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戚們當時都以為，這不過是這對情侶表達愛情的方式。
麥克繆倫一家也備受著煎熬。他們從渥茲堡為勃萊恩請來律師理查德·派司，不久，便從律師那里傳出話來說，所謂勃萊恩·麥克繆倫談到用頭砸傷亞蒂安的頭部，實際上只是在重複辦案人員的問話。
另一方面，警方也始終無法從勃萊恩口中獲得他們想要的“交代”。他們將小伙子關進大草原警署的禁閉室，那是一個只有2米高，2米長，12米寬的小房間。沒有床，沒有毯子。水泥地中央挖一個坑就算是犯人的馬桶。據勃萊恩後來說，禁閉室的牆上遍布乾涸的口痰、鼻涕、血跡，以及嘔吐的穢物，電燈24小時通亮。按照有關規定，被懲罰犯人在這種地方關閉的時間不得超過兩小時，但勃萊恩在那裡度過了整整四天。四天裡頭，他甚至沒有足夠的水服藥，還經常挨餓。然後看守就對著門上的小窗口說，如果你承認自己是殺害亞蒂安·瓊斯的兇手，我們就給你漢堡包和炸薯條，或是睡覺的床墊子。辦案人員也不允許勃萊恩給家裡打電話。當小伙子要求請律師時，警察們說，如果你是無辜的，就用不著律師。
至此，專案組唯一的指望就是那輛鈴木牌卡車了。在勃萊恩被捕的同時，警方也拖走了他的車，以查找種種亞蒂安曾在車上的證據：發毛、衣服上掉下來的纖維、甚至血蹟等等。待勃萊恩在監獄裡孤零零地過完了聖誕節和新年，查驗結果出來了。泰蘭特地區犯罪現場實驗室宣布，他們沒有在鈴木牌卡車和麥克繆倫家中發現任何與本案相關的線索，也沒有搜到作案工具，如手槍、子彈或頭類重物。
同時，理查德·派司與有關方面接洽，為勃萊恩安排了一次測謊實驗，小伙子順利地通過了，並且如地區檢察長辦公室主持本案的助理檢察長亞倫·列維所指出：“他不是勉強通過，而是差不多完全通過……我們問了他三個非常具體的問題……我相信，勃萊恩·麥克繆倫與亞蒂安·瓊斯命案毫無關聯。”
就這樣，在美國人闔家歡樂的聖誕節長假期被囚禁了三個多星期後，勃萊恩·麥克繆倫的案子於1996年1月7日撤訴。
但辦案人員們對檢察長辦公室的決定不服，他們堅持認為勃萊恩·麥克繆倫就是本案的真兇，堅持對勃萊恩的調查將繼續進行。勃萊恩的律師理查德·派司聞聽此言後據理反駁道：“沒有任何證據指向我的委託人……警方在本案調查中的所作所為粗劣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如果大草原警署確實希望有朝一日在法庭上見到勃萊恩·麥克繆倫，那便是作為被他起訴的對象——非法逮捕和侵犯名譽。”
亞蒂安·瓊斯謀殺案從此逐漸降溫。到1996年5月，當地的報紙上幾乎再也看不見任何關於本案的報導或文章，仍在孤軍奮戰著的，只有受害人的母親琳達·瓊斯。她打電話給《沃斯堡星報》說：“我感覺警方已經走進了死胡同，他們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他們找到了殺害劫夫·多利特的兇手（1996年3月的案子——筆者註），他們抓到了那麼多的殺人犯和搶劫犯，比如那個出租汽車司機，為什麼就抓不到殺害我女兒的兇手？這個案子有什麼特別嗎？有什麼與眾不同嗎？安迪·可林的案子（發生在同年2月的謀殺案——筆者註）兩天就破了，為什麼我們的案子就始終破不了？”
和所有的母親一樣，琳達·瓊斯也有無窮無盡的懊悔和自責：“直到警察向我了解情況，我才發現，我不是一個稱職的母親，我對自己的孩子竟有那麼多的'不知道'。儘管我關心著亞蒂安生活起居衣食住行的每一個細節，但我卻不知道她每天都在和什麼樣的人交往，不知道她的朋友們都是誰，不知道她課餘和周末都在幹什麼，甚至不知道她有什麼樣的業餘愛好。”
琳達·瓊斯開始懷疑大草原警署對此案的重視程度和破案能力，“如果現場往這邊挪動兩個街區，案子就應該交由曼斯菲爾德警署辦理。……僅僅兩個街區！也許結果就大不一樣了。曼斯菲爾德的警察了解我們，因為他們也是這個社區裡的成員。而且，所有的公眾壓力都來自曼斯菲爾德，大草原警署實際上是感受不到的。”
事到如今，大草原警署也有了同感，恰克·沙契們甚至希望他們壓根兒就沒有接手過這樁案子。 12月15日勃萊恩·麥克繆倫被捕以後，丹尼斯·克萊和丹尼斯·梅耶就不再到曼斯菲爾德警署上班，現在小伙子被釋放了，兩位警探也沒有打算要搬回去。他們只是每週一次和曼斯菲爾德的同行們討論一下案子的“進展”，而更多的時候，則是討論案子的“沒有進展”。
琳達·瓊斯相信這個謎團的答案應該是在曼斯菲爾德，“亞蒂安是曼斯菲爾德人，她的朋友們都在曼斯菲爾德……我敢打賭，假如有朝一日真兇落網，他一定是她認識的人。但是直到現在，那個人還在大街上逍遙，還沒有受到應得的懲罰。……但願罪惡感能將他的靈魂活活吞噬。”
這篇電話採訪發表在《沃斯堡星報》上，戴文·格蘭蒙讀到了。他後來說，從那時起，琳達·瓊斯的最後一句話就浸透在他的骨子裡，令他晝夜不寧。
很快，扎摩拉家的親戚們便感覺到，戴文和黛安娜的形影不離並不只是愛情使然，他們好像有意要避開眾人，或者說，戴文一直在監視著黛安娜，不許她與外人接觸。不過，一直到後來，親戚們才領悟到了戴文此舉的真正意圖和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