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莊鎮羊街8號，傅斯年詳細詢問了梁思永的病情，雖暫時得到了扼制，但仍“頗使人憂慮”。傅斯年環視周圍環境，認為羅家的房子雖好，但少陽光，且有些陰冷，這對患有肺病的人極其不利。經過反復權衡，傅斯年決定在板栗坳山上史語所租住的一個院內，專門騰出三間上好的房子，請來當地木工安上地板，釘上頂棚，在窗上裝上玻璃，打造晾台等，讓梁思永搬來居住，以便能每日曬到太陽，並可在晾台上做簡單的室內活動。待一切準備停當，梁思永已病得不能走動，只得請人用擔架抬到板栗坳。但上山需跨越五百多級台階，為求萬無一失，傅斯年與梁思成親自組織擔架隊伍，先由梁思成躺在擔架上請人抬著在上山的台階上反複試驗，出現問題及時設法解決，感到切實可行後，方請人把病中的梁思永抬到板栗坳稱作“新房子”的住處安頓下來。
鑑於史語所與中國營造學社研究人員都已“吃盡當光”，只剩了一個“窮”字，傅斯年意識到非有特殊辦法不足以治療梁思永和同樣處於病中的林徽因的病症。於是，1942年春天，傅向中央研究院代院長朱家驊寫信求助。信曰：
騮先吾兄左右：
茲有一事與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莊。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音女士生了T。 B。 ，臥床二年矣。思永是鬧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氣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們二人萬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盡當光，又逢此等病，其勢不可終日，弟在此看著，實在難過，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對於他們兄弟，似當給些補助，其理如下：
一、梁任公雖曾為國民黨之敵人，然其人於中國新教育及青年之愛國思想上大有影響啟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觀，其人一生未嘗有心做壞事，仍是讀書人，護國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謂功在民國者也。其長子、次子，皆愛國向學之士，與其他之家風不同。國民黨此時應該表示寬大。即如去年蔣先生賻蔡松坡夫人之喪，弟以為甚得事體之正也。二、思成之研究中國建築，並世無匹，營造學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語）。營造學社歷年之成績為日本人羨妒不置，此亦發揚中國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學士，才學至少在謝冰心輩之上。
三、思永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陽發掘，後來完全靠他，今日寫報告亦靠他。忠於其職任，雖在此窮困中，一切先公後私。
總之，二人皆今日難得之賢士，亦皆國際知名之中國學人。今日在此困難中，論其家世，論其個人，政府似皆宜有所體恤也。未知吾兄可否與陳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說明粱任公之後嗣，人品學問，皆中國之第一流人物，國際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贈以二三萬元（此數雖大，然此等病症，所費當不止此也）。國家雖不能承認粱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貢獻，然其在文化上之貢獻有不可沒者，而名人之後，如粱氏兄弟者，亦復少！