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李小龍誤服Equagesic（一種複方阿司匹林和美丙胺酸混合藥片，有抗抑鬱功能）而暴斃之後十九年，我不期然對《精武門》全劇的最後一個鏡頭有了和少年時代初看時大不相同的觀感。
李小龍騰身躍起、沖向鏡頭，四周響起一陣鞭炮也似的槍聲，電影在他未曾墜下的那一格底片上結束，故事裡一代大俠霍元甲最鍾愛且武技最高明的弟子“陳眞”——一個虛構出來的英雄——想必是死了。然而在另一部隨片拍攝的八厘米記錄片上，李小龍當然沒有被亂槍打死，也沒有凝結在半空之中；百分之百吻合牛頓的物理定律，他落下來（而以觀眾之想像、他一定會奮力踢出的最後一腿根本未曾踢出），掉在片場工作人員預先鋪好的假石磚地上。李小龍用大拇指抹去鼻尖的汗水，略事小憩，準備拍攝下一個鏡頭。
所謂下一個鏡頭，反而是出現在剪輯完成、公開放映的影片中稍早的一段畫面，也就是英雄“陳眞”在大廳上筋肉虯結地賈勇怒喝，加上一小段助跑、跨越一截尺把高的門坎、向庭院飛奔的鏡頭。
這樣倒著時序拍攝是不是為了鏡位安排作業的順利使然？則我不得而知。不過，在那段八厘米的記錄片裡，我們看見李小龍捧著個保溫杯在喝水，攝影組的人七手八腳扛著一干器材自敞開的大門外穿越庭院、移入廳堂，先拍攝了眾槍齊發、槍口冒出白煙的鏡頭（這個鏡頭在公映的版本里又被剪掉了），再掉轉一百八十度、準備拍攝李小龍怒喝奔出的片段。這時，李小龍原聲的旁白以一種帶有濃重廣東腔的英語道出：“My movement is the result of your movement． My technique is the result of your technique． Total fighting freedom is what my style all about． It＇s actually not style．”
再度想起這部關於李小龍的記錄片時我已置身於一列南下的火車上，車廂中零零落落坐著五個人——除了我和老大哥之外，還有他那三個看來不情不願、睡眼惺忪的徒弟——此時不論你稱他們“技師”甚至“廠長”，他們都不會搭理你的。大致說來，我們坐成一個梅花陣的型式。我居中，老大哥在右後方三排之外的窗口，那三個則分別佔住另外三個方位的窗口，我前面的兩人還把椅背翻移到對向而坐，以便能觀察我後方的動靜。這就十分尷尬了，因為我們三個人的視線總會在刻意迴避之時不期而遇。四目既不免交接，我便更能感受到對方在老大哥頤指氣使地差遣之下“護送”我這一程是多麼地無聊、無奈，又多麼地敢怒而不敢言。於是我只好低下頭，抽出高陽那迭手稿來讀。
我沒有特別注意所搭乘的火車是哪一種型號，祇知道它大站小站無站不停，且不時會碰上必須暫停讓軌的會車狀況。應該是行經竹南附近的某地，我們這列車居然在曠野中停了半個小時之久。我從而讀完了厚甸甸的一份手稿，祇覺渾身上下的每一個骨節都像是當年在青年公園裡被孫小六整治了一番之後那樣，忽然間崩鬆脫落、又在轉瞬間接合了回去，還發出“叱叱喀喀”的聲響。
我在這一刻重新想起《精武門》和那部暴露拍攝作業實況的記錄片來——可不只是因為骨節叱喀作響、渾似李小龍的緣故；更準確而深沉的原因是：我開始面對一個寫作上的問題——該如何將腦海中祇有一個畫面的寫出來？寫成之後的《城邦暴力圑》要像《精武門》那樣的一部電影，還是像側寫李小龍的一部記錄片？我之所以如此困擾，乃是因為我所想像的、虛構的情節有如一部剪輯完竣、順時展開的《精武門》，但是故事平庸、張力荏弱、內在情感既單薄、又刻板。然而在另一方面，我所面對的眞實材料卻奇險詭異、荒怪迷離，充滿了超越經驗和常識範疇的生動細節；偏偏這些眞實的材料又非依循時序的推移而為我所得——許多較早發生的事件是截至我細讀高陽的手稿之際才顯跡露相的，當這些材料正補充著我行將遺忘的一些生命記憶之時，我就活像是一個誤把八厘米記錄片的畫面植接到劇情片裡去的導演，讓胸口已經冒出一枚血紅的“終”字的“陳眞”落下地面，以大拇指抹去鼻尖的汗水，走入大廳，準備面對門牆外正噴出硝煙的槍陣，怒喝一聲……
恐怕也正是在竹南附近那個曠野之中不進不退無前無後近乎永恆的等待期間，我決定將高陽的手稿抄入的情節裡面。也正由於這份手稿的篇幅龐大、內容蕪雜，抄也不勝抄；只好揀擇篩濾，裁去其中大抒思鄉之情、憂國之感以及痛詆學、官兩界袞袞諸公貪鄙庸懦的章節。如此剪摭，居然亦能成章，可見高陽行文，常隱端緒於枝蔓，令讀者初讀如隔霧看花、再讀則撥雲見日，三復斯旨，則赫然發現：那些看似無關宏旨的細節、議論甚至個人感慨，其實卻是把來調劑情節，製造“穿插藏閃”趣味的佐料。儘管如此，我還是不得不精簡刪削，載抄載惜了。以下便是高陽之文，原亦無題，姑名之曰“殘稿”——
高陽殘稿
記不得是多少年以前了，閱書讀報之餘，偶有所悟，而時過境遷，往往茫然；有時寫稿，更覺某一事曾持一看法而有當於心，此看法如何？則每每不復省憶，輒大憾，遂作“隨手”，欲矯其失，然又不耐小品之薤露易晞，作了六篇，便罷手了。
“隨手”算是一體，清朝軍機章京的術語，辦某事畢，隨手錄其緣由，勤筆則免思，多記以備忘也。
某夜與週棄公、沈雲公、徐高公、張佛公小酌，聽周棄公說“縣太爺的笑話”，其中有“錢收發”一則，大意是說：民國二十年前後，有趙某經發表為蘇北某縣縣長，接獲委令，趙某之父便與新官兒子扃戶密商，該如何在任上搞錢。當時縣長兼理司法，縣府收發處收受狀子，是個極有膏水的關口，老太爺堅持自充其職，卻礙於兒子是太爺、卻怎好委屈老子乾收發呢？遂想出個改姓的主意，讓老太爺冒姓錢，賃居邸外，彼此皆不認父子的關係。老太爺得以自營金屋，又添了外快，自然不安於室，甚至包了名土娼。久之老太太聞訊，即命兒子撤了老子的差。可是撤了差，豈不也斷了油水的路？老太太只好妥協，但是堅持讓老太爺下班之後即回邸舍上房。老太爺無奈，祇得日日等縣府職員走光，看清了四下無人，才一溜溜到後進，躲在老太太房裡。不意終有一日失風，教一名新來當差的衛士誤作賊人追拏，最後卻在老太太的床上逮住。第二天的茶坊酒肆里便哄傳開了：縣長老太太偌大年紀還偷漢子——偷的是錢收發。
笑談也就罷了；席散之後，徐高公與我同車，徑謂：“棄子的故事不是笑話，而確有其事。你還記不記得你當年在王叔老麾下做幕，有個叫田仲武的貼身扈從？此人便是拏住那“錢收發”的衛士。那一回捅了個大漏子，差使也砸了，人倒是改了運；溯江而上，去了南昌，際遇果爾大大不同。此人現在台北，開一月餃子莊，生意作得極好，得閒一同去嚐嚐。”
