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期刊是個日月催迫的事，那二十多年間，蘭熙和我這顧問之間的熱線電話從來沒有停過。電話解決不了的時候我們便須見面，譬如書稿的編排，與新的譯者見面，分享好文章的發現，文字推敲的喜悅等。一九七八年底。林文月和我參加教授訪韓團期間，結成談心的朋友，回台後也常參加我和蘭熙的小聚，不久林海音也常來。十餘年間，每月或隔月聚會，每聚都興高采烈地說最近寫了什麼，譯了什麼，頗有各言爾志的舒坦和快樂。
林文月和我在台大同事，她在中文系，我在外文系，結成好友卻是由於書緣。我最早讀她的《京都一年》，印像很深，認為那才是一個讀書女子該寫的遊記。有一天下午我在文學院十六教室上課，迴廊上有一位女老師穿著一雙黑色的半統靴子走過，後來學生告訴我，她就是《京都一年》的作者——林文月老師。創立比較文學學會的時候，她和鄭驚、葉慶炳先生是中文系的發起人。初期開理事會，她和我常常坐在一起，出去開會也因為只有我們兩位女士，都安排在一間客房。到韓國訪問第一天，車行出漢城郊外，旅館旁有農家，大白菜和蘿蔔堆在牆旁，待做漬菜，令我想起童年在東北家鄉看著長工運白菜入窖，準備過冬。晚上與文月談起我們的母親，雖已倦極，竟談至夜深仍感嘆不已。教授訪韓團之後。我們又同去日本，十余天中，兩個人休戚與共，有許多的感想與看法可談。
一九七二年起，她沉潛六年，精譯的日本經典之作。由《中外文學》以五冊形式初版，應是中文首次完整的學術譯本，令我甚為佩服。文人好談不朽，這才是不朽的功業。在我們聚會的四人中，文月很少有激昂慷慨的樣子，常常是那個“你愛談天，我愛笑”的笑者。發表意見，也是語調沉穩，不著急的樣子，也許是因為她比我年輕十歲吧!之後，她接續譯成、。就在我們四人一次餐聚時，海音說要幫她出版新譯的《和泉式部日記》。下個月再聚時，初校本已印出來了，海音問她可否在一星期內初校完成，我在旁說:“大概三天就會校好。”果然，這本雅緻的書，加上郭豫倫先生的封面設計，不到兩個月。純文學出版社最後的紀念本已經問世了。
不久蘭熙病了，失去記憶。在文月隨夫移居美國之前，我們經常在兩家之間，和平東路與新生南路口，一家名為“法哥里昂”的咖啡店小聚，除了說不完的話，她還幫我做筆會季刊的封面等等。我們常坐的桌子在大玻璃窗前，人們走來走去，互相看著，倒都是一閃即過罷了。有一天，窗外一個人站著往裡看，然後走進店來，是主編《中央日報》副刊的詩人梅新。他走到我們桌前說:“我們常常在想，你們兩個人都說些什麼呢?”那天正好我們正忙著季刊一百期紀念號的封面，文月正幫我剪許多桂樹的葉子，貼成一個桂冠花環，中間嵌上刊名，Chinese PEN 100"。不久梅新病逝，我們覺得那天好似來作告別。
文月至今出版散文和隨筆已有二十多本，舉凡閱讀、交談、生活、旅行或訪舊懷人，無不委婉真摯。一九九九年出版《飲膳札記》，從一些宴客菜單追憶家人、師友相聚情景。此書興起台灣“飲膳文學”之風，大約也記錄了國富民安後的生活趣味。其實她的虞意是在記錄人生每場聚會後，分散的惆悵吧。
文月離開台北後，海音也臥病，客廳燈也熄了。
我從台中搬到台北後，最早受邀到同街巷的琦君和李唐基先生家，餐後梁實秋先生簽贈他悼亡妻的《槐園夢憶》，很多人頗為他傷心，那是我對台灣文壇的第一個記憶。那些年，海音和何凡（夏承檻）的客廳，經常高朋滿座，隱地稱之為“台灣一半的文壇”。有《國語日報》、《聯合報》和《純文學》月刊和出版社的朋友，在這裡也遇到幾位早期的女作家，其中我最想多了解的是孟瑤和我始終最佩服的潘人木。
孟瑤自以《心園》成名以後，二十年間有四十多本小說問世，書店都以顯著地位擺著她的新書，如《浮雲白日》、《這一代》、《磨劍》等。相當受讀者歡迎。
一九八四年，我寫了一篇《江河匯集成海的六0年代小說》分析:“這些篇小說的題材都來自現實人生，記錄了那個時代的一些生老聚散的人生悲喜劇。孟瑤擅寫對話，在流暢的對話中，可以看出那個時代一些代表人物對世事變遷的態度。她小說中的角色塑造以女子見長，多是一種獨立性格的人，在種種故事的發展中保有靜靜的剛強。”也許是她寫得太多了，大多是講了故事，無暇深入，心思意念散漫各書，缺少凝聚的力量，難於產生震撼人心之作。多年來我仍希望，在今日多所台灣文學系所中會有研究生以孟瑤為題，梳理她的作品，找出一九五0至七0年間一幅幅台灣社會的人生現象，可能是有價值的。因為她是以知識分子積極肯定的態度寫作，應有時代的代表性。
