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與曾昭燏皆出生於清宣統元年（己酉年），只是曾氏出生於農曆正月初八，夏鼐於十二月二十七日戌時生於溫州城內厝庫司前老屋。按中國傳統曆法的算法，曾昭烯生在年頭，夏鼐在年尾。但按西曆計算，夏鼐出生時已是1910年2月7日。比曾氏小一歲。
從曾、夏二人赴英國留學的時間排序看，曾在前，夏在後。曾昭燏由上海動身時，夏鼐正在安陽從梁思永領導的殷墟發掘團進行考古實習，直到這年的8月7日始離上海。儘管曾、夏二人人學時間相差幾個月，但同拜在葉茲教授門下就學，屬於同年同師真正意義上的同窗。因吳金鼎早已入學，且同為葉茲的學生，曾、夏二人自然尊吳氏為學長，或按武俠小說中的排行稱為“大師兄”是也。
同祖上曾文正公常年撰寫日記的習性一樣，曾昭燏留學期間寫有大量日記，其兄曾昭掄也有記日記的習慣，這大概是曾國藩所說的“有恆”的一種家風的再現。曾昭掄的日記大多在戰亂中遺失，而曾昭燏日記原藏於曾氏後人曾憲洛家中，惜“文革”被抄沒，只有少量殘存。從南京博物院於2009年曾昭燏百年誕辰期間編輯印行的《年譜》所引曾氏部分日記、信函等材料可見，曾昭燏在英國留學期間，除了隨導師讀書，還有機會參加實際的田野發掘工作，生活頗有趣味，也是一生中難得的短暫的幸福時光。 1935年10月，曾昭燏奉導師葉茲教授之命外出作考古發掘實習，在30日這天，她給堂兄曾約農寫過一信，敘述了自己的學習生活等情況。信曰：
二哥則鑑：
妹走入考古一途，事亦滑稽。妹在國內，雖曾起此一念，然自問於此道，毫無根柢，念亦旋消。到英以後，顧小姐力勸妹入維斯堡校補習。因上期是學年最後一期，各大學例不收新生。妹以此校之設，似專門為各殖民地之公民訓練的，於妹以不甚須。故妹未上此校，而往倫敦大學各學院接洽旁聽。同時請用一教員補習德文及英文。故上期除私人補習外，在倫敦兩學院旁聽，欲在此一期從容考慮。因妹在中大所學是中文，於英國任何課目均不相銜接。不意倫敦大學藝術學院教授葉慈，系研究中國及印度佛刻銅器等藝術，現任中國考古及美術學教授，見妹大喜，即令為其校之旁聽生。於妹基本科，如人類學等特加教習。再三勸妹專心就學此地。如此一期之久，下期已成不可離之勢。妹亦不知其然而至此也。然錄於此地亦甚滿意……國土日蹙，強鄰內逼，誠不知二三年後國家如何也。妹在此，遇三姐（南按曾寶蓀）之前後同學數人，皆盛言三姐的天才，並問近狀，妹一一告之。妹常自念，以三姐之學問才能十倍於妹，為藝芳終身犧牲，妹何以不能？ ……愷姐（南按：俞大絪，字愷芳）在牛津甚忙，大約明年可回國。妹因教授之命，來此地作發掘工作三星期，日與鍬鋤泥土為伍，亦覺有趣。擬於明日返倫敦。因聞恆姐（南按：俞大縝）將於後日來英，妹往迎之。恆姐到後，即將往牛津。妹在倫敦居一二星期，亦往牛津。四姐（南按：堂姐曾寶菡）已抵英，有信與愷姐，託於牛津覓屋。家人骨肉能於萬里相聚，何樂如之？ ……11月1日，曾昭燏接自國內來的姑表姐俞大縝（恆姐）往牛津與二嫂俞大絪會合。至此，曾、俞兩家表姐妹在英倫讀書人數達四人，一班心性高潔的才女相聚於千里之外的異國校園，曾昭燏的快樂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1936年，曾昭燏利用寒假到各地博物館收集散失在英國的中國銅器資料，為寫作碩士論文做準備。這年6月19日，曾氏給傅斯年寫了一封長信，內容不但關係她的留學生涯和治學路數的抉擇，還牽涉到同在倫敦大學的夏鼐和吳金鼎。從這封信中，可從另一個側面了解中國考古界新生代中，最有希望的三位考古學家的留學生活以及當時的處境。信曰：
孟真先生：
……前兩個星期，夏鼐給您寫與他的信給我看，您和他討論他求學的問題，並要他轉告我，我很感謝您的好意，所以今日冒昧地寫信和您商量……當然在此地（Courtaulld institute）也有相當的好處，第一是倫敦大學各學院的課程很多，我們可以自由地去聽講做實習，例如這一年來我和夏鼐、吳金鼎三人都在其他學院上課，夏鼐上的尤其多，第二論文可以馬虎一點，而騰出較多的時間來學習其他的課程，不過根本而論，我們到外國來，應當學外國的東西，中國考古是無從學。
您信上說中國考古學之發達須有下列專科之研習者：
(1)Prehistory.
