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莊出發的彭山漢墓考察發掘團，除吳金鼎、王介忱、夏鼐之外，還有一位與吳、夏二人同在倫敦大學研究院攻讀考古專業的女性——曾昭燏。吳、夏、曾三人。是李濟領導下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在鼎盛時期所擁有的留學英倫的三隻最著名“海龜”。
就吳、夏、曾的人生經歷和取得的成就而言，雖是殊途同歸，但畢竟又有各自的門徑。自踏入考古之路始，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夏鼐跟隨的導師基本與吳金鼎相同，治學的路數也大同小異。不同的是，二人同為人中之傑、考古學界的一代英才；相異的是，吳金鼎在許多方面卻無法與夏鼐抗衡。二人在性格和習性上就充分體現了典型的南方人與北方人，或者更具體的浙江溫州人與山東昌濰平原人的特點。吳氏木訥不善言詞，天資一般卻異常努力；夏鼐在言詞上的表現雖不能譽為出口成章，呈江水滔滔之勢，卻清楚流利，尤其講到英語，比吳金鼎更為流暢通達。就各綜合素質論，夏鼐比吳金鼎更聰明，更有才華，更具有學術眼光和處事能力。這種落差是天生的，且是不可彌補與不可逆轉的。這天生差異也是決定夏鼐在留學前後深受傅斯年賞識，而到李莊之後不久，其風頭很快就蓋過了他的學長吳金鼎的根本原因。
但是，此時和之後的夏鼐，也並非一騎絕塵，打遍天下無敵手。像天下事物有陰即有陽，陰陽相剋、相生一樣，繼李濟、梁思永等一代考古學家之後，在新生代考古學家中，堪與夏鼐叫板匹敵者，便是他在英國倫敦大學留學時的女同學、晚清“同治中興名臣”、著名愛國將領曾國藩家族後裔，具有女中英豪之譽的——曾昭燏。
晚清乃至整個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曾國藩，是湖南湘鄉曾家長子，同胞兄弟依次為曾國藩、曾國潢、曾國華、曾國荃、曾國葆等五人，以祖父輩的家族序列排，分別為老大國藩、四弟國潢、六弟國華、九弟國荃、季弟國葆。哥五個在後來的歲月裡，除僅具中等之資的曾國潢在湘鄉原籍經營家業，曾國藩作為湘勇的締造者和指揮者，率部與太平天國洪楊輩展開搏擊拼殺。曾國華以下三兄弟均投筆從戎，加入了剪滅“長毛”的“聖戰”之中。隨後的結局是，曾國華在三河戰役中戰死，曾國葆在圍南京時身染瘟疫病亡，曾國荃則成為攻克太平天國首都南京的頭功之將。
曾昭燏是曾國藩二弟（行四）曾國潢的長曾孫女，按照曾家“國、紀、廣、昭”的排列，曾昭燏屬於第四代。昭燏的祖父曾紀梁、父親曾廣祚都是清代縣學附生，皆誥授中憲大夫。曾廣祚是晚清舉人，著有《屏鍥齋詩文》行世。曾昭燏的母親陳季瑛是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女，即陳寅恪的嫡親姑母。清宣統元年農曆正月初八（1909年2月3日），曾昭燏出生在湖南湘鄉縣（今雙峰縣）荷葉鎮峽石村曾家“萬宜堂”，母親共生十三個孩子，其中六個早夭，七個長大成人，依次是：長兄昭承，二兄昭掄，昭燏，弟昭拯（又名紹傑），二妹昭懿，三妹昭鱗，四妹昭楣。兄妹七人皆勤奮好學，且學有所成，各有所長。昭承為美國哈佛大學碩士；昭掄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士；昭傑為上海大夏大學學士；昭懿為北平協和醫學院著名婦科醫師林巧稚的學生、醫學博士；昭鱗為西南聯大經濟系學士；昭楣為西南聯大生物系學士。七兄妹在世俗社會中名聲最大者，當是昭燏的二兄——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1949年之後一度出任北大教務長、高教部副部長的著名化學家曾昭掄。
