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樂清火車站售票大廳的一角和王美芬打電話。
我所站在位置，足以把整個開放式入口的情況一覽無餘。視野算不錯，但我在打電話的時候，並沒有分心它顧，如果不是那個小小的變故，我根本不會醒覺。
在售票大廳入口處，一直有兩個男子在徘徊。看他們目光游離的樣子，就知道是黃牛。進大廳購票的旅客，只要表現出一點遲疑不決，他們就會上去問一聲去哪裡要不要票。
拇指的人後來據我觀察一共有四個，都著便裝，其中一個年紀頗大，四五十歲的樣子，估計是頭。我並沒看見黃牛是怎麼找上他們的，原因一想便知，一定是他們在找我的時候，被黃牛誤會了。於是黃牛就上去問要不要票，拇指們當然不要票，理都沒理黃牛，這下子被無視的黃牛不高興了，可能說了些不好聽的話，然後拿手去拍中年人的胸口，被他旁邊的年輕人一下子推開了。
我就是在這個時候，注意到這一幕的。同時那中年人也看見了我。他指著我招呼同伴，我立刻就明白了他們的身份，這種時候，會出現在這裡的找我的陌生人，除了來殺我的拇指，還能有誰。
於是我馬上結束了與王美芬的通話。
兩個氣勢洶洶的黃牛不知為何忽然蔫了下來，退開幾步，原本我還指望著他們起更大的衝突，好趁機逃脫，現在只好另想法子了。
這裡是人流極大的火車站，公共場合，拇指不會有膽子在這兒動手吧？
我和中年人的目光交錯只是一瞬間的事，彼此都不能確定對方知道自己被發現了。
我收了電話，向他們走去。
中年人盯著我，那三個年輕人已經站好方位，把我的去路攔住。但我卻並不看他，而是望向了那兩個已經準備離開的黃牛。
“餵，有去上海的票嗎？”隔了好幾步我就出聲問他們。
“有，有。一等座要不要，過會兒就開車了。”黃牛來了精神，其它那幾個反倒愣住了。原本板著臉要迎我的也止住了腳步，都以為誤會了。
“給我看看票，別是假的。”我湊到黃牛跟前說。
“怎麼能是假的呢，別在這兒，我們出去說。”那黃牛瞧了那幾個人一眼，壓低聲音說。
正合我意，我跟著黃牛往外走，經過一個“拇指”的時候，眼角余光瞥見他皺了皺眉。
“欸。”他和我打了個招呼，叉出一腳擋住我。
他想在這樣的公共場合幹什麼嗎，真出什麼事能跑得了嗎？我心裡猜測著他們下一步的行動，臉上作茫然狀望著他。
“你是……”
我猜他想問“你是那多嗎”，但我沒給他機會。心裡決定一下，伸腿就蹬在他腳踝上。
腳踝是最脆弱的地方，我用上了六七分力，沒下死力的原因是怕用力過頭動作收回得慢了耽誤自己逃跑，但已經足夠讓他“嗷”一聲痛叫著蹲下去。我飛快地從缺口逃走，兩個黃牛都看呆了，剩下幾個“拇指”倒反應很快，沒人管那名傷者，都追著我跑。
我衝出售票大廳，衝出火車站，跑到廣場上。沒工夫回頭，只看見周圍人的眼神，我就知道後面的尾巴跟得很緊。心裡驚嘆於他們的膽子，這樣的不管不顧，是覺得出了什麼事情，都可以讓托盤來擦屁股嗎。
火車站總是治安最混亂的地方，所以也是警察照顧最多的地方。我跑到廣場上，一眼就瞧見前面路邊停了一輛警車。雖然我看不清楚車裡有沒有人，但還是往那兒跑去，希望能嚇阻追我的傢伙。
飛奔到警車前，駕駛位上坐著個警察，頭仰著在睡覺。我回頭見那三個人壓根兒不減速狂奔而來，連忙猛敲車窗。
警察睜開眼睛，皺著眉頭，把窗戶降下來。在這短短的三秒鐘裡我有兩次想繼續逃跑，面對餵食者協會的龐大壓力，警察也顯得有點不靠譜起來。就在這猶豫間，窗戶降到了底，後面的奔跑腳步聲也已經清晰可聞。
