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蒙自後，吳宓把在南嶽滋生的悲觀情緒一同帶來，且比衡山猶甚。陳寅恪與吳宓於教課之餘經常往南湖散步，並有詩文唱和，從流傳於世的幾篇詩作中，可見其悲戚哀傷之情。
據吳宓日記載：1938年5月，“陰雨連綿，人心已多悲戚，而戰事消息復不佳。五月十九日徐州失陷，外傳中國大兵四十萬被圍，甚危云云。於是陳寅恪先生有《殘春》（一）（二）之作，而宓和之”。
殘春（一）
陳寅恪
無端來此送殘春，一角湖樓獨愴神。
讀史早知今日事，對花還憶去年人。
過江愍度飢難救，棄世君平俗更親。
解識蠻山留我意，赤榴如火綠榕新。
殘春（二）
陳寅恪
家亡國破此身留，客館春寒卻似秋。
雨裡苦愁花事盡，窗前猶噪雀聲啾。
群心已慣經離亂，孤注方看博死休。
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頭。
殘春和寅恪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作於蒙自吳宓陰晴風雨變無端，折樹摧花未忍看。
小胜空矜捷坦堡，覆軍終恐敗師丹。
降心苟活全身易，異志同仇禦侮難。
一載顛危能至此、何堪回首夢長安。
詩中吳宓自註：“捷坦堡今譯坦能堡（Tannerberg）。”此句指發生於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坦能堡會戰，又稱坦嫩貝格戰役。 1914年8月17日，俄羅斯第一、二軍侵入東普魯士，向首府哥尼斯堡進發。俄軍成功進入德國，直到德國第八軍在8月20日反擊。德軍設計了一個陷阱，讓俄國第二軍提前進入德國後，在後面反擊其補給線。 9月2日，俄軍放棄整個作戰計劃，坦能堡會戰後，沒有再向德國領土進攻。雖然德軍在坦能堡會戰得勝，但德軍原先並沒有準備俄羅斯會在8月中旬開戰，因此德軍用了兩支部隊來抵抗俄軍，造成德軍的資源被分散，繼而影響西線對英法聯軍的戰事。吳宓詩中的師丹，一譯綏丹（Sedan），今譯色當，是發生於1870年普法戰爭中的一次戰役，拿破崙三世因兵敗向普魯士投降。詩中的“小胜空矜捷坦堡，覆軍終恐敗師丹”，當指國民黨軍隊在台兒莊取得大捷，而徐州很快失陷之事。據吳宓日記：“因憂共產黨與國民政府不能圓滿合作，故宓詩中有'異志同仇'之語。而寅恪又有《藍霞》一詩。”
藍霞
陳寅恪
天際藍霞總不收，藍霞極目隔神州。
樓高雁斷懷人遠，國破花開濺淚流。
甘賣盧龍無善價，警傳戲馬有新愁。
辨亡欲論何人會，此恨綿綿死未休。
按吳宓的說法：“藍霞”二字出吳文英《鶯啼序》末段，而寅恪用之則指藍衫黨，通稱藍衣社及紅軍。 “寅恪之意，吾能識之。吾愛國並不後人，而極不慊今日上下之注重'革命'等觀念，而忽略中國歷史文化之基本精神，日本俘虜亦有能言此者，見報。此則二十餘年來學術思想界所謂'領袖'所造之罪孽，及今而未已也。”
未久，吳宓與陳寅恪又於南湖散步之餘，以“南湖”為題各賦詩一首：
南湖一首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吳宓
南湖獨對憶西湖，國破身閒舊夢蕪。
繞郭青山雲掩映，連堤綠草水平鋪。
悲深轉覺心無系，友聚翻憐道更孤。
亙古興亡無盡劫，佳書美景暫堪虞。
南湖即景
一九三八年六月作於蒙自
陳寅恪
風物居然似舊京，荷花海子憶昇平。
橋邊鬢影還明滅，樓外歌聲雜醉醒。
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
黃河難塞黃金盡，日暮人間幾萬程。
