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王德威邀我參加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的“台灣現代華語文學”（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from TaiWan）英譯計劃，由他、馬悅然和我組成編輯委員會，計劃資助者是台灣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這是我今生最後一次意外的驚喜，一個完成心願的良機。這個合作在文化意義之外，尚有一層層的公私緣份。
王德威在一九七六年畢業於台大外文係後"到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修得比較文學博士，一九八七年已在哈佛大學東亞系任教，蘭熙和我邀他作筆會英文季刊的顧問。他經常回台灣省親，參加文學會議，對台灣文學的論評幅度相當深廣，也有相當影響。
一九九0年他轉往哥倫比亞大學任丁龍講座，且獲聘為哥大出版社諮詢委員，並受委託推行蔣氏基金會推動的台灣文學英譯計劃。他邀我合作至今，目前出版作品有三十本。即將出版的尚有張貴興《猴杯》、朱天心、駱以軍《月球姓氏》、蔡素芬《鹽田兒女》、吳繼文《天河撩亂》等。以下列出由我和王德威主編出版的作品：
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
鄭清文《三腳馬》
朱天文
蕭麗紅
張大春《野孩子》
奚密、馬悅然主編《台灣現代詩選》
李喬
黃春明
張系國《城三部曲》
李永平《吉陵春秋》
施叔青
陶忘機主編《原住民文學》
齊邦媛、王德威編《最後的黃埔》
平路《行道天涯》
吳濁流《亞細亞孤兒》
一九八九年，王德威回台安葬父親，葬禮後不久，我家世交梁肅戎先生問我：
“你知道他是王鏡仁先生的兒子嗎？”我聽了驚愕良久，真是悲欣百感交集。當時我父親剛逝世兩年，他生前一切，我記憶猶新。他來到台灣後已一無所有，肯幫助他保住《時與潮》一線香火的都是雪中送炭的朋友，讓我終身感激。
王鏡仁先生在日軍盤據東北期間，任吉林長嶺縣教育局長，暗中參加抗日地下工作，支持由我父親負責的革命活動，充滿了愛國心和正義感。誰知抗日戰爭勝利後，國際和國內政策失誤，東北首先落入中共之手，輾轉萬里，孤身來到台灣，家國俱失，何等悲槍!來台初期，由革命同志石堅先生推薦，加入在台復刊的《時與潮》社，擔任撰述編輯，後亦曾負責社務。一九五0年代後期至七0年代，義助我父親維持周刊發行十餘年，不僅不支薪水，且隨時因鼓吹政治思想自由，面臨政治不正確的牢獄之災。曾經是抗戰八年重慶最有份量的國際政治評論的《時與潮》雜誌，經常瀕於倒閉邊緣，被數度勒令停刊，但期滿又出刊，屢僕屢起。最後一次出版一百五十三期，竟得官方一百五十二個警告，終至休刊!那十多年間，在台北由許昌街至遷至錦西街租來的斗室中，不顧外面的風雨飄搖，分享難以實現的文人理想與抱負，需要多大的勇氣!鏡仁叔的道義與風骨令我感激欽佩。他們老兄弟若能在天上重聚，當會欣慰看到德威與我接續兩代的文字緣。
十年間我們用紙筆通信。在進步到傳真機的時候，第一封傳給德威的信，是一九九八年農曆除夕寫的:“寒流正一波波襲來，窗外鞭炮聲也比往年少些，據云不景氣，凡事蕭條……。”此信係為李喬英譯出版而寫。當時哥倫比亞大學請一位審稿人，認為對世界文學研究很有價值，但對一般英語讀者或許“不甚有趣”。我說，若有價值，就值得這個計劃出版，從《玫瑰玫瑰我愛你》和的角度，和《亞細亞孤兒》等，當然“無趣”，但是今年英、美兩大獎得主，阿蘭達蒂。洛伊《微物之神》和查爾斯。佛雷澤《冷山》 也不甚有趣。就台灣文學的發展來說，、《三腳馬》和這些長篇是我們所愛的。後來我在一個國際研討會場發言時提到此點，有一位美國學者回應:“你說，dear to us，但是世界上有許多不同的'我們'啊！”
十年後重讀當年信件，想到德威與我為選書、譯稿、出版的種種奮鬥，真可說是一種革命情懷。德威的母親姜允中女士，早年在瀋陽加人當地的道德會，以婦女識字班、技藝班、幼兒園等社會服務為終身事業。當年的道德會，有宗教的胸懷而無宗教的形式，也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以最貼近民情的素樸方式，在閉塞的北國家鄉，幫助了無數的婦女走出愚昧悲慘的命運，從東北到台灣，始終在辦這些事業。德威一九五四年出生在台北，由一個“找一個角落坐下就可以讀書”的童子長大，成為真正的學者，也極為樂於助人，不僅是與生俱來的血脈繼承，也是與生俱來的人生態度。我們對台灣文學的共同態度是奉獻，是感情，是在“你愛不愛台灣”成為政治口號之前。很幸運的是，哥倫比亞大學存在一天，出版社即能永續經營，我們的這套書亦能長存。後世子孫海外讀此，對根源之地或可有真實的認識，德威與我這些年的努力也該有些永恆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