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貽琦等人離去不久，一位中年男子又自昆明來到李莊梁家。 ——此人便是被學界朋友們親切呼之為老金的西南聯大教授、哲學家金岳霖。
老金的到來，與梅貽琦一行到梁家有著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不同韻味，他給梁氏夫婦特別是病中林徽因的慰藉，是梅氏等任何其他人所無法比擬的。
出生於湖南長沙的老金，1914年畢業於清華學校，先後留學美國、英國，外加遊學歐洲諸國，時間近十年，所學專業由早期的經濟學轉為許多人看來枯燥無味的哲學。按照當時風行的清華——放洋——清華的人生模式，金岳霖於歐洲歸國後回清華執教，轉了一圈又回到了起點。只是此點非彼“點”，正如許多年後一位叫王洪曦的山東武警教官所說：“不同和不一樣，就是不一樣。”裝了滿肚子洋墨水的老金，已是今非昔比了。自滿清同治年間金岳霖的家鄉出了一位曾文正公，湖南人的雄心壯志就空前膨脹起來。據老金說，他少年讀書時，就跟著學長們齊聲高唱：“學友們，大家起來，唱個歌兒聽，十萬軍人，狠狠狠，好把乾坤整。”另有更狠的，如“中國若是古希臘，湖南定是斯巴達；中國若是德意志，湖南定是普魯士；若謂中國即將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等。這種“舍我其誰”的豪氣、霸氣加蠻氣，貫注於金岳霖的神經與血液中，並決定了他對政治的態度，即“參政意識”和“改變歷史”的意識。
只是由於歐風美雨的的浸湮，又使老金的“參政”與“改變”意識中少了土生土長的蠻霸之氣，增添了現代主義的改良與民主性的因子。 1922年，在英國倫敦大學讀書、時年28歲的金岳霖，受羅素《數學原理》與休謨《人性論》的影響，對知識分子改良社會產生了自己的理想。面對國內蔡元培、胡適、丁文江等自由知識分子大張旗鼓地宣傳鼓吹中國要有“好人政府”，也就是要選拔好人做官，由好人在政府里辦事才能改良社會並使之進步等幼稚的理論與虛幻多於現實的理想，金岳霖卻為知識分子提供了另一條道路和獨特的生活方式。第一，知識分子必須成為“獨立進款”的人。老金說：“我開剃頭店的進款比交通部秘書的進款獨立多了，所以與其做官，不如開剃頭店，與其在部裡拍馬，不如在水果攤子上唱歌。”第二，知識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做官當一種職業來經營。 “若是議定憲法修改關稅的事都是特別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後，依然可以獨立過自己的生活。”第三，知識分子不發財，“如果把發財當做目的，自己變作一個折扣的機器，同時對於沒有意味的人，要極力敷衍”。第四，知識分子能有一個“獨立的環境”，並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當時的金岳霖意識到，這個理想要落實到中國大地，並在知識分子和人民大眾中生根發芽、開花結果，自然需衝破相當的阻力和荊棘遍布的圍網，甚至漆黑的鐵幕，還有一段遙遠的包括流血的路可走。但他堅決地認為，無論遇到多大困難和阻力，中國的路非這樣走下去不可，中國知識分子必須要在這條路上做出典範，“有這種人去監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進步。他們自身本來不是政客，所以不至於被政府利用，他們本來是獨立的，所以能使社會慢慢地就他們的範圍。有這樣一種優秀分子，或一個團體，費幾十年的功夫，監督政府，改造社會，中國的事，或者不至於無望。”