據吳氏解釋：“宓以南湖頗似杭州之西湖，故有'南湖獨步憶西湖'之詩。寅恪以南湖頗似什剎海，故有'風物居然似舊京，荷花海子憶昇平'之詩。皆合。惟當此時，日軍已攻陷開封（時已六月中上旬之間）據隴海路，決黃河堤（中日兩軍互詆，孰為決堤者，莫能知）。死民若干萬人，我軍勢頗不利。故寅恪詩有'黃河難塞黃金盡'（指國幣價值低落。據云，語出《史記》封禪書或河渠書。）之悲嘆，而宓和詩亦有'舜德禹功何人繼，沉陸毆魚信有哉'之責機。”
陳寅恪詩尚以多典、隱晦著稱，幾乎無詩不典，不弄懂詩中引用典故，則難窺其堂奧。吳宓詩受陳寅恪影響頗大，當年吳、陳二人在哈佛時，吳曾向陳請教過作詩的奧秘。 1919年5月25日《雨僧日記》載：“近常與遊談者，以陳、梅二君為踪跡最密。陳君中西學問，皆甚淵博，又識力精到，議論透徹，宓傾佩至極。古人'聞君一夕談，勝讀十年書'，信非虛語。陳君謂，欲作詩，則非多讀不可，憑空雜湊，殊非所宜。又述漢、宋門戶之底蘊，程、朱、陸、王之爭點及經史之源流派別。宓大為恍然，證以西學之心得，深覺有一貫之樂。為學能看清門路，亦已不易。非得人啟迪，則終於閉塞耳。”又，“寅恪習慣，以詩稿持示宓等後，不許宓鈔存，立即自撕成碎片，團而擲之。但寅恪在美國所作之詩，宓皆能背誦”。另據吳宓女兒吳學昭所言：“父親很注意收集寅恪伯父的詩作，從哈佛同學時開始。他常說，寅恪伯父作詩不多，但很精美，寓意深長，不熟悉歷史典故，不具有豐富的文學知識，不對其人有非常的了解，很難確切領會其詩深邃的含義。寅恪伯父關於詩詞的談論，語多精彩。如為詩作箋注，詳敘當時情事，以貽後人，寅恪伯父謂之'今典'。談唐詩與唐代文學的特點，說'唐代以異族入主中原，以新興之精神，強健活潑之血脈，注入於久遠而陳腐的文化，故其結果燦爛輝煌，有歐洲騎士文學之盛況。而唐代文學特富想像，亦由於此云雲。”
透過這些記述和追憶，可見陳對吳在學術上和為文作詩方面影響之深。從已發表的吳詩看，大體沿襲了陳詩的路數，作為一代自由知識分子，陳、吳之詩字裡行間透著國破家亡的哀愁與憂慼。但就詩的整體質量和藝術價值而言，吳詩比之陳詩稍遜風騷。陳寅恪《殘春》一詩之深意，除吳宓簡單提及，需解者尚有“讀史早知今日事”“過江愍度飢難救”等句。晚年的陳寅恪棲居嶺南之際，曾有《柳如是別傳》一書問世，開篇有云：“寅恪少時家居江寧頭條巷。是時海內尚稱平安，而識者知其將變。寅恪雖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觸，因欲縱觀所未見之書，以釋幽憂之思。”又《贈蔣秉南序》雲：“清光緒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揀架上舊書，見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讀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羨其事。……當讀是集時，朝野尚稱苟安，寅恪獨懷辛有、索靖之憂，果未及十稔，神州沸騰，寰宇紛擾，寅恪亦以求學之故，奔走東西洋數万裡，終無所成。凡歷數十年，遭逢世界大戰者二，內戰更不勝計……”
陳氏贈蔣文中，有兩個名字屬於難以直言的隱指，這便是辛有、索靖。辛有為周朝大夫，周平王遷都洛陽時，辛有在伊水附近看到一個披髮的人在野外祭祀。披髮是戎族的風俗習慣，辛有據此預言這地方不及百年必將淪為戎人居住之地。辛有死後，後秦、晉果然遷陸渾之戎人居於伊水之濱。唐代詩人吳融在《金橋感事》中用過此典。詩曰：
太行和雪疊晴空，二月郊原尚朔風。
飲馬早聞臨渭北，射雕今欲過山東。
百年徒有伊川嘆，五利寧無魏絳功？
日暮長亭正愁絕，哀笳一曲戍煙中。
