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內容簡介-1

第4節 關於克里特島是如何神奇地崛起並發展成為偉大的古代文明帝國的？儘管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有一種說法聽來卻令人耳目一新，讓人不禁想起那個美麗的灰姑娘的傳說。考古學對於它的描述首先始於謝里曼從梯林斯和麥錫尼的古城伯羅奔尼撒廢墟遺址中獲得的驚人發現——獨具價值的前希臘文明的踪跡，他將其歸為荷馬時代文化。隨後發現的證據表明，這一文化並不具備本土特徵，而是從某個未知的地區泊入的，當時這一文明已經發展到其巔峰，並已開始顯露出衰敗的跡象——這並非考古學家們的奇思異想，那些偉大的古蹟足以說明一切。於是，一場規模空前的考古搜尋開始了，從文明的中心一直到受其影響的邊緣地帶。既然那雙漂亮的水晶鞋已經找到，灰姑娘會在哪兒呢？最後，在種種斷言被逐個推翻後，冰山的一角終於漸漸浮出水面——有充分的證據證明，那個神秘文化殿堂中的小公主，很有可能就是傳說中的克里特。但由於受土耳其統治下紛亂的政治環境影響，對克里特島的深入研究始終被一拖再拖，無法順利進行。

克里特文明的發現標誌著人類對歷史的認識又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從此，歐洲文明史的第一章將被重新書寫。人們不再把古希臘當作歐洲文明的起源，不再相信希臘文化中那些無限誇大的歷史，它們就像寓言中描繪的眾神一樣虛無縹緲。本書將引述史上不同作家筆下的關於這段歷史的神話和傳奇，這些文獻一直流傳至今，被奉為人類至今發現的關於希臘文化最有價值的證據之一，而“英雄時代”的傳統到底源於哪裡，恐怕源頭決不僅是這些詩人和劇作家們的憑空想像。當然，縱使我們現在千般聰慧，畢竟早已時過境遷，我們不必為此而揶揄歷代的史學家們，也無需再叩問他們為何對那些無從捉摸的神話傳說如此輕信，為何對荷馬、修西得底斯及其他人的未必完全忠於史實的著作深信不疑，在未經過縝密、嚴謹的科學論證並獲得有說服力的證據支持情況下，就認定宙斯和得墨忒耳是克里特的締造者，對如此重要的一段歷史妄下斷言。

直到近年，隨著大量無可辯駁的考古數據的陸續出土，才使得古文明的研究者們逐漸真正相信克里特文明的存在，可從人類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遺留下來的眾多神秘記憶卻仍舊令我們困惑不解。 研究發現，克里特島便是愛琴文明的發源地，其勢力在前希臘時代就已影響到整個歐洲——正如歐洲的一句俗諺，“一點點酵母足以把全團的面發起來”——不僅如此，事實上，如果給這項研究設置一個極限的話，那便是將解決所有以往懸而未決的歷史性問題。 儘管克里特文明的存在已變得毫無爭議，它即是埃及王朝時代的源頭，當時閃族人剛剛在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流域實現其歷史上的首次鼎盛，但我們仍就無法弄清其遙遠的起源問題。但在其遺址上發現的史前古器物清楚地顯示，島上早期定居者的文明程度已經達到相當高水準的新石器文化——建築材料上使用石頭、粘土及枝條；出現最早的海上貿易——從早期愛琴文明的中心米洛斯島進口黑曜岩；社會的局部地區甚至已經採用原始的農業生產模式。此外，宗教信仰也已發展並初具規模，它最終作為克里特整體文明中的一個重要部分被希臘人繼承下來，遺憾的是，在歷經漫長歲月的洗禮後，它的真實身份竟已被人們徹底忘卻。根據考古學的地層數據推斷，克諾索斯島上的最早定居者大致應該在公元前一萬年左右。

但是從歐洲大陸循到的文化痕跡來看，最早的文明應該屬於一個更遙遠的年代。儘管在新石器時代的大部分時期或者石器時代後期，就已存在著野人部落，正如今天在世界各地仍廣泛分佈著不同野人族群的情形一樣，當時無論是在克里特、埃及還是巴比倫王國，都存在著已經進化了的、具有一定文明程度的人，他們是“所有偉大時代的後嗣”——在此期間，古歐洲經歷了地球史上的幾次大規模氣候震盪，這也便是被人類史學家們宣稱的，在交錯間隔的熱帶、溫帶和極地的地層發現的動植物化石特徵顯示有人類生存的跡象。而其所處的時期——即人類歷史上距今最為遙遠的文明，是在考古學上的舊石器時代或者石器時代早期。直至這一文明消亡，估計至少也是在公元前兩萬年前後，當時在歐洲至少存在著兩個族落，他們的文化在今天分別被稱作奧里尼雅剋期與馬格德林期。而這一時期亦被稱作中石器時代，即為連接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中間的過渡期，它將人類最早期的文明傳承下來，這一事實現今在史學界已經得到十分廣泛的認同。