曾昭燏出生時，曾家雖失了往日的輝煌，但豪門顯宦的餘暉仍照耀著這座標誌著夢想與榮光的巨宅深院。萬宜堂為當年曾國藩所籌劃取定之名，取“萬代千秋”“宜室宜家”“萬事咸宜”等寓意。房院規模宏大，具有明式風格，由曾國潢主持建造，並於同治十二年（1873年）建成。此時曾國藩去世已近一年，曾國潢一支移居於此。國潢死後，兩個兒子曾紀梁、曾紀湘分家，各居一頭，這種格局一直延續到曾昭燏成長的時代。
在家庭排列中，曾國藩比曾國潢及其他四個弟弟分別年長10歲、12歲、14歲、18歲。作為晚清歷史上扭轉乾坤、聲名顯赫的一代人傑，曾國藩最初以吏部侍郎的身份在家鄉湖南創辦湘勇，與洪秀全、楊秀清等搞出的所謂“太平天國”展開血戰，歷經幾年苦鬥，終於平息了聲勢浩大的洪楊之亂。治軍有方的曾國藩以卓越戰功和道德人格平步青雲，先後受封大清帝國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欽差大臣等高官顯爵，一時名動朝野，為天下所重。曾昭燏另一位叔伯曾祖曾國荃，以著名的湘勇“吉字營”起家，在血與火交織的大拼殺中，率部攻陷“太平天國”首都南京城，給予即將斷氣的洪楊殘餘勢力最後一擊，由此奠定了滿清歷史上著名的“同治中興”基石。當洪楊為首的武裝割據力量被殲滅後，戰勳卓著的曾國荃登上了湖北、陝西、山西等省巡撫、兩江總督等高位。一時間，整個湖南湘鄉曾家祖墳上空，青煙呼呼亂竄，沖天蓋地，直逼鬥牛，迎來了真正意義上的“福祿周全，門祚鼎盛”的輝煌局面。家中的人丁也如三月的桃樹，枝繁葉茂，一串串吐絮放花，繁衍開來。
當然，這個局面的形成是伴著長期的辛勞，無盡的血汗甚至付出生命換來的，得之並不容易。常言道，長兄如父，曾國藩未發達之時，就肩負起教導幾位弟弟的使命，並為此踏踏實實地下了一番苦工夫。晚清著名外交家兼散文家黎庶昌所編《曾文正公年譜》道光二十六年條：“公與弟國潢國華相砥礪於學，有如師友。”從其他材料還可看出，曾國藩為師的時候更多，其中不乏代父發言的威嚴和責任感。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任職於京師翰林院兼國史館協修的曾國藩寫信給家鄉的曾國潢等兄弟，謂：“予生平於倫常中，惟兄弟一倫抱愧尤深，蓋父親以其所知者盡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盡教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
類似這樣透著殷殷親情的家書，在曾國藩書劍飄零的一生中可謂多矣。它不僅展示了曾家這位長兄望弟成才的苦心，更在一定意義上表現了其儒家文化忠實繼承者的道德風範。在諸兄弟中，國藩與國荃二人面相極為相似，命運也頗相同，均同日封爵開府，又都死於南京兩江總督任上。 ——在中國近代史上，如此巧合還屬首例。