(2)Egyptology.
(3)Assirriology(?)IncludingAncienAsiajunior.
(4)ClassicalArchaeology.
(5)ByzantineandArabicArch.
(6)IndianArch.
(7)OceanicArch.
(8)AmericanArch.
但是在英國對於考古並不十分完全，例如（5）（7）（8）是完全沒有。關於“史前”的考古，愛丁堡是很有名的，但因地方小，錢太少，設備不十分充足。劍橋似乎也有一點，但我們不十分清楚。您信上說“中國學史前的已有數人”，勸夏鼐不必到愛丁堡去，所以我們也用不著討論。關於Classical的，倫敦大學和牛津都有，但多注於藝術，尤其是雕刻，似乎和我們無大關係。 “印度考古”倫敦大學也有少數的課程，但十分的不完全。倫敦大學考古部分最好的要算“埃及學”，其次便是“近東的考古”，包括米索波大米伊蘭等。夏鼐大約決計學埃及學，我本來也想學埃及學的，已和教“埃及學”的教授接洽過，他表示歡迎，但夏鼐既學此，我不想學了，因為用不著兩人同學一種。夏鼐勸我學“近東”的一種，巴比倫或伊蘭，並勸我放棄一切科學的課程，如“測量”“製圖”“地質”“人類學”等而專從事於“文字”和“歷史”的研求，將來以近東的一種文字和文化發展的歷史與中國的相比較，也是很有用處。我自己想也是這個方法最好，因為我在中國的時候，比較於文字和歷史用功多，而於科學用功少。但我許多的朋友反對，說既然有機會，何不多學點歐洲的文字，何必學這種“死語”幹什麼，愷姐也是反對的一個，愷姐說“與其學埃及、巴比倫的東西，不如學點梵文”，但我知道學梵文的中國已經有了，陳六哥（南按：指陳寅恪）和許地山就是有名的，您對於此事覺得如何？
我還有私人的問題，我在國外讀書，以前是家裡供給，現在是老聞供給，但老聞收入有限，最多能供給我一年，所以我在英國，只有一年了。您給夏鼐的信說“不必學有所成，即學到半途而返，猶有用處”，假使我把這一年的工夫專學近東的文字和歷史，您覺得有用沒有？
您信上又說“夏鼐與吳金鼎從葉茲讀書，無非備其顧問”，當然呢，我也是顧問之一，但我在此地讀書，或者可以藉葉茲的力量，得到一筆獎學金，可以延長一年或兩年，此事雖不可必，但有五分可能，本來是互相利用的性質，他利用職權（利用）我的學識，我利用他的金錢，也無所不可。我假使得了獎學金，便勢不得離開此地，而勢不得應酬式的寫篇論文，但寫個關於中國東西的論文，不到半年就完了，橫豎是騙人的，他們也不懂，而我可以利用其餘的時間來學其餘的東西，您以為如何？現在我總結的問您幾個問題：
（一）假使我不能得獎學金，那我在英國祇有一年的時間，我應當學什麼？還是學點科學的方法？還是學一種文字和歷史？不讀學位，在中國有沒有關係？
（二）假使我能得獎學金，則在英國尚有二年或三年的時間，除寫一篇論文外，其餘的時間，應當向哪一方面研求？
我沒有寫信和老聞商量，也沒有和家裡其餘的人商量，因為他們於中國考古界情形完全不懂，於外國考古學尤其不懂，冒昧地寫信麻煩您，希望您為我個人著想，為中國的考古學發展著想，我學什麼東西最有用處，趕快回信給我，因為我在暑期中必須決定下期的計劃，您既然不憚煩地指教夏鼐，希望您也能不憚煩地指教我，您知道老聞很深，一定能相信我一切的話都是真的，最後請您看完此信，即刻撕掉，不要給別人看。