第5節 如上所述，克里特文明的故事很可能是成立的，如果將整個歐洲的發展史寫作一本書，那麼它便應是這本歐洲史的開篇。但讓人驚嘆的是，它的“引言”部分竟然會從舊石器時代開始，也就是在第四紀冰川期之前和之中——這在地質學家們看來是多麼的不可思議。 之所以這樣肯定，完全是因為從法國和西班牙發現的轟動世界的舊石器時代的穴居岩洞，關於這部分內容本書將在第一、二章中詳細介紹。但是，在已發現的這些有限的人類印痕中，還不能找到特別充分而確鑿的證據。我們只知道這些人很像希臘或者克里特的早期居民，但很顯然，他們不但創建了偉大的克里特文明——塑造了克里特時代的藝術風格，甚至奠定了此後在米諾斯島、尼羅河流域以及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地區出現的特定的風俗習慣。

所有這些與克里特發生的聯繫是如此緊密，從而使得人們對它更是期待良多，以至包括安吉洛?莫索（Angelo Mosso）在內的眾多作家都認定在新石器時代確已存在人類文明，且奧里尼雅剋期與馬格德林期藝術便是克里特文明的起源。但地質學家們讓人們徹底打消了對這一文明的置疑，他們指出該文明應該屬於更新世時代的後期，當時在空曠的法蘭西山谷中正四處遊蕩著原始馴鹿。 所以，處在這樣一個環境下，自然也就成就了舊石器時代的那些獵手們，他們都是相當出色的藝術家和雕刻家，骨骼和象牙經過他們刻刀的精雕細琢後便成了精美的藝術品。他們在居住的洞穴屋頂用刻刀、用油彩創造出各種各樣的動物圖案，這種兼純粹的寫實主義與浪漫的自然主義的藝術手法即使到了希臘時代仍然沒有被超越；此外，他們還用象牙雕刻出許多女性圖案，這一點與埃及發現的藝術品比較起來十分相似，但又所區別。

對此，莫索發出這樣的感慨，“真是不可思議，在人類歷史上這些最古老的文明中，在表現女性圖案的藝術手法上，法蘭西人、新石器時代的克里特人與埃及人竟然驚人的相似，簡直如出一轍。”在這些表現女性的岩畫中，他發現“無論環佩裙裾還是髮髻樣式都帶有典型的埃及風格”。在描述一幅舊石器時代的畫作時，他這樣說道：“那些女子都是長髮披肩，這與米諾斯時代的女人極為相似；她們的胸部沒有受到任何束縛，因而發育得更為豐滿。而其頭部呈三角形則表明她們戴著頭巾或頭冠。其中有兩位女子在上臂靠近肘部的位置佩戴了手鐲，所有人都是楊柳纖腰，體型宛如一個沙漏。”在評論另一幅圖畫中的身著裙裾的婦女時，他指出這也是克里特人的顯要特徵。 [1]此外，包括阿貝?步日耶（Abbe Breuil）、唐?讓?卡布里?阿吉拉（Don Juan Cabre Aguila）在內的許多大陸考古學家都將法國、西班牙等國在舊石器時代的岩洞繪畫同克里特岩畫進行了各種比較。

作為奧里尼雅克與馬格德林時代的一個族群，或者是該文明衍化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克羅馬尼翁人（Cro-Magnon）是這一時期的主角。對此，高理雍（Collignon）博士指出，我們在歐洲大陸的許多地方都可以循到他們昔日的踪跡，特別是法國的多敦河（Dordogne）流域及北非的柏柏爾人地區。 [2]考古學家們在對捷克和斯洛伐克中部地區摩拉維亞等地的傳統殯葬習俗研究時發現，克羅馬尼翁人的一支很可能在更新世時代後期從比利時遷徙於此。而在奧里尼雅克文明消亡幾千年之後，它又是如何以及通過怎樣的途徑對克里特產生影響的，我們現在已無從知曉。但是，有一種假設聽來頗有見地，那就是這一文明在人類中其實並未絕跡，而是隨著移民的遷徙已經遠播到世界的另外某個地方。也就是說，希臘人就是克里特文明的繼承者，這一事實最近以來已經得到越來越充分的佐證。

克里特文明中不僅締造了歐洲的藝術古蹟，而且從考古學上收集的舊石器時代證據來看，克里特人也開創了人類歷史上早期的某種宗教信仰。而且很有可能，某些在民間廣泛流傳的神話故事像那些從法國和西班牙出土的岩畫及象牙雕刻品一樣年代久遠。當然，這些只是考古學家們的推測而已，畢竟，誰又敢稱自己就能說出那個源遠流長的美麗傳說的起源呢？這個傳說講的是：一雙戀人從巨人的洞穴中逃出後，情急之下向身後拋出一把石子，這些石子落地後化作山脈，發出枝條，結成森林，以此來阻止那個暴怒的追逐者。最近，史學家安德魯?朗先生宣稱，他已經在祖魯人、蓋爾人、挪威人、馬爾加什人、俄羅斯人、意大利人和日本人的民間文學中均發現了類似的傳說。他在其作品中寫道，這些故事的作者“將永遠無法被世人所知”，儘管，在所有的講述者當中，他的聲名最為顯赫，甚至“四海之內，莫不側目”。 [3]

