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莊的幾個學術、科研機構人員，除陶孟和之外，按照輩分排列，梅貽琦幾乎是所有人的前輩，尤其清華出身的學子更是如此。聲名赫赫的李濟、梁思成、梁思永、李方桂等皆是梅貽琦的學生。 1889年生於天津的梅貽琦（字月涵），於1908年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南開私立學校第一屆師範班，當時的校長為張伯苓，助教陶孟和，陶算是梅的師輩人物。 1909年，梅貽琦考取了清華學校前身——遊美學務處招收的第一批庚款留學生，直接入美國吳士脫工科大學機電工程係就讀，1914年畢業並獲工學學士學位後回國，1915年到清華學校任教，先後講授數學、英文、物理等課程。據當年就讀於清華學校的李濟回憶說：“我是他（梅貽琦）所授的三角這門課程的學生，那時候所留下來的印象，保存到現在的只有兩點：他是一個很嚴的老師，我卻算不得一個好學生。”梅貽琦生性不愛說話，被弟子們稱為“寡言君子”（Gentleman of few words），若不與其相當熟悉，一般看不到他的言笑。梅氏頎長的身材常配一身青布長衫，臉形如棱角分明的雕塑，風度翩翩，算是那個時代的美男子，曾被來中國訪問的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譽為“中國學者的完美典型”和“中國學者的理想化身”。
梅氏的風度與雅量，早在1909年參加第一批庚款留美學生考試時，就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據梅的同屆同學徐君陶回憶，在發榜那天，考生們都很活躍，考上的喜形於色，沒考上的則面色沮喪。只有瘦高的梅貽琦，始終神色自若，“不慌不忙、不喜不憂地在那裡看榜”，讓人覺察不出他是否考取——而實際上，在參加的全國630名考生當中，他名列第六。
後來李濟赴美留學，所在的美國東部麻省烏斯特城的克拉克大學，與梅貽琦早年所讀的吳士脫工科大學在同一城中，這所大學已有許多中國留學生就讀。
有一次李濟來到這所大學遊玩，便有中國留學生對他說：“梅月涵先生就是從這個工業學校畢業的高才生。”這一情景，給李“留下了一個深的印象”。
當李濟進入清華國學研究院任導師不久，梅貽琦接替張彭春出任清華學校教務長，負責全校的教務兼管研究院事務，開始有機會一展其治學思想與才能。 1928年至1931年，梅貽琦被派赴美國任清華留美學生監督。 1931年冬，受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李書華舉薦，回國擔任清華大學校長，梅以“生斯長斯，吾愛吾廬”的心志表達了自己對清華的愛戀與深厚情誼。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梅貽琦率清華師生遷長沙，再遷昆明。西南聯大成立，梅以常務委員的名義執掌事實上的聯大事務。 1940年，美國吳士脫大學鑑於梅貽琦在清華服務25年成績卓著，而在艱苦的抗日烽火中主持西南聯大嘔心瀝血的高尚人格與不屈精神，特授予他名譽工程學博士學位。此次梅貽琦等人的李莊之行，受到眾位學者的普遍敬仰與尊重則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梅貽琦等三人來到李莊的第二天上午，在董作賓、梁思永、李方桂陪同下，到吳定良等人的工作處如戲樓院、田邊上、新院等地參觀，順便到北大文科研究所青年學子們的宿舍視察，並叮囑準備論文答辯事宜。據梅貽琦日記載：“晚飯為董家備辦，同座有凌純聲、芮逸夫，為第四組研究員，專民族學者。飯後因飲酒稍多，更覺悶熱，汗出如漿，燈下稍坐即先歸房睡下。李（方桂）太太給餘萬金油，令塗額上，蓋餘顯有醉態矣。”
