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本次考察團團長的吳金鼎（字禹銘），與傅斯年雖同為山東人，但身材短小，不善言辭，生性靦腆，有時在陌生人面前還偶露幾分羞澀，全然沒有傅斯年膀大腰圓、虎氣生生、揮斥方遒、激揚文字的山東大漢形象。在外形特徵上，如把傅、吳二人比作水泊梁山好漢中打虎英雄武二郎與在陽谷縣街頭賣燒餅的大郎弟兄，當然不確，因為這對吳金鼎似缺乏公道和人文關懷。但若把傅譽為山東大漢，吳稱為山東小漢，應該符合實際並說得過去的。儘管吳氏身材矮小，身子骨卻壯健結實，脈管裡流淌著山東人倔犟直行的血性，倘若打起架來，可與一般壯漢叫勁對敵，三拳兩腳難分勝負，很可能還會把對方撂倒，這一特色算是多少彌補了五短身材的缺憾。
或許是吳金鼎與傅斯年在身材、性格、教育背景及思想等各方面相差懸殊，二人斷斷續續相處的十餘年裡，傅氏似乎一直不把吳金鼎放在眼裡，不但缺少對這位既是後學，又是同鄉的關照，相反在李莊期間，還表現出一些令吳氏不快的態度和處事方式。至少可以這樣說，傅斯年與吳金鼎在感情上未曾建立過個人友誼並為對方傾心過。
相對傅斯年的態度，李濟與吳金鼎的關係則顯得情同手足，非同一般。這一情形追根溯源，自然與清華時代結下的師生之誼有密切關聯。
1901年出生於山東安邱縣萬戈莊的吳金鼎，青年時代就讀於山東齊魯大學文理學院歷史政治系，在畢業之後的1926年考入清華研究院，有幸成為第二屆36名學生之一。他在清華主要追隨導師李濟學習人類學與考古學，其後在中國考古學與人類學上的巨大成就和貢獻也根植於此。據當時吳金鼎的同屆同學、後任職為華東師範大學教授的戴家祥回憶說：當時“李（濟）老師所講的考古學與我們過去所講的考古，或者挖古董、收藏古董，實在相去十萬八千里。在第二屆同學中，只有吳金鼎一個人選擇這門專業。吳金鼎山東人，畢業於齊魯大學，看樣子實在是個木訥君子，整天拿著本巨型的外文書，據寅恪師背地對我說：'吳金鼎英文好極了！'可是他沒有寫出論文，1927年暑假沒有拿到畢業證書。這可能是因為當時找不到一個考古發掘現場”。
吳金鼎在清華就讀時研究的課題為《中國人種考》，李濟作為他的指導老師儘管只有短短不足一年時間，但對其影響可謂至深且巨。吳氏在1938年出版的博士論文《中國史前陶器》引言中，曾透露了他醉心考古人類學的心願根植於清華，並受李濟的影響至大。吳說：“當李濟博士在夏縣史前遺址進行發掘時，我就讀於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李濟博士將其發掘所得的遺物帶回大學。從典型器物的展覽以至李濟博士及袁復禮教授在茶話會中關於發掘工作的演說都十分生動有趣，使我也不自覺地想像有一天能夠發現一個遺址，研究它，發掘它，並撰寫它的歷史。”
據清華大學檔案顯示，1927年6月7日，國學研究院召開第12次教務會議，審查並確認是年有30名畢業生合格，並給予畢業證書。李濟也出席了會議，但合格學生名單上並沒有吳金鼎的名字。吳沒有寫出論文，戴家祥推測他在當時可能找不到一個考古發掘的現場，這個推測是否合乎當時的實際情況，有待考證。只是吳金鼎英年早逝，沒有留下與這一歷史懸疑相關聯的說明文字，他親近的朋友如夏鼐等雖有回憶文字，但對此疑點同樣沒有隻言片語的信息透露，這給考證者增加了困難的同時，也提供了多種思考空間。許多年之後，有台灣學者名蘇雲峰者，經過對這段史實折舊翻新，寫出了下面一段話：“李濟因主持安陽考古發掘工作及赴美參加考古學術會議，在（清華）研究院講課的時間每學期不過數週，參加研究院教務會議次數也最少，所指導的學生僅徐中舒、吳金鼎二人，在他的《感舊錄》中，無隻字談到清華研究院之事，可見他與學生之間，沒有建立起像王國維和梁啟超一般的親密關係。”