第6節 目前，被學界十分推崇的一種理論是由休?米勒首先提出的，即米勒假想，這一理論的主要特點是，它首先將流散於世界各地的各種傳說整理到一起，然後找出它們之間的種種聯繫，最後再以一種結論性的假想來闡釋其中不可思議的關聯。米勒先生大約在八十年前曾這樣寫道，“我仔細察看了一整套保存完好的石製戰斧，它們中有一些甚至形成在比彌賽亞時代更早的時候。在諸如美洲一些原始部落、南太平洋的一些島嶼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都曾挖掘出一些類似於我們自己國家古代的石塚、墓穴，很顯然，它們就是記錄發生在兩千多年以前那些不為世人所知或已被人們忘記的古戰場的證據。我被它們彼此之間存在的許多相似之處所深深吸引，這種相似有時甚至可以說就是完全一模一樣，即使是那些非常有經驗的專家，也很難辨別出古蘇格蘭與古新西蘭武器之間的差異……當人類還處在蠻荒年代的野人階段時，可以說，遍布在世界各個角落的都是同樣的一種野獸，它們具有同樣的創造力，不管它們是不是那些戰斧的主人，看起來，我們今天幾乎能夠從這個世界的所有地方，都尋到同樣的人類歷史發明的殘跡……因此，我們之所以認定它（克里特）就是最早階段的人類文明，完全是有據可循的，比如這些遍布於全世界的在古代戰爭中廣泛使用的冷兵器。”[4]

自從米勒時代以後，考古學家們每當再面對遠古人類使用的石器工具及武器時，便不會感覺由於年代久遠而使得研究起來困難重重，這不僅用於鑑別不同地域出土的代表性器物方面，而且也適用於在鑑別某個特定地域內的不同歷史年代，不同文明階段的文物古蹟方面。儘管如此，但我們發現在實際中，人們對待傳統文化中的一些神話傳說時，還是很少與這一理論進行聯繫。因此，雖然米勒假想已經受到一定程度地認可，但它仍需要在更大範圍內被人們所接受。毫無疑問，這一理論為人們揭示了歷史中那些的驚人的相似之謎，儘管它沒有為它們之間存在的差異性做出同樣合理的解釋。但是，試想一下，如果我們每次都千篇一律地套用甚至無限誇大它的作用，那麼考古研究的工作將會變得多麼簡單機械、索然無味。正如賀加斯先生提醒人們的那句名言，“今天的社會正蔓延這樣一種趨勢，人們試圖找到一個公式來解決所有問題，然後再用另外一個同樣毫無生趣的公式取代上一個。”[5] 事實上，對於像克里特或者埃及這樣有著獨特文明背景的神話來說，要對其中任何一個都有著通透深入的研究，而又能將錯綜複雜的地理環境方面的差異了若指掌，又談何容易呢？因此，每當我們發現某個傳說中的一星半點的踪跡，或者某種古老宗教習俗的一絲線索，比如像克里特這樣的文化中心，在對這一文明進行大量搜尋、挖掘、考證以期恢復其原貌的工作將是異常艱苦而繁雜的，我們可能今天從澳洲蒐集一點材料，明天又從中國補充一點思想，後天再到俄羅斯、格陵蘭島或者墨西哥，如此反复，龐徵博採，耗時巨大，期間歷經數次挫折磨難，才能徹底完成一項看似簡單的論證工作，其中的風險性自是不言而喻。在考古工作中，很多時候，我們會在不同的地方發現相似的象徵符號，但這並不一定意味著它們最初都代表相同的意義；同樣地，很多看起來相似的字母符號，其發音卻經常相去甚遠。這是因為，在這個世界上，人類的思想並不是一塊簡單的模板，只能機械地複制出與其母體完全一樣的形狀，我們不可能總是用同一種思維去解釋看似同樣的問題。 神話源自信仰，而信仰則源於經歷。它們也是人類對許多自然現象的圖像記錄。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類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經歷，因為各個地區的地理和氣候環境千差萬別。舉例說，某個民族在農業生活模式基礎上創建了很高程度的文明，那麼他們的信仰很自然也是受到其農業經歷影響的結果，因此，在這一民族內流傳的神話就要被賦予農業意義。在日曆被發明以前，農民就是靠從祖先那裡繼承農耕經驗，然後再把這些知識薪火相傳，施與後代，他們從不會說“春種秋收”這樣的話，也不會去解釋為何不能在冬季播種、春季收割的理由。