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林從海外歸國時，家中已為他們準備了新房，即梁啟超在東四十四條北溝沿胡同的住宅（南按：即今北溝沿胡同23號），但這對新婚的小夫妻在此住了不長時間即赴東北大學任教。當他們從瀋陽回來後，全家搬入地安門內米糧庫2號居住。當時米糧庫胡同一帶住著大批清華、北大的學術界名流，如陳垣、傅斯年住在米糧庫胡同1號，胡適住在4號等。後來，梁、林認為米糧庫胡同住宅過於狹窄，又搬到北總布胡同3號。同米糧庫胡同相比，這是一個頗具特色的四合院，寬敞明亮，安靜適宜，確是難得的佳處。
自搬到北總布胡同3號的四合院，梁、林夫婦所具有的人格與學識魅力，很快吸引了一批當時中國知識界文化精英圍聚而來，如當年在英國狂追林徽因，時已名滿天下的詩人徐志摩；在學界頗具聲望的哲學家金岳霖，另有政治學家張奚若、哲學家鄧叔存、經濟學家陳岱孫、國際政治問題專家錢端升、物理學家周培源、社會學家陶孟和、考古學家李濟、文化領袖胡適、美學家朱光潛、作家沈從文、蕭乾等。這些學者與文化精英常常在星期六下午陸續來到梁家，品茗談天，坐論天下事。每逢朋友相聚，風華絕代、才情橫溢的林徽因，總是思維敏銳，擅長提出和捕捉話題，具有超人的親和力和調動客人情緒的本領，使眾學者談論的話題既有思想深度，又有社會廣度；既有學術理論高度，又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可謂談古論今，皆成學問。隨著時間的推移，梁家的交往圈子影響越來越大，漸成氣候，形成了20世紀30年代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龍，時人稱之為“太太的客廳”。對於這個備受世人矚目，漸成國際俱樂部特色的“客廳”，曾引起過許多知識分子特別是文學青年的心馳神往，如蕭乾、沈從文等小字輩人物，就曾因前來請教而得到林徽因的欣賞和提攜。當然，這個時期和林徽因打交道的不只是像蕭乾這樣的傻小子兼文學青年，一旦承蒙召見受寵若驚，感激涕零。有一些在文學創作上成就赫然者，特別是一些喝過洋墨水的女性，不但不把林氏放在眼裡，還對此做派加以嘲諷挖苦。當年與林徽因過從甚密的作家李健吾對林徽因的為人作過這樣的描述：“絕頂聰明，又是一副赤熱的心腸，口快，性子直，好強，幾乎婦女全把她當做仇敵。”為此，李健吾還加以舉例說明：“我記起她（林徽因）親口講起一個得意的趣事。冰心寫了一篇小說《太太的客廳》諷刺她，因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為中心談論時代應有種種現象和問題。她恰好由山西調查廟宇回到北平，帶了一壇又陳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給冰心吃用。”對於這一趣事，李健吾得出的結論是：林徽因與冰心之間“她們是朋友，同時又是仇敵”。導致這種情形的原因，則是“她（林）缺乏婦女的幽嫻的品德。她對於任何問題（都）惑到興趣，特別是文學和藝術，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長富貴，命運坎坷，修養讓她把熱情藏在裡面，熱情卻是她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辯論——因為她熱愛真理，但是孤獨、寂寞、抑鬱，永遠用詩句表達她的哀愁。”
李健吾提到林的“仇敵”冰心，頗有些令後人耳目一新的感覺。核查歷史，冰心確實寫過一篇諷刺文章，標題是《我們太太的客廳》。此文寫畢於1933年10月17日夜，自9月27日在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連載。