……曾昭燏寫這封信的時候是27歲，其思想成熟或者說對世事洞察的程度大大超過了她的同齡人，真有點當年曾國藩為官處事之老辣世故的意味。尤其是後幾句，更見其道業之深和非同尋常的魄力。夏鼐是作為清華當時唯一一個留英名額，以中英庚款的名義公派到倫敦的，在他的身上肩負著傅斯年、李濟、梁思永等考古界前輩的熱切期望，以及中國考古學未來發展的前途使命，傅斯年與李濟對他自是關懷備至，殷切之情溢於書信往來之中。曾昭燏沒有這份運氣，但為中國考古學的前途和自身利害計，她內心頗有些不服氣，並對傅斯年有責怪的意味，因而便有了你“既然不憚煩地指教夏鼐”，為何不能一視同仁地也來指導我一下的怨氣與期望。可以想像的是，以曾昭燏處事之老成，如果此信是寫給李濟或梁思永等諸前輩，是斷然不會如此直白剖露心蹟的。之所以在傅斯年面前敢如此大膽地放言，是與下面那句“您知道老聞很深”有很大關係的。此時傅斯年與俞大綵結婚已近兩年，而俞大綵的同胞姐姐是俞大絪，俞大絪即是曾昭掄的夫人，也就是曾昭燏的嫂子。既然傅斯年與曾昭掄是連襟，那俞家、曾家與傅家，就自然地具有了剪不斷、理還亂的內在親情，且傅斯年與曾昭掄夫婦私交甚篤，又加上陳（寅恪）家、俞氏家族與曾家有著三代姻親的舊故，此時的曾昭烯自然要把自己放在這一個盤根錯節的姻緣圈子裡，並以小妹的身份向傅斯年來一番略帶撒嬌式的告白。
可以想像的是，絕頂聰明的曾大小姐在倫敦大學那霧氣升騰的美麗夜晚，獨自一人在斗室裡縱情潑墨揮灑之時，也一定感覺到了這封信所言“一切的話都是真的”，甚或覺得太過於“真”了。這才有了讓傅氏看完信立即燒掉的警示。恰恰是這最後的警示，更見出一家人不說兩家話那心照不宣的真性情，以及當年曾國藩於營中燈下密謀機要時謹小慎微、處處提防的影子。 ——當然，信中除了真誠的道白，並沒有“不足為外人道”的狹隘自私之處，相反還真誠地透露了曾大小姐要以“為中國的考古學發展著想”的遠大理想，足見其眼光之高，胸懷之廣，氣魄之大。或許這便是傅斯年終未將信燒掉，並把這一歷史見證有意無意地留給後人參閱的原因吧。
咸豐十一年正月十四日，曾國藩致函“少負俊才”的長子曾紀澤說：“今年已二十三歲，全靠爾自己扎掙發憤，父兄師長不能為力。作詩文是爾之所短，即宜從短處痛下工夫。看書寫字爾之所長，即宜拓而充之。走路宜重，說話宜遲，常常記憶否？”這一全靠“自己扎掙發憤”“從短處痛下工夫”的精神，在曾昭燏信中亦不難看出。如此不讓鬚眉之氣，不知是以曾國藩為核心父權文化下女性的“他塑”，還是女性本身的“自塑”，或者兼而有之？通觀中國近代傑出女性活動的領域，多是在文學、藝術、教育、醫學等幾個門徑中來往穿梭，而曾昭燏卻從古文字學入手，最後選擇了連許多男性都望而卻步的田野考古學，而且能堅持下去，並蔚然成家，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女性奮鬥史上的一個令人驚嘆的異數。