他們通常會編制出一個非常完美的神話體系，再用它去指引族裔親屬世世代代的農耕操作。在印度，時常會在一個季節出現大旱的天氣，於是農民們便設想出有個專門控制干旱的魔鬼，一直被天神困在一個山洞的水潭中。僅僅當世界瀕臨枯竭之時，渾身披掛雷霆霹靂的鬼神因陀羅才會出來拯救世人。霎時間，閃電交加，瓦釜雷鳴，他與魔鬼展開一場大戰，最後將其斃命。之後，他面對蒼生，放聲而云：吾乃雷霆之神，妖孽已除，天下無憂，蒼生可盡享雨澤矣！ 第7節 在這場雷電大戰之後，便是雨水豐盈，枯萎的草兒重新放綠，稻米豐收在望。 在古巴比倫帝國，也有一水魔，名喚惡龍之神提亞瑪特，它潛入幼發拉底河興風作浪，使得洪水肆虐。後被巴比倫王米羅達將其斃歿，農民方能耕作如初。在埃及傳說中，太陽神曾經為了摧毀人類的叛逆者，遂開尼羅河以放水，後因動了惻隱之心將洪水退去，大地才得以重新孕育生命，種子發芽，苗兒吐綠，春華秋實，生生不息。對於那些掌握著自然之力的神，虔誠的信徒們希望用某種儀式表達他們的感恩之心，並宰殺牲口，擺放果品，以示供奉那些幫助他們或能給他們以慰藉的神靈。因此，各個地區的宗教形式都要受其獨特的自然環境的影響，而神話傳說正是其生動的反映。 而生活在崇山峻嶺和林間田園中的人們則有著完全不同的經歷，因為他們的糧食供給要依賴於河谷山澗。在風調雨順、雨水充沛的地區生活的人們根本不會知道印度的干旱之苦或者埃及的洪水之殃。但是，他們卻可能要經受另一種嚴寒的氣候，寒氣逼人的霜凍，陰風怒號的暴雪，尤其在暴風雪過後，他們可能要不得不遷徙到氣候適宜的地方過冬，他們豢養的雞鴨鵝狗、大小牲畜也才能得以度過嚴冬。因此，他們的神話也肯定是建立在這樣的自然現象背景下，並與在尼羅河畔、兩河流域生活的人們所信奉的神話相去甚遠。顯而易見，在這些千差萬別的自然條件下發展而成的宗教信仰也一定是各不相同。同樣道理，那些居住在海島或者沿海依靠捕魚為生的人們，那些棲息在深林依靠水果和狩獵為生的人們，都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逐漸形成各自獨特的、與其環境相輔相成的生活及思維模式，並繁衍出不同的神話傳說、宗教信仰等精神產品。所以，很顯然，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類的思想決不會沿著“同一種發明的軌跡”向前發展。在不同地區、不同時期、不同歷史階段，人類其實是在沿著各自獨立的、完全不同的軌跡發展，而宗教信仰作為歷史發展的產物，其結果便是，每一種宗教文化都會打下深刻的民族烙印，帶有鮮明的地域特徵。 接下來，我們應該考慮的便是在各民族文化交流過程中相互產生的影響。隨著最近一次冰川期的到來，全球氣候發生劇烈震盪，這引發了地球上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移民活動。不同的人種、民族不斷交匯融合，繁衍出新的族裔，今天已很難再識辨其根源。這種情況到石器時代末期或新時期時代初期達到鼎盛，各個種族無論在智力程度[6]還是體貌特徵方面，差異都在迅速消失。他們廣泛地分散於世界各地，尋找到適宜他們過去生活習慣的地方定居。在此期間，由於漫長的冰川期造成的巨大的天然冰雪屏障，使得同生活在地球上的這些人在長達數千年的時間內天各一方，無法相見。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溫暖的陽光重新照耀大地後，隨著各民族逐漸發展繁榮，重又開始彼此之間的交流。讓我們在腦海中想像這樣一幅畫面：一個生活在西伯利亞大草原的游牧部落來到了被農耕民族開墾的一片山谷間的窪地，除了與當地村莊里的莊稼人語言不通外，他們還帶來了其祖先傳下的信仰和習俗。年輕的莊稼漢們會把他們當作入侵的魔鬼，同他們進行戰鬥，要么被其征服，要么將其驅逐。如果這些“入侵者”獲勝的話，他們便得以在該地區定居，那麼遲早他們會與當地的土著居民融合到一起。然後，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也隨之逐步融合，其結果便是在原本兩種特色鮮明的信仰中求得一種折衷和妥協。最後，更早紮根於此的本土信仰將會佔據上風和主體，因為那些外來的遷入者並沒有傳統的農業信仰，在他們的語言中甚至根本找不到諸如“穀物”、“壟溝”、“耕犁”這樣的詞彙。但是，作為植入民族的附屬物，他們原有的一部分傳統習俗——例如游牧和狩獵，也將在他們村落周邊的草場和叢林中得以延續，因為他們在那裡又找到了另一座被其信奉的神明居住的“奧林匹斯山”。