原本是一席閒話，徐高公並未深談——那田仲武西去南昌如何改了運？又有了怎樣不同的際遇？待我訪著田仲武，大啖其山東風味的手擀皮韭菜豬肉水餃之時，徐高公已經物故了。於此不得不補說我在王叔銘將軍任總長期間與田仲武初識的一段舊事與見聞。民國四十六年，我適在岡山空軍官校任上尉文書官，承老友魏子云介紹，北上到參謀本部總長辦公室服務，因而結識了田仲武。此人原籍山東萊陽，北人南相，是個五短身材。某日我同他打趣：“你老兄身量如此，怎麼保總長的駕啊？”田仲武笑答：“不敢學晏平仲的車夫，祇好低身處世——既然是出生入死的活計，無乃生得命“短”。”其應對之速捷、語鋒之智巧，渾不似一武夫。我既奇其言，遂與之交；才知道他是總統府一位李資政薦了來的。而仲武身懷絕技，有飛黃賁石之勇，雖然矮小些，倒的確是深藏不露的。我與田仲武所隸不同、職司亦異，但是時相過從，卻也過了年餘，才知他眞有功夫——能以一掌心吸啜空酒瓶，瓶底复黏另一瓶口，如此連連，可至七、八之數。惜仲武矮小，非登桌蹈高不能售此技；我也祇在他醉後見識過一回。
徐高公歸道山後未幾，我從饕友唐魯孫處得知田仲武在竹林市開了月“田翁餃子莊”，即驅車往訪，果然重逢故人。 “田翁”的餃子好在餡食結棍而綿軟，更好在面皮勻潤而堅實；內藏不膩、外披不滑，決非尋常名店的凡品可比。我大嚼數十個，始悟其佳處必與田仲武的拳腳功夫有關，乃殷殷探問個中緣故。渠徐徐告我：“的確是掌中火候使然。”
原來他老兄在那趙知縣衙中闖了禍，混不下去了，聞聽人說“南昌行營”方面有召募什麼青年團的部曲，便乘小輪溯江，投了軍，未料到了“行營”派差，幹的仍然是衛士。
一日，忽然來了命令，要找個練家子替賀衷寒辦件事。田仲武亟思有所表現，當下應卯去了。孰料賀某的公事竟是揍人——那人給囚在一間辦公室裡，吃他打了一頓，居然不慍不惱、不抵不拒，反而指點了他一套拳法。日後那人不知如何竟成了賀某的股肱，留在“行營”聽用，於是也和田仲武交上了朋友。時日稍久，非徒講談些古往今來的掌故，開益其心智；還點撥了他一套心法，助增其武功。那人正是日後又把田仲武薦給王叔銘的李綬武。我知田仲武敦實謹愼，非妄言者，從而對李綬武產生了好奇的興趣。
據田仲武形容，這李綬武似非甘心情願為“力行社”所用，可以從一樁小事上看出。是時約在民國二十一年，李綬武在“南昌行營”居停，形同軟禁。大多數的時間裡，他是足不出戶的，祇在計劃科翻讀文書。每隔二、三日，賀衷寒便前去叩門，二人隨即密談數刻。由於例行的端茶送飯、以及偶爾要陪同李綬武到附近街市遊走閒逛、甚至找浴池洗澡之類的瑣事，都由田仲武打理，兩人交接漸密，仲武也漸漸看出了李氏的鬱鬱。
某日，賀衷寒又來密商了一、兩個小時，仲武正待為二人換茶，賀衷寒剛要出門，回頭拋下兩句話：““大元帥”自有“大元帥”的盤算，我是保不住他倆了。”賀離去後，李綬武叫仲武進門，愁眉苦思了半晌，才對仲武道：“可否請老弟給張羅幾樣物事？”
李綬武要的東西是幾枝大大小小、形制不一的毛筆，一卷宣紙和各色染料。在仲武看來，這幾樣東西頗為尋常，更不虞觸犯“行營”安全規定，隨即給備辦了。而李綬武果眞就伏案揮毫，不眠不休地作起畫來；其間約莫有兩晝夜的工夫。
仲武畢竟是莊稼人出身，既不通文案、更不識丹青，祇知道畫中有兩個對坐飮啖的古人，和大片的林木樹石之類。畫成之後，也不知李綬武作何處置，仲武也未甚留心。又過了一天，賀衷寒忽然神色倉皇地跑來——似乎是情急之下、不及遣退仲武，徑自衝口而出，對李綬武道：“戴笠有諜報來，說“大元帥”險些遇刺！據傳是馮玉祥所主使。”
李綬武卻氣定神閒地答道：“這事，應該已經化險為夷了罷？”“你日曰足不出戶，怎能得知？”
“那一日我初入貴“行營”，那位居先生不是說：“戴公來電報交代我和那叫化子上南京出一趟差”麼？試問：是什麼樣的差得勞駕兩位練家子慌急登程、竟然把在下就那麼撇下了？再者，戴先生是何等精明的人物？設若此事未曾平息周至，又怎麼會放出個“大元帥”險些遇刺的諜報來呢？”
賀衷寒聞言似是寬了心，也才瞥見仲武立在一旁，正作勢要將他揮出，李綬武卻接著說道：“賀公當眞要擔心的，反而是居先生和那邢福雙呢！”“噢？此話怎講？”
“那日居先生還說：“這差事幹下來，我也許能跑一趟山東泰安。 ”又說：“各位還記不記得我說那叫化子身上有一部機關，其價値不亞於十萬雄師？ ”敢問賀公：待居先生得了那“不亞於十萬雄師”的寶貝機關，他在戴先生、乃至“大元帥”跟前，又該是如何地風光神氣？”賀衷寒這時沉吟了，來回在室中踱了一陣方步，不發一言。
倒是李綬武開了腔：“賀先生要是信得過我，我倒願意走一趟，把那叫化子的機關破了，也免得江湖秘技——為妄人濫用誤用，終不免搞得生靈塗炭，這——恐怕也是賀先生在《一得集》裡所強調過的：“革命戰爭的目的在乎非戰”這般信念罷？”
一聽李綬武搬出自己的著述文章，賀衷寒又寬心得意了幾分，忙問：“你一個手無雞之力的書生，如何同他們江湖髙手周旋？難道不需要我加派丁壯武衛，陪你一道前去麼？”
“人一多，豈不先讓戴先生那邊加意留心了？”
仲武大約便是在此際教賀衷寒給揮遣出門的，底下的話便不得與聞了。祇知兩日過後，李綬武準備起程北上公幹，賀衷寒吩咐仲武給整治行囊。仲武替李綬武打點了兩箱一籠的衣物，李綬武只著他要了兩個紙封——一個里頭裝入那張畫，一個里頭放了迭似是早已預備下的照片。李綬武更在車站月台上囑告仲武：“你千里間關、離鄉背井，治生想必不易。這些個衣物權且將去，或典或賣，悉聽尊便：換得了錢鈔，買些書來讀讀，人說：“開卷有益”，總是不錯的。”說完這些，李綬武忽地一抬頭，指著月台上方木樑喊道：“燕子。”仲武不疑有它，順勢望去，果然看見那高高的樑上有一燕巢，一排探出五隻乳燕，白眉烏首，角喙翕張，正等待著母燕覓食歸來哺飼。就在這分神的片刻之間，不知李綬武使了個什麼手法，朝仲武的丹田處輕輕一拂，匆促間，仲武祇道近小腹方圓三寸之處豁然湧起一陣夾暖夾寒的氣流，腔腸之間有如冒出來個橙子一般大小的圓球，飛速疾轉起來。
“老弟若是感覺內急，就趕忙如廁去，咱們就此別過，你也不必送我上車了。”李綬武笑著揮了揮手，仲武果然腹痛如絞，再也禁忍不住，提起箱籠、奔入站旁公廁，拉了個昏天黑地，可是從此居然一身輕捷，渾似脫去了五、七十斤贅肉的一般。
也是經此一別之後，仲武的內力有了長足的進步。由於我素不喜於武學上瑞摩鑽硏，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不過，除了見識仲武吸酒瓶奇技之外，還看過他揉麵團，倒頗値隨手一記。
