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下旬，蒙自地界連天的暴雨暫時停歇，天氣放晴，無論是聯大師生還是城內的土著皆以不同的方式活躍開來。
蒙自小城之南、聯大分校附近有一片窪地，周圍遍種楊柳，大雨過後，積水成湖，當地人稱為南湖。湖四周有人行道，中有菘島等景點可供遊覽。每到晚間，月亮升起，輕風微拂，楊柳飄蕩，湖水波光粼粼，美不勝收，“南湖月夜”遂作為蒙自八景之一寫進縣志。善於描寫風物韻致與捕捉女子風情的吳宓，在日記中有過文筆生動的描述：“南有瀛洲亭，北岸為蒙自師範學校及Kalos洋行樓房，東為由校入城之石路，西側為堤，有橋，有樹。堤西更為巨湖，有荷花紅白，極廣且盛。更西南為菘島，遙南為軍山公園，湖岸環以柳槐等樹，南岸有三山公園，又有昔法人佈置之墅宅，以花樹覆疊為壁，極美。夏日水漲，湖光鮮豔。”如此妙湖美景，自然成為聯大分校師生課外時間閒遊之所。在入南湖的堤上，有一橫匾，上書“秋至楊生”四個大字，匾後是兩排茂盛的楊柳。據歷史系教授錢穆回憶說，初時，錢與聯大教授皆不知此匾何所指，後來才知蒙自一入春便是連旬滂沱的雨季，雨季過後便到了秋天，這個時候楊柳才開始發芽，直到綠條成蔭，與湖光水波構成一絕佳之景色。柳樹本應春天萌生髮芽，此處卻獨為秋生，令人驚異。有了這般勝景美色，錢穆“每日必至湖上，常坐茶亭中，移晷不厭”。而每當在環湖散步，“遠望女學生一隊隊，孰為聯大學生，孰為蒙自學生，衣裝迥異，一望可辨。但不久環湖盡是聯大學生，更不見蒙自學生。蓋衣裝盡成一色矣。聯大女生自北平來，本皆穿襪。但過香港，乃盡露雙腿。蒙自女生亦效之。短裙露腿，赤足納兩履中，風氣之變，其速又如此”。有一富家出身的女生，本好打扮裝束，自香港經安南一路到蒙自，學業沒增長多少，裝束與整容方面的業績卻上躥了許多個檔次。當這位女生一襲紅白相映的新衣出現在南湖岸邊時，遊湖的師生驚為天人，繼而恍於夢中突遇仙女下凡。只見這位仙女顧盼生輝，滿面春風地含笑向自己走來、走來……眾師生眼望垂柳搖曳的倩影伴著少女的花容月貌在眼前晃個不停，無不心跳加速，面赤腿軟。 ——許多年後，當時有幸一睹芳容的政治系教授浦薛鳳還牢牢地記著這位女生的名字——王慧敏。只是這位名動一時，號稱“交際花”的王生，後來花落誰家，後半生一度出任台灣當局“教育部政務次長”的浦薛鳳沒有探聽到確切消息，遂成人生一大憾事。
打扮艷麗的女生耀眼奪目，聯大的男生也較勁兒般，各不相讓兼加醋兮兮地跟在女生屁股後頭盡展風流。就特色言之，北大的男生喜穿長衫，文質彬彬如同鄉村學究；清華學生不乏西裝革履者，如同歸國華僑或時髦商人；南開學生則多穿夾克，頭戴軟底的小禮帽，有的還戴一墨鏡，如同美國電影中的偵探，既神秘又恐怖，用北京話說，很是唬人。每有空閒，教授結伴遊湖，男女學生也成群結隊地在湖岸四周溜達，有調皮的男生還專門弄來蒙自特產的藤木拐杖拄在手中，像闊老一樣西裝革履、大搖大擺地走在前邊，後邊跟幾位著絲綢旗袍，足蹬高跟皮鞋的女生。當地士兵有遊湖者，認為來者是省府或地方的要員，情不自禁地向男女生立正行軍禮，並一臉嚴肅、緊張地呼曰“長官”“太太”“小姐”等。男生們聽罷，裝模作樣地點點頭繼續前行，女生們則羞澀地扭著高翹的臀部，以手摀住白齒亮麗的嘴巴，啼笑皆非地跑開。據當時在蒙自分校任教的中文系教授劉文典對他的學生回憶說，女生們從香港帶到學校的奇裝異服，尤使當地百姓感到驚異，有的頑童甚至包圍女生，俯視旗袍之內是否尚有內衣內褲，其風氣可想而知。劉強調：“這些頑童絕不是小流氓，只不過是驚異而已。”