接到信的傅斯年對大洋彼岸這位翹首以盼的曾大小姐作何答复，因公示的資料缺乏，無法妄加推斷，但曾昭燏似乎沒有學習近東或巴比倫等文字，主攻方向還是中國的歷史、古文字和新興的博物館學。這個選擇除了傅斯年的旨意，恐怕與李濟的影響和指導大有關係。 1937年1月21日至4月7日，李濟應英國皇家人類學研究院和大學聯合會及瑞典王儲、考古學家古斯塔夫、阿道爾夫之邀，赴歐洲講學和學術訪問，並出席國際科學聯合會總會的倫敦大會。期間，吳金鼎、夏鼐、曾昭燏陪同李濟至倫敦大學科特奧德藝術研究所、皇家亞洲學會等處活動和講演，參觀倫敦大學考古研究所、大學學院博物館等地，並幫助李濟聯繫英倫的考古界專家，先後陪同會見了伍萊、惠勒、賽利格曼、格蘭威爾等著名學者。就在李濟抵達倫敦不久，突患一場重病，住了二十余天的醫院，幸虧吳金鼎夫人王介忱與曾昭燏兩位女性悉心照料，才算康復得較好。據李濟之子李光謨說，李濟在英倫期間，與吳、曾、夏等學生過從甚密，並且“非常關心這幾位青年朋友的成績和他們的去向，時常約請他們討論，探詢他們的志趣。他以一個長者的身份動員這幾位青年人回國後到史語所和中博去工作，最後果然都實現了”。
據南京博物院檔案顯示，這年3月，曾昭燏允得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每月百元津貼，並要求曾氏擇機赴德國考察，藉此研究博物館學。這份檔案和上述信函，連同個人回憶等基本證實，這一時期，傅斯年與李濟對曾昭燏攻讀方向和治學路數進行過具體的指教，曾氏接受了傅、李的好意，攻讀門徑與治學路數隨即拐彎，先是從課堂與紙面轉向了廣闊的田野，再是從中國和近東的學術目光與研究理想，轉向了處於世界前沿的博物館學科。這個轉變無論是對曾昭燏本人，還是對中國考古學，特別是博物館學未來的發展，都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戰略性轉移與突破。中國文化中所謂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此時的傅斯年、李濟、曾昭燏身上再次得到了生動鮮活的體現。
1937年6月初，曾昭燏以學術論文《中國古代銅器銘文與花紋》，得到導師葉慈的讚許並獲文學碩士學位。這篇論文實乃一部專著，文中所列古代銅器上的600種徽識，是從2082件青銅器中整理得來。這是曾氏留學海外數年的收穫，也是她的成名之作，因了這部大著，曾昭燏在學術界的地位由此奠定。 6月底，在牛津就讀的俞大絪、俞大縝結束學業，與曾昭燏一起離開倫敦抵達巴黎，在稍事遊覽與休整之後，俞家姐妹購買船票歸國，曾昭燏則按照中央博物院李濟的約定和學習計劃，赴德國柏林國家博物館參加什維希威格（Sehleswig）為期十個月的考古實習。
曾昭燏到達柏林的這天，盧溝橋事變爆發，曾氏聞聽，大為驚駭，使剛剛告別同學加親友、孤懸海外的她，“感覺沉悶憤激”和心中淒淒。直到“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的消息傳來，曾昭燏與同學們才“以萬分振奮的心情，注視這戰事的發展，而且慎重地考慮自己能在這抗戰中做些什麼事”，並“開始痛恨自己為什麼要學歷史考古，想當初如果隨曾昭掄學化學多好”。此時曾昭燏認為，抗戰爆發，祖國最需要的是槍砲彈藥與軍隊的勇武犧牲，而學化學可以像汪兆銘、蔡元培、喻培倫、黃復生、任鴻雋等老一輩革命黨人一樣製造炸彈，把侵華日軍的戰艦炸個粉碎。只是自己有心無力，徒嘆奈何而已。