對於老金這一天真、率性、淳樸的禀性和獨特的思想觀念與行事準則，馮友蘭認為“風度很像魏晉大玄學家嵇康”。這個比喻未見得妥帖，但從老金身上，能隱約看到或想像到魏晉人物、號稱“竹林七賢”之一的嵇康的影子。這裡強調的只是一個影子，或者像《晉書·嵇康傳》所言“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的外在風度、風儀和韻味，並不是歷史上真正的嵇康。金岳霖比那個逆歷史潮流而動，不與司馬氏新興政治勢力合作，動不動就抱著琴瑟大彈，年僅40歲就被司馬昭砍了頭的嵇康要聰明、清醒、理智和識時務得多。儘管當年的小金、後來的老金不只一次說過他一生對政治不感興趣，卻又不知不覺地對政治投入了相當的熱情。與當時許多清華、北大出身的歐美派“海歸”一樣，中年與晚年的老金也曾在許多公開場合發表宣言，特別對學生運動和新中國成立後的“思想改造”等運動，更是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和真誠，對新興的政權也是從心底里予以服膺和配合。正因為老金不同於當年的嵇康，且在新政權統治時期一系列出色的政治表現，才有幸活到1984年90歲高齡去世，這樣的際遇在金氏的同輩朋友、同事中算是個罕見的異數，由此可見老金的政治頭腦以及對政治和王道理論活學活用的功夫，並非一般知識分子如陳寅恪、吳宓或葉企孫等人可以比擬的。
飽受歐風美雨的浸淫，思想、生活觀念已相當西化的老金，自重返清華執掌教鞭後，總是西裝革履，打扮入時，加上一米八幾的高個頭，可謂儀表堂堂，極富紳士氣度。在所有關於老金的逸聞趣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他終生未娶。好事者們闡釋的版本相當一致：他一直暗戀著心中的聖女、建築學家、詩人林徽因。據說，老金在英國讀書時，曾得到很多妙齡少女的追捧，其中有一風流俊美、整天高喊著“哈嘍”“OK”的金發女子，還一往情深地追隨老金來到北京同居了一段時期。但自從金岳霖與林徽因相識後，與其同居的那位風流美女，便被老金想方設法打發到美國她老娘家，再也沒有回來。
當那位金發碧眼的美女含淚離去之後，老金在長出一口氣的同時，索性捲起床上那張狗皮褥子，提了鍋碗瓢盆，於1932年搬到北總布胡同3號梁思成、林徽因一家的院子“擇林而居”了（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因與一位男作家重名，憤而改為林徽因。後來書信往來中，仍有稱林徽音者）。後來老金對這段生活有過描述，說：“他們住前院，大院；我住後院，小院。前後院都單門獨戶。三十年代，一些朋友每個星期六有集會，這些集會都是在我的小院裡進行的。因為我是單身漢，我那時吃洋菜。除了請了一個拉東洋車的外，還請了一個西式廚師。'星期六碰頭會'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廚師按我要求的濃度做出來的。除早飯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飯、晚飯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這樣的生活一直維持到七七事變為止。抗戰以後，一有機會，我就住他們家。”又說：“我離開了梁家，就跟掉了魂似的。”
金岳霖與林徽因相識直至相愛，緣於好友徐志摩的引薦，而徐志摩與林徽因的相識則在英國劍橋，即徐志摩詩中不斷吟詠的康河與康橋，著名的“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我輕輕的招手，作別西天的雲彩……”便是《再別康橋》的名句。
梁思成的父親梁啟超與林徽因的父親林長民，在北洋時代分別出任財政總長和司法總長，皆屬顯赫一時的高官大員，又是多年的摯友。因了這一關係，梁思成與林徽因於1919年，也就是著名的“五四運動”爆發的那一年在北京相識。儘管梁、林兩家的前輩頗有結成兒女親家之意，但梁啟超並不想按傳統婚俗行事，來個指腹為婚，或弄個娃娃親之類的團圓媳婦（南按：即童養媳）。他曾明確告訴年僅18歲的梁思成與年僅15歲的林徽因：“儘管兩位父親都讚成這門親事，但最後還是得由你們自己決定。”令梁啟超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年，便有一不知好歹的小子橫衝直撞地鑽入了林徽因的感情世界，並在大洋彼岸生髮了一股狂濤巨瀾。此人就是徐志摩。