曾國藩一生崇尚功名，但更重視修身齊家之道，當他在京師任職時，接得家書，知國潢、國華兩位弟弟未得入學，頓覺悵然。他回信說：“科名有無遲早，總由前定，絲毫不能勉強。吾輩讀書，只有兩事：一者講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以圖自衛其身。”曾氏所說的“衛身”，乃修身向學，自食其力之意。又說：“衛身莫大於謀食。農工商勞力以求食者也，士勞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祿於朝，教授於鄉，或為傳食之客，或為入幕之賓，皆須計其所業，足以得食而無愧。科名者，食祿之階也，亦須計吾所業，將來不至屍位素餐，而後得科名而無愧。食之得不得，窮通由天作主，予奪由人作主；業之精不精，則由我作主。然吾未見業果精，而終不得食者也。農果力耕，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商果積貨，雖有壅滯必有通時；士果能精其業，安見其終不得科名哉？即終不得科名，又豈無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則特患業不精耳。”
曾國藩的嫡係後人及諸弟的後人，無不被這位聲震天下的大清帝國同治“第一中興名臣”光輝籠罩。而曾氏家風中蘊涵的一種腳踏實地、明智的奮發精神，則是由曾國藩一手促成，此點在社會變革的時代尤顯其重要和難得。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曾國藩致信歐陽夫人，又重複了他屢屢言及的“勤儉自持，習勞苦”“修身齊家”等道理：“居官不過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長久之計。能從勤儉耕讀上做出好規模，雖一旦罷官，尚不失為興旺氣象。若貪圖衙門之熱鬧，不立家鄉之基業，則罷官之後，便覺氣象蕭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預為之計。望夫人教訓兒孫婦女，常常作家中無官之想，時時有謙恭省儉之意，則福澤悠久，餘心大慰矣。”
在這種家風熏染下，曾家後人中為官者越來越少，更多的是憑一技之長如數學、化學、教育、考古學、藝術等領域，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這個轉變，不是從做官的形式中，而是從精神上使曾家達到了曾國藩所謂“福澤悠久”的功效。曾家的男性如此，女性亦然，且多有特立獨行、開風氣之先的人物，如曾國藩的曾孫女曾寶蓀（曾紀鴻一支）就算是一個極好的例證。 1918年，曾寶蓀與胞弟曾約農在長沙創辦教會學校——藝芳女校，後擔任過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校長，1928年出席世界基督教協進會會議，1948年被選為國大代表，名動一時，成為中國婦女自強自立的典範。
曾國潢的曾孫輩中，曾昭燏、曾昭懿、曾昭楣等幾位女性更是非同尋常，堪稱一代女傑。曾昭燏的妹妹曾昭楣晚年在台北家中回憶湘鄉生活時，曾有過這樣一段話：“熵姐長我十一歲。幼時我多病，每次都是她給我講故事，剪紙人，餵藥。先母治家甚嚴，對我們的教育尤為註意，家中設家塾，請一飽學的老師專授中文。我等都是五歲入學，讀完十三經，兼背誦古文詩詞等。滿十二歲去長沙進初中。族叔筱屏老師從姐教起（長沙兩兄另從一師），至我讀書，整整在我家教了十八年。姐學得最精，詩詞歌賦，無所不能。後人藝芳攻讀六年，學行俱佳。”