怀揣這樣的心境，曾昭燏經常與在柏林留學的袁炳南、吳大任、趙九章等中國留學生聚會，每次見面，總是談論國內戰爭形勢。當從柏林的華文報紙得知“北方將士抗戰之艱苦情形，而人民逃避一空，救護無人，飲食不給。有餓死者、有自投河死者、轉徙流離以達到後方救護所在者蓋無幾”的悲慘酷烈情形時，曾昭燏悲傷哀痛，心緒不安，歸所後久不成寐，只有借助日記抒發心中的慨嘆。在10月31日的日記中，曾昭燏寫道：“此傷心慘目之情況，真不忍言。餘尚偷生此間，過歐洲人之普通生活，真何以對我戰士耶！”11月14日晨，曾昭燏與中國留學生楊允植，同往“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之後，以蔣介石特使身份出訪德國的軍事家蔣百里秘書謝君處探訪消息，“聞其言，心緒更為不寧。又聞傅作義將軍戰死之訊，悲痛不能自已”。 （南按傅氏之戰死屬誤傳）11月21日，曾昭燏往聽蔣百里、張彭春演講。當蔣氏講到“千言萬語化作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時（南按：蔣百里在他的《國防論》扉頁上曾強調了這句話），心情為之振奮。但曾氏亦親眼目睹演講後的僑胞大會上，“兩派爭執幾至動武”，於是大起反感，憤然道：“至今日黨見猶不解除，事之可悲觀者，孰過於此！……戰敗不足悲，惟今日國人而尚不能團結，則真可悲也。”
此時，曾昭燏逐漸認識到自己對於國家、民族和抗戰的幫助，莫過於做好目前的份內工作，待學業大成再為國效力。想到此處，遂強按悲愴心境把自己埋於學問中。 12月8日晨，曾昭燏一出家門，即見德報以大字登載南京失守的消息，曾氏立感“觸目驚心，心痛欲裂”。本不欲往史前古史博物院實習，只是因為昨日說過自己必往，覺得“不能失信”，於是，“在車站徘徊良久後，仍決心一往工作如常”。下午，曾氏去學生會閱報，方得知南京失守是誤傳，心中“為之稍定”，同時認為“其實南京之失，於我戰略無大關係。徒以為我首都觀瞻所繫，不由不特別關懷也”。這天深夜，曾昭燏懸著的心仍未放下，乃寫信向朋友詢問國內真實戰況。 10日晨，得到正在巴黎訪學的北大教授向達信函和所附《泰晤士報》一份，知“南京淪陷，蓋旦夕間事”，心情又陡然沉重，發出了“感痛何極”的哀嘆。 12月18日，正在史前古史博物院上課並實習修補陶器法的曾昭燏，突然從報上看到了南京確實已經失陷的消息，頓時痛苦失聲。恰在此時，有一與曾氏同室修補陶器的工人詢問中日戰爭情況，令曾氏有“出語傷人”之感覺，曾昭燏憤恨至極，“恨無手槍擊之”。只是考慮“彼非有意，蓋教育程度不夠”，方沒有動手胖揍這個不懂事的傢伙一頓。
隨後的日子，曾昭燏在學習的同時，仍關注國內抗戰情形，並與同學好友以及由巴黎至柏林訪學的向達、呂叔湘等竟日交談，對歸國後的前途一片迷茫。 1938年1月31日，曾昭燏完成了柏林史前古史博物院實習課程，與指導業師Brittner教授和實驗室同事依依惜別。想到國事家愁，前途暗淡，不禁流下了熱淚。