“救命，後面的人想殺我。”我沖他大叫。
警察像是還沒有完全清醒，有些茫然地看著我，以為自己聽錯了。
“有人要殺我！”我嗓門大得周圍的人都聽見了，紛紛閃開，給追過來的三個人留出一條通路。
“怎麼回事？”這警察說了句沒用處的廢話。
這種反應當什麼警察啊！我在心裡狠狠吐嘈，後面追得最急的那個，已經伸出手抓我的肩膀，我矮身出腿，一下把他掃翻在地。
什麼殺手，普普通通嘛。
才這樣想著，後面那個合身一撲，把我壓倒在地上，手肘卡在我脖子上，膝蓋頂著我的胸口。
“停下，你們幹什麼！”警察從車裡鑽出來。
“警察！”壓著我的那個大叫起來，隨即被我掃翻那個也叫著爬了起來。
這反應也太遲鈍了吧，那麼大一輛警車停在眼前，才看見？我趁他分心，一拳湊在他下巴上，總算把我的脖子解脫出來。
“警察！”另一個吼著也撲了上來。
有些什麼地方不對，等等，這意思是……
捂著下巴的那人從口袋裡掏出警官證，衝從警車裡下來的警官晃了晃。
我明白自己一定是誤會了，放棄抵抗，立刻就被臉朝下摁在了地上。
“誤會，誤會了。”我歪著臉口齒不清地說。
這些警察應該是為了鄭劍鋒的事情來找我的吧，郭警官對他們說了消息源嗎？可是他們幹什麼不好好穿上警服，結果讓我誤會了他們是拇指。
我被飛快上了銬，這時落在後面的中年人才跑到，氣喘吁籲地說：“我就說他有暴力傾向吧。”
“通緝犯？”穿制服的警察好奇地問。
“你見過敲警車玻璃的通緝犯嗎？”我沒好氣地說。
“那可說不准，還有上個月就有個通緝犯跑進派出所補辦身份證被逮住呢。”他說。
“我是上海晨星報的記者。”
那警察本來還笑呵呵的，聽我這麼說，皺了皺眉，不再和我搭話。
便衣抓記者，他有太多種不想介入的理由，沒人想給自己惹麻煩。
我和他說話的工夫，便衣就用步話機呼叫來一輛依維柯警車，專門關犯人的那種，我被推進去，兩個便衣坐在我對面。
“老實點。”年紀輕的那個警告我，然後車開了。
我覺得有點兒不對勁，因為這警車來得太快了，像是就停在不遠處候著。但如果我沒有襲警的話，難道這些警察也打算用這輛車來載我嗎？對待一個和上海警方有交情的消息人，怎麼都不該是這副陣仗呀。
或者是恰巧附近有這輛囚車？不太可能吧。
我憋了一會兒，忍不住開口說：“把銬給我解開吧，剛才那是誤會呀。”
沒人理我，除了那個中年警察，其它兩個瞧都不瞧我一眼。
“我這兒給你們道歉啦，對不起。”
還是沒反應。
“我們這是去哪兒，派出所，要錄口供嗎，襲警？要不讓我打個電話？”
這回有反應了，一個人湊過來，惡狠狠對我說：“別找不自在，聽得懂我的話嗎，閉嘴！”
“真不用這樣吧。”我銬著的雙手剛舉了舉，見那人把警棍抽了出來，連忙把手放下。好漢不吃眼前虧啊。
他重新坐正，翻著眼瞪我，極不友善，沒有一點要和我說話的意思。
倒是旁邊那個中年警察笑瞇瞇地瞧著我。我沖他笑笑，琢磨著該怎麼從他的身上找突破口，他卻開口說話了。
“還認識我嗎？”
我仔細地打量他，遲疑地搖了搖頭。真沒印象。
“我們可是老朋友了。”
“您……怎麼稱呼？”
“馮徵。想起來了嗎？”
“好像在哪兒聽到過似的。”
馮徵搖了搖頭，臉上的表情有些奇怪。
“馮醫生，這個稱呼，讓你想起來了嗎？”
“馮醫生？”我有點糊塗了：“您是法醫？”
他再次搖頭，這一次我讀懂了他的表情，那是遺憾和惋惜。
“我們一共見過六次。”
“這絕不可能。”我大聲叫起來。
一個見過六次的人，我怎麼可能認不出來。我可還沒到老年癡呆的年紀。