因此，一座全新的萬神殿也將順利成長地拔地而起——其中供奉的既有征服者的神，也有被征服者的神。 第8節 商品交換在不同民族群落間架起來了一座溝通的橋樑，循著貿易通道我們便可輕易找到各種文化交錯影響遺留下的痕跡。當然，各種農業耕種的知識也便在各個部族間傳播開來。而那些原本出沒於與世隔絕的北方山林中的獵手們在轉變為農夫後，引入的不僅是農具和中子；伴隨著農耕知識傳授給他們的還有許多農業社會的傳統風俗，例如祈求風調雨順和五穀豐登的祭神儀式。 因此，埃及或者巴比倫在農業方面的傳統習俗得以傳遍整個歐洲和亞洲，而這些古老的文化所到各地，當地人又會將其與他們從祖先那裡繼承下來的獨特的地方特色相融合。 在丹麥，北部的獵戶和漁民在與南方的部分農業民族或部落交往的過程中，逐漸融入其中，形成統一的丹麥民族文化。他們學會了各種傳統的農業習俗，諸如要在憂傷的氣氛中進行播種，而在收穫莊稼的時候則要一邊敲打自己的胸脯，一邊笑逐顏開地揮舞穀穗，以示對農神的感激。在他們的意識中，這些帶有神秘色彩的儀式可是決定一年耕耘是否能夠獲得豐收的關鍵，因此，這些農業民族非常重視這些從地中海沿岸或尼羅河流域舶來的農俗。所以，我們會從丹麥的傳說中知道塞弗（Scef）的神話，也就是帶著第一片穀穗飄洋過海翩翩而至的少年神，而這與古巴比倫關於塔穆茲的神話是如此相似——傳說中他是個來自地下世界的孩童，每到新年便會抵臨這個世界普濟眾生。 而對於那些在深山老林中四處漂泊的非農業民族來說，他們對“送糧童子”的傳說則一無所知。他們的民族文化深受大山的影響，因此，他們塑造的神完全是另一副樣子：他一手持錘，一手放電，每敲擊一下都是一聲轟雷。就這樣，他把天空錘煉成型。人們發現，從天空墜下的隕石由鐵構成，因此人們相信天是鐵做的，這樣也便有了“金屬天堂”的說法。鐵被人們看作是一種具有保護性的巫術，於是它也被同剷除惡魔的天神聯繫起來。在這個民族看來，任何一個凡人只要擁有了“觸鐵”（touch iron），便可以掌握降妖驅魔的法力，因為這讓人很容易聯想到雷神的神奇法力。 山神的膜拜者遍布世界各地。隨著人口向北方遷徙，北歐人稱雷神為“托爾”；在亞洲，人們稱他為太閣（Tarku）和提修普；在印度，他是天空神帝奧斯的兒子，即因陀羅；在希臘，他是宙斯。當這些人來到巴勒斯坦，又稱他為Pathach（希伯萊語）；在埃及人們稱他為卜塔。儘管埃及很少有雷暴天氣，但孟斐斯人從來不曾忘記卜塔的鐵鎚和被他鍛造成型的鐵製天幕。而且，卜塔還在被人們繼續神化，他被尊為工匠之神——發明了埃及人的陶器模具盤，並用它創造了太陽和月亮，以及第一個男人和女人。這樣，卜塔又被賦予了地方色彩。儘管如此，但它在埃及神話的眾神中還是保留了非常明顯的特點。 傳統很難消亡。正如一旦某種思想深入到人的腦海，它便會在那裡根深蒂固，生生不息，並不斷有更新的思想源源湧現，汩汩流淌。所以在埃及文化中，不但有許多偉大的思想家和藝術家，而且也流傳下許多人類原始的信仰和習俗。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希臘人身上——他們從未忘記過克洛諾斯，那個嗜殺成性的神，他殘暴已極，推翻父親的統治，吞吃自己的孩子，最後又被自己的兒子宙斯所殺。當然，這些古老的信仰和思維模式僅僅是作為一種文化圖騰被繼承和留存下來，但它本身與文明的進步、文化的發展是相悖的，或者說，這種文化之所以能流傳下來，並不意味著傳承這些文明的人就像他們的祖先一樣愚昧與血腥。比如說，即使在人類社會已經達到高度文明的今天，許多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人還是會忌諱撒鹽，視黑貓為走運的象徵，不會選擇住旅館的13號房間一樣，在許多汽車和飛機上還會帶著吉祥物，而這與古代的埃及、克里特或腓尼基人的習慣一模一樣。作者就曾親眼見過一位劍橋大學格頓學院（當時還為女子學院）的女孩仍在沿用她祖先的宗教習慣，將一條毯子系在一口“許願井”邊的樹上，像當地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孩或遠隔重世的蘇格蘭高地與克里特島上的居民一樣，虔誠地跪在那裡默默祈願。 第9節 迷信活動走進人們的日常生活已有相當長的歷史。它們在基督教影響世界的將近兩千年中頑強地生存下來。誰又能標註出它們的起源日期呢？果真要追溯的話，很可能要回到青銅時代、石器時代晚期、甚至舊石器時代的間冰期。