2月1日傍晚，曾昭燏踏上了開往慕尼黑的火車，在德意志博物館蔡司（Zeiss）教授指導下，到巴伐立亞國立博物館、德國民族博物館、人類民俗博物館等眾多博物館參加藏品整理和展覽設計實習工作。鑑於曾昭燏在異國土地上展示了中華女性自強不息的精神和深厚的治學功力，英國倫敦大學欲讓其留校任教。 2月5日，得到葉茲教授相聘為助教的信函。曾昭燏接信後，當天復信許聘。 3月24日，曾昭燏結束了在德意志博物館的實習任務，前往柏林國家博物院與導師等人見面後，於1月16日返回倫敦，19日正式出任倫敦大學葉茲教授的助教，主要從事教書及編目工作。按曾昭燏當時的設想，如繼續在本校工作兼學習，最終斬獲一頂博士帽子，無論是憑本人的學識，還是與導師的真誠或相互“利用”的關係，當是順理成章之事。這年3月12日，德國法西斯希特勒軍隊吞併奧地利，引起歐洲動盪不安。幾個月後，曾昭燏主動放棄留在英國工作和戴上博士帽子的雙重心願，決心辭去教職，回歸祖國。在任葉茲助教期間，曾昭燏陸續完成了論文《論周至漢之首飾制度》和《博物館》等兩部專著初稿，後在國內出版。
1938年6月3日，曾昭燏在倫敦大學工作整日，並得到碩士畢業文憑。據曾氏在後來提交的自傳中說：“暑假時，倫敦大學舉行盛大的典禮，授學位給上年的畢業生，發了通知給我，我不去，心裡想：'祖國的人民正在浴血抗戰的時候，我何必去參加這種為個人榮譽的典禮！'我只寫了封信去，讓學校將文憑寄到我寓所來。”另據她當天日記載：“二年工夫只此一紙而已。”
6月10日，曾昭燏聞“廣東遭敵機慘炸。平民死者已達五六千，慘不可言”的消息，發出了“此真百世之仇，不可忘也！”的憤慨與悲鳴，遂堅定了盡快回到祖國，與人民一起受難的決心，並寫信向家人講述這一打算。 8月1日，曾昭燏收到時在國民政府任職的大哥曾昭承信函，謂中國已戰火遍地，混亂不堪，抗戰前途甚憂，“力阻其歸國”，曾昭燏一時“心緒頗亂”。經過幾天的思考，仍堅持返回家園。 8月21日，駐美大使胡適赴倫敦中華協會演講，曾昭燏前往聽講，並與胡適“略談”，且“印象甚好”，認為“所謂聞名不如見面”。從這條日記推斷，此為曾氏與胡氏的初次謀面，而這次交談為日後二人交往埋下了伏筆。 9月14日，曾昭燏歸國的決心已經下定，並寫一航空信至柏林的朋友楊允植，讓其代定二等船票。次日，曾氏應威格納爾（Wignall）教授午餐，席間，幽默風趣的威格納爾講了許多他當年在中國北平訪問時的見聞趣事，說有一次與一美國人往看明陵，同乘一汽車前往，並僱一嚮導。因道路崎嶇不平，那位美國人大為抱怨，並問嚮導：“此路何時所修？”嚮導從容答道：“大概兩三千年。”美國人遂啞然而不作聲。曾昭燏聽罷，一股複雜的情愫湧向心頭，號稱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古老中國，如今卻面臨被外虐大卸八塊的滅頂之災，不能不令人備感神傷。當天晚上，她把自己決定歸國並已定船票之事告知夏鼐，得到了夏的支持。
1938年9月19日，曾昭燏嚮導師和倫敦大學校長告辭，起程返國，由夏鼐和另外兩位朋友送到維多利亞（Victoria）車站。在當天的日記中，曾氏以略帶傷感和戀戀不捨的心情寫道：“別矣，倫敦！”
