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萊恩的父親拒絕讓兒子做測謊試驗，這又引起了警方更多的懷疑。麥克繆倫先生說，由於藥物的作用——勃萊恩同時服用四種不同的抗壓抑類藥物——勃萊恩的神經十分脆弱，是那種只要見到警察，沒事也會給嚇出事來的主兒，所有無論他做沒做過壞事，通過測謊儀的可能性極小。
辦案人員得出結論說，這就是一個典型的思維混亂而又自作多情的小伙子遇到一位漂亮姑娘後發生的故事。於是在12月14日晚上，兩位丹尼斯警探找到了法官彼利·密爾施。他們要求逮捕勃萊恩·麥克繆倫的理由之一是，勃萊恩告訴辦案人員，亞蒂安頭部被頭擊傷，這在當時是一個警方不曾公開的事實。另一條理由是，辦案人員問勃萊恩，如果他殺了人，將會把屍體扔在什麼樣的地方，勃萊恩描述的假想地點與真實的案發現場非常相似。
12月15日凌晨2點，密爾施法官簽署了逮捕令。
幾分鐘後，六輛警車悄悄地包圍了麥克繆倫家。那天晚上出動的是警方的特別行動部隊，每個人手裡都端著配備了激光裝置的全自動武器。
“鑑於勃萊恩對亞蒂安所實施的暴行，他被認為是一名危險的嫌疑犯。”警方發言人第二天對記者們解釋說，“我們曾請教過聯邦調查局的專家們，勃萊恩的個性特徵基本符合這類案犯的行為方式，所以應盡快逮捕歸案。因為他的情緒極不穩定，我們告訴行動組的成員不要敲門，否則他可能會狗急跳牆，傷人傷己。”
行動組在凌晨2點30分撞開了麥克繆倫家剛剛掛上聖誕花環的前門。勃萊恩那兩天正患著流感，警察們只往他的肩頭上扔了一件外套，勃萊恩便被戴上手銬，光著腳，穿著褲衩帶走了。在去大草原警署的路上，小伙子嘔吐了兩次。
當曼斯菲爾德的市民們惶惑不安的時候，戴文·格蘭蒙和黛安娜·扎摩拉也同樣驚魂不定。現在，周圍的人們終於鬆了一口氣，這對情侶卻仍然沒有得到解脫。
那天半夜從傑·戈林的房間翻窗出來後，他們即開著黛安娜父親的綠色馬自達車去了扎摩拉家，順便把戴文染了血的牛仔褲扔進路邊的一隻垃圾桶裡。當他們把車泊進車庫時，才在昏暗的燈光下第一次看見噴濺在車裡的亞蒂安的鮮血。戴文趕緊捂著嘴跳了出去，黛安娜看得出來他臉色煞白。
“從此以後，一連好幾個月，戴文都不敢坐進那輛車裡。那段記憶實在是太恐怖了。”黛安娜在向警方的交代中描述道，“所以那天晚上是我洗的車，趁著他在臥室裡睡覺的時候。我讓他進去躺下，因為他完全挺不住了，去衛生間吐了好幾回。”黛安娜洗完車後回到屋裡，“我把他挪到壁爐旁邊的地毯上，我們倆靠著爐火睡了一宿，一宿都在擔心著警察會不會敲門進來拘捕我們。”
警察沒有來。恰克·沙契處長後來談到這樁案子時說：“我一直都對他們講，如果有不止一個孩子參與作案，那案子就肯定破了，因為總有一個孩子遲早會講出來的。”
但在當時，警方沒有考慮到的，或者說，根本想像不到的，是本案的作案人和知情者在地理位置上的分佈。除了戴文，另一名案犯黛安娜住在20英里開外的克羅利市，而且在案發之前從未見過被害人亞蒂安，也不曾接觸過她的朋友們。曼斯菲爾德中學沒有任何人知道戴文和亞蒂安的那段艷遇，戴文只告訴了他的兩個好朋友傑·戈林和約斯福·猶卡沙，他們又都住在柏爾遜市。
“所以，只要他們倆守口如瓶，這個案子對警方來講，就可能永遠是一個謎。”沙契處長說。
然而，戴文和黛安娜並不知道這一點。根據黛安娜的供詞，“此後的幾個星期，我一直吃不好飯，他也是。他始終處於一種極度的緊張狀態，臉色永遠蒼白。我們倆每天都在想，也許今天是我們在一起的最後一天……我記得那段時間，我們經常去教堂，祈求神明的寬恕，更祈求還我們往昔的平靜和安寧，因為我們無時無刻不處於恐懼和罪惡感中。”
戴文遭遇的壓力更大。如果亞蒂安之死在孩子們中間造成了一場地震，他便是處於震中地區。在曼斯菲爾德中學，“他們在大廣播裡宣布了這件事，我的同學們全都在談論著這件事。不論我走到哪兒，不論我朝哪個方向張望，都能看見孩子們在哭泣，或者只是站在那裡發呆。而我知道，我便是導致所有這一切的罪惡之源。……我在精神上倍覺煎熬。與之相比，空軍官校的新兵訓練簡直就如同在公園裡散步。我從來沒有感受到過那麼深重的愧疚”。
很快，周圍的人們也察覺到了戴文和黛安娜的變化。戴文在學校裡“變得更寡言，總是一副心情沉重的樣子，幾乎不和任何人交談，幾乎是自我封閉了。但大家都沒有往別處想，以為他也是受到了驚嚇，極度悲哀。不過他從沒跟人談起過”。一位同學回憶說。
亞蒂安的好朋友愛波兒·格羅曼在藝術課上畫了一張亞蒂安的畫像，她拿給戴文看。 “畫得不錯，愛波兒。”戴文只說了一句。
當戴文和黛安娜在一起的時候，“他總是用兩隻胳膊環繞著她，好像生怕她逃掉了似的。”黛安娜的一位親戚說，“兩個人彷彿互相包裹掩蓋著對方。”
“只要有戴文在場，你簡直就不可能單獨和黛安娜說話。”另一位親戚說，“聖誕節那天，她帶了他來參加我們的聚會。我想對黛安娜說我們愛她等等，你知道，就是逢年過節的那一套。最後好不容易有個機會單獨和她在廚房裡，剛講了沒兩句，戴文就進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