據《唐詩鼓吹評註》釋讀，此詩“指孫揆敗於沙陀之事”。沙陀，以族名代稱藩鎮李克用。唐昭宗大順元年（890年），李克用進據邢、洛、磁三州。昭宗不顧多數大臣反對，採納了宰相張浚等人發兵討李的主張。由於對形勢估計不足，結果三戰三敗。張浚的副手孫揆在這年九月李克用破潞州（今山西長治西南）時被殺。李克用的軍隊乘勝縱兵焚掠晉、絳、河中一帶。百姓家破人亡，赤地千里。大順二年春正月，昭宗被迫罷了張浚等人的官，二月又為李克用加官晉爵。詩人吳融時在潞州金橋，有感於此，寫了這首詩。吳融生在藩鎮割據時代，預感到唐王朝必將滅亡，但他不可能直陳其事，又如鯁在喉，不吐不快，所以用辛有的典故，巧妙地抒發了對國家命運的憂慮。同時昭示世人，辛有的預言生前無人理睬，死後卻備受讚嘆，這又有什麼用呢？肺腑之言，瀉於毫端。儘管個人不能挽狂瀾於既倒，但作為詩人的吳融仍希望皇上採用古時魏絳的方法，以期收到“五利”之功。魏絳是春秋時晉悼公的大夫，晉國所在地的山西，是個漢、戎雜居的地方，民族間經常發生戰爭。魏絳曾建議用“和戎”方式解決矛盾，他認為“和戎”有“五利”，晉悼公採用了魏絳的主張，因此收到“修民事，田以時”的政治效果。吳詩人通過肯定魏絳，婉轉地批判了唐王朝此次對李克用的用兵方略。
另一歷史人物索靖，乃西晉時期著名書法家，累官征西司馬、尚書郎，封安樂亭侯，諡號莊。當西晉行將滅亡前，索靖預見到天下將亂，指著洛陽宮門前的銅駝傷感地嘆息道：“會見汝在荊棘中耳！”唐代詩人李商隱有《曲江》詩，曾以索靖所指人事隱喻唐王朝的時勢。詩曰：
望斷平時翠輦過，空聞子夜鬼悲歌。
金輿不返傾城色，玉殿猶分下苑波。
死憶華亭聞唳鶴，老憂王室泣銅駝。
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傷春意未多。
曲江，是唐代長安最大的名勝風景區，“開元中疏鑿為勝境……花卉環週，煙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已之節”（康駢《劇談錄》）。安史之亂後漸趨荒廢。唐文宗頗想恢復昇平故事，於大和九年（835年）二月派神策軍修治曲江。十月，賜百官宴於曲江。甘露之變發生後不久，下令罷修。李商隱這首詩，寫於事變後第二年春天。
曲江的興廢和唐王朝的盛衰密切相關。李詩中的第六句“老憂王室泣銅駝”，承起首“望斷”句與頷聯，以索靖憂西晉之亡，藉以抒寫對唐王朝國運將傾的憂慮。整首詩在構思方面有一個顯著特點：既借曲江今昔暗寓時事，又通過對時事的感受抒寫“傷春”之情。而“天荒地變”之悲並非主體，“傷春”才是真正的中心。儘管詩中正面寫“傷春”的只有兩句（六、八兩句），但實際上前面的所有描寫都直接間接地圍繞著這個中心，皆透露出一種濃重的“傷春”氣氛。
陳寅恪用辛有、索靖二典，謂其青少年時代即預感到中國將亂，外敵入侵。此兩段回憶正可與“讀史早知今日事”相互印證。而《殘春》一詩，則暗合了李商隱《曲江》“傷春”之意。但與陳詩意蘊更接近的是陳寅恪的本家——南宋陳與義的《傷春》。
靖康之難，金兵入侵，權奸誤國，高宗南逃，陳與義流落江南，以“廟堂無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峰”，表達了對國家的憂慮和對未來國家復興的希望。陳寅恪《殘春》詩中的“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頭”，當自陳與義的《巴丘書事》“未必上流須魯蕭，腐儒空白九分頭”而來，表達了作者面對國破家亡，自己無力匡扶大廈之傾而只能憂心愁悴，徬徨山澤，嗟號旻天的鬱憤之情。此種心情從陳氏同首詩中的“過江愍度飢難救，棄世君平俗更親”句中可見要略。
