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出生於浙江溫州城內厝庫司前老屋的夏鼐（字作銘），原是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學生，主要選修功課有：張爾田的“史學”、錢穆的“國文”、蕭公權的“政治學”、任宗濟的“經濟學”等。 1931年暑期考取清華大學二年級插班生，改入歷史學系。選修功課有：吳其昌的“中國通史”，孔繁霱的“西洋通史”，錢穆的“戰國秦漢史”，史祿國的“人類學”，商承祚的“殷虛文字研究”，以及“法文”，後再選修雷海宗的“史學方法”和“中國上古史”，陶希聖的“中國社會史”，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外交史”，劉崇鉉的“西洋十九世紀史”，以及“法文”“日文”等。 1934年5月完成畢業論文《太平天國前後之長江流域田賦問題》，受到導師蔣廷黻教授讚譽，7月獲文學學士學位。 8月以考試成績之冠（總平均83分），錄取清華研究院近代史門。 10月以考試成績總平均78分，獲得中美“庚款”提供的出國留學獎學金。據夏鼐研究者孟甫說：當時能獲得留學美國資格的名額只有歷史、考古各一名。夏鼐的同學楊紹震，自知水平不及夏鼐，便對夏說，如果你我都報考歷史，我定會下榜，如果你考考古，我考歷史，那麼我們都有希望。這樣我們清華就會有兩名公費留學生了。夏鼐一聽認為他說得也對，就同意，果然二人均被錄取。就當時夏鼐的學習情形言，他原致力於中國近代外交史和經濟史，對考古學所知甚少，為此他曾後悔，一度想放棄名額，準備重新報考清華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生。後經朋友勸說，才決定先出國看看再說。
當時要赴國外學習考古學，按規定學生在出國前必須有田野考古發掘的經歷，於是，清華大學確定傅斯年、李濟為其導師。夏鼐開始閱讀考古學書籍，而他閱讀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就是李濟在清華研究院時期於山西西陰村田野考古的發掘報告《西陰村史前的遺存》。
1935年1月4日，夏鼐抵南京，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拜見李濟，並在所中廣泛閱讀中外文考古書刊，時間長達兩月有餘。在傅斯年和李濟安排下，這年3月，夏鼐抵河南安陽，參加梁思永領導的殷墟發掘團進行考古實習，在侯家莊西北崗殷代王陵區東部，先後發掘了幾座小墓和車馬坑。其間，與石璋如、劉燿、胡福林等考古人員相識。又遇及傅斯年陪同前來參觀的法國漢學家、探險家伯希和（Paul Pelliot）。許多年後的1983年，夏鼐應日本廣播協會（NHK）邀請，在日本做了三次有關中國文明起源的學術講演，在談到商代文明和安陽小屯殷墟的發掘時，夏說：“我是1935年春季在安陽殷墟初次參加考古發掘的，也是我第一次到這考古聖地。那一季我們發掘西北崗墓群。發掘團在侯家莊租到幾間房住下去。因為當時盜墓賊猖狂，曾寄來匿名信，要我們不要染指他們視為寶藏的西北崗墓群，否則當心性命，所以住處的門前有威風凜凜的武裝士兵站崗。”
夏鼐所言，自是安陽發掘後期的情形，而先前的發掘，其艱難險阻要比這時嚴重得多。最早駐守安陽的兵士由同情史語所考古人員處境的馮玉祥將軍所派，後來一直延續下來。兵士的進駐，在盜賊蜂起的年代，客觀上使殷墟發掘人員的生命和出土文物得到了保護，這是身處戰亂不休的年代，頗為慶幸的一件事。
夏鼐在安陽殷墟考古發掘實習期間，接受的是李濟、梁思永二人的指導訓練，因而繼吳金鼎之後，夏鼐算是從李濟直接受業的弟子。鼐，大鼎也。歷史竟是如此的巧合，此前的李濟不會想到在中國田野考古這道亮麗的星河中，竟有兩隻大鼎齊聚自己門下，並在日後的歲月領一時風騷，發出燦爛光芒。當年李濟與梁思永在美國哈佛大學學習時，皆受業於狄克遜教授並獲益匪淺，因而李、梁二人皆主張夏鼐赴美後仍投奔到狄克遜門下攻讀。不巧的是狄克遜剛好於這年病故，李、梁遂把英國倫敦大學定為中國考古學的培養基地。夏鼐徵得有關方面同意，改赴英國留學。於是，一個原本對考古學知之甚少的大學生，由於命運的安排，從留美改為留英，並由心儀的歷史學轉向陌生的考古學。