這年的10月，林徽因與梁思成、劉敦楨、莫宗江等人赴山西大同調查研究古建築及雲岡石窟結束，剛剛回到北平。從時間上看，李健吾的記載似有一定的根據，送醋之事當不是虛妄。冰心此為，的確刺痛了林徽因的自尊心。按冰心小說中的描述：“我們的太太是當時社交界的一朵名花，十六七歲時候尤其嫩艷……我們的先生［的照片］自然不能同太太擺在一起，他在客人的眼中，至少是猥瑣，是市俗。誰能看見我們的太太不嘆一口驚慕的氣，誰又能看見我們的先生，不抽一口厭煩的氣？”“我們的太太自己雖是個女性，卻並不喜歡女人。她覺得中國的女人特別的守舊，特別的瑣碎，特別的小方。”又說：在我們太太那“軟艷”的客廳裡，除了玉樹臨風的太太，還有一個被改為英文名字的中國傭人和女兒彬彬，另外則云集著科學家陶先生、哲學教授、文學教授，一個“所謂藝術家”名叫柯露西的美國女人，還有一位“白袷臨風，天然瘦削”的詩人。此詩人“頭髮光溜溜的兩邊平分著，白淨的臉，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態度瀟灑，顧盼含情，是天生的一個'女人的男子”'。
冰心的這篇小說發表後，引起平津乃至全國文化界的高度關注。作品中，無論是“我們的太太”，還是詩人、哲學家、畫家、科學家、外國的風流寡婦，都有一種明顯的虛偽、虛榮與虛幻的“三虛”，以及庸俗、低俗、媚俗等“三俗”，外加“一二”，即二桿子色彩，這“三虛”、“三俗”加“一二”人物的出現，對社會、愛情、對己、對人，都是一股頹廢情調和萎縮的濁流。冰心以溫婉伴著調侃的筆調，對此作了深刻的諷刺與抨擊。金岳霖後來曾說過：這篇小說“也有別的意思，這個別的意思好像是三十年代的中國少奶奶們似乎有一種'不知亡國恨'的毛病”。
當時尚是一名中學生，後來成為蕭乾夫人的翻譯家文潔若在《林徽因印象》一文中說：“我上初中後，有一次大姐拿一本北新書局出版的冰心短篇小說集《冬兒姑娘》給我看，說書裡那篇《我們太太的客廳》的女主人公和詩人是以林徽因和徐志摩為原型寫的。徐志摩因飛機失事而不幸遇難後，家裡更是經常談起他，也提到他和陸小曼之間的風流韻事。”冰心的夫君吳文藻與梁思成同為清華學校1923級畢業生，且二人在清華同一寢室，屬於真正的“同窗”。林徽因與冰心屬福建福州同鄉，其前輩就有接觸，兩對夫妻先後在美國留學，只是歸國後的吳文藻、冰心夫婦服務於燕京大學，梁、林夫婦服務於東北大學和中國營造學社。這期間兩對夫婦至少在美國的綺色佳，也就是當年陳衡哲與任鴻雋外加一個胡適搞三角戀愛的地方相識並有過愉快的交往。只是時間過於短暫，至少在1933年晚秋這篇明顯帶有影射意味的小說完成並發表，林徽因派人送給冰心一醞子山西老醋之後，二人由朋友變為仇敵，以後的歲月再也難以相處了。
1938年之後，林徽因與冰心同在昆明居住了近三年，且早期的住處相隔很近，冰心先後住螺蜂街與維新街，林住巡津街，步行只需十幾分鐘即可相見，但從雙方留下的文字和他人的耳聞口傳中，從未發現二人有交往經歷。倒是圍繞冰心這篇小說與徐志摩之死又滋生了一些是非恩怨，且波及後輩，這可能是冰心與林徽因當時沒有想到的。冰心在小說中所譏諷的那幫學界名流，卻一直作為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的摯友和知音在時間的長河中綿延不絕。而“太太客廳”最忠實的參與者，當是著名的哲學家金岳霖。為此，有人說林徽因之所以成為林徽因，離不開梁思成，缺不了金岳霖，也少不了風流情種徐志摩。此一語，可謂道出這三位優秀男兒對林徽因一生所產生的重要影響與人格塑造。據林徽因的美國女友費慰梅說：“徽因和思成待他如上賓，一見了他們，志摩就迸發出機智和熱情。他樂意把那些氣味相投的朋友介紹給他們……無疑地，徐志摩此時對梁家最大和持久的貢獻是引見了金岳霖——他最摯愛的友人之一、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老金'。”
徐志摩介紹了老金，自己的情感也漸漸轉入另一個女人，這便是一代名媛兼交際花陸小曼。
當林徽因從英國歸來，在與梁思成赴美留學歸國這段時間，徐志摩完成了與髮妻張幼儀離婚，再回國迎娶畢業於美國西點軍校的中國軍官王賡的夫人、京城名媛——陸小曼的感情歷程（陸在徐的迷戀下，與其夫離婚）。對這段曲折變故，梁從誡曾說：“徐志摩的離婚和再娶，成了當時國內文化圈子裡幾乎人人皆知的事。可惜他的再婚生活後來帶給他的痛苦多於歡樂。”事實確如梁從誡所言，徐志摩與陸小曼結婚後，遷往家鄉海寧與南京、上海等地居住。 1931年初，為了照顧新婚不久的陸小曼的生活並陪其開心取樂，徐志摩舍北平同事朋友而跑到上海光華大學與南京中央大學任教。意想不到的是，徐到南方不到一年，就化羽成仙了。
