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冬季上水行船，傅斯年乘坐的輪船行駛緩慢，連續五天的顛簸動盪，總算於1941年12月7日上午到達李莊板栗坳。一進家門，便感到頭暈目眩，全身無力，一量血壓，水銀柱忽忽上躥，竟打破了先前的一切紀錄。面對血壓高症再度加重，只得大把吃藥，迷迷糊糊地昏睡了兩天才稍有好轉。當傅斯年從床上爬起來，晃晃悠悠地走出宅院，站在板栗坳的山頂上，舒展著筋骨。眺望東流不息的滾滾長江，大有“山中方幾日，世上已千年”之感。此時，珍珠港事件已經爆發就在羅斯福總統發表講話的同一天，中國政府對德、意、日三國宣戰！
隨後，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荷蘭、新西蘭、自由法國、波蘭等20多個國家，相繼對德、意、日宣戰。驚心動魂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
隨著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的形成，根據美國總統羅斯福建議，12月22日，蔣介石電令國民黨杜聿明第五軍、甘麗初第六軍、張軫第66軍編組以羅卓英、杜聿明為正副司令官的中國遠征軍，入緬甸配合英軍對日作戰。中國軍隊首次以戰略進攻的姿態走出國門，與同盟國軍隊一起夾擊日軍。
12月23日，蔣介石在重慶官邸召集中、美、英等國軍事代表會議，對太平洋戰局發表了意味深長的演說：“日、美開戰之初，日本不宣而戰，偷襲檀島，使美國遭受不測之重大損失，……我國抗戰，以後如能自強不息，則危險已過大半。往者美國限制日本，不許其南進（南按：東南亞諸國）北進（南按：蘇俄），獨不反對其西進（南按：中國）。而今則日本全力侵華之危機，已不復存在矣！”蔣委員長一席話，令中方人員不禁想起當年最有實力製衡日本的美國，不但隔岸觀火，而且還暗示日軍把戰火燒向積貧積弱、災難連連的中國，以保存他們在東南亞的既得利益。面對日寇步步進逼與中國軍民在長達四年半的時間裡孤軍禦敵，艱苦卓絕的抗戰歲月，在座的軍政大員無不悲感交集，溘然淚下。
國際戰爭局勢明顯向著有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但作為偏隅一地的李莊，卻一如既往，看不出有什麼明顯變化，所有的當地人和“下江人”仍在戰爭威脅與生活極端匱乏的陰影中艱難度日。
在此之前，史語所代所長董作賓已被諸種繁雜的事務搞得疲憊不堪，祈盼傅斯年早日回到李莊主政，從他給傅氏的信中不難看出其迫切之情。 1941年5月21日，董作賓致電傅斯年，詢問“是否提前來李，當代籌備”；8月9日再發一電：“兄寓修成，弟當遷入，為兄守門戶，靜候返所”；8月27日，傅斯年從重慶致信董作賓，表示不日將回歸李莊，並寄來一字據，曰：“茲經凌純聲、芮逸夫、董作賓先生介紹，承張雨蒼先生雅意，願將本宅大禮堂東邊套房二間借與本人居住。本人亦願出資，代為修理倉房五小間，以答厚誼。立此字據，附粘修理倉庫房工料一單，並祈存查。”9月22日，董作賓再度致函傅斯年，告之曰：“兄之房子裝修後大致可用，弟偶工作於此，以示其屋有用……”云云。
董作賓所說的房子，是專門為傅斯年預留的一個叫桂花坳的小地方。此地坐落在一個小山坡上，離板栗坳張家大院隔著幾十米水田，石頭壘起基腳，高出水田許多，視野比較開闊。在這個看上去既獨立又和張家大院整體上連在一起的地方，幾棟房子圍成一個三合院，房前屋後茂林修竹，風景倒也典雅別緻。傅斯年全家入住後，甚感滿意。許多年後，俞大綵記述道：“那是一個水秀山明，風景宜人的世外桃源。我們結廬山半，俯瞰長江……在李莊幾年中，孟真在家時更少，常去重慶，心所焦慮，唯在國家之危急存亡。”