曾家的姐妹之所以自小能受到優秀和新式的教育，與她們的母親，特別是他們的祖母郭筠老太太有重大關係。郭筠（字誦芳）乃曾國藩次子曾紀鴻夫人，其父郭沛霖，後世許多不明就裡的人寫文章，以為郭筠是郭嵩燾的女兒，其實不對。郭沛霖是曾國藩的同年，二人一起考取進士，又一起進翰林院，感情甚好。當曾紀鴻1歲的時候，曾家和郭家就把他們的婚事定下了。郭沛霖去世的時候，郭筠剛剛12歲，成了郭家的女主人。因要做很多家務事，沒什麼時間看書，後來郭氏和曾紀鴻完婚，才有飽讀詩書的機會。郭筠晚年曾對同鄉後輩們講過：“大部頭的書，如《十三經註疏》等，都是到曾家來，在文正公指導下才讀的。”曾國藩有兩個兒子，長子曾紀澤長期出使外國，從光緒三年離開荷葉鎮富厚堂再沒回來過。曾紀鴻早年患有咳血病，伏根已久，時作時輟，已而遂成痼疾。光緒七年（1881）病情加劇，不治而亡，終年34歲，與其同年的婦人郭筠遂成為寡婦，清朝誥封恭人、晉封一品夫人。
因了早年的家教和磨煉，郭筠持家教子不讓鬚眉，且老當益壯，曾氏家族的重大內外事務，皆由郭氏決斷。相當長的時間，郭筠其實是富厚堂真正拿得起放得下的第一主人，曾家子孫幾十口人都聽她的號令。郭氏寫了個《曾富厚堂日程》，要求子孫自立自強，還一度把自己的書齋取名藝芳館，並有《藝芳館詩存》傳世。這部詩集後由湖南湘潭大儒王閩運作序，在世家名門中影響很大。郭氏晚年立有“家訓”六條，策勉男女兒孫要謀求自強自立，同時不要求女兒、孫女們纏足，不贊成八股文章，亦不願孫輩去考秀才，卻要他們學外國文字，接受新式教育。而“每房長孫，不管孫男孫女，她都要帶到身邊，她把女兒曾廣珊的長子俞大維也帶在身邊教，並請了個日本人給孫輩們教日語，江南製造局一位留過洋的工程師教英語。除了私塾讀完就嫁人的女兒，別的兒孫她都送到國外去留學”。因“曾家人才輩出實得益於老太太的早期撫育之故，以致女孫曾寶蓀開設女校要以'藝芳'之名作為紀念”。此時曾家仍然呈現著一派繁榮昌盛，從表面上還能看出曾國藩治家精神的痕跡和慣性作用，但又明顯發生了新的、與時俱進的歷史性大轉變。
曾昭燏是1923年剛滿14歲的時候，與其姐曾昭浚一起離開湘鄉荷葉鎮來到長沙，進入堂三姐曾寶蓀創辦的藝芳女子中學讀書，翌年曾昭浚得傷寒症死去，曾昭燏備受打擊，家母一度讓她回湘鄉，勉得再染病身死，幸得曾寶蓀力勸才得以繼續留校就讀。
曾寶蓀是曾紀鴻的長孫女，曾廣鈞之女，1913年進入倫敦大學西田學院就讀，主修生物學。 1916年夏獲理科學士學位，旋進入倫敦師範學院就讀。受西田學院在教育方法和尊重學生人格、師生相互信任的啟迪，以及在師範學院受到的熏陶，曾寶蓀從此立定人生志向，以教育為終身職業。 1917年取道美洲歸國，即著手教育事業的籌備。曾寶蓀去英國前，曾在浙江一所高等女校讀過書，自英歸國，這所高等女校的校長巴路義（英國人）支持她在湖南辦女校。於是，曾寶蓀邀請剛從英國倫敦大學礦冶科畢業的堂弟曾約農（南按：曾紀澤長孫，曾廣詮長子），一起在長沙創辦了私立藝芳女子學校，曾約農任教導主任，曾寶蓀為校長。曾昭燏的兩個妹妹昭懿、昭楣也都在藝芳學校讀過書，後各有成就。