1931年11月19日早8時，徐志摩搭乘中國航空公司“濟南號”郵政飛機由南京北上，他要參加當天晚上林徽因在北平協和小禮堂為外國使者作中國建築藝術的演講會。當飛機抵達濟南南部黨家莊一帶時，忽然大霧瀰漫，難辨航向。飛機師為尋覓準確航線，只得降低飛行高度，不料飛機撞上白馬山（又稱開山），當即墜入山谷，機身起火，機上人員——兩位機師與徐志摩全部遇難。
噩耗傳來，林徽因當場昏倒在地。梁思成、林徽因、張奚若、陳雪屏、錢端升、張慰慈、陶孟和、傅斯年等相聚胡適家中，眾人相對淒惋，張奚若慟哭失聲，林徽因潸然淚下。 22日下午，受北平學界同仁委派的梁思成、張奚若、沈從文等人分別從北平和青島趕到濟南白馬山空難現場，收殮徐志摩的遺骸。梁思成帶去了他與林徼因專門趕製的小花圈以示哀悼。
喪禮結束後，按照林徽因的叮囑，梁思成專門帶回一小塊失事飛機的殘骸。此後的歲月，這塊飛機殘骸一直掛在林徽因臥室的牆壁上，以表達對徐志摩的永久懷念。
徐志摩乘風歸去，與林徼因最為相知相愛的男兒，只有梁思成和老金了。
金岳霖比梁思成大6歲，比林徽因大9歲，在梁、林面前是名副其實的老大哥。自從徐志摩引見後，老金始終是梁家沙龍中最為痴迷的鐵桿客人。梁家與老金之間，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就非尋常人可比。孑然一身、無牽無掛的老金，對林徽因的人品才華贊羨至極，而林對這位金大哥亦十分欽佩敬愛，二者之間的心靈溝通達到了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奇妙境界。徐志摩死後，金與林之間的感情越來越深，最後到了心心相印，難捨難離，火花閃閃，一度到了乾柴烈火加草木灰攪在一起不可收拾的程度。
關於金與林之間的愛情謎團，在林徽因去世後，梁思成曾有所披露。據樑的後續夫人林洙說：“我曾經問起過梁公，金岳霖為林徽因終生不娶的事。梁公笑了笑說：'我們住在總布胡同的時間，老金就住在我們家後院，但另有旁門出入。可能是在1931年，我從寶坻調查回來，徽因見到我哭喪著臉說，她苦惱極了，因為她同時愛上了兩個人，不知怎麼辦才好。她和我談話時一點不像妻子對丈夫談話，卻像個小妹妹在請哥哥拿主意。聽到這事我半天說不出話，一種無法形容的痛苦緊緊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連呼吸都困難。但我感謝徽因，她沒有把我當一個傻丈夫，她對我是坦白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該怎麼辦？我問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還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個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覺得儘管自己在文學藝術各方面有一定的修養，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學家的頭腦，我認為自己不如老金，於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結論告訴徽因。我說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選擇了老金，祝愿他們永遠幸福。我們都哭了。當徽因把我的話告訴老金時，老金的回答是：'看來思成是真正愛你的，我不能去傷害一個真正愛你的人。我應該退出。'從那次談話以後，我再沒有和徽因談過這件事。因為我知道老金是個說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個誠實的人。後來，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我們三個人始終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難題也常去請教老金，甚至連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來'仲裁'，因為他總是那麼理性，把我們因為情緒激動而搞糊塗的問題分析得一清二楚'。”