本書後面有相當篇章將對至少一個以上顯著的民間信仰進行詳盡闡釋與深刻剖析。 在上埃及曾經有一項考古發現格外引人注目，那是大約六萬年前被埋在熱沙下的木乃伊。其保留完好程度令人嘆為觀止，不僅骨骼、皮膚、毛髮、肌肉、眼睛等完好無損，甚至連內臟器官都保留得一應俱全。俄羅斯科學家內托里斯基（Netolitzky）博士對其腸胃系統進行了細緻檢查，以期探知古人的食物結構。 “偶爾在孩子們的腸道中能夠發現遺留下來的鼠肉的殘渣，這表明當時的人們曾將一些小型囓齒類動物撥皮後用來食用”，艾略特?史密斯教授這樣寫道，“這真是個非常有趣的發現，內托里斯基告訴我，在幾千年前的東方，醫藥從業者就已經使用老鼠的身體進行試驗以救治瀕死的孩子們。”[7]但是直到最近，考古學家才在蘇格蘭高地發現一顆老鼠的肝臟，專家分析，這項被稱作“老婦人的救治”的試驗是用以研究治療某種極為危險的兒童病的。本書作者曾多次被一些女士提醒，應關注更多地方在此方面的發現。她們宣稱，早在比埃及人用鼠來進行醫學實驗前更久遠的年代，人類就已經有過用鼠治病以取得療效的先例了。 在英國東部的薩福克郡，人們常常用將活鼠烤成灰的辦法，來治療風濕病。而在林肯郡，人們則習慣用油炸鼠肉來治療孩子的百日咳與扁桃腺炎等病症。亨德森（Henderson） 先生[8]——英國北部郡一位哮喘病患者這樣介紹他的治療經驗，他被要求騎在一頭驢子背上，面向驢尾，這期間他要吃掉一隻老鼠。在萊斯特郡，也有一種古老風俗十分盛行——將一隻活鼠埋在一棵岑樹下，可以去除孩子的疾病或者誘使牲畜反擊進攻。 [9]類似的習俗在蘇格蘭也有，在那裡，人們相信如果碰巧有鼩鼱從身邊爬過的話，人的肢體便會麻痺。 [10]因此，在當地婦女中害怕老鼠的傳統與此淵源甚篤。另外，在蘇格蘭東北部的一些郡縣，也有吃烤老鼠治療傷寒或咽喉疼痛的土方。 在埃及，老鼠被與月神透特聯繫到一起，他用此法治癒了被毒蠍咬傷的太陽神何露斯，使他被邪惡神賽特放出的黑豬弄瞎的眼睛重見光明，並幫助冥王歐西里斯復原了身體。傳說中，老鼠蜷在命運柱下的台階上，算計著人類的壽命。 [11]在希臘，老鼠又被與太陽神阿波羅聯繫在一起。阿波羅是被羅馬人命名的太陽神，但是荷馬卻在中把他稱作史鳴修斯，意為“鼠神”，以斥責他施放鼠疫之箭鎮壓希臘人的行為。 [12]據古希臘地理學家斯特雷波（Strabo，前63？-前21？，古希臘地理學家）在史籍中記載，在古希臘的許多地方，人們都十分忌憚阿波羅鼠這個名字。 [13]在羅得島（Rhodes）、吉拉島（Gela）、萊斯博斯島（即米蒂利尼島）及克里特島等許多島嶼，都有舉行鼠宴的傳統。根據一個特洛伊人的故事，在克里特人聚居的安納托利亞島（即亞洲西部半島小亞細亞），島民曾接到這樣一則神諭，選擇在受到大地之子攻擊的第一塊土地上定居。在特洛阿德（特洛伊之古稱）的漢馬克西特斯（Hamaxitus），傳說是這樣的——一大群老鼠吃掉軍隊將士的弓弦和盔甲的皮裝，於是他們決定就在那里安營扎寨，創建家園。 [14]在印度，老鼠被與風暴、憤怒和毀滅之神樓陀羅聯繫到一起，詩人在頌歌中這樣禱告： 萬能的天神樓陀羅，懇請您賜予我對付病魔的神藥，讓您的子民排除憂患，安享百年。 [15] 同阿波羅一樣，樓陀羅也是司掌疾病之神，因此他既能散佈疾病，也能阻止和治療疾病。 在古代文人的筆下，鼠宴能夠使人延年益壽。比如埃及人，他們將老鼠與月亮聯繫在一起，認為它們象徵著富饒的資源、昂然的生機，並司職計算人間歲月。埃及月神孔蘇（底比斯三聖神之一）是執掌醫藥與愛的神。因此，他不僅護佑著大地豐盈，而且也負責醫治疾病。當年在法老王阿孟和蒂三世重病之時，米坦尼國王派人送去了古巴比倫和亞述神話中司愛情、生育及戰爭的女神依詩塔的畫像。以賽亞書是這樣記述食鼠傳統的：“上帝有云，那些整天狂妄自大、在人前屋後孤芳自賞、背地裡卻躲在花園樹下饕餮豬肉、蠅營狗苟的傢伙，應連同天下所有穢物以及老鼠一起被毀滅。”[16]當來自於克里特島的（中東古國）腓力斯人深受鼠疫之災時，他們便將五座黃金鼠像放進方舟，把它送回以色列人那裡。 [17]因此，我們發現，在歐洲高地地區盛行的關於鼠療的傳統一直可以追溯回6000年前一些地中海民族在這個世界最遙遠的定居地。其他的迷信起源或許同樣久遠，或許更加古老。例如古埃及人，如同我們今天的人一樣，他們也從他們的原始祖先那裡繼承了許多信仰。 第10節 在本書的第二章，我們將詳盡列舉舊石器時代的種種習俗和信仰，以此來闡釋這樣一種觀點，即散落於世界各地的人類在進化過程中，只要環境相似，便很可能也會產生近似的文化，當然，其中有些思想是由新石器時代前的歐洲和埃及的游牧民族在漫長的遷徙旅途中散播到世界各地的。