詩中的愍度，因避諱亦作敏度，即支愍度，西晉僧人。據梁慧皎《高僧傳》載，兩晉及晉宋之際，北方南下的高僧幾乎遍及“譯經”、“義解”、“神異”、“習禪”、“明律”、“誦經”、“興福”、“經師（轉讀）”“唱導”等各個方面，其中以“義解”高僧的人數最多。兩晉時期南下的著名僧人有：康僧淵、康法暢、支敏度，“晉成之世，（康僧淵）與康法暢、支敏度等過江”。 《世說新語·假譎》以詼諧、輕鬆的筆調敘述了上述南下、過江僧人及受其影響的南方僧人的佛教活動，如“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傖道人為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後有倫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治此計，權救飢爾，無為遂負如來也。'”
當時南下過江的僧人並非都是一帆風順，但他們憑著自己對佛教義理的深刻理解和掌握，使名士們不得不刮目相看。流亡雲南邊陲的陳寅恪以支愍度南渡，喻自己漂泊西南，以授課為生計的無奈之舉。正如他致史語所歷史組勞榦、陳述信中所說：“此次來蒙，只是求食，不敢妄稱講學也。”此話雖有自謙的意味，但正迎合了傖道人“治此計，權救飢爾”之意。
陳詩後一句所說的“棄世君平俗更親”之“君平”，乃西漢蜀郡人嚴君平，名遵。道家學者、思想家，《漢書》記其人於漢成帝時隱居成都市井中，以卜筮為業。 “因勢導之以善”，宣揚忠孝信義和老子道德經，以惠眾人。日得百錢足自養，即閉門讀《老子》。精老莊之學，終身不仕，著書十萬餘言。年90餘，以其業終。
據與陳寅恪友善的聯大政治系教授浦薛鳳說，在蒙自時，陳氏曾手書《殘春》詩以贈，但與後來流傳者稍有差異，其中上二句為“傖僧義舊飢難救，曹社謀亡夢已真。”前一句與“過江愍度飢難救”用典相同；後一句典出《左傳·哀公七年》：“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社：曹之國社。後以“曹社之謀”，指滅亡他人國家的陰謀。北周庾信《哀江南賦》：“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即出此典，藉此可見陳寅恪對抗戰前途的悲觀失望。陳氏的悲觀之情，與《南湖即景》中的“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之句，可謂一脈相承。
所謂“南渡”，如馮友蘭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中所言：“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晉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風景不殊'，晉人之深悲；'還我河山'，宋人之虛願。”1937年日寇大舉入侵，大片國土淪陷，政府與人民流亡西南，為第四次南渡。 “殷鑑不遠，在夏世之後”，陳寅恪對此次南渡的前途深為悲觀憂慮，於是有“北歸端恐待來生”之語。
作為史家的陳寅恪以史觀今，企圖“在史中求史識”，尋找“歷史的教訓”。而中國漫長的歷史留給後世的一面鏡子，就是立足中原的封建王朝三次南渡未歸而終致滅亡的事實。這個事實在陳寅恪心靈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並投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晚清消亡，民國興起，積貧積弱的中華民族剛剛緩過一口待死之氣，又遭逢日本小鬼入侵，按照中國的軍事實力與國人“上詐下愚”的德行，實難與雄視亞洲，具有超強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的日本帝國抗衡。對這一問題的認識，陳寅恪與學界大腕丁文江、胡適、蔣廷黻，甚至抗戰初期所謂“低調俱樂部”成員，包括國民黨高層內部的汪兆銘、週佛海、陶希聖、高宗武者流，具有相同、相通之處。