潘人木和孟瑤幾乎是同時在抗戰時期畢業於沙坪壩國立中央大學，前者是外文系，後者歷史系。潘人木惜墨如金，《撻漪表妹》一出版即得《文藝創作》月刊社徵文的二獎，雖是“反共小說”，卻以真正的沉痛寫抗戰時期青年的憤怒和熱狂，政治的巨浪在一個女孩人生舉步之際捲走了她，淹沒了她的青春，失身、失學、遠走延安，再歸來已家破人亡。過了三十年再寫《馬蘭的故事》，以精煉的文字寫鄉土風光。人物內心的反響，佔全書三份之一的篇幅，故事雖不濃烈，全書卻是藝術之作。
她後來繼唯一的短篇小說集《哀樂小天地》之後，十年間只創作一、二篇短篇小說，但是一九八六年的（有情襪》以及二00六年逝世前兩個月創作的《一關難渡）。堪稱藝術精品。
我從台中“進城”到台北之前，反共小說的政治高潮已過，但是我仍趕上尾聲，對於張愛玲、陳紀瀅《茨村傳》和姜貴有及時的認識。其實，對於他們的時代記憶猶新的人仍多，我自己也從那天地中出來。所以能虔心誠意地寫我那篇《千年之淚》和《時代的聲音》。姜貴來台灣時已五十歲，經商失敗，妻子久病去世，生活困頓，在真正的家破人亡的創痛中以大敘述之筆，錯綜複雜地描寫從“五四”時期到抗戰初期，一個山東大家族在共產黨竄起之際的興衰，他的和《重陽》必能傳世。近半世紀後，此書由九歌出版社重印，我曾寫《旋風中的繡花鞋》詳述我對傳統中女子的處境最強烈的反思，可是歷史上的斑斑血跡，已非今日女性主義者的課題，後來也無暇再作進一步研究。王鼎鈞的小說《碎琉璃》和散文集《左心房漩渦》是我這一代最精美深刻的文學懷鄉作品。他的回憶錄四部曲:《昨天的雲》、《怒目少年》、《關山奪路》，和二00九年三月剛出版的《文學江湖》，真是文人一生夢寐思念得以完成的磅礴力作，也只有王鼎鈞的才華和堅強性格才能完成。和記述一九四九年前後苦難的早期出版的王藍的《藍與黑》、趙滋蕃的《半下流社會》、彭歌的《黑色的淚》、紀剛的《滾滾遼河》，都是傳世之作。
自從主編《中國現代文學選集》之後，不僅持續讀所有的創作新書，我也經常擔任《聯合報》、《中國時報》、吳三連等文學獎評審，一直是個認真讀作品的評審。筆會季刊有一個很大的初選來源，使是隱地主持的爾雅出版社年度小說選（一九六八~一九九八年）。三十一年間，每年的編選可說是台灣文學點將錄，所以仍如當年初編選集時一樣心胸——“放眼天下”。
隱地是台灣文壇一個令我尊重的出版家，後來也成為好友。他由文藝青年起家，二十多歲主編《書評書目》月刊，評論水平高，對台灣文學發展有相當影響。憑藉一顆愛文學的赤誠之心創辦爾雅出版社，三十三年來，每年固定出二十本書，不受時勢影響。出版的六百六十本書，清一色是文學創作，詩集、詩評、詩話竟達一百本。隱地《漲潮日》寫父親由上海來台的種種坎坷和自己童年在台北的困窘，真切坦率，雖是悼念初期流亡族群的遭遇，全書卻充滿了積極進取的生命力。
相對於大出版公同如聯經、時報文化、天下文化、遠流等，與爾雅並稱為“五小”的洪範、純文學、大地、九歌出版社，是當年文壇佳話。都是由作家創辦經營，專印行高格調文學作品的出版社，對台灣文學的推動有不朽的貢獻。他們之間的和諧，見證了一個“文人相重”的良性發展時代。
台灣文學以中文寫作，以沈光文結東吟詩社為始（一六八五年），可溯者已長達三百餘年。中間雖經日本佔據五十年，努力推行日語，台灣人以日語創作之文學流傳至今，且得到中譯與多方面的研討者，賴和、吳濁流、龍瑛宗、楊達、呂赫若等，都已獲得尊榮定位。而一九四九年後來台的作家，六十年來，寫盡了漂流與鄉愁，對父祖之鄉，骸骨的留戀，終也被歲月淹沒。但是他們的作品已融入台灣土地，戰後生長的孩子，大約都未分省籍地“讀他們的書長大的!”在報紙副刊，文藝雜誌，社團三十週年，四十週年，五十週年慶祝會上，鍾肇政、葉石濤、紀弦、林亨泰、余光中、周夢蝶、洛夫、痛弦、楊牧、吳晟、琦君、林海音、黃春明、白先勇、李喬、鄭清文、張曉風和席慕蓉……並肩而坐，笑語盈盈：被政治選舉語言撕裂的讀書人，怎能否認，這群老中青作家灌溉培植了台灣文學的土地，使它豐美厚實，令世人刮目相待，在文學面前，沒有“他們”，“你們”，只有“我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