二人所作皆發揚中國歷史上之文物，亦此時介公所提倡者也。此事弟覺得在體統上不失為正。弟平日向不贊成此等事，今日國家如此，個人如此，為人謀應稍從權。此事看來，弟全是多事，弟於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運上之貢獻有不可沒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處境，恐無外邊幫助要出事，而幫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請兄談及時千萬勿說明是弟起意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專此敬頌道安弟斯年謹上四月十八日弟為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因兄在病中，此寫了同樣信給詠霓，詠霓與任公有故也。弟為人謀，故標準看得松。如何？
弟年又白此信發出11天，未見回音，擔心重慶方面無能為力或深感為難，情急之下，傅斯年召開所務會，想出了一個新的援助辦法，再度寫信於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滿懷摯誠與愛慕之情地歷數梁思永功高過人之處，並請其核准史語所做出的決定。原文如下：
騮先先生院長賜鑑：
企孫、毅侯兩兄梁思永先生病事，茲述其概。十年前，思永於一年過度勞動後生肋膜炎，在協和治愈，但結疤不佳，以後身體遂弱。自前年起，忽生胃病甚重，經二年來，時好時壞。去年胃病稍好，又大工作，自己限期將殷虛報告彼之部分寫完。四個月前，即咳嗽，尚聽不出肺病聲氣。上月醫生大疑其有肺病，送痰往宜實驗，結果是＋＋＋！所聽則左右幾大片。此次肺病來勢驟然，發展迅速，思永自謂是閃擊戰，上週情形頗使人憂慮，近數日稍好。思永之生病，敝所之最大打擊也。茲謹述其狀。
思永雖非本所之組主任，但其moral influence甚大，本所考古組，及中央博物院之少年同志，皆奉之為領袖，濟之對彼，尤深契許。彼學力才質，皆敞所之第一流人，又是自寫報告、編改他人文章之好手，今彼病倒，殷虛報告之進行，一半停止矣。思永尤有一特長，本所同仁多不肯管公家事，或只注意其自己範圍事，弟亦頗覺到敝所有暮氣已深之感。思永身子雖不好，而全是朝氣。其於公家之事，不管則已（亦不好管閒事），如過問，決不偏私而馬虎也。其公道正直及公私之分明，素為同仁所佩。弟數年以來，時思將弟之所長職讓彼繼任，然此事不可不先有準備。抗戰時，弟在京代總幹事，思永在長沙代弟，不特敝所翕然風服，即他所同在長沙者，亦均佩之也（孟和即稱道不置之一人）。以後弟在重慶時，曾有若干次托彼代理，其目的在漸漸養成一種空氣，俾弟一旦離職，彼可繼任耳。彼於代理殊不感興趣，強焉亦可為之。自胃病後，不肯矣。弟此次返所，見其精力甚好，前計又躍於心中，令乃遭此波折，亦弟之大打擊矣。彼如出事，實為敝所不可補救之損失，亦中國考古學界前途之最大打擊也，故此時無論如何，須竭力設法，使其病勢可以挽回。此當荷諸先生所讚許也。查敝所醫務室現存之藥，在兩年中可以收入二萬數千至三萬數千元（如照市價賣去，當可得六七萬，今只是用以治同仁生病之收入，故少）。擬於此收入中規定數千元為思永買其需要之藥之用（本所原備治TB之藥甚少，所備皆瘧、痢等）。此事在報銷上全無困難， 蓋是免費（即少此項收入），而非另支用經費也。此意昨經敝所所務會議討論通過，敬乞賜以考慮，並規定一數目，其數亦不可太少，至為感荷！若慮他人援例，則情形如思永者亦少矣。以成績論，尚有數人，然以其在萬里遷徙中代弟職務論恐濟之外無他人，故無創例之慮也。如何乞考慮賜复，至感！
專此，敬頌日安！
傅斯年謹頌四月二十九日寫完此信，傅斯年思慎半天，覺得意猶未盡，許多具體的操作細節亦未言明，為了達到終極目的，還需作一點補充說明。於是，在昏暗的菜油燈下，傅氏再次展紙，蘸墨揮毫，作瞭如下追述：
騮先吾兄：