“你是不是最近都沒有服藥？”馮徵問我。
“什麼藥？”我莫名其妙。
他嘆了口氣，不再說話了。
我心中的憂慮越來越重，事情似乎在往我無法預料的地方滑去。
警車開到了目的地，駛入大門的時候，我瞥到一眼，這根本不是什麼派出所，而是一家精神病院。因為精神病這個詞的刺激，我一下子記起了馮徵的身份，他是一個非常著名的心理學家！但聽說歸聽說，我在之前的的確確沒有和他見過面啊。
我被推下車，坐在副駕的便衣說，馮老師你和我一起去醫生辦公室，把他病情和這裡的醫生交待下。
我正被推搡著往裡走，這句話一入耳，就猛地一個激靈。
這是把我當精神病給抓起來了！
全明白了。
所謂滅口，原來有另一種辦法，雖然暫時留了我一條命，但這滅口的效果，卻要比肉體毀滅來得更有效。
我不知道這個馮徵是不是拇指的人，但他必定是餵食者協會的一員無疑。國內首屈一指的心理學家，這符合餵食者協會吸收會員的標準。
一個頂尖的心理學家認定一個人是精神病，是不是非常權威？
我在過往的採訪經歷中，碰到過許多例因為各種原因，被誤當成精神病，強制關進精神病院的案子。哪怕精神再正常的人，一進精神病院，都不可能短時期被放出來，通常得幾年，甚至十幾年。因為你所有的抗爭、申辯，都會被視作精神病發作，沒有人聽你說話，被護士覺得狂燥了，就是一針鎮定劑下去。越是覺得委曲，越是要和醫生說個清楚，就越是會被當作精神病，且病情嚴重。什麼時候認命了，不吵不鬧了，配合治療了，什麼時候才可能出院。
所以只要馮徵認定，我頭上這頂精神病帽子就摘不掉了。回想在車上和他的對話，我明白拇指的工作做得非常細緻，不會給我一點活路。什麼叫做和馮徵見過六次？顯然拇指杜撰出了我的精神病史，更虛構出我在馮徵處做過六次心理治療！我打賭連病曆卡治療記錄之類的東西都已經備齊了，時間上也必然嚴絲合縫，選的一定是我提不出不在場證明的時間段。
那麼拇指為什麼要把我釘死成一個精神病患者？不得不承認，這真是一個絕妙的法子。一般來說，滅口和殺人等義，所謂殺人滅口是也。但其實這種肉體毀滅方式，在“滅口”這個意義上說，並不十分穩妥。即便真的殺死了目標，也可能因為遺書、錄音等等手段，而暴露了想要隱藏的秘密，更不用提殺不死目標的後果了。
但如果我成為一個精神病，那麼不管我再說什麼，全都不管用了，因為那就是一個精神病人的癡語，根本不足採信。尤其餵食者協會這個秘密本身，就離奇得很，我要是現在四處宣揚，反倒坐實了我的精神病。
好一招絕戶計。
只是拇指也太小看了我的目標。他們沒有想到，我為的不是把餵食者協會的秘密公諸於眾，而是要徹底催毀這個組織。言語的力量總歸要比行為蒼白得多，我原就不打算四處亂說。不對我肉體毀滅，或者把殺我作為第二步計劃，實際上給了我喘息之機。
但不論如何，我不能被關在這個精神病院裡。
想明白這些的時候，精神病院的大門已經在身後徐徐關閉。這裡的圍牆高達四米，上面還有尖尖的鐵刺，簡直像一座監獄。看起來，這裡戒備森嚴，如果是半軍事化管理也不會讓我意外。作為一個剛剛襲過警的有暴力傾向的“妄想症患者”，可以想見我會有怎樣的“待遇”，哪怕我接下來表現得再溫順，看管上都不會放鬆，直接打一針鎮定劑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我該怎麼辦，留給我考慮的時間不多了。
爭取一點時間！
我面露難色地停下腳步。
“幹什麼？”警察說。
然後他就听見一聲響屁。