因此，如果鼠療的傳統能夠被追溯6000年的話，那麼很可能在另一個更早的6000年前這一習俗就已經被世人所知了。在距今至少兩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一條魚的脊骨就被放於下葬的屍體身上——它被作為死者的護身符，是冥王歐西里斯的脊椎象徵，被係於古埃及木乃伊的脖頸之上。人類學家們始終對埃及獸頭神興趣濃厚，他們對存在於這些動物和半人半獸的神之間的關係進行著不懈探尋。而在出土的舊石器時代的岩洞繪畫中，竟然發現了與埃及的獸頭神一樣的高舉雙臂、滿懷肅穆的神祗畫像。如果推斷屬實，那麼這一變化過程昭示，一定是埃及人在尼羅河流域創建王朝前的數千年，就已有類似的文明存在了。因此，在考古學界也流行著這樣一種觀點，認為腓尼基人是字母表的最初發明者，但是考古學家們又會為時常在馴鹿角、象牙或者岩石表面上發現的各種奇特的字母圖形甚至圖形組嘖嘖稱奇，因為這些可是第四季冰川期中舊石器時代的民間作品啊！ “這肯定是某種標記”，阿瑟?伊文思先生這樣說，“它們雕刻於一些馴鹿角的殘片上，這與我們原先預期的它們可能是腓尼基人的作品的想法相去甚遠……我們驚奇地發現這些人應該生活在歐洲的最北端，因為他們的生存環境與古老的馴鹿民族最為接近，象形文字的殘跡一直被保留至今……這些拉普蘭式的象形文字應該廣泛地散佈在各個原始族群中——被雕刻或繪畫在岩石和其他材料上——它穿越整個芬蘭-韃靼人（Fenno-Tataric）地區，從靠近歐洲北端的白海到烏拉爾河，貫穿西伯利亞直至中國邊界。” 費斯托斯出土的赤土圓盤。 盤面上刻有清晰可見的象形文字圖案，從中心向外閱讀，但該文字至今仍未破譯。據信其源自小亞細亞西南部臨地中海古國呂西亞。盤面顯現的戴有羽毛頭飾的頭像與腓力斯人的裝束十分相似。 克里特出土的雕刻石碑殘片 “從盤面文字的精細程度如同中國書法一般來看，它很可能是古人類使用象形符號的大家族早期的一個分支。”埃文斯先生說。類似的象形文字還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被發現，它們包括：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愛爾蘭、布列塔尼半島（法國西北部一地區）、葡萄牙、西班牙、西北非、加那利群島、阿爾卑斯山麓、孚日山脈、達爾馬提亞（前南斯拉夫一地區）、特蘭西瓦尼亞，以及特洛伊早期的史前古器物。 [18] 除了象形文字以外，還有一些喪葬習俗從舊石器時代沿襲至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裝飾圖案也由動物繪畫發展到帶有明顯女性特徵的女神鵰像，在克里特島就發現了許多穿著喇叭形裙裝的女子圖像雕刻。在比利時發現的舊石器時代的陶器也帶有明顯的新石器時代的特徵。同時，這些器物也再次證明中石器時代文化是銜接石器時代早期與末期文化的紐帶和過渡階段。在第四季冰川期結束後，地中海沿岸民族的早期開拓者們開始進入歐洲，他們既帶來舊石器時代的遺留文化，也與當地的本土文化進行有機融合。最近，從格拉斯哥的墓地中發現了大量的頭蓋骨，它們與當地土著居民在特點上截然不同，考古學家們認為，這些人應屬於外來移民，並且很可能是舊石器時代的一支人種。看起來，這片墓群應該是在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早期修建的。如果以上推斷屬實，那麼很明顯，在近現代各拉斯哥的建設者中，應該有一定數量的舊石器時代人種的後裔。這些事實再次證明，一部份古人類信仰、習俗和民間傳說隨著馴鹿民族的遷徙、壯大而被傳承下來，當然，這些文化在當時也肯定是最為流行的。作為第四季冰川期的文化，如果從這一時期早期就開始發展，那麼很可能這些思想存在的歷史已經超過了四萬年。在法蘭西，反映第二段間冰期的阿布維利文化的手斧流傳甚廣；它們穿越意大利大陸架到達非洲，最遠滲透到好望角的殖民地；在亞洲的情況也極為相似，它們穿越白令海峽大陸架來到美洲，一直到達南美洲的最南端。惟一的例外是，它始終沒有登臨澳洲。或許朗先生講述的“遠行的故事”與那段遙遠的人類歷史往事更為貼切吧。這種獨特的民族文化抵達地球上遙遠的另一端，來到其創始者可能從來不曾涉足過的地方。所以，任物換星移，歲月流逝，我們今人仍能夠對這些文化熟知如初。