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是挺直挺圓乎的。”亞特·霍蘭中尉承認。
被告方傳喚攝影師約翰·羅森薩爾。他說就在兩天前的星期日下午，他應被告方律師們之邀，於2點30分左右到達賽德街1810號。到了那裡才知道，他們是想請他拍攝車庫牆角里的一支臟兮兮的撥火棍。
助理檢察長弗蕾達·勃萊克交叉提問：“你是否確知，如果把一件東西放進車庫裡，多長時間便會積滿灰塵？”
“不知道。”約翰·羅森薩爾回答。
當然，攝影師約翰·羅森薩爾不會是這方面的專家，事實上，被告方也很難找到這樣的專家。助理檢察長的問題其實是針對整個被告方的。
“你是否確知，多久會結上蜘蛛網？”弗蕾達·勃萊克繼續問。
“不知道。”
“你是否確知，車庫裡的小蟲子多久會死？”
“不知道。”
約翰·羅森薩爾是被告方的最後一個證人。
戴維·魯道夫曾在他的開場發言中向陪審團許諾說，被告方將傳喚若干彼得遜夫婦的朋友熟人，以證明這對夫妻相親相愛，情深意篤；將傳喚一些醫學專家，以證明卡瑟琳經常頭痛頭暈；將傳喚一些前海軍陸戰隊成員，以證明邁克·彼得遜曾經是一位足智多謀、英勇善戰的優秀指揮員。但是，所有這些證人都沒有出庭。
和他的開場發言一樣，戴維·魯道夫代表被告方的總結性發言也是從一段錄音開始——檢察長簡蒙·哈丁開場發言中談到凶器——撥火棍的那段話。
“這，便是我方關於本案十個疑點中的第一個，”戴維·魯道夫撳下錄音機上的“停止”鍵，開始說，“那支下落不明的作案工具並沒有下落不明，而且，也並沒有被作為作案工具。”
“第二，被告缺乏令人信服的作案動機。常識告訴我們，沒有哪個男人會無緣無故地謀殺他的妻子。”戴維指責公訴方是反其道而行之，先定罪名，再找證據。 “一上來，他們準備指控邁克·彼得遜為謀財而殺妻，此計行不通了，便又冒出來一個'同性戀'事件……那可能成為殺人的動機嗎？那最多只會讓你們覺得：'哦，天哪！他是一個同性戀者，他的電腦裡全是些烏七八糟的色情照片。真噁心！'
“疑點之三，卡瑟琳和邁克·彼得遜婚姻幸福，從來沒有過虐待和暴力的歷史。一般來說，一個男人虐待妻子不會從謀殺開始……
“疑點之四，邁克·彼得遜在案發之後所表現出的震驚和悲痛是相當真實的，當時的在場者無一不如此認為……
“疑點之五，卡瑟琳·彼得遜的頭部創傷與謀殺不符……沒有顱骨骨裂，加上沒有紅腫淤血，再加上沒有腦組織內傷，等於沒有人為的打擊。
“疑點之六，如果將一個人毒打致死，兇手不會讓受害者爬來爬去，弄得到處是血，再讓他在那兒躺個三四十分鐘，直至流盡最後一滴血……沒有人會那樣做。
“疑點之七，現場被嚴重污染、甚至變動，所以很難判斷警方從現場採集到的證據有哪些是可靠的，哪些是不可靠的……
“疑點之八，公訴方證人使用的許多方法毫無科學性可言。”戴維·魯道夫花了很長的篇幅抨擊杜安·笛維爾關於血液噴濺圖案的計算結果，然後說：“無須我多言，你們自己就能看出來，他搞的那一套是不是太邪乎，太過於牽強附會。
“疑點之九，在麗詩·拉特利的案子上……拉瑞·巴恩斯博士當時的結論是，拉特利夫人因跌下樓梯而死。……巴恩斯博士只是一名驗屍官，拉特利夫人跟他有什麼關係？這整個事件跟他又有什麼關係？如果他發現了什麼可疑之處，他有必要隱瞞嗎？不只是他，1985年那麼多的現場調查者誰都沒有看出任何可疑之處……那麼現在，公訴方到底又有什麼樣的證據，可以證明邁克·彼得遜和拉特利夫人之死有關？沒有。什麼也沒有。這一切唯一可以證明的只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戴維·魯道夫認為，公訴方將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案子強扯到一起是十分荒謬的，“僅僅因為兩具屍體都在樓梯底下，那又怎麼樣？那他就成了樓梯殺手？系列樓梯殺手？
“你們中的大多數年長者可能還記得肯尼迪總統被刺案，還記得那一長串林肯與肯尼迪相似性的比較。林肯於1846年當選總統，肯尼迪於1946年當選眾議員……”
“我抗議，法官大人，”簡蒙·哈丁檢察長舉手打斷戴維的發言，“此事與本案無關。”
法官奧蘭多·胡德森要戴維·魯道夫跳過這一段，講他的下一點。
“疑點之十，辦案人員因為有了預定的框框……從12月9日開始，他們不是在查找和驗證'所有'的證據，他們只是在查找和驗證他們需要的證據。而一旦某證據不能證明他們理論，他們便視若無睹，置若罔聞。”
這位被告律師最後說：“我們懇請你們，在考慮了與本案相關的'所有'證據之後，送回一個能夠充分體現事實與公正的裁決——一個'無罪'的裁決。”
公訴方由助理檢察長弗蕾達·勃萊克首先致詞：
“恩愛夫妻們說這樣的話：'我，邁克，接受你，卡瑟琳，為我的合法妻子。同甘共苦，白頭偕老。我將愛你、撫慰你、尊重你、保護你。無論是幸福，還是痛苦，無論是富裕，還是貧窮，無論是健康，還是疾病，在我的全部生命裡，我將擯棄一切，只奉你為我的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