蘇氏沒有點明吳金鼎沒有拿到畢業證書，是與李濟的關照不夠有直接關係，但如果推理不誤，想來蘇氏之言應有這方面的指向罷。那麼李濟就吳金鼎的畢業證書問題，是否像當年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行博士論文答辯時，於生死抉擇的最後一刻，大名鼎鼎的導師杜威教授只是冷眼旁觀，任其就地倒斃不起，還是曾熱心奔波周旋？這一過程雖無確切的證據留傳於世，但從後來李濟與吳金鼎的關係看，想來不會像當年的杜威老夫子那樣絕情，對考場上“面如死灰”的胡適視而不見，甚而見死不救。李濟至少應為此做過一定的努力，只是最終未能成功罷了。
這一推陳出新的理由是，從可考的資料看，在後來的若干歲月，李濟一直在鼓勵、關注著吳氏學術事業的進展。吳金鼎後來在他的著作《山東人體質之研究》一書的引言中，曾這樣說道：“民國十六年（1927）春，作者肆業於清華大學研究院，蒙李濟先生授以人體測驗之方法。同時且就地實習以資熟練。更蒙助教王以中先生之助，約於一月期間共量清華學生六十八人。此作者對於人體測驗工作之第一次嘗試也。”又說：“既而清華放假整裝回籍，濟之先生慨允以儀器借予，俾得帶回山東作長期測驗，以完我未成之工作，所期望者尚遠且大也。歸魯後任教齊魯大學，逐日疲於校課，幾無餘暇得作課外之研究。所幸於學期內尚有長短若干假期，稍得從事工作。計自十六年秋迄十八年冬，共量二百九十一人。適濟之先生以書來，詢及所獲成績，於是乃取所有資料，核算之整理之草成《山東人體質之特質》一文，郵示先生，極蒙嘉許，十九年春來本所考古組，承先生命，取原稿重新計算之，乃成本篇。”如果此話不虛，戴家祥所言應有一定的道理，吳金鼎可能就是因為沒有完成論文而未拿到畢業證書。
想來1927年那個酷熱的夏季，吳金鼎是帶著悵惘和些許的遺憾之情離開清華的。走出校門後，他返回母校齊魯大學做了一名助教。這個抉擇，除他本人內心的故鄉情結，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山東跟其他中國北方多數省份一樣，有相當豐富的古代遺跡，自新舊石器時代一直追溯到漢代的古代遺物，幾乎在每一個縣區均可發現。既然吳氏有志考古學與人類學的研究，選擇能夠有機會進行考古工作的齊魯大學並不令人感到意外。
在齊魯大學任教期間，吳金鼎利用業餘時間到野外作田野考古調查，並進一步堅定了他畢生從事研究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的路向。他在《平陵訪古記》中曾這樣描述自己在1928年4月4日第二次踏勘龍山遺址後的心情：“自此之後餘始確切認定此遺址，包含層中所蘊蓄之重大意義。而餘之興味自此不知不覺亦為之轉移，平陵研究之熱忱漸趨冷淡。嗣後所讀參考書多關於新石器時代之文化。餘暇所思念者，亦多為石器時代人之生活狀況。蓋餘已認明此龍山遺址，確為新石器時代之一村落。一部古代史蹟深藏黃土壟中。嗣後餘將犧牲所有餘暇，盡吾全力以求此遺址之了解。”