除了頑童的取鬧，面對如花似玉的麗人，動邪念者也不在少數。向來對美女和發生在美女身上驚險故事特別熱心收集的浦薛鳳回憶說，有一女生不知何故於晚八時許單獨入城門回宿舍，途遇穿制服者二三人，喝問女生皮夾內有何物，女生以為遇到了打劫的盜賊，不敢反抗，乖乖將包遞上，說：“可以將鈔票取去。”其中一人接過皮夾看看，突然從袖中拔出一隻手槍，對女生喝道：“隨我來玩玩。”女生這才意識到對方不僅劫財還要劫色，環顧四周一片寂靜，女生不敢強抗，只好跟隨幾個賊人往指定地點走去。來到一個拐彎處，忽見一老婦迎面走來，女生趁機一把抓住老婦之手大呼救命。老婦踉蹌幾步差點倒地，幾個賊人就此溜掉。此事驚動了聯大與地方當局，有人謂正是女生們裝束及修飾太顯講究和新鮮，才惹得賊娃子想入非非，差點釀出禍端。於是，學校一面嚴令女生不得單獨外出行動，一面要求穿著打扮不要追求時髦。前一項做到了令行禁止，而後一項卻無效果，即是女生們不刻意裝束打扮，對於當地人來說也如睹天外來客，新奇得不得了。其結果是，聯大學生的裝束打扮，不但令蒙自女生群起效之，蒙自城內的中老年婦女也深受影響。此前，當地婦女長裙及地，長袖及腕，無論冬夏，皆是如此。新娘子上街必打“遮羞傘”，青年男女上街不得併肩而行。自聯大女生到來後，不但新娘子的“遮羞傘”送回了她姥娘家，即是一般婦女也開始穿起短裙，與年輕學生們爭奇鬥妍，甚至於爭風吃醋。而聯大學生還有更加出格的事情發生，如一男生被當地一咖啡店老闆女兒姿色所惑，索性棄學入贅，當起了咖啡店的二老闆。另有學生一男一女，晚自習散後不回宿舍，竟膽大妄為地藉著月色在教室桌上擁在一起呈碌碡樣來回滾動碾壓，結果被好事者發現並報告學校當局，二生被勒令退學。
當然，這種性飢渴嚴重並飢不擇食的學生仍是少數，大多數學生較為理性平和，在穿越飽受戰亂的祖國山河後，深切感到自己的學習空間與時間，是散佈在祖國各條戰線上浴血奮戰的將士所賜。時長江中下游兩岸正炮火連天，武漢保衛戰如火如荼地全面展開，民族存亡在旦夕，遂珍惜每一分時光用於讀書學習，課餘時間則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以慰藉心中的靈魂。到蒙自不久，哲學系學生劉兆吉與中文系學生向長清等人，聯合一些愛好詩歌的學生自發成立了詩社，取名南湖詩社，聘請聞一多、朱自清等教授為導師，社員有查良錚（穆旦）、周定一、趙瑞蕻、林振述（林蒲）、劉重德、李敬亭、劉壽嵩（綬松）、王般、向長清、陳三蘇等20餘名青年教師和學生，詩社不定期地出版詩歌壁報《南湖詩刊》，舉行詩歌朗誦會、座談會，討論詩歌的創作方向與前途等問題。
事實上，這個以詩交友和勵志的文學社團，自北平南遷湖南衡山時已初具規模，只是沒有創作出幾首新詩，未成氣候便倉促撤離，倒是馮友蘭的一首舊體詩，給師生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詩的靈感來源於一次課外爬山，馮友蘭與幾位教授走到一個叫二賢祠的地方，據說是朱熹和張栻聚會之處。祠裡正房叫“嘉會堂”，堂中立了一塊橫匾，上寫“一會千秋”。馮友蘭觸景生情，作了幾首古體詩，其中兩首是：
二賢祠裡拜朱張，一會千秋嘉會堂。
公所可遊南嶽耳，江山半壁太淒涼。
洛陽文物一塵灰，汴水繁華又草萊。
非只懷公傷往跡，親知南渡事堪哀。
在一次詩歌朗誦會上，朱自清以深沉微顫的聲調朗誦了這兩首詩，全體師生受國破家亡的情緒感染，頓有淒愴悲涼之感，有的悄悄流下了熱淚。