旁人揉麵，看起來極其耗力費事，即便是隆冬嚴寒，也常揉得大汗淋漓，渙流浹背。獨仲武揉麵，如公瑾撫琴，其閒適瀟灑，絕不類廚作。但見他將幾斤麵粉傾於站上，隆起如山，探手掘一穴容水，狀似舄湖。复掬粉數捧披蓋，當即持一白紗布輕覆其上，並以兩掌隔空數寸做摩挲狀，卻無一寸肌膚觸及麵粉。如此約三、五分鐘，紗布底下的粉屑時起時伏，初如櫻雨、猶沾黏成花瓣大小的薄片而倏飄倏落，紗布亦隨之而乍揭乍掩。稍頃，各薄片附益漸多，方圓漸闊，直如銅板一般了，仲武的動作愈趨和緩，不過幾交睫間，原本鱗甲接縫的線條便消失了，峰角嶙峋的麵粉堆也變成了一座渾圓平滑的面丘。回眼再看仲武，非僅面不紅、氣不喘，且滴汗不下，粒粉不沾。我笑謂：“觀閣下揉麵，如看美女梳頭，才深知庖丁解牛，游刃有餘之境。”仲武的內力深湛如此，而甘於市隱作庖，倒教高陽不得不翹起大拇指，稱道一句“好漢子”了。可惜我與仲武再見了幾次面之後，忽有一日，饞虫祟動，直罣念著他的餃子，遂攜Old Parr威士忌一瓶徑訪，要討他幾個解饞，不意仲武扃門閉戶，竟已喬遷往中部發展去矣。
他這麼不告而別，我的損失可不只是口腹之欲難塡，更兼愁悶之惑不解。到底那“南昌行營”之於李綬武，又有些什麼樣的糾瓜結葛呢？這，就要從另一些枝節上說起了。
文前曾提及週棄公，這些枝節也同棄公有關。週棄子先生學藩，自署未埋庵，晚年別署藥廬，我曾在〈棄子先生詩話之什〉一文中引棄公論簿懦的題畫詩。棄公雲：“溥王孫的題畫詩，首首輞川，無非假唐詩而已。有一回跟他閒談，我老實跟他說了；他也承認，他說他也有眞的東西，不過不便示人，接下來念了兩句給我聽：“百死猶余忠孝在/夜深說與鬼神聽。 ””
那篇文章談的是棄公詩論，未便駢議其它。實則棄公對中國繪畫的鑑賞力亦是極精到的，曾持一論云：“近世丹青，頗多充贗。繪者摹山仿水、皴石點雲，常見衣袍登靴、拄杖過橋之輩，傲眺巉岩，如尋隱未遇模樣；乃於險峰幽澗處，敷衍茅廬數間、角亭一架，泥壚坐酒、殘碁落枰，作世外高閒狀。試問尋者何人歟？隱者何人歟？弈者又何人歟？此等假畫，合該與假唐詩湊趣，一言以蔽之曰：“俗不可醫”。渾不如驚鴉寫孤竹，筆筆疏硬見骨，的是眞性情。”
棄公在這裡所提到的“驚鴉”即是方練，字鳳梧，號甘醴居士，又號驚鴉先生；著有《驚鴉留鴻錄》四卷，自述其生平、師友、見聞、藝論。由於週棄公的稱道提醒，我對此老的著作又加意瀏覽了幾回，如讀包世臣《藝舟雙楫》，涵泳深邃，蘊藉風流，果然極有味；也因之而對方練的門生萬硯方所寫的《神醫妙畫方鳳梧》連帶產生了興趣。
某日，應王新公之召赴府試菜，在座的還有張佛公、楚戈、丁望及一位我素昧平生的魏先生。當日所試的菜叫“套四寶”，據說出自開封“宋都菜館”名廚家傳私授的食單。酒過三巡，“套四寶”端上來了，盛在一隻景德鎮的青花細瓷湯盆裡，開蓋兒一看，是只頭尾俱完、熱氣蒸騰的全鴨，肉質酥軟松滑，肥而不膩。吃完鴨肉之後，又露出一隻清香熟爛的全雞來。雞肉吃罷，內中還有一鴿，而全鴿的肚子裡竟然還藏著一隻體態完好、腹中塞滿海參、香菇、竹筍的鵪鶉。
據案大嚼之餘，自然眾口稱賞。王新公謂：“食單和手藝都不是捨間廚作所能望及項背，而是這位魏老弟親自打理的——來來來，慧叔，你給說說這“套四寶”的佳處。”
原來這魏先生就是知名的老饕魏誼正，行三，人稱魏三爺的便是。據說此人曾一度參贊中樞、周旋機要，惜與“今上”在抗日戰爭的方略上屢起齟齬，而漸遭摒抑；雖則保住了個國大代表的頭銜，過的卻是縱情酒食聲色的日子。每嘗語人曰：“魏三在國大的價値，便是不投“老頭子”當總統的那一票。”其自號“百里聞香”，更是狂狷得可以。說起“套四寶”來，果然自出機杼、別有妙趣。
“宋都這道菜，是我拿另一道菜換來的，這就先不說了。”魏三爺自始至終未動筷子，說起菜式典故來，卻滔滔不絕了：““套四寶”的講究，是在把四隻層層包裹的全禽密匝匝套在一起，集鴨之濃、雞之香、鴿之鮮、鵪鶉之野四味於一釜；難就難在如何去其骨而全其肉，這叫“拆架”。等閒的廚子不會拆，一拆就把皮肉給——壞了。拆下來的架子得另起一鍋烹煮，熬得骨爛髓融，便成湯底。我練這“拆架”手藝，足足耗去八年辰光；手藝成就，抗戰也打完了。
“這還祇是個匠作熟巧的功夫，“套四寶”的佳處卻不在這一面上。各位試想：活生生的四味全禽，要之以鴨最蠢拙、雞稍輕健、鴿更不馴，而以鵪鶉最為佻達活潑，卻給囚在最裡層。發明這道菜的廚子想必有一肚皮冰炭難容的感慨，恨世間野性盡為蠢物縛束牢籠，才想出這麼一番折騰來——其中最見深刻的，正在“拆架”的意思上。君不見：如何教人收伏野性、甘為蠢物囚裹呢？很簡單，“無骨”可矣！沒了骨頭，儘管委曲求全，畢竟只能般皿中作餚而已了。”
一氣說到這裡，闔座附掌笑嘆，咸謂“套四寶”似乎不只可口，還眞有能令人會心之處。倒是那魏一二爺話鋒一轉，接道：“不過，我有位老友別立一解，他說：“你怎麼不說：越是蠢物、越是要大肚能容呢？ ”照我這位老友的說解，舉凡袞袞碌碌、高踞廟堂的諸公，蠢斯蠢矣、拙斯拙矣，倒還眞要有幾折肚圍才行。”
諸客又是一陣謔笑，我由是也對魏三爺頗生出幾分敬悅之意，遂道：“聆君一席話，勝讀三日書；可是我仍有三事不明，非請教不可。敢問三爺究竟是用哪一道菜換來的這食單手藝？此其一。三爺自始至終不嚐一口“套四寶”，卻是為何？此其二。聽三爺說起那位老友，想必也是位足智深思之士，但不知是什麼人，可否請三爺見告？此其三。”
“久聞高陽每事必問，果不其然丨”魏三爺十分坦蕩，當下答了。原來交易的食譜非常簡單，是一道“素燒黃雀”。魏三爺向宋都的大廚建議：鵪鶉腹中的海參、香鏈、竹筍固然各具滋味，然而一旦吃到第四層，其中居然是滿腹散菜，未免少一分難目之色。何不將素燒黃雀裹入核心，待食客撥尋肌理，又復得一驚喜，這就把“套四寶”變成“套五寶”了。至若今夜何以是四寶而非五寶，魏三爺正色肅容答道：“既已與人，何當複以為己？這“套五寶”是宋都的獨門菜式，我便不能侵奪了。”
關於自製的拿手菜、卻始終未曾舉筋的一節，魏三爺卻轉臉向王新公道：“新衡先生是知情的——”
話語似斷未斷、待續未續，王新公卻搶道：“高陽的第二問和第三問，答案都在玄關腳凳邊的那個紙袋裡，待歇兒散了局，你帶回去品嚐斷味罷。”
紙袋顯然是早就準備下的，裡頭是一瓶陳釀和兩本閒書，乃是《神醫妙畫方鳳梧》和《食德與畫品》——後者正出自魏三爺之手。彼時我僦居仁愛路圓環一斗室，與王新公府僅一箭之遙，散席信步而回，美酒佐書，不覺竟夜；至天明終卷，才明白王新公以試菜為名，實則是為我和魏三爺作一引見，或許夜來這飯局根本出自魏三爺所授意，其目的則清清楚楚寫在《食德與畫品》的扉頁上：“高陽兄揭諦探眞”。