梁思成進一步解釋說：“林徽因是個很特別的人，她的才華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學、藝術、建築乃至哲學，她都有很深的修養。她能作為一個嚴謹的科學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調查古建築，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語探討英國古典文學或我國新詩創作。她具有哲學家的思維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國有句俗話，'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對我來說是，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認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時很累，因為她的思想太活躍，和她在一起必須和她同樣地反應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從流傳下來的可靠材料看，這三人間的關係真有點像西洋小說裡的故事，這個故事的結局是：金和林一直相愛、相依、相存，但又不能結成夫妻。金終生不娶，以待徽因，只是命運多舛，徽因英年早逝，只留得老金成為一個孤獨的騎士和愛情行旅了。
當慾望之火熄滅之後，金岳霖理智地看待自己所處的位置並理性地掌控著他的處世哲學，許多時候用“打發日子”來形容他長期不成家的寂寞。他在後來著述的文章中，把自己與梁、林三人間的親密關係作了簡單的、純粹外表上的描述，並發揮了對“愛”和“喜歡”這種感情與感覺的分析。按老金的邏輯：“愛與喜歡是兩種不同的感情或感覺。這二者經常是統一的，不統一的時候也不少，就人說可能還非常之多。愛，說的是父母、夫婦、姐妹、兄弟之間比較自然的感情，他們彼此之間也許很喜歡。”而“喜歡，說的是朋友之間的喜悅，它是朋友之間的感情。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間的生活”。看得出，此時的老金已真的把愛藏在心底，與梁、林夫婦以純粹的朋友相互“喜歡”了。
由於老金在日常生活中名士氣或曰書呆子氣太重，在當時的北平學術界流傳著許多令人為之捧腹的故事。因老金只迷戀林徽因一人，平時不太與其他女性來往（南按：只有一個沈性仁是個異數，後有詳述），也不是那種太好熱鬧之人，閒來無事，平時迷戀起養雞和蛐蛐等小動物，想不到這養雞鬥蛐蛐竟鬧出了一件奇事。據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在回憶錄《雜憶趙家》中說：趙家在北平時，有一天，金岳霖忽然給趙元任家打了一個電話，說是家裡出了事，請趙太太趕快過來幫幫忙（南按：楊步偉原在日本學醫，專業是婦產科）。楊步偉認為大概老金那時正跟一位Lilian Taylor小姐做朋友（南按：即從美國跟來的那位金發碧眼的洋女），可能出了什麼男女私情方面的事，跑去一看，原來是金家的一隻老母雞生不出蛋，卡在後窗的半當中，情急之下老金忙請婦科專家楊醫生前來幫忙助產。此舉搞得楊步偉哭笑不得，因而許多年後仍對此事記憶猶深。