藝芳學校先設在長沙西園，1918年開始招生，計有英文、算學專修生及大學預科兩科，後遷曾文正公祠（即曾國藩祠堂）。祠堂位於長沙小吳門正街，佔地廣袤，約有百畝，系用清廷祭銀三千兩、門生親友祭銀四五千兩，以及監商捐助建成，曾氏家族每年為其提供資費用以維護。藝芳遷入曾文正公祠，房舍和空間擴大，學校實行六年中學一貫制，除了開設數、理、化、英語、音樂、體育等現代科學知識的新式教育，還進行基督教義的宣傳與洗禮，但在義理上與純粹的基督教學校又有不同，明顯地融入了中國優秀文化的特長。如編配班級就採用孔子主張遊於六藝的思想，共編六個班，即禮、樂、射、禦、書、數六個字，依序命名為禮字第一班、禦字第一班等。
藝芳學校旁邊即曾國藩祠的一部分建築被船山學社佔據，當年毛澤東主持的自脩大學就辦在船山學社。據曾約農從湘鄉老家帶到台灣的書僮朱竹生回憶說，曾寶蓀一直記得一件事——毛澤東有一次到藝芳女校對曾寶蓀、曾約農講：“你們兩位曾先生，書讀得好，品德也高尚，可惜我們政見不同。”
除了政見不同，後來兩家為爭奪曾國藩祠中的“浩園”矛盾加劇，最後的結果是船山學社里的人動用梭鏢隊對藝芳師生大打出手，藝芳師生四散奔逃，學校一度停辦。此次事件又引起了一連串的反應，雙方勢力在社會急劇動蕩的長沙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角逐，除毛澤東外，李淑一之夫柳直荀，以及中共一大代表李達等人都捲入其中，從而鑄就了一連串的恩怨糾葛、愛恨情仇，並為曾氏家族成員日後的命運埋下了伏筆。 ——這是後話，下文再表。
且說在藝芳這座基督教會的學校裡，作為校長的曾寶蓀期望學生“好學，又不專讀呆書”，能“崇信基督，又不忘孔孟之道”，能“守校規，又能提出有條有理的建議”。這些校訓和教育方法給少年曾昭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許多年後，曾昭燏回憶說：“藝芳雖不是教會學校，而教育帶有宗教性，因曾寶蓀是個基督徒，不過她不是個普通'吃教'的人，而是一個對於基督教的哲理有研究的人。她每天早上和我們全體學生講話，告訴我們：'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為義受逼迫的人是有福''做事要負責認真，做人要勇敢堅強，有是非心，有正義感''要愛人如己，犧牲自己，幫助別人'。這些話在我生平做人上，起了相當大的影響。”
1929年夏，20歲的曾昭燏於長沙藝芳中學畢業，校長曾寶蓀勸其留在長沙升學，日後好在藝芳教書。曾昭燏出於對堂姐的崇拜，願意留下，但其二哥曾昭掄力阻不允，並召其到南京或上海昇學。在其兄的堅持下，曾昭燏來到上海住到法租界大哥昭承家中，由正休假住在上海岳父俞明頤家的二哥曾昭掄負責為其補習功課，準備報考中央大學。
曾昭掄（字雋奇，號叔偉），1899年5月25日生於長沙城內陳宅外祖母家（陳寅恪家），後隨父舉家遷回湘鄉荷葉鎮萬宜堂居住。在父親和塾師的嚴教下學習中國古代典籍，接受啟蒙教育。曾家藏書巨富，在曾國藩舊居富厚堂專門修建了一座藏書樓，珍藏30餘萬冊書籍，號稱與中國近代四大藏書樓齊名，甚至還要出類拔萃的藏書樓之一。受先祖“勤奮好學，知書識禮”的故事和“吃千般苦，讀萬卷書”的家風熏染，曾昭掄的孩提時代就迷戀書本，大多數時間都是在藏書樓和鄉間的田埂上捧著書本度過。富厚堂藏書樓廳堂側門上的一副對聯：“不為聖賢，便為禽獸；不問收穫，但問耕耘”，成為激勵曾昭掄和曾氏家族子弟讀書的源泉和動力。曾氏家族人才輩出，連續五代都有傑出人物出現，屬於歷史上少有的五世不斬的官宦之家，其長盛不衰的奧秘，或許就暗伏在這座藏書樓裡。