揭諦探眞是個雙關語，一則俱載於《食德與畫品》之中，指的是魏三爺自行繪圖鳩工打造的一雙銀筋——一支名“揭諦”、另一支名“探眞”——老饕自鑄稱手的筷子，自然有其品細嚐鮮的用意，姑且不論；至於那七字題辭的另一個意思，應該就是以此二書所載之內容，供我究其情實、發其隱匿。揆諸平曰，多有為我具文述的讀者，或抒志陳情、或獻曝揭秘，不外是供我參考，冀能輾轉寫入小說之中，往往披沙揀金，偶亦見寶。魏三爺這兩本書，的確是有補充近世政海秘辛的價直的。
先說我在席間所提的兩問：那位慨然道出“越是蠢物、越是要大肚能容”的人物，正是《神醫妙畫方鳳梧》的作者萬硯方。當年魏三爺浪跡海內，到處尋訪名廚大庖，求授菜譜食方，可以說散盡家貲。但是也因之而學會了不少獨門秘術。尤其是在烽火連天的抗戰時期，許多在道途間流離失所的廚師不惜以傳承數十百年的技藝交易一頓飽餐，《食德與畫品》便詳盡地載錄了作者“遊學”的經歷、見聞和實操實作的七十二則掌故，其描摹刻畫，微入毫髮，眞可說是一流的小說了。
當然，求學問道之餘，如何維生也是一個問題。在魏一二爺而言，這倒不難。書中坦述自！一旦盤川告罄、囊橐蕭然，他便仗著在國府名公、巨卿之間震鑠已久的聲名，去至某要員某府邸，露一手烹飪的功夫。須知政客最怕人議論他不學無術、最喜人諦聽他逞學售術、又最擅長挾資借勢以窺學求術，是以政客皆好燕集——每於饌饜飮足、酒醉飯飽之餘，搜聞些“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談叢，便覺腹笥滿盈的不祇是雞鴨魚肉而已。藉由這一層權貴階級的心理，魏三爺便憑著一身從市井庖俎間訪得的本領，折衝於鳴鐘食鼎之家，可謂悠遊自在得很。他與萬硯方訂交，亦緣於此！而初識所售之術，即是“套四寶”，當在民國四十年前後，是時國府已播遷來台，地點當須在台北。倒是萬硯方一句“你怎麼不說：越是蠢物、越是要大肚能容呢？”的自嘲反詰之辭，頗讓魏三爺刮目相看，深知此公非俗子，而願意傾心結納了。
多年之後，萬硯方驟爾殯命，其事甚秘而可怪，魏三爺便再也不吃這道菜了，其書末慨乎言之：“饋而無所貺，猶寢而無所夢；伯牙碎琴、季札掛劍，皆傷離索者，天涯情味，其此之謂歟？”這段話隱了個姜白石〈翠樓吟〉“興懷昔遊，且傷今之離索”的題序之意，所謂“天涯情味”，不免讓我想起〈翠樓吟〉結句：“仗酒祓清愁/花銷英氣/西山外/晚來還卷/一簾秋霽”。
這樣的交情似乎祇能向傳奇小說中得之、而絕難在現實世界上求索。再見王新公時，不免提出來一嘆。王新公詫道：“你同周棄子那麼熟，沒聽他談起魏三去萬氏家廟打抽豐、不意卻結識了一批牛鬼蛇神，訂下生死之交的奇事麼？”
“我同棄公大抵談詩詞、說故舊，鮮少述及時人時事——”
“嘻！”王新公喟道：“他和那李綬武也是相熟的。李綬武整理了一本《民初以來秘密社會總譜》，其中引了不少武林史材料，棄子玩興大發，還給那些武林史訂了不少對仗工整的回目，什麼“黑松林七俠結盟誓/白泰官三飛屠蛟龍”、“甘鳳池摘瘤還咒誓/法圈功導穴召英靈”都是出自他的手筆。這還不算，他還用“異史氏”的筆名，替老漕幫寫了不少贊詩。像那首“錦江常碧蔣山青/元戎下馬問道情/揖張義膽緣旗祭/笑剖丹心載酒行/百萬豪銀何快意/八千壯勇豈零丁/孤燈坐看橫塘晚/黯淡功名舉目清”，用事妥洽、煉字沉雄，更可稱傑作了。這等調皮得意之事，棄子竟沒向你抖露？”
“噫——我竟不知。”
承蒙王新公見告，我才知道：週棄公論畫之所以看重驚鴉，並非沒有緣故。或許是因為他和萬、李之結識而得以進窺方鳳梧藝事之堂奧；或許是因為他欣賞方鳳梧的畫論畫風而不吝以大詩家之身，同這批江湖人物論交。至於魏三爺到寧波西街老漕幫祖宗家門獻菜，究竟是不是存心打抽豐，便不得而知了。總之——據王新公所言——魏三爺之所以能接近萬硯方，乃是因為李綬武的緣故。這又是緣於李、魏二人搭同一條船來台灣，有那麼一節“倚舷把晤”的情景。
據聞當時船行已近基隆，李綬武正憑欄讀著一本書，卻久久不曾翻頁，身後忽爾有人說了話：“老弟倒眞是字斟句酌啊，呼呼呼！”
李綬武一回頭，見是和自己在青島同桌復同船前來的大個子，祇方才唱名發簽證時始知其姓字，叫魏誼正；倉促間尙不知如何應答，卻見魏誼正撮唇怪笑的一張臉也倏然凝凍起來——他是在睇見李綬武掌上所託的那本書中的文字之際愣住的。
“閣下手上這本書的主人曾經許過我一個“天下之大，到處可以相逢”的後會，”魏誼正慘然道：“敢問閣下：這個叫歐陽秋的如今身在何處？書又如何到了閣下的手上？”
李綬武聞言似乎也大吃一驚，垂臉怔怔望著手中書本，思前想後片刻，复打量了魏館正半晌，才道：“設若您是“講功壇”出身的弟子，卻不該如此問話；設若您是衝著這本《無量壽功》而來的練家，大可以趁我方才失魂落魄之際出手相奪。想這普天之下，能認得這書、認得歐陽秋其人、而又能灑然如此的，恐怕祇有魏三爺一個人了。”
“不敢，在下正是魏三。”魏誼正舞拶著手上的銀筷子，漫不經心地往身後不遠處正吵嚷著的幾個軍官一指，道：“聽他們唱名，閣下是李先生；咱們其實是五月二十號那天一同自青島登船而來的——”正說著，魏誼正猛然發現到李綬武正緩緩地、悄悄地朝後移步，同時瞟目斜眉地似乎在示意他往船首方向走動。果然在走出十多丈遠開外，李綬武才低聲問道：“恕我冒昧直言：三爺既然也是從歐陽崑崙手上得到的通行憑證，敢問三爺上船之後，是不是給單獨拘在一間艙房之中，受了幾回盤問，直到端陽佳節之夜，才又無緣無故給放了？”
“不錯，那天兵士送來兩個粢米飯糰，冒充粽子，粗糲得很，簡直難以下嚥；我回頭就給扔了。”
“他們盤問了些什麼，可否請三爺見告？”
“翻來覆去就是那麼幾句：問一個身家來歷、親故鄉里。再者便是如何混上艦來？從哪裡攀得一張通行憑證？此後意欲何為？諸如此類，簡直不勝其擾。怎麼？李先生也給拘問了幾日麼？”
李綬武且不置可否，卻益發壓低了聲，道：“依我看：自凡是跟著歐陽崑崙上船的都逃不過這一劫；且看那廂高談闊論的四位、還有個瘸腿婦道和一個孩子，他們是老漕幫萬硯方的家門親眷，興許沒吃什麼苦頭，可是恐怕也一樣給囚了些日子。至於三爺你方才調笑了半天的那位年少婦人——”
“此言差矣！此言差矣！”魏誼正忙不迭地搖手道：“是我看她孤身一人，面容愁苦，兩眼含著老淚，才上前說幾句笑話解頤。李先生說“調笑”，未免誕枉魏三了。”
“她是歐陽崑崙的妻房，眼下身懷六甲，萬里飄泊，又好些天沒見著丈夫了，試問：單憑三爺幾句說笑，如何使之解頤？”