此函尚有未盡之意。思永是此時中國青年學人中絕不多得之模範人物，無論如何，應竭力救治，彼在此赤貧，即可賣之物亦無之（同仁多在賣物補助生活中）。此種症至少須萬元以上。此信只是一部分辦法耳。去年弟病，兄交毅侯兄中央醫院費公家報銷，弟初聞愕然，託內子寫信給毅侯兄勿如此辦，內子謂，然則將何處出耶。弟後來感覺，去年之病，謂為因公積勞，非無其理，蓋1月中弟即自覺有毛病，而以各會待開，須自料理，不敢去驗，貽誤至於3月末，遂成不可收拾之勢，故去年受三千元，在兄為格外之體恤，弟亦覺非何等不當之事。思永身體雖原不好，然其過量工作，實其病暴發之主因。報銷既無問題，甚願兄之惠準也！
專此，敬頌痊安！
弟斯年
再白四月二十九日與早年和梁啟超交往並友善的李濟不同，傅斯年與梁家並無深交，他進北大求學以及留學海外再歸國的那段歲月，梁啟超的思想光芒已經暗淡，影響力顯然大不如前，思想不但與時代脫節，且有倒退之嫌，再也沒有當年萬人景仰的盛況了。故當年清華國學研究院主任吳宓奉校長曹雲祥之命聘請梁啟超為導師時，曾發出過“兒時讀《新民叢報》，即於梁任公先生傾佩甚至。梁先生之行事及文章恆大，影響我的思想精神”。又“及宓留學美國，新文化運動起後，宓始對梁先生失望，傷其步趨他人，未能為真正之領袖，然終尊佩梁先生為博大宏通富於熱情之先輩”。傅斯年在給朱家驊的信中也曾明言“弟於任公，本不佩服”。但無論如何，梁任公對社會改良以及“其在文運上之貢獻有不可沒者”。這就是說，梁啟超思想光芒的餘暉還是在吳宓、傅斯年這一代知識分子心中閃耀未絕，只是僅此而已。何況梁啟超晚年竭力反對國民黨的主張，並作為國民黨的敵人，在演講中公開罵過孫中山、蔣介石等人卑鄙下流，無論什麼壞人，只要一入他的黨，立刻變成了很好的好人。握權者向來都是最兇惡陰險齷齪的分子，什麼強盜、小偷、土棍、流氓之類，個個得意，善良之人都變成了俎上魚肉等。如此怨慨與評價，搞得天下輿論洶洶，對國民黨北伐與日後的統治極其不利。尚以士大夫階層和“御史”自居的傅斯年，政治立場一直站在國民黨政府一邊，儘管他數次強調自己擁護政府，不是擁護既得利益集團，但與梁啟超的是非觀念自然有著根本區別。從梁思成與林徽因早期的交往圈子看，傅斯年偶有參與，如徐志摩乘機遇難之事，傅氏就曾與胡適等人一道參與了處理後事的討論，但仍不能說是深交。當年北平以林徽因為主角的著名的“太太客廳”，也少有傅斯年出沒的身影，這一緣由與傅氏本人有一多半時間在南方有關，但徐志摩也並不是全部生活在北方。卻是“太太客廳”最為活躍的座上客。兩相比較，可見傅與梁家交往之深淺。而今傅斯年之所以對思成、思永兄弟加上林徽因不遺餘力地關心幫助，確如傅本人所言“名人之後，如梁氏兄弟者，亦復少！”梁思永來到史語所後，一直作為傅斯年的下級從事工作，其間亦無其他如俞大維、陳寅恪、傅斯年等三人關係轉化成親戚關係的枝節橫生。傅、梁二人之交，如同一條直道的河流在蒼茫大地上毫不喧囂地汩汩流淌，此景也壯觀，其情也綿綿，純粹屬於自然界的正常互動，整個脈絡清澈明媚，沒有半點污濁之氣，真可謂應了古人那句名言——君子之交淡如水。
當然，像這種四處求人，八方聯絡以取得款項的事，也只有傅斯年這樣的“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和“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胡適語）才能做到——否則，僅就梁啟超“曾為國民黨之敵人”這道門檻就難以邁過去。因了傅的性格和在政學兩界放射的巨大能量，在當時或之後，有不少學界和官場中人稱傅斯年為典型的學霸或學閥。