這段敘述，與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及梁再冰、梁從誡等人描繪有很大不同。在梁家人眼裡，這裡是個偏僻荒涼、寂寞的“名副其實的窮鄉僻壤”，除了潮濕、陰冷、簡陋的農舍，就是滿屋子亂竄亂爬的老鼠和臭蟲，可謂“簡直不是人居住的地方”（林徽因語）。而在傅斯年夫妻眼裡，除了環境如“世外桃源”，居住條件也如傅斯年給胡適信中所說：“兩處皆是一片大好房子。”從宏觀的角度看，梁家與傅家住房條件基本相當，甚或在上壩月亮田的梁家還更高一籌，之所以產生天壤之別的分歧，主要取決於各自的心境與面對苦難的生活態度。事實上，傅斯年在來李莊之前和之後，身體、生活條件並不比梁家更好，這一點從俞大綵回憶中可辨得分明：
孟真屢年來，因為公務奔波勞碌，感時憂國，多年的血壓高症暴發，頭昏眩，眼底血管破裂，情形嚴重。不得已，在（重慶）郊區山中，借屋暫居，藉以養病。那時，他奄奄在床，頻臨危境，悲身憂世，心境極壞，看不見他常掛在嘴角的笑容了。
那是一段窮困悲愁的日子。孟真重病在身，幼兒食不果腹。晴時，天空常有成群的敵機，投下無數的炸彈。廊外偶而細雨紛霏，又怕看遠樹含煙，愁雲慘淡，我不敢獨自憑欄。
記得有一次，三五好友，不顧路途遙遠，上山探疾。孟真囑我留客便餐，但廚房中除存半缸米外，只有一把空心菜。我急忙下樓，向水利會韓先生借到一百元，沽餚待客（我與韓君，素不相識，只知他曾在北京大學與孟真同學，但不熟）。那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向人借錢。
事隔一月，我已還清債務，漫不經心地將此事當笑話說與孟真聽。不料他長嘆一聲，苦笑著說：
“這真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了。等我病癒，要拼命寫文章，多賺些稿費，決不讓你再覥顏向人借錢了。我好慚愧！”我很後悔失言，不料一句戲言，竟引起他的感慨萬千，因為他常為國家多難而擔憂，但他於個人生活事，從不措意！
孟真病稍愈，我們即遷李莊。
傅斯年到李莊稍作休整，狂漲的高血壓症慢慢好轉，而大山那邊林徽因的病情卻依然沒有康復的跡象。更為嚴重的是，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史語所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此時已身染重疴，性命堪憂了。
當傅斯年走出板栗坳，滿頭熱汗地來到李莊上壩月亮田營造學社駐地，見到梁思成、林徽因夫妻時，對於林的病情沒有太感意外，聞知梁思永的病況如此之重，則大出意料，驚悚不安。
當史語所在昆明時，梁思永曾抱怨此處的天氣不冷不熱，搞得人一點進取心都沒有，工作情形不佳。四川的天氣有冷有熱，人會精神得多，也就不會呆鈍，所以“當芮逸夫在李莊找到房子後，梁思永很贊成搬家”。按梁思永的想法，或許到了四川就可以提起精神多做一些工作，因而到了李莊之後，儘管路上受了很多苦，但精神很好，跑前忙後不亦樂乎。當史語所大部分人員遷人李莊郊外板栗坳張家大院後，梁思永考慮到山上的環境可能對自己身體不利，便住進了李莊鎮羊街8號羅南陔家一個單獨的小院中。