魏誼正聞聽此言，一時驚心，連手上的銀筷子都幾乎捏不穩了，急道：“她、她是——唉！我卻不知道呢！崑崙行事竟如此詭譎，居然連我也不說。”一面說著、一面扭身就要往回走，可袖口早教李綬武給掣住，但聽李綬武驀地迸出兩句話來：“你這麼一喳呼喧嚷，莫要害了他們孤兒寡母呢！”
魏誼正不覺心頭一懍，暗自思忖起來：若稱那懷有身孕的婦道是歐陽崑崙的妻室，又說什麼“孤兒寡母”，則歐陽昆播想必已經身遭凶險——難道竟是這幾天之間、發生在這條船上的事？念頭還沒轉透澈，耳邊又聽李綬武囑咐道：“那廂萬老爺子幾個兄弟夥兒都在，他們究竟是敵是友？於今也著實難以分清辨明。若非三爺與歐陽秋有舊——坦白說，我也不敢貿然跟三爺說長道短；不過，歐陽崑崙應該是遭逢不測了。下手的人是誰？我不曾親眼窺見，不敢妄言；也正因如此，你我更須小心應付，以免蹈入奸人機栝才是。”說到這裡，手裡的一本《無量壽功》竟遞了過來，李綬武的一張麻子臉也越發地哀淒慘悄了：“沒想到此書竟是這般物歸原主的。”
不意魏誼正捧起這書，在掌心上掂了掂，像是忽然湧起了抵擋不住的什麼感慨，倒先滾落兩滴淚水，哽咽道：“我同歐陽家父子兩代論交，雖各祇一、二面之緣，原本也稱不上什麼隆情厚誼；祇此番承崑崙相邀，實指望到海角天涯遊歷些時日，品嚐品嚐南海之濱的（蟲匡）腦鱟足、蟹子蝦姑，孰料還碰上這般凶險蹊蹺。”
“李某平日閒雜書，頗知三爺當年慨然將祖傳神功贈與歐陽秋的一段佳話，卻不知三爺同歐陽崑崙也有往來？”
這一段李、魏二人“倚舷晤”的故事才說到一半，王新公忽然面色凝重地搖起頭來，邊搖頭邊說道：“不對、不對。棄子不同你高陽講必定有什麼顧慮；他不同你講，我也不同你講；講到不該講的事情上，凶險蹊蹺說不定就找上門來了。”
王新公的脾氣饒是如此，任何人也莫奈之何。於我而言，當時的確如骨鯁在喉，頗有幾分窒悶。不過，日久天長，卻也淡忘了。直到民國七十六年一月五日，王新公謝世，不巧我人在香港，連最後一面都不曾見得。洎返國之後，又為了二月中要赴東瀛一遊而趕寫一批連載存稿，忙得不可開交。直到二月十五日清晨，臨上飛機之前數刻，才偷閒至王新公靈前叩了三個頭。辭出之際，未料卻撞見了魏三爺。我看他雖然頒長高大、不減往昔：然而面容清癯、神情蕭索，彷彿瘦了幾許，便打趣道：“三爺竟然也有“衣帶漸寬”之一日呢。”
“吟喬樹之微風，飮高秋之墜露，人焉不痩哉？人焉不瘦哉？”魏三爺微哂著開了兩句玩笑，即正色道：“高陽，這些日子上哪兒去了？聽說你又要出國。”
我草草應諾，私心竊忖：他那兩句“吟喬樹之微風/飮高秋之墜露”分明是駱賓王〈在獄詠蟬〉詩序裡的用語，當下不免一怵：如果他的話並非玩笑，則其意豈非正是在告訴我：“剛吃了一陣牢飯出來，能不痩嗎？”
“我知你事忙，”魏三爺一面說著、一面俯身替我拎起兩隻行李箱，快步朝馬路邊趨走，並道：“然而茲事體大，不能不教你明白一個首尾——咱們路上談。”
只見他健步如飛，走得十分輕捷，看上去一點兒也不像個八旬老翁。在仁愛路的紅磚道旁，他似乎是刻意稍事觀察，一直守候到第四輛出租車經過，才招手攔住，徑自吩咐司機：“到桃園機場，出境。”
上車坐定，我忍不住問他：“三爺怎知我要出國？”
魏三爺笑了，沉吟道：“月前報載新衡先生在榮總去世，我就想：不知道高陽會不會前來弔唁？遂請一位能通天人之術的牢友拿你的姓字給算了一算，他說你老弟人在天涯，未必趕得回。偏偏獄中有本過期的文學雜誌，正在召募讀者組團東遊日本，拿你老弟當招牌，號曰“隨團作家”，訂在今日起程。我那位牢友又給算了一算，說今天是正日子，你我當須一會。”
“三爺方才說茲事體大，究竟是什麼事呢？”
“有這麼一個朋友，想託人帶那麼一點兒東西——這是簡單其說；我素知高陽老弟心細如發，必不以此說為愜心貴當，是以非面告詳情不可。”
初聽此言，我直覺以為：莫不是樁走私販毒之類的勾當？登時應道：“帶的若是尋常物事，何以非高陽不可？若非尋常物事，我豈能應命？”
“老弟別誤會了——祇不過是一本書，明治年間刊印的《肉筆浮世繪》，絕非不法犯禁之物。”
魏三爺說得坦蕩，眼神卻不時留意著前座的司機；但見他順手搖下車窗，讓街頭嗜雜零亂的車聲、喇叭聲略為掩護，才复附耳相告：“為什麼請託於你，也不是沒有緣故的；這就得往細處講了——
“其一麼，乃是因為你老弟讀過幾本書。我從你寫的《金色曇花》、《粉墨春秋》和《清幫》這些個小說、叢談裡看得出來：你老弟顯然對近百年來中國政局官場裡的曲折隙積十分留心，諒必也參考過不少稗說野史；這些玩意兒非但不比官修正史為失眞，反而塡補了許多蘭台大令所不能言、不敢言、甚至不知其可以為言的材料。我說的這幾本書是《天地會之醫術、醫學與醫道》、《上海小刀會沿革及洪門旁行秘本之研究》和《民初以來秘密社會總譜》。怎麼樣？魏三說得可對乎？”
我驚心之餘，自然毋須否認，遂接了句雙關之語：“三爺非但腹笥極寬，眼力更是絕細。”
魏三爺聞言大笑數聲，拍了拍肚子，突然斂容道：“那麼，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在那本《天地會之醫術、醫學與醫道》之中提到過一個跳樓自殺的洪英、叫羅德強的？”
我正在腦海之中竭力搜檢所閱記之書的內容、而仍未便驟置然否之際，三爺早已接道：“此人當年任職於日本駐華大使館，表面上乾的是警衛，骨子裡其實是個給“老頭子”幹“鑿底”勾當的諜報人員——”
“我想起來了！”我昂聲要說下去，手背卻猛可教魏三爺給按住；當下微知其意，低聲應道：“此人前去搗毀汪勳如開設的“河洛漢方針灸醫院”，還失落了使館職員證一枚，之後逃捕未遂，跳了樓，以精神病患者厭世自殺結案。”
“他哪裡是自殺？”魏三爺又湊近前來、附耳言道：“分明是另有隱情、暴露了行藏，教——案的爺兒們給推下樓去滅口的。此事誠若追根刨柢，外間不難得知：“老頭子”在駐日使館埋下了“樁子”，事態就尾大不掉了。”
“這與我又有什麼相關？”
“羅德強一案原本祇是洪門光棍想要迫令汪家醫交出《呂氏銅人簿》、退出醫道江湖的一個綠林糾紛，不料歪打正著，幾幾乎敗露了“老頭子”在日本方面伏樁設線的秘辛。這也就罷了，孰料此事過後五日，國民黨“九全大會”之中，選出來個哥老會首洪達展列名主席圑第一後備副主席。此人機心極險，反而在“老頭子”面前參了一本，說他握有密報，可以坐實老漕幫“老爺子”萬硯方暗中破壞反攻大業，而就是因為羅德強掌握了萬硯方阻撓反攻的證據，才慘遭滅口的。“老頭子”聞言震怒，筋令洪達展把所謂的密報源源本本呈上來。洪達展能羅織羅德強入案，自然不是沒有準備。不待大會閉幕，便抖露出一個老漕幫密遣東京在地光棍、將月前準備投奔自由的“周鴻慶”送進蘇聯大使館的內幕來。”