夏鼐即將赴英就讀，對同樣陌生的大英帝國、特別是即將就讀的倫敦大學充滿了好奇與遐想，而這時恰好在殷墟發掘工地上遇到了一位從這所學校臨時返回的留學生吳金鼎，二人自然地交往親近起來。對於這段經歷，夏鼐在回憶中作如是說：“我和吳先生的初度相識，是民國二十四年春在安陽侯家莊的工作站。那時他正由英國返國來蒐集論文材料，偷空暇跑到我們的發掘團來看看。他的誠懇，他的模樣，初見面時便令人心折，相見恨晚。”
1935年夏季，夏鼐結束了安陽殷墟發掘實習活動，於8月7日在上海乘意大利郵船赴英國。途經香港、新加坡、科倫坡、孟買、蘇伊士運河、威尼斯，然後乘火車，於9月2日抵巴黎，3日到達倫敦。 10月，正式在倫敦大學科特奧德研究所註冊就讀。
儘管吳金鼎比夏鼐大9歲，由於同為李濟的門生，並有了安陽殷墟相識、相知的經歷，外加共同的理想與追求，二人很快結成了親密無間的摯友，在生活、學習上的相互幫助與切磋自是必然。對此，夏鼐在回憶中曾繪聲繪色地說道：“在英倫時，我和他人很少往來，但時常不惜跑幾里路，爬上幾十級的樓梯，到他所住的三層樓小閣上去看他，一起聊天，有時在不列顛博物院中工作後一同出來，在英倫的狂霧中，並臂相偕，一面行走，一面談話。”此段敘述，如同一幕幕電影畫面，令人如同置身於霧都縹緲奇幻的生活中，親眼所見兩個風華正茂的東方青年學子，在霧氣瀰漫飛卷的倫敦古城，於一幢幢陳舊壯麗的樓群交織而成的街道旁側，身心充滿激情地探討著中國考古學未來的前景。那瘦削的背影在狂霧中漸行漸遠，若隱若現，如同他們東方祖國的命運，於政治幕霧與戰爭硝煙的裹挾中升漂沉浮，前途莫測。
1937年，吳金鼎通過論文答辯，獲得倫敦大學博士學位。次年，他的博士論文《中國史前的陶器》（Prehistoric Pottery in China,Kegan Paul,London,1938）獲倫敦大學出版基金資助並得以順利以英文在倫敦出版，由此成為中國學者研究中國史前各地區陶器的開先河之作。關於寫作這篇論文的目的，吳金鼎在序言中有明確地說明：“中國考古學中最令人迷惑的問題，就是中國文化的起源，以及中國與西方在古代的關係。而這些問題隨著彩陶的發現又再复蘇引起爭論。”吳氏通過對各地區陶器的分析與比較研究，擬建立一個中國史前文化的年代順序表，以解決當時考古學界爭論不休的問題。對這部著作的成就，後世考古學史家陳星燦曾作過中肯的評價：“應該肯定吳金鼎已經正確地根據陶器的比較（主要在製作技術方面）把仰韶村的文化遺存劃分為兩個時期，這比梁思永漫然地稱之為混合文化已經進了一步。”又說：“吳金鼎氏雖然沒有論及彩陶的來源，但是通過對陶器的分析，把甘肅史前文化遠遠置於河南仰韶文化之後。這種做法也間接地否定了仰韶文化西來的假設。”
時身在英國曾親眼目睹吳金鼎撰寫這一長篇論文過程的夏鼐，後來不無感慨地論述道：“為了做這一研究，吳先生不但翻遍了所有已出版的關於中國史前陶器的書籍，親身觀摩了幾萬片已出土的陶片實物，並且還特地在倫敦中央高等工業學院，實習原始製作陶器的方法。他的這一部書，因為所收入的材料的豐富，已成為外國人研究中國史前陶器的必備參考書。雖然因為近數年來西北的考古工作者有了好些新發現，加之安特生氏近來將他二十年前在中國發掘的收穫，陸續寫成報告發表，所以新材料增加了不少，有許多可以補充或修正吳先生的書中的說法。但是在還沒有人出來再做這樣綜合的工作以前，吳先生這部書，仍不失為最詳盡的關於中國史前陶器的參考書。”斯言是也。
1937冬，吳金鼎攜夫人王介忱挾洋博士之光環、“海龜”之盛譽、成名著作《中國史前的陶器》之威力，涉洋渡海回到了生養他的故土。只是適逢中華大地硝煙瀰漫、人頭亂滾、血流湧動的“主大凶”之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已遷往長沙聖經學院，吳金鼎夫婦聞訊趕赴長沙，於戰亂中尋找李濟、梁思永等幾位導師。想不到剛剛抵達長沙值敵機轟炸，差點死於敵人炸彈之下。驚魂甫定，便跟隨梁思永等調查小吳門及北關外，因為那裡常有銅器時代墓葬出土。 “十二月南京淪陷，研究所緊縮，又擬他遷。”
