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史語所連同相關的科研機構之所以選擇李莊，得益於同濟大學的導引。
同濟大學是由一個在上海行醫的德國醫生埃里希·寶隆（Dr。Paulum）創辦，大致經過是：1900年（庚子）爆發義和團運動，導致英、法等八國聯軍攜槍弄炮來華興師問罪，在大清天朝的旨意下，官兵們聯合號稱金鐘罩、鐵布衫、刀槍不入、戰無不勝的義和團成員，與八國聯軍展開激戰，儘管大清方面最終敗績，並落了個賠款求和的悲慘結局，但聯軍方面也有一些傷亡。德國為應付戰時急需，從歐洲本土運來大批醫療設備，並聘請當時在滬極負盛名的埃里希·寶隆醫師協助在上海成立傷兵醫院。及義和團運動結束，大清王朝屈服，聯軍扛著大包小包的戰利品，趾高氣揚地歸國，德國方面鑑於運輸困難，遂把傷兵醫院的全套設備無償贈送給寶隆醫師，以示感謝。面對從天而降的這筆橫財，頗具遠大理想與抱負的寶隆沒有沾沾自喜，或躺在銀子堆上享受，更沒有把設備五馬分屍變成殘品零件賣掉，背著滿佈袋的大洋回家蓋房起屋，再娶幾房姨太太摟在懷裡暗自享樂。而是以這批設備為基礎，另外捐了一筆錢，在上海公共租界白克路創辦了同濟德文醫學堂。這個醫學堂的創立，竟孕育了一個全新的同濟大學，同時也搭起了一座戰前戰後唯一溝通中國與德國文化的橋樑。 1917年，借歐戰德國戰敗之機，同濟醫學堂被中國政府接收，遷入上海江灣新址，1927年易名為國立同濟大學。抗戰爆發前，同濟大學已是一所具有醫、工、理三個學院，在國內外頗負盛名的綜合性德文大學了。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同濟大學在上海江灣的校舍遭到日軍首輪砲擊，頃刻夷為平地。同濟師生於驚恐慌亂中冒著敵人的槍林彈雨倉皇逃離，先是流亡到浙江金華，旋因杭州吃緊，退至江西贛縣，隨著戰爭局勢不斷惡化，再度遷往廣西八步，到達後，尚未安頓下來，又因廣東戰事吃緊，桂境時受敵機侵擾，於1938年12月再一次遷往昆明。翌年2月，全體師生抵昆，開始在城中的臨江里、武成路、富春街等十幾個狹窄混亂的街區租賃房屋開課。 1940年7月，由於日軍對昆明城轟炸日漸加劇，同濟大學高職機械科的學生項瑞榮不幸在一次日軍空襲中被炸彈炸死，噩耗傳出，全校師生悲愴不已。眼看局勢持續惡化，根據全校師生的意願和國民政府教育部指令，同濟大學高層決定離昆遷川，並向川南敘府（今宜賓）中元造紙廠廠長、同濟大學校友錢子寧拍發電報求援，請他在宜賓與瀘州一帶尋找一個落腳之地。
錢子寧接到電報，得知母校師生正處於敵人炸彈的死亡威脅與精神煎熬中，不敢大意，立即奔波忙碌起來。此時，小小的川南宜賓城已是人滿為患，從上海、武漢、長沙一帶內遷的人員如過江之鯽，幾乎到了難以插足的地步，同濟大學人多勢眾，根本不可能再安插進來。通過朋友探尋，下游的瀘州比宜賓的情況更為糟糕，幾乎無立錐之地。於是，同濟大學的命運就只有維繫在宜賓與瀘州之間這個狹小的沿江一線。所幸的是，錢子寧偶然聽說在這一線之間的南溪縣與江安縣尚有利用的空間，於是火速派得力干將前去打探聯繫。事有意外，江安縣已有國立劇專的師生捷足先登，無力他顧，只有南溪縣還有條件和能力安置。但當地官僚和士紳卻不肯援手相助，其公開的理由是“小廟供不起大菩薩”，如此多的“下江人”呼啦一下擁到這個江邊小城，會給當地社會造成動盪，治安無法保證，傳統的社會風俗將變質、變壞云云。真正的想法是當地官僚們不樂意多事，只想如何多撈錢，少費勁，清靜安閒地享受各自的悠閒生活。一些當地士紳和社會賢達，深怕“下江人”到來後，哄抬物價，大米小菜都跟著抬成了天價，使他們的生活陷於困頓，予以拒絕。正當錢子寧派去的人灰頭土臉從各衙門裡走出，身心疲憊與無望地在南溪縣城一家飯館借酒消愁時，一個新的機緣來臨了。只見酒館走進兩個五十多歲的中年漢子，雙方一照面，當即打起了招呼。來者是南溪縣李莊鎮有名的士紳羅伯希與王雲伯，雙方早有交情，如今在此偶遇，格外親切。稍事寒暄，幾人便坐在一桌推杯換盞喝將起來，席間少不了談到同濟大學欲遷川避難，而南溪縣官僚士紳拒不接納的情形。羅伯希聽罷，頗為義憤，藉著幾分酒勁隨口說道：“這國難當頭，怎有能接而不接的道理，這幫官老爺和那幫閒雜碎們也太不顧大體，識大局了。”言畢，把頭突然轉向身旁的王雲伯：“我說云伯，他們不要，咱來接待咋樣，別看咱這個李莊鎮不大，可是有九宮十八廟和大片莊園嗬，我估摸著安置這夥'下江人'沒得多大問題。”
