屬不必要的枝節，可是於我卻有似曾相識之感。高陽既稱“直到走筆至此的今日，我亦不詳其實”，則何須閒筆帶過？再比方說：那一部《肉筆浮世繪》按理應該由高陽妥為保管且攜回台灣；此書若為魏三爺所託帶，則是否已轉交其手？至少它並不在高陽遺贈給我的七本書之中。據高陽臆測：當年曾被龍芳視為“有懷璧其罪之虞”而歸還東寶的這部“孤證”之書如果會帶來殺身之禍，則高陽是否以為時隔二十餘年、形移勢變、事過境遷而膽敢以身涉險？按諸數年後高陽在榮總突然病況加劇、驟爾亡故的結局看來，寧非與《肉筆浮世繪》所可能揭發者有著草灰蛇線的關係？
這樣一步一蹭蹬地推疑下去，我越來越知道高陽以半部充滿了有頭無尾的線索的殘稿交付於我的用意。他的慾語還休，為的只是召喚我、誘導我、啟發我在一本又一本我大多未肯認眞讀完的書籍裡拼湊出早已存在著的答案。許多曾經有意無意獲得那答案之中極小一部分、一片段的人曾經書寫，然後亡命無踪、甚至死去。而那些殘留下來的文字則理所當然地被不關心或不耐煩閱讀的世人棄置在任何一個距離日常生活稍遠的角落之中；不復聞問、不復顧惜——哪怕其中隱藏了對每一個只能汲汲於日常生活者而言其實十分迫切的秘密；這些秘密原本將會告訴我們，究竟是什麼力量已經或正在塑造、掌控、形成和改變我們信以為眞的歷史、甚至現實。我們無知，因為那個“理想的讀者”希望我們如此。
讓我們回到“理想的讀者”這個語詞。先前我在提到這個語詞之際曾感到一陣毛骨悚然。我是這樣說的：“理想的讀者”能夠透過殘破散碎的文本、完全了解作品的意義；且基於這份了解而訴諸某種符合作者所預期的行動。我當然可以就亟欲湮滅和“周鴻慶事件”相關歷史的諸般行動來指稱：這“理想的讀者”就是洪達展。一個擁貲億萬、高踞廟堂、隱身幕後，處心積慮要並呑老漕幫的野心家，一個企圖結合情治單位、重建特務統治、拉攏百數十年來地下社會大小新舊各械鬥團體的罪魁禍首。他是童話故事裡的惡狼、宮廷傳奇里的毒龍、歷史寓言裡的檮杌、江湖軼聞裡的魔頭。然而，這並不是高陽所期許於我的事——他恐怕並不以為用作品勾逗、觸犯甚至挑釁一個無敵的惡棍會是書寫者最終的目的。我反而認眞地相信：高陽的殘稿是在考驗我拼湊答案的創作過程。
在火車即將抵達台中之前片刻，我並不知道馬上就要下車，我甚至以為可以永遠不必下車、而永遠沉浸在構思這部如何展開的摸索之中。我也不會知道田我立志以一部小說去“把“他們”攪渾、攪亂的世界攪得再渾、再亂一點”的時候，並不眞地了解《城邦暴力圑》繁複的歷史背景和詭譎的鬥爭陰謀其實牽涉到多少我無能處理的材料、無法解釋的問題、甚至無從敘述的情感。正因為如此無知，試圖去把它寫出來的渴望才會那樣迫切、那樣迷人；反過來說：也正因為書寫渴望的迫切、迷人，我才寧可持續處於懵懂茫昧的狀態，讓一個又一個對歷史和現實的疑問與迷惑猶如夜行列車外不時閃爍的燈火，逐字逐行點亮，吸引我蹣跚走過原本已歸于闐黯、歸於寂滅、歸於遺忘的時空。
那個“理想的讀者”或許也會找上我，然而無論如何他必須等待——這是另一個我在火車上尙未及知曉的謎——他會等多久呢？而我祇能說，他至少得再等整整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