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方從外州警方請來的犯罪現場勘查專家逐一指出了杜爾罕警署辦案人員在賽德街1810號的所有“不規範操作”，但在公訴方的交叉取證中，這位專家承認，在他親臨處理過的300多處犯罪現場中，沒有哪一處可以做到“100%地不被污染”，而且，要“控制一個建築面積1萬平方英尺的現場……確實不容易”。事後，全美各地的警察們紛紛對這位專家的出庭表示“不理解”，因為不少州有明文規定，假如一方警署對另一方警署的作為產生疑問或異議，應該通過各執法機構間的官方接觸協調解決，而不可隨隨便便地當眾指責，更不可在一宗謀殺案的審判中作為被告方的證據提交法庭。顯然，戴維·魯道夫們是鑽了各州立法不同的空子。
被告方的法醫學專家認同了杜安·笛維爾計算出的三處血液噴射源，但卻不認為是因三次打擊所致。這位專家列舉出種種其他的可能，說甩頭髮、揮手等動作也可以產生相似的血跡圖案。他還向陪審團出示了一張警方在現場拍攝的卡瑟琳臉部照片，指示著嘴唇處的一滴血印說，這便證明了樓梯間牆上的大部分血跡是卡瑟琳咳嗽時噴濺而成的。最令陪審員們不解的，是這位專家在作證的過程中說的一句話：“那裡的血太多了，不可能是打擊。”也就是說，對於同一事實，被告方和公訴方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
被告方聘請的生物力學家用電腦模擬出他們假設的案情經過：一個塗著黑指甲和黑唇膏的卡通人物從樓梯上翻滾而下。但在接受公訴方的交叉取證時，這位專家承認，他無法精確地模擬出卡瑟琳頭上的七道傷口是如何形成的。
被告方在法庭上宣讀了泰德·彼得遜的前女友科麗絲玎娜·塔馬賽提的證詞，她因懷孕而不能出庭。科麗絲玎娜在證詞中說：“星期六晚上10點20分，當泰德和我離開那裡時，彼得遜先生和彼得遜夫人都顯得興致勃勃，很高興的樣子。”作為回應，公訴方宣讀了另一份證詞：“1月8日，下午4點，我，亞特·霍蘭，訪談科麗絲玎娜·塔馬賽提女士……塔馬賽提女士說，當她在彼得遜家時，她沒有看見彼得遜先生。”
奧蘭多·胡德森法官批准了陪審團的請求，允許他們到賽德街1810號實地考察。
據唯一獲准代表媒體參加此次活動的瑞勒市《新聞與觀察》報記者報導，陪審員們分兩組，每組八人，進入現場。樓梯間則是一個一個進去的。有的陪審員走上全部18級樓梯，再走下來。有的只上了一半。有的走到第三級台階處，停下來，回過頭，想像從這個位置摔下去會是什麼樣的情形。有的做揮桿狀，假裝手裡握著那根撥火棍。幾乎每一個人都把自己的眼睛湊近牆壁或地板，查看那些將近兩年前留下的血跡。
某些陪審員認可了被告方的觀點，樓梯間太狹窄，不可能自如地揮動那支35英尺長的撥火棍。而另一些人則以為，卡瑟琳·彼得遜若是從這麼短的距離滾下來，不可能造成那麼大面積和那麼嚴重的創傷。
9月18日，星期四，開庭兩個多月來第一次，關於卡瑟琳·彼得遜命案審判的報導沒有出現在當地報紙的頭版，“它被強勁的'依莎貝爾'颶風吹進了內頁”。由於颶風肆虐美國東南部沿海，法庭被迫休庭一天半。
被告方和公訴方一樣，把他們的“好戲”放在了最後，正所謂“壓軸戲”。
颶風過後的第一個星期一，被告方傳喚科萊·安德森，一位自1999年起經常到彼得遜家幫忙干雜活兒的小伙子。與卡瑟琳的兩個妹妹堪戴絲·冉勃利尼和蘿莉·坎貝爾的證詞相反，科萊說他從未在彼得遜家中看見過什麼撥火棍。
可是後來他又說，卡瑟琳去世後，他和泰德·彼得遜一起去買了聖誕樹擺放在彼得遜家的客廳裡。眾所周知，邁克·彼得遜告訴警方，家裡的聖誕樹是他和卡瑟琳在12月7日買下的，而且，在警方12月10日的現場錄像中，那棵聖誕樹業已豎在了彼得遜家的客廳裡。可見科萊小伙子的記憶力不是那麼可靠。
星期二，被告方傳喚亞特·霍蘭中尉。
戴維·魯道夫手裡擺弄著堪戴絲·冉勃利尼交給公訴方的撥火棍：“這玩意兒真輕巧，是吧？”
“是的，是很輕巧，先生。”
“空心？”
“空心。”
“可以彎曲？”
“有一些柔性。”
“你想沒想過，假如有人拿著這玩意兒擊打另一個人的頭頂——三下、四下、五下——打得很重，把頭都打出了口子，這支撥火棍會怎麼樣？”
“可能會有點變形。”亞特·霍蘭中尉說。
戴維·魯道夫從被告席上拿過一根塑料管，小心翼翼地抽出一支撥火棍，一支一模一樣的撥火棍，只不過，很髒，佈滿灰塵和蜘蛛網，還沾了一些死蟲子。
果然，法庭裡的人們頓時興奮起來，旁聽席上響起一片嗡嗡聲。
“瞧見了嗎？”被告律師顯然對這種戲劇性的效果很滿意，“這是一支撥火棍，對吧？你知道在過去的20多個月裡，它一直呆在什麼地方？”
“不知道。”
“它看上去沒有變形，對吧？”
“沒有變形。”
“也沒有什麼地方凹陷，或扁平，連一丁點兒的彎曲也沒有，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