就在陳寅恪於蒙自南湖岸邊感時憂國、徘徊苦吟之際，他曾經的上司兼好友、原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著名近代史家蔣廷黻，正貓在國民政府實際中心漢口的一間房子裡，埋頭撰寫《中國近代史》。在這本作者稱為“望讀者只把它作個初步報告看待”的薄薄的小書裡，蔣氏談到了1894年清朝和日本之間為爭奪朝鮮半島控制權，而爆發中日甲午戰爭的教訓，特別指出：“那一次的海軍戰爭是我民族在這次全面抗戰以前最要緊的一個戰爭。如勝了，高麗可保，東北不致發生問題，而在遠東中國要居上日本居下了。所以甲午八月十八日的海軍之戰是個劃時代的戰爭。”結果眾人皆知，中國戰敗了。次年三月，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簽訂《馬關和約》，中國承允高麗獨立，割台灣及遼東半島，賠款二萬萬兩。蔣廷黻因之說“近代的戰爭固不是兒戲。不戰而求和當然要吃虧，這一次吃虧的是高麗的共管。但戰敗以後而求和，吃虧之大遠過於不戰而和。同治、光緒年間的政治領袖如曾、左、李及恭親王、文祥諸人原想一面避戰，一面竭力以圖自強。不幸，時人不許他們，對自強事業則多方掣肘，對邦交則好輕舉妄動，結果就是誤國。”
借古喻今，自是文人史家的慣用筆法，蔣廷黻此處所喻沒有什麼隱秘可言，仍無非是避戰、慎戰等與胡適、陳寅恪類似的戰爭觀念。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面對東北淪陷，日本侵略者欲吞併華北，繼而全面征服中國的企圖，胡適認為中國的軍事力量遠不能與日本相抗，力主避戰求和，認為中國軍力不足以言戰，戰則中央軍力必毀，故“與其戰敗而求和，不如於大戰發生前為之”，竭力主張國民政府與日本公開交涉，解決兩國之間的懸案，以謀求十年的和平。這一主張使胡適成為“主和派”的靶子而為“主戰派”群起攻之，並有司法院長居正要將其逮捕法辦的激憤之語。許多年後，蔣廷黻在他的回憶錄中坦承：“我一向不怕日本，我認為：就中日兩國而言，中國弱、日本強不過是暫時現象。我曉得日本有裝備精良的陸海空軍，有訓練有素的士兵和有效的官員。軍隊的後面，他們有最愛國、最勤奮、最儉樸、最守紀律的國民。儘管日本有上述的優點，我卻不認為他對我國會構成永久的威脅。我相信時間是對中國有利的。沒有強國的基本根據地，任何人都不能建立、保持一個偉大帝國。因此，我對'九一八'事變的主要想法是爭取時間。”又說“一九三一年冬，有一位朋友告訴我，［日本外相］幣原於那年夏天就曾要求當時中國駐日公使汪榮寶，回南京向政府報告。'報告你們政府。'幣原說，'一個大事就要發生了。除非中日雙方政府謹慎處理，雙方均將被毀。儘速和我來解決。但，我一定要佔一些便宜。如果你的政府不肯讓步，我的政府必然會垮台，而後任將較我更甚，會要求無厭。'事實上，整個七、八兩個月，幣原一直都急於尋求談判的機會，而南京和東北方面都盡量設法避免。明了對方所使用的策略後，我不禁感到我們政府措置失當。而且也越發使我相信日本民政黨的政府是急欲將'九一八事變'地方化的。”