這種時候也沒什麼不好意思的，什麼手段都得用上。我本就已經超過二十四小時沒拉過屎，醞釀個屁出來輕而易舉，並且又響又臭，很快他就聞到了味道，臉皮皺成朵菊花。
“不行，憋不住了。”我說，居然又成功地放了個響屁。
半分鐘後，我蹲在廁所裡劈裡啪啦地大解，臭氣熏天。門板下沿處，可以看見警察的皮鞋尖。他就在外面把守，並且沒給我解開銬，自覺不愁我翻出花樣。
謝天謝地他們沒把我的手機搜走。我調到靜音，給郭警官發了封短信，然後把紀錄刪去。
我不知道這封短信能起多少作用，但遠水解不了近渴，還是得先靠自己。
收好手機，用怪異的姿式擦了屁股，我在心里為自己接下來的冒險行為祈禱了一下，用手摸到上了兩側的頸動脈。
我雙手一樣的姿式，中指和食指併攏，貼著動脈，慢慢移動到膨大區，那是頸動脈竇。這是一個致命區，但這麼短的時間裡，我想不出其它的法子了。我深深吸了口氣，按了下去。
一秒、兩秒、三秒——進入致命時間了。
四秒、五秒、六秒、七秒。我感覺自己的心跳慢下來，於是把手放開。
我想我應該呼救了，我憋著嗓子喊，生怕中氣太足露了餡，但用了五分力卻發現自己根本沒有發出聲音。意識到自己還沒有把褲子拉上來，我升手拽了一把，同時放聲大喊救命。
聲音終於從嗓子裡衝出來的時候，我的心裡突然空了，像是停在半空，又像是被挖掉一塊。
心跳停了嗎？我慢慢地想。
好像褲子還沒有拉起來。
我的頭撞在門上，雖然沒聽見聲音，但我覺得應該比我叫救命的聲音響吧。
我的意識在此中斷。
對頸動脈竇的打擊或壓迫會導致心跳減緩乃至停跳。心臟驟停的後果是很嚴重的。最嚴重的一種當然是死亡，在被救回來的前提下，常常會對大腦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傷。因為心臟不供血了，大腦缺氧到一定時間，腦細胞就會成批死去，導致腦神經萎縮。
但我重新恢復意識的時候，居然發現思維格外地空靈。
說恢復意識也不完全準確。那是一種不受控制的狀態，大腦自發地運轉著，像是有了自己的生命，而我只是一個旁觀者。一些在正常狀態下被忽略的事情，或者沒來得及想清楚的事情，此刻在我眼前鋪陳開來。
一個話，可以有幾個意思，一個要求，可以用多種方式達成。比如滅口。
那麼，放棄D島呢？
除了割讓之外，有沒有其它的達成方式？
非得要戰爭或國際糾紛嗎？
隱隱約約間，那個原本的思維死角正在浮現出來。放棄D島的另一種方式、原子彈、中海油，這些關鍵點開始連接起來了。
還差某一樣。
我看著自己的大腦不緊不慢地把這些線索來回排列，無法參與進去，像是靈魂出竅一樣。現在，它開始捉摸起原子彈了。還是用剛才的模式，如果這顆大炸彈不投在日本本土，還有其它可能嗎？船已經出海，總不會再回過頭來把原子彈投在中國，那麼，除開日本的另一種可能，就是扔在海裡。如果是在海裡炸開，會有什麼結果？海嘯！海嘯會帶來什麼，日本剛剛經歷過一次大海嘯，就在今年的3月11日。我當時還因為某個特殊的原因，被邀請赴日採訪。在這次採訪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什麼呢？無疑是那些沉沒之地！因為地震，整個日本有443平方公里的土地，永遠沉入了海中。
沉沒？
一道閃光！我找到了，另一種方式！
靈魂歸位，我猛地睜開了眼睛。
我躺在病床上，這是一間單獨的病房，只有我一個人，沒有看守者。
頭很痛，比前一次昏迷醒來時更痛。腦震盪初癒，再一次讓大腦缺氧，這回我真算是豁出去了，現在感覺還算正常，沒有記憶空白，加減乘除四則運算能做，邏輯推斷能力也無礙，就是不知會不會提前幾年得老年癡呆症。