雲伯聽了，會意地點點頭，附和道：“應該沒得啥子問題，不過要回去商量一下才好。”“那是，是要回去商量，我們倆力爭把這件事促成，也好給南溪那些官老爺和閒雜碎們一點顏色瞧瞧，讓他們沒得臉面！”羅伯希像是對王雲伯，又像是故意說給對方。
這羅伯希可不是因為酒喝高了胡言亂語，也不是故意吹牛擺什麼長短龍門陣。此人乃是見過大世面且辦事嚴謹的人物，早年出身行武，曾做過川軍將領劉云輝的副官，並在成都川軍二十六集團軍辦事處當過少將參議，後因不滿軍閥之間的相互殘殺與爭鬥，解甲歸田，回李莊老家棲居。因其特有的政治背景，在李莊甚至南溪這塊地盤上，算是個叫得呱呱響的人物。錢子寧幾位手下在走投無路，垂頭喪氣之際，眼前突然出現了一個柳暗花明的李莊，大感意外，從心中透出了感激之情。待酒足飯飽，羅伯希邀請對方同自己順道去李莊做一番實際考察，與當地官員、士紳們商量後，再做裁奪。如此這般，歷史在不經意間施以惠顧，注定了同濟大學遷川並與李莊古鎮結緣的宿命。
幾個人到達李莊，羅伯希找了個上歲數的當地土著，帶領對方圍著鎮內鎮外轉了起來。他與王雲伯則很快找到了一位重量級人物——時任國民黨李莊區黨部書記的羅南陔說明一切。羅南陔本是讀書人出身，對知識分子比較尊重，當即表示可以考慮，並派人把李莊的張官週、張訪琴、楊君慧、宛玉亭、范伯楷、楊明武、李清泉、鄧雲陔等權勢人物及士紳名流、巨賈富豪，請到自己在李莊鎮羊街8號家中廳堂，共同商議。
此前，為躲避敵機轟炸，省立宜賓師範學校與宜賓中學等兩所學校已遷往李莊鎮，分別住在張家老宅大房子和李莊下壩。因有了接待外來人員的經驗，再接待一個同濟大學就不顯得突兀。經過幾個時辰反復權衡、議論，與會者最終達成共識：如果同濟大學有意遷居李莊，大家將竭盡全力為其安置。眾鄉紳如此痛快地答應，其中自有緣由。許多年後，羅南陔的兒子、南溪縣政協委員羅萼芬回憶說：“除了羅南陔等人對知識分子同情和尊重外，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歷史原因，那就是，南溪縣城位居長江以北，李莊位居長江以南，南北兩地的官僚與民眾長期互不服氣，隔閡日深，一度視同仇寇。此時的李莊官僚與士紳富賈，大有'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的意氣用事之味。也就是說，既然南溪縣官僚與士紳不予接納，李莊就要攬過來，這個道理同羅伯希在南溪酒館裡所表現的心理是相同的。”歷史正是由於眾多的複雜因素而使奔流的長河不斷地拐彎，想不到這一拐，同濟大學竟拐到了李莊。
既然李莊方面已表同意，與羅伯希一道來考察的幾人轉了一圈後，也頗感滿意，於是抖起精神乘船趕往宜賓向錢子寧作了匯報。錢子寧一聽，既驚喜又躊躇，儘管李莊有情，但畢竟是個鄉鎮，不知同濟方面是否有意，於是決定親自乘船前來看個究竟。當他來到李莊鎮，對當地的山川形勢、民風民俗，特別是九宮十八廟及周邊幾個大型山莊作了一番考察後，心中懸著的石頭怦然落地，在沒有更好的地方可接納的情況下，此處未嘗不是一個避難讀書的安居之所。
錢子寧與當地官僚、士紳就相關情況作了進一步洽談，李莊方面為表誠意，羅南陔當場起草了一份“同大遷川，李莊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給。”的十六字電文，由錢子寧帶到宜賓發往昆明的同濟大學。隨後，又寫了幾份函件，從歷史、地理、交通、物產、民俗等等方面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分由錢子寧致同濟大學與重慶國民政府教育部等機關。在昆明的同濟大學得到電報，頗為歡喜，新任校長周均時立即派出理學院院長王葆仁、事務主任周召南赴李莊考察並籌備遷移事宜。正在重慶的傅斯年通過教育部得此消息，即刻發電通知在昆明龍頭村的史語所民族學組副研究員芮逸夫，令其隨王、週二人共同前往李莊考察。於是，一個注定在中國文化史上留下深刻標記的新的文化中心，在山河破碎的西南一隅悄然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