同曾氏家族其他子弟一樣，曾昭掄6歲進入家塾館讀書，9歲讀《四書》《五經》。塾師對其驚人的記憶力絕口稱讚。謂日後必有大發之時。 1912年，14歲的曾昭掄與胞兄曾昭承一起赴長沙進入美國聖公會創辦的雅各學校就讀，半年後轉入美國耶魯大學民間團體主辦的長沙雅禮大學堂預科就讀。 1915年夏，考入清華學堂。在清華期間，因學習成績優異，只用了5年的時間念完了8年的課程，於1920年提前結業。同年夏，曾昭掄與其兄昭承同時考上了庚款留學生，即將赴美國讀書。此舉引起了家族的議論，姑母們大表反對，對兩位兄弟的母親說：“他們將來在番邦招了附馬，你怎麼辦？”曾母表示招附馬事小，留洋事大，堅決讓兒子放洋。於是，曾昭承進了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經濟科，後轉入美國哈佛大學進修並獲碩士學位。曾昭掄進入著名的麻省理工學院化學工程系學習，3年修完4年課程，後轉攻化學，1926年獲該校工學院博士學位，旋歸國參加在廣州召開的中國科學社年會。時“大革命”在南方鬧騰得正兇，曾昭掄受其影響，到廣州兵工試驗廠任技師，這是曾昭掄關注兵工製造業與戰爭理論研究之始。抗戰爆發後，他對世界戰爭局勢的分析與戰後實施原子彈製造計劃，與這段生活經歷不無關係。
當曾昭掄歸國經過上海俞家拜謁重堂姑母曾廣珊時，與俞大維胞妹俞大絪相戀。 1927年6月，曾昭掄回到上海與俞大絪成婚，個人出資送俞大絪入上海滬江大學學習。未久，應當年與胡適同船赴美留學、時任上海政治分會教育委員會委員的哲學博士胡明復（胡達）之薦，出任中央大學化學系教授。當曾昭掄來到中大並把手中的絕活亮出一二，其出眾的才華與淵博的學識立即贏得師生喝彩，很快就兼任中央大學化工系主任。至此，曾昭掄與教育和學術研究事業結下了終生之緣。
在中央大學任教的日子，曾昭掄節衣縮食，設法讓弟、妹們入學讀書。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經曾昭掄一個暑假的輔導，曾昭燏報考中央大學並被外文系錄取，秋季開學成為中大的學生。 1930年秋季開學後，曾昭爝轉入中文系。當時的中大中文系，可謂名師云集，高手如林，如黃侃、吳梅、胡小石、汪東等均於此執教。在幾位大牌教授中，對曾昭燏思想學識影響最大的師輩人物首推胡小石。
胡小石，名光煒，字小石，號夏廬（齋名願夏廬），以字行。原籍浙江嘉興，生長於南京。 1906年9月考取兩江優級師範學堂，三年後畢業。由於深厚的國學功底和天資聰穎，在校學習期間，受到學堂監督、經學大師、書法名家李瑞清（號梅庵，又號“清道人”）的賞識。李是中央大學前身兩江優級師範學堂的創辦人，《清史稿》稱他“詩宗漢魏下涉陶、謝。書各體皆備，尤好篆隸”。日本書家稱他是“中國書法家五百年來第一人”。拜在其門下的弟子除胡小石外，另有張大千、呂鳳子等人。 1917年，經業師李梅庵介紹，胡到上海明智大學任國文教員。翌年1月，應邀到梅庵家中任塾師，在教其弟侄經學、小學及詩文的同時，又受李梅庵的指點教導。當此之時，“海內老宿像沈子培（曾植）、鄭大鶴、徐積餘、劉聚卿、王國維等名士，都流寓滬上，各出其平日所藏的金石書畫，相與觀摩討論。小石交遊於期間，得閡緒論，遂由碑版、法帖，上溯到金、石、甲骨刻辭，無不加意尋研”。稍後，胡小石又經李梅庵介紹，與江南才子胡翔冬一起拜師陳寶箴之子、陳寅恪之父，清末詩壇“同光體”領袖之一陳散原（三立）門下，從受詩學。陳氏因材施教，“命胡翔冬專習中晚唐五律，胡小石專習唐人七絕，而後再就性之所近，兼習各體。胡小石謹遵師教，轉學多師，自成風格”。其詩作被業師陳散原讚為“仰追劉賓客，為七百年來罕見”。