1920年，當時在段祺瑞內閣任司法總長的林長民，因受各方政治勢力排擠被迫卸任，旋以中國國際聯盟同志會駐歐代表的身份赴英國考察，心愛的女兒林徽因一同前往。其時林長民44歲，林徽因16歲。就在這年10月，徐志摩告別克拉克大學的同學好友李濟，由美國渡海來到倫敦，入劍橋大學學習。兩個月後，一個偶然機會認識了林家父女。此時徐志摩出洋已三年，在歐風美雨吹拂的花花世界裡，已蛻變為摧花折枝的情場老手。林徽因情竇初開、妙齡含春的音容笑貌，令徐志摩一見驚為天人。慾火難耐中，徐很快施出幾十年走南闖北練就的八卦勾魂術與七步麻醉散，向林徽因發起愛情攻勢。其用情之烈，完全可與水泊梁山一派人物中在孟州道上十字坡開人肉包子店的孫二娘有一拼，只是目的有點不同罷了。在浪急風高的異國他鄉憑空遭遇這樣一個猛漢的情愛襲擊，林徽因惶恐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但林長民是個見過世面且豁然大度之人，對有婦之夫的徐志摩夜裡挑燈看劍式的豪放做派，不但不橫加指責，反而有些曖昧地為其開脫。從當年12月1日林長民給徐志摩的信中，可以看到各自內心情感的波動，林在信中說：“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為答，並無絲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誤解了。”信末附言“徽因問候”。 1921年10月，林徽因隨父回國。仍在英國讀書的徐志摩於1922年3月趕到德國柏林，由中國留學生吳經雄、金岳霖作證，與從國內追隨而來的結髮之妻張幼儀翻雲覆雨地鬧騰了一番後，由金岳霖作為見證人簽字畫押，正式離婚。同年秋，自認為掙脫了鎖鏈的徐志摩匆匆結束學業，由倫敦歸國。在家鄉浙江海寧和上海等地稍事停頓，於12月來到北京。徐之所以匆忙離開歐洲回到國內，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聽到林徽因已許配給梁思成的消息。而回國的目的，除了弄清虛實，還想以自己的實力和練就的情海勾魂術，贏得林氏的芳心，使其拋卻舊構，與自己共結百年之好。然而，徐志摩一到北京，便聽到梁思成與林徽因將要結婚的消息。這個消息如同當頭一棒，令他許多天緩不過勁兒來。
清華出身的梁思成畢業於1923年，亦稱癸亥級，這一級的清華學生曾產生了陳植、顧毓琇、梁實秋、施嘉煬、孫立人、王化成、吳文藻、吳景超等後來聞名於世的人物。梁思成本來在這一年出國留學，結果在1923年5月7日，梁氏騎摩托車帶著弟弟梁思永參加北京學生舉行的“國恥日”紀念活動（1915年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企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的日子），剛出長安街，就被北洋政府交通次長金永炎的汽車撞倒路邊溝中。梁思成血流滿面，當場昏迷。尚清醒的梁思永飛跑回家說：“快去救二哥吧，二哥碰壞了。”等梁家的聽差曹五奔到出事地點把梁思成背回家時，梁思成臉無血色，昏迷不醒，急送協和醫院檢查，梁思成右腿骨折，脊椎受傷。梁思永只是嘴唇被撞裂了一處，流血很多但無大礙。因是當世名人梁啟超的兩位公子被撞傷，媒體藉機大肆炒作，一時產生了許多版本，徐志摩與林徽因也被捲入其中，成為炒作的化工原料，直至許多年後仍有一種較為刺激的說法在流行。這個版本說的是：當時在北京西山養病的林徽因，和“她的追求者們定下了一個賭賽：誰能以最快的速度從城內買到剛上市的蘋果給她，就證明誰對她最忠心耿耿。有目擊者稱曾見到梁思成先生的摩托自西山駛出”，於是在北京街頭髮生了車禍，梁氏被撞翻在地。記述此事的作者援引了一段當年的“本報訊”並附加了一個證據，“本文資料由陳從周先生書面提供。交代一句：陳從周先生為著名建築學家，是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女士的同行，也是著名詩人徐志摩先生的表弟”云云。
無論如何，梁思成被撞傷是一個事實，梁啟超夫人見肇事者金永炎在人前人後仍然牛氣哄哄，拒不前來賠禮道歉，便直奔總統府大鬧了一場，據說還跑到金永炎家中，從放洋油燈的坎子（小窗）伸進手去，把金次長的臉上抓出了幾道血印子的傳聞。