1938年春，史語所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等機構遷昆明，吳金鼎受李濟之聘，出任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專門委員之職。自此，吳氏夫婦協助李濟對安陽殷墟出土的二十幾萬片典型陶器標本進行全面審查整理。同年10月，在李濟具體組織下，由中研院史語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聯合組織的“蒼洱古蹟考察團”成立，吳金鼎任團長，吳的夫人王介忱以及剛從英國學成歸國的曾昭燏小姐為團員，另攜幾名技工赴雲南大理及洱海一帶進行史前遺址調查，至1941年1月，在吳金鼎主持下，曾、王二位女士帶領技工在大理一帶發現了蒼山、馬龍、龍泉、下關西等遺址。
1939年2月至1940年6月，吳金鼎率領王介忱、曾昭燏等“蒼洱古蹟考察團”赴大理郊外，開始用現代科學手段對所獲遺址進行發掘。據曾昭燏在1951年向中共組織部門提交的一份自傳說：“吳氏夫婦皆基督徒，性格也較為保守，所以彼此在一起研究、生活的過程中關係相當融洽。”從後來的事實看，曾昭燏所言不虛，但吳氏在工作、生活中遭遇的挫折甚至悲劇，也與他的性格有很大關係。
此時吳金鼎、曾昭燏一行在大理民眾中了解到，該地區的風俗習慣與中原有異，男人基本不下田勞動，所有的野外工作都由婦女承擔，而此次發掘也只能採取入鄉隨俗之法，所僱用的技工幾乎是一色的女性，因而有人說吳金鼎主持下的“蒼洱古蹟考察團”開了中國“女性考古”的先河，創造了考古史上的新紀錄云云。發掘隊先後發掘了馬龍、清碧、佛頂甲、佛頂乙、中和中、龍泉、白雲甲7處新石器時代遺址和17座古墓。經過對發掘遺物進行整理研究，吳金鼎與他的業師李濟、梁思永等皆認為這一地區的文化面貌與中原地區有很大差異。鑑於發掘遺址分佈於蒼山之麓和洱海之濱，故定名為“蒼洱文化”。 ——這一文化的發現和命名，開創了西南地區文化研究的先河，為中國西南部田野考古與考古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同時為後來整個西南部地區文化體系建立了坐標，並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1942年，吳金鼎、曾昭燏主持編寫完成了《雲南蒼洱境考古報告》，作為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專刊在四川李莊出版，這本報告的特殊性在於，插圖全部用木版刻印，為考古發掘報告所罕見，從內容到形式都引起了業內專家熱情關注。作為師輩人物的梁思永更是讚不絕口，並有“像吳禹銘先生才算是田野考古學的正統派”之讚譽，並說吳金鼎著重田野考古而輕視故紙堆中的研究，為中國的考古學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云云。
歷史行進到此處，吳金鼎成長歷程的脈絡以及他與李濟的關係也就變得清晰明了起來。這裡不妨舊話重提，試想，如果像蘇雲峰對清華國學研究院幾位導師的評價，僅憑李濟在自己《感舊錄》中“無隻字談到清華研究院之事”，就武斷地認為“可見他與學生之間，沒有建立起像王國維和梁啟超一般的親密關係”，著實有欠公允，並有信口雌黃、胡言亂語之嫌。至於台北有一位名叫李敖者，謂李濟其人的性格中“悲觀”的成分過重，“嚴肅而不可親，氣量狹窄小氣與態度跋扈專橫”“把持職位、學術資料”“師心自用，不善用人，排斥異己，唯我獨尊”，外加老而不退，後繼乏人，性格狷介，難免走上“惡惡而不能去，愛才而不能用（或不敢用），”的十字街頭等等一連串“罪名”，也就不再是正常的學術批評與道德論述，而是像鄧公小平所說的某些“不懷好意”的外國鬼子一樣，完全是由咬文變成“咬人”，甚至如同得了病的小瘋狗一樣狂吠亂咬了。一位叫徐復觀的學者曾痛斥“以胡適為衣食父母的少數兩三人……豢養一兩條小瘋狗，專授以'只咬無權無勢的人'的心法，凡是無權無勢的讀書人，無不受到這條小瘋狗的栽誣辱罵”。其間的“小瘋狗”就是指四處咬文加咬人的李某人。