左手掛著水，右手……銬在病床上。
但是我需要馬上離開。如果我想的沒錯，那麼原先對反應鏈的推斷，就是錯誤的。要回到正確的軌道上，我需要幫助，更需要自由。
屋子裡一共四張病床，其它三張都空著，使這變成了我的專用病房。常見的醫院住院病房佈置，說明這裡多半不是那個精神病院，我扭頭看了眼枕套上印的藍字，果然沒錯，“樂清市第二人民醫院”。要是還在精神病院裡，我的逃脫難度就大了許多，起碼只要出了這個病房，走在過道裡，被醫生護士看到，不會特意上來盤問。
不知道這裡的醫生知不知道我的“精神病”，但不論如何，以我現在的病徵，暫時不必擔心會被注射對大腦和神經系統有嚴重副作用的精神類藥物——如果醫生還有基本醫德的話。
我的冒險看起來成功了一半，接下來——怎麼解開銬呢？
腦仁一股一股地疼，忽然聽見開門聲，我趕緊把眼睛閉上，作還未甦醒狀。
腳步很輕，應該是護士。我有些擔心她會從體徵監測儀上看出我已經醒來，努力調勻呼吸。
腳步在我身邊停下，然後一股帶著煙氣的體味鑽進我鼻子。那種感覺，像是這人俯下身子，把臉湊到離我很近的地方打量著我。一個喜歡抽煙的護士？不對，這應該是個男人。是看守我的警察，來看我有沒有醒來的！我努力控制著自己不要轉動眼珠，沒多久，那股味道不見了，他直起了腰。
我祈禱他趕緊出去，給我多一點單獨的時間，好研究脫困的辦法。
輕微的金屬碰撞聲，右手上的手銬在動。
腳步聲再起，我終於忍不住睜開眼睛。
銬被解開了。
我輕輕咳嗽一聲，那人停下腳步，轉過頭看我。
一個二十多歲的便裝男子，我不認得他。
“現在門口沒人。”他說。
“你是郭棟的朋友？”
他聳聳肩說：“我沒來過。你最好趕緊離開，哪兒來的回哪兒去。”然後他數了一千塊錢放在床上。
“我會問郭棟要回來的。”他說完走了出去。
我給郭警官的短信總算起了作用。在那封短信裡，我說了自己的處境，包括被強制帶進精神病院，上銬等等，也說了自己的計劃打算，並請求他的幫助。發出這封短信時，我不知道他會以怎樣的方式幫我，甚至不知道他會不會幫我。現在看來，他還算是個靠得上的朋友。
剛才這位估計是郭警官在這裡警察系統中的朋友，受他之託，來看一下我的情況。開個手銬對他只是舉手之勞，因為同型號的手銬鑰匙都是通用的。
他最後那句話讓我明白，這種幫助只是私底下的，上不了檯面。他既不會承認，也別指望能更進一步。就到此為止了，如果我還不識相，在樂清晃來晃去，很可能會再一次被當成精神病抓起來。我的精神病人身份已經被敲定，不論是他還是郭棟，都無法幫我解脫。但如果回到我的大本營上海，有著自己的關係網保護一下，就不會那麼容易被強制性送進精神病院。
不洗脫自己的精神病身份，就始終存在隱患。但餵食者協會一定已經把這事做到鐵證如山，要人證有人證要物證有物證，只要協會還存在一天，我就得當一天的“精神病”！
我已經被徹底綁上戰船。
逃出這個醫院並不費事，其實也並不能算是逃，我大模大樣就走了出去。
隨身小包沒了，手機沒了，最近我手機的消耗實在厲害。願望滿足器倒沒被搜走，大概以為是遊戲機吧。錢夾在小包裡，也一併沒了，褲兜里只剩下幾十塊，要不是那人給的一千元，還真麻煩了。
買了最便宜的手機，等不及補回自己的SIM卡，隨便買了張100元卡，通過願望滿足器發出訊息。
十萬火急，見信後即刻給我電話。我的號碼是***********。
王美芬在半小時後給我回電，這半小時我等得像半年。
