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五月初的一天早晨，蘭熙家人打電話給我，問我能不能立刻去她家一趟？我到她家書房，看到她雙手環抱打字機，頭俯在打字機上哭泣。她抬頭對我說:“邦媛!我翻不出這首詩，季刊下一期要用，我怎麼辦？”那是白靈的短詩。過去整整二十年間，季刊大約英譯二百多首台灣新詩，幾乎一半是她快快樂樂的譯作，如今蘭熙出現失憶現象。當時無可奈何，以承受好友陣前託孤的心情，我接下筆會英文季刊的編務。
以前只知道蘭熙經常用殷之浩先生支票付款，我接編後，殷先生病中，尚主動送五十萬元至季刊，宣揚文學成就。政治和文化政治刊物，有新聞局、外交部每期買數百本贈送友邦，書款便是我們全部的收入。文建會有一位頗為“同情”的專員私下指點我們，可以“文化遺產專欄”計劃前往申請補助，所以我請曾上過我台大“高級英文”班的藝術史組的學生顏娟英和陳芳妹，輪流為季刊每期寫一篇英文論文。顏娟英在哈佛得學位，回國任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由“唐代佛教之美”寫起;陳芳妹在倫敦大學得學位，回國任故宮博物院研究員，由“家國垂器——商周貴族的青銅藝術”開端，一直寫了十年，助季刊得到文建會補助印刷費。
最艱困時。好友文月代為申請得到她的父親“林伯奏先生基金會”補助部份稿費等。有兩次助理月薪發不出來，隱地私人捐助度過難關。筆會有一個堂皇的理事會，定期開會而已，對於我實際的困境，只說“能者多勞吧…”聚餐結束各自回到舒適的本職。我滿七十歲的時候，實在身心俱疲，請理事會務必找人接替，他們嘻嘻哈哈地說:“你做得很好呀，人生七十才開始啊。”說完了又散會了。
我在筆會季刊快樂地建立了一支穩健的英譯者團隊，我們稱為"the team"。最早的一位是康士林（Nicholaskoss），他在一九八一年初到輔仁大學英文系任教時，遠在台大兼課的談德義介紹給蘭熙和我。康教授是天主教聖本篤會的修士，印第安納大學比校文學博士，專修比較小說、西方文學中的中國、宗教與文學、華裔美籍作家作品研究、中英翻譯小說。我接任主編後，他是我最可靠的譯者與定稿潤飾者，我所寫的每期編者的話都請他過目。日後我經手在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編譯的書裡書外，他也都是我第一位讀者（英文，reader，亦有“校閱”之意）。近二十多年間，我們小自字斟句酌談譯文，大至讀書、生活，一見面就談不完。他知道我多年來以珍·奧斯汀作床頭書，身心得以舒適，每到英美旅行、開會，常給我帶回各種版本、錄音、錄像帶。二000年我讀到柯慈的新作《屈辱》，大為此書創意所吸引，堅持他抽空讀一遍，我們可以好好討論一番。擁有真正的比較文學的文友，實在難得!
因為他在宗教的獻身精神，對人有由衷的同情。蘭熙初病之時。有一次我們數人在約好的餐廳久候她不至，他沿著逸仙路那條巷子挨家找去，果然在另一家餐廳找到她。我搬至“最後的書房”後，他經常由新莊到桃園來看望，邀同行友人如李達三、高天恩等來談談中外文壇近況相當年樂事，中英並用，令我重溫當年一筆在手，推敲兩種文字之間的房門，頓忘山中歲月之隔絕。一九九0年代初期加入我們隊伍的鮑端磊也是輔大英文系教授，他多年來且在台灣最老的英文報《中國郵報》寫專欄，最愛詩意強的作為，至今仍是我們最好的伙伴。