這雖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淫者見淫的事，但也多少反映了時人對傅為人處世的定位。按台灣學者王沉森的說法，在那樣一個時代，要成為“學霸”或“學閥”，也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必須有學術以外的網絡，綿密的政府關係，同時與僅有的一些基金會如中基會及中英庚款委員會，保持密切的關係，而傅斯年正好具備了這樣的條件。 “在政府關係方面，傅與國民黨的組織部長、教育部長朱家驊形同莫逆，而且共同具有在中國建立一個學術社會的理想。他與國民黨內自由派官員關係密切，並最後得到蔣介石的尊重。在基金會方面，朱家驊是中英庚款的負責人，而與傅氏誼兼師友的胡適，則是中基會的負責人。不僅史語所的諸多經費——尤其是安陽發掘的龐大費用，能得到中基會的挹注，傅斯年實際上也常成為廣大學者與政府及基金會間的橋樑。”又說：“在民間資源絕少的年代裡，這是極為關鍵的一種關係。而其來往書信中，與此性質有關者乃極多，尤其抗戰期間，大量知識分子貧病交迫，為知識分子請求各種補助成為他的要務，傅氏成為照顧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王沉森說這段話的時候，曾翻揀史語所保存的《傅斯年檔案》，列舉了幾個事例，其一就是正在雲南大理家鄉進行民間文化調查的史語所研究人員李家瑞，曾致信傅斯年“因生活迫人，為兒女太多所累，無法維持生計，不得已請假一年，暫營商業”，以免餓死。另一個就是為梁思永與林徽因請求補助一事，“梁思成夫人林徽音（因）在一封給傅斯年的信中表示他們感謝得不知說什麼好”。
林徽因這封信在封存、湮沒了幾十年後，被台灣史語所傅斯年檔案整理者王沉森重新發現並公之於眾，由此為傅斯年與梁家的交往又增添了真誠而感人的一筆。信曰：
孟真先生：
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驚，開函拜讀，則感與慚並，半天作奇異感！空言不能陳萬一，雅不欲循俗進謝，但得書不報，意又未安。躊躇了許久仍是臨書木訥，話不知從何說起！
今日里巷之士窮愁疾病，屯蹶顛沛者甚多。因為抗戰生活之一部，獨思成兄弟年來蒙你老兄種種幫忙，營救護理無所不至，一切醫藥未曾欠缺，在你方面固然是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但在我們方面雖感到lucky（幸運），終總愧悚，深覺抗戰中未有貢獻，自身先成朋友及社會上的累贅的可恥。
現在你又以成永兄弟危苦之情上聞介公，叢細之事累及詠霓先生，為擬長文說明工作之優異、侈譽過實，必使動聽，深知老兄苦心，但讀後慚汗滿背矣！
尤其是關於我的地方，一言之譽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飯，始終是一張空頭支票難得兌現。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幾年，偏偏碰上大戰，轉入井臼柴米的陣地，五年大好光陰又失之交臂。近來更膠著於疾病處殘之階段，體衰智困，學問工作恐已無分（份），將來終負今日教勉之意，太難為情了。素來厚惠可以言圖報，惟受同情，則感奮之餘反而緘默，此情想老兄伉儷皆能體諒，匆匆這幾行，自然書不盡意。思永已知此事否？思成平日謙謙怕見人，得電必苦不知所措。希望詠霓先生會將經過略告知之，俾引見訪謝時不至於茫然，此問雙安此信略有殘缺，落款日期已難覓，因而具體時間已不可考。據輾轉得到這封信影印件的梁思莊（梁思成妹）之女吳荔明推測：朱家驊收到傅斯年的求援信後，與翁文灝等人設法作了援救之策，而傅斯年得知確切消息或收到款子後，在轉給梁思成的同時，順便把他給朱家驊信的抄件一併轉來，意在說明緣由。而此時恰逢梁思成外出（最大可能是去重慶辦理公務），信落到林徽因的手中。林看罷自是感激莫名，未等梁思成回李莊，便先行修書一封，表示對傅感謝，同時順便做些謙虛性的解釋，並問及其他事宜，如“思永已知此事否？”等等。
至於傅斯年為梁家兄弟討來多少款子，吳荔明說：“因為當事人都已經謝世，無法妄測，只有耐心等待相關檔案後才能真相大白。但是，林洙舅媽記得二舅曾告訴過她：收條是傅孟真代寫的。……傅斯年為思成、思永兄弟送來的這筆款子，無疑是雪中送炭，二舅媽林徽因和三舅思永，從此生活質量有了改觀。”（按：林徽因去世七年之後，梁思成於1962年與清華建築系女同事林洙結婚。）為了證明傅斯年確實送來了款子，吳荔明還引用梁思成給美國駐華好友費正清的信作補證，梁氏在信中寫道：“你們可能無法相信，我們的家境已經大為改善。每天生活十分正常，我按時上班從不間斷，徽因操持家務也不感到吃力，她說主要是她對事情的看法變了，而且有些小事也讓她感覺不錯，不像過去動不動就惱火。當然，秘密在於我們的經濟情況改善了。而最高興的是，徽因的體重兩個月來增加了八磅半。”