胡小石步入大學講壇執教後，除一連串著名教育家、學者、詩人、書法家等頭銜外，畢生致力於古文字學、聲韻學、書學、楚辭之學、中國文學史之研究，皆有巨大成就。許多年後，曾昭燏為胡氏所撰的墓誌中，特地點出其生平最致力的三大領域，即古文字之學、書學和楚辭之學——這也是曾昭燏得益最多的三門學問。楚辭之學對於出生於楚地的曾昭燏來說，自有一種特別的感情。在湖南湘鄉荷葉塘時代，曾昭燏的母親對包括她和曾昭掄在內的七個子女都教讀過屈原的作品，昭燏本人還寫過《讀楚辭》九首之類的詩作，頗受時人稱許。關於從胡小石問學的這段經歷，曾昭燏有一段頗含深情的回憶文字：“餘自一九三一年秋始識師。其時師在金陵南雍講甲骨文及金文課，餘往聽課，驚其引證之淵博，說理之緻密，自是有課必往聽，亦嘗登門請益。師手寫聲韻表及說文雙聲字例，皆命餘謄錄一遍，餘略知古文字聲韻之學，皆師之教也。師講中國文學史、楚辭、陶謝詩等課，不僅見解精闢，且深得其神味，聽者座無虛席。師所居在城北將軍巷，為自築小樓一所，號為'願夏廬'。師自居二樓北室中，稱北樓……為師揮毫作書之所。亦於此教餘書法，初學即命寫鐘鼎文，不令習法帖，恐開頭便落圓熟陳套也。餘每習書，師自後觀之，耳提面命，如誨蒙童。”
胡小石一生最得意的門生不過幾人，當年得其書法真傳者還有就讀於金陵大學的張隆延和一位女弟子遊壽。時遊壽就讀於中央大學國文系，曾昭燏轉入中文系實得益於遊氏的啟發。據遊壽回憶說：“我與曾昭燏是同窗好友，某日遇到曾昭燏，她在外語系一年級，我叫她轉到中文系，學文字學，再學一點文獻、考古文物，這樣前途較廣闊。”曾昭燏聽了遊壽的勸說，便前往中文系旁聽，時胡小石正在講授甲骨文及金文課程，倡導銅器上文字的變遷與花紋相適應之說，並主張將文字、花紋作綜合的研究。兩堂課下來，曾昭燏大受震動，驚其引證之淵博，說理之緻密，於是興趣大增，每課必聽，並登門請益。胡小石手寫聲韻表及說文雙聲字例，命曾昭燏謄錄一遍，意在測其功底，曾氏很出色地完成，並對古文字聲韻之學表示了濃厚的興趣，胡氏對曾的表現亦甚滿意。於是，師生一拍即合，在第二年學期轉換時曾昭燏便轉到了中文系，並與遊壽“共同構寫了甲骨文前後編，用蟬翼箋影寫，請胡小石先生題詞”。 1931年秋，曾昭燏與遊壽、張隆延三人，按照舊式拜師規矩在胡小石“願夏廬”廳堂一齊叩首，呈遞門生帖，正式成為胡門入室弟子。後來游壽得以進入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與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張隆延留學法國南溪（Nancy）大學獲法學博士學位，並一度出任台灣藝術專科學校校長等職，皆與早年這一歷史機緣和打下的深厚學術功底密不可分。