極其不幸的是，這次車禍使梁思成的骨折的左腿沒能接好，左腿比右腿短了約一公分，落下終生殘疾，走起路來有些微跛。更為嚴重的是，樑的脊椎受到了嚴重損傷，影響了他一生的健康。後來不得不穿上一件醫院為此特製的厚重鋼背心，以支撐上身。因了這一特殊情況，梁氏只好推遲一年放洋。
1924年，在梁啟超精心策劃、操作下，梁思成與林徽因同去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許多年後，當梁思成談到自己為何進入建築專業，並成為中國建築史一代宗師時，毫不諱言得益於林徽因的啟示。梁說“當我第一次去拜訪林徽因時，她剛從英國回來，在交談中，她談到以後要學建築。我當時連建築是什麼還不知道，徽因告訴我，那是包括藝術和工程技術為一體的一門學科。因為我喜愛繪畫，所以我也選擇了建築這個專業。”愛屋及烏，梁思成先是被林徽因的個人魅力所吸引，爾後才走上建築這門學術道路。當然，這一抉擇與乃父梁啟超的思想觀念與平時的教導密不可分。頗具學術眼光的梁啟超，出於對世界學術前景的了解和關注，很想讓兒子到國外學習這些在俗世看來極其偏僻的專業，並對這一學科在中國的發展前途充滿期待。梁思成與林徽因結伴抵達美國後，因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係不收女生，林只好人該校美術學院學習，但仍選修建築系的課程。
二人赴美入學剛一個月，梁思成的母親李夫人病逝，梁啟超再三阻止梁思成回國奔喪。第二年，林徽因的父親林長民因參與郭松齡倒戈反對奉系軍閥張作霖的戰爭，不幸被流彈擊中身亡。
梁啟超親自寫信給梁思成，通知這一不幸的消息，並給予林徽因極大的精神安慰。 1927年，林徽因於賓州大學美術學院畢業，旋進耶魯大學戲劇專業學習舞台美術設計，成為中國向西方學習舞台美術的第一位留學生。同年2月，梁思成獲賓大建築系學士學位，後入哈佛大學攻讀並獲建築學碩士學位。根據梁啟超的安排，1928年3月21日，梁思成、林徽因在加拿大溫哥華梁思成的姐姐梁思順家中舉行了婚禮。
1928年8月，梁啟超在國內為梁思成夫婦聯繫好了工作——去瀋陽東北大學創辦建築學系。梁思成擔任教授兼系主任，月薪800元；林徽因擔任教授，月薪400元。 ——這是中國大學最早設立的一個建築學系。此前，梁啟超曾在清華為梁、林夫婦聯繫了教學工作，但後來又改變主意，力主這對小夫妻去瀋陽，理由是：“（東北）那邊建築事業將來有大發展的機會，比溫柔鄉的清華園強多了。但現在總比不上在北京舒服，……我想有志氣的孩子，總應該往吃苦路上走。”對梁啟超的良苦用心，梁思成夫婦深以為然，表示完全聽從父親的指教。東北大學方面要求梁、林盡快到職，而這個時候梁啟超的腎病日趨嚴重，梁、林這一對周身散發著溫熱，正沉浸在甜密幸福中的重量級“海歸”，不得不中斷婚後歐洲的考察和旅行，於這年9月匆匆趕回國內赴東北大學就職。
此時梁啟超已病入膏肓，將不久於人世。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溘然長逝，與前些年去世的李夫人合葬於北京西山腳下。梁、林夫婦專程從瀋陽趕回北平奔喪，並設計了造型簡潔、古樸莊重的墓碑。梁思成沒有想到，自己一生中所設計的第一件建築作品，竟是父親的墓碑。天命人事如此聚合，令人不勝欷歔。
這年8月，林徽因在瀋陽生下了一個女兒。為紀念晚年自號“飲冰室主人”的父親梁啟超，梁、林夫婦給女孩取名再冰。
梁、林夫婦在東北大學如魚得水，工作極其順利，遺憾的是東北地區嚴酷的氣候對林徽因的健康極其不利。第二年，林徽因那原本有些柔弱的身體受到損傷，肺病復發，不得不返回北平赴香山雙清別墅長期療養。 ——瀋陽回返，標誌著林徽因青少年時代的肺病再度開始。自此之後，這種被時人視為像癌症一樣不可治癒的肺病，一直與她形影相隨，糾纏不休，直至把這位才華橫溢的美麗女人拖向死亡的深淵。