除上述所列，還有更令人拍案叫絕者。據金岳霖自己回憶：陶孟和在北平時與老金是好朋友，陶也是介紹金在北平較早吃西餐的引路人。當時陶住在北平的北新橋，電話是東局五十六號，金岳霖平時記得很牢，可有一天給陶孟和打電話，突然發生了意外。老金撥通後，電話那頭的小保姆問“您哪兒？”意思是你是誰。老金一聽，竟一時忘了自己是誰，但又不好意思說自己忘了，即是說，對方也不會相信，一定認為是搞惡作劇，但是老金真的是忘了。憋了半天，急中生智，說：“你甭管我，請陶先生說話就行了。”可那位小保姆仍不依不饒地說：“不行。”老金好言相勸了半天，對方還是說不行。萬般無奈中，老金只好求教於自己顧來的洋車夫王喜，說：“王喜呵，你說我是誰？”王喜聽罷，將頭一搖，有些不耐煩地答道：“你是誰我哪裡知道。”老金著急地說：“你就沒聽見別人說過我是誰？”王喜把頭一扭說：“只聽見人家叫金博士。”一個“金”字才使老金從迷糊中回過神來，急忙答道：“呵，我老金呵！”電話那頭早已掛斷了。
以上故事是說老金的“痴”與“愚”，下兩例則是老金的“直”與“憨”。
留美才子、當年清華研究院主任、外文系教授吳宓與老金友善。一次，吳按捺不住愛情對他的折磨，公然在報紙上發表了自己的情詩，其中有“吳宓苦愛毛彥文，九洲四海共驚聞”之句。眾人聞見，大嘩，認為吳有失師道尊嚴，不成體統，便推舉老金去勸勸吳，希望對方以後多加收斂，不要鋒芒畢露，刺痛了別人，也傷及自身。於是，老金便稀里糊塗地找到吳說：“你的詩如何我們不懂，但是，內容是你的愛情，並涉及毛彥文，這就不是公開發表的事情。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應該在報紙宣傳的。我們天天早晨上廁所，可是，我們並不為此宣傳。”
話音剛落，吳宓勃然大怒，拍著桌子高聲呵斥道：“你休在這里胡言亂語，我的愛情不不是毛彥文！”老金聽罷，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木頭一樣呆呆地站著聽吳罵了半天。後來老金曾自我檢討說：“我把愛情和上廁所說到一塊，雖然都是私事情，確實不倫不類。”
七七盧溝橋事變後，金岳霖與梁家一起離開北平，轉道天津赴長沙。後來，又先後抵達昆明。梁、林繼續經營中國營造學社，老金則任教於西南聯大哲學系，但多數時間仍與梁家住在一起。據當時就讀於西南聯大並聽過老金講課的汪曾祺說：“金先生的樣子有點怪。他常年戴著一頂呢帽，進教室也不脫下。每一學年開始，給新的一班學生上課，他的第一句話總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並不是對你們不尊重，請原諒。'他的眼睛有什麼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陽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簷壓得比較低，腦袋總是微微地仰著。他後來配了一副眼鏡，這副眼鏡一隻的鏡片是白的，一隻是黑的。這就更怪了。後來在美國講學期間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眼鏡也換了，但那微微仰著腦袋的姿態一直還沒有改變。他身材相當高大，經常穿一件煙草黃色的麂皮夾克，天冷了就在裡面圍一條很長的駝色的羊絨圍巾……除了體育教員，教授裡穿夾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個人。他的眼睛即是到美國治了後也還是不大好，走起路來有點深一腳淺一腳。他就這樣穿著黃夾克，微仰著腦袋，深一腳淺一腳地在聯大新校舍的一條土路上走著。”
老金這一頗具特色的鮮明形象，給聽過課和相熟的西南聯大師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作為中文係出身的汪曾祺還回憶道：“金先生是研究哲學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說。從普魯斯特到福爾摩斯，都看。聽說他很愛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有幾個聯大的同學住在金雞巷。沈先生（從文）有時拉一個熟人去給少數愛好文學、寫寫東西的同學講一點什麼。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講的題目是《小說和哲學》。題目是沈先生給他出的。大家以為金先生一定會講出一番大道理。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係。有人問：那麼呢？金先生說：'紅樓夢裡的哲學不是哲學。'他講著講著，忽然停下來：'對不起，我這裡有個小動物。'他把右手伸進後脖領，捉出了一個跳蚤，捏在手指裡看看，甚為得意。”