““周鴻慶事件”我是知道的，當時的“梁兄哥”凌波隨李翰祥到台灣訪問，翰祥特別來看我，說是將來要同我合作，寫幾出歷史戲；他還說了兩句怪話：“周鴻慶這一路死死活活，拍他一部連臺本戲三天三夜都演不完。 ””
“翰祥是知情的，所以日後他在台灣也待不下去了。”魏三爺說到此處，忽一振襟，從袖口裡甩出兩本書，祇一時還以巨掌遮掩、不使露相，並繼續說道：“咱們言歸正傳：“周鴻慶事件”究竟如何，魏三也不瞞你老弟——不錯的——當年正是萬老爺子使了個偷梁換柱兼上屋抽梯之計，讓一個在東京開出租汽車的庵清光棍攔下了那化名“周鴻慶”的莫人傑；這姓莫的從前曾經詐死賴債，身上背了一部血案——知情的除了我這貪吃鬼之外，恐怕就祇有他本人和二、三同謀而已——”
“三爺所言，不正是大作上提過的那道“紅煨清鴨”的周廚麼？”
“高陽果然是知味之士。”魏三爺微微一哂，接著說道：“正因為你讀過這些本書，許多枝節細目，便不勞魏二一多費唇舌了。總之，這也正是託你帶那部《肉筆浮世繪》的頭一個原因。至於其二麼，還得回到那冒充週廚的莫人傑身上說去——此子當年以半部《莫家拳譜》為酬，和航運鉅子項迪豪勾串，設計了一條李代桃僵的毒計，言明事成之後另以後半部拳譜奉贈。莫人傑確實未曾食言，可卻利用項某人嗜武成癡的奇癖提出了一個條件：他要求項迪豪把旗下船公司在廣東沿海所設的一個倉庫交給他經營三個月。”
“一個小小的倉庫？祇經營三個月？”我大惑不解、脫口問道：“此子意欲何為？”“莫人傑當時不過是個未經世事的膏粱子弟，哪裡懂得這些機關、計謀？更不消說向人要一座倉庫了。此舉自然是背後另有高人指點，才兜得轉的。原來早在抗戰期間，便有人看上了一宗收購舊港幣的買賣。此人眼看項一一房將事業重心轉往上海經營航運，在東南各省港市上都有貨棧倉房，又深知項迪豪性喜鑽研武術、且深銜北京飄花門孫少華一掌之辱，於是給設下條一石數鳥之策：殺了個周鴻慶、救了個莫人傑、毀了個孫少華、誣了個萬硯方；項迪豪得了拳譜，定策之人則掌握了三個月的時間、把早就在戰時用“周氏紙廠”名義買進的一噸多舊港幣化整為零、以小舟運回香港，找上剛複業的匯豐，準備一口氣全都兌成英鎊，匯豐當然吃不消，祇好緩計徐謀，請那“周氏紙廠”的老闆出任董事、兼理總裁職務。”
“然而這位“周老板”既非“周鴻慶”，恐怕也不是莫人傑。”我其實並不知道眞正的答案，卻忍不住迸出一個猜測來：“當年執行收購港幣的是陳光甫，日後花大錢交際公卿的也是陳光甫，難道——”
“還差一步，高陽老弟丨還差一步。別忘了陳光甫是人家哥老會的洪英光棍。”
“那麼、那麼——”我遲疑了，十分自然地囁嚅道：“居然還是那洪達展！”
魏三爺深深一頷首，道：“不錯。可笑那項迪豪一心只想著《莫家拳譜》，未到手時寢不安席；既到手了，仍復食不知味。成天價閉門修習熬練，實指望眞能學成一副“天下無敵水無邊”的身手，好去北京親自料理了飄花門的殘徒餘孽。他卻始終不知道：自家海南倉庫裡竟然堆放著足可敵國的錢鈔呢！
“至於莫人傑，即令解決了債務、分潤了錢財，頂著個死廚子的姓名，依舊想過他花天酒地、紙醉金迷的荒唐日子。可老家是待不下去了；便由洪達展安排，往香港落腳。洪達展足跨政商兩界，黨舊港幣更上層樓，可說是得意風光之極；在青島、上海、南京各地都置著產業，香港自不例外。從另一方面設想：他也不希望莫人傑在內地招搖，因此買下了灣仔地區一座相當講究的宅子，原名叫“千歲館”——”
““千歲館”我知道的。那是抗戰初期、日本駐港情報機關在灣仔地區設立的一個俱樂部。”我亦點頭應之：“倒是不對外營業；日本人稱之為“會員制”。我在寫《粉墨春秋》的時候注意過這條材料，可昔用不上。”
“其實“千歲館”就是個專門接待各地前往香港跟日本軍部辦交涉的大小漢奸的招待所。”魏三爺道：“洪達展買下來是有眼光的。試想：戰後再要同日本人作起生意來，此地寧非佳處？可是他礙於身為中樞要員，坐擁一片日寇的物業，自不好明目張膽，遂委了莫人傑前去經營，直到國府易幟為止。
“可憐人算不如天算，洪達展做夢也不會料到：連他自己都是胡里胡塗跟著“老頭子”的部隊播遷來台，又哪裡顧得上莫人傑的出處呢？然而此子自年少之時便溷跡江湖，跟著洪達展耳濡目染個幾年下來，當然也學了不少手段。加之以香港彈丸之地，龍蛇混雜、風塵囂攘，反倒讓莫人傑交際了不少人物；其中有一個人，姓連名貫，原先乾過八路軍駐港辦事處的副主任。此人精通攝影技術，衝曬放大，無不嫻巧，尤善於以長焦距鏡頭偷拍人物，曾於抗戰中期攝得五、六十張出入“千歲館”的漢奸照片，算是替共產黨立下了不小的功勞。
“民國三十八年中，神州變色，國府遷台，共產黨人民政府成立，少不得論功行賞。這位連貫便成了中共駐港辦事處的主任，一日舊地重遊，大約是向莫人傑吹噓起曾經在“千歲館”從事秘密工作的往事，莫人傑也約莫是透過了連貫的這層交往關係，才又找著了“那一邊”的靠山。祇不過海峽迢遞、竹幕深垂，魏三對這其中的關節榫目，所知也僅止於此——倒是洪達展這一邊，不得不另有一套說法和做法。這，就株連到日後的一宗大難了。”
魏三爺說到這裡，我恍然若有所悟，而其情猶似隔靴搔癢，抓不著要害，祇好憑著直覺一猜：“外間雖然不知道是洪達展一手安排那莫人傑“借屍還魂”，可香港在地的人物卻總該聽說過他盤下“千歲館”，乃至於交給一個叫“周鴻慶”之名的人經營的事罷？”
“這正是癥結所在！”魏三爺撮起口唇，“呼呼”怪笑了幾聲，才道：“當年國共作殊死戰，“老頭子”坐失大片江山，退居蕞爾之島，仇匪恨匪之念，須臾未曾釋懷；自然無時無刻不透過各方特務人員潛赴各地打探敵我虛實，俾能早日反攻。試想：近在咫尺、位居要津的洪達展在香港方面有那麼一層不尷不尬的老關係、居然還攀上了共產黨在八路軍時代的特務頭子，他該如何向“老頭子”交代？”
“我看他沒法子交代。”我不覺冷笑了兩聲——設身處地以洪達展的立場啄磨，其情倒頗似週棄公口中那有苦難言的“錢收發”；因為一旦和盤托出，說不定還會扯出當年如何教唆莫人傑覓傭代死的舊案來。
“這就是你們寫小說的鬥不過玩兒政治的了！”魏三爺似乎早知我會有此一答，當下如此應道；可是一轉瞬間，又“呼呼”笑了兩聲，搖晃著腦袋，嘆了口氣：“唉！也別說你，當年就連我們“老爺子”、外加一個我，乃至身在極峰的“老頭子”都未曾料到，洪達展給咱們變了個偌大的帽子戲法兒。要說有能看出了那戲法兒的，恐怕祇有一個李綬武；可誰教他外號人稱“啞巢父”——明明窺出了底蘊，卻始終不肯揭穿。”魏三爺接著試探地問了一句：“高陽老弟，你還記得當年有那麼一個“反共自覺運動”否？”
我略略遲疑片刻，點了點頭，道：“怎麼不記得？”
