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審團的答案是1973年9月。那個月，食品機械廠封掉了一條工人們經常倒化學廢液的排水溝。陪審長羅伯特·福克斯後來說，審議期間，陪審員們始終無法確定這個日期。直到最後一天的早晨，是他首先想到了1973年9月，其他的陪審團成員也就附和著填上了。但是如此一來，沃伯恩的三個孩子便被罰出了局：吉米·安德森，邁克·佐納和凱文·卡恩，他們都是在1973年9月以前被診斷出白血病的。也就是說，根據陪審團的這一項裁決，這三個孩子及其家人都得不到賠償。
當然，感覺沮喪的也不止簡恩·希萊曼一個人。那天紐約股市收盤的時候，W·R·格拉斯的股票跌掉三個點。詹蒙·戈登算了算，相當於155萬美元。
“如果明天的《華爾街日報》說我們贏了，我就相信我們真的是贏了。”詹蒙停了停，又說：“但不知怎麼的，我一點也沒有贏了的感覺。”
簡恩·希萊曼和他的同事們圍坐在事務所的會議桌旁，他們必鬚麵對現實，認認真真地盤算下一步的計劃。
“我對這個陪審團已經不抱任何希望了。”心直口快的比爾·克諾利嚷嚷道，“趁著還沒把臉面丟盡，趕緊找W·R·格拉斯談判。”
其實簡恩也有這種想法。這樁他原本以為可以成為環保史上的里程碑的案子，可以為他和他的事務所帶來財富和聲譽的案子，一轉眼又變回到了一樁普普通通的傷亡賠償案。
詹蒙·戈登說，他剛剛提出了他們幾個人的退休儲蓄金，如果能精打細算，又不出任何意外的話，也許還可以撐上三個月。他不懂法律，但是他們目前的經濟狀況已經不允許他們打持久戰。無論用什麼方法，只要能速戰速決就行。不過，詹蒙說，有一點他是懂得的，即使是山窮水盡，也不可以讓對方看出了他們的窘相。要拿出一副底氣十足的派頭，讓人家覺得他們真的是實力雄厚，準備把這場官司一直奉陪到底。至於索賠額，他認為1500萬美元比較合適。 “你們看呢？”詹蒙用目光依次掃過眾人，最後落在他左手邊的湯姆·凱立身上。
“我同意，1500萬。”湯姆說。
“我也同意。”比爾說。
輪到簡恩，他猶豫了一下：“2500萬。”
最後一位是凱文·康威，他說：“1000萬。”
“莫名其妙！”簡恩跳將起來，比手畫腳，唾沫飛濺，“至於嗎，你，至於那麼驚慌失措嗎？你以為我們已經窮途末路，到了，啊，隨便抄一把什麼撒腿就跑的地步。真他媽的莫名其妙！”
“不是這樣的，簡恩，你聽我說。”凱文試圖讓他的朋友平靜下來，“現在的情況和以前不一樣了。我們的當務之急應該是讓這個事務所生存下去……說句心裡話，我把你們看得比我的老婆孩子還重要，因為我的家庭是要指靠著這個事務所的。”
第一次會晤的地點在古典而雅緻的霞飛飯店。 W·R·格拉斯的執行副總裁兼法律顧問，也是哈佛法學院畢業生的阿爾伯特·猶斯蒂專程從紐約飛來波士頓。阿爾伯特今年65歲，應該和司肯納法官、杰羅·費歇爾等是前後屆的。
根據他們事先商量的結果，簡恩們將索賠額的範圍定在1000萬至2500萬美元之間，但開價3500萬，以便留出讓對方殺價的餘地。
“這個價碼是高了點，”阿爾伯特說，“但是我們總得從某一個數額開始。”他說他將把原告方的方案提交下週四召開的董事會議討論，如果簡恩們願意的話，可以在下週五赴紐約進行第二輪的談判。
星期四下午，簡恩一行人到了紐約。他們果真打腫臉充胖子，派頭十足地在機場叫了禮賓車，又住進了每晚房費850美元的赫爾姆斯大酒店。第二天，他們從阿爾伯特嘴裡聽到了一個毫無商量餘地的報價：660萬美元。阿爾伯特說：“要，就拿走，不要，就留下（Takeit，orleaveit）。”
“他甚至沒有留我們吃午飯！”簡恩一回到酒店的房間就氣哼哼地說。
湯姆·凱立用了一種息事寧人的口氣：“往壞處想，這個價確實比我們的底線還低，但是往好處想呢，每個家庭平均將近一百萬。”
簡恩臉紅脖子粗地較著勁道：“有那麼多嗎，啊？刨掉我們300多萬的花費，再刨掉我們40%的提成。你讓我空著雙手去沃伯恩怎麼見人？哦，就對人家說：'衷心感謝你們的信任'？”
詹蒙·戈登一邊敲著手裡的計算器，一邊說：“我們的費用實際上是200萬，因為前面還有過聯合第一制服廠的150萬。所以每家人家拿到手的應該是25萬，而且不用繳稅。”
“25萬對他們來講已經不算少了。”凱文·康威也插了進來，“你不是前兩天還在說，冬娜·卡能連從波士頓到沃伯恩的出租車都捨不得坐，愣是在車站等了一個多小時，坐長途汽車回去的嗎？”他指的是陪審團裁決的第二天，應美國廣播公司的邀請，簡恩和冬娜專程去了一趟紐約，接受早間電視新聞節目《早安，美利堅》採訪的事。凱文又說：“贏也好，輸也罷，我們都必須盡快結案。五年前我就給你講過，這個案子是一個黑洞。你難道還看不出來，現在不光是你，我們所有的人都陷進了這個黑洞。我們一天不從這個黑洞中跳出來，我們就一天不能向前走。”
簡恩說：“其實我比你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更希望能盡快結案，但像這種結法，我接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