關於飲酒，梅貽琦在學界向以愛喝、能喝但不鬧酒聞名，每遇他人在酒場敬酒，總是來者不拒，極豪爽痛快地一飲而盡，因而落了個“酒風甚好”和“酒聖”的美名。李濟曾專門著文說道：“大家都知道梅先生酒量很高，但他的酒德更高。他在宴會中飲酒總保持著靜穆的態度。我看見他喝醉過，但我沒看見他鬧過酒。這一點在我所見當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與蔡孑民先生才有這種'不及亂'的記錄。”梅貽琦到台灣後一位叫孫觀漢的助手在回憶文章中說得更加真切：“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愛的時候，是吃酒的時候，在許多次的聚會中，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他拒絕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乾杯時那種似苦又喜的面上表情，看到過的人，終身不會忘記。在清華全校師生員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稱第一。”
世間萬物相生相剋，贏得這一連串的“美名”是需要付出代價的。此點，在梅貽琦去世後，其子梅祖彥曾有過論述：“先父在外表上給人印象嚴肅拘謹，非對熟人不苟言笑，實際上他對生活仍是充滿熱情的。例如他喜歡喝酒，酒量很大，這可能是由於當時社交的需要，另外在閒暇時他也常與三五好友品嚐美酒。在日記中他承認自己喝酒太多，也有過自我批評，但似乎沒有什麼改變。”
人云知子莫如父，作為兒子的梅祖彥，看來也是頗知父親生活況味的。從梅貽琦日記看，在許多場合，梅氏都有喝酒過多且在事後自責的記載。就在此次由昆明飛往重慶，與來李莊之前的5月23日，梅貽琦日記載：“（晚）六點餘至國貨銀行清華校友十六七人之飯約，食時因腹中已餓，未得進食即為主人輪流勸酒，連飲廿杯，而酒質似非甚佳，漸覺暈醉矣。原擬飯後與諸君商量募款事，遂亦未得談。十點左右由寶弟等將扶歸來，頗為愧悔。”
這次在李莊板栗坳董作賓家中，梅貽琦雖沒有暢懷豪飲的“壯舉”，也未當場失態，但從記載看，也多少有些悔意。當離開李莊與鄭天挺、羅常培三人結伴赴成都與重慶考察時期，對朋友招待的各色酒水同樣是來者不拒，且仍有不少的醉酒記錄，在不到20天的短短時間內就有三次。請看梅氏自己的記載：
7月25日，6：30至南打金街99號赴鄧敬康、王孟甫飯約，在彼晤佩弦、李幼椿、魏、李秘書長等。酒頗好，為主人及朱、李、宋等強飲約廿杯，微有醉意矣。
9：00回寓，蘇永煊來談清華中學事。留弟齋住寓中，在房中加設一床。
8月4日，3：00王錚如（中行專員）來，陪餘往朝陽城垣訪劉季陶，季陶適病瘧稍痊，勉強起床。
晤其所中劉鴻萬及康某。德章忽滑倒，傷顴骨，頗重。
晚飯為劉太太留住，並由余送信邀鄭、羅及楊夫婦同來。飯時飲大曲，劉太太興致頗好，但飯後即嘔吐上床，羅亦至院中嘔二次。餘初代劉、太太打牌一圈，後牌停，在堂屋坐椅上竟睡去，蓋亦有幾分酒意者。
10：30歸寓時誤著王衣，餘未覺，而王亦因醉先歸去矣。
8月11日，5：30至小可食館，主人為王翰仙、鄭穎孫、戴應觀、鄒樹椿，客為餘等三人：楊仲子、任東伯、張女士。席間飲大曲，酒杯頗大，五杯之後若不自勝矣，臨行竟嘔吐，主人以滑竿送歸，王君伴行，益感不安也。