南湖詩社成立後，社員以寫新詩、研究新詩為主，但不反對舊體詩，只是不在詩社主辦的壁報上刊載。據詩社骨干成員、曾在長沙至蒙自步行途中收集民間歌謠並出版過《西南采風錄》的劉兆吉說，像查良錚、趙瑞蕻、劉重德、李敬亭、王般等人都是外文系吳宓的學生，吳也是一位頗有名聲的詩人，且曾翻譯過不少英美詩人的著作。於是社員們想請吳為詩社的指導老師，後來怕這位《學衡》派主將，不僅反對白話文，還反對白話詩便作罷。
當第一期詩刊以壁報形式貼出來後，吳宓站在圍觀的人群中津津有味地品評。十幾年後，當劉兆吉對吳宓談起這段往事並為沒有請吳作為指導老師表示歉意時，吳說自己反對的是不像詩的白話詩，而用白話寫詩古已有之，算不得什麼新發明，如李白的“窗前明月光”，杜甫的“兩個黃鸝鳴翠柳”，孟浩然的“春眠不覺曉”，金昌緒的“打起黃鶯兒”等等，都是優秀的白話詩。劉兆吉聽罷，對吳宓的博學心悅誠服，也為當初的拘謹和對老師的誤會感到一絲愧疚。
儘管劉兆吉為當年邀請了聞一多與朱自清而未邀請吳宓做指導感到不好意思，但就當時的情形論，刻板嚴肅有餘而活潑不足的吳教授，確實不是新詩創作指導的上乘人選。從“南湖詩社”走出來的詩人後來言談與發表的文章看，他們認為最好的一位指導者，是一位長鼻子的英國佬、著名詩人、學者燕卜蓀。抗戰前，剛過三十歲的燕卜蓀應北京大學外語系之聘來華任教，未久抗戰爆發，燕卜蓀隨校來到長沙、蒙自。此人飲食起居都很隨便，休息的日子常獨自一人到蒙自城四郊漫遊，有一次在鄉間小路上不幸遇上了賊人，錢物皆被劫走，但他捨不得常叼在嘴裡的那把煙斗，居然不顧安危，又追上去要了回來。別看這個外國佬純真率性，吃喝住行滿不在乎，講課卻很認真，據說全部莎士比亞背誦如流。在學生眼裡他是一位奇才，具有數學頭腦的現代詩人，銳利的批評家。他在聯大開的那門《當代英詩》，從霍甫金斯一直講到奧登、艾略特、葉芝。所選的詩人中，有不少是燕卜蓀的同輩詩友，因此他的講解是書上找不到的內部實情，加上他對於語言的精細分析，與一般學院派大為不同，學生們受到的啟迪也就自然非學院派可比。學生們跟著燕卜蓀讀艾略特的《普魯弗洛克》，讀奧登的《西班牙》和寫於中國戰場的十四行詩，又讀狄崙·托瑪斯的“神啟式”詩。而“聯大的年青詩人們並沒有白讀了他們的艾略特與奧登……這些年輕作家迫切熱烈地討論著技術的細節。高聲的辯論有時深入夜晚。”在燕卜蓀影響下，一群現代派詩人和一整代英國文學學者成長起來。如“南湖詩社”社員周定一在蒙自作的《南湖短歌》，以新穎別緻的題材和藝術技巧，映射出聯大師生當時的靈性和心境：
我遠來是為的這一園花，你問我的家嗎？
我的家在遼遠的藍天下。
我遠來是為的這一湖水，我走得有點累，讓我枕著湖水睡一睡。
讓湖風吹散我的夢，讓落花堆滿我的胸，讓夢裡聽一聲故國的鐘。
差不多與此同時，“南湖詩社”社員穆旦創作了《我看》《園》兩首詩，以新奇的眼光，捕捉著進入這座邊陲小城所看到大自然舒展開來的鮮活生命。 《我看》這樣吟道：
我看一陣向晚的春風悄悄揉過豐潤的青草，我看它們低首又低首，也許遠水蕩起了一片綠潮；我看飛鳥平展著翅翼靜靜吸入深遠的晴空裡，我看流雲慢慢地紅暈無意沉醉了凝望它的大地。
O，逝去的多少歡樂和憂慼，我枉然在你的心胸裡描畫！
O！多少年來你豐潤的生命永在寂靜的諧奏裡勃發。
也許遠古的哲人懷著熱望，曾向你舒出詠讚的嘆息，如今卻只見他生命的靜流隨著季節的起伏而飄逸。
去吧，去吧，O生命的飛奔，叫天風挽你坦蕩地漫遊，像鳥的歌唱，雲的流盼，樹的搖曳；O，讓我的呼吸與自然合流！
讓歡笑和哀愁灑向我心裡，像季節燃起花朵又把它吹熄。