26日，曾昭燏由柏林抵達巴黎，此時歐洲戰局更趨緊張，巴黎民眾人心惶惶，開始逃難。因一時不能成行，遂獨自到盧浮宮一觀，因時局混亂，那裡已閉門謝客。正在悵然中，有一守門人問道：“你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曾昭燏抬頭答道：“中國人。”對方聽罷大為歡喜，說我們兩國人都是朋友呵！遂向曾昭燏送了一個飛吻。曾氏見狀，心頭的陰霾消了一半，心想法國人的愉快性情真非英國人所能比，笑意中，也學著法國佬的樣子給了對方一個飛吻，對方大為高興。晚八時許，曾昭燏登上火車前往馬賽港，夜色朦朧中透過車窗向外看了最後一眼，心中默念一句：“別矣，巴黎！”
9月30日，曾昭燏踏上了由馬賽港起程的輪船，向東方故國駛來，同船有中國留學生費孝通等數人為伴，倒也不顯孤寂。 10月22日，曾昭燏一行在越南西貢上岸，此時傳來廣州失陷的消息，頓感“晴天霹靂，聞者皆面無人色，大事從此去矣！”
經過幾番周折和長途跋涉，曾昭燏等終於在29日上午接近國境，眾人見到久違的國內風物山色，不禁觸景生情，又“遙見一穿灰色衣之士兵荷槍而立，幾為之淚下，看見其老邁龍鍾之態，不免失望”。經過一天的顛簸，下午六時抵達昆明，與前來迎接費孝通的友人李君一同到居住在昆明的吳文藻、冰心夫婦家中晚餐。餐後乘黃包車到西南聯大找二哥曾昭掄，到校後方知曾昭掄到重慶開會未返，而時在聯大讀書的三妹曾昭鏻亦居親戚尹家，不在校內，遂大為失望，幸得曾昭掄同事介紹表哥俞大紱在此，方喜出望外，立即找尋交談，並知道家中所有人的消息，久懸的心始落地。
第二天，曾昭燏與俞大紱談及歸國時，一路看到大好河山遍布瘡痍，難民成群，民族危殆，欲暫時捨棄學術研究工作，做一名戰地新聞記者，以便更直接地為中國的抗戰服務。這一設想，除了曾昭燏對國難的焦慮，以及受愛國人士勇於犧牲精神的感召，在她的血液中，還暗伏著作為一名政論家和記者的因子。早在1927年，正在長沙藝芳讀書的曾昭燏經歷了“湯翯事件”。當時國民黨正在北伐，一年僅17歲的女中學生湯翯，無父無母，家境清貧，平時並未涉足政治，因被國民黨特務在其枕頭中搜出共產黨的傳單而被捕。儘管湯翯聲明這份傳單她並不知情，定是別有用心的人所為，但仍被關入監獄。事後查明，該傳單為一左翼學生陳姓同學所放。儘管如此，國民黨仍視湯翯為親共分子，決定施以嚴刑。曾昭燏與湯姓同學平時來往密切，眼看好友蒙冤被難，挺身而出，不顧親友的反對和自己被牽連的危險，同幾位要好的同學一道設法營救，一面為其寫法庭辯護詞，一面讓湯翯的嬸母到庭長的姨太太處說情，公私兩面夾擊。但終於無果，湯翯被當做罪犯遊街示眾後慘遭砍頭，遺體棄市，遭到凌辱。身臨其中的曾昭燏目睹了慘痛的一幕，又在湯翯一個在教會做事的姐姐處讀到了遇難者臨刑前留下的一封帶血的遺書，傷心欲絕，心靈備受刺激，難以釋懷。 1929年，曾昭燏就“湯鬻事件”的真相撰文在《新社會》雜誌第9期發表，揭露國民黨的暴行，傾吐了積鬱在心中日漸膨脹的惡氣，痛苦憤懣之情稍感緩解。此為曾氏第一次發表時事文章，也是她萌發日後成為一名報刊評論家和記者，揭惡揚善，傳達民眾心聲的志願的發端。 1951年，曾昭燏在向中共組織撰寫的自傳中，專門提及這件往事，並坦承自英國回來後想當一名戰地記者，為抗戰服務的想法就緣於此。