上述記載，第一次是梅、鄭、羅三人抵達成都之後，邀請者皆梅氏的故舊與學生，西南聯大的朱自清（佩弦）時正休假被邀往成都講學，因而陪坐在側。梅氏一次痛飲二十杯，可見確是酒場中難得的痛快豪爽之人。當年的英雄好漢武松打虎前在插有“三碗不過岡”招旗的酒店裡，也不過喝了十八碗“透瓶香”，到得岡上就不行了，且喝的還是勁道較小的當地自產的老酒，如果不是遭到猛虎驚嚇和涼風一吹，打個激靈醒了過來，可能連人加哨棒都進入老虎肚中。而梅氏連乾二十杯高度白酒，竟能回寓後還與來客談論事務，可見確是海量，假如不幸路上遇到類似景陽岡上的吊睛白額大蟲，完全可以搏上幾個回合，只是身子骨沒有武松硬朗，後果如何就不好說了。
上述記載的第二次，是梅氏一行返重慶途中的內江。第三次是已回到重慶沙坪壩青木關經歷的酒局。以後類似酒局仍然不斷，作為一家名牌大學的校長，酒桌上的應酬自是不可避免，只是身體很難抗得住酒精對健康的腐蝕力。 1945年10月14日，梅貽琦在日記中又記載道：“上午十時清華評議會，會後聚餐，共十一人。……食時飲'羅絲釘'酒甚烈，又連飲過猛，約五六杯后竟醉矣，為人送歸家。以後應力戒，少飲。”兩個星期後的10月28日，又有“上午十時半清華服務社委員會討論結束事項，會後聚餐，為謝諸君努力，飲酒約廿杯。散後大睡……”
據梅祖彥推測：“實際上他（梅貽琦）晚年得的中風病，肯定是和飲酒過多有關。”
梅氏博得的善飲美名，最終還是讓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由此引申出一個生活命題：人的生活習性一旦形成，很難因外力而改變，儘管理智、剛毅堅卓如梅貽琦者，亦不例外，並終因飲酒過度中風倒下。悲夫！
且說梅貽琦在李莊董作賓家中痛飲之後，次日上午，梅、鄭、羅三人到門官田陶孟和的社會科學所訪問。據梅貽琦日記載，這天的天氣是“晴熱，蔚藍天空，片雲絕無，蓋較昨日更熱矣”。
幾人氣喘吁籲趕到社科所，剛在廳堂坐定，外面突然傳來警報聲，梅貽琦問陶孟和：“這裡不斷有警報？”
陶孟和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道：“警報是不斷，不過這裡不夠級別，日本人沒有那麼多炸彈來照顧，有數的炸彈都投到重慶、瀘州、宜賓去了。”正說著，外面傳來了“隆隆”的轟炸聲，梅貽琦等三位客人有些驚惶，所內十幾位青年學者紛紛跑到室外向天空和四周觀看，有幾人回到廳內道：“可能是重慶那邊被炸了，這邊聽到的是爆炸的迴響。”梅貽琦聽了，忍不住微笑起來，心想這年輕人是不是神經有毛病，重慶爆炸在幾百里遠的李莊山坳裡怎能聽得如此清晰？於是在當天的日記明確記載“不信聲音能傳來如此之遠也”。
下午一點半時，警報聲稍歇，所內清華出身的八九人告梅貽琦，要在李莊鎮設宴款待，以表達師生情意。梅氏不好推辭，只得隨之向山下走去。未走多遠，突然又從東方傳來巨烈的轟炸聲，此時陶孟和麵色驟變，立即招呼梅貽琦等奔到山坡下一片樹林中躲避。如此躲躲閃閃，直到下午二點多鐘才到達李莊鎮。只見“街上人甚多，為趕場者，竟都不疏散”，梅貽琦認為如此冒險“實為不妥”。對此種情形，羅常培也感到有些不可思議，但問當地人聽沒聽到轟炸聲，咋不分散躲避時，趕場的鄉民卻若無其事地說：“這是轟炸重慶的迴響。”第二天羅常培一對報紙，發現“所記的空襲時間，果然不錯”。看來梅貽琦此前的估計有誤，相隔幾百里有如此大的迴響，足見重慶被炸之慘烈。