那是發生在民國五十一年三月間的事。早在民國四十八年中，我已經服務軍職滿十週年、離開了王叔銘總長的幕僚，且經林適存先生（筆名南郭）之引薦，由中華日報鄭品聰社長聘為特約主筆，負責撰寫些社論、專欄之類的稿子；對於規模如此龐大的一個運動自然不陌生。
這個運動表面上是警備總部政治部主任王超凡中將發起的，目的是在鼓勵那些曾經一時為共黨引誘、脅迫、欺騙，而不得不與匪交往、接觸、周旋的人士自動出面向警總表白。舉凡涉有違反〈懲治叛亂條例〉第二至七條、〈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第九及十三條者，以及曾有附匪事而未辦理自首、登記，或自首、登記得不澈底、不誠實者，皆可以在三月一日到四月三十日間向警總辦理自覺。此外，這個運動還有另一項內容，那就是“凡確信某人在台有匪諜嫌疑，雖因缺乏有力證據、卻有向政府報告之必要、以免涉及“知匪不報”之罪者，亦得在此期間向有關單位舉發。”這個運動還將“反共自覺表白之事實”的時空範圍推溯、拓展至“共黨武裝叛亂以前”、“發生地區非僅台灣，大陸、國外亦包括在內”。
從表面上看，“自白免責”之舉是當年“安定後方、鞏固復興基地”的措施，也是受屈遭謗者洗刷嫌疑、還我清白的機會。可是既要人自覺表白，何以又加上一段鼓勵檢舉的內容？當是時，我看出其中有這麼一個邏輯上的抵牾，遂寫了一篇社論，題曰：〈既云縱之，何復枉之？ ——關於反共自覺運動目標與作法的商榷〉。文章給上頭壓了下來，鄭社長很委婉地向我解釋：關於這個題目，已另有輪値主筆撰就一文，我這一篇、他祇好“留中不發”了。然而在面談結束之際，他語重心長地向我面授機宜，道：“高陽兄，日後再踫上這種看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政令，你就該明白：它是兩股勢力調不勻、鬥不攏的結果。以“今上”的馭下之術，就是“存而不論、以待來茲”而已。”
這話說得含蓄、卻極為清楚：“反共自覺運動”有表裡兩面；無論其初衷來意是疏其網、寬其刑，抑或是密其網、嚴其刑，都有另一方面相頡頗的勢力阻撓之、制衡之。到頭來決定這個運動之功過成敗的，已非理性檢驗之眞偽是非，而是鬥爭角逐之強弱消長了。
魏三爺提到這一點，印證了我當初的懷疑；然而他指出了更詭譎的內幕，卻是我始料所未及的。原來此事與我曾兩度自田仲武和王新公口中接聞的一個人有關：李綬武。
早在這個“反共自覺運動”之前，國府曾經辦理過幾次名目不盡相同、而實質十分類似的活動。如：民國四十年和四十一年，由國防部總政治部公佈過兩次“自首辦法”，前一次所針對者為“匪諜”，後一次益示其寬而發明了一個詞兒，叫“附匪分子”；且兩次活動也都連帶地公佈了“檢舉獎勵辦法”。
到了民國四十四年六月中旬，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又宣布：有為期兩個月的時間，可容“前往大陸被迫附匪分子”來一次“總登記”。負責承辦該一“總登記”活動的便是當時任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王超凡。王超凡原以為這第三回合的網羅周至、收豐碩、想必可立上一功。殊不料在呈送所有檔案之際，卻遺失了“港澳地區附匪分子檢舉清冊”一份。此事秘而不宣，知情者惟恐株連及己，殆獲不測之罪，祇好一方面在公文作業上延宕呈報時日，以“港澳地區工作另行彙整”為由掩飾，另一方面則對港澳方面涉嫌附匪人士重新展開積極查訪——甚至羅織——活動。
是時外間關注其事者，多以為港澳一帶為國共兩造情報人員交鋒前線，敵我溷跡雜廁，誠清查之不易，以致遷延未果。獨王超凡深知：必有意圖匿隱該次“總登記”之結果者近在咫尺、扞格肘腋。
到民國四十七年七月，保安司令部連同台北衛戍總部、台灣防衛總部和民防司令部一併撤銷，一干任務全由新成立的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接管，隸屬國防部；王超凡仍然做他的政治部主任。此時，那份重新調查製作的“港澳地區附匪分子檢舉清冊”已經登錄完竣，正準備呈報總司令黃鎮球上將。不料有那麼一天，王超凡赫然在自己的辦公桌抽屜裡發現了遺失整整三年之久的第一份清冊。
這一下麻煩來了：他究竟該呈報哪一份？設若以失而復得的一份為可信，則誰能擔保在過往三年之間，此冊未經人增刪變造？設若以重製的一份為可信，則萬一那遺失的一份之中隱伏著什麼重大而眞確的匪諜情報，豈不怙惡誣良，反而蹈陷機栝？
如此再三尋繹，似乎只有一途、且絕不可假手於他者：他得親自比對這兩份清冊之間的差異如何，才能進一步判斷：孰為可信、孰為可疑？
顯然，新冊比老冊多出不少名單、以及據之而衍生的調查報告——其原因可想而知的：那些懷憂存疑、戒愼恐懼的諜報人員直接從王超凡處接獲“重新澈查”的密令，豈敢不戮力効命、務期“寧可錯殺一百、不可疏漏一人”而後已？是以在這一方面，王超凡也將就著“寧可信其有”了。
然而在另一方面，以舊冊產生的方式言之：由於涵蓋區域是海外的港澳，原非省屬保安司令部轄區，為免引起國際糾紛，是以當時辦理“總登記”時，自不可大張旗鼓而為之，乃以極其隱秘的手段實施——尤其是那些主動前往“表白”乃至“檢舉”的人士，多是藉著參加當地僑界慈晚會活動的機會與國府情報人員接觸，再以一對一方式約懇談，從而完成了清查。其中便有這麼一個蹊蹺之處——一個在舊冊中遭人檢舉為“附匪分子”的人士卻在新冊中搖身一變而成為檢舉人，他的名字叫“周鴻慶”。
這裡頭大有文章。試想：清冊雖然有新舊兩份，可是“總登記”之實（施卻祇有一次，且祇在民國四十四年的六月十五日到八月十五日之間、短短的六十一天而已。倘若在此期間，“周鴻慶”的確經人檢舉為“附匪分子”，他又怎麼可能在同一次“總登記”中檢舉他人呢？
再看檢舉內容：舊冊中檢舉“周鴻慶”者為施品才和康用才，此二人原為老漕幫光棍，一向在總舵主萬硯方身邊任事。直至國府遷台前夕，曾由萬硯方親薦入保密局服勤，為國防部資深的情報工作人員。這兩人提供的檢舉事證非常詳細；包括了“周鴻慶”如何因經營酒店之便結識連貫、又如何因連貫之故而迷上了照相術、以及如何斥資搜購德國製造的精密照相儀器——除了個人庋藏把玩之外，更複轉手提供連貫所主持的匪偽辦事處特工使用。這些情事，都有照片、發票、儀器水單、前線跟監人員逐日筆錄乃至“周鴻慶”多次往來香港、上海、廣州之間的機票存根為附件以資證明。換言之：“周鴻慶”非但與匪過從甚密，甚至還有資匪助匪的嫌疑。檢舉人更在備註欄中建議：“宜從速制裁”。