幾年後，“南湖詩社”社員的詩名由昆明傳向全國，風行一時，其中傑出代表穆旦在香港《大公報》副刊和昆明《文聚》上發表的大量詩作，深受時人追捧熱愛，穆旦一躍成為詩壇一顆亮麗的明星。抗戰後期，穆旦參加遠征軍入緬甸叢林與日寇作戰，歸國後以椎心泣血的情感，寫出了一大批反映遠征軍戰地生活的震憾人心的現代詩歌，對後來的詩歌創作產生了巨大而久遠的影響。 1945年1月，穆旦詩集《探險隊——獻給友人董庶》，由昆明文聚社出版，其中收入了蒙自時期《我看》與《園》兩首。
當時頗受青年學生推崇愛戴的新月派詩人聞一多已不再寫現代詩，專事《楚辭》和神話研究，除授課外，埋頭於歌臚士洋行樓上輕易不踏出房門，每到課休或飯後，教授們結伴到南湖堤上散步閒遊，患有眼疾的陳寅恪也經常參加，唯聞一多不肯“入夥”。據鄭天挺回憶說：“在歌臚士洋行住宿時我和聞一多是鄰屋。他非常用功，除上課外從不出門。飯後大家散步，聞總不去。我勸他說，何妨一下樓呢？大家都笑了起來，於是成了聞的一個典故，也是一個雅號，即'何妨一下樓主人'。後來聞下了樓，也常和大家一起散步。記得一次與聞及羅常培相偕散步，途中又遇湯用彤、錢穆、賀麟、容肇祖等人，大家一起暢談中國文化史問題，互相切磋，極快慰。戰時的大學教師生活，雖然較前大不相同，但大家同住一室，同桌共飯，彼此關係更加融洽。”
鄭天挺所言只是事情的一面，還有另一面並未提及。聞一多在1946年7月所寫《八年的回憶與感想》中，曾有過一個片段式的回憶：“到蒙自後，抗戰的成績漸漸露出馬腳，有些被抗戰打了強心針的人，現在，興奮的情緒不能不因為冷酷的事實而漸漸低落了。”又說：“在蒙自，吃飯對於我是一件大苦事。第一我吃菜吃得咸，而云南的鹽淡得可怕，叫廚工每餐飯準備一點鹽，他每每又忘記，我也懶得多麻煩，於是天天只有忍痛吃淡菜。第二，同桌是一群著名的敗北主義者，每到吃飯時必大發其敗北主義的理論，指著報紙得意揚揚說：'我說了要敗，你看罷！現在怎麼樣？'他們人多勢眾，和他們辯論是無用的。這樣每次吃飯對於我簡直是活受罪。”
聞一多所說的“敗北主義者”代表人物，是聯大法學院教授陳瑾琨，此人不但在飯桌上公開宣講他的敗北主義，在課間也對學生大講中國必亡論，不少教授對其說辭大為不滿，但此人卻不以為然，甚至大放厥詞，公然宣稱做漢奸未必個個都是壞人，就要遺臭萬年等。另有歷史系一年輕教師，把敗北主義發揮到極致，認為“從歷史上看亡國是正常的”，“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一國有興即有衰，有亡才有興，一個朝代與國家根本不可能'萬歲'”云云。這種亡國與做漢奸未必不好的言論，自然得到了像聞一多之類熱血知識分子的強烈反感和斥責。許多年後，同在蒙自的政治系教授浦薛鳳回憶道：“聯大同仁，課餘飯後，對於整個國家民族出路，尤其是對目前戰局前途，不免時常談到。……有時二三人散步提及，有時飯桌上彼一句此一句雜亂發言。”這些發言，大體上不外分為主戰派與主和派，姑稱為甲乙兩方面。 “甲方面是著重情感，出於主見，表示樂觀，認為早應抗戰，精神誌氣，較武器尤重要，無論如何，不可委曲求和，必須作戰到底，而且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乙方面則著重理智，取客觀態度，持戒慎恐懼之心理，認為當初倘能拖延時日，充實準備，形勢較優，倘能保持主權，雖暫時委屈，可徐圖伸張，諺所謂'能屈能伸'，亦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甲乙兩方觀點不同，論斷自異。甲方譏乙方怯懦悲觀，乙方斥甲方為魯莽糊塗，甚或如寅恪所云，'非愚即詐'。”