就李濟而言，他嘗謂自己“寧犯天下之大不韙而不為吾心之所不安”。這個“大不韙”他沒有言明何所指，想來應包括強加在他頭上的無奈之事與無恥之辭吧。儘管許多學界中人不一定像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畢業生許倬雲那樣“在李先生身上，我們看見了希臘精神和儒家修養的結合！”但從吳金鼎的身上，可以看出，作為一個傳道、授業、解惑的導師，李濟對其至少是盡了自己最大心力來獎掖提攜的，假如李濟靜夜獨坐遐思，其“心”當是相“安”的吧。
如果沒有過硬的反證，可以說，若不是李濟十幾年來不間斷的教誨與鼓勵，天分並不出眾的吳金鼎取得如此令人矚目的成績是不可能的。或許正如李濟之子李光謨所言：“李濟一直把吳金鼎當作自己學術工作的接替者來看待。清華國學研究院時期所建立的一段師生情誼，亦驅使吳金鼎以李濟為自己的終身學習的對象。不論是《山東人體質之研究》的完成；龍山城子崖遺址與黑陶文化的發現；《城子崖》發掘報告的撰寫；安陽殷墟發掘的參與以至中國西南地區的考古調查工作，吳金鼎都是得到李濟的支持和鼓勵的。”事不避親，其說應該算是公允和公道的。令人扼腕的是，由於吳金鼎英年早逝，失去了承接李濟學術道統的機會。倒是另一位年輕的門生夏鼐步吳金鼎之後，繼承了李濟的學術衣缽與治學路數，並在十幾年後的中國大陸創造出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輝煌局面。
據夏鼐後來對人說，當他剛剛走出清華園來到安陽殷墟之時，李濟除自己與傅斯年共同擔任導師外，還特意把他安排到當時最好的發掘現場——侯家莊西北岡殷墟第十一次發掘工地，交由“中國第一位專門考古學家”梁思永親自帶在身邊栽培。這個時候學術界沒有人特別留意年輕的夏鼐在安陽的實習和赴英留學對中國未來的考古學意味著什麼，但此時的傅斯年、李濟、梁思永等幾位名宿心中已十分清楚，以夏鼐出眾的天分和才氣，倘學成歸國。無疑是接替李、梁二人挑起中國考古學發展重擔的主要人選，因而在傅、李、樑等學術界大腕的眼裡，夏鼐的渡海求學，關係到中國考古學的未來和在國際上的地位與聲望，其意義與一般留學生不可同義而喻，而後來的事實也對此作了確切的明證。
可能傅斯年、李濟對夏鼐寄予的希望過大和過於迫切，僅實習半年，傅、李二人就開始催促其遠赴英倫。對於這一史實，夏鼐赴英後在給清華校長梅貽琦要求延長留學年限的信函中有所披露：
生曾於［1934年］12月23日陳請學校擬再留國內預備一年，當時承批复，此事須得導師同意。生曾與導師李濟之、傅孟真二先生商酌，二先生皆勸以早日出國為是（李先生於二十四年四月初旬，致函安陽，勸生能早日出國，還以早日出國為佳。傅先生則口頭接洽）。蓋以國內考古學之標本實物，皆極缺乏”……生有見於自己預備功力之不足及國內預備之困難，曾企圖轉習近代經濟史，結果未能成功，只得貿然出國……在這種情形下，夏鼐怀揣李濟寫給自己的朋友、倫敦大學考古學教授葉茲的介紹信，踏上了開往英國的輪船。從夏鼐踏上大不列顛國土的那一刻起，中國少了一個經濟史學家，而多了一位具有國際聲望的偉大的考古學家。
到達倫敦大學的夏鼐，在學習史前考古學，還是有史之後考古學問題上，於倫敦大學和愛丁堡大學這兩座著名學府之間左右搖擺，最後終於決定在倫敦大學跟從葉茲教授學習“中國考古與藝術史”，選修“岩石與礦物學”、“普通測量學”等普通課程，並且師從惠勒教授，學習田野考古工作方法。後來主攻倫敦大學最為出名的埃及考古學。由於考古學過於繁雜與深奧，特別是需要學習艱深的古埃及文字，儘管絕頂聰明如夏鼐者，也不得不在四年的基礎上申請清華校方同意給予延長一年的學習時間。在得到梅貽琦校長批准後，夏鼐如願以償，繼續留在海外攻讀。