曾昭燏拜師不久，曾昭掄因中央大學系主任開會之事，受到校長朱家驊“叫你們主任來”這句話的羞辱，一怒之下辭職去中大教職，應蔣夢麟之邀赴北平任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系主任，孤單的曾昭燏遂移居胡小石“願夏廬”吃住。對於這段生活，曾昭燏回憶說：“師所居在城北將軍巷，為自築小樓一所，號為願夏廬。師自居二樓北室中，稱北樓。一榻倚壁，前列几案，皆堆典籍，室中置大案，為師揮毫作書之所。亦於此教餘書法，初學即命寫鐘鼎文，不令習法帖，恐開頭便落圓熟陳套也。餘每習書，師自後觀之。耳提面命，如誨蒙童。”又說“願夏廬之三樓，為藏書樓，牙籤萬卷，師甚珍之，外人罕得窺，餘常讀書其中，竟日不下”。
三年間，師生二人朝夕與共，留下了諸多溫馨的慈父愛女般的深情厚誼。小樓的燈火，伴著蒼穹的星光跳動明滅，神奇的知識之門無聲地向年輕的曾昭燏打開，金石、書法、歷史、考古、藝術、音韻學等宏大精深的學問，如汩汩清冽的泉水，從盛夏的青山高原流出，注入一位渴求知識的才女心田。
斗轉星移，曾昭燏對其師的治學淵源和精髓深有領悟，而對音韻學的感悟、研習更是頗得要領，據南京大學所藏《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學生歷年成績表》音韻一門顯示，曾昭燏連續三年考試成績均為100分，藉此可見學業之精進。 1933年《國立中央大學文藝社叢刊》第一卷第一期刊發的《古文變遷論》，就是曾昭燏記錄胡小石講課（演）稿。胡小石去世後，曾昭燏對這篇文章著重提出：“胡先生研究商周銅器，遠在1931年、1932年間，就青銅器上文字的變遷與花紋相適應之說，主張將文字、花紋作綜合的研究，其說見所著《古文變遷論》一文。”幾年後，曾昭燏在倫敦大學研究院所做的洋洋十多萬字的碩士論文《中國古代銅器銘文與花紋》，即是在《古文變遷論》基礎上深入細緻研究和對胡氏治學路數的傳承。
中央大學畢業後，曾昭燏擔任金陵大學附屬中學國文兼職教員。 1934年秋考入金陵大學國學研究班深造，與其同班的有遊壽、沈祖菜等幾位好友，胡小石在此兼課講授書法史課程。期間，曾氏完成了《讀（契文舉例）》一文，刊於1936年本校《小學研究》雜誌。
當曾昭燏考入金陵大學國學研究班時，她的二嫂、曾昭掄夫人俞大絪已考取中英庚款留學生，往英國牛津大學攻讀英國文學，此為歷屆庚款中唯一錄取的女性。俞氏到達英倫後，眼界開闊，感到世界真奇妙，放洋讀書確是人生夢想中最絢麗的一刻。沉浸在新鮮時尚與激情澎湃中的俞大絪遂致函曾昭燏，勸其莫在國內空耗青春，趕緊赴英留學，以融入世界學術潮流之中。俞氏之說受到曾昭承、特別是曾昭掄的支持，曾昭燏感念兄、嫂的好意，決定渡海求法，窺資本主義列強之堂奧，得其學術真針。
1935年3月初，曾昭燏辭去金陵大學研究班學業並辭去附中教職，在兩位兄長的資助下（昭掄出自己薪水的60％作學費，昭承出路費）赴英倫求學。行前，曾昭燏辭告親友，登詣師門，一一作別，並特詣胡小石“願夏廬”與恩師家人告辭。曾氏以禮稱胡小石之母為太師母，當曾昭燏聽太師母以“歸後未知能相見否”之語，不禁淒然，頓時熱淚盈珠。 3月13日，曾昭燏由二位兄長送至上海碼頭，登上意大利郵輪，赴英國倫敦大學研究院攻讀考古學。 ——這是中國首位赴海外就讀考古學的女性，正是在這所世界著名的大學裡，曾昭燏與吳金鼎、王介忱、夏鼐等三位海外學子不期而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