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幾天的庭外辯論，最後由司肯納法官總結為對兩方被告的四個相似的問題，每個問題雖然都只有一個句子，但其中卻包含了若干的分句、從句和逗號等等。譬如第一個問題：
綜合考慮雙方向法庭提交的證據，你是否認為，在1968年8月27日以後，比卻斯集團的下屬企業在它所擁有的土地上排放了三氯乙烯、四氯乙烯和/或1，2，反式二氯乙烯，並且，這些化學污染物在1979年5月22日之前對G號井和H號井造成了污染？ （請對問題中的三種化學污染物分別作出回答。）
因為傑克·瑞勒在法庭上作證時說，他本人是一直到1968年8月27日，他自己請的工程隊鑿地鑽井時才知道，J·J·瑞勒皮革廠的地下水位因G、H二井抽水而下降，司肯納法官因此而要求陪審團不必考慮皮革廠在1968年以前的行為，也不必考慮原告方提交的有關1968年以前的種種證據，如州衛生部工程師A·C·博爾得1956年7月12日的報告，因為“不知者不為罪”。對於W·R·格拉斯公司，這個日期是1964年10月1日，即G號井首次啟用之日。也就是說，兩家公司在這些日期以前對自己的地盤、從而對地下水造成的污染統統不算數，因為他們並沒有如簡恩·希萊曼在他的開場發言中所指控的那樣：“這些大公司，他們明知道他們在做些什麼，他們也明知道他們這樣做會禍及他人，但是，他們卻照做不誤。”
可以想像，面對這樣的八個問題，陪審團很難在短時間內作出裁決。有記者後來評論這些問題“就像是有人把它們從英文翻到了日文，又從日文翻回到英文”，晦澀難懂自不必說，連念起來都很費勁。
而簡恩·希萊曼更是覺得，他前後花了將近三年的時間，嘔心瀝血、傾家蕩產準備的案子，如今已被幾個將法律玩弄於股掌之上的法庭老手搞得支離破碎，面目全非。先是司肯納法官劃分的兩個階段，然後是杰羅·費歇爾在法庭上的一連串“抗議”，現在又是這些個莫名其妙的問題……天知道接下來還會出現什麼樣狀況？
更重要的是，陪審員們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看到這個案子的全部，沒有看到那些真正的原告或受害者們，他們能作出什麼樣的裁決？
有生以來第一次，簡恩感到力不從心，感到束手無策。簡恩變得不自信了。
7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六，早上8點半，簡恩·希萊曼被一陣電話鈴聲吵醒了。對方自稱是一位警察，說簡恩已拖欠保時捷跑車的銀行貸款數月，除非他能馬上付清欠款9203美元，否則這位警察將在半小時內登門收車。
簡恩這才想起來，詹蒙·戈登幾個月前曾經給他說起過這件事。他趕緊給詹蒙打電話，沒有人接。
警察準時摁響了門鈴。簡恩帶他到了車庫，又將車鑰匙交到他的手上，然後自覺地站在一旁。警察很熟練地掏出一把改錐旋下牌照，又抖開一條綠色塑料垃圾袋收拾屬於簡恩的個人物品。在保時捷的後座上，警察看見一疊法律文件，封面上寫著“安妮·安德森等訴W·R·格拉斯公司等”的字樣，他把文件也撿進了垃圾袋裡。警察是一個沉默寡言的漢子，經驗告訴他，在執行這類公務時，沒有多少人會對他表示出熱情，但他還是按捺不住地好奇：“你是律師？”
簡恩點點頭。
“這是你的案子？”
簡恩又點點頭。
警察說，他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電視訪談節目《60分鐘》裡看見過這位安德森女士。警察把垃圾袋遞給簡恩，請他在一張單子上簽了字，然後很費勁地把自己的大塊頭塞進駕駛座裡，點火，換擋。警察抬眼看著簡恩，搖搖頭：“挺棘手的吧，這案子？”
簡恩笑了笑。
“那就，祝你好運了。”
保時捷拐過街角，消失了。簡恩對自己說：來得容易，去得容易（Easycome，easygo）。
兩天后，傳出話來，說經過兩個星期的審議，陪審團終於作出了裁決。
簡恩·希萊曼趕到法庭時，眾多的記者們已經先他而到。司肯納法官展開陪審長交上來的一張條子，看了一陣，然後非常鄭重其事地宣佈道，所有的陪審員都對比卻斯集團的第一個問題作出了否定的回答，所以，比卻斯集團在本案的第一階段勝訴，不必再參與第二階段的庭審。按照四個問題的設計，如果陪審團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則不必考慮後面的三個問題了。
杰羅·費歇爾立時綻開了滿臉的笑容，簡恩則把臉深深地埋進手掌中。
“至於W·R·格拉斯公司，陪審團對第一個問題中的三氯乙烯回答'是'……”司肯納法官依次念完所有的答案，最後說：“所以，對W·R·格拉斯公司的審理將繼續進行。”和幾位律師商議之後，法官暫時將第二階段的開庭日期定在9月15日，並要求律師們在9月5日那天來法庭見他。
簡恩依然一臉愁雲。這一個星期以來，他一下子蒼老了10歲，頭髮也變得花白了。臨分手時，司肯納法官試圖安慰他。他拍拍簡恩的肩膀，說了一句諺語：“有半袋麵包總比沒有強，是吧？”
簡恩勉強點點頭：“是。”心裡卻想，其實連半袋麵包也沒有。對於W·R·格拉斯公司的第四個問題：
綜合考慮雙方向法庭提交的證據，你認為，在第三個問題中敘及的污染從何時（同樣，請給出具體的年份和月份）開始是由於該公司的不負責任和明知故犯造成的？