“什麼十萬火急的事？”
“我原先的判斷有問題，鄭劍鋒不會那麼簡單地把原子彈帶到日本去扔，這條線必然要和中海油的那條線起化學反應。讓中國政府放棄D島並不僅僅只有被迫割讓這一種方式，我們先前的思維有一個誤區！”
“不被迫割讓那還能有什麼辦法，難道主動放棄，這不可能。”
“一件事情可以有多種解決方式。比如說，如果沒有D島！”
“沒有D島？”
“對的，如果D島沒了，那就無所謂爭端了，說是放棄D島，也沒錯。”
“可怎麼會沒有D島？用原子彈？不可能，沒那麼大的威力。”
“原子彈當然不可能起到直接的效果，讓D島陸沉，只有地殼發生變動才能實現。原子彈作為一個槓桿，一個導火索，已經足夠，只要它投對了地方。”
“中海油？”
“對，中海油因為微博事件的後續反應而上位的鐵娘子陳副總裁，上任後最大的動作，是在D島附近打新的探油井。所謂探油井，是要打進海床的，海床相對是地殼較薄的地方。我不太懂地質學，不知道容易出油的地方，和地殼不穩定板塊之間是否有什麼聯繫。”
說到這裡，我明顯聽到電話那頭吸了口冷氣。
“你是說，這新打的探油井可能正巧打在地殼不穩定的地點，如果原子彈在這個點爆炸，會引發地殼變動，比如大地震，從而讓整個釣魚群島全部陸沉？”
“是的，如果釣魚諸島就此沉入海中，那麼就不再有D島，也就無所謂放棄不放棄，或者說視為放棄也沒錯。這是我能想到的兩條反應鏈的唯一交匯點，而且相對於原子彈在日本本土爆炸後可能引發的後果，D島陸沉是更直接的達成指令的方式。為了確定這個猜測，需要你在最短的時間內查清楚新的探油井位置，及下面的地質情況。我想這對於托盤是個再簡單不過的事。”
“但我現在還不是特別方便用那個後門。我的危險還……”
我的心火“蹭”地竄起來，再也摁捺不住，說：“現在是最關鍵的時刻，有沒有搞錯？原子彈就要爆炸了D島隨時可能陸沉，這麼大的地質變動會有多大的連鎖反應誰說得清楚，至少也是大海嘯，日本、台灣還有我們東部沿海會死多少人你想過沒有？你只知道保存自己安全安全再安全，這麼惜命你反什麼餵食者協會？你到底是什麼意思，你到底在想什麼，你還記得現在和你說話的是誰嗎？我是你找來摧毀餵食者協會和挽救D島的幫手，你知道幫手這個詞的意思嗎？你知道這個幫手在過去的這些天裡差點死了多少次嗎？你在這里和我談你的安全？”
我機關槍一樣把自己的不滿一股腦地發洩了出去。
王美芬沉默了良久，嘆了口氣，說：“我明白了，我會立刻去做的。對不起。”
僅僅十分鐘後，她就打來第二個電話。
“你是對的。”她說：“中海油的陳副總裁上任後啟用了她的好友王全友作為新探油井項目的技術總工程師，王全友這些年一直在研究東海油氣田的地質佈局，探井的具體地點就是他確定的。而這個地點他此前也曾多次在專業文論文中提及。這個他認為最可能出油的地點，位於環太平洋火山地震帶中，地殼板塊的受力擠壓點。根據托盤的計算，這個點的淺表地殼如果受到足夠有力的爆炸催化，會打破原本脆弱的平衡，從而引發劇烈的地殼變化。”
這正在我的意料之中，卻絕不是個我想听到的消息。
“另外，我查了船上的人員名單，其中有一個叫黃河的人，他有一個從前做海員時的同事叫崔進，現在在中海油工作。呃，實際上崔進是在鑽井平台上工作。”
“中海油有許多個鑽井平台，不過這個崔進，不會恰好在由王全友勘察指定地點，到現在都一直沒打出油來的那個鑽井平台吧？”
“就是那個平台。”
“那兒有油嗎？”