為了應付這一險惡局面，當時的中國外交部長顧維鈞提議將東北南部的錦州附近地區劃為中立區，隔開中日雙方的軍隊。此議得到了蔣廷黻等《獨立評論》派的讚成，認為這樣做可使衝突緊張形勢不致蔓延。蔣氏說：“《獨立評論》創辦於'九一八'事變後，自然其中會有許多討論到和戰以及國聯是否可以信賴的文章。《獨立評論》同仁中沒有人主張立即對日作戰的。在這一點上，大家的主張是一致的。當時天津《益世報》編輯羅隆基，發表了一篇轟傳一時的文章，題目是《槍口朝外，不可對內》。文中大意是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我在《獨立評論》上為文答复羅氏，略謂：倉促對日作戰將遭失敗，現代化的戰爭需要長期準備，然後全國總動員。社中同仁對我的主張均未表示異議……和這些人在一起，常常和他們討論時事，我可以感到［丁］文江胸中的激憤，也可感到胡適心中的憂傷。”最後，蔣廷黻以惋惜的心情說道：“日子一天天過去，自由人士在日本越來越失勢，迷信武力的主戰者越來越抬頭。在中國，反政府分子利用純潔的人民愛國熱狂，呼籲作戰，而政府拿不出辦法以緩和人民的情緒。我認為一項偉大的改革和建設計劃或可代替人民主戰的情緒，但是政府無力及此。我想《獨立評論》的同事們的看法都是如此的，只是有時他們表示出來，有時不表示而已。”
蔣氏所言大體不差，除了《獨立評論》的主要撰稿者，像陳寅恪、葉企孫、金岳霖甚至吳宓等清華一些較理性的教授，所持觀點與上述基本相同。 1932年4月，陳寅恪在《清華周刊》發表《高鴻中明清和義條陳殘本跋》一文，借古喻今，文章最後提醒國民黨當局並警示世人：“夫明之季年，外見迫於遼東，內受困於張李。養百萬之兵，糜億兆之費，財盡而兵轉增，兵多而民愈困。觀其與清人先後應對之方，則既不能力戰，又不敢言和。成一不戰不和、亦戰亦和之局，卒坐是以亡其國。此殘篇故紙，蓋三百年前廢興得失關鍵之所在，因略徵舊藉，以為參證如此。”金岳霖在1951年12月思想改造運動中曾公開檢討：“抗日軍興，我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覺得鬆了一口氣。但是對於抗日底前途沒有信心，所以我總想外國來幫助，尤其是英美。”
對於這些不同的論調和聲音，正如浦薛鳳所言，知識分子中主張“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主和派，對於“國際關係與世界局勢之有無變化，而如有變化，其對吾國影響之利害得失，亦難預料”。因而才出現了“甲乙兩方觀點不同，論斷自異”的爭持。而這個時候，無論主和還是主戰，皆是政治策略上的主張不同，屬於個人對時局的識見與判斷問題，即政見之差異，當然不能一提主和就目為漢奸和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設若以不損失主權為前提，以較小的代價與日本謀和，未嘗不是一件幸事。只是事實上又如胡適後來所言：“和比戰難”。而一般群眾總是讚成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一旦果爾演成全面戰局，則民族國家根基時感動搖，力不如人，氣不足靠。因而，抗戰爆發後，在蒙自的浦薛鳳曾作過這樣的推想：“最高當局內心恐本來寧願忍辱一時，不願輕啟戎禍，只因一般高調論者，似乎非此不覺痛快。不得不孤注一擲。”
浦氏之推測自有道理。早在1932年，國學大師黃侃在《牡亡》一詩中就喊出了“羞與深仇同日月，不妨孤注擲乾坤”的聲音，後來全國軍民特別是知識群體中的學生，抗日熱情空前高漲，曾產生了北平學生南下逼蔣抗日之舉。在如此人勢洶湧的潮流中，若說蔣介石是被這種聲音逼上了抗戰之路是合理的。 1937年7月31日，蔣介石在發表的《告抗戰全軍將士書》中特別指出：“這幾年來的忍耐，罵了不還口，打了不還手，我們為的是什麼？實在為的要安定內部，完成統一，充實國力，到最後關頭，來抗戰雪恥。現在，和平既然絕望，只有抗戰到底。”這個講話已透露出蔣氏內心的良好願望與迫不得已的做法。而一旦戰爭打響，蔣介石卻如他自己說的那樣孤注一擲，壯士一去不復還了。 1937年12月29日，蔣介石對於右任談話，堅決表明“與其屈服而亡，不與戰敗而亡。”即是蔣的性格、決心與抗戰的態度。