1937年12月，夏鼐受學校指派，參加英國派遣的埃及考察團，前往埃及進行田野考古實習，途經法國的巴黎，意大利的都靈、威尼斯、布林迪斯、羅得島，直至抵達埃及的亞歷山大和開羅及達盧克索附近艾爾曼特（Armant）遺址的工作站。 1938年初，參觀艾爾曼特地區的托勒密神廟遺址和撒哈拉遺址發掘。隨後至尼羅河西岸的帝王谷，詳細參觀圖坦卡蒙、拉美西斯二世古埃及帝王墓，以及戴爾巴哈里神廟。另轉赴王后谷，參觀尼斐爾提提王后（亞美西斯二世之後）等陵墓和卡納克的庫蘇、阿蒙、亞美西斯三世、孟圖、圖特摩斯三世等神廟，以及尼羅河西岸的幾十座陵墓，並對這些遺址皆作了學術性考察。 3月2日，夏鼐隨團由開羅抵達巴勒斯坦加沙，參加杜韋爾（TellDuweir）遺址的考古發掘。一個月後離開發掘工地，轉赴耶路撒冷和伯利恆參觀，並在那不勒斯停留，詳細參觀龐培、赫爾庫蘭尼姆兩處遺址。 4月19日抵達羅馬，參觀考察諸多古羅馬時代遺址。直到4月23日返回倫敦。
此次旅行、發掘和考察，共用去了4個多月的時光，夏鼐自感所得的收穫遠超過四年室內讀書生涯。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方得胸懷開闊，眼界高遠，學問竟成的中國古訓，在年輕的夏鼐身上得到了應驗。而在這一期間，夏鼐曾瞅准機會通信和當面向吳金鼎的導師、耄耋之年的埃及考古學泰斗彼特里教授請教。夏鼐憑著自己過人的天資和刻苦努力，像進入埃及金字塔法老的墓穴一樣，一步步接近埃及遠古歷史之門，直至進入輝煌殿堂，窺探到了深藏於學術煙海中的玄心妙訣。
1937年初，李濟借赴英國講學的機會，多次與夏鼐晤談，關心其論文的寫作，並約夏氏返國後與自己一道工作，嗣後又一再促其歸國，為振興中國考古學效力。 1939年10月21日，根據導師格蘭維爾教授的安排，夏鼐離開英國，前往埃及工作，並進一步收集撰寫博士論文所需資料，於30日抵亞歷山大和開羅。由於戰爭的關係。夏鼐的博士論文《古代埃及的串珠》回國以後於1943年最後完成寄往英國的。戰後，倫敦大學於1946年復課，7月作為特殊情況免予答辯，通過授予夏鼐博士學位，夏鼐從而成為中國第一位埃及考古學專家（南按：1947年10月6日，夏鼐在國內收到倫敦大學授予博士學位的證書）。
同吳金鼎一樣，在回國之前，夏鼐已接到李濟代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發來的聘請函。作為一隻才華橫溢，光芒四射，對中國未來考古學事業肩負重大傳承與發展使命的“海龜”，毫不遲疑地於1940年12月6日由開羅起程回國。先乘火車赴巴勒斯坦，由仰光乘汽車，經曼德拉、臘戍，向闊別五年半的祖國駛來。
1941年1月24日，抵達中國雲南邊境畹町。 2月3日抵達昆明，與自己的師友相會於祖國西南這個兵荒馬亂的邊陲城市。而風塵未洗，又要離開，到一個自己從沒有聽說過的小鎮生活。遙想當年，安陽殷墟發掘的宏大場面與虎氣生生的風采英姿，是何等令人嚮往自豪，而如今，面對一張張因戰爭災難而變得憂鬱、壓抑、慌張的菜色面孔，大有“山中方幾日，世上已千年”的恍如隔世之感。面對眼前的一切，夏鼐灼熱的內心驀地增添了一股悲壯與淒涼。
1941年2月28日，夏鼐未顧得回家鄉看一眼離別5年的雙親與妻子兒女，按照傅斯年與李濟的電示，由昆明乘汽車趕赴重慶，晉見傅斯年、李濟，匯報留學事宜。 3月19日乘船抵達李莊，到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報到，出任籌備處專門委員之職，相繼與郭寶鈞、馬長壽、王天木（振鐸）等中博籌備處人員，以及史語所考古組的董作賓、梁思永、石璋如、高去尋等師友會面。 7月7日，夏鼐受李濟委派，由李莊出發，前往彭山參加以吳金鼎為團長的考察團，開始了抗戰時期中國最著名的漢代崖墓的田野考古調查與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