參加李莊宴會者共13人，梅、鄭、羅、董、陶等幾位元老為客，年輕的後學，且清一色清華出身的湯象龍、梁方仲、巫寶三、潘嘉林、嚴中平、林興育、桑恆廉、夏鼐（時屬中博籌備處）八人為主。在異地他鄉，師生相見，自是感慨良多、祝福良多，多少往事湧上心頭，恍於隔世又如在眼前。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侵華意圖已十分明了，國人的危機感越發緊迫。這年10月14日，國民政府任命梅貽琦為清華大學校長。 12月3日，梅貽琦到職，發表了“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著名演講。同時強調大學教育“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才”的辦學至理。對於“九一八”以來的危局，梅貽琦特別提醒師生“中國現在的確是到了緊急關頭，凡是國民一分子，不能不關心的。不過我們要知道救國的方法極多，救國又不是一天的事。我們只要看日本對於圖謀中國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諸位都看過了，你看他們那種處心積慮的處在，就該知道我們救國事業的困難了。我們現在，只要謹記住國家這種危急的情勢，刻刻不忘了救國的重責，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儘自己的力，則若干時期之後，自能達到救國的目的了。我們做教師做學生的，最好最切實的救國方法，就是致力學術，造成有用人才，將來為國家服務。”梅貽琦的良苦用心在這段文字中已表達盡致，但有些思想另類的學生覺得這個表達並不能代表廣大師生及國人的意志，遂不明事理和不知深淺地向校長請願，要求遷校，並有“愛國有心避難無術”的怪論貼到校內牆上，以蠱惑眾志。時華北情形岌岌可危，表面上寧靜，弦歌不絕的清華園，實際上已動盪不安，人心惶惶。履新未久的梅貽琦認為部分學生的此種要求，是懦弱苟安的軟骨症行為，極為痛心失望，遂奮筆疾書，貼出文告，剴切地告誡師生特別是一部分欲偏安江表、苟安圖存者註意：國家的將來依賴青年的努力與作為，“自強不息”是清華的校訓，期勉青年負起時代的神聖責任，不可妄自菲薄。且清華大學是用庚子賠款退還部分成立的，其中含有很沉痛的歷史背景，因此清華學生應對國家更多一份“飲水思源”“自強不息”的責任。梅氏的佈告在清華引起了極大震動，那些蠱惑遷校偏安的另類人士，不得不閉上荒唐怪誕的嘴巴。而梅氏的“這篇文告，對於民國二十年以後的同學播下了優良的種子”。
梅貽琦上任的時候，清華學生絕大多數無黨無派，純粹以求學為唯一目的，對政治鬥爭不感興趣。隨著時間的推移，少數學生開始有了較為堅強的政治理想和信仰，且有社會上或明或暗的政治派別作後盾，如此一來，便引起清華園的騷動。 1935年冬，清華學生姚克廣（依林）、蔣南翔、陸璀、黃誠、吳承明等輩，在中共北方局人員林楓、葉小舟、黃敬等人的暗中鼓動下，以抗日為號召，在北平策動了著名的“一二·九”“一二·一六”學生示威遊行，以及1936年的南下擴大宣傳隊等政治活動。幾次活動使大批愛國心切的學生被捲了進去，國民黨政府對此十分惱火，多次派憲警到校園抓帶頭煽動學潮的學生，卻又很難捉到。
1936年2月29日，正是年終大考的第一天，盤踞平津地區的軍閥、時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的宋哲元，派出軍隊到清華園清查學生共黨分子。宋本是受南京政府的指令行事，並不太情願做此類出力不討好甚至敗壞名聲的事，再加上清華校長梅貽琦等經常與宋見面交談學潮問題及消融解決辦法，宋哲元怀揣複雜的心態命令進入清華園的一個團，可以攜帶槍枝作威嚇工具，但不得動真格的，最好是徒手將“刺頭”的學生擒拿歸案。該團團長得令，率部攜帶未裝子彈的槍支進入校園。有消息靈通者得知這一命令並親眼看到官兵們“溫柔”的表現，認為大兵們很傻、很天真，且有點軟弱可欺。於是乎，聚集而來的學生們在幾名地下黨學生分子的指揮下，一擁而上，將官兵們三拳兩腳打翻在地，繳了槍支，掀翻了運輸的車輛，團長以下的軍官全部被扣留。