不可忘卻的一個關鍵是，抗戰一開始，蔣介石就渴望英美等大國施以援手，共同驅逐日寇，他派胡適、蔣百里等人出國即是這一戰略方針的具體體現。只是對於這一方針，汪精衛一派人物並不以為然，曾任汪偽政府教育部政務次長、偽南京中央大學校長的樊仲雲曾發表一篇《和與戰》的奇文，樊氏在文中大放了一番戰難、和亦不易的厥詞之後，以宋人南渡為個案剖析抗戰得失並作瞭如下結論：“總而言之，戰不容易，和亦非易。這是嚴肅的事實問題。誠如李綱之言，必須'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若己無能力，而欲利用他人而求一旦的僥倖，如宋之借金滅遼，借元滅金，或者以為這是中國以夷制夷之上策，其實卻是最愚蠢不過的辦法。於慎行《讀史漫錄》中論曰：'童貫助金滅遼，徽宗不納種師道之諫，遼滅而北宋隨亡。孟珙助元擊金，理宗不能喬行簡之諫，金滅而南宋亦亡。人病贏頓，不養其元氣，壯其筋骨，而強舉函鼎之重，則喘絕立斃。金，世仇也，中原，故土也，滅之而收其舊疆，其言非不正且順也，然以江南半壁之積疲，蒙古新造之方銳，是病羸頓而舉函鼎也。'所以感情與事實二者，必須慎重斟酌，度量輕重。屈己求和，誠不免於恥辱，尚得救亡圖存，乘時自振。若其不然，貿然出於一戰，則直亡國耳，豈有他哉！南宋之亡，便是如此。南渡之初，宋誠有可以一戰之勢，然而秦檜卻專執和議，結果宋固由此而存，而一般心理對於和議，遂更深惡痛疾，幾於不願聞問。於是到了末季，舍和而戰，遂以亡國。和戰之不易言有如是哉！趙甌北論宋之和戰問題曰：'宋之為國，始終以和議而成，不和議而亡。蓋其兵力本弱，而所值遼金三朝，皆當勃興之運。天之所興，固非人力所爭。以和保邦，猶不失為圖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議為辱，妄肆詆祺。真所謂知義理而不知時勢，聽其言則是，而究其實則不可行者也。'（《廿二史箚記》）不能不說是持平之論。”
按樊仲雲的觀點，中國的抗戰時局恰似北宋、南宋面臨的危局，面對強盛驕狂的日本，中國既不能守亦不能戰，是無能力。蔣介石欲求他人（英美）以夷制夷，這是“最愚蠢不過的辦法”，相當於“病羸頓而舉函鼎”，汪偽政府所謂“猶不失為圖全之善策”，是識時務之俊傑的圖存之策。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樊仲雲此文刊於《天地》第八、九期，時為1944年5月、6月，而不是胡適與陳寅恪聲言“主和”觀點的戰前與抗戰之初了。此時，汪精衛已經在南京成立了偽政府，成為日本人手中的鷹犬和實實在在的幫兇，自然不是懷著對國家民族的春秋大義空頭議論所比擬的。對於汪精衛這一變節行為，與汪直接打過許多交道的蔣廷黻曾說過如下幾句話：“以人而論，汪是很有吸引力的。但他主持洛陽國難會議，講了好多次話，我仍不能獲悉他的真意所在。我曉得他是反對抗日的。然而，在他任行政院長之前，他的手下也曾發動過學生要求對日作戰，以增加政府的困難。政客們為了爭權會做出許多奇怪的事，但是用和戰問題當做手段，我認為是絕對不可饒恕的。我們《獨立評論》的同仁於獲悉汪氏出長行政院時曾在一次晚餐席上坦率指出此一任命對中國的不利。我自己曾致力於阻止提前對日作戰。汪為了他個人理由也不願對日作戰。但是他在野時拼命煽動戰爭，一旦掌權時又是要大家維持和平，似乎是缺乏愛國心和對國家的真誠。”
蔣廷黻最後兩句話，算是點中了汪精衛的死穴，而樊仲雲等輩的言行，公開為汪偽政府和汪的叛逆行為張目，已遠離了政見之爭，不但缺乏愛國之心和對國家的真誠，實質上已站在了歷史錯誤的一邊，走向了人民的反面，成了典型的漢奸賣國賊外加反革命分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