羅南陔屬於讀書人出身，時任國民黨李莊黨部書記，無論是思想還是眼界都較一般當地土著為高。自梁思永攜妻子李福曼和女兒梁柏有進住之後，雙方的關係越來越融洽。羅家種植了近三百盆蘭花，見梁思永身體比較虛弱，還伴有類似氣管炎的病症，春天來臨時，羅南陔就命家人把幾十盆上等蘭花搬到羊街8號梁家院落，除了便於觀賞，還藉以改善環境，調節空氣。當梁思永在緊張的勞作之餘，於院中望著碧綠的蘭花，嗅著撲鼻的芳香，心中自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悅。時在李莊鎮郊外上壩月亮田的梁思成經常到羊街8號看望弟弟一家，羅南陔與梁思成也漸漸熟悉並成為要好的朋友。當時羅家還開辦了一個“期來農場”，僅菜地就達一百多畝，從開春到秋後，每當新鮮蔬菜下地，羅家總是專門精選兩份，一份送給梁思永，一份送給梁思成一家，以接濟他們艱難的生活。梁家兄弟在李莊近六年，與羅家的這種親情一直保持下來。
梁思永把家安在李莊鎮內，生活較為方便，由於史語所在山上板栗坳辦公，上山下山都需爬五百多級台階，來回異常辛苦，梁思永便採取周一上山在史語所宿舍居住，週六下山回家休息的辦法，在鎮內家中的時間是每週兩夜一天。當時梁思永的身體尚好，工作熱情頗為高漲，“在山上時，忙於工作，不分晝夜。雖然是研究室內的工作，但拼命的程度，不減田野工作的精神”。
自1934年始，由史語所編寫、出版的中國第一部考古專門報告《城子崖》出版之後，學術界好評如潮。受其鼓舞，傅斯年、李濟等開始籌備安陽殷墟發掘報告《小屯》的編寫、出版事宜。 1934年秋，梁思永主持殷墟西北岡發掘時，恰好小屯的發掘由一次至九次告一段落，即著手進行發掘報告編著。受城子崖報告編寫方法的啟發，梁思永擬把自己主持的西北岡工作告一段落後，接下來作室內整理工作，其他人可以主持另外遺址的發掘，這樣田野、室內均可工作。待報告完成，再去作田野工作。如此循環往復，遺址不斷發掘，報告不斷出版，中國的考古事業將出現一個良性發展的盛況。遺憾的是，盧溝橋一聲槍響，驚碎了這個輝煌的夢。抗戰之前，梁思永只寫出了《後岡發掘小記》、《小屯龍山與仰韶》兩篇文章。僅此二文，就引起學術界廣泛矚目和好評，“在當時都認為在中國考古學上是劃時代的貢獻，使中原史前文化的層位予以確定”。
來到李莊的第一個夏天，梁思永精神幹勁一如從前，日間工作之暇，穿著背心短褲打乒乓，以保持健康。與梁思永抱怨的昆明氣候大為不同的是，李莊夏天悶熱，冬天濕冷，稱得上有刺激性。只是這種刺激有些過火過度，晚上不但悶熱流汗，蚊子又結隊來叮，這種氣候對他的身體極為不利。到了第二年初夏，梁思永臥病不起，不但不能再到田野工作，還差點丟了性命。
嘗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當地的氣候是造成梁思永發病的—個原因，但梁氏本身就有沈痾，其病症肇始於殷墟發掘的時代。 1931年春，27歲的梁思永來到殷墟參加史語所考古發掘團工作，由此發現並正確劃分了著名的“後岡三疊層”。 1932年，在一次野外發掘時身患感冒，因田野發掘緊張，生活艱苦，梁思永來回奔波，不能稍離工地，病情未得到及時控制。直至高燒幾日，轉成病情嚴重的烈性肋膜炎，才急忙轉到北平協和醫院住院治療。由於延誤了最佳治療時機，梁思永胸肋部開始大量化膿積水，協和醫生從他的胸腔內連續抽出了四瓶如同啤酒一樣顏色的積水。經加量用藥和多方設法救治，方穩住病情。當時梁思永的妻子李福曼已懷身孕，日夜守在丈夫病床前施以照顧。梁思永這場突如其來的大病，直到1932年底才漸漸好轉，但未能完全康復，且在未來歲月中留下了一個潛在隱患。