越聚越多的學生們群情激昂，對官兵們指手畫腳地開起了批鬥會。幾個激進的學生感覺只開會批鬥並不過癮，索性把幾個當官的用繩子捆住吊在樹上。與此同時，一個由師生組織的護校組織應運而生，這個組織儼然以清華園為堡壘，大有長期與憲警對抗之意，只要發現風吹草動，便在園內小丘鐘亭上敲響警鐘，集合同學，以擴大聲勢。不少有識之士預感到如此鬧騰，必將引起更大的衝突甚至禍端。天快黑的時候，校園的氣氛更加緊張，一幫學生關閉了校門，外文系主任陳福田親自在門口與校警把守大門，嚴陣以待，預防不測。天黑之後，突然有一個師數千人荷槍實彈，並附有大刀隊和部分警察、特工隊伍，由西苑浩浩蕩盪地開來，關閉的校門被轟然撞開，守衛的陳福田與數名警衛被闖入官兵一頓槍托拍倒在地，爾後用繩子捆了吊在樹上，表示以牙還牙。大兵們喊著號子，潮水一樣向校園深處襲來，黑暗中只聽見跑步的號子聲，撞擊的槍管聲，沙沙的刺刀摩擦聲，整個校園籠罩在一片恐怖之中。那些白天組織圍攻官兵的“刺頭”們，眼見對方來勢兇猛，知道大禍來臨，腦袋急轉彎，丟下一臉茫然、不知如何應對的學生隊伍，一個個鞋底抹油——溜之乎也。多數學生見平時蠱惑鬧騰得最厲害者逃之夭夭，也在一片大呼小叫中四散奔逃。奉命追捕的官兵在黑夜中四處搜尋，先是到學生宿舍查尋，不見幾個人影，最後在新體育館中找到了近千名“避秦”的同學。官兵們將學生們分開，按照名單上的姓名一一查找、核對地下黨分子和帶頭鬧事者。折騰了大半個晚上，名單上的人一個也沒有抓到，只有二十餘名參與者被官兵帶走。
來勢洶洶的軍警特工們撤走了，校園又恢復了往日的模樣，但有二十餘名學生被捕，生死不知，令人無法平靜。天亮之後，昨晚悄悄溜走的幾個帶頭者不知從什麼地方又冒將出來，重登講台煽動部分學生向校方質問昨晚的名單由誰提供？提供者該當何罪等。議論紛紛中，有人認為名單是教務長潘光旦提供的，便圍聚到辦公樓前堵截潘光旦，欲施以顏色，作為報復性懲罰。
潘光旦早年就讀於清華學校，因跳高傷了一條腿，未得到及時治療成為終生殘疾，成了“獨腿客”，以後走路總是架著拐子，為此很擔心留學問題。 1922年，潘氏清華學業期滿，到了該放洋的時候，他問代理校長嚴鶴齡：“我一條腿能否出洋？”嚴氏不假思索地說：“不太好吧，美國人會想到我們中國人兩條腿的人不夠多，把一條腿的都送來了！”
潘光旦聽罷這個校長暗含譏諷侮辱的混賬話，沮喪不已又無可奈何。有位教美術的美籍女教員司達（F。S。Starr）得知此情，專門找到嚴校長為潘打抱不平：“他不能出洋，誰該出洋！”
經過一番周折，最後潘光旦總算與其他同學一道赴美國留學。潘氏抵美後，先入達特茅斯學院，1924年獲學士學位，同年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主攻心理學，並獲理學碩士學位。 1926年歸國，在上海光華大學、復旦大學等校教書，與聞一多、徐志摩、梁實秋、胡適等創辦《新月》雜誌和新月書店，1934年回母校清華任教授。當宋哲元的官兵進校搜捕學生時，他正擔任教務長。學生們見潘氏拄著拐杖來到校園，立即進行圍攻，幾名“刺頭”上前把他的拐杖奪過扔到地上，潘只好用一條腿邊站邊跳以保持平衡。後面的學生見狀，甚為得意，大呼小叫地興師問罪。潘光旦頭髮凌亂，卻面帶笑容，在地上來回蹦跳。有一個叫林從敏的學生見此情景，於心不忍，與另一名學生方鉅成上前扶住，將拐杖拾起，架著潘氏向大禮堂走去，後面仍有一群學生不依不饒地高聲喊著討伐口號。走至台階，只見梅貽琦身穿一件深灰色長袍，從科學館方向慢步走來。梅停留片刻，大體弄明事情經過，快步來到潘光旦身邊的台階上站定，面帶慍色，表情肅嚴，眼睛瞪著二三百名學生，有半分鐘未發一言，顯然是盡量抑制胸中的憤怒。夾在人叢中高呼喊打的學生見此情形，頓時閉上了嘴巴，其他學生也靜了下來。