從浦氏的敘述中可知，所謂“主戰”與“主和”兩派，不但在共桌吃飯時爭論，即是散步遊湖時也經常爭論不休。自以為真理在握的雙方，時常爭得面紅耳赤，不歡而散，心中形成介蒂亦不可避免。被同仁謔稱為“何妨一下樓主人”的聞一多，當為“主戰派”的代表，面對“主和派”人多勢眾的壓力，他不甘屈服對方的觀點，又憋著悶氣不能傾吐，索性在飯後“躲進小樓成一統，那管春夏與秋冬”，來個耳不聞，心不煩，也算是一個解脫的辦法——這便是聞氏不願下樓的真正原因。
至於蒲氏文中所說陳寅恪雲中國人“非愚即詐”，實乃陳氏一生之觀點，這個觀點蒙生於幼年，形成於青年和中年，並在戰前有多次披露。
在盧溝橋事變發生一個星期後的7月14日，陳寅恪在清華園曾對吳宓說過這樣的話：“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此次事變，結果必為屈服。華北與中央皆無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國，屈服為上策。保全華南，悉心備戰；將來或可逐漸恢復，至少中國尚可偏安苟存。一戰則全局覆沒，而中國永亡矣。”
對於這段話，吳宓的解釋是：“寅恪之意，蓋以勝敗係於科學技術與器械軍力，而民氣士氣所補實微。況中國之人心士氣亦虛僑怯儒而極不可恃耶。宓按，寅恪乃就事實，憑理智，以觀察論斷。但恐結果，徒有退讓屈辱，而仍無淬厲湔祓耳。”
相對陳寅恪的態度，吳宓似乎在戰和之間搖罷，但精神頗為悲觀，他在7月20日的日記中寫道：“按今茲事變，吾儕不能慷慨激烈，為國效力，已屬可恥，下至個人親友安全之計，雖多議論，亦少實行。日日慮禍變之來，而終無所動作，無所預備。因循鬱抑，坐待事機運命之支配，嗚呼，精神之頹喪不樂，可知已！”
7月21日，吳宓在記述當日所聞戰事情況之後，對陳寅恪觀點和自己的想法再次披露道：“6：30葉企孫、熊大縝來此晚飯，又同出散步。陳寅恪亦來。熊電城中，並閱報，知宋完全退讓，片面撤兵，日內平郊當可無戰事。然和戰無定策，事事隨人轉，豈雲善計。惟寅恪仍持前論，一力主和。謂戰則亡國，和可偏安，徐圖恢復。宓謂仍視何人為之，而為之者何如也。寅恪仍安靜讀書。我宜效法。”
此時的吳宓與陳寅恪觀點仍不盡相同，他於悲觀低沉中，寄希望中國有一位鐵腕強人站起來力挽狂瀾，扶大廈之傾，而這位強人自然是蔣介石。 “西安事變”之後，蔣介石在國人心目中的地位急劇提升，無論是政客、軍閥還是普通民眾，皆認為能領導中國人民與日寇一拼者，非蔣介石莫屬。正如聞一多在《八年的回憶與感想》一文所說：“抗戰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那時還不甚顯著，人們對蔣主席的崇拜與信任，幾乎是沒有限度的。”隨著平津、上海淪陷，南京棄守，吳宓同許多國人一樣，對抗戰前途的憧憬陷入低谷。 12月15日，已遷往衡山聖經學院授課的吳宓記述道：“是晨，得悉蔣委員長擬來南嶽，在聖經學院駐旌。本校奉令遷讓。頃梅校長等赴桂林尋求校舍（終無所得）。臨時大學全遷云云。甫完長途，又難安居！且自今日起，天氣驟變，陰雨，且大風。兼之戰事消息又惡。上海早敗退，南京又失陷。或云蔣公離南京時，謁孫陵。悲甚，暈倒。……亦可為悲劇之英雄也。於是宓心亦甚悲鬱無歡，自茲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