汪曾祺講的只是生活中幾個逗人的片段，就金岳霖而言，當然還有他生活嚴謹和憂國憂民的一面，否則金岳霖將不再是金岳霖，而成為王岳霖或什麼張岳霖，甚或張學良乃父、東北鬍子出身的軍閥張作霖了。
老金一生所搞的邏緝哲學真正懂得的人不多，但他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則是首屈一指的大師級人物。當時西南聯大文學院一年級就開設邏輯課，聽的人不多，每堂課只有七八個學生，而真正能聽懂且領會其中名堂的也就一二人。對於這門學問的深奧與哲理，與金同在哲學系的馮友蘭曾有過這樣的話：“金先生還有一種天賦的邏輯感。中國有一個諺語：'金錢如糞土，朋友值千金。'金先生說，他在十幾歲的時候，就覺得這個諺語有問題，如果把這兩句話作為前提，得出的邏輯結論應該是'朋友如糞土'。這和這個諺語的本意正相反。”當年在聯大上課的學生做了教師之後，經常把老金例舉的這一事例作為邏輯的輔助知識傳授給自己的學生，只是說得更通俗易懂罷了。如說“錢財如糞土，仁義值千金”這話不合邏輯，既然錢財是糞土，仁義又值錢財（千金），那麼仁義也就等於糞土。邏輯學的一個功用就是訓練人的頭腦，養成縝密思維的習慣，一步步與真理接近。對於這門深奧的學問，外行只能瞧個熱鬧，真正的奧妙是難得一窺的。金岳霖的學問中有很重要的理想主義成分，這個理想或者說夢想，充溢著反中國傳統理念的西方現代主義的新式思維，具有相當的特立獨行色彩。當時在聯大聽老金講邏輯課的幾個學生中，有一個叫殷福生的學生在課堂上比較活躍，似乎頗得老金學說的要領。殷福生（後改名殷海光）曾這樣描述金岳霖對他的影響：“在這樣的氛圍裡，我忽然碰見業師金岳霖先生。真像濃霧裡看見太陽！這對我一輩子在思想上的影響太具決定作用了。他不僅是一位教邏輯和英國經驗論的教授，並且是一位道德感極強烈的知識分子。昆明七年教誨，嚴峻的論斷，以及道德意識的呼喚，現在回想起來實在鑄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透過我的老師，我接觸到西洋文明最厲害的東西——符號邏輯。它日後成了我的利器。論他本人，他是那麼質實、謹嚴、和易、幽默、格調高，從來不拿恭維話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際一點也不含糊。”
1919年生於湖北黃岡迴龍山鎮一個傳教士家庭的殷福生，中學時代迷上了哲學，曾寫信向金岳霖求助，老金給予了無私幫助。晚年的金岳霖寫過幾十篇短小精悍的回憶文章，其中一篇《張東蓀幫助我加入民盟》，明確提到了當年資助殷福生求學的事，並對時任燕京大學哲學系主任張東蓀大為不滿。文中說：“我同張東蓀的關係，一部分是好的，另一部分是不愉快的。先說不愉快的部分。殷福生是當時要學邏輯的青年，寫信給我要學這門學問。我問張東蓀，有什麼青年可以做的事，得點錢過過日子。他說那好辦。我就讓殷福生到北京來了。來了之後，張東蓀說沒有事給殷做。我只好維持殷的生活。多少時候，現在忘了。”
正是得益於金岳霖的資助和言傳身教，殷海光才有了上西南聯大的機會，並從金氏哲學中受益良多。到台灣之後，殷氏憑著一張大嘴和湖北佬的聰明，吸引了一批激進青年圍觀膜拜，一時聲名鵲起，號稱台灣地區20世紀五六十年代最具影響力的學者、政論家、哲學家和邏輯學家，中國現代自由主義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現代青年知識分子的精神導師、飄揚在台島上空的自由主義的一面光輝旗幟等。
或許，正是由於有了這樣一個特立獨行的學生，許多後年，金岳霖的名聲在台灣地區又響亮一時，並成為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神秘人物，留在了知識分子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