只見梅貽琦往台階上移了一格，挺起胸膛，對眾人厲聲說道：“你們要打人，就打我好啦！您們如果認為學校把名單交給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負責。”
現場的學生頓時被梅貽琦的威嚴姿態和堅硬如鐵的話震住，瞪著眼睛相互望望，縮著脖子，悄無聲息地漸漸散去。許多年後，一直在現場架扶潘光旦的林從敏頗為感慨地回憶道：“我們記得某學長戲作打油詩一首，描述校長說話謙遜含蓄情形：'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我們不敢說，可是學校總以為，恐怕彷彿不見得。'但是在推打潘光旦先生這一天梅師堅定果斷，毫不含糊其辭。這是我們第一次見到梅師表現他在'危機'情況下，當機立斷處事的精神。”
圍攻潘光旦的學生們四散而去，此事並沒有就此了結，名單的事可以不再追究，但二十餘名學生的命運不能不加以探詢。當天上午，梅貽琦召集全校學生講話，以沉痛憐愛的口氣告誡道：“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確的判斷和考慮，盲從是可悲的。徒憑血氣之勇，是不能擔當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責任心。昨天早上你們英雄式的演出，將人家派來的官長吊起來。你不講理，人家更可不講理，晚上來勢太大，你們領頭的人不聽學校的勸告，出了事情可以規避，我做校長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著要學生宿舍的名單，我能不給嗎？”
停了一下，又說：“我只好很抱歉地給他一份去年的名單，我告訴他們可能名字和住處不太準確的。”最後，梅貽琦表示負責保釋所有被捕的學生，以維護學校和學術上的獨立。學生們聽罷，深為感動，皆報以熱烈的掌聲。
三日後，被捕的學生全部放回，一場風波就此消解。
梅貽琦“是一個很現實的人，他雖不從事實際政治，但他對政治上的潮流卻認識得很清楚”。這是李濟對梅貽琦的評價，也是梅氏本人真實的寫照。而如今，在李莊街頭這個異鄉餐館裡就坐的，有幾位就是當年參與鬧事的清華學子，當他們從梅貽琦那一直“保持著靜穆的態度”和“不多但能切中要害”的言談中，再次感到了這位“寡言君子”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政治眼光與坦蕩胸懷，從而對母校清華和包括自己在內飽受戰亂之苦的困境有了更多理解。在相互告慰與祝福聲中，酒酣耳熱的梅貽琦又向他的弟子們重複了不久前對清華同仁說過的幾句話：“在這風雨之秋，清華正好像一隻船，漂流在驚濤駭浪之中，有人正趕上駕駛它的責任，此人必不應退卻，必不應畏縮，只有鼓起勇氣，堅忍前進。雖然此時使人有長夜漫漫之感，但我們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風定。到那時，我們把這條船好好開回清華園。到那時，他才能向清華的同仁校友敢告無罪。”
一番話令在座的清華學子熱血沸騰，激情蕩漾，紛紛表示要在這個偏僻小鎮的山坳裡老老實實地待著，不管是平日與牛為伴還是夜晚與狼共舞（南按：此時社會學所的青年學者仍與牛圈為鄰，晚上時常聽到狼嗥，並有狼竄進院內覓食和吃人之事傳出），總要盡心研究學問，唯如此，方可向清華師友敢告無罪，云云。