輔仁大學另一位加人我英譯團隊的是歐陽瑋。他擔任輔仁外語學院院長時，與康教授熱忱推動的翻譯研究所，一度遭教育部擱置，蘭熙與我曾到高等教育司陳情，力言翻譯人才學術培育之重要。終得通過。該所第一、二兩屆的畢業生皆極優秀，如吳敏嘉、湯麗明、鄭永康、杜南馨皆為筆會季刊英譯散文、小說與藝術家評介逾十餘年，我們看到了培育的花果，滿是欣慰。其中吳敏嘉是我台大的學生，英譯蕭麗紅，杜南馨英譯平路《行道天涯》，更於二000年和二00六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當然，她們的才能並不是只由研究所的教導，還因為隨外交官父母在國外長大，受完英文中學的教育，有很好的譯成語言訓練。回到台灣上大學外文系，兼修中國文學課程，最重要的是不僅愛文學，而且達到了精當的文字水平。
台大外文系在比校文學方面確實有一段黃金歲月，自一九八0年代後期，年輕
的一代，如宋美瑋、張漢良、彭鏡禧、高天恩，受邀參加筆會，開始與我們出去“跑天下”，寫主題論文，開國際年會，協助並接續後來筆會季刊的編務。更年輕的後繼者，則有鄭秀瑕、史嘉琳，以及現任總編輯梁欣榮。一群文學夥伴凝聚“我們台灣文學很重要”的共識，並在不斷延攬人才的過程中，結交了許多海內外英譯高手，如葛浩文、閔福德、馬悅然、奚密：尤其是陶忘機，以二十餘歲之齡為季刊譯詩，自一九八三年至今已翻譯數百首台灣最好的新詩。
起初接主編的時候，我常望著編輯桌旁架子上那一排排季刊，它們和市面上一般雜誌很不同，沒有一張廣告，沒有任何裝飾，多麼像是一本本的書啊!我要給它們書的內容、書的精神和書的永久性，而不只是與筆友定期對談。說些近日的收成。我要給每一本季刊一個主題，由不同的角度去呈現，讓它可以獨立存在。
第一個來到我心上的主題，是半世紀以來台灣出版量很大的“軍中文學”。有時被整體稱為“鄉愁文學”。實際的原因是一九四九年前後，來台的外省人大多數與軍隊有關。中國軍中一直有儒將的文化傳統，來台之後，有些人退役去辦報或雜誌，有人去教書;年輕投入文學寫作的成功詩人有紀弦、覃子豪、商禽、洛夫、痛弦等，他們最早的作品經常以鄉愁為題材，很多是有血有淚的好文章，不能用後來的政治觀點一概貶為“反共八股”。
在眷村長大的第二代，受了很好的教育，思想有寬廣的視野，有才華的更汲取了世界文學各種技巧。台灣經濟繁榮之後，《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創立了一年一度的文學獎，猶如旺火加柴，鼓勵了許多第二代作家，愛亞、孫瑋芒、朱天文、朱天心、張大春、蕭楓、蘇偉貞、袁瓊瓊和張啟疆等，我經常邀為決審委員，或擔任頒獎者說些勉勵的話。我不僅是他們最早作品的最早讀者，也得以看到一九八0年後整體的發展。一九九0年，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召開“台灣現代文學國際研討會”，我所發表的論文即以“眷村文學”為名，分析“鄉愁的繼承與捨棄”。七年後，再度發表《鄉、愁俱逝的眷村——由張啟疆往前看》：又於香港中文大學宣讀《二度漂流的文學》，以及連續在筆會季刊出版三期相關主題的英譯小說、詩、散文，均專注且廣泛地研究台灣文學這一面的深層意義。二00三年我與王德威主編《最後的黃埔老兵與離散的故事》，英文版書名The Last of the Whampoa Bread，中英文版各一冊，算是作個總結，也了卻我自己一個心願。
另一些我在大量閱讀後編選的主題有:“現代女性處境”、“書”、“你是
誰?——不同人生”、“台灣科幻小說”、“自然之美與情”、“童年”、“親情”、“鄉土變遷的記憶”等。每一期的原作都很精采，編譯成集，值得讀後思考。
我記得一九九四年春季號是因為讀到韓秀《折射》中一篇《你是誰》而深受感
動，這篇作品敘述她的身世——美軍父親和中國母親的女孩在大陸文革中流放新疆的折磨故事。我另外找來台灣詩人蘇紹連《蘇諾的一生》和美國生長的華裔青年的故事《浮世》。合成一集，探討那一代的青年，因政治的環境不同而面臨如此不同的人生情境。