平陵訪古是吳金鼎涉足田野考古的起點，也是他人生歷程的重要轉折點。 1928年，當吳金鼎前往山東平陵進行考古調查時，就注意到城子崖一台地有異於尋常的堆積——這是發現偉大的龍山文化一個高亢嘹亮的前奏。後來經過多次探查拭掘，城子崖遺址埋藏著以黑陶為代表的龍山文化得以正式出現在中國考古學的序列中，並在世界範圍內引起廣泛而巨大的影響。
不能說沒有吳金鼎就一定沒有龍山文化的發現，但至少這個發現要晚一段歲月，而晚些歲月發現、發掘的城子崖遺址，在中國乃至世界考古史上是否還佔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並具有如此廣泛的影響，則是無法想像的。對此，李濟說得十分清楚：當“殷墟出土的實物分析出來，顯然地呈現著極複雜的混合狀態，相比的材料必須多方追求。在這類材料實現以前，殷墟出土物之意義，就不能十分明了。故史語所發掘殷墟以來即從事於類似之搜求……有了城子崖的發掘，我們不但替殷墟一部分文化的來源找到一個老家，對於中國黎明期文化的認識我們也得了一個新階段。”由這段記述可以看出，龍山文化的發現適逢其時，吳金鼎功莫大焉。
城子崖龍山文化發掘之後，吳金鼎把主要精力全部集中到中國新石器文化的追尋研究中，對於各地所出陶器特別加以注意。 1932年春，吳氏跟隨李濟、董作賓等前輩再赴安陽殷墟進行第6次發掘，計得字骨一版及可分三期的建築遺跡遺物。這年冬天，吳金鼎再於津浦路臨城車站附近發現一處包含黑陶和石器的重要遺址，引起學術界極大關注。鑑於吳金鼎在考古學上的重大貢獻，山東省政府專門拿出獎學金，於1933年7月，派他攜夫人王介忱入英國倫敦大學研究院從葉慈（Professor W.Perceval Yetts）教授攻讀考古學博士學位（南按：王介忱陪讀）。同年冬，又跟隨英國的埃及考古學泰斗彼特里（Prof.FWPetrie）教授赴中東地區巴勒斯坦做發掘工作。關於這段經歷，後來赴英留學的夏鼐回憶道：“我經過耶路撒冷城晉謁彼特里教授談起吳先生時，這位八十七高齡的老教授還掀著銀鬚說：'吳先生確是一位田野工作的好手。雖不勇銳機警，但沉著勤奮，工作罕匹。'在巴勒斯坦碰到幾個跟吳先生做過工的阿拉伯工人，提到吳先生，都蹺起大拇指說他'誇依思'（Kwaiyis.即華語'頂好'），吳先生也常以幽默的語調，敘說他在巴勒斯坦跟從老教授工作的經驗。”1934年，詳細記錄城子崖龍山文化發掘緣起、經過及成果的考古報告《城子崖》一書，由中研院史語所出版。此書由李濟、梁思永、董作賓任主編，傅斯年、李濟撰寫序文，主要撰稿人為吳金鼎、郭寶鈞、劉嶼霞等。在赴英國之前，吳氏以相當大的精力投入到這部中國第一部考古報告的撰寫之中。該書共有七章，吳金鼎一人撰寫兩章，與人合寫四章，幾乎囊括了報告的全部。這一工作業績誠如李濟在序言中所說：“初稿大部分是由吳金鼎君預備出來的，他是城子崖的發現者，田野工作他費力很多，屋內工作及報告草稿也費時最久。他的初稿交到梁思永先生手中的時候，要比現在的多一倍以上，可見他用力之勤了。”
當《城子崖》考古報告在國內出版並引起業內轟動之時，吳金鼎卻在萬里之外的倫敦中央高等工業學校實習原始製作陶器的方法，未能親睹這一盛況。 1935年春，吳氏獲倫敦大學中國委員會獎學金，返回國內蒐集論文材料。就在這個時候，他與另一位在中國考古學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夏鼐相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