宴會在情感交織與慷慨激昂的旋律中結束，此次梅貽琦連飲20餘杯未顯醉意，仍精神矍爍，豪氣飛揚。離席後，與鄭、羅二人在陶孟和引領下，步伐輕盈，絲毫沒有拖泥帶水，一如平常地來到李莊鎮內禹王宮同濟大學校本部，拜訪了同大校長周均時，爾後至鎮內羊街六號、八號，分別拜訪了李濟、梁思永等各家，天夕時分方重返郊外板栗坳。幾人剛登上五百級台階，如漿的汗水尚未擦去，年輕的董同龢夫婦就從一個小山包上奔過來，聲言已在家中設了便宴，專等幾位業師到來品嚐。限於戰時李莊的條件，董、王這對小夫妻只能以精心製做的打滷麵來招待恩師。因中午已喝過白酒，晚上食吃滷麵倒覺得特別舒服，為此，梅貽琦等三人很是滿意。
董同龢乃清華出身，夫人王守京出身名門，其父是中國最早留日歸國學生之一，王本人則畢業於西南聯大，梅、鄭、羅三人皆屬是她的師輩人物。董同龢於1936年畢業於清華大學中文系，在校時曾任《清華周報》副刊編輯、清華中國文學會主席，師從著名語言學家王力習音韻學。當時唐《切韻》殘本正引起中國語言學者的注意和重視，董同龢抓住這一機遇進行研究，畢業論文就是《切韻指掌圖的幾個問題》，其文得到了導師與眾多文科教授的高度稱讚。因了這一成就，走出清華校門的董同龢順利考取了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生，先是給趙元任做助手，並不時地向李方桂、羅常培等名師請教。後從事方言調查，跑遍了大半個中國，特別是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收益頗大，引起了語言學界的重視。關於這對夫婦頗為奇特的性格、學識和經歷，石璋如曾有一個簡單的回憶，說的是在昆明時，傅斯年表面看上去威風凜凜，不可一世，同事平時都不愛跟他講話，但是二組（語言組）的董同龢並不怕他，經常與其辯論。傅斯年的身材儼然一龐然大物，體重約一百八十多斤，走起路來像一座小山包在移動。有一次羅家倫笑傅斯年曰：“你這大胖子怎樣能和人打架？”傅頗為自信地答曰：“我以體積乘速度，產生一種偉大的動量，可以壓倒一切。”這便是流傳甚廣的傅氏名言之出處。後來，傅斯年又在南京對他的學生、史語所助理研究員何茲全說：“我就是不怕死。在北大讀書時，在紅樓門口幾十個人打我一個，把我壓在底下，還是傳達室的工友把我拉出，我也不怕。”從前後兩段不同的話語中可見，傅斯年所謂的無往不勝和壓倒一切，也是要有前提條件的，否則就只有被人打趴在地並踏上幾隻腳的份了。同世間萬物皆相生相剋的規律一樣，史語所二組的董同龢同樣生得人高馬大，如黑塔一樣聳立於眾人面前，若以“體積乘速度”，產生的爆發力絕不在傅斯年之下，且董氏風華正茂，血氣方剛，比已現頹象的傅氏更具實力，所以初生牛犢的董氏並不畏懼傅氏這只號稱“壓倒一切”的老虎。 ——當然，二者的比擬並不是真的要拳打腳踢，刺刀見紅，主要體現在平時的學術論戰上。傅斯年雖學問廣博，文史數理皆有精深造詣，號稱練就了前記五百年、後算五百載的妙法神功，但史語所二組有音樂之類專門的學問，且這種學問並不是諸葛亮擺空城計弄的那種吹拉彈唱的小把戲就能蒙得住人的，而是實實在在的“大象無形，大音希聲”式的文化語言藝術，即是諸葛武侯再生，亦不見得盡解其中的玄機奧秘。在這方面，作為專家的董同龢自然要比傅氏懂得更多更精也更廣，故石璋如所親臨的傅斯年每與董同龢辯論場合，“在許多時候辯不過董。有時不知為一個什麼問題，二人就開始抬起槓來，史語所的同仁就聚過來圍觀”。傅斯年眼看自己出現力不能支的頹勢，就以“這個董同龢最愛抬槓”為名宣告敗退。
此時，無論是董同龢本人還是圍觀的史語所同仁，都不可能想到，這一場場看似激烈而傅氏又往住最後敗北的論爭，實際上暗藏著傅的另一種心機。幾年之後，傅斯年在為董作賓撰寫《殷歷譜》的序言中，才將這玄機奧秘拋露出來。傅氏用心之細微和良苦，也才為大家理解和心生敬意，此是後話，暫且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