那年的冬季號主題則是親情，有羅蘭《時光隧道“小時候”》、楊牧《八十一月的白芒花》、袁瓊瓊《揪鑼》，心岱《落髮離家時》和陳芳明《相逢有樂盯》。有位澳洲的筆會讀者來一封長信，說她讀時如何懷念她父親在相同的時代所遭遇的戰爭，可見同樣的感情是不外國界的。
一九九五年秋季號主題“自然之美與情”，是受劉克襄散文集《小藤鼠的看法》觸動，以如詩的散文書寫自然界的生靈。是一個純淨心靈對大自然、對生命的看法：同時又受到陳煌《鴿子托里》的啟發，開展自然知識的視野。這兩本書至今仍是我的珍藏。天生萬物，生存奧秘之美，在三、四十歲這樣年輕作者的筆下，充滿了詩意的關懷，不僅出於熱切的保育觀念，更是目睹所謂文明對生態破壞的無奈。這樣的寫法，也許只有現代台灣才有。台灣地少人多，文學對土地之愛常充滿了感謝與珍惜，而這種溫柔的、悠閒的心情，只有安居歲月才有。我認為近幾十年的山岳、海洋、生態保育的作品是現代台灣文學的特色。這本季刊發行近四十年了。對台灣的文學可說是一座忠誠堅固的橋。未來研究台灣文學史的人，當會與我們在這橋上相逢。
即使沒有“我們台灣”的使命感，翻譯本身實在已是個相當迷人的工作。但是，必須當你已能達到兩種語言的很高領悟層面，可以優游於兩種文化的情境。進出自如，才能做文學翻譯，字典反而只是一種輔助，一種驗證而已。我和這個團隊快樂相聚、工作，談文學內行話，有時默契於心，進而關心彼此。雖然“耽誤”了我的創作歲月，卻也是愉悅充實的。對於年輕的譯者，應該是更有意義的。
我為筆會季刊奮鬥了九年，加上前面蘭熙的二十年，後繼者八年，已經英譯短篇小說四百多篇，散文三百多篇，詩近八百首，藝術家及作品介紹一百三十多位，幾乎很少遺漏這三十七年台灣有代表性的作者。國際筆會總會每年兩期刊物。幾乎每期都有台灣作品的轉載，有時封面也用我們的圖片，如一九九三年秋季號“野塘殘荷”。我不知會不會有一天，有人寫國際文化交流史，寫到“我們台灣”曾這樣堅定地隨著季節的更換，以精緻素樸的面貌，從未中斷地出現，而讚歎我們這份持之以恆的精神以及超越地理局限的文化自信。
在那許多年中，我當然知道所有的努力中缺少長篇小說的英譯，就缺少了厚重的說服力。所以一九九0年。文建會主任委員郭為藩先生邀集“中書外譯計劃”諮詢委員會時，我欣然赴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提出建議，大家開出待譯的書單、可聘的譯者和審查者。開會十多次，每次郭主委都親自主持，認真傾聽，討論進行的方式，文建會也確實編列預算。突然郭先生調任教育部長，接下去五年內換了三位主任委員，每一位新任者都邀開同樣的諮詢會，但都由一個副主委主持，先把前任的會議記錄研究一番，批評兩句，修改一番，敷衍些“謝謝諸位寶貴的高見”的小官僚話，然後散會。這樣的會開到第三次，我問那位主持小區文化專家的副主委:“為什麼要重複討論已經議定的事項?”他說:“換了主委，遊戲規則也得變。”我說:“我很忙。不與人玩什麼遊戲。”站起來先走了。從此不再“撥冗”去開那種會，對台灣的官方文化政策也不再有信心。
從筆會季刊創刊起，我便是長年效力的顧問，但是自己太忙，從未過問它的實際業務。一擔挑了近十年!那十年的得失怎麼說呢?我一直在等待，觀察懇求可能解救我的接班人，但是那是一個沒有經費、沒有編制、沒有薪水、沒有宣傳，也沒有掌聲的奇怪工作。比我晚一代的好手，稍作考慮即感到這樣的獻身，甚至不知為誰而戰，都說太忙而拒絕接手。事實上，我早該明白，撐著這本刊物是件超級寂寞的苦工，真正的作家都是“單槍獨行俠”。筆會原是以文會友的組織，但是蘭熙退休後，她所建立的國際友情，如英、法等筆會原創人已漸漸凋零。
一年復一年，我對筆會季刊的感情好似由淺水一步步涉入深水，直至千禧年前才得以解脫。不捨之心是有的，但是歲月不饒人，解脫就是解脫。我曾經背著軛頭往前走，所完成的當然是一種唐吉柯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