吳荔明的這個推測，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也有令人困惑之處，從梁思成致費氏的信中看，內中並未述及傅斯年送款之事，而後來費正清夫人費慰梅在寫梁思成與林徽因的傳記中，引用這封信之前是這樣說的：“可是，他（梁思成）已不再像從前那樣無憂無慮。他現在成了管理者，一個什麼都得管的'萬事通'，奔波在李莊和陪都之間籌集資金，成天忙於開會和聯繫人等等，而不是從容不迫地專注於他的研究、繪圖和田野調查。”這段記載分析，似乎費慰梅更傾向於梁家生活的改善是梁思成本人奔波的結果。
當然，要徹底推翻吳荔明的論斷是困難的，除了林洙一面之詞外，最能證明梁家得款的證據是林徽因在給傅斯年信中那句話：“希望詠霓先生會將經過略告知之，俾引見訪謝時不至於茫然。”倘若梁家未見成果，何以憑空生出“引見訪謝”之意？
這個謎團湮沒了六十多年後，於21世紀初有了破譯的線索。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得知翁文灝日記有一部分收藏於台灣“國史館”，經與翁的家屬和台灣方面溝通，特派研究員李學通前往查閱核校。李從翁氏1942年的日記中發現瞭如下兩條記載：
9月16日，訪陳布雷，談梁思成、思永事。又談魏道明為駐美大使，美方頗為不滿。 9月28日，接見周象賢、Fitzroy、周茂柏、李允成、黃人傑、張克忠、胡禕同、周國劍（送來蔣贈梁思成、思永貳萬元正，餘即轉李莊傅孟真，託其轉交）。
如果沒有相抵牾的推理，這兩條日記就是梁氏兄弟得款過程和數目多少的鐵證，其操作程序當是朱家驊與時任國民政府經濟部資源委員會主任的翁文灝（詠霓）商談，由翁找蔣介石侍從室一處主任陳布雷，再由陳向蔣呈報，蔣介石以他自己掌控的特別經費贈梁氏兄弟二萬元，以示救濟。 ——這個環節得以破譯，上述三封信便可通解。
有一點必須提及的是，從傅斯年上書到蔣介石贈款的五個月裡，梁家兄弟的生活特別是梁思永的病情一直有惡化的趨勢，必須隨時用藥物控制。而除了史語所有個醫務室和一位被同仁稱為“白開水”的專職醫務人員（南按：據石璋如說，每當同事到醫務室看病，這位老哥就說多喝白開水，於是大家便送了他一個“白開水”的綽號），要從外部購點藥困難重重，傅斯年只好以割腕斷臂的方式打起了內部主意，而這個主意產生的後果，正如8月6日傅斯年給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葉企孫信中所說：“又云弟平日辦此所事，於人情之可以通融者無不竭力，如梁思永兄此次生病，弄得醫務室完全破產”“為思永病費，已受同仁責言”。又，8月14日信：“本所諸君子皆自命為大賢，一有例外，即為常例矣。如思永大病一事，醫費甚多，弟初亦料不到，輿論之不謂弟然也。”
由此可見，為了挽救梁思永的生命，傅斯年以他特有的霸氣加梁山好漢的哥們義氣，把醫務室本來並不厚實的家底，幾乎全部傾注在了梁思永身上，從而出現了史語所同仁不滿和各種輿論滋生，而傅斯年本人也感到進退不得，頗為惱火。事實上，在如此艱苦卓絕、生死茫茫的緊急關頭，因一個人的病情把整個史語所同仁、家眷所依靠的醫務室弄得破產解體，這對全所人員造成的惶恐是顯而易見的，輿論對傅氏的做法不以為然，甚至非議也是一種必然。 ——若不如此，才是不可思議的。看來，即是在別人眼里手眼通天、霸氣沖天、牛氣沖天的“三天”之才傅斯年，面對梁家兄弟這種特殊的情形，也有點力不從心。幸運的是，因有了蔣介石贈送的這筆款子，來回奔波的傅斯年，總算可以抬頭挺胸抹幾把額頭上的汗水，長噓一口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