然而與此相較，新冊所載者卻有極大的出入。 “周鴻慶”由“附匪分子”搖身一變，成為國府潛伏在香港的工作人員；其與連貫系統人馬往來的一切內容都成為另一項重大任務之必要準備。身為檢舉人，“周鴻慶”的確也善盡其職，揭發了一宗自香港利用空運郵包販毒來台的案子。此案的被檢舉人叫林木發，台北市人，從事電影膠捲和放映器材的進口生意。由於時常往返港台之間，也成為檢舉人酒店常客，某日於酒後無意間透露其勾串港台兩地郵政及海關人員、以寄運郵包為掩護、將毒品輸入台灣的買賣；並力遨檢舉人入夥，俾能助其“開發貨源”。
王超凡讀到此處，立刻向省警務處電詢民國四十四年六月至八月間查緝走私毒品的案底，幾個小時以後，回復電話來報：就在該年六月十六日，省警務處破獲了這一宗“林木發案”。詳情果如新冊中“周鴻慶”所描述的一般：香港毒販在航空郵袋中夾入毒品，配合定期班機、依照聯絡所定日期，寄抵台灣。於運輸車將郵件送到郵局途中，預先被收買的郵務人員便先將毒品取出，以逃過安檢。據省警務處方面表示：林木髮用這套弄鬼搬神、瞞天過海的手法販毒已有四年之久，共輸入五千多兩的高純度海洛因。經鑑識人員比對：毒物應該來自中國大陸的雲南地區。至於林木發本人則已獲判無期徒刑，但是發監執行未及兩日，便暴斃了，死因不明；法醫硏判與此人自己的毒癮有。
林木發本人死因如何？於王超凡而言並不重要，他所關心且棘手的問題則是他益發無法定奪：這新舊二冊該以孰為可依可據之資？無可如何之下，王超凡祇好硬著頭皮私下求見總司令黃鎮球，把前因後果盡以口頭報告了，並且敦請裁示。黃鎮球出身保定軍校，根本不是搞特務的料，除了抓拏幾個異議分子、查禁幾首靡靡之音、收燒幾本危言聳聽的書刊雜誌之外，還眞弄不清國府情治單位各路人馬的底細。此外，一次“總登記”捅出兩本清冊，這又涉及手下一級主管的重大疏失和延誤，一旦作了裁示，說不定會破壞了其它單位在港澳甚至敵後的工作佈建；倘若不作裁示而呈報上級處置，則剛成立未幾的警備總司令部便出了這樣一個紕漏，情何以堪？思之再四，黃鎮球把兩份清冊都壓下來了，並且親口囑咐王超凡：“這“自首辦法”也好、“檢舉辦法”也好，都是老案子了——一次清查得不澈底，就原案再做一次；兩次做不干淨，就來個第三次。你給另外想個名目，換幾個執行的人，再查一回。”
這一席話便為“總登記”弄巧成拙的紕漏解了套、也為幾年之後的“反共自覺運動”定了調——這是一樁可以往復翻折、層出不窮的勾當；每隔一段時間便發動一回。黃鎮球的結論很簡單、也很透露著因無能而無為的陰柔色彩——！ “昨日之敵或為今日之友；今日之友或為明日之敵；咱們後天再看亦復不遲。”
從這一連串治絲益棼的“自首”、“檢舉”、“總登記”到“反共自覺”，眞正隱身其後的人物始終未曾現形——是誰取去了“總登記”舊冊？又是誰將之原璧歸趙的呢？他的居心用意又是如何呢？
先揭謎底：這人正是李綬武。
次說緣由：依照魏一二爺的敘述，李綬武潛入省保安司令部竊閱那份“港澳地區附匪分子檢舉清冊”另有不足為外人道的動機——他在追查施品才、康用才二人是否涉及了另一樁“無頭公案”。至於那“無頭公案”為何？魏三爺無暇細論，是以直到走筆於此的今日，我亦不詳其實。
倒是李綬武從那檢舉清冊裡窺看出另外一事的眉目；那就是：建議制裁“周鴻慶”的行動何以如此迫切？制裁了“周鴻慶”將對什麼人、什麼事有什麼好處？
如果以老漕幫立場言之，倘若從當年杭州商會會館莫人傑遇刺一案之後的重重疑雲來看，這“周鴻慶”非但不應率爾殺之，反而更應保全，加以深詰細問，當可使故實水落石出。然則，施品才、康用才以“資匪助匪”嫌疑力主鋤奸便非基於庵清光棍考慮，而是另有密意了。設若再從“周鴻慶”所犯之事來看，不過是巴結中共駐港的情報頭子、兼之藉販賣些並未直接關涉軍事機密的器材、從中漁利而已，其罪何以致死？僅此一疑，李綬武便不得不揣測：施、康二人另有所事、更另有所謀。
“如果高陽老弟你是綬武，你會如何設想？”魏三爺一面說、一面抓起掌下二書，渾似搖晃折扇一般掮起風來。我覷眼一打量，竟是兩巨冊我從未寓目的《七海驚雷》和《奇門遁甲術概要》。
“若以三爺方才之言觀之，“周鴻慶”一旦遭了“制裁”，當年杭州商會會館的一宗血案便再也沒有事主人證；假借“周氏紙廠”名義黨幣而落袋的億萬之資也除掉了名義上的金主，得其利者非洪達展而何？”
“這一回，老弟你進了半步、還差半步。”魏三爺繼續點著頭。此際車過林口——或許因為是周日之故，高速公路十分壅塞，車陣綿延無盡。我既恐遲到、趕不上班機，复恐來不及聽完三爺條分縷析的奇聞；正有些焦躁的意思，一二爺卻像是看出了我的心事，忙道，“你再想想另一本《民初以來秘密社會總譜》的內容，就明白過來了。”“是陶帶文那一本麼？”“是李綬武的那一本。”
魏三爺又“呼呼”詭笑了兩聲，我立刻憬悟：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作者“陶帶文”應該就是從“南昌行營”時代即已緣藉賀衷寒的關係而成為國府核心策士之一的李綬武。毋怪乎《民初以來秘密社會總譜》之中以相當長的篇幅和十分細膩的筆墨勾稽出國府自成立以來、迄於遷台前後的數十年間與各種幫會之間結絡纏綰的轇轕。然因我素不喜言地方械鬥圑體間的小恩小怨、細是細非，祇不過在《清幫》一書中頗采了幾則陶帶文信而有徵的考辨左證，據而立說——大約這也正是魏三爺所謂“蘭台大令所不能言、不敢言、甚至不知其可以為言的材料”者。
一旦明白了“陶帶文”即是李綬武，再佐以田仲武所曾告我的一段“南昌行營”的奇遇，我當下對《民初以來秘密社會總譜》有了不一樣的想法：它恐怕正是李綬武在“南昌行營”披閱各種密檔而重新澆鑄編織起來的一部譜牒，不啻如魏三爺所謂“塡補官修正史”，恐怕還另行打造了一部近代歷史。
在遲徐其行的車陣裡，我卻如電光石火般跨出了魏三爺所說的那“半步”——據《民初以來秘密社會總譜》載：洪達展之所以能涉足政壇，乃是由於他早在民國二十年代初葉即已投効戴笠一系的特務系統，曾經替魏三爺口稱的“老頭子”秘發一窖，私貯巨金，所藏者除了早年從老漕幫孝敬“每月助餉兩千萬銀圓”伊始之積累外，還有日後抗戰勝利以來陸續自日方接收的龐大資產和物業之所變現者。此事極密，原只戴笠、洪達展和“老頭子”本人知之而已。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國共兩黨在重慶舉行談判，“老頭子”迫於形勢，不得不簽署一〈雙十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