因為它們已經深深地沉澱在人類的意識中，儘管在洪荒年代，生活在不同地區的人類能夠孕育相似的思想，創造相似的故事，但總的來說，大部分民族會更傾向於保留下自己獨有的傳統，而不致被後引進的文化所完全同化。沒有什麼比最初的思想能夠令深受神話影響的信徒們更加印象深刻。後來注入的思想只能充當補充的角色，而非重新確立規則。每當遠古人類要被迫改變其原有的宗教思想，要么是因為受到異族的入侵，要么是由於遷徙改變居住環境後受到自然現象的影響。即使這種變化已不可避免，但其原有的宗教習慣也不可能被完全根除，結果只能是新舊觀念相互影響，逐步融合，最終實現統一。 第11節 在對待克里特這種神話的時候，由於其尚未被完全還原本色，其文字也尚未被破譯，因此我們非常希望能夠找到其宗教思想在不同階段的發展軌跡，以及來自不同文化中心的在這座島上的定居者的思想。有些遺跡表明其曾受埃及文化影響，有些則顯示其與古希臘信仰存在密切聯繫。沒有人懷疑克里特文明中有很多是埃及文明的沿襲；而在地屬克里特殖民地的一些希臘州地則明顯挪用了克里特風格。但是，至今仍有許多謎團有待我們證實，比如當克里特人在他們的島嶼定居以後，是與其他地方的遠古人類一起平行發展，還是他們此前已經度過了其宗教文化發展的不同階段——從世界各地收集的考古學證據或許可以揭示其中奧秘。 今天，我們有時也從思想本源的層面定義人類宗教史發展的圖譜，大致可以分為這樣幾個階段：自然主義階段（即對自然現象的崇拜階段）、圖騰崇拜階段、精靈崇拜階段（即萬物有靈論）、鬼神信仰階段、部落一神論到部落多神論階段、絕對一神論階段。所有這些階段都能被追溯到一個特定地區，但是我們不要指望在所有地方都能找到它們的踪跡，因為人類的思想並不像地質學或考古學中的地層那樣有規則的次序排列。比如，在Sonic peoples的歷史上，就不曾創造過任何神，甚至連有獨特個性的動物精靈族群也沒有出現過。里斯利（Risley）先生指出，在印度半島東北部喬塔納格普爾高原的布須曼人對神甚是敬畏，他們會經常向一種神秘力量禱告祈求贖罪，“他們崇拜的對象無論怎樣說都絕對不是人類，如果非要用比較確定的術語來描述的話，”他接著說道，“應該說他們的宗教根源依賴的是一種力量，或許多種力量……他們經常會供奉犧牲祭品，在特定的節日在身體上塗抹硃砂，卻從不會試圖解釋這種神秘力量。他們能感覺到某種力量的存在，這對他們來說已經足矣……在整個喬塔納格普爾地區我們都能發現這種敬神的叢林，到處都能見到一些同樣神秘莫測的神龕，他們沒有任何具體的標誌，沒有統一的形式，至於他們的功能也沒人能夠給出清楚的解釋。也就是說，他們尚未被披上個體化的外衣，仍處在宗教發展的非個體階段。”[19]但另一方面，他們還遠算不上最原始的階段，在澳大利亞，土著民族的宗教原始程度較之喬塔納格普爾的布須曼人還要更早，他們甚至以“公牛的咆哮”來模仿所尊崇的神的聲音。據說，生活在舊石器時代的馴鹿民族，用象牙雕刻出獸頭神的形體和女神的雕像。在埃及和巴比倫，從人類剛一知道它們，就有一些半人半獸的合成神。中國人也有神，但是已被其原始的崇拜者們形象化了。我們都知道，辯論是典型的“腦力思辨過程”，應該也沒有人反對，全世界的宗教現像不可能用一種科學猜想就解釋得了，我們很難用假設來證明它們在世界各地的發展歷程中是全都處在同一階段還是各自處在不同階段。同樣，在克里特和希臘，或許存在過圖騰信仰階段，或許從未經歷。這種假設直到將來獲得確鑿的證據後才能蓋棺定論，在此之前，這一問題都只能擱置在那兒。類似的情況還有，對於學術界提出的母系族長社會要先於男性族長社會、以及由此得出的各地對女性神的崇拜也要先於男性神的假想推論，我們也應持懷疑態度。有例為證，在印度的吠陀梵語時期，男性神就被置於非常突出的地位；而直到後吠陀梵語時期，女性神才逐漸告別模糊的狀態，“大母神”便是典型的例子，她被賦予了非常鮮明的人物個性。 這也將我們對克里特的宗教和社會生活的探究推進到一個十分有趣的階段。從崇拜物、繪畫藝術、象徵性符號以及傳統習俗這些考古學證據來看，很明顯，對大母神的崇拜在這座島上居於主導地位，女祭司像也如同在多多納（Dodona，希臘伊庇魯斯地區的古鎮）一樣在社會上地位顯要。事實上，女性在一些宗教儀式中也是處於領導者的角色，正如在耶路撒冷發現的耶利米書記述的那樣——在那裡要由女性來烤製糕點供奉給“天后”，也就是東方的大母神。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