由於林徽因身體狀況已不允許她重返瀋陽東北大學工作和生活，梁思成不得不重新考慮以後的生活方向。恰在這時，一個新的機會出現在面前，這便是中國營造學社的聘請。中國營造學社最早設在北平天安門里西廡舊朝房，後屬於中山公園的一部分，是一個民辦學術團體的科研機構，主要從事研究中國古代建築，堪稱中國歷史上第一家建築學研究機構。學社的發起人是朱啟鈐（字桂莘），人稱朱桂老。此大佬1872年生於貴州，民國3年（1914年）10月出任北洋政府內務總長，後又代理過國務總理，1915年奉袁世凱之命修繕皇宮時，對營造學產生了濃厚興趣。 1917年，朱啟鈐在江南圖書館偶然發現了一部湮沒日久、由宋代建築學家李誡（明仲）創作的《營造法式》抄本。此書編成於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鏤版印刷於宋徽宗崇寧二年（1103年）。朱氏看罷驚為秘籍，將此書借出館外兩次出資刊行，很快引起學術界矚目。在一片追捧叫好與鼓譟聲中，朱啟鈐頭腦一熱，索性自籌資金，發起成立了一個專門研究中國古建築工程學的學術團體——中國營造學社。朱氏自任社長，辦公地點就在他的家中，一些國學名家被邀入社成為社員。這時的情形，還是一群對建築感興趣的儒生聚在一起談古論今的沙龍模式，沒有形成什麼氣侯，更沒有什麼科學研究可言。
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夕，東北地區瀰漫著濃重的火藥氣味，駐瀋陽的日本關東軍不斷以演習為名進行挑釁，經常闖入校園橫衝直撞。為強行修建瀋陽——鐵嶺的鐵路，日本人竟把東北大學通往瀋陽城裡的一條大路截斷，樹起路障，上書：“隨意通行者，格殺勿論”等散發著血腥氣味的恐嚇標語。政治形勢日趨緊張，戰爭一觸即發，東大建築系“弦歌”正處在斷亡絕繼之秋。中國營造學社的朱啟鈐探知此消息，託人捎信，希望梁思成夫婦能加入該社工作。此時東北大學校園內已是老鼠動刀——窩裡反了，幾位院長之間的派系鬥爭到了劍拔弩張，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地步。梁思成看不慣日本人的橫行和校內諸位鼠輩們拳腳相向與明槍暗箭的廝殺，加上林徽因身體不適，已不能回東大工作，於是決定離開他親手創建的建築系，一切事務交給當地人童寯料理，回到北平應聘到營造學社擔任法式部主任，林徽因繼之被聘為營造學社校理之職。
當年梁思成夫婦在美國留學時，梁啟超就曾給他寄去過由朱桂鈐重印的《營造法式》，但在當時的學術界，對於中國古建築的科學研究是一塊尚未開拓的荒原，而這部《營造法式》更像一個浸在霧中的謎團，無人辨識真正面目。梁思成作為建築系的學生，對《營造法式》的術語同樣不知所云，遂視為“天書”。這個時候，西方學者對於歐洲古建築，幾乎每一處都作了精確的記錄、測繪，並有深入而透徹的研究。此種情形，對於漸開眼界的梁、林既是一種啟發，又是一種鼓勵，兩位海外學子似乎突然看到了天光乍泄，一下找到了為之奮鬥的目標。梁思成懷著激動之情專門寫信給梁啟超，談了自己日後要寫成一部《中國宮室史》之類書籍的志向。梁啟超接信後大為驚喜，立即回信鼓勵說“這誠然是一件大事”，但還需要多方學習研究，才有可能達到目標。正因為梁思成心目中始終怀揣著《營造法式》這部“天書”的不解之謎，以及乃父所鼓勵支持並值得終生為之奮鬥的一件“大事”的姻緣，才使梁思成最終決定離開東北大學，為實現心中的“大事”轉入民辦的中國營造學社工作。後來梁、林夫婦有了一個兒子，取名梁從誡，有“跟從李誡”，並以此紀念《營造法式》作者、宋代大建築學家李誡之寓意。
梁、林夫婦辭歸北平不久，東北大學建築系的畢業生劉致平、莫宗江、陳明達等人，一起來到北平投奔老師梁思成夫婦，從而成為營造學社的骨幹。未久，曾畢業於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建築科的建築學家劉敦楨，從南京國立中央大學轉赴北平，參加營造學社的工作並出任文獻部主任。自此，梁思成、劉敦楨兩位建築學界的健將，構成了營造學社兩根頂樑柱，並作為發起人朱啟鈐的左膀右臂，對學社的未來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梁思成和林徽因加入中國營造學社，標誌著他們古建築研究學術生涯的開始。這個學社由於梁、林以及劉敦楨等精英的加入和卓有成效的工作，逐漸成為在中國乃至世界享有聲譽的學術組織。自然地，中國營造學社本身也為梁、林等人提供了施展才華、實現抱負的舞台。梁思成後來之所以能成為聞名世界的建築學家、中國古建築史學的開拓者、文物建築和歷史名城保護的先驅，與他在中國營造學社這段生活經歷有極大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