只是，曾昭燏的記者之夢剛一萌生，就遭到在昆明的親友特別是俞大紱反對。俞認為眼前這位曾小姐過於天真，對國內抗戰情形亦不夠了解，徒憑一腔熱血欲棄多年的學術造詣不顧，去做一個並不熟悉行情的戰地記者，於國於己皆無益處，還是以教書和進研究機關為正途。曾昭燏亦覺俞大紱所言有理，遂打消了做一個記者的念頭，於11月4日到昆明靛花巷史語所租居之處拜見李濟。 5日，曾昭燏與李濟、梁思永、吳金鼎夫婦共同聚餐，商談受聘中央博物院事宜。 6日，赴昆明郊外溫泉傅斯年、俞大綵一家居處拜訪，就留學與歸國後的前途等與傅斯年作了推心置腹的交談。傅明確表示支持曾昭燏進中央博物院籌務處工作，並對曾的事業和前程寄予很大希望。 10日，曾昭燏突接一親屬自昆明打來的長途電話，謂曾昭承來信，囑其回湘迎母，遂立即告別傅斯年夫婦搭車返回昆明。時俞大紱以“金陵大學文化研究所聘書相示”，但曾昭燏思母心切，無暇顧及。當天下午，由在西南聯大就讀的曾昭媚相送曾昭燏至汽車站，“別時不覺淚下。此去湘中烽火萬里，未知能生還否也？”按當時的行程計算，由昆明至湘中至少需要十二天，且時逢戰亂，凶險莫測，故姐妹倆深感悲戚。
當曾昭燏乘車抵達桂林時，接曾昭承電報，告母似已逃出湘鄉，正向西南奔徙，囑其留桂探候。曾昭燏聞訊，立即在當地登報，並留有時住桂林的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地址。 11月23日，突有一個叫陳昭熙的表姐找上門來，謂家鄉淪陷，熙妹與母親及一男工逃出湖南抵達桂林，正準備趕往昆明投親，想不到在此地看到了報上的消息，真是曾家祖輩燒了高香，才得到這異地相逢的因緣。曾昭燏聞訊，悲喜交集，立即隨熙妹到下塌的旅館，母女相見，自是一番熱淚與親暱。
經過一番旅途周折和千辛萬苦，曾昭燏母女及隨行的親屬經貴陽、越南海防等地，總算於1月19日到達昆明，與家中在昆的親人團聚。也就是這一天，曾昭燏首次見到了剛從重慶回昆、分別四年的二哥曾昭掄，其親近歡樂之情非外人所能體會。第二天下午，曾昭燏來到西南聯大宿舍，與曾昭掄、俞大紱交談未來工作事宜，俞大紱告“金陵大學陳裕光校長以'考古講座'名義邀請其至金大工業講學”，曾昭燏以“餘心在中央博物院”而辭職謝了陳校長的好意。
其後，“為了使國內田野考古學的炬火不熄滅”（夏鼐語），在國難當頭的危難中，曾昭燏正式進入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參加了史語所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合組的蒼洱古蹟考察團，於1939年2月9日與吳金鼎、王介忱等人，一道赴雲南大理蒼山洱海地區進行考古調查、發掘。藉此際遇，曾昭燏大顯身手，首次向中國考古界展示了她卓越的才華和廣博的學識，發掘成果極為驚人。
1941年2月，曾昭燏以出眾的學術才能和組織能力，被任命為遷往李莊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總幹事，位居李濟一人之下而統攬實際上的全局事務。此時夏鼐已攜英倫博士之盛名來到了李莊。自此，吳、曾、夏三位年輕的考古學家，勢同滔滔不盡的江河穿越層巒疊嶂的高山峻嶺，在揚子江盡頭的小鎮融會集結，並將以銳健的英姿和蓬勃朝氣，蕩漾開一片爛漫的風景。
——抗戰期間最著名的彭山漢代崖墓大規模調查發掘的序幕由此揭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