1934年，梁思永再度參加安陽殷墟侯家莊南地與同樂寨的田野考古發掘，接著於1935年主持殷墟侯家莊西北岡的發掘。也就在這次發掘中，梁思永與夏鼐兩位在中國考古史上影響深遠的巨擘不期而遇了。對於這次相會的情形，時隔20年，夏鼐回憶道：“我初次跟梁先生做野外工作，是1935年春間在安陽侯家莊西北岡。雖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但留在我腦中的印象仍很鮮明。那次也是我們初次的會面。梁先生那時剛過三十歲，肋膜炎病癒後並不很久。瘦長的身材，蒼白的臉色，顯得身體還沒有完全恢復過來。但是在工地上，他是像生龍活虎一般地工作著。他的那種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他完全忘記了身體的脆弱。白天裡，他騎著自行車在各工地到處奔跑巡視。對於各工地在發掘中所顯露的新現象和產生的新問題，他隨時都加以注意，加以解決。他有時下坑親自動手，有時詳細指點助理員去做。那次的工作地範圍廣達數万平方米，分成五六個區域，但是幾乎隨時到處都有梁先生在那兒。四百多個工人和十幾個助理員，在他的領導之下，井然有序地工作著，像一部靈活的機器一般。晚間在油燈下，他有時和工作隊助理員談談當天發掘中的新發現，有時查閱各人的田野記錄簿，有時看著助理員們剔花骨等，整理當日出土品，有時和他們討論新問題——因之時常深宵還未入睡。”
抗戰爆發後，梁思永與李濟等組織全所同仁攜帶物資由長沙經桂林、越南海防遷往昆明，由於物價飛漲，入不敷出，一同隨梁思永流亡到昆明的妻子李福曼，不得不在街道兩邊擺地攤變賣家中稀有的一點衣物艱難度日。據梁思永的外甥女吳荔明說：當梁思永一家從長沙撤往昆明繞道越南海防時曾稍事停留，5歲的女兒梁柏有在商店看見一個模仿美國當時紅透世界的女童星設計的洋娃娃——秀蘭·鄧波兒，便在櫃檯前轉來轉去不肯離開，軟纏硬泡讓媽媽李福曼買下來。當時生活已極清苦，但梁氏夫婦實在不忍傷孩子的心，一咬牙買了下來。這個洋娃娃在昆明陪伴幼小的梁柏有度過了一段歡樂而難忘的時光，並於戰時的西南之地給予她幼小心靈莫大慰藉。令人不忍追憶的是，1940年冬，當梁思永攜家隨史語所即將遷李莊時，家中生活實在困難，李福曼忍痛把女兒已愛撫了兩年多的洋娃娃——可愛的秀蘭·鄧波兒，以18元的價格賣給了一位富商的女公子。面對這一突如其來的“災變”，年僅7歲的梁柏有大哭不止，在幼小的心靈中留下了久久難忘的傷痛。
來到李莊後，梁思永開始著手撰寫抗戰前殷墟西北岡的發掘報告，並有“一氣呵成”之志。這部報告自南京撤退長沙時即開始撰寫，梁思永一有機會便出示標本，加以整理。在昆明時已將西北岡的全部出土古物都摩挲過一遍，寫下要點，對報告的內容組織也有了大致輪廓，完成似乎指日可待。遺憾的是天不遂人願，未過幾個月，梁思永開始患病。 1941年10月16日，梁思永給正在重慶出差的李濟寫信匯報三組的工作情況，順便談了自己的病況，信中說：
一、技術員張曼西君試用期滿，成績不佳，已於上月底辭去。三組繪圖員一席又虛懸。請兄就便在重慶招考。關於資格，弟意：學歷不必限制；年歲在廿五歲左右或以下，年青一些好；能繪圖兼攝影為上選；繪圖以鋼筆黑墨畫為主（尤著重線條）；須能寫生兼機械畫。三組各報告大致都進行到繪製圖版之階段，此項技術人員之需要甚為急切；如研究所不能供應，工作只好讓實君（按：指繪圖員潘愨）一人慢慢做，何年何月做得完，就無法估計了。三組現積之繪圖工作，非少數人短期內所能完成；這次招考，研究所如能取用二人更好。如用二人，其中至少一個須能兼攝影。
二、西北岡器物之整理，本預定十月底完畢。今因上月廿二日、本月八至十日弟之胃病大發了四次，八日至十日幾不能飲食，下山回家調養，耽誤約半個月，完工之期又展遲至十一月中旬。器物整理完畢之後，即開始繼續報告之編輯。報告中統計製表、編索引等機械工作，擬請研究所指派一專人協助。
信中看出，此時梁思永尚能帶病堅持工作，並為撰寫殷墟西北岡發掘報告之事操勞不息。但隨著冬季來臨，梁思永肺病再度復發，且來勢洶洶，發展迅速，梁氏自稱是“閃擊戰”，極大地威脅到生命。正在這個生死存亡的節骨眼上，傅斯年由重慶趕往李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