“有足夠的補結，雖然按照規定是不能隨意給過往漁船補結的，但既然崔進在那上面，就說不准了。”
“什麼說不准，這簡直是一定的。鄭劍鋒的船會靠上這個鑽井平台獲得油和其它補結。而那顆原子彈，也許是因為補結到的油依然到不了日本，或者覺得突破不了日本海岸巡邏隊的防線，又或者……”
鄭劍鋒攜自製原子彈離開地下室時，相信其目的地並不是地震帶上的那個鑽井平台。這裡面有一個目的地變更的思想轉化過程。其實對於這個關節，我並沒有想通，只是覺得，既然在托盤環環相扣的反應鏈之中，這就是必然會發生的一個環節，我想不到只是我的問題。在結果已經可以肯定的情況下，想不通的中間環節略過也沒有關係。
沒想到王美芬卻接過我的話說：“是因為劉朝華的關係。”
“劉朝華？”
“對啊，劉朝華不是愛看科幻小說嗎，給你的資料裡，應該寫了他最愛看哪個作家的小說吧，他最出名的幾部作品裡，不是有一部說了類似的故事嗎？”
我想起了那位作家的名字，但我卻沒看過他的作品。
“什麼故事？”
“引爆東海油氣田，使日本列島陸沉的故事。”
“哇哦。”
“如果劉朝華在路上對鄭劍鋒說了這個故事的話，等到了鑽井平台，鄭劍鋒一定會有所聯想的。當然他還需要一個把炸彈扔進探井的機會。”
“他一定會獲得這個機會的，包括如何保證炸彈在墜入井底後仍能爆炸，定時裝置估計用不了了，只有最簡單的撞擊觸發。總之這些都不是問題，在托盤的計算下，這些都會被上一張骨牌輕易推倒，搭出一條通向可怕終點的道路。必須有外力介入切斷！到了現在這個地步，不管是我還是你，都不能再有任何保留，必須想盡一切辦法，阻止這場災難！”
“好！”
但這世界上的許多事情，並不是斬釘截鐵地說一個“好”字就能解決的。
接下來的事態和我的心情，可以用“低落，再低落，更低落，低落到底”來形容。
王美芬方面，歸根結底她只是一個缺乏行動力的學者，在托盤留的後門可以讓她通過托盤了解一些信息，但無法通過托盤調集資源。她帶有冒險性質的一番努力，只換來了鄭劍鋒一行開船出海的準確時間，一路上與兩艘漁船交匯時的時間和位置，根據這些推算的結果，是漁船可能已經到達鑽井平台。最樂觀的估計，也會在一小時內到達。
而我則致電郭警官，直言目前的危急情況，要求他們採取斷然措施。我說有可信的情報源，鄭劍鋒攜有原子彈並且準備將其投入鑽井引爆，從而造成不可測的地質劇變。他有點被嚇到了，因為他從未見我這般氣急敗壞地大吼大叫。他選擇相信我，並努力使海警同意讓一艘最近的漁政船過去瞧一瞧，但需要至少六個小時。我又打電話給老友梁應物，請他動用他的關係，調直升機過去，梁應物答應盡力，半小時後答复說再有一小時能起飛，航程不少於兩小時。
直接聯繫鑽井平台的努力失敗了，無線電聯絡不上，海事衛星電話也無人應答。對於中海油來說，短時間失聯並不算非常罕見的事情，也許過過個八小時十小時就又能聯繫上了。但現在，八小時後那個鑽井平台就不復存在了。
我繼續留在樂清對事情並沒有任何幫助，考慮到當地警方對我的態度，我買了一張回上海的車票。列車經過餘姚的時候，我接到梁應物的電話，因為海上的大風，直升機回航了。車到紹興的時候，郭警官告訴我，因為海上的風浪，漁政船會比預計的時間晚幾小時到達鑽井平台。
而這個時候，離王美芬告訴我的鄭劍鋒抵達鑽井平台的最晚時間，已經過去了兩小時。
一切看起來，已經無法挽回。
原子彈隨時會